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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物”的司法困境與理論突圍
    2022/1/4 8:35:02  點擊率[101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民商法學
      【出處】《中國法學》2018年第5期
      【寫作時間】2018年
      【中文摘要】以首例冷凍人體胚胎繼承案為代表的諸多司法案件凸顯出,民法所調整的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已不再涇渭分明。人格權與財產權的融合、聯動乃至沖突日趨頻繁并漸進為民法發展的重要趨勢。“人格物”的提出不但彰顯了此類物的特定價值與保護要求,同時揭示出現行民法規范所無法協調的物上并存物權與人格利益的現實狀況。基于此,區分民事權利客體與民事權利對象,在理論上重新界定民事權利客體,在立法上適度突破傳統民法語境下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形式二分結構,以此尋求“人格物”上雙重利益保護的民法機理與法律適用進路,對有效彌補傳統民法對物權現象觀察不足、突破民法傳統思維體系中人與物二元分立理論的局限、修正人格與財產之間的割裂關系、并進而彰顯我國民法的時代性與創新性具有重要意義。
      【中文關鍵字】人格物;人格利益;財產利益;人與物的二分模式;民事權利客體
      【全文】

        引言
       
        如果我們不是從法律的邏輯來看待生活,而是從生活的邏輯來看待法律,就不難發現,民法的實質其實是深入市民社會察看、尋覓并提煉出的人們現實生活中所體驗及理想生活中所冀盼的法秩序。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文明的進程日漸深入并開始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與行為,民事權利的內涵與外延也得以豐富和擴張,人們對人之權利的理解連同對物之利益的主張都超出了傳統民法所預設的范圍和想象。“人格物”作為一類特殊的物或財產,早已為國內外學界所關注。此類物中蘊含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的復雜現象,體現著一般物所不具備的倫理與道德的要素。[1]隨著這類物的各種新型形態在社會生活中的不斷涌現,與之相關的法律實踐需求接踵而至,鮮活的司法案例開始不斷突破傳統民法的調整框架并成為檢驗、修正并發展民法固有理論與規則的依據之一。而當一類無法為現有通識規則或固有理論解釋的現象時,民法學研究應當首先梳理此類現象與深藏其中的真實本源之間的對應關系,回顧并反思這一理性抽象之本源被創設并適用的正當性。有時,唯有發展并賦予原有本源以新的涵義,才能反映業已出現且可預見的某類民法現象的發生與演變。此舉無疑步履維艱,或需以新的思維發展舊的思維,或需以新的理論取代舊的理論,均須以連根拔起式的批判克服傳統理論之弊,推陳而出新。而新的思維或新的理論一旦被確立,新的觀點和表達方式則會應運而生,生動而豐富多彩的民法現象即得以揭示并合理闡釋,緣于舊理論所滋生的問題也將迎刃而解。誠如王澤鑒先生所云:“我個人深信,法學界亦有真正的發現,從此觀點去了解具有持續性認識作用的法學上高度成就,實在深具意義”。[2]
       
        一、首例冷凍人體胚胎繼承案引發的司法困惑
       
        2014年我國首例冷凍人體胚胎繼承權糾紛案將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及其特殊的處置規則以前所未有的載體形式引入社會討論和學術研究的視野。2012年9月,該案中的夫婦因不孕不育在南京鼓樓醫院進行體外受精人工生殖手術,治療中醫院將4枚受精胚胎冷凍保存以備胚胎移植,雙方約定:醫院對冷凍胚胎的保存期為1年,如超期未續費,醫院可丟棄胚胎。但該夫婦于2013年3月發生車禍雙雙遇難,雙方父母主張這4枚冷凍胚胎應由其監管、處置。一審法院認為胚胎是含有未來生命特征的特殊物,不能像一般物一樣任意繼承或轉讓,故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則選擇回避胚胎的民法定性這一爭議,根據倫理、情感、特殊利益保護等考量因素改判4枚冷凍胚胎的監管權與處置權歸其雙方父母。[3]本案兩審判決在我國相關法律規定闕如的情況下,選擇不同的邏輯起點,作出了兩個結論完全相悖的裁判,其中二審法院似乎更注重契合社情民意,并基于一種實用主義的立場突破了法律教義學的邏輯與約束,但冷凍胚胎的法律定性、歸屬、處置等理論與司法難題仍存巨大爭議。
       
        傳統民法歷來貫徹“人”和“物”二元分立的思想,學界對冷凍胚胎的屬性界定也大多沿襲這一基本思路,主要存在“主體說”“客體說”“中間說”的分野。
       
        “主體說”認為人之胚胎的生命始于受孕,[4]因此冷凍胚胎屬于限定的“人”之范疇。[5]美國的Davis v. Davis一案對這一問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其一審法院認為被冷凍的受精卵實際上是自然人。[6]這一觀點盡管有利于保護人的身體的完整性,并充分尊重冷凍胚胎未來發育成人的可能性,可較好地實現保護目的,但卻可能導致不完全意義上的人與完全意義上的人之利益沖突。在人的屬性的選擇模式下,必然要求尊重冷凍胚胎作為“人”的生命權與人格尊嚴,這對相關醫學與科學研究也將帶來更多的限制與約束,由此可能間接導致患者通過這類研究獲得康復治療和孕育后代的權益受損;而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的民法既定理論,也使冷凍胚胎系法律主體這一論點在我國民法學理上具有難以克服和逾越的障礙。且將冷凍胚胎認定為法律主體之論點也與常人認知不盡相符。
       
        “客體說”又可分為物權客體說與人格權客體說。物權客體說認為冷凍胚胎屬于物權客體,其中又包括“一般物”與“特殊物”兩種觀點,前者將冷凍胚胎視為不能承載人格的、沒有生命的一般物,其弊端在于:1.雖然冷凍胚胎發展成“人”的可能性甚微,但不能完全否認其成為“人”的潛能,且其上附著一般物所不具備的人格利益,將其作為“一般物”忽略了此類物的特殊性,不利于周延保護;2.一般物可以轉讓,但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的法律都明文禁止人體器官的自由轉讓,冷凍胚胎不具備一般物之通性。將冷凍胚胎定位為“特殊物”的觀點則注意到此類物上的人格與倫理要素,認為應對其予以特殊對待,[7]前述美國Davis v. Davis案中,上訴法院即認為應將冷凍胚胎視為特殊的財產,但須給予其作為潛在的人的尊重,以此區別于純粹的財產。[8]人格權客體說認為冷凍胚胎不屬于物,而是人格權的客體——人格利益。這一觀點雖然重視胚胎的倫理屬性,但卻忽視了胚胎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及其所附著的相應財產利益。
       
        “中間說”則認為主體說與客體說均難以概括冷凍胚胎的特性,冷凍胚胎一方面不具備人的生命特征,另一方面又存在發展為人的可能性,因此其既不同于人,也不同于物,[9]但對在民法人與物的基本劃分結構下如何確定其歸屬之問題卻語焉不詳。
       
        據此可見,在我國傳統民法人與物清晰的二分框架下,冷凍胚胎的定位似乎進入了兩難境地。“中間說”與“特殊物說”雖然充分考慮到冷凍胚胎兼具“人”與“物”的獨特屬性,但前者在傳統理論的禁錮之下無法為冷凍胚胎何以融入現行的民法體系提供解釋,后者亦受限于人格與財產嚴格區分的觀念,在物權保護路徑下難以兼顧物上人格利益的保護。
       
        冷凍胚胎的性質爭議直接決定著其是否具有可繼承性,“冷凍人體胚胎繼承權糾紛案”中兩審法院對其權利歸屬認定不一、判決結果大相徑庭便是這一爭議的具體體現。主張冷凍胚胎可以作為遺產的觀點以冷凍胚胎的物之屬性為基礎,認為其應遵循物的繼承規則,自其所有權人死亡時起,作為被繼承人的可繼承財產。與該觀點類似,2014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對夫妻死亡后留下11枚冷凍胚胎,且未立遺囑并與醫療機構沒有約定,法院判決這對夫妻之子取得該胚胎的處分權。[10]主張冷凍胚胎不可繼承的觀點則從其蘊含的未來生命特征出發,認為其不屬于財產范疇,不能成為繼承的標的。
       
        至于冷凍胚胎的處置問題,澳大利亞的Rios夫婦案件曾引發廣泛爭議,Rios夫婦經體外受精形成兩枚胚胎并冷凍保存,后該夫婦在一場飛機事故中遇難。沃勒委員會建議,Rios夫婦對冷凍胚胎并不享有所有權,二人應在受精前決定胚胎的處理,可以將多余胚胎捐贈給其他不孕夫妻或予以銷毀。最后法院從對胚胎最有利的原則出發,判令將受精胚胎植入代孕母親子宮內,待其出生后繼承Rios夫婦的財產。[11]美國、愛爾蘭等國家的司法中對冷凍胚胎的處理大致與該案做法相似,主要通過醫院與病人的合意進行規范,包括存儲、銷毀、科研、捐贈給其他夫婦等,當沒有事先約定時則須進行利益衡量。[12]近年,我國發生了首例夫妻一方廢棄冷凍胚胎的侵權賠償案,夫妻雙方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在美國某州立醫院做了試管嬰兒手術。手術中存活了6個受精胚胎,妻子移植了其中一個,剩余5個胚胎,雙方委托該醫院儲存保管,并簽訂知情同意書協定每半年須續費一次,否則由醫院毀棄。后因妻子意外流產,雙方婚姻遭遇危機,因為男方拒絕續費,存放在醫院的5個胚胎半年后被院方銷毀。女方事后方得知這一消息,她認為胚胎是愛情的結晶和情感的寄托,男方的做法使其精神遭受重創,故要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法院認為胚胎承載著情感因素,男方廢棄胚胎給女方造成精神損害,構成侵權,判決支付女方精神撫慰金3萬元。[13]美國學者Carl H. Colemn對這類問題主張采共同合意模式(mutual contemporaneous consent),否認事前指示的約束力,認為欲對冷凍胚胎進行處理須夫妻雙方達成處置協議,若未達成則由醫院繼續存儲。[14]當然這一方式也會給醫院增加不當負擔,且可能導致冷凍胚胎權屬不明的狀態持久存續。
       
        由此可見,不同國家或地區基于自身不同的法律傳統,在各自的法律制度體系與司法制度的背景下,對冷凍胚胎的法律屬性界定不一,并由此造成在其歸屬與處分問題上的分歧。而鑒于“法律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15]的基本判斷,盡管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案例,卻難以在共同預設的理論框架下討論并尋找相同答案,因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盡管可以甚至必須“看看外面的世界”,但終究需要在我們自身生活的經驗法則基礎上和我們所吸納并有所創造的法學理論中作出解釋與回應。
       
        二、物上人格利益觀察與“人格物”的內涵
       
        現代社會生活中,物上承載人格利益的現象其實已并不鮮見,冷凍胚胎案也不僅僅是偶然的司法特例。法學意義上“具有人格利益的物”源于客觀實在,其現象與內涵需進一步揭示并深入分析。
       
        (一)物上人格利益現象的觀察
       
        物上人格利益的發現可以說是社會進步的產物,體現了人類在物質需求被滿足之后進而追求精神需求的愿望,這種現象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日益增多。例如:引發廣泛關注的“錢鐘書書信拍賣案”中的名人書信手稿,法院認為其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但也承載了隱私這種人格利益;[16]“北京金立恒達供暖公司與周玨等財產損害賠償案”中的婚房,法院認為其屬于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17]“邢某訴鄔某等財產損害賠償案”中的電腦資料,法院認為涉案的電子學術資料具有人格紀念意義;[18]“肖某與楊某等一般人格權案”中的祖墳,法院認為其是緬懷祖輩與情感表達的一種特定載體,具有人格象征意義。[19]上述案件的審理中,法官對物的認識已不僅局限于傳統的“物”,更為重要的是,對上述各“物”的損害賠償范圍也不僅僅及于“物”之本身,還延及“物”上所承載的“人格象征意義”,且其中對后者的保護更為突出并漸成趨勢。應當指出的是,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并不限于上述種類,它應當是物與人格利益相結合的一個類型集合體。隨著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這類物的具體形態和表現形式亦開始出現變化,如:生物科技的發展讓冷凍胚胎的存儲和利用成為可能,其具有潛在的生命特質且含有遺傳信息,在特定情況下還承載著精神慰藉、情感寄托等人格利益;攝影技術的進步使照片的載體形式不再單一,數字照片因具有可復制性且成本低,一般不符合人格物的條件,但在特殊情況下不排除成為人格物的可能。如“劉波等訴趙彥人格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因原告在被告處拍攝的孕期照、出生照等以數字形式存儲的照片之滅失亦可引起人們精神上或心理上的負面反應,故也可將其視作人格物予以保護。[20]
       
        鑒于人類想象的有限性和社會生活的紛繁復雜性,加之人們對人格利益認識的不斷深入,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將不斷進入我們的視野并被要求反映在民法制度和民法實踐中。從法律最終應服務于人之幸福的角度出發,作為法律范疇的“人格物”問題已經迫切地擺在了我國民事司法、立法和理論研究者的面前。
       
        (二)物之概念與“人格物”
       
        人格物現象不但體現在立法與司法中,也引起了國內民法理論界的關注。目前,除筆者對“人格物”進行了持續的研究之外,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并力圖從學理上予以證成。筆者認為,“人格物”這一概念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此類物之特征,宜將其界定為承載著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一方面,其屬于物的一類;另一方面,其具有一定的人格利益。
       
        1.“人格物”系物的一種類型
       
        我國民法學界關于物的概念迄今尚未統一,[21]從通說來看,要成為民法上的物,一般須具有獨立性、有體性、確定性、可支配性、可為權利客體性等。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對物的認識已經發生變化。如無線電傳播并不需要介質,但根據《物權法》第50條規定,無線電屬于物的一種。因此,物不一定要具備物質性與有體性。前述錢鐘書先生的私人書信承載隱私利益但同時具備物之一般特征,而“冷凍胚胎”則因其獨有的形態超越了一般人對物的理解,但根據社會經驗常識以及醫學治療專業知識,我們其實不難發現胚胎亦符合上述物的一般特征,所以人格物首先為“物”,其次才是其上的人格利益。
       
        2.“人格物”須負載一定的人格利益
       
        對何為人格利益,學界少見一般性定義,多對何者能為人格利益進行列舉說明。如楊立新教授將人格利益概括為“人的倫理價值具體化”,具體包括人的整體倫理價值與具體權利要素,如生命權、健康權、隱私權等;[22]張新寶教授認為,除了已經被類型化的隱私權、名譽權等之外,人格利益還應關注某些精神利益,如宗教情感、文化情感、家庭情感、風俗情感等;[23]姚輝教授在對利益與權利、利益與法益進行比較之后,認為人格利益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指人格權的具體內容,如生命、自由、姓名、名譽、隱私等;其二則指存在于民事權利之外但仍然受到民事法律保護的與人格的存在或維護相關的所有人身或財產利益,如死者人格利益等”。[24]該概念對人格利益的界定較為周延,一是指明了現行法律體系中與人格利益相關的具體內容;二是抽象出人格利益的一般性原則,即與人格的存在或維護相關的所有人身或財產利益均可被視為人格利益,這就將今后有可能出現的人格利益都納入考慮范圍。
       
        筆者以為,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包括我國《民法總則》第109條規定的一般人格利益與第110條規定的具體人格利益。前者指體現人格尊嚴與人身自由的、尚未類型化為具體人格權的人格利益,是與人身和人的情感相關的各類利益的總括,具有相當的開放性,以此才能應對不斷出現并提升的人們對精神利益保護的要求;后者指已被類型化為具體人格權的人格利益,包括生命、身體、健康、姓名、名譽、肖像、隱私、婚姻自由等具體人格利益。
       
        (三)“人格物”的基本內涵
       
        物與人格利益的交融現象使人格物呈現出特有而豐富的內涵。主要表現如下:
       
        1.“人格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專屬性
       
        人格物是與人的情感密切相聯的物,人的情感因個體差異而獨一無二,因此人格物作為特定物是不可替代物且表現出專屬的特征。如一枚婚戒被遺失,重做一枚相同的戒指無法彌補婚戒所有人的精神損害。人格物的不可替代性同時決定了其具有不可復制性。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已可實現高精度的復制甚至克隆,例如,科學家可以根據寵物狗的細胞克隆出一條外觀一致的狗,但因其缺少與主人長期生活的經歷而難以與主人進行有效互動,從而無法給主人以精神慰藉。人格物的這一基本特征也使得其在受損時難以確定賠償的具體額度。如在“張長榮等訴吳貴明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被告的侵權行為使原告所有的兩只壽材損毀,對其造成了心理上和肉體上的無形痛苦,故酌定2000元精神損害金。[25]法官的客觀判斷依據十分模糊,與一般物的損害賠償在價值衡量上有明顯差異。
       
        2.“人格物”是人格的物化與物的人格化的結果
       
        首先,人格物的生成是人格物化的結果。人格本應依附于人本身而存在,人格物中的人格卻是依附于特定的物而存在。例如,婚慶照片所蘊含的人格因素附載于照片而呈現出特殊意義;又如,人體器官、體液或冷凍胚胎因脫離人體而成為人格物,在“李麗芳訴北京豐臺醫院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權責任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因被告豐臺醫院未向原告李麗芳告知醫院保管胎盤的時限,導致李麗芳的胎盤因超過48小時未取而被醫院處置無法找回,無法按照其家鄉風俗處理胎盤,給李麗芳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損害,應予以賠償。”[26]其次,人格物反映物的人格化。特定人的人格利益附著于普通物之上,進而使該物成為人格物。如在“郭秋實等訴遼寧世紀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被告所丟失護照上的旅游簽證及出入境記錄是原告夫妻的情感經歷的見證,是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27]上述物均因滲入特定人的人格利益而成為人格物,反映了物之人格化的過程。
       
        3.“人格物”權利主體具有復雜性
       
        普通物的權利主體常常是確定的,盡管可能存在共有的情況,但通常較為明確。人格物的人格利益主體不易辨識,有時甚至還很隱蔽。例如祖傳物品、祠堂等與家庭有關的人格物,其權利主體常常是復雜的、難為外界所知悉或判斷,正如前述“錢鐘書書信拍賣案”中楊絳女士的權利主張可能也不在李國強的預判之內,這無疑會加大人格物保護的具體法律規則的設計難度。在司法實踐中,此類物的歸屬也極易產生爭議,如“程秀芳訴郭玉峰、郭金璽返還原物糾紛案”中,原被告為同一宗族,郭玉峰借走宗譜三冊交予郭金璽謄錄,在此期間,宗譜被盜。被告以宗譜是所有郭姓宗族的文化遺產,并非原告私有財產為由提出抗辯,法院認為,郭金璽未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該宗譜原為原告的丈夫所有并保管,其去世時將該宗譜交付原告,因此認定該宗譜為原告的合法私有財產。[28]但在“明朝兵部尚書許弘綱父母遺像案”中,法院卻認為遺像應當歸屬于整個許氏家族所有,而不能由任一子孫單獨享有。[29]
       
        4.“人格物”反映的是人格要素與財產要素兩個因素的有機結合,統攝了財產權與人格權等多重權利
       
        現代民法體系建構于人的主體性和物的客體性的二元論基礎之上,民事權利的類別與體系也由此相應地表現為人作為主體所必需的人格權及物作為主要客體所產生的物權等財產權。這也使得人格權與財產權成為民法體系中的兩大基本權利而分庭抗禮、涇渭分明,并由此形成了一種在邏輯上自洽且嚴密的問題解決模式。但凡事有利必有弊,人格物的出現就反射出民法理論邏輯所不能自洽的人與物的相互融合的現象。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使二元客體間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故合理詮釋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將其納入民法理論的研究視野和民法規范的調整范圍,已成為必然要求。
       
        三、當前“人格物”司法保護存在的問題
       
        雖然司法實踐對人格物上的精神權利已經有所注意并認同,但由于沒有民法中正式制度的支持,大量案件因此回避或繞開對此類物權利歸屬的認定,司法中往往借助現有的物權、債權制度間接地實現對其的保護。這種裁決路徑與適用依據的選擇實際反映出依現有民事權利保護路徑處理人格物糾紛所面臨的理論障礙與規則困境。從實際情況看,此種做法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缺陷。
       
        (一)物權保護路徑
       
        我國物權法規定物的種類包括不動產、動產以及法律規定作為物權客體的權利。實踐中,大部分人格物可納入動產和不動產范疇之中,進而受物權法規范。而一些特殊的人格物,如祖墳、人的遺體等,雖亦可解釋為動產或不動產,卻因其特殊性需要物權法予以特別調整,但現行法欠缺相應規制規則,導致無從認定其所有權歸屬。
       
        1.物權取得與公示規則的局限
       
        根據物權法,不動產和動產上所體現的物權可分別通過登記或交付的方式對外公示權利,人格物的公示似可依循此理,但因登記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與相關社會觀念的影響,某些人格物上的權利無法公示、確認。如目前農村的墳墓基本不能辦理不動產登記;再如對人的遺體、骨灰等特殊人格物,不但理論上存在性質之爭,社會大眾亦難以接受將其看作物并對其進行權利歸屬劃分,司法實踐中也多以保護直接利害關系人人格權的方式進行保護。例如,在“謝某等訴金堂仁愛醫院、周某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中,被告周某錯領并擅自處置原告之父的遺體,法院并未認定遺體的歸屬,而是認為被告的侵權行為使原告喪失了認領、瞻仰親人遺體的最后時機,侵害了原告作為死者近親屬享有的人格利益。[30]又如,在“龐某等與李某等一般人格權案”中,被告擅自將原告外祖母的墳墓遷至他處,被告在訴訟中堅稱案涉墳墓的墓主也是其祖母。對此,法院未就墳墓的歸屬作出認定,而以原告作為墓主的近親屬對親人墳墓享有寄托哀思等人格利益對其進行保護。[31]長遠來看,隨著人格物外延不可避免地擴張,此種做法不僅說理不足也無法妥善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類糾紛,特別是如果多個主體都對同一人格物享有人格權利或利益時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公示制度的主要意義在于保護交易安全,而盡管祖墳、遺體、骨灰等人格物一般不能交易,人格物因此看似與公示制度關涉不多,但從公示制度具有維護財產歸屬與支配關系的穩定與安全等意義的角度出發,[32]特殊人格物的權利歸屬仍需公示制度的一定支持。
       
        2.物權消滅規則對“人格物”規制缺失
       
        一般而言,物權因法律行為、物在事實上滅失、生效判決確認或政府依法征收而消滅。但人格物的滅失有其獨特性,物權法難以給出合理結論,如:善意取得作為原始取得也是物權消滅的一種原因,但如果善意第三人取得的財產是人格物,那么該物上的人格利益是否也因此消滅?抑或為充分保護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特別規定人格物不應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樣,在對人格物征收的過程中是否需要更加特別保護其上的人格利益?又該如何保護?在有替代物可供征收時,人格物是否應當后于一般物被征收或被豁免征收?澳大利亞的相關立法就規定了對土地的征收應考慮其對土地所有權人的特殊意義,同樣的問題也需要我們從理論與規則層面予以回應。
       
        3.物權救濟規則適用時的困窘
       
        當人格物受到侵害時,權利人可援引物權救濟規則對物上財產利益予以保護,同時,也可以基于人格利益的緊疏程度和具體情況主張不同程度的精神損害。如“劉起超等訴秦皇島博輝公司返還原物案”中,原告應聘時將其發表的文章19份及獲獎證書2份作為應聘材料提交,后其未被被告錄用,應聘材料亦未返還,原告遂訴至法院,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失、返還原物等。[33]又如“黃大發與武漢市國營三店農場侵權案”中,法院認為因三店農場遺失黃大發檔案導致其歷史和榮耀的丟失,人生歷程出現空檔,故判決支持黃大發的精神損失賠償請求。[34]然上述案件的判決書所援引的均為侵權法上的救濟規則,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法官注意到了這類物的特殊屬性,但一般的物權規則難以適用,且基于物權救濟規則無法兼顧物上人格利益的保護,在應對人格物保護問題上捉襟見肘。
       
        對此,有的國家在財產法、物權法中對于財產(物)上人格利益的保護進行了原則性規定:美國聯邦和有關州的破產法對“必要的”個人財產予以特殊保護;《奧地利民法典》第1331條承認在財產毀損情形下所有權人存在情感利益;《日本民法典》第710條規定侵害財產權除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外,對于財產之外的損害也應賠償。上述域外立法規定突破了對物的損害不得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桎梏,但其僅在某一分編或單行法中予以規制,仍不足以對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提供全面保護,也未能凸顯其在民法體系中的特殊地位。
       
        (二)債權保護路徑
       
        合同、侵權行為、不當得利與無因管理是民法中債發生的四種主要原因,從目前已發生的實例看,前兩種債之發生原因與人格物關聯度較高,不當得利與無因管理相對較為疏離,因此,下文僅從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兩個角度分析債權保護路徑的得失。
       
        1.合同法對精神損害應對的不力
       
        人格物作為一種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可能成為保管、加工承攬、買賣、租賃等合同關系的標的,如著名的“唐山孤兒案”中的照片就是加工承攬合同的標的。依現行合同法原理與具體規定,當事人因合同相對人的違約行為受到精神損害不予支持。但在涉及人格物的合同糾紛中,部分法院又支持了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如“張萬松與王保敏服務合同案”中,法院認為,被告在為原告提供攝影服務時,結婚照光盤中的人不是原告本人,結婚光盤照片是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紀念物品,具有唯一性、不可再現性,故支持原告要求退還攝影費和賠償精神損失費的訴請。[35]盡管這類判決可以勉強解釋為在侵權與違約競合的情況下所作出的一種選擇,但其實普遍存在說理不足、法律依據不充分的問題。
       
        2.侵權法保護手段的權宜性
       
        除憲法和民事一般法的規定及探索性的司法實踐外,對人格權益的救濟主要具體體現在侵權法中。[36]如“韓玉英等訴葉長青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原告已故親屬的墓地是原告悼念親人、寄托哀思的特殊場所,被告將原告親屬的墓地推平,給原告造成了精神損害。[37]根據《侵權責任法》第22條之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時,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條并未規定此處是單獨的人身權益還是負載于物上的人身權益,從語義學角度分析,后者亦可通過對此條的廣義解釋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理論上通常認為賠禮道歉這種責任方式僅適用于侵害各種人格權益的情形,而不適用于侵害財產權益的情形,[38]但已出現的司法判決打破了上述理論堅冰,如“許世章等訴許軼新財產損害賠償案”中,法院認為墳墓是死者親屬寄托哀思的載體,被告砸毀其親人墳墓的行為不僅造成原告的經濟損失,同時使其遭受了感情創傷和精神痛苦,故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賠禮道歉的訴訟請求。[39]需要正視的是,目前的侵權法中,無論一般人格權與特殊人格權都特指與人身相關的權利,附著物上的人格利益并非其題中之義。可以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4條關于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的規定對人格物的精神損害賠償保護并不在侵權法的理論預設框架中,其創設本身僅能暫為權宜之計,不具有終極性和長遠性,既無法徹底解決問題,在理論上也不能自洽。
       
        四、“人格物”司法困境的理論突圍
       
        上述分析表明,以民法現有理論與制度來規范這類具有人格利益的物,既存在缺乏物權的確立、取得、消滅、救濟規則的窘境,也存在物上人格利益的損害救濟依據不足等局限,更難以給出有力的理論解釋。司法中出現的裁判理由各異的判決,盡管立場相近,但均說理不足,甚至造成“錯判”的觀感,不利于裁判尺度的統一。究其原因,乃在于作為權利主體的人和作為權利客體的物的民法二元分立理論影響下的權利體系與保護機理限制了人們的想象,其精巧與抽象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真實世界的紛繁復雜性。為解決上述問題,應從根本上對傳統民事權利客體理論予以深度檢視,厘清民事權利客體與民事權利對象之間的關系,深層剖析“人格物”在民法中的范疇歸屬,進而尋求相應的民法理論基礎,在立法上適度突破人格權與財產權的二元對立,以有效應對人格物司法保護的需求。
       
        (一)民法固有體系下民事權利客體的考量
       
        我國《民法總則》以“人—權利—行為”為基本框架展開,“人”對應著民事主體,“權利”對應著法律關系內容,“行為”指代法律關系的得失變更。《民法總則》繼承了《民法通則》的做法,專章規定了民事權利,而在立法過程中對是否專章規定民事權利客體則存在不同意見:贊成者認為,從民法體系化、科學化的角度講,權利客體必不可少,規定新型權利客體可以為民法發展留出空間,且規定權利客體也是與國際接軌的;反對者提出,各種權利的客體不完全相同,差異較大,難以歸納出一般性規則,且多數規定基本都是概念性、宣示性的條款,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將權利客體的規定放在民法典各分編更好一些。立法機關經研究認為,民法總則是民法典的綱,應主要規定民法的基本原則和一般性規則,具體規則宜由民法典各分編和民事單行法規定。[40]已頒行的《民法總則》并未涉及權利客體的內容,可見學界對民事權利客體問題尚存爭議。可以說,自《德國民法典》創制以來,傳統意義上的權利客體只具有工具價值,具體表現為兩方面:一是為凸顯人的主體性價值與主體性地位,將權利劃分為人格權與財產權,由此產生人格權與財產權二元對立的立法例;二是作為民事主體間的媒介,在二者間搭建起民事法律關系,以保證權利主體的利益得以實現。法學作為一門實踐性學科,不應直接在法律規范中為權利客體尋找任何確定性的依托或先驗的假設,而是應基于常識與實踐,客觀發揮權利客體在法學理論、制度設計及法律解釋與適用等方面卓越的工具性價值。
       
        1.“主體—客體”二元構造的哲學基礎與工具價值
       
        主體、客體的概念來源于哲學。為了便于研究意識與物質的關系這一哲學核心命題,人們創設了主體與客體這對工具性概念,前者指代主觀的、能動的和有理性的人,后者指“主體以外的客觀事物,是主體認識和實踐的對象”[41](即客觀實在),并在“主體—客體”二元構造模式下研究人與客觀實在的關系。一般認為,哲學的“主體—客體”二元構造具有雙重價值:一是作為人類主體意識覺醒的必然結果、凸顯人的主體性地位的價值,在此二元模式下,人通過對客體的認識、作用與支配,從而達到人獨立于自然與團體、不受他人支配的終極目的;二是作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和科學研究的思維方式與方法工具的卓越價值。自建構理性主義興起以來,“主體—客體”二元構造這一基本研究方法直接影響到了其他人文社會學科。法學上首先體現在刑法本體論的構造中,傳統四要件理論堅持犯罪由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客觀方面構成,前兩者從主觀意識層面研究犯罪構成,后兩者從犯罪的客觀物質層面來研究犯罪構成;民法的權利體系同樣根據這種基本方法,將民事權利劃分為人格權與財產權,其中人格權對應人本身,財產權則對應人支配的物或其他財產。毫無疑問,在建構權利體系方面,迄今沒有什么方法比“主體—客體”二元構造方法更具優勢:哲學上精神與物質涇渭分明的格局投影在法學上并由此形成的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分野,使得用“主體—客體”二元構造的方法去建構法學大廈中的民法體系及民法其他架構成為可能亦或是必然。
       
        2.“主體—客體”二元模式下民事權利客體的基本定位
       
        在傳統民法理論中,權利客體的概念與權利客體的類型化劃分一直存在問題。首先,就民事權利客體的概念而言,民法語境下與客體相關的概念主要有民事權利客體、民事法律關系客體、權利對象、權利標的、權利標的物等,各概念之間的邏輯層次不清,其間的聯系與區別亦未在學界形成統一意見。[42]但在一般語境下,民事權利客體與民事法律關系客體是學界常用的民法概念。民法學者雖然對民事權利客體及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關系存在分歧意見,但在它們均指“民事權利與民事義務所作用、指向的對象”這一點上卻有共識。[43]權利客體的概念是對哲學上主客體二元模式研究方法的借鑒,是與權利主體相對應的概念,[44]“主體只能是客體的主體,客體也只能是主體的客體”,[45]既然在哲學上客體是“主體所認識、作用的對象”,那么具體到法學中,權利客體應該就是“權利主體所認識、作用的對象”,但這與傳統民法理論中民事權利客體的概念,即“民事權利義務所作用、指向的對象”卻無法對應。可見,如果我們堅持借鑒哲學上的主客體二元模式的研究方法,那么民事權利客體就應該是在“主體—客體”二元構造語境下對應于權利主體而言的“受權利主體所作用、指向的對象”,而并不是對應于“民事權利義務”而言的對象,在這里出現的“替換現象”終造成“權利主體”缺失以及民事權利客體與作為具體范疇的民事權利對象的混淆。因此,“民事權利義務所作用、指向的對象”這一表達,由于完全不在“主體—客體”二元構造下權利客體的內涵與外延之中,顯然不應是民事權利客體的題中之義。其次,傳統民法對權利客體的類型劃分亦存在著問題,《民法總則》把民事權利客體類型化為物、行為、智力成果、人格利益、法律關系本身甚至是權利,分別對應著物權、債權、知識產權、人格權,由此形成民法上龐大的權利體系。但在此分類下,人格物的范疇歸屬便存在疑問:人格物如果作為物權的客體,附于其上的人格利益無從歸屬;人格物如果作為人格權的客體,其上的財產權利又無法包容在人格利益項下。
       
        其實,在民法語境下重新審視民事權利客體理論,并不僅僅是緣于人格物的發現,人格權商品化的法律現象也敦促學界開始反思傳統權利客體理論。近年來關于權利客體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權利客體一元論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主流方向。有學者將權利客體歸于一元論下的民事利益,“法律規范的本質在于調整人與人之間(就物、信息等各種載體上所承載)的利益關系,相對于物、信息等利益載體而言,主體更關心的也是這些載體上的利益。”[46]“哲學上的客體只能相對于民法學上的權利對象——一個相對具體的范疇;在民法學上,與主體相對應的客體概念只能是一個抽象的范疇,即各種民事利益。”[47]筆者贊同這一結論,但對權利客體是一元論下的民事利益的論證進路卻持不同意見,而論證進路的澄清有助于更加正確地認識權利客體的真相與本質。筆者認為,其論證中存在如下問題:(1)將哲學上的客體僅僅局限于自然世界,[48]顯然沒有把握哲學上客體的真正含義。哲學上的客體實際上指的是主體所認識與實踐的客觀實在,除自然世界外,還包含各種觀念實體(如行為、利益、智力成果等)。而民事利益即為一種觀念實體,其本身就屬于哲學客體的基本范疇。所以,在“主體—客體”二元構造語境下權利客體被界定為民事利益并不存在理論難題,因此所謂法學語境下的權利客體受到哲學不當影響進而與權利對象混淆的解釋不具說服力;(2)其在論證中指出,“法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而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自然的關系。”[49]這一論斷亦存在明顯錯誤,因為哲學同樣也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等就是圍繞著主體間困境展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身就在哲學既定研究范疇中。
       
        合理的論證進路應以主客體二元構造的研究方法為邏輯起點,在主客體二元模式下全面審視權利客體的基本定位。前文述及,主客體二元模式是人類尋求解決不受自然、團體與其他個體支配的手段,人們借之以求達到實現人的主體性價值之目的。在嚴格區別主體與客體的意義下,只有客體一方才能被支配,并且主體通過對客體的支配方可獲得某項自由,特別自人文主義革命以來,“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已被奉為圭臬。“在康德這里,人不單純是這個或那個意志使用的工具。在他們的一切行動中,不論是對于自己,還是對于別人,任何時候都必須被當作目的。只有他們才被稱為人身,其他無理性的東西則被稱為物件。”[50]在康德看來,正是主體對客體的支配地位,才凸顯人的主體性價值,否則,人就會成為自然的一部分,永遠受自然奴役。除此之外,從語義學上觀察,“支配”與“實踐”在“作用”這一語義上是相同的。因此,盡管一般來說哲學上的客體概念指“主體所認識、實踐的對象”,但是“客體是主體所支配的對象”仍然在其內涵或至少在其外延之中。法學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在法學中,不僅僅將客體認為是主體所認識、作用的對象,更是特別強調主體對客體的支配性地位,以此來實現權利主體的自由意志。因此,在“主體—客體”二元構造語境下,民法中的權利客體可以被界定為“權利主體所作用、指向與支配的對象”,其中“作用”“指向”與“支配”都表征著權利主體對權利客體的控制作用,而“支配”的控制程度更加強烈,更加具有“排他性”,更能實現權利享有者的自由意志。
       
        在此定義之下,我們須在民事權利中尋找這一“對象”,其既應歸屬于哲學上客體的范疇,亦能為權利主體所支配。不難發現,在一項民事權利中,只有對應的民事利益才是受權利主體所作用、指向與支配的,權利主體可以通過法律行為或事實行為來獲取或放棄該民事利益,并不以實際支配該具體利益載體為條件。以抵押權為例,雖然抵押權的權利義務所作用和指向的對象是抵押物本身,但由于抵押權的設立無須轉移抵押物的占有,故抵押權人實際并不支配控制抵押物這一具體范疇,其支配的實際是抵押物的交換價值這一民事利益。因此,這個被權利主體所作用與支配的“對象”,即民事權利客體,應該被界定為民事利益,如此,方是其本質屬性的回歸。至于民事權利義務所作用和指向的那個具體的范疇,則姑且可稱之為“民事權利對象”——其是民事利益(即權利客體)的載體。由于“民事權利對象”具有單項或多項自然屬性抑或社會屬性以滿足人的各種需求,因此同一“民事權利對象”上可能會承載著不同的民事利益。至此,在法學語境下出現了民事權利客體與“民事權利對象”的分野,二者在權利理論中有著不同的定位,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二)民事權利客體的重新界定與人格物的范疇定位
       
        1.民事權利客體的重新界定
       
        在民事權利客體是一元的民事利益的語境下,民事權利對象是民事利益的載體,其上可能并存著不同的財產利益與人格利益,每種民事利益對應著一個權利,故同一權利對象上可能并存著多個同屬或分屬于不同民事主體的民事權利,這些民事權利既可以是財產性權利,也可以是與人格有關的權利。以人格物為例,作為權利對象,人格物上承載著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以及人格利益等多重民事利益,為了物盡其用及交易安全,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可能會被分割成不同的財產性民事利益,從而為多個民事主體同時享有,于是,在該人格物上就可能存在所有權、抵押權、質權等物權;同理,人格物上可能承載著一般人格利益與具體人格利益,分別對應一般人格權與具體人格權。因此,在學理上民事權利體系可以這樣劃分:在財產權上,民事利益可分為物上民事利益、債務人行為上的民事利益、信息上的民事利益、身份上的民事利益等,分別對應物權、債權、知識產權與其他投資性權益、婚姻法與繼承法上的權益等,至于權利質權,其權利客體可視為權利對象上的民事利益;在人格權上,民事利益分為一般人格利益與具體人格要素(諸如生命、肖像、健康、隱私、個人信息等人格要素)上的人格利益,分別對應一般人格權與具體人格權。[51]
       
        借助這一權利客體的重新定位,就使得包括人格物在內的這種兼具多重民事利益的法律規制對象在民法理論、制度設計和法律適用上具有了較強的合理性與可操作性。主要表現在:第一,在學理上對民事權利進行劃分時,以民事權利客體為工具劃分權利,于是可以在保持“人格權—財產權”二元對立的體系下,根據民事權利客體的種屬關系,建構民法權利體系;第二,為附于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的雙重法律保護提供立法上的理論基礎,打破物上不具有人格利益的理論桎梏,從而徹底地擺脫傳統民法在人與物、人格與財產二分模式下非此即彼的困境;第三,在民事司法實踐中,在尋求請求權基礎時,以權利對象為起點,沿著“民事權利對象—民事權利客體—民事權利”的路線,不難找出附著于民事權利對象上的民事權利客體及其所對應的民事權利與規范。
       
        2.人格物的范疇歸屬
       
        民法就其體系形式而言,可將其定位為以形式邏輯為主導,抽象概念為基石,并以概念抽象高低來排列其位階與組合其關系的外部體系。[52]在民法強大的邏輯體系中,人格物究竟居于何位?傳統民法視野中,人與物是相對的概念,但自人類社會誕生之日起,人與物就難以絕對對立,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并非涇渭分明。人和物在法律上的分離肇始于羅馬法,查士丁尼《法學總論》在第2卷的卷首語就表明了人與物在法律體系上的分立:“在前一卷,我們已經闡明了關于人的法律,現在讓我們來考察物,即屬于我們財產或者不是屬于我們財產的物”,[53]人和物構成了法學階梯式民法體系中的前兩部分。這種劃分對人格權與財產權的二元分立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此,給民法帶來的意義在于:人成為權利義務的主體,而物成為主要的支配對象。物與人的分離不僅促使了財產權與人格權的二元分立,對物權和債權的區分亦產生了重要影響,人與物的分離成為現代民法體系產生與發展的淵藪,德國、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典都在總則部分設置了人與物的區分。以此為背景,由于受到將民事權利客體等同于民事權利對象的錯誤思維影響,并以民事權利對象的不同來劃分民事權利體系,傳統民法中的權利客體于是被分為人格、物、行為、信息、身份甚至是權利等,據此產生人格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及其他投資性權益、婚姻法與繼承法上的民事權益、權利質權等。又因為一個民事權利只有一個權利客體是民法中的公理,于是傳統民法理論基于人格權與財產權的二分理論認為,物是物權客體,其上只有財產權利,因而不承認物上人格利益;而人格權依附于人身,因而同樣不承認物上人格利益。這就直接造成了附著于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和財產利益無法得到現行民法系統的全面保護。
       
        然而,根據上述關于民事權利客體的認知,權利客體是區分不同民事權利最根本的標志,人格物作為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其本身并不是權利客體,與權利客體并非種屬關系。人格物作為物的一種特殊形態,與物才是種屬關系。從中國裁判文書網近來公布的部分案例看,人格物涉及結婚錄像光盤、婚紗、定情信物、私人書信、畢業證、老照片、護照、個人檔案、祖傳物品、寵物、墳墓、族譜、風水樹等;實踐中還出現了因胎盤、骨灰、人體基因等歸屬和處分問題所引發的各類糾紛,這些人體脫離物及人體遺留物因與人身密切相關而具有了較強的倫理屬性,超出了公眾對物之形態的普遍認知。但究其本質,不難發現這些物亦具有物的有體性、獨立性、可支配性等特征,在“人”與“物”的二元語境下,它們顯然只能歸屬于物。“解釋”所創設的“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概念和學者們對這類物的各種表述,歸根結底其實無非都表明其就是一種物或物中的一個特殊類別(筆者認為,“人格物”是對其更為簡練的提法)。而物的上位概念卻并不是我們原本所固守的權利客體,而是民法理論語境下的民事權利對象,故人格物其實是民事權利對象話語譜系中的一個環節,人格物在民法中的范疇歸屬應為民事權利對象。至此,人格物從傳統民法理論權利客體的誤區與束縛中終回歸其作為權利對象的法律本質。
       
        (三)人格物的規則設計與法律適用
       
        其實,傳統民法中人格權與財產權的二元分立,是形式上的分立而非實質上的對立,這種分類不過是一種技術手段,目的是使民法權利體系化。且無論是基于常識與經驗,還是基于法律現象,我們均無法得出所有權利對象要么僅具有人格利益要么僅具有財產利益的結論。人格物上同時具有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的現象使人格權與財產權間構建起一座橋梁,并使其上多重利益的全面保護成為必要。“解釋”第4條從侵權責任法的角度發揮著對人格物人格利益損害的救濟功能,但僅此無法系統解決人格物上權利的設立、變更、轉讓及消滅等諸多問題,尚須在民法總則及其各分編中設計一系列具體規則以協同構建。《民法總則》雖已頒布施行,但司法實踐中有關人格物的案件方興未艾,學界對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因《民法總則》的頒布而戛然停止。
       
        在未來民法典的編纂中,可以考慮在總則中對人格物上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的保護宣誓性規定,從而將人格物納入《民法總則》的權利對象話譜體系中,以統攝民法典各分編,打通民法權利體系的任督二脈,為各分編援引該項規則開辟道路,也為民法的未來發展提供充分的彈性。日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首次提請審議,共六編1034條,爭議已久的人格權編已位列其中。如人格權編能突破陳規,則人格物的法律規制將變得簡單易行且徹底打通民法中人與物之間的屏障,其他各編的立法成本也因此大為降低,亦為民法典增添更多的“中國創造”元素。可供參考的方案是:將人格物的一般規定置于《民法總則》的民事權利一章中,在第117條與第118條之間增設一條作為人格物保護的概括性規定,具體表述為,“對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依法保護權利人的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在人格權編中明文規定“侵害人格權的責任形式同樣適用于侵害具有特定人格利益的物。”[54]。
       
        由此,人格物法律保護體系如下:人格物上的財產利益主要由物權法編調整,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則主要由人格權法編調整。當人格物上財產利益受不法侵害時,可直接適用物權法編和侵權責任法編關于侵害財產權的規定;當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受不法侵害時,則可直接依據人格權法編主張權利。人格物的具體法律適用過程為:先確定權利對象,再由權利對象推及權利客體,最后從權利客體推及民事權利,大致的邏輯過程為“民事權利對象—民事權利客體—民事權利”。人格物是權利對象,承載著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這樣,人格物上就可同時存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獨立的權利,這些權利可以同屬一個民事主體,也可以分屬于不同的民事主體,當人格物受到侵害時,受害人直接以依附于人格物上的一個或多個權利受到侵害為由,單獨或同時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財產損害賠償甚至物上請求權之訴,從而實現人格利益和財產利益的全面救濟。
       
        人格物的歸屬、管理與處分、繼承及分割中的難題,在本質上屬于人格物上并存的兩個以上的民事權利發生了沖突,我國現行民法規范體系沒有權利沖突的解決規范,這一現象的產生應歸咎于現行民法體系固有的缺陷。由于民法總則及其分編中關于人格物的相關具體規范尚未建立,法官在審理該類案件時沒有現成可用的規范但卻不能拒絕裁判,因此,選擇一種過渡性的解決措施來彌補人格物上的規范供給不足是一條可行之路。以“錢鐘書書信拍賣案”[55]為例,涉案書信作為同時承載著人格權益與財產權益的人格物,其上存在的錯綜復雜的權利混同與沖突,原告楊絳以請求司法機關保護其著作權和隱私權的方式,要求制止被告李國強通過拍賣方式對涉案私人書信的處分行為,這種訴訟策略的選擇及法院的最終處理均回避了本案中一個顯見且關鍵的問題,即李國強作為書信這一物之所有人,其對書信享有的所有權、處分權與書信上所并存的隱私權與著作權之間的沖突關系應如何解決。新近出現的“茅盾先生手稿拍賣案”[56]中,手稿作為權利對象,其上依附著的手稿所有人之所有權與茅盾先生繼承人之著作財產權之間同樣存在著沖突。學界關于權利沖突的解決方法主要有價值位階說與利益衡平說。價值位階說認為不同權利的位階不同,高位階權利具有對抗低位階權利的效力;利益衡平說則認為,權利沖突本質上是利益沖突,權利沖突的解決過程其實是對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平衡,以使不同權利主體的利益范圍不再重疊的價值選擇過程。其中,價值位階說具有明顯缺陷,因為盡管權利體系中存在一定的權利位階但并不具有整體的確定性,不可能形成像“化學元素表”那樣先在的圖譜,[57]且其面對相同類型的權利發生沖突的情形也束手無策;利益平衡則照顧到沖突各方的利益,同時又能達到較好的社會效果,因而成為了學界主流觀點。
       
        筆者認為,與其設立權利沖突的權利位階秩序,不如在利益衡平的過程中建立起一系列規則來限制法官司法的恣意。為此,應在利益衡平過程中引入一系列不預設何種利益優先的考量因素,以此限制法官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比如,沖突的權利對相對權利的損害程度、該權利是否有可被替代的可能、其對相關法益的損害程度等。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判執行工作中切實規范自由裁量權行使保障法律統一適用的指導意見》中第4條、第7條的規定來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權利發生沖突時法官采取的就是利益衡平說的立場,但是該意見只確定了利益衡平原則,并沒有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法。筆者認為,最佳權宜途徑是在司法實踐中以利益衡平為基本原則,同時合理吸收上述解決權利沖突的方法。以“錢鐘書案”為例,首先,就相互沖突的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受損程度而言,若允許拍賣,則隱私權必受損且難以恢復,而若基于人格權優先于財產權限制其公開拍賣,則李國強雖無法通過拍賣獲利,但仍可以保有對書信的所有權并可在滌除隱私的前提下對書信行使一定的處分權。相較之下,顯然財產權可能受損的程度較輕;其次,從權利是否可被替代角度考慮,楊絳對書信享有的隱私利益無法被其他權利所替代,而李國強則完全可以將自己所有的其他財產進行處分以獲取利益;最后,從權利行使是否直接對法益構成損害角度出發,案中隱私權的行使并沒有侵害法律所保護的其他法益,而只是對所有權權能進行了必要的限制,這種限制顯然在社會公眾和利益相關人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內。綜上所言,應優先保護楊絳對書信享有的隱私利益。由此可見,依照上述方法,在綜合考量當事人各方的財產利益、人格利益以及社會效果利益等因素基礎上,可得出相對合理的解決人格物上的權利沖突問題的裁判結果。
       
        結語
       
        法律現象根植于不為主觀意志而轉移的社會關系,需要理論詮釋和規范調整。具有人格利益的物呈不斷擴張之勢,完全交由司法基于個案裁量的方式處理并繼續將其放逐于民法規范和民法理論之外,已難以回應公眾的期待和法治的要求。在中國民法典制定的時代背景下,正視真實問題,將“人格物”從現有的法律概念體系和理論中凸顯出來,在民法典中構建人與物、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內在互動與聯系,建立科學系統的民事權利體系和民法適用規則,同時對民事權利客體和民事權利對象的內涵進行正本清源,既可助力司法從法律適用的困境中突圍,也可彰顯出我國民法在人格權覺醒進程中得以檢驗、修正并且成長的生動過程,為世界貢獻中國的經驗和法律智慧。

      【作者簡介】
      冷傳莉,貴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人格物的民法學詮釋與制度建構研究”(項目批準號:12BFX073)的研究成果。

      【注釋】
      [1]筆者主張,對同時蘊含人格利益與財產利益這一類特殊的物采用“人格物”概念加以界定,其是指“一種與人格利益緊密相連,體現人的深厚情感與意志,其滅失造成的痛苦無法通過替代物補救的特定物。”
      [2]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3]參見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錫民終字第01235號民事判決書。
      [4] See Cf. Carl H. Coleman, Procreative Liberty and Contemporaneous Choice: An Inalienable Rights Approach to Frozen Embryo Disputes, 84 Minn. L. Rev.55,66(1999).
      [5]參見徐國棟:《體外受精胎胚的法律地位研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5年第5期;劉士國:《中國胚胎訴訟第一案評析及立法建議》,載《當代法學》2016年第2期。
      [6] See Davis v. Davis, 1989 WL 140495,at 57(Tenn. Cir. Sept.21,1989)(No. E-14496).
      [7]參見楊立新:《脫離人體的器官或組織的法律屬性及其支配規則》,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1期。
      [8] See Angela K. Upchuch, A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of Frozen Embryo Disputes, 39 Conn. L. Rev.2107,2147(2007).
      [9]參見孫良國:《夫妻間冷凍胚胎處理難題的法律解決》,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10]參見卞文超:《外國法官怎么看待冷凍胚胎》,載大眾日報網: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41011/Articel05003MT.htm,最后訪問時間:2018年8月9日。
      [11]參見張善斌、李雅男:《人類胚胎的法律地位及胚胎立法的制度構建》,載《科技與法律》2014年第2期。
      [12]See Andrea Mulligan, Frozen Embryo Disposition in Ireland after Roche v. Roche, 46 Irish Jurist (N. S.)202,210(2011).
      [13]參見趙興武、隋文婷:《愛情沒了,冷凍胚胎怎么辦》,載《人民法院報》2018年2月27日第03版。
      [14]參見李昊:《冷凍胚胎的法律性質及其處置模式——以美國法為中心》,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15][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頁。
      [16]在該案中,原告楊季康(筆名楊絳,已故錢鐘書之妻),其一家三人曾因朋友關系向該案被告之一李國強寄送私人信件百余封并由其收存。2013年中貿圣佳公司拍賣上述書信手稿,楊季康獲悉后向法院申請訴前禁令并起訴。法院認為,李國強將案涉信件擅自交給他人以及中貿圣佳公司未經許可將其向鑒定專家、媒體記者等展示、提供等行為構成侵犯隱私,中貿圣佳公司披露書信手稿,轉載拍賣報道等行為侵犯著作權。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高民終字第1152號民事判決書。
      [17]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終字第04170號民事判決書。
      [18]參見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2)閔民一(民)初字第3182號民事判決書。
      [19]參見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黔01民終3195號民事判決書。
      [20]參見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人民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45號民事判決書。
      [21]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尹田教授等均持該觀點。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151頁;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5頁;尹田:《物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0頁。
      [22]參見楊立新主編:《中國人格權法立法報告》,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頁。
      [23]參見張新寶:《侵權責任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頁。
      [24]姚輝:《人格權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頁。
      [25]參見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人民法院(2015)托民初字第89號民事判決書。
      [26]參見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2015)豐民初字第12469號民事判決書。
      [27]參見沈陽市和平區人民法院(2013)沈和民三初字第00673號民事判決書。
      [28]參見山東省濟陽縣人民法院(2014)濟陽民初字第643號民事判決書。
      [29]參見徐國棟:《現代的新財產分類及其啟示》,載《廣西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30]參見四川省金堂縣人民法院(2011)金堂民初字第706號民事判決書。
      [31]參見四川省蒼溪縣人民法院(2016)川0824民初1716號民事判決書。
      [32]參見前引[21],尹田書,第103頁。
      [33]參見河北省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秦民終字第1036號民事判決書。
      [34]參見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終2683號民事判決書。
      [35]參見河南省封丘縣人民法院(2014)封民初字第02116號民事判決書。
      [36]參見《憲法》第33條、第37條、第38條,《民法通則》第3條、第98-103條,《侵權責任法》第2條,《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第1條。
      [37]參見山東省泰安市泰山區人民法院(2014)泰山民初字第2007號民事判決書。
      [38]參見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78頁;王利明:《侵權責任法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48頁。
      [39]參見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2015)臺天民初字第311號民事判決書。
      [40]參見石宏:《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256頁。
      [41]《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741頁。
      [42]這些概念的聯系與區別并不是本文研究的對象,因此本文對此不作進一步論述。
      [43]參見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頁;徐國棟:《民法總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頁。
      [44]參見前引[21],梁慧星書,第151頁。
      [45]李錫鶴:《民事客體再認識》,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46]劉德良:《民法學上權利客體與權利對象的區分及其意義》,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9期。
      [47]前引[46],劉德良文。
      [48]前引[46],劉德良文。
      [49]參見前引[46],劉德良文。
      [5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51]參見前引[46],劉德良文。
      [52]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16頁。
      [53][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48頁。
      [54]2018年8月28日提交審議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征求意見稿)第778條規定“侵害民事主體人格權的,應當……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民事主體依照前款規定提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請求權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筆者建議在該條兩款之間加入上述條款。
      [55]參見前引[16]。
      [56]參見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蘇01民終第8048號民事判決書。
      [57]參見林來梵,張卓明:《論權利沖突中的權利位階——規范法學視角下的透析》,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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