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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問題的討論
    2021/11/30 8:12:30  點擊率[854]  評論[1]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民主與法制》周刊2021年第43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編者按:2021年6月1日,大幅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日正式實施。《未成年人保護法》注重保護,從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等多環節完善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障體系;《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則注重預防,采取教育、干預、矯治、幫教等多種措施,全方位地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這兩部法律既是對近年來發生的多起深深觸痛公眾神經的低齡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的立法回應,如去年4月安徽郎溪12歲男孩兒殺害10歲堂妹并棄尸野外、2019年10月大連13歲男孩兒殺死同小區女童僅僅被收容教養三年等觸目驚心的案例,也是與《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至12周歲的規定相銜接。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這一話題,在民眾、學者當中引起了持續而廣泛的討論:究竟是在何種背景下對刑事責任年齡制度進行修改?是否應當贊成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如何理解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適用條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之后需要如何完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這些問題均有待討論和厘清。本期選取胡云騰、曲新久、劉艷紅、羅翔等學者論述,以問題焦點為脈絡,帶著讀者一起深入討論關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有關問題。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國語境中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內涵豐富,特色鮮明,具有深厚的道德底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道德底蘊,集中體現在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德才兼備的法治隊伍,營造崇德向善的法治環境等系列重大論斷上。實施良法善治,弘揚美德義行,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神髓。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應該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公民道德建設,促進社會文明進步,進一步增強社會主義法治的道德底蘊。
      【中文關鍵字】刑事責任年齡問題;未成年人保護制度
      【全文】

        問題一: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修改的背景
       
        曲新久: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
       
        曲新久教授回顧了我國原有刑法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為14周歲的原因,即考慮到全國未成年人的生長發育年齡和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例如處于亞熱帶氣候的珠三角地區,不僅氣候濕潤宜人,經濟發展水平也很高,就那個地區未成年人生長發育情況來看,無論生理還是心理發育都會早于一些北方地區。北方地區就其氣候來說,一般不會促進兒童提早生長發育。而作為國家的基本法律,刑法的規定有其充分考慮,在參考國外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年齡規則的同時,再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和發展水平,綜合考慮后認為,14周歲以后的兒童才有足夠辨別能力,才能承擔刑事責任。
       
        但是曲新久教授也注意到未成年人犯罪呈現出低齡化的趨勢,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經濟迅速發展,新事物不斷涌現,網絡科技觸手可及,讓未成年人在擴大視野的同時,也提早接觸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就拿網絡游戲來說,雖然能起到一些益智功能,但有些游戲充斥著暴力、血腥等不健康內容,對心智發育不夠成熟的未成年人來說,可能會模仿。另一方面,不同未成年人群體具體情況不同,例如留守兒童,要考慮到教育監護的問題。而每當近年來有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了令人發指的犯罪,諸如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奸淫并殘忍地殺死幼女,未滿13周歲的未成年人殺害并分尸自己的母親,12周歲的小女孩兒將2周歲的小孩兒自高樓上拋下,公眾要求降低責任年齡的“呼聲”便會如期出現在媒體或者社交網站上。
       
        羅翔:域外立法提供了修法借鑒
       
        羅翔教授考察了域外的立法背景:在世界范圍內,有關刑事責任年齡,大致有樂觀主義和現實主義兩條道路。樂觀主義崇尚建構理性,對人類理性充滿自信,認為法律應當設置一個標準化的責任年齡。標準之下就推定沒有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這種立場認為孩童本性純良,可塑性很強,因此對待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應以矯正為主。現實主義推崇的是經驗主義,它認為設置一個標準化的責任年齡太過武斷,整齊劃一的法律理性并不能適應無窮變化的社會現實。同時,現實主義認為包括孩童在內的一切人內心都有幽暗的成分,刑罰無力改造人性,它的第一要務是對罪行進行懲罰而非對犯罪人進行矯正,對待未成年人也是如此。
       
        大陸法系傾向于樂觀主義,其代表性國家是德國和意大利。這些國家的刑法和我國一樣,認為不滿14周歲沒有刑事責任能力,對任何犯罪都不負刑事責任。不同的是,這些國家規定了完備的少年司法制度,對于14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適用專門的少年司法審判制度。
       
        普通法系則以現實主義居多。普通法最初有無責任能力的辯護理由,不滿7周歲的兒童被推定沒有犯罪能力,這個推定不容反駁。但7周歲以上不滿14周歲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無犯罪能力的推定可以反駁,如果公訴機關可以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行為人能夠理解自己的行為的意義知道是非對錯,那就要承擔刑事責任。隨后,許多普通法系國家拋棄了這種辯護理由,如美國有35個州沒有設置任何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從理論上來說,在這些地區,任何年齡的人犯罪都要負刑事責任。其他十五個州,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從6周歲到10周歲不等。英國也放棄了這種辯護理由,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這兩個司法區,其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10周歲,不滿10周歲的兒童不負刑事責任。但是在蘇格蘭司法區,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則是8周歲。
       
        2007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曾經建議各締約國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至少規定為12周歲,但許多國家都沒有聽取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建議。有些國家甚至還準備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比如菲律賓的立法機關就考慮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從15周歲降至9周歲。
       
        問題二:是否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曲新久: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具有現實意義但也破壞了刑法剛性和穩定性
       
        曲新久教授認為,《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7條中增設第3款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也導致了刑法的剛性和穩定性遭受破壞。其展開論述如下:
       
        第一,滿足了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輿論需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從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存在。20世紀在紙質傳媒的背景下,基本上沒有成為嚴重的輿論問題。當今信息社會,這種輿論“呼聲”被以光速傳播并放大成“怒潮”。終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二次審議稿時,對這一“社會重大關切”作出回應,并最終確定將負刑事責任年齡從14周歲降低到12周歲。其實,刑法修正案不少條文的出臺均會有此種情形,而在第17條中增設第3款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尤為典型。盡管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的人故意殺人、重傷案件很少,但是立法者還是為了回應輿論關切而降低了刑事責任年齡。
       
        第二,表明了刑事司法對于罪刑法定原則最后堡壘的長期堅守。曲新久教授指出,我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具有抽象性與相對性,但是刑事責任年齡(14周歲、16周歲、18周歲)屬于刑法明確性之剛性規定,已滿14周歲、16周歲、18周歲除了是指生日當日還是次日這一問題需要明確外,幾乎沒有其他解釋的空間和可能,而此問題一經解決,刑法的明確性、具體性便不再是問題。20世紀80年代就有司法機關呼吁追究即將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罪等重罪的刑事責任,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始終沒有“松口”,守住了罪刑法定的底線。《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刑法》第17條第3款,為追究未滿14周歲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在立法上松綁,罪刑法定的最后堡壘后移至更少受到沖擊和挑戰的領域。
       
        第三,刑法剛性與穩定性“破功”。14周歲、16周歲以及18周歲的確立,是1979年《刑法》立法者基于歷史、文化、習俗等多方面考慮,并參照各國立法經驗所作的規定,是立法假定,其與現實案件相沖突是自然的。當出現這種沖突,也就是說,當未滿14周歲的人實施了惡性殺人犯罪而不被追究刑事責任時,公眾的“法感情”會難以接受。但是,尊重法律的剛性,而不是激進地修改法律,有助于維護并彰顯法律的穩定性,進而培養超越“法感情”的寬容精神與“法理性”。盡管從刑法條文來看,降低相對責任年齡到12周歲有四個條件限制,但是負刑事責任的年齡從14周歲降低到12周歲,刑法的剛性和穩定性被打破是不言而喻的。我國并不是“福利國家”,幾乎也沒有“福利刑罰”的觀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懲罰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犯罪人,肯定是刑罰懲罰而不是“福利”。所以,降低絕對刑事責任年齡而導致刑法剛性和穩定性遭受破壞之弊,也許不能通過辯證思維得到安慰與消解。
       
        劉艷紅: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不利于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
       
        劉艷紅教授提出,《民法典》總則編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由民法通則所規定的10周歲下調至8周歲,這一下調雖然并未為刑法中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變或不變提供直接依據,但卻為深入思考刑事責任年齡制度背后的人本價值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促進刑法對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是否實現了以人為本的反思。劉艷紅教授考察了刑事責任年齡制度背后的法理,立足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認為刑法不應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標準。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犯罪,其本質是以民法思維代換刑法邏輯,是對刑事責任年齡制度背后法理的根本性誤解。從民法行為能力制度與刑法責任能力制度的差異來看,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欠缺法理依據。民法下調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未成年人的年齡是基于適齡兒童對部分民事活動有足夠的認知能力,并以此構成了行為有效的合法性依據。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則表明,只有“具備識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并在行動中具備自我控制能力,才能要求其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它體現的是中華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刑法之所以不處罰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是由于他們沒有“認識應受處罰性所必要的判斷力”。不能以民法中“未成年人民事行為能力低齡化”的命題替換刑法中“未成年人刑事責任能力低齡化”的命題,否則就混淆了民法行為能力年齡和刑法責任能力年齡不同的規范意義。
       
        其二,民法下調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未成年人的年齡和刑法不應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標準最終殊途同歸,即皆從各自的角度實現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人本思想。民法的目的是為了塑造市民經濟社會的自治生活,《民法典》總則編下調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未成年人的年齡標準,是為了讓更多的未成年人以健康和正常的方式,獲得民事活動的機會與自由便利,這正是對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則的充分實現。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未成年人的年齡標準從10周歲下調到8周歲,可以實現在最大人群范圍內保障未成年人作為法律主體的地位及其權利行使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刑法的目的是為了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由于“青少年特別易玷污名烙印”,加之我國沒有前科消滅制度,刑法如果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則會使更多的未成年人成為犯罪人,更多的“國民的自由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這違背了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則。在刑事領域,針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規定:“在承認少年負刑事責任的年齡這一概念的法律制度中,該年齡的起點不應規定得太低,應考慮身體情緒心智成熟的實際情況”,應“盡量減少少年司法制度進行干預的必要,減少任何干預可能帶來的害處”,而這也正是刑法謙抑性的體現。如果我國刑法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則意味著對更多未成年人自由的干預,這是違背最少司法干預原則的,同時也違背了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則。
       
        羅翔: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羅翔教授區分了現實主義與樂觀主義兩種關于人類本性和刑罰本質的看法,認為樂觀主義所持的人道主義刑罰理論拋棄了刑罰的報應觀念,將懲罰看成改造罪犯的一種手段,客觀上為權力的擴張開啟了方便之門,使得權力可以披著科學的外衣我行我素。人道主義很容易因著對人類的抽象之愛,而放棄對具體之人責任。主張未達法定責任年齡的孩子不負刑事責任,這看似對兒童的關愛,但它卻放棄對被害人的保護之責。現實主義則基于對理性萬能的警惕,對人性幽暗的洞察,其立足現實的觀點,雖然難以博人眼球,但卻更加務實。
       
        而中國的刑事立法自覺向大陸法系靠攏,在許多的立法設計上都有樂觀主義的傾向。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以前,以14周歲作為有無刑事責任年齡的標準當然整體劃一,便于操作。在法律上推定不滿14周歲沒有是非對錯的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這種法律邏輯清晰明了。咄咄逼人的邏輯論證自有一種蠱惑人心的力量,但是人類從未完全居住在邏輯論證之中,塵世中的萬物,許多無法為人造的邏輯所涵蓋。在人類歷史中,削足適履的邏輯命題曾經給人類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非邏輯。”與其生活在強有力邏輯推導的法律命題之下,毋寧生活在前人經驗積累的法律之中。如果經驗事實不斷地證明法律邏輯存在問題,那么這種邏輯命題就值得修正。從當前多起孩子實施殺人等嚴重犯罪的案件來看,認為他們缺乏是非對錯的辨認能力或控制能力的法律邏輯很難服眾。
       
        因此,羅翔教授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從理論上來看,對于故意殺人這種重罪,任何年齡階段的人都應該承擔刑事責任。刑罰無法改造人性,它只能遏制邪惡,對于兒童也是如此。對于犯下滔天罪行的兒童,即便可以教育矯正,也必須在懲罰的基礎上進行改造。當然,羅翔教授也指出,在當下取消刑事責任年齡的提議可能很難被接受,但是至少可以將刑事責任年齡降低至12周歲。12歲的孩子對于是非對錯已經存在基本的認識,很難說他們不知道殺人是一種嚴重的罪行。《民法典》總則編已經將原《民法通則》中的無民事行為能力年齡從10周歲下調至8周歲,這正是考慮了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刑法也不能固守法律的邏輯命題,而必須迎合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就此而言,《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調整至12周歲,正當其時。
       
        問題三:如何理解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適用條件
       
        胡云騰: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適用條件的解讀
       
        胡云騰大法官對《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之理解與適用,展開了詳細的討論:
       
        一是“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含義。胡云騰大法官深究了立法本意,認為這里應當是指實施故意殺人或者重傷行為,這兩種行為不一定非定該兩種罪不可。
       
        二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認定。如果低齡未成年人故意實施殺人行為,必須是殺人既遂即致人死亡才能追究刑事責任,殺人未遂即使造成被害人重傷的,依法也不應當追究。如果低齡未成年人實施的是故意傷害行為,那么,追究其刑事責任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有“特別殘忍手段”,所謂“特別殘忍手段”,就被害人而言是極其痛苦的手段,從旁觀者看是令人發指的手段,從行為人看是故意折磨被害人的身體以滿足其取樂乃至畸形變態心理的手段。第二個條件是必須造成被害人嚴重殘疾,這里的嚴重殘疾是指構成重傷以上的身體終身殘疾,也可以說是難以治愈的殘疾,如果是較輕的殘疾或者能夠治愈的殘疾,則可以不予追究,以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三是“情節惡劣”的認定。參酌理論與實務界對刑法其他條文中規定的“情節惡劣”的理解和本條的特定含義,胡云騰大法官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去把握。第一是從低齡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性上去把握。如果低齡未成年人頑劣霸凌、多次欺凌他人甚至屢教不改的,一旦有上述兩種行為,就可以追訴;如果是被人欺凌后忍無可忍而實施殺人或者傷害行為的,一般就不屬于情節惡劣。第二是從社會影響的角度去把握。如果一個低齡未成年人的殺人行為或者傷害行為造成極為廣泛的社會影響的,就可以視為情節惡劣。第三是從后果上去把握。如果造成多人死傷的,或者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父母等尊親屬的或者殘害嬰幼兒的,則都可以視為情節惡劣。
       
        四是“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的解讀。胡云騰大法官認為這一程序設計,既有嚴格限制檢察機關追訴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考慮,也有立法機關賦予最高檢察機關統一此類案件追訴標準的意思。具體來說:第一,此類案件統一由市一級的人民檢察院追訴為宜。第二,下級檢察院應當逐層上報至最高人民檢察院,上一級檢察院即省一級檢察院有責任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把一道關,構造一個層層把關、逐級核準的司法程序。如果省級檢察院認為不應當追訴的,可以直接否決下級檢察院的意見,把案件發回撤銷,沒有必要再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第三,考慮到追訴標準的統一也包括量刑建議的統一,而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刑罰裁量又有從輕處罰和減輕處罰之分,故如果下級檢察院在報請最高檢核準時能夠同時報送一個有幅度的量刑建議,應當是更有利于追訴標準統一的要求。第四,司法機關在追究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時候,可以考慮規定:“對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民檢察院一般不得提出適用無期徒刑的量刑建議;人民法院一般也不得判處無期徒刑。”從而體現對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彰顯刑法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寬容精神和謙抑理念。
       
        曲新久:嚴格限制解釋“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的具體范圍
       
        曲新久教授比較了《刑法》第17條第2款與第3款,并認為第3款對于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承擔刑事責任規定了更多的限制性條件。所以,解釋《刑法》第17條第3款規定的“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之具體范圍,必須采取比第2款更為嚴格的限制解釋,而不是相反。如果僅僅從“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字面規定上看,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也是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的。但是,如此解釋過于擴張了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的相對刑事責任范圍,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和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貫刑事政策。
       
        具體來說,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傷害罪,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應當負刑事責任;犯故意殺人罪,即使是未遂,若是符合“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條件的,也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犯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的,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曲新久教授進一步對《刑法》第17條第3款的語句進行了澄清。從字面上看,《刑法》第17條第3款第二句中的“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分別均與第三句“致人死亡”和“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相對應。但是,如此閱讀刑法條文,無疑會導致《刑法》第17條第2款與第3款前后兩款之間的明顯不協調,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其實,《刑法》第17條第3款的正確閱讀方法是:在第二句中,以頓號為標志的“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兩個選項,分別與第三句以“或者”為標志的前后兩個選項相對應。也就是說,犯故意殺人罪對應“致人死亡”,犯故意傷害罪對應“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如此閱讀《刑法》第17條第3款,才真正符合立法者的原意。在此基礎上,基于罪刑相當原則的要求可以推理得出結論:故意殺人未遂,屬于“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也是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罪行。為了節約文字,立法者將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兩種罪行,使用頓號、“或者”簡約地規定在一個條款之中,司法者在閱讀理解時必須基于刑法基本原則和相關刑事政策準確還原立法者原意,而不是僅僅看到一種錯誤的字面讀法。
       
        問題四: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之后需要如何完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
       
        曲新久:設立以福利性為主兼具懲罰性和強制性的專門矯治教育機構
       
        曲新久教授暢想,《刑法修正案(十一)》改“政府收容教養”為“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育”,為實踐設立“專門矯治教育機構”預留空間,亦即未來可以通過立法,設立以“福利性”為主兼具“懲罰性”和強制性的“專門矯治教育機構”。當然,這樣的刑法規定也具有相當的靈活性,目前已有的“專門學校”(前身為工讀學校)等專門教育機構,也許可以承擔此項工作。當然,這也許會遭到專門學校學生家長的抵制,以及校方對于編制、經費、人員待遇、警戒措施等實際問題的糾纏。最簡單的辦法也許是,在少年犯監獄中特設專門矯治教育場所,借助于少年犯監獄的警戒和強制設施措施,滿足專門矯治教育的強制性需要,這需要繼續觀察和探索。就此而言,《刑法修正案(十一)》改“收容教養”為“專門矯治教育”,一個明顯的意義在于,彌補了一個“漏洞”:由于廢除勞動教養所造成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滿16周歲而不予以刑事處罰的,實際上處于無處安置的“脫管”狀態。
       
        劉艷紅:邁向理念多維與制度創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制度
       
        與《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涉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矯正方面進行較大修改,即有條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將收容教養措施正式變更為專門矯治教育的立法動向相適應,《未成年人保護法》經過大幅擴充修訂正式通過,強調在司法領域貫徹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則,完善賦權以加強福利保護;同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經過較大修訂通過,進一步貫徹前置預防理念,創新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分類預防措施力求形成實效體系。劉艷紅教授指出,這些大規模法律完善不僅是法網密織意義上的局部制度修補,背后更體現了刑事司法領域未成年人保護專門理念的進一步厘清與更新。長期以來,受限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附屬性背景、社會重刑主義傳統意識與刑事追責的需求,刑事司法領域的未成年人處遇保護理念陷入處刑追責與去刑保護的狹隘兩極化刑事政策爭論之中,刑罰輕重似乎成了主要的判斷刑事領域未成年人保護程度的指標。雖然司法實踐中探索了前置處遇、社會化支持、階梯式量刑等多維度未成年人保護機制,但受限于統攝性法律保護理念非此即彼的兩極化局限,刑事司法領域的未成年人法治保護一直進展緩慢。2020年相關立法正是針對這一基礎理念的難題,進一步科學區分未成年人犯罪與未成年人受害的相異情境來確定不同的保護原則、分級分類樹立各自明確的多維保護理念,并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設置。
       
        在此基礎上,劉艷紅教授進一步提出,要在“最有利未成年人保護原則”的前提下,確立罪錯未成年人司法處遇的保護理念:從分級科學處遇、優先前置賦權和專業社會保護三方面展開。首先,對于不良行為未成年人司法處遇機制以高度福利保護和有限責任承擔有機結合;而對觸法未成年人則以輔助福利保護與違法責任承擔為目標。其次,通過新《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對未成年人實現權利保護的優先賦權。最后,在法法銜接的過程中,實現少年司法的專業化與社會化相結合,進而達到罪錯未成年人司法處遇的目標和結果。
       
        羅翔:應當建立統一的少年司法制度
       
        羅翔教授主張建立統一的少年司法制度,將收容教養、工讀學校這些保安處分措施和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追訴統一納入少年司法制度,由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進行審理。在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降低至12周歲的情況下,對于12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所實施的不法行為,少年法庭可以將其收容教養或送往工讀學校,但對于12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所實施的犯罪,則應該采取特殊的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理。
       
        羅翔教授進一步指出,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可以作為借鑒。日本的《少年法》是1948年在美國占領軍指導下參照美國芝加哥少年犯罪法制定的,受美國法影響很大,但也保留了日本的特色。少年法適用的對象是實施“非行”行為的不滿20周歲的“非行”少年。非行少年包括三類:一是犯罪少年,這是已達刑事責任年齡實施犯罪的少年;二是觸法少年,這是觸犯刑律,但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日本國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也是14周歲;三是虞犯少年,是指具有虞犯事由,根據其性格和環境判斷,將來有可能實施犯罪的少年。處理非行少年的程序分為保護程序和刑事程序,前者適用于少年的保護案件,后者適用于少年的刑事案件。所有的非行少年案件都由專門的家庭法院進行審理。

      【作者簡介】
      胡云騰,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部級專職委員,現任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會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100余篇,出版專著、譯著、教材、合著等近40部;
      曲新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出版專著《刑法的精神與范疇》《刑法的經驗與邏輯》等,合著和參加編著《經濟刑法學》《經濟犯罪學》《刑法各論的一般理論》《案例刑法教程》《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與中國刑事法制》《刑法教科書》《刑法教程》《刑法學》《法學大辭典》等,在《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60余篇;
      劉艷紅,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法論壇》主編。出版《網絡犯罪的法教義學研究》《實質刑法觀》《實質犯罪論》《實質出罪論》《走向實質的刑法解釋》《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論》等多部學術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200余篇;
      羅翔,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專著《圓圈正義》《刑法學講義》《刑罰的歷史》《刑法中的同意制度》《刑法羅盤》等。在《政法論壇》《中國刑事法雜志》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
      【注釋】

      【參考文獻】
      胡云騰、徐文文:《〈刑法修正案(十一)〉若干問題解讀》,載《法治研究》2021年第2期。
      曲新久:《〈刑法修正案(十一)〉若干要點的解析及評論》,載《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1年第5期。
      曲新久:《13歲小學生肢解同窗為什么不追究刑事責任?聽聽專家怎么說》,載《法治日報》(時稱《法制日報》)2018年10月23日。
      劉艷紅:《人性民法與物性刑法的融合發展》,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劉艷紅:《邁向理念多維與制度創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新發展》,載《云南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劉艷紅、阮晨欣:《新法視角下罪錯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理念的確立與展開》,載《云南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劉艷紅:《法秩序統一原理下未成年人保護制度的刑民銜接適用》,載《現代法學》2021年第4期。
      羅翔:《是孩童還是罪犯?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道路選擇》,發表于“羅翔說刑法”公眾號2019年10月24日。
      羅翔:《未成年惡性犯罪的刑事責任:關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思考》,發表于“羅翔說刑法”公眾號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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