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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過程及面臨的挑戰
    2021/12/10 16:15:06  點擊率[417]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動物資源保護法
      【出處】《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考慮到國土面積和經濟實力,中國可以在保護全球環境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重要途徑是通過參與、履行主要的多邊環境條約。通過對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履約過程進行文本分析、歷史考察和實證研究,可以發現:發展理念和模式的更新、國家環境利益認知的拓展、經濟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對全球環境治理態度的轉變等因素共同作用,推動了中國在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過程中發生“追隨者—重要參與者—積極貢獻者”的角色演變。了解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過程,有助于我們分析中國在繼續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方面還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包括:發展理念更新但經濟發展模式仍未完全轉型;保護生物多樣性開始受到重視,但尚未進入主流視野;經濟科技水平提升但投入還需要增加;參與和引領全球環境治理的能力受限。這種分析框架及結論對研究中國以及與中國類似的其他發展中大國積極履行其他的多邊環境條約有積極意義。
      【中文關鍵字】《生物多樣性公約》;全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科學發展觀
      【全文】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中國簽署了具有約束力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作為第一項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全球協議,共有150多個國家在大會上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至今共有196個締約方。依此來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理念獲得了世界范圍內快速且廣泛的接納。自2011年以來,履約進入新時期,重點執行《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2020目標”(下文簡稱愛知目標),之后四次締約方大會也充分體現了這個精神{1}(P1145-1146)。但是,從全球現狀來看,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未得到根本遏制。生物多樣性的持續急劇喪失,給自然和人類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同時,就目標的完成情況來看,專家們已經基本達成共識,認為20個愛知目標中的大多數目標很難在2020年前如期實現{2}(P85-87)。中國作為2020年第15次締約方大會的主辦方,將以舉辦大會為契機承擔起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做貢獻的重任{3}。因此,第15次締約方大會不僅是《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進程中承前啟后的關鍵節點(即審議通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而且也與中國國內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實需求相契合,是中國成為更加積極主動且生態外向型的負責任環境大國的重要契機。
       
        中國是最早簽署和批準《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國家之一,爾后又于2005年6月8日和2016年6月8日分別批準了《生物多樣性公約》項下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和《名古屋議定書》{4},成為國際上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加入公約的近30年中,中國一直履行公約義務,始終堅守公約責任,但中國的履約態度和角色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追隨者—參與者—貢獻者”的角色轉變。這種轉變很難通過傳統的履約意愿和履約能力框架予以解釋和分析。實際上,在1992年、2000年和2012年這三個大時間節點上,中國的發展理念和模式、對環境利益的認識、經濟技術水平、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態度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四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中國在履約過程中的角色轉變。
       
        一、傳統履約分析框架的缺陷和新的履約分析框架的引入
       
        國際條約的履行通常是指采取使條約所規定國內義務生效的一系列行動。這些行動不僅反映了國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踐行條約的精神,客觀上也彰顯著國家履行條約義務所具有的實力,因而傳統思維中經常將意愿和能力作為衡量一國履約的標準。由于其假定國家只有在政府認為國際協定符合它們的利益時才會接受國際協定,所以這種分析模式通常顯得僵化{5}(P119)。國家履約是一個有機的過程,針對某一具體領域的履約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表現,因而通過“即時印象”的方式形成對國家履約行為的“側寫”難免有刻舟求劍之嫌。
       
        (一)傳統履約分析框架的缺陷
       
        中國的履約態度和角色的轉變很難通過傳統的履約分析框架予以解釋。
       
        首先,“履約意愿+履約能力”的評價標準過于簡單。意愿即締約主體甘愿接受包含相關義務的條約的束縛,之所以甘愿接受束縛通常緣于締約主體能夠以此獲取更多的利益,無論是現實的還是潛在的,也無論這種利益將以何種方式實現。現實中的情況則更為復雜,例如,加入條約所帶來的利益是短期的,甚至某些條約所設定的義務可能有悖于國家利益的實現,但某國仍會選擇加入條約并履行義務。在這樣利益與立場的潛在沖突中國家履約的動因仿佛墜入了黑箱,也難以僅僅通過承擔義務的外在表現對意愿進行理性化的分析。此外,條約的遵守可進一步分解為程序上的遵守、實質上的遵守以及條約宗旨意義上的遵守,而國家的履約行為可能并不能夠同時滿足這三個層面上的評價,此時履約意愿的考量標準就變得莫衷一是{6}(P83)。純粹的對履約能力的評估也面臨著相似的窘境,畢竟國家在履行條約義務上的投入和其實際的客觀履約能力不盡相同。
       
        其次,“履約意愿+履約能力”的評價視角趨于靜態。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環境、國內經濟水平與技術的更迭,不僅影響著國際條約本身的目的、義務強度,也不斷重塑著締約方的履約立場與行為。這意味著,對國家履約的評價需要結合背景情勢的變遷進行過程式、階段性的分析。然而,“意愿”與“能力”的高度概括性導致其難勝其任,無法彰顯可能影響履約行為的各種要素的動態變化。
       
        最后,“履約意愿”與“履約能力”存在一定交合。從表面上看,二者分別代表著締約方在主觀上和客觀上對條約的遵守,但這樣的類型化既不周延,也不易相互區分,因為二者在履約過程中并不是平行發展的。履約的意愿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履約的能力,只有締約國自身愿意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時,它才會根據這一需要在相關領域作出政策上的傾斜,并進一步提升履約的能力;而當締約國怠于履行條約義務時,自然會對履約所需要的各方面支撐機制進行一定的縮減。同時,履約能力又能夠反作用于意愿,當一國擁有更充沛的履約資源時,往往會對履約采取更為積極的姿態。因此,履約意愿與履約能力在大多數情況下呈現出一種相互促進、相互成就的關系,強行將二者分開討論既不現實也不科學。
       
        (二)分析框架的更新與完善
       
        為了解決傳統分析框架的諸多問題,本文擬提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以期能夠把時間性的縱向維度和階段性的橫向維度相結合,以分析一國履約的情勢,特別是其在履約過程中的角色轉變。新的分析框架所包含的要素有:發展理念和模式,國家環境利益認知,經濟和科技水平,以及全球環境治理態度。
       
        發展理念主要指某一時期國家發展過程中所采取的核心環保政策與環保理念,這種政策及理念的確立通常與國家同期的經濟體量、國際地位、環境與發展關系的認識和處理能力等因素相關。這些政策及理念同時也對下述環境利益、經濟與科技水平、全球環境治理態度具有一定的統領作用,廣泛影響著國家在履約過程中的資源分配。中國對環境保護的認識經歷著由淺入深、由粗到細這一循序漸進的過程,而通過認識升華而來的環保理念,同樣呈現出這一趨勢。伴隨著生物多樣性保護重要性的不斷凸顯,原本處于環境保護領域邊緣地位的生物多樣性,正在逐步走向政治議題的中心,并且成為中國環境保護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流變過程對應著中國履約態度的轉變。
       
        環境利益是保護與發展措施之下自然資源所能帶來的長遠紅利,環境利益的認知直觀地表現為對環境保護重要性的認識與政策確認。國家對環境利益的認知通常都會經歷一個由表及里的過程,這也是環境問題越來越受關注、環境治理正在邁向全球治理中心的根本原因。以生物多樣性的環境利益認知為例,作為自然資源的一種,生物多樣性同樣包含自然資源的兩大特征:一是自然資源賦存的天然屬性,二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社會性{7}。生物多樣性所蘊含的生態和經濟價值,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從而引起了全球對其開發利用的關注,并成為各國維護國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領域。
       
        環境保護不僅需要動態靈活的政策指引,還需要堅實可靠的物質基礎,缺少資金與技術支持將導致環境政策的價值目標變成空頭支票。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國國力的重要衡量標準,而且是提升綜合國力的物質基礎,經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國某一階段落實環保政策、履行公約義務的能力;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也已經成為一國綜合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眾多環境保護項目的開展都以相應的環境科技為依托。經濟與科技二者相輔相成,構成了國家履約的財力支柱和技術支撐。
       
        “全球環境治理,主要是國際社會通過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關系,經由條約、協議、組織所形成的復雜網絡來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以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個由條約、協議、組織所形成的復雜網絡就是全球環境治理機制。它主要由結構主體、議題領域、作用渠道、原則規范、操控方式來構成和運作。”{8}(P39)全球環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題,旨在通過管理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治理要素,落實以社會、經濟和環境為支柱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國家作為主要的結構主體,其環境政策及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治理機制的有效運作。一國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態度可以從多個側面來解析,大致包括:參與、出席各種國際會議、論壇和締約方大會,以及通過參會提供本土環境治理理念與方案的價值輸出;參與、批準、加入與國家環境發展相關的條約、協議與修正案;通過資金援助、人才培養、科技研發、知識培訓等渠道開展國際合作項目;主辦、承辦較高層次、較大規模的國際環境發展的會議和論壇;以及通過支持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會議與論壇等。
       
        履約分析框架更新后將主要呈現三個方面的理論優勢:
       
        首先,對履約的分析更加全面。本框架的分析要素相對多元化,將傳統分析范式中的“意愿”與“能力”進行拆解,并細化為更加周延且具體的要素。其中發展理念是履約意愿的深層來源,將其引入分析框架能夠破解履約意愿的抽象性難題;國家環境利益認知是履約意愿的現實驅動因素,對環境利益認知的評價能夠較好地排除履約評估中的干擾因素,防止對履約意愿的評價落入標準莫衷一是的困境。反映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水平的要素是對履約能力的進一步深化,既能夠闡釋能力變化的動因,亦能夠對履約能力作出量化分析。全球環境治理態度則是國家履約與國際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旨在拓展履約評估視角,對“意愿+能力”二元框架下的國內評估的局限性做出修正與完善。
       
        其次,對履約的分析更具動態性。傳統分析框架的分析范式傾向于對國家履約形成一個固定性的評價,這與履約的持續性和長期性存在著潛在沖突。本框架以國家的發展理念與發展模式作為分析的基礎背景,意味著我們需要且應當以一種動態的觀察方式審視國家的履約行為。類似于中國這樣在較短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國家,其發展理念不免經歷過階段性的質變;而發展理念與模式所映射出的利益認知、財力支撐、國際參與態度等,亦會隨之發生變化。因而動態性的視角不僅更貼合持續變化的國情,還能提升評估結論的科學性。最后,對履約的分析更具結構性。本框架下的各要素都具有相對自成一體的敘述語境,同時彼此又存在有機關聯,這與傳統框架下履約意愿與能力重疊的混亂狀態不同。發展理念與模式具有基礎性地位,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各種社會指標之間的關系以及資源配給方式。其中,通過對發展理念的總結與提煉,可以形成對某一時期的主流環境利益的認知;而發展模式則制約著與環境、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經濟與科技投入;全球環境治理態度屬于發展理念與模式的延伸,是國內發展理念國際化的過程。環境利益認知、經濟科技水平和全球治理態度之間的關系,則呈現出一種縱深發展的遞進式關聯:環境利益認知層次的提升刺激著經濟與科技投入,在治理能力不斷提升之后,方能實現國際層面的價值輸出。結構性的關聯有助于本文在逐一分析各項具體要素的同時,形成相對宏觀的對階段特征的認知。
       
        二、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過程
       
        在新的分析框架之下,通過四個要素之間的對比,中國在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過程中呈現出追隨者、參與者和貢獻者三種角色定位,三者之間轉換的時間節點相對清晰可辨。
       
        (一)1992-2000年:作為追隨者的履約階段
       
        中國在追隨者階段,更多地體現出對現有國際體系的認同。在這一時期,中國工業化進程開始進入第一輪重化工時代,城市化進程加快,伴隨著粗放式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全面爆發,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總體呈加劇趨勢,流域性、區域性污染開始出現,各級政府開始越來越重視污染防治工作,環保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污染防治工作逐漸轉向流域和城市污染綜合治理。1992年6月,中國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并且于同年11月成為率先加入該公約的締約國之一。并且中國開始根據該公約第六條即“為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制定國家戰略、計劃或方案,盡可能并酌情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納入有關的部門或跨部門計劃、方案和政策內”的要求,制訂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該份行動計劃確定了優先保護的生態系統和物種,并且明確了7個具體保護領域和26個優先行動。這份行動計劃從時間、動機到內容設置,都是為了順應公約要求。但由于中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國內相關戰略、計劃、政策、法律、機構建設以及國際交流尚停留在初級階段,處于一種以履行公約為目的而被動參與和配合的狀態。
       
        根據新理論框架,這一時期中國履約身份的形成原因包含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發展理念和模式方面。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21世紀議程》,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中國的《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指出中國必須轉變發展戰略,走持續發展道路。隨后,國務院于1994年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21世紀人口、環境和發展白皮書》,提出了促進社會、經濟、環境與資源綜合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基本對策和行動方案,要求建立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資源法體系{9}。1996年,中國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指導原則和戰略目標。這一系列文件中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描述和法律規定均可以證明:可持續發展理念已被引入中國,并且成為一項國家戰略得到高度肯定。然而,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運用僅停留在概念解釋階段,其戰略目標的規定更多是政策宣示,而非用于指導實踐。實際上,可持續發展戰略并未與已有經濟發展規劃進行有效對接,缺乏后續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因此,尚未對中國的社會實踐造成顯著影響。
       
        第二,國家環境利益認知方面。此階段的國內環境政策側重于污染防治領域,出臺了如《關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發性污染事故的決定(試行)》等相關文件。但是有關生物資源和環境保護的政策也并非完全空白,國家采取了“退耕還林(草)、封山綠化”的政策以及建設“三北”、長江等流域防護林體系等生態恢復工程,初步形成了全國自然保護區網絡。相較于污染防治投入力度來看,資源保護尚顯薄弱,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資源保護領域中更微觀的層面,還處于被保護的邊緣。隨著中國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簽署了5份體現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文件,中國國內的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進行了一系列的修訂。由于生物多樣性涉及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這三個層次{10}(P16),因此,多部新制定和修改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均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然而,從形式上看,還沒有專門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法規;從內容上看,上述環境資源單行法都是按要素立法,相對于生物多樣性這一具有整體性特點的保護對象而言,現有立法呈現出明顯的分散性和碎片化特征。
       
        第三,經濟科技水平方面。在生物多樣性履約背景下考量經濟科技水平需要關注國家某一時期總體的經濟體量、科技水平及其與環境保護、生態資源的互動程度。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到1992年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伊始,中國經濟發展真正走上了快車道。從1992年到2000年,中國的GDP總量翻了近三倍。龐大的經濟總量給中國的各領域建設發展注入了強大自信,但是中國傳統經濟發展建立在犧牲環境的基礎上,隨之而來的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因此在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指引下,中國必須采取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其中加大環保投入支持力度是目前實現這一現代化建設目標最可行、最直接和最高效的執行方式。在“八五”和“九五”期間,中國環境保護領域的資金投入在GDP中的比重逐步提升{11}(P56-61)。針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國家在科研支持力度上也予以傾斜,開展了諸多旨在對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進行支持的研究,國家教委系統、環保、林業、海洋、建設、中醫藥等相關部門也設立了不少針對生物多樣性的科研項目。這一時期對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研項目集中于這些領域: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物資源持續利用示范工程;開發脆弱生態恢復技術;研發治理濫用農藥、農膜和化肥所造成的土壤污染和破壞的技術;建立生態示范區。
       
        第四,全球環境治理態度方面。由于在技術、資金、理念和履約能力上缺乏雄厚實力支撐,中國早期對于全球環境治理的態度相對保守被動,實行以外促內的政策,主要采取接受國際援助和借鑒國外經驗等方式。為了完成《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履約任務,中國于1992年7月2日確定由國家環境保護局牽頭實施該公約,并且專門設立了該公約的履約工作協調組負責具體的履約行動。該協調組設立之初有12個相關部門參與,到1996年6月,已經擴展到20個部門。該履約協調組每年召開會議,就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談判和實施國內履約活動進行協調。同時,為了加強對生物資源的養護和管理,國務院還批準設立了關于保護生物物種資源的部際聯席會議,由環境保護部門牽頭,由17個部委和委員會構成。上述特定部門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履行公約,因此,帶有明顯的事后應對性和臨時性特征,未能進入決策體制的主流領域。
       
        締約方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下文簡稱COP)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最高權力機構,每兩年召開一次。在1992年至2000年期間,共召開了COP1到COP5五次大會。中國不僅一直是該公約秘書處的有力支持者,而且一直積極與其他締約方分享關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政策、計劃以及中國在執行該公約中所總結出的成功經驗。中國還在與生物多樣保護有關的專題會議上,就外來物種入侵、遺傳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對傳統知識的保護、生物安全、交換所機制、生態系統管理方法和可持續性旅游等議題發表意見,并且提出了相應的改進方案。雖然這一時期中國對參與國際合作有著較高的主動性,但是參與的方式及能力還缺乏全方位的支持,因而從整體水準上來評價,中國在本階段不論是參與、舉辦相關會議,還是發表意見,都存在著會議的級別不夠高、無法主導會議議題設置等問題。
       
        (二)2000-2012年:作為參與者的履約階段
       
        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重化工業加快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國家已經認識到環境問題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采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雖然這一階段經濟發展仍然優先于環境保護,但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開始著力實施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生態環境保護示范工作,以及進一步提升環境監管和政策管理整體能力的系列行動都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環境的作用。為了改變整體環境污染問題,協調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十六屆五中全會將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為了真正落實可持續發展觀,中國在五個層面發生了轉變:轉變發展理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和轉變各級干部的工作作風。其中,轉變理念、經濟增長方式和政府職能均提到了要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目標,提倡綠色生產方式,在指標體系中加入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等具體要求。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適時提出了“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理念{12}(P49-56),并迅速為國際社會所熟知,這成為中國參與國際機制、回歸國際社會的重要身份元素。雖然這一時期中國更多的是將關注點放在國內,對除氣候變化等少數幾個領域之外的國際環境事務參與仍然有限{13},但是中國以更積極的態度承擔國際責任、迎接共同的環境問題、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事實也不容置疑,其在戰略、計劃、政策、法律、機制和國際合作層面所做出的調試和改變充分展現出中國已經轉變成正面主動的積極態度。本階段履約的核心特征是由被動應對轉變為主動參與。
       
        根據新的理論框架,這一時期中國履約身份的形成原因包含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發展理念和模式方面。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中國結合自身發展國情和國際上可持續發展理念,于2003年第一次提出了中國化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觀。中國化的意涵在于,它要求我們必須立足于中國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人口素質狀況、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社會政治條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同時要把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目標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其他遠景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化,將有利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的生態化改良:在物質文明建設中促進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平衡發展,在政治文明建設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制度安排,在精神文明建設中推行環境保護的思想觀念{14}(P4-5)。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中國將國際上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好證明,也表明中國已經從最初的概念引入走向實際運用的新階段。科學發展觀不僅提升了全社會的環境保護意識,而且間接地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這一時期,無論是宏觀層面的國家戰略,還是相對微觀層面的領域戰略,都已經繼承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使得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擁有良好的大環境。
       
        第二,國家環境利益認知方面。這一階段,生物多樣性保護逐漸受到了國家的重視,政府出臺了專門的行動計劃,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自1994年中國發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以來,于2010年進行了首次更新,并頒布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2011-2030年)(NBSAP)。該計劃是專門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國家計劃,提出了未來20年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指導原則、戰略目標和任務。該行動計劃制定時間表、分解目標的實現過程,旨在分階段、穩步地推進中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除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2011-2030年)這類專門性的計劃之外,還有其他各類有利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規劃和政策,比如,就地保育是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重要領域,而生態功能區劃更是就地保育工作開展的前提和基礎。2000年,國務院頒布了《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要求開展全國生態功能區劃工作;2005年,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再次要求“抓緊編制全國生態功能區劃”;2006年,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對22個重要生態功能區進行優先保護、適度開發;2008年,環保部和中科院聯合發布《全國生態功能區劃》。生物多樣性保護已經從環境保護的邊緣領域逐步走向中心地帶,并且制定了分步驟、可操作的行動計劃。但是,在中國整體社會發展宏觀大背景下,環境利益依舊讓位于經濟發展。
       
        第三,經濟科技水平方面。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承襲了1992-2000年的高速增長,基本上保持著年均10%的增長速度,環境保護也能夠得到更加充裕的資金支持。但與前一時期不同的情勢是,經濟高速增長下積累的環境問題開始集中爆發,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張力不斷加大,環境保護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成效亦不甚理想。因此,為了緩和二者的矛盾,從環境保護壓力驟增的“十五”時期開始,國家積極拓寬環境保護投資渠道,提高資金保障水平,全社會環境保護投資得到較快增長;“十一五”期間,國家首次將“211環境保護”科目納入政府收支分類體系,將環境保護納入政府投資清單為環保投入的穩步增長奠定了基礎。
       
        第四,環境科技方面。《國家環境科技發展“十五”計劃綱要》中指出,要“開展高效生物技術、環境信息技術、生態恢復技術、生態農業技術等新工藝和新技術的開發研究實施發展環境保護高新技術創新科技行動,使中國的環境科技水平上一個新的臺階”;確立了“重點研究生物多樣性保護技術和國家履約對策、西部開發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與對策;進行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與技術、關鍵生物類群保護生物學和重點地區生態系統保護研究”的目標{15}(P3-9)。“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設立了“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綜合監測、評估與決策支持系統”“典型脆弱生態系統重建技術與示范”等重點項目。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設立了“農業生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和保護種質資源的原理與方法”等項目。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中的一些項目也涉及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技術開發。國家在自然科技資源平臺建設方面,安排了涉及動物、植物、微生物等方面的資源調查與收集、信息平臺建設、實物和信息共享工作。這些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有價值、有影響的科研成果,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科技支撐。
       
        第五,全球環境治理態度方面。生物多樣性保護本身就是一個極具技術性的復雜過程。為了提高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效率和科學性,加強對生物物種資源喪失和流失的管理,國務院于2003年成立了由環境保護部部長牽頭、其他相關部門共同組成的“生物物種資源保護與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同時建立了國家生物物種資源保護專家委員會,負責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提供專業的技術支持。在新的履約階段,原有臨時性的履約協調小組和部級聯席會議已經不能適應國內長期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要求,為此,中國政府適時成立“2010國際生物多樣性年中國國家委員會”,由國務院副總理擔任委員會主席,共有25個部委和單位參加,其秘書處設在當時的環境保護部。2011年,國務院決定將“2010國際生物多樣性年中國國家委員會”更名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作為統籌協調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常設性機構。該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機構從原來低級別、臨時性的機構轉變成高級別、常設性的部門。
       
        將這一時期的中國定義成積極參與者,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中國采取了多邊、雙邊和南南等多種合作形式來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進程。國際交流與合作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加強生物多樣性公約本身與其他關聯公約之間的聯系,相互促進,以實現“1+1>2”的效果。《生物多樣性公約》與《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濕地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間休戚相關,中國作為這些公約的締約國,在認識到公約之間具有共通性的前提下,不僅通過參與公約談判、積極履行公約義務的方式側面影響《生物多樣性公約》,而且不斷尋求與全球環境基金、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聯合國環境署等國際組織和機構的合作,獲得數億美元的項目資金,以開展一系列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的非政府間合作項目。這種協作不僅為國際履約提供了示范,也對國內生物多樣性保護產生了積極影響,有利于推進國際履約進程{16}(P625)。第二個層面是與眾多締約國之間建立廣泛的政府間合作與交流渠道。一方面,中國與德國、美國、俄羅斯、英國、挪威、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50多個國家就生物多樣性保護及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達成雙邊合作。其中,最重要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是“中國—歐盟生物多樣性項目”,這是歐盟資助最大規模的海外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資金總額達5100萬歐元。該項目于2005年6月啟動,為期三年,旨在:通過加強生物多樣性管理,保護中國特殊的生態系統;加強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協調組秘書處的能力;建立有效的監測和信息反饋機制,提高協調組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面對生物多樣性保護這一全球議題時,緊密結合發展中國家,加強南南合作。中國于2007年在第11屆中國—東盟高峰會議上倡議建立“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該中心于2010年正式成立,宗旨是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清潔生產、環境教育意識等領域開展合作。生物多樣性保護合作被列為優先合作領域。該機構通過傳播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經驗以提升東盟國家的保護能力,是印證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重要憑證。
       
        (三)2012年至今:作為貢獻者的履約階段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不可忽略的事實,中國政府也將重新調整與之相符的外交態度。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中國在2012年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這標志著中國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進入了新的歷史起點。2018年3月,“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這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國家根本大法的支撐{17}(P1636-1644)。2018年5月,全國第八次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正式確立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環境戰略政策改革與創新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實踐指南{18}(P7-19)。生態文明建設給中國政治、經濟、法律和外交等諸多方面帶來了重大改革。在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中國經濟走上綠色發展之路。依據“保護第一”的政策,中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貫徹了綠色發展和生態保護優先的行動計劃,在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中一步步引入綠色發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內容。同時,為了落實國家五年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對環境保護的要求,國務院和相關部委也出臺了具有專門性、可操作性的生態環境保護規劃。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成熟和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被正式提上日程,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生物多樣性法律體系日趨建立,國內履約機制日趨完備。2015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明確提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這標志著中國自發地承擔治理責任,已漸有引領全球發展之勢。故本階段履約的核心特征表現為中國力量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
       
        根據新理論框架,這一時期中國履約身份的形成原因包含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發展理念和模式方面。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生態文明建設是將可持續發展提升到綠色發展高度,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正確路徑。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先出現“生態文明建設”,報告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成就、重要地位、重要目標進行了詳細描述。中央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進行統籌考慮,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環境戰略政策改革進入加速期{19}(P10-24)。黨的十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章程,這是國際上第一次將生態文明寫入執政黨的行動綱領中。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體現在“六個觀”,即: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是生命共同體的科學自然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觀;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觀;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的整體系統觀;實行最嚴格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的嚴密法治觀;建設清潔美麗世界的共贏全球觀。生物多樣性保護不僅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推進其發展的重要舉措。生物多樣性作為一個內部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和生態系統,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所體現的整體系統觀相契合,同時,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舉措也符合共贏全球觀的核心要求。
       
        第二,國家環境利益認知方面。2011年國務院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1-2015年)》中,開篇首章即發展環境,要求扎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第六篇全篇以綠色發展命名,并下設專章提及生態保護和修復,談及“生物安全管理”“生物物種資源保護和管理”“外來物種入侵”和“自然保護區建設”等與生物多樣性緊密相關的詞語。2016年11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2016-2020年),在第七章“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一節中提道: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繼續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活動,加強生物多樣性優先區域管理,完善遷地保護設施,實現對生物多樣性的系統保護。國務院出臺的社會發展規劃和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規定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原則到具體的發展過程。2013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氣象局等12個部委聯合發布《全國生態保護與建設規劃(2013-2020年)》,與“十二五”規劃綱要和《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相銜接,新增加海洋這一保護對象,在對生物多樣性進行資源本底調查和評估的基礎上,劃分不同區域,規定對應的保護措施。
       
        第三,經濟科技水平方面。“十二五”以來,中國大力倡導綠色經濟、發展支持綠色產業,并且逐步加大了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力度{20}(P56-61)。在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刺激下,中國環境保護的投入資金總額逐步提升,其所占GDP比重也隨之上升。對比之前的階段,逐年加大的中央財政撥款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堅實的資金支持。中國2016-2018年財政轉移支付分別為570億、625億和721億,2017年、2018年增幅為9.6%和15%。中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經濟支持除了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的直接資金投入外,還包括制定和完善生態補償和生態損害賠償兩大重要制度。雖然沒有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成立專項資金,但是生物多樣性作為一個具有整體性、系統性和復雜性特征的生態系統,不論是近年來對環境保護的整體投入,還是對生態功能區和具體保護對象等具有較強針對性的資金投入,都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愈加多樣和豐厚的經濟基礎。
       
        近年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支撐性技術也在不斷推陳出新。首先,利用網絡科技的高度發展對生物多樣性進行摸底調查。中科院建立戰略生物資源信息平臺,利用服務網絡的支持,覆蓋了植物園、標本館、生物遺傳資源庫、動物實驗以及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旨在對生物資源數據進行集成、共享、挖掘和利用{21}(P1399-1405)。其次,運用先進技術手段進行生物多樣性監測。遙感技術、衛星追蹤技術、紅外觸發相機、水下機器人和無人機等高科技陸續投入使用,成為生物多樣性監測得以全面和精確實施的技術支撐{22}(P1201-1202)。再次,運用生物技術的發展對生物多樣性各領域進行保護。中國轉基因生物研究、抗旱耐鹽育種以及品質改良等方面的生物技術研究在生物安全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最后,運用復合型科技手段恢復生物多樣性。土地復墾技術、堤壩蓄水、人工補水系統和植被重建技術等均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關鍵作用。
       
        第四,全球環境治理態度方面。隨著2018年中國大部制改革的完成,新成立的生態環境部承繼了原環境保護部的職責,設立自然保護生態司作為內設機構,負責組織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生物物種資源(含生物遺傳資源)保護、生物安全管理工作,同時自然保護生態司也承擔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秘書處和國家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的職能,負責有關國際公約國內履約工作。隨著履約機制的不斷完善、機構職能分工的不斷明晰,中國生物多樣性履約機制在中央層面實現了從決策到執行的良好銜接。除了國家層面的履約機制外,地方保護機制也在逐步建立與完善。自2011年以來,云南、山西等六個省份陸續成立了省級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委員會,湖南、湖北等三省建立了領導小組,吉林、廣東、云南三省建立了跨部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聯絡機制,此外,多省政府設立了生物多樣性管理機構。至此,中國形成了多層級、多形式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機制。
       
        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全球治理中,中國外交政策也在發生外向型的轉變。首先,中國以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為中心進行多邊合作。中國不僅參加該公約的締約方大會、相關議定書會議、附屬執行機構會議和預備會議等多類型會議,而且在生物安全、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資訊交換機制、傳統知識產權、外來入侵物種、土地、森林、山脈、內陸水等領域建立合作。其次,中國通過雙邊合作,建立穩定的交流合作機制。中國與中東歐17個國家建立合作平臺,加強生態環保領域合作是重要合作內容。再次,中國將對東北亞、非洲東部和南部以及非洲中部和西部等地區和國家的生態保護納入優先援助領域。例如,2014年為保護非洲野生動物資源,中國政府向非洲提供1000萬美元無償援助,加強與非洲國家的技術合作和經驗分享,并在肯尼亞建設“中非聯合研究中心”,圍繞生物多樣性保護、荒漠化治理等非洲國家關心的問題,不斷加強中非生態環保領域合作。最后,中國借助COP15的契機,在更深層次上推動國內、國際的合作。作為舉辦第15次締約方大會的東道國,在這個適逢“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十年”結束重要節點的大會上,中國的意見對將要制定的最新綱領性文件“2020年后生物多樣性框架”具有重要影響力{23}(P1358-1364)。中國也已經于2019年9月3日發布大會主題“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以傳遞中國智慧和力量{24}。隨著COP15的臨近,2019年11月6日,中法兩國通過了《中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北京倡議》,重申兩國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共同立場和堅定決心。
       
        三、未來中國履約面臨的挑戰
       
        雖然隨著生物多樣性保護重要性的日益凸顯以及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已經成為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并且相關保護工作也已取得顯著成就,但中國未來履約之路還很漫長,依舊需要面對與國內經濟建設和其他生態環境問題的博弈,以及增強把握國際議題的能力等諸多挑戰。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中國面臨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發展理念與模式的挑戰:社會慣性短期內難以克服
       
        中國傳統經濟發展是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為顯著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雖然這種發展模式曾經有效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但近年來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已不可避免地制約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25}(P6)為此,中國提出將綠色發展作為克服黑色經濟弊端的經濟發展模式。綠色發展作為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和諧統一的理性發展方式,不僅具有高效能和低污染的特征,能夠通過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的途徑,從而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更新升級,而且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操作性的重要抓手。
       
        然而,經濟發展與環保之間張力的緩和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經濟與環保沖突的慣性仍然存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總結的成功經驗,而且是中國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促使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關鍵。近年來,由于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制約經濟持續發展,綠色發展模式被正式提出,旨在在加強環境治理的基礎上推動經濟發展,從而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不過,兩者的磨合難以一蹴而就,要想生物多樣性保護直接或者間接地融入經濟發展,并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需要從發展觀念到發展措施等一系列的革新。生物多樣性保護本旨在社會發展中地位的確立仍具有漸進性。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還未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和政治建設的有機結合。長期以來,以GDP為核心的考評機制直接決定了地方政府犧牲環境以促進經濟發展的治理行為。目前,雖然中央政府已經明晰環境保護具有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經濟發展應當與環境保護相協調{26}(P14-20),提出和倡導綠色GDP,并把“淡化GDP,重視民生”作為政績考核的新導向,但是地方政府還是無法將生態環境保護內化為影響治理行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地方政府仍舊未能利用環境保護推動經濟發展。從短期數據看,加強環境保護確實可能會給地方經濟增長帶來下行壓力{27},尤其會對那些對GDP貢獻較大的高污染產業造成較大影響,地方政府難以忍受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帶來的陣痛期,從而無法舍棄眼前既得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尚未重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政治意義。雖然保障民生是政府執政的重要政治責任,環境保護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但是許多地方政府并未把環境保護作為保障民生的主要方式。
       
        (二)國家環境利益認知的挑戰: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進程仍需推進
       
        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進程主要指,生物多樣性保護在環境保護與發展的整體背景下重要性進一步提升,有望成為國家環境評價乃至綜合實力評估中的常態化要素。
       
        長久以來中國對生態環境,特別是對大氣環境、水環境、固體廢棄物等比較重視,但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則關注不足,治理投入的比重也相對較低。根據“愛知目標”的要求,各國應當采取法律和政策措施,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政府和社會工作的主要工作目標中,并且通過制定規劃、知識管理和能力建設,加強執行。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已經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雖然這些行動都反映出中國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所作出的努力,但只能說明生物多樣性日益受到重視,不能證明其已經成為主流化議題,主要原因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顯現且缺乏衡量標準。與大氣、水和土壤等治理相比{28}(P7-8),生物多樣性保護效果呈現出時間周期更長、形式更加隱蔽的特點。生物多樣性作為生物與環境形成的生態復合體以及各種生態過程的總和,具有不斷演化、極其復雜、涵蓋面廣泛的特征。這些特征決定了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果呈現出抽象性和可見性較低的特點,目前除了可以對物種數量進行統計外{29}(P38-42),其他層面并不具備評判方法和標準。
       
        (三)經濟與科技水平的挑戰:環保投入還應不斷增加
       
        雖然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大且中國政府已投入巨額資金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但由于中國國土遼闊、生物多樣性豐富、保護工作量大,資金缺口依然很大,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調查和監測、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管理、生物多樣性恢復等方面能力十分薄弱、資金嚴重缺乏。并且,由于長期以來投入不足,專業人才和技術儲備欠缺。生物多樣性本底、保護實用技術和模式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十分薄弱,許多新問題、新技術有待深入探索,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調查和監測、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生物多樣性恢復等方面亟待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中國正在積極轉變發展模式,但是短期內無法實現理念更新、結構調整和設備更新等一系列措施升級。這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沿襲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將進一步累積更加高昂的治理成本和環境問題,相應的,需要更多資金投入以應對水漲船高的治理成本。并且,近年來中國GDP增速一直緩慢下降,市場競爭不斷加大,這不僅增加了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而且在經濟利益驅動下,使得更多資源流向經濟領域。環保投入力度的不足造成環境治理能力下降,延緩了環境保護的進程。因此,現有經濟發展水平仍舊制約著生物多樣性保護力度,二者的協調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四)全球環境治理態度的挑戰:國際議程設置的能力尚屬薄弱
       
        目前,中國經歷了從被動參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到積極主辦區域議題的會議,再到組織召開一系列相關的國際學術會議和研討會,最后到獲得COP15承辦權的過程。這個過程的轉變雖然彰顯著中國會議籌備、談判斡旋以及把握議題能力的不斷提升,但是目前中國在議題設置和引領談判進程的能力方面仍存在短板,這可以從中國目前的兩大缺憾中得到驗證。其一,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目前尚無明確的定義,也尚未成為國際社會在全球治理時的公認理念。中國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目的視為:建立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30}。中國對其產生背景和重要意義進行了相對詳細的論述,但未對概念和內涵進行清晰界定。目前,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雖然已被載入聯合國的少數文件,產生了積極影響,但作為未來可能引領全球治理的理念,尚未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其二,作為COP15的東道國,中國尚未對“2020年后生物多樣性框架”提出“中國方案”。成功舉辦締約方大會對于東道國而言,不僅需要付出大量的經濟和政治投入,而且按照慣例,將由東道國官員出任大會主席并承擔主持會議和談判過程、開展外交協調工作等責任,這對一國的政治意愿、議程設定能力和談判把控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東道國的努力會使會議成果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國的關注、理念和利益{31}(P1169-1175)。不論是日本的愛知目標,還是德國的“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都帶有本國立場,這正是東道國強有力的議程設定能力所帶來的惠益。“2020年后生物多樣性框架”作為COP15的核心成果,是未來全球生物多樣性進程的綱領性文件,將指導未來十年全球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中國作為COP15的東道國,能否提出中國方案、將中國核心利益轉化為框架談判的熱點議題,是對中國是否具有強有力的議程設置能力的檢驗。很遺憾的是,雖然中國已在2019年2月的生態環境部新聞發布會上將公布“‘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中國方案”作為COP15的籌備工作{32},但截至目前該方案尚未出臺。
       
        四、結語
       
        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締約國已經經歷了“追隨者—重要參與者—積極貢獻者”的履約角色轉變。雖然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未來還面臨著一系列挑戰,但近30年來的輝煌成績令國際社會矚目。在履約角色轉變的背后,是國家發展理念、環境利益認知、經濟科技水平和全球治理態度的共同推進。
       
        本文提出的國家履約分析與評價框架不僅適用于分析中國對《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履約進程,同樣具有一定的遷移價值。一方面,對于中國履行環境保護與發展相關的其他領域的國際條約而言,由于依賴的是同質的評價要素,因此也可通過前述框架進行考察。另一方面,對于和中國國情具有共同特征的發展中國家,本文提出的框架亦具有闡釋意義。雖然各國所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或許不盡相同,但是它們的履約進程卻遵循著一般性的規律。
       
        中國作為東道國即將舉辦COP15,不僅被各國普遍視為阻止全球生物多樣性快速下降的希望,更是提高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能力的契機。“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是COP15已知的重要議題,雖然目前世界各國對框架目標的結構和評估指標等宏觀問題基本取得共識,但對框架具體任務的結構和內容、戰略目標的范圍、執行機制和手段等方面存在較大分歧。究其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承擔義務和履約能力的分配問題。中國應當充分利用東道國的優勢身份,一方面,發揮好在議題設定和談判內容中所擁有的話語權和主動權,堅持“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維護好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另一方面,展現大國形象和擔當,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不斷優化國內環境管理制度和配套措施的方式,提高中國履約能力,實行以內促外的政策,不僅為國際履約提供范式參考和經驗參考,而且為下一步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制定參與策略,以期與國際社會共謀全球生態文明之路。

      【作者簡介】
      秦天寶,法學博士,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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