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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反思與重塑
    ——以《行訴解釋》第12條第5項的司法適用為中心
    2021/3/29 10:35:01  點擊率[179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行政訴訟法
      【出處】《法律適用·司法案例》2020年第20期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行訴解釋》第12條第5項將“自身合法權益+處理投訴職責”的雙重要件作為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后,其司法適用效果仍待觀察。檢視相關規范及案例發現,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呈現主觀化的混雜現象。經闡釋判定標準條款,認為“自身合法權益”要件之悖論是引發難題的緣由。基于此,可審慎運用域外法上的保護規范理論,將其作為克服主觀化難題的分析基準,繼而將雙重要件重塑為新的判定結構。通過對判定標準的調適,《行訴解釋》第12條第5項的司法適用有望實現客觀化與理性化。
      【中文關鍵字】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投訴;保護規范理論;司法理性
      【全文】

        在行政訴訟理論與實踐中,因投訴人原告資格牽涉多重法律關系,運用何種標準去進行判定存在很大分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行訴解釋》”)于2018年2月8日起施行,其中第12條第5項是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行政機關具有處理投訴職責”(簡略起見,以下簡稱“自身合法權益+處理投訴職責”)的雙重要件確立為投訴人原告資格的判定標準,為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投訴類行政案件提供了規范指引。[1]但《行訴解釋》這一條款的司法適用效果仍有待觀察。
       
        一、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難點呈現:從兩起案件切入
       
        面對大量的投訴類行政糾紛,筆者在此處先羅列兩個典型案例,借此引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這一主題。
       
        案例一[2]:何某以西城商貿公司存在過期商品銷售為由進行投訴,當地食藥監分局介人調查、處理。何某對投訴處理不服,訴至法院。一審法院認為,本案中行政行為的相對人是商貿公司,本案證據可以證明何某在購買該罐頭時已經知道過期,其投訴不是為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具有原告資格。二審法院認為:“何某以第三人存在過期商品銷售為由進行的投訴,并非是用于個人食用的一般消費者,在明知商品過期還購買并制作視頻,其目的不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案例二[3]:張某申請再審稱,他曾多次前往省人社廳所屬部門投訴舉報及詢問處理結果,均未獲得答復,認為二審認定其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省人社廳知曉舉報人和請求答復人是張某本人”有誤,請求撤銷一、二審行政裁定,依法再審本案。最高法院認為:“張某向省人社廳匿名舉報長征機械廠提供虛假職工人事檔案辦理提前退休的問題,并非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進行的投訴,故其與省人社廳對該事項的處理并不具有利害關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訴訟的原告資格。”
       
        第一起案件中,法院以“不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為由否定了投訴人原告資格。事實上,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雙重要件,是作為《行政訴訟法》設定的一般性原告資格判定標準——“利害關系”的再解釋或細化。但是,“自身合法權益”等抽象概念的界定卻比較復雜。在第二個案例中,“投訴”與“舉報”的關系不禁使人疑惑。為什么法院要特別強調二者的區別?基于《行訴解釋》本身的嚴謹性,既然第12條第5項未提及“舉報”字樣,就不能忽略投訴與舉報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以上兩個經典案例僅僅展現了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某些側面,背后引申出的其他難點問題不容忽視。
       
        筆者認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具體適用應貫徹司法理性的精神。司法理性是一種“技藝理性”,乃是理性思維在司法適用過程中的實際融入,這要求法官們具備專業的釋法、推理、判斷能力,盡可能消除不確定因素以實現裁判結果的合理客觀。原告資格判定直接關涉行政訴權,同樣也要遵循該價值維度。鑒于此,下文將從規范與實踐入手,揭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現實難題,對雙重要件進行理論闡釋,探尋司法適用的相對客觀化及其方法問題。
       
        二、規范與實踐中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混雜
       
        檢視相關規范與實踐后發現,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出現了混雜現象,凸顯出較強的主觀化樣貌。
       
        (一)投訴人與舉報人的判定標準相混同
       
        投訴人與舉報人的關系的確是一大難題。如有法院在論述投訴人原告資格時是這樣表述的,“原告資格取決于兩方面:第一,法律、法規或者規章是否規定了投訴舉報的請求權;第二,該投訴舉報請求權的規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訴舉報人自身的合法權益。”[4]此處似乎將投訴人與舉報人的原告資格判定標準同等對待。有法院援引了《行訴解釋》第12條第5項之規定,裁判說理過程中都是投訴舉報并用,最后判定原告資格有無時卻只是單獨表述為“舉報人”。[5]由此可見,投訴人與舉報人之間的判定標準相并用現象并非個例。
       
        根據初步檢索,筆者發現涉及投訴或舉報的現行有效法律有30多部,諸多的行政法規、規章也對此作出了規定,其他規范性文件更是不勝枚舉。[6]大體而言,可以將涉及投訴與舉報關系的立法概括為三種模式:一是投訴與舉報并列規定模式。即在法律條文中一并規定“投訴舉報”或“投訴、舉報”,一時看不出二者的差異。二是投訴與舉報隱性區分模式。雖然法律規范在概念上對投訴與舉報連用,但根據對該部法律的體系解釋能夠發現兩者不同。如《藥品管理法》第106條規定: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接受投訴、舉報,對查證屬實的舉報按照有關規定給予舉報人獎勵。該類法律在獎勵、監督等公共利益問題上區分了投訴與舉報。三是投訴與舉報明確區分模式。即立法上徑直規定兩者概念的不一致。如國務院頒布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9條是將勞動者的自身合法權益與投訴相連接,并認為舉報的主體是任何組織和個人。
       
        很顯然,后兩種立法模式中的投訴人不能等同于舉報人。法律規范側重于將舉報的主體范圍設定為任何組織或個人,而投訴的主體范圍是與被投訴事項有關的人員或組織。這契合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舉報是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對違法失職行為進行上報。[7]投訴是公民為了維護個人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舉報可視為其他主體保障公共利益的行為。如何理解第一種立法模式的并列規定形式,便顯得尤為關鍵。但不管投訴人與舉報人如何相似,該模式中二者有所差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司法實踐對二者的原告資格判定都應該作出合理闡釋,而不應該將判定標準“捆綁”在一起卻不加說明。
       
        (二)與其他行政相關人原告資格的關系模糊
       
        《行政訴訟法》第25條分別確立了行政相對人型原告資格和行政相關人型原告資格兩類,投訴人屬于后一種類型。因行政相對人天然地具有原告資格,故該條款構建的“利害關系”標準,主要是為行政相關人確立判定依據。結合該條款的規范結構,可進一步考察《行訴解釋》第12條之構成。除第5項的投訴人之外,另外5項內容分別涉及相鄰權人、公平競爭權人、行政復議第三人、受害人等相關人的原告資格判定標準。令人疑惑的是,為何《行訴解釋》第12條的6項內容中,只有第5項的投訴人強調了“自身合法權益”,與之接近的第4項僅僅重復《行政訴訟法》第2條中的“合法權益”或“其合法權益”之表述。“自身合法權益”與“合法權益”有本質區別嗎?前綴“自身”兩字有何意義?由于投訴是一個事實描述性的概念,投訴人種類非常多,現實中恐怕會將競爭權人、相鄰權人等囊括在內。比如,原告東莞市長安鎮花園業主委員會訴東莞市城市綜合管理局一案,原告認為小區開發商在未辦理規劃變更情況下私自在小區加蓋建筑物,因此向被告投訴,要求其對違法建筑進行處理。在被告不作為后原告向法院起訴。[8]此時業主委員會既是投訴人,也可能涉及其相鄰權方面的利益。對此,原告資格判定標準是依據《行訴解釋》第12條第1項,抑或是第12條第5項,尚有待明確。
       
        (三)差異適用導致司法理性薄弱
       
        《行訴解釋》生效后,有部分案例未完全遵循第12條第5項確立的標準。如李百勤訴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政府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一案,法院裁判:投訴人提起行政訴訟,必須是認為他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資格。而判斷是否屬于自身合法權益,主要看一個法律規范的保護目的究竟是保護個別公民的利益,還是保護公共利益。[9]這類案件事實上是引入了域外法上的“保護規范理論”,以此作為判定標準的解釋基準,后文將著重論述。此類案件的判定標準適用可簡化為兩步:一是申明投訴人是為了保護自身合法權益;二是看法律規范的目的是會保護他的個別合法權益。在任明訴德州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不履行監管法定職責一案中,二審法院徑直認定任明與其投訴事宜并無“自益性”,即上訴人并非為直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行使投訴權利,據此認定其不符合“與行政行為具有利害關系”的標準。[10]該案例是從投訴人與被投訴事項的關系入手去界定自身合法權益的有無,除此之外并未提及其它標準,原告資格的判定直接是以沒有“利害關系”一筆帶過,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很不夠,多少存有主觀揣測的痕跡。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認為投訴人不必然具有原告資格,還需具備“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要件,即只有行政機關對于申請的拒絕侵害的是屬于原告自己主觀權利情況下,原告才有資格提起訴訟。[11]該法院是將主觀權利作為判定投訴人原告資格的基準,主要指的是個人向他人或國家要求為或者不為一定的行為,表現出可以得到法院救濟的某種請求權。[12]此種判定標準的操作路徑與《行訴解釋》確立的雙重要件之間存在一定距離,甚至某種程度導致了現有判定標準的形同虛設。概言之,以上各級法院對投訴人原告資格的判定存在多種主觀目的解釋方法。雖然這些方法屬于認知層面的不同角度,卻普遍缺乏司法理性的共識。
       
        三、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要件闡釋
       
        (一)自身合法權益之分析
       
        我國實定法從未對行政訴訟的所有原告資格規定為某種一般性標準,妥善把握利害關系標準的適用范圍及規范內涵尤為關鍵。[13]對投訴人而言,“自身合法權益”要件應該受到《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合法權益”標準和第25條“利害關系”標準的指引。一方面,有必要探討投訴人自身合法權益與公共利益的界分。與行政相對人自身合法權益直接受到行政行為侵害不同,投訴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起因,來自于第三人民事侵權行為的侵害。但是,有些情形下自身合法權益委實不好判定,鑒于私益與公益相揉合的案件事實,難以確定投訴人主張的利益是自己的而非公眾的。正如章劍生教授所述,私益訴訟與公益訴訟之界限有時是不清楚的,它需要通過法律解釋方法才能確定。[14]有時候,自身合法權益會被囊括在公共利益里面,純粹的公共利益不能成為投訴人在行政訴訟中主張救濟的對象。
       
        另一方面涉及對“合法權益”的理解。“合法權益”是由“合法”與“權益”兩部分構成。第一,投訴人請求保護的權益必須是“合法”的嗎?按照《行政訴訟法》第2條“合法權益”的字面解釋,投訴人請求保護的權益當然得是“合法”的。不過,是否合法不宜成為判定標準的構成要素,而更像是法律的一種宣示作用。第二,“權益”并非是一個專業的法律術語。權益既包括權利,也包括利益,前者是經過法律規范確認和保護的利益,而后者可以超越制定法,可稱為事實上的客觀利益。根據1989年《行政訴訟法》第11條關于受案范圍的規定,在法律規范層面此種權益主要指的是人身權和財產權。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改及2018年《行訴解釋》出臺之后,一種可稱之為投訴人的投訴權進入行政訴訟所保護“合法權益”的視野。雖然公民享有的權利十分廣泛,但依《行政訴訟法》規定,除人身權、財產權以外,其他權益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為前提。目前實踐更為推崇的觀點是,“合法權益”不應該局限于法律規范的明確規定,而應該是“法律上值得認可和保護的利益”,這接近事實上利益受到損害就能夠獲得原告資格的情形。此種論說暗含了價值判斷,依然不能跳脫出客觀標準的約束。另外,自身合法權益屬于投訴人自身的現實利益,而非將來的利益或空想的利益。
       
        (二)處理投訴職責的規范來源
       
        行政機關要遵循依法行政原理,以符合《行政訴訟法》第6條確定的合法性審查原則。“處理投訴職責”這一要件的規范來源,自然應予以明確。在處理投訴實踐中,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后經常會出具《投訴處理告知書》等文本材料,文件中往往會載明所依據的法律規范依據,據此能夠較為明確其中的要點,這是確定規范來源的一個渠道。當然,行政機關不處理或不答復投訴請求,法院及投訴人應該有效地去“找法”。這需要通過對該行政機關享有的職權、主管事務等去尋找規范,并結合屬地管轄、級別管轄、部門管轄等要素加以推導。簡言之,投訴處理職責的規范來源,主要是法律、法規、規章中載明的條款。2014年《行政訴訟法》修改時確定了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個中緣由,就是規范性文件會設定行政職責,故可以作為行政機關行為的依據。
       
        (三)簡要的評價與質疑
       
        根據“利害關系”原理,行政相關人原告資格存在的正當性是與被訴行政行為形成利害關系。此種被訴行政行為,屬于復效行政行為的范疇。[15]行政機關對被投訴行為作出或者未作出處理,是如何影響到投訴人自身合法權益的,卻不禁耐人尋味。倘若投訴人自身合法權益指代的是民事權益,那么侵害人是被投訴人,而不是行政機關,投訴人意欲追究的權益侵害與被訴行政行為之間缺乏直接的因果關系。如果投訴人的自身合法權益是行政機關對此投訴的答復,那么只有當行政機關拒絕之時,才需要考慮程序性權利的救濟。否則,行政機關在實體上對被投訴行為作何種處理,實際上與投訴權益的保障沒有必然關系。暫且不論“自身合法權益”到底屬于民事權益、要求答復的權利亦或者其他的實體權益,實際上這些情形并不能輕易啟動構成“利害關系”的“開關”。投訴人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向行政機關投訴,未預設行政機關必須保護個人權益,不足以說明其合法權益可能受到被訴行政行為侵害。鑒于此,“自身合法權益”作為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要素之一,其構成“利害關系”標準之要件的理論自洽性存在疑問。
       
        根據《行訴解釋》第12條第5項字面含義的反向推斷,似乎存在“不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投訴人,即投訴人可區分為公益投訴人和私益投訴人。然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9條規定,勞動者認為用人單位侵犯其勞動保障合法權益的,有權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投訴。該條例規定,顯然是只將投訴人界定為自益投訴人。《行訴解釋》如何與此類實體法規范相銜接,同樣會面臨現實挑戰。因而,“自身合法權益”的要件產生了現實悖論。另外,“自身合法權益”要件所引發的行政救濟活動,意味著行政機關要對處理投訴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16]有必要細究的是,投訴類行政案件中侵犯投訴人權益的并非是行政機關,而是被投訴人。行政機關憑什么要當被告呢,投訴人僅在民事訴訟中起訴被投訴人可否?該要件有將本應由民事訴訟裁斷的案件納入到行政訴訟的嫌疑,混淆了兩種訴訟制度的必要分工。“自身合法權益”要件的確立,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表明投訴人原告資格不是隨便獲取的,彰顯了我國行政訴訟在個人權利保護方面的主觀訴訟特質。然而,該要件的上述悖論卻是造成判定標準主觀化的一大緣由,難以在司法過程中發揮凝聚理性共識的作用。
       
        四、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結構重塑
       
        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優化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關鍵,是要克服雙重要件引發的混雜及主觀化弊端。
       
        (一)保護規范理論能夠克服判定標準的主觀化難題
       
        當下,原告資格判定標準變動不居的狀況正在發生轉變。近幾年來,源于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的“保護規范理論”在我國理論界得到重視的趨向,原告資格的審查路徑亦逐漸發生轉型。2017年劉廣明訴張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復議一案,法院以較長篇幅論述了保護規范理論,并將之作為判定“利害關系”的重要參照。[17]該案例最大亮點,是將實踐中以“不利影響”等基準框定“利害關系”的方法,轉變為用主觀公權利——公法領域的權利和利益去確定“利害關系”,作為查明主觀公權利基準的保護規范理論隨之出場。
       
        保護規范理論的核心旨趣,是將原告資格的判定轉換為對與行政行為相關的實體法或程序法規范目的的探究,當行政機關依據的規范目的指向了個人利益而非純粹公共利益之維護時,那么該相關人便享有原告資格。這是將法律規范保護的權益與當事人的請求權基礎相結合,并借用此種理論去作為判定“利害關系”的方法。針對此種理論的運用,有學者的反對意見值得重視,提出如果將保護規范理論泛化適用為判斷是否具有原告資格標準,將會縮小包括投訴人在內的當事人原告資格范圍。[18]實際上,投訴人原告資格面臨的最大問題并非是擴大或縮小,而是如何實現標準的理性、客觀。至少對投訴人而言,其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目前面臨兩種選擇:是繼續堅持目前司法解釋所確定的雙重要件,還是從實定規范著手完成對標準本身的優化。
       
        本文審慎支持將保護規范理論導入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之內。該理論作為一種解釋性學說,通過規范化機制克服判定標準適用的主觀性弊端,進而在具體適用環節嵌入司法理性的因子。即使保護規范理論本身的某些不確定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比與當前的“實際影響”等既存原告適格理論更具客觀性,因而這種不確定是可接受的。[19]保護規范理論鮮明的實證法立場,對當前判定標準適用的處境來說,提供了一個分步驟清晰推導的參考樣本。該理論的適用將使判定標準有了穩固的基準,繼而糾正“自身合法權益”要件引發的不良狀況。
       
        (二)從雙重要件到判定結構的重塑
       
        有必要重新厘定“利害關系”標準的推導框架,參酌雙重要件的現實狀況,嘗試將雙重要件重新塑造為一個新的判定結構。具體可從三方面展開:
       
        1.以立法模式為基礎,將“自身合法權益”之判斷轉化為投訴人與舉報人的區分處理
       
        既然“自身合法權益”對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的作用有限,為什么《行訴解釋》還如此界定呢?曾參與《行訴解釋》的起草人表示,《行訴解釋》為投訴增設“自身合法權益”的修飾,目的是明確區分投訴與舉報這兩種不同的行為。[20]此種論述,可以作為“自身合法權益”概念運用的注腳,也即是作出的某種“司法策略”。考慮到實踐中投訴人與舉報人一定程度上的混同,以及法律規范中二者的密切聯系,在判定投訴人原告資格之前,有必要追溯投訴與舉報關系的三種立法模式。當某一當事人與其他私主體形成了民事法律關系,其就存在成為投訴人的基礎性條件。若無,則很可能是舉報人。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的一大前提,需要法院借助司法方法對投訴人與舉報人作出辨析。[21]確定當事人可被劃入投訴人范疇之后,再運用保護規范理論予以判定。
       
        2.投訴請求權的客觀存在
       
        判定結構的第二步,是考慮對投訴請求權予以明確。此種請求權追求的權益,是作為主觀公權利而明確存在的。請求權原本是一個私法上的概念,其核心含義是,“誰得向誰,依據何種法律規范,主張何種權利”。[22]通俗地講,就是要求他人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對投訴人而言,除了應當具備向行政機關提出過履責申請這一條件外,還需存在相應的投訴請求權。所謂投訴請求權,就是投訴人要求行政機關作出何種行為的權利,這是在實體法上事先承認特定主體對行政機關的請求權基礎。該請求權基礎的根基,即是“處理投訴職責”憑借的相關規范依據。
       
        3.投訴請求權處于“處理投訴職責”規范依據的個別保護范圍。
       
        投訴請求落入規范依據的個別保護范圍之內,是原告資格判定結構的必要構成。所謂個別保護,應當是行政機關在依據相關法律規范時直接或特別考慮的個別利益。有學者認為,認定法律規范具有保護特定公民利益的標準有兩項:一是系爭法規課予了行政機關一定的行政任務或義務;二是行政任務針對的是特定事項,且該事項旨在保護一定范圍公民的個別權益。[23]縱使投訴人是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向行政機關投訴,且行政機關負有“處理投訴職責”,但相關規范未明確考慮、保護的對象就是特定投訴人時,他也很可能無法獲取原告資格。具體的步驟,是先查找行政機關“處理投訴職責”的規范依據,然后運用法律解釋去確定投訴請求權的類型是否為規范依據的個別保護對象當相關規范對行政機關的“處理投訴職責”作出過規定,且據以作出投訴處理行為的規范依據已經對投訴人施以特定、個別的權益保護,而非僅基于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之目的,那么投訴請求權與“處理投訴職責”對接后,才能完成對利害關系的證成,投訴人遂獲得原告資格。這項個別保護權益主要是公法規范保護的權益,純粹私法上的權益與行政管理無關,一般不屬于向行政機關處理投訴的范圍。
       
        五、代結語: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客觀化與理性化
       
        通過檢討《行訴解釋》第12條第5項的適用效果,對其中的判定標準結構進行調適,該條款在今后的司法適用有望實現客觀化,如此方能契合司法理性的內在要求。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結構得到重塑之后,司法適用的理念及方法應該繼續秉持客觀理性的規則。為實現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理性、明確與統一,有法官提出:在某種更為精致、更有助于實踐操作的新標準產生之前,方法論層面可嘗試將一般性標準作為判定原告資格的主要依據,并輔之以原告資格屬性的類型化及案例的積累。[24]根據現行規范依據,一般性判定標準的適用就是運用“利害關系”標準對個案進行演繹。本文認為,此種方法論思路可作為投訴人原告資格判定標準的改進方向。鑒于投訴人與相鄰權人等行政相關人之關系的質疑,以及《行訴解釋》第12條前[5]項之間的內在沖突,即使對判定標準條款作出改進,亦難以避免新條款與其他條款的某種混淆。并且,《行訴解釋》第12條僅初步列舉了包括投訴人、相鄰權人在內的5項情形。雖然涉及這5種行政相關人原告資格的案件數量比較多,種類也較為典型,但仍然無法代表全部類型。由于法律無法對諸多行政相關人原告資格及其權益類型逐一臚列,而司法解釋所羅列具體標準的抽象性,依然會使判定活動陷入循環闡釋的怪圈。為推進原告資格整體上的相對客觀化,包括投訴人在內的所有行政相關人應逐步回歸“利害關系”標準,避免另設各類細化標準或構成要件。在將來,建議以“利害關系”這個一般性判定標準為基軸,融入保護規范理論之方法,充分發揮公法上請求權基礎的價值,注重從典型案件中提煉實踐經驗并加以類型化,總結出符合司法理性的原告資格判定理路。

      【作者簡介】
      李凌云,北京物資學院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注釋】
      [1]《行訴解釋》第12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1款規定的‘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5)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投訴,具有處理投訴職責的行政機關作出或者未作出處理的。”
      [2]參見鄭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2018)豫71行終163號行政裁定書。
      [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9564號行政裁定書。
      [4]參見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6行終128號行政裁定書。
      [5]參見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6行終117號行政裁定書。
      [6]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先后以“投訴”“舉報”“投訴舉報”“投訴、舉報”等關鍵詞,在北大法寶上進行檢索。本文數據截止到2020年3月1日。
      [7]參見周葉中主編:《憲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頁。
      [8]參見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粵1971行初304號行政判決書。
      [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975號行政裁定書。
      [10]參見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魯14行終41號行政裁定書。
      [11]參見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遼01行終867號行政裁定書。
      [12]主觀權利在公法領域的運用,可參考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關于主觀公權利與反射利益的區分理論,界分標準是私人利益之保護目的。具體參見[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62頁。
      [13]參見陳鵬:《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多層次構造》,載《中外法學》2017年第5期。
      [14]參見章劍生:《行政訴訟原告資格中“利害關系”的判斷結構》,載《中國法學》2019年第4期。
      [15]所謂復效行政行為,是指行政行為的法律效力不僅及于相對人,同時影響到相關人(第三人)。參見王克穩:《論行政訴訟中利害關系人的原告資格——以兩案為例》,載《行政法學研究》2013年第1期。
      [16]參見伏創宇:《行政舉報案件中原告資格認定的構造》,載《中國法學》2019年第5期。
      [1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69號行政裁定書。
      [18]參見楊建順:《適用“保護規范理論”應當慎重》,載《檢察日報》2019年4月24日,第7版。
      [19]參見王天華:《有理由排斥保護規范理論嗎?》,載《行政法學研究》2020年第2期。
      [20]參見梁鳳云:《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80頁。
      [21]法院可以從被訴行政行為的厘定、裁判依據的分別適用等方面去辨析投訴人原告資格與舉報人原告資格。參見李凌云:《行政訴訟中投訴人與舉報人的原告資格之區分》,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22] 王澤鑒:《民法思維——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頁。
      [23]參見李建良:《行政法基本十講》,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90頁。
      [24]參見霍振宇:《舉報投訴人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探討——兼論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判斷方法》,載《法律適用》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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