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put id="5zixi"></output>
<output id="5zixi"><legend id="5zixi"></legend></output>
<p id="5zixi"><del id="5zixi"><div id="5zixi"></div></del></p>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
<p id="5zixi"></p>
  •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td id="5zixi"><ruby id="5zixi"></ruby></td><acronym id="5zixi"><meter id="5zixi"></meter></acronym><object id="5zixi"><strong id="5zixi"><address id="5zixi"></address></strong></object>
    反腐敗刑事政策時代轉型的邏輯與法治化思考
    2022/1/14 8:28:58  點擊率[882]  評論[2]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總則
      【出處】《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5期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反腐敗刑事政策是國家腐敗治理的方針和對策,核心是對刑罰對象的劃定和懲罰手段的選擇。反腐敗刑事政策的流變,源于黨和國家對腐敗治理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化,同時也是反腐敗戰略目標以及體制機制不斷轉型的產物。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組成部分,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的方略以及積極治理主義的理念,正推動著反腐敗刑事政策的時代轉型。反腐敗刑事政策的轉型必須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納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反腐軌道,協調反腐敗政策與法律的關系。政策的時效性、靈活性和法律的穩定性、可預期性,決定了反腐敗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刑事立法,刑事政策是腐敗犯罪立法修正的靈魂。刑事司法,刑事政策在刑法限定的范圍內,或擴張或限縮,指導刑法規范的司法適用。
      【中文關鍵字】腐敗治理;反腐敗;刑事政策;積極治理主義
      【全文】

        反腐敗是一項長期的政治斗爭,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共同發力。在腐敗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刑事政策的選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學者曾指出,21世紀的全球“反腐”斗爭,“直接取決于對刑事政策理論的實施與完善。”[1]刑事政策本質上是運用一定的政治權威介入到腐敗治理,通過合理調動國家的政治制度資源以及政治動員的力量,以實現對腐敗犯罪有效應對的策略性思考,其核心是通過對一定時期刑罰對象的劃定和懲罰手段的選擇,實現犯罪預防與犯罪抑制。[2]《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條第1項要求各締約國均應當根據本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制訂和執行或者堅持有效而協調的反腐敗政策。
       
        十八大以來,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調整了國家反腐敗策略,由此帶來了反腐敗刑事政策的積極轉型。尤其是監察體制的改革,體現了監委政治機關的定位以及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黨內監督與國家監察的有機統一。與司法機關不同,監委在查辦案件的過程中政策性強,比較注重政策的作用,即執紀辦案“要體現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的針對性、靈活性”。[3]由此,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更凸顯了反腐敗刑事政策在腐敗治理中的重要性。
       
        然而,政策的選擇和指導作用的發揮離不開理論的支撐。新時代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有何特征?轉型的邏輯是什么?在推進腐敗治理法治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反腐敗刑事政策應如何發揮作用?這恐怕是監察法理論研究以及監察法與刑法法法銜接中無法回避的現實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三個問題。
       
        一、新時代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的主要特征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黨和國家一直重視腐敗治理。不同時期的腐敗治理實踐中,刑事政策始終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但反腐敗刑事政策的發展并非順暢。從新中國建國之初政策主導、全民動員、重典反貪、殺一儆百式的運動反腐,到改革開放期間腐敗治理政策變動不居,反映了黨和國家對腐敗治理規律性的艱難探索。從實踐效果看,建國初期的“運動式”反腐雖然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治理效果,但除了重刑高壓以外,并沒有走上法治化的道路。無論是改革開放初期的重刑治腐,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綜合治理策略,政策的選擇變動不居而其效果卻始終難彰。可以說,十八大之前,中國反腐敗陷入了困頓之中,“前腐后繼”“塌方式腐敗”等現象的出現,意味著腐敗在一段時期幾近失控,發展到了“亡黨亡國”的危險程度。這也從反面印證了傳統的反腐敗策略和控制腐敗的路徑、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失效,傳統的以重刑為導向的刑事政策在社會轉型期不可避免地陷入迷茫和糾葛。
       
        轉折發生在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高擎反腐敗的大旗,另一方面撥亂反正,積極探索和實施反腐敗刑事政策的轉型。初步實現并仍在延續的轉型從以下幾個方面得以印證。
       
        (一)腐敗治理的專責機關從分散到集中
       
        反腐敗刑事政策的重要內容,就是反腐敗力量的組織和整合。現代社會的腐敗治理,除了政治決策者堅定的反腐敗決心外,需要社會各界和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一直重視發揮群眾在腐敗治理中的主體作用。不過,腐敗治理具體行動,有賴于高效的腐敗治理專業機構、專責機關,專業性治理力量的組織至關重要,這也是腐敗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為了遏制腐敗,黨和國家不斷強化反腐敗專業機構的力量,增設了不少反腐敗的專責機關。有專司黨紀行政紀律檢查的紀委、監察機關,專司腐敗犯罪調查的隸屬于檢察機關的反貪局、反瀆局,專門指導腐敗預防的機構(包括檢察機關內設的職務犯罪預防部門和國家專門設置的預防腐敗局)。然而,實際運行中,龐雜的反腐敗專責機關不但造成了公共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疊床架屋、相互掣肘,低下的反腐敗效能,說明原有的體制機制并不順暢。
       
        十八大以來,體制上初步整合了反腐敗專責機關的力量,厘清了各參與主體在腐敗治理中的責任,最具標志性的,就是實現了國家監察體制的重大改革。鑒于我國80%的公務員和超過95%的領導干部是共產黨員,黨內監督與國家監察具有高度的內在統一性,也決定了實現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相統一的必然性,而違紀與違法犯罪本身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違紀與違法的調查、執紀與執法也需要貫通。由此,監察體制改革后,實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與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并將行政監察部門、預防腐敗機構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部門的工作力量整合起來,把反腐資源集中起來,把執紀執法貫通起來,攥指成拳,形成合力。[4]
       
        (二)腐敗治理手段單一化趨向多樣化
       
        歷代統治者在腐敗治理中都有嚴刑峻罰的重刑偏好和積淀,從嚴懲處一直是刑事政策的主旋律。新中國成立之初,秉承重典治腐的思路和慣性,毛澤東主席明確提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重要。”[5]如火如荼的“三反”斗爭中,尤以曾經的有功之臣劉青山、張子善被判處死刑而使全國為之震撼,[6]體現了新中國共產黨人與腐敗冰火難容的初心和嚴懲腐敗堅如磐石的決心。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針對突如其來的腐敗嚴重化趨勢,其應對之策仍是傳統的嚴刑峻罰。政治上,將腐敗犯罪納入階級斗爭的表現和范疇。強調“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絕不姑息”;處置力度上,重拾重刑,殺一儆百。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將受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由1979年刑法的15年有期徒刑遽然提升至死刑。21世紀以來,從嚴懲處政策宣示一直未曾松動,中央一再誓言要使腐敗分子“政治上身敗名裂,僅僅是傾家蕩產,思想上后悔莫及。”[7]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建國以來職務犯罪的審判工作回顧中也強調,“多年來,人民法院審理職務犯罪案件始終堅持‘嚴’字當頭,保持對腐敗犯罪的高壓態勢,堅持全方位、立體化嚴懲腐敗犯罪。”[8]
       
        但無論是政治上的宣誓,還是司法機關的自我總結,都無法改變一個現實,即總體上看,長期以來腐敗治理的手段單一,腐敗治理的關口不斷后移,所謂刑事政策上的“日趨嚴厲”大多也只能停留在口號上。就司法而言,法定刑的嚴厲性導致了實務中對職務犯罪的刑罰適用漸趨謹慎,以寬濟嚴成為司法的常態。有學者將多年來的反腐敗刑事司法概括為“抓得少,判得重;多數腐敗犯罪分子逍遙法外,少數巨貪被抓住的,只能自認‘倒霉’。”[9]這一歸納十分形象,也十分恰當。判得少,是指在司法定罪中,“相當多的職務犯罪案件被忽視、被容忍、被‘諒解’”。[10]當然,判得少,并不是說我們被判刑的腐敗分子總量少,而是相對于腐敗的嚴重性以及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判刑的犯罪分子,落網判刑的仍是少數。[11]腐敗者本應被追究而沒有被追究,逍遙法外不說,一些人甚至有恃無恐而愈演愈烈。這說明,單向度的從嚴有時會在發展中與其原本所設計的方向背道而馳。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強調“以黨內法規管住絕大多數,以刑法懲罰極少數”腐敗治理策略,對腐敗“零容忍”,構建了黨紀政紀刑事處罰等多種腐敗責任方式,并形象地表述為“四種形態”(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調整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是極少數)。這反映了現階段,一方面,執紀監督關口前移,“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將紀律挺在前面,“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刑事責任的關口后挪,而作為違法立案調查直至追究刑事責任的只是極少數。這一處理模式也與我國現階段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具有較高的契合度。
       
        (三)腐敗治理從紀法脫節、紀法混淆向紀法銜接、法法銜接轉型
       
        屢見不鮮的是,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在涉嫌違法乃至腐敗犯罪后,一個重要辯解理由是:自己的行為至多只是一個違紀行為,不是違法更不是犯罪行為。盡管這種辯解在法律上常常是蒼白的,但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辯解者的法律意識淡薄。因為在現實的實體規范體系中,一個腐敗行為,確實可以同時接受多種性質不同的規范評價,而長期以來,“黨內法規與國家法文件的關系問題等,這些問題并沒有現成答案。”[12]易言之,黨紀和法律規范之間的定位和邏輯關系一直糾纏不清。一個腐敗行為,由于黨紀與國法內容上的混同導致可以被黨紀國法同時規范,因而該行為性質的評價存在著模糊不清的誤導,這種誤導又通過執紀與執法手段上的錯位和選擇得以強化,加之在監察體制改革前,反腐敗斗爭中紀檢機關與司法機關的職能沒有完全厘清,紀檢部門的違紀調查事實上成為大部分職務犯罪偵查的前置程序。即在腐敗案件的查處中,本來有關部門已經鎖定了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但并不通過職務犯罪的偵查部門對其立案和采取強制措施,而是將其作為黨紀審查的對象。正是這種交叉與混同,一方面,“紀委成了黨內的‘公檢法’,紀律審查成了‘司法調查’,監督執紀問責無法落到實處。”[13]另一方面,一些紀檢機關在執紀過程中的隨意性大,程序意識不強,混淆紀律與法律的底線,存在著嚴重的選擇性執法和以紀代法的現象。
       
        十八大以來,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下,強調紀法銜接和法法銜接。一是紀嚴于法,將紀律挺在前面。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強調,紀嚴于法,要“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養成紀律自覺,用紀律管住全體黨員。”[14]結合《刑法修正案(九)》對貪污賄賂犯罪的修正,“兩高”司法解釋通過提高貪污賄賂犯罪的入刑數額,給反腐敗的執紀執法留下空間。學者對此分析認為,“把執紀監督‘四種形態’作為新時代監察機關反腐敗的新常態,意味著監察法之立法目的的重要轉變,即從事后懲罰轉向事前預防。這一重要轉變又意味著反腐敗方式的時代轉型,即從工具主義模式轉向治理主義模式。”[15]二是守法是底線,廓清違紀與犯罪的界限。遵守法律是黨紀的基本要求,共產黨員應該模范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因此違法必違紀。為廓清黨紀與國法的關系,厘清各自規制的邊界。針對原《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黨紀與國法的混淆,《條例》修訂中,原《條例》中70余處的與刑法、治安處罰法等法律法規重復的內容已經予以去除,不再重復規定。《刑法修正案(九)》在修訂中,也已經刪除了原刑法中第383條第1款第3款“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的規定,使各自規制的內容和邊界特別是刑法的內容和邊界更加純粹。
       
        (四)從以治標為主到“三不”體制機制一體推進的治理策略調整
       
        腐敗治理的目標,短期是治標,長期是治本。問題在于,治標和治本的路徑并非相同。治本固然需要有治標的效果支撐,然而治標不一定能夠實現治本,治本是腐敗治理的基礎性工程,不但需要多維度的配合,而且需要時間歷程。如何實現治標和治本的一體推進,過往的刑事政策始終未能找到合適的路徑。人們要么過高地依賴刑罰的懲治功能,實現“殺一儆百”的短期預防效果,要么忽視刑罰的預防效果,將腐敗治理停留在表面上、口號上,實質性的預防措施并不多,預防始終是腐敗治理的短板。鄧小平同志曾十分強調制度對腐敗預防的重要性,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作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6]十五大提出了“從源頭治理”的新思路,注重從制度建設和預防的角度來反腐敗,建立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實施綱要》更是提出了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提出了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不過,從十八大以后查處的腐敗案件不難發現,在治本所依賴的制度基礎尚未完善的情況下,之前設計的一些預防措施“看上去很美”,因為操作性不強最后還是被證明是“牛欄關貓”,一些部門“塌方式”的“前腐后繼”就是當時預防失效的明證。
       
        十八大以來,刑事政策的重要轉向就是“治標”“治本”一起抓,更加突出“治本”(腐敗的預防)。同時,根據腐敗治理的不同階段,策略上有所側重。面對腐敗猖獗、易發多發的態勢,相比較腐敗治理的制度建構,腐敗蔓延勢頭的遏制更加緊迫,因此,腐敗的嚴厲懲治具有階段上的優先性,中央明確提出并實施“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打好基礎、做好準備、積累經驗、贏得主動”的反腐戰略,立法上不斷增加腐敗犯罪的新罪名以嚴密法網,司法上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加大對腐敗犯罪的懲罰力度,尤其是對黨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斂、不收手頂風作案的,從嚴從重處理。很快,一大批腐敗犯罪分子被揭露并受到懲處,不敢腐的氛圍初步形成,這種策略選擇的直接效果就是減少了腐敗的存量,降低了腐敗的增量。但高壓反腐終究不是腐敗治理的長效之策,不敢腐的氛圍初步形成后,“當進入到腐敗‘標本兼治’階段后,從源頭消除腐敗機會與條件的預防治理將成為我國腐敗治理的重心所在。”[17]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又適時提出了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的總體部署,即從源頭上思考引發腐敗犯罪的各種經濟、制度等因素,如何將“權力關在籠子里”,從體制機制上全方位控制腐敗。刑事政策也相應調整,例如,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更加注重法網的編織,更加注重從源頭上實施精準“打擊”,強調打擊受賄犯罪與行賄犯罪并重、打擊貪污賄賂犯罪與懲治瀆職犯罪并重以及打擊職務犯罪與其他相關犯罪并重,等等。[18]
       
        二、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的內在邏輯
       
        透過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的表象,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反腐敗刑事政策何以轉型?理據何在?任何刑事政策的理性轉型和建構都受制于多個維度,國家治理現代化總體戰略轉型的推動、傳統的國家腐敗治理內在危機的逼迫和積極治理主義腐敗治理理念的影響等,是催生現階段腐敗治理刑事政策發展和轉型的主要原因。
       
        (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觀背景與腐敗治理的轉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為《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從理論上來說,國家治理體系強調的是國家治理的結構,它涉及領導制度的完善、權力結構的優化等;國家治理能力則更多強調的是國家治理的能量、工具及其成效。”[19]國家治理體系是由眾多子系統構成的復雜系統,控制腐敗始終是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子項。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中國的腐敗治理不僅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與國家治理體系轉型構成了一種相互需求的共生關系。腐敗治理既有助于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性生長,也從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生長中獲得資源和動力。腐敗治理的成效源于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性。”[20]易言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涵括了腐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腐敗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路徑:包括持之以恒正風肅紀,標本兼治、綜合治理以及構建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的制度體系。刑事政策本身就是一定時期如何治理犯罪之策,在致力于腐敗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探求中,刑事政策要求踐行“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換句話說,在一體推進“三不”體制機制的國家腐敗治理總體戰略宏觀背景下,以往主要靠高壓反腐的刑事政策也需要相應轉型,以服務于“三不”體制機制的有效建構,這無疑是現階段推動刑事政策轉型的宏觀背景。
       
        (二)積極預防主義的腐敗治理理念影響
       
        雖然人們不必高估腐敗治理理論對政策的影響力,但畢竟理論能夠為人們提供腐敗治理的分析工具,為腐敗治理政策的轉型奠定理論基礎。新中國建國后相當一段時間反腐敗刑事政策,單向度地從嚴懲處,其理論基礎是刑罰的威懾效應,即通過對已經犯罪的行為人嚴厲懲處,提高腐敗成本,從而對潛在的腐敗犯罪人起到威懾作用,以實現“殺一儆百”“以刑去刑”的消極一般預防之效果,其重心自然定位于刑罰懲治。立法者通過確定罪刑關系,為潛在的犯罪者提供了一份“購買”腐敗犯罪的“價碼”,期待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看到腐敗需要支付的高昂“價格”而望而卻步。司法通過適用和執行刑罰,將立法確定的罪刑關系得到了現實的驗證,威懾、警戒社會上的潛在的犯罪者,抑制、消除他們的犯罪意念。
       
        重刑反腐,是表面成本相對低、見效快的功利選擇。但刑事古典學派的先哲們早就論證,單純依靠增加刑罰的強度并不能實現犯罪的預防。如德國刑法學大師李斯特早就提出,需要對刑罰的效能進行批判性的評估,“在與犯罪作斗爭中,刑罰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無論是對個人還是社會,預防犯罪行為的發生要比處罰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更有價值。”[21]如果腐敗已經成為在權力行使中流行,在其生存基礎沒有得到控制前,嚴懲只能取得一時之效,并非長久之策。且刑罰的威懾作用也可能是因人而異,一些部門“前腐后繼”的現象就是消極一般預防不那么有效的明證。所以,刑罰的消極一般預防作用盡管不能被完全否定,但也不應被過分夸大。從各國反腐敗經驗來看,長期的高壓不但使得社會成本太高,初期的震懾效應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潛在的腐敗者也有鈍化作用,刑罰預防效益總體上呈遞減趨勢,所謂刑難壓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處于劇烈變革期,“某一國家處于變革時期的腐敗現象比該國在其他時期的腐敗現象更為普遍。大致看來,有理由認為,腐敗程度與社會和經濟迅速現代化有關。”[22]但無論如何,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權力濫用。抑制權力濫用的基礎,也是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強化事前監督。規范權力運行、監督權力的行使和懲治濫用權力的行為應該一體發力,此種積極預防主義的理念,在源頭上針對腐敗產生的原因進行主動的、事前的干預、靶向治療,已經成為現代各國腐敗治理的優先選擇。在我國,理論界也清醒地認識到,“權力腐敗重要原因之一是權力不易、不能、不敢濫用的監督制約制度和預防懲治機制不夠健全,腐敗分子有漏洞可鉆;或雖然有監督制約制度但執行不力、形同虛設。因此,反腐敗工作的關鍵就是要加強制度體系建設并提高制度的運行力和執行力,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從源頭上管控權力濫用和權力異化。”[23]換句話說,在腐敗勢頭得到遏制以后,腐敗治理的策略需要轉換,需要探索新的控制腐敗的政策。對腐敗的治理主要不是通過威懾,通過制度對公共權力的行使加以約束與監督才是防治腐敗發生的關鍵環節。[24]
       
        (三)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全面從嚴治黨,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將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客觀地講,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反腐敗資源的投入并不少,但資源的高投入為什么沒有帶來預期的治理效果,其原因之一就是反腐敗法治化程度不足。反腐敗相關政策、制度和立法之間存在著無序化、局部化和沖突化的問題,反腐資源協同能力較弱,造成了反腐敗資源“零”收益的結果。[25]十八大以來,隨著反腐敗體制機制調整和完善,國家反腐敗的立法步伐加快,分散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得以整合(最具有標志性的是檢察機關腐敗犯罪的偵查職能統一轉隸到了監察委員會),與之配套的監察法制定和實施,其宗旨之一就是落實十九大提出的“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26],以體現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反腐敗工作。初步建構的腐敗治理體制機制以及相對完備的反腐敗法律(包括黨內法規)成為現階段腐敗治理的法律基礎。總體上看,國家腐敗治理正在走向法治化。《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也強調保證監察權依法正確行使。在反腐敗越來越強調法治化的今天,反腐敗刑事政策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內發揮作用,這也推動了反腐敗刑事政策機能在時代的轉型。
       
        (四)域外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腐敗治理理念的影響
       
        腐敗治理具有國別性,其治理策略必須考慮某地某時的具體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條件,畢竟“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相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于自然和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適應的。”[27]但腐敗產生原因有共性,探索形成的治理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因此,“反腐敗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離不開國際交流與合作。”[28]全球化促進了腐敗治理刑事政策國際化的趨勢,《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制定和實施正是這一趨勢的結晶。腐敗治理刑事政策的基本原理并沒有國別或者地域之分,一些成熟的反腐敗刑事政策逐漸成為腐敗治理的“常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對于各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具有普遍意義,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29]事實上,二十一世紀前后,國際腐敗治理的最大變化就是全面肯定了積極治理的理念,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以預防性治理為核心指導腐敗犯罪的立法設計與體系建構,全面提高腐敗犯罪的防范與控制能力,這是對傳統的以懲治性治理為主導的腐敗治理理念的一種革命性轉變。[30]我國是最早簽署《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國家之一。我國反腐敗刑事政策的轉型,在體現反腐敗政策主體性的同時,也需要“主動放眼世界,促進反腐敗國際交流和合作,借鑒國(境)外有益做法。”[31]刑法腐敗罪名的增設、刑事訴訟法的追逃追贓以及缺席審判等制度的建立,都體現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精神。
       
        三、反腐敗刑事政策現代轉型的思考
       
        反腐敗刑事政策需要也正在轉型,并且這種轉型是方向性的轉型。探索提升促進腐敗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效能,是新時代腐敗治理的根本性問題。我國學者指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本身就是法治化的過程。一個遠離法治的國家,絕不是一個治理現代化的國家。[32]刑事政策的現代轉型,也必須納入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法治反腐軌道,這也是新時代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的重中之重。
       
        (一)反腐敗刑事政策的轉型始終需要堅守法治原則
       
        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正風反腐,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33]而作為法治反腐的重要成果國家《監察法》制定和實施,其重大意義之一,就是“實現立法與改革相銜接,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反腐敗工作”。[34]反腐敗刑事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需要有法治思維。刑事政策與刑法關系是研究反腐敗刑事政策的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中需要厘清的現實問題。
       
        我國學者指出,在我國,“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應包含著法律思維、黨規思維、政策思維、紀律思維、制度思維。[35]這無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廣義的、體系性的法治思維。反腐敗的法治化,既離不開法律思維,也離不開政策思維,法律思維和政策思維在總體目標上應該是統一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和混淆。法律和政策在法治化進程中有不同的任務和作用,存在著思維方式的區別。法治思維首先是法律思維,即確立憲法法律至上思維。法律思維強調腐敗治理中,應服從制度和規則的安排,維護法律的確定性和穩定性,這應該是建構法治社會應有之義。而政策和政策思維則強調靈活性和與時俱進的變動性,政策相對靈活的運作空間,有助于在具體案件處理中有助于區別對待,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但政策的另一面是其具有一定的彈性、模糊性和時效性,倘若政策運用不當,其客觀效果可能削弱刑法的確定性和安定性。因此,政策與法律具有不同的功能,《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明確了政策與法律各自獨立存在的定位,要求“發揮政策和法律的各自優勢,促進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互聯互動。”
       
        處理好反腐敗刑事政策與法律的關系,需要厘清政策在立法和司法不同環節中的作用。對立法而言,反腐敗刑事政策發揮的是對立法的指導作用。現行刑法,“在腐敗領域則存在著‘犯罪化’不足的問題。”[36]反腐敗刑事立法應該將黨中央的反腐敗決策轉化為法律制度,在從嚴懲治腐敗的政策精神指導下進一步嚴密法網,加大懲治力度;在司法中,反腐敗刑事政策對腐敗犯罪構成要素的解釋同樣可以發揮導向作用。監察法實施以后,監察對象如何和刑法主體身份銜接、監察法政策性的從寬處罰規定如何和刑法量刑情節銜接,都是監察法實施后法法銜接的重要內容。不過,公平公正法治原則的堅守可能更為重要,現階段,恐怕一個難于向國民說明的現象是,為什么黨和國家一再強調從嚴處罰腐敗犯罪,而事實上對腐敗犯罪分子的處理卻越來越寬緩,司法機關并沒有完成黨和國家從嚴懲治腐敗的刑事政策任務。看上去嚴厲的法律為什么在實踐被消弭,難以言狀的是,一些司法機關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面前進退失據。“如果根據領導者的個人意愿或派別關系去確定寬嚴的標準,那就違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則。”[37]總之,在反腐敗斗爭中,只有信仰和厲行法治,反腐敗才能真正在法治的軌道上平穩運行。
       
        (二)處理好反腐敗政策與反腐敗刑事政策的銜接
       
        腐敗的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反腐敗政策決定了反腐敗刑事政策的方向。反腐敗刑事政策的轉型應處理好與反腐敗整體戰略的銜接。十八大以來黨的全面從嚴治黨目標,意味著對腐敗的“零容忍”,即“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和“老虎”“蒼蠅”一起打,這是目前應對腐敗的基本政策。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做到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毒的勇氣不泄、嚴厲懲處的尺度不松”,在黨的19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反腐敗斗爭“要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對腐敗行為“零容忍”的提出,彰顯了我國黨和政府反腐敗堅如磐石的決心。反腐敗的“零容忍”政策是否也是反腐敗的刑事政策?對此,有刑法學者對此持肯定的立場,認為“基于反腐敗的嚴峻形勢,黨中央現在提出了‘零容忍’的反腐敗刑事政策”。[38]有學者在分析我國腐敗之所以猖獗,就在于刑法對腐敗犯罪并沒有采取“零容忍”政策,是有限懲治,表明了我國法律事實上對腐敗犯罪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態度。因此,“刑法應當對貪污受賄實行‘零容忍’,只要性質確定,一律以犯罪論處。”[39]還有學者提出,“零容忍”是現階段反腐敗的具體刑事政策,基于“零容忍”的政策,貪污賄賂犯罪不應該提高起刑數額,提高起刑數額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抓大放小”“法不責眾”“放水養魚”等錯誤的默認與縱容,是對“以罰代刑”“以紀代罰”等的默許。“零容忍”要求將貪污賄賂犯罪的起刑點調低或大幅降低而非調高,甚至取消現行起刑點,將任何刑事的小貪小賄行為均視為犯罪。[40]
       
        本文認為,“零容忍”是現階段國家反腐敗政策的重要內容。作為國家反腐敗政策的一部分,反腐敗刑事政策制定和貫徹要體現國家整體的反腐敗政策,在刑事政策中,嚴密刑事法網、嚴格執法是“零容忍”在反腐敗刑事立法和司法中的應有之義。但“零容忍”反腐敗政策并不能直接理解為反腐敗的具體刑事政策,也不能簡單地將“零容忍”等同于入罪的“零門檻”。“零容忍”作為國家反腐敗政策的重要內容,是指對任何形式即使是輕微的腐敗行為都要納入黨紀國法的規制范圍。“零容忍”本身體現的是“打早打小”嚴格執法立場,無疑是必須提倡和堅持的,這也是對社會上特別是經濟學界部分學者所主張“對待腐敗行為應采取有限容忍政策”的綏靖主義立場的否定。[41]
       
        盡管黨紀與國法在反腐敗中有共同的目標和追求,但也有不同的分工。腐敗入罪的“零門檻”,意味著將本應挺在前面的紀律甩到一邊,直接將刑法推向腐敗治理的前臺,不但虛置了已經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元責任體系,而且動輒入刑,單打獨斗,最終反腐敗形成刑法依賴癥,腐敗治理難以體系化。正如德國著名刑法學家羅克辛教授指出的,“如果國家使用其他社會政策措施就能夠或者甚至更有效地保護一種確定的法益,但是卻抓住了鋒利的刑法之劍,那么這種做法就違反了禁止超過必要限度的原則。”[42]因此,在反腐敗斗爭中,反腐敗政策整體上應堅定不移地貫徹“零容忍”。不過,嚴格的反腐敗“零容忍”政策針對的對象是所有類型的腐敗行為。政策的精髓是區別對待,腐敗的程度不同,政策的應對也應不同。反腐敗刑事政策只是反腐敗政策一部分,主要作用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領域,針對的是腐敗犯罪。在刑事政策的視野中,腐敗只有犯罪與非犯罪的二元劃分,刑罰處罰關口需要一定程度的退縮,通過細化刑法中貪污賄賂的出罪規定,為執紀監督留下足夠的空間。黨提出的“四種形態”,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精神。無論是國家立法還是黨內法規的制定,都應該依照“四種形態”的要求,關照紀法銜接。事實上,我國現行刑法在修正和實施過程中已經充分體現了紀法銜接的需要。例如,“兩高”2016年印發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貪污罪、受賄罪的立案標準從5000元提升至3萬元,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從10萬元提升至300萬元。數額標準的提高,一方面源于社會本身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也源于貫徹“四種形態”的需要。“對數額不滿3萬元且無其他較重情節的貪污、受賄行為予以黨紀、行政處分,可以為黨紀處分、行政處罰預留出必要的空間,有利于體現黨紀嚴于國法、‘把黨紀挺在前面’的反腐精神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刑事打擊重點,增進刑事處罰的確定性、公平性與嚴肅性。”[43]
       
        (三)刑罰懲治力度實現從又嚴又厲到嚴而不厲
       
        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根據刑事法網的疏密度以及刑罰的懲治力度,將刑法對犯罪的規制模式分為“厲而不嚴”“嚴而不厲”“又嚴又厲”“不嚴不厲”四種模式,不同的規制模式,反映了不同的刑事政策選擇以及相對應的規制力度。[44]關于腐敗犯罪的規制模式,盡管理論界存在著爭議,但大都認為,刑法對腐敗犯罪的刑罰嚴厲,動輒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還保留有死刑,但法網總體上比較粗疏,疊床架屋的諸多構成要素抬升了腐敗行為的入罪門檻,限縮了腐敗構罪的范圍,因此,表現為“厲而不嚴”。現階段,為實現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刑事政策對腐敗犯罪應采取“又嚴又厲”的政策,一方面,力度不減,猛藥去疴,鞏固不敢腐的成果,另一方面,降低入罪門檻,嚴密法網,立法適時增加腐敗犯罪的罪名,司法對構成要件要素作擴張解釋。[45]
       
        問題是,“又嚴又厲”只能是權宜之計,并非長久之策。儲槐植教授主張,在懲治腐敗犯罪的刑事立法上,要以“嚴而不厲”為基本的立法原則。[46]這一主張并非完全是學理的考量,更多是現實觀察的結論。“人類社會的悲情常常在于,理論和邏輯上的完美,要么沒有或是無法演化到現實生活中去,要么演化進去了,卻是不那么完美,甚至于很不完美。”[47]如果一味地在政策上傾向于嚴,終究會達到天花板而無法持續。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定罪量刑的標準總會朝著有利于官員的方向發展,越是嚴刑,其鈍化效應越明顯。嚴的震懾效應也是有限的,“制裁對于犯罪的抑制效果是間接性的,所以有引發無止境的重罰化的危險。”[48]相較于前幾年疾風暴雨的懲治,“又嚴又厲”已經呈強弩之末,目前更多表現的是寬嚴失度的問題。寬,主要是定罪之寬。本來,提高腐敗行為被揭露和定罪的可能性,是實現腐敗預防的重要一環,但在執法實踐中,在一些地方已經置刑法剛性的法律邊界于不顧,在司法解釋已經大幅度提高了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基礎上,通過內部掌握繼續提高。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處理173.7萬人次。其中,第一種形態110.4萬人次,占“四種形態”處理總人次的63.6%;第二種形態49.5萬人次,占28.5%;第三種形態8.2萬人次,占4.7%;第四種形態5.5萬人次,占3.2%。[49]2019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共184.9萬人次。其中,運用第一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124.6萬人次,占總人次的67.4%;運用第二種形態處理46.3萬人次,占25%;運用第三種形態處理7.2萬人次,占3.9%;運用第四種形態處理6.8萬人次,占3.7%。[50]如果嚴格執法的話,第三種形態乃至第二種形態中的不少案件都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因為第三種形態中,大多數人都涉及收受下屬或者被管理對象的“禮金”,而根據“兩高”司法解釋,此種收受“禮金”的行為只要達到3萬元以上,就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但實踐中被“禮金”遮掩了受賄的性質。嚴,同樣也是如此。本來,嚴應該體現在刑罰裁量上。但由于刑罰結構的不合理,腐敗犯罪的刑罰裁量整體上越來越寬,現如今,貪污受賄300萬元與3000萬元,如果沒有法定從寬量刑情節,在量刑上沒有多少差別,所以,達到一定數額以后,有少貪不如多貪之說。而貪污受賄上百萬元,只要有從寬量刑情節(奇怪的是,腐敗犯罪分子特別容易獲得法定的從寬量刑情節),判個緩刑也不鮮見。總之,相對于對腐敗犯罪“又嚴又厲”的立法設計以及人民群眾對司法嚴懲腐敗的期待,司法底線卻變著花樣地后退。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又嚴又厲”只能作用于一時,不敢腐的氛圍,不在于刑罰有多嚴,而在于法網嚴密,有罪必罰,這才是實現刑罰威懾最佳途徑。
       
        應該說,從“厲而不嚴”到“嚴而不厲”的政策轉型現階段已經初露端倪。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通過增設罪名、司法解釋通過對腐敗犯罪某些構成要素擴張或者虛置(如對賄賂的范圍、“為他人謀取利益”),嚴密了法網;另一方面,貪賄等腐敗犯罪的刑罰正走向寬緩。死刑的適用標準提高了,基本不適用了,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也大大提高了,司法實務中通過認罪認罰從寬等情節對貪賄犯罪的量刑更寬。當然,“嚴而不厲”的實現,尚需要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進一步配合。立法上,“嚴”或者“厲”,首先依賴于立法。罪名的涵攝范圍應繼續擴大,增加腐敗犯罪的類型,以堵塞刑法規制腐敗的漏洞。而對刑罰的配置,則適當地降低處罰的力度,以實現罪刑均衡。既然腐敗犯罪的死刑已經形同虛設,國民也已經逐漸接受了貪官不判死刑的現實,又有終身監禁的替代措施,立法應順勢而為,廢除事實上已經被虛置的貪污受賄犯罪死刑。司法定罪上,應發揮刑法對犯罪的譴責功效,公平無差別地適用刑法,司法尤為要緊的是統一定罪尺度,可以說,對預防腐敗犯罪而言,定罪上的一視同仁遠比區別對待來得重要。而在刑罰適用上,應貫徹寬嚴相濟、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該寬則寬,該嚴則嚴。
       
        (四)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應秉承漸進、穩妥原則
       
        作為國家一定時期腐敗犯罪的應對,具體的刑事政策并不存在固化的模式和方案,其靈活性和時效性本身就說明政策呈動態演進的過程。但新政策的出臺必然意味著對原有政策的調整和糾偏,也直接影響著刑法規制腐敗的范圍和力度。李斯特曾指出,“立法應將存在于人們中間的法律觀,作為有影響和有價值的因素加以考慮,不得突然與這種法律觀相決裂。”[51]政策也是如此,刑事政策的轉型不需要傳統的政策“一刀兩斷”,突然一新的顛覆性政策調整可能過于突兀而適得其反,轉型是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即使是方向性的轉折,緩和漸進式、連續性的政策發展常常是最有效的。例如,現階段“四種形態”體現了紀律挺在前面的紀法銜接思維,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反腐敗政策重大調整。但在具體落實和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偏差,最典型的就是寬嚴失度。現階段一些出現了不少通過消解刑法的剛性而追求所謂“極極少數”的政策效果現象,不少被查處的官員收受“禮金”的行為明明已經符合受賄的特征,卻人為改變行為的性質,將其作為一般的收受“禮金”違紀行為處理。所以,“伴隨著國家監察改革的推進,實踐中出現大量的‘以罰代刑’的現象,嚴重損害了法治反腐的權威性。”[52]由此觀照,政策執行的偏差也會使政策與其原本的初衷背道而馳,最終可能導致反腐的效果大打折扣,從而重蹈紀法不分、以紀代刑的覆轍。
       
        穩妥,就是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必須有理有據,不能為了某種宣示而不顧邏輯。現階段,“從嚴治黨,懲治這一手決不能放松。”[53]因此,對腐敗犯罪主要貫徹的是從嚴懲處政策精神。這一精神通過司法解釋的定罪量刑能夠得到印證。例如,通過司法解釋,受賄罪的一些構成要素(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等逐漸稀薄化、虛置化,收受財物的范圍擴大到財產性利益,這些都反映了從嚴懲處腐敗犯罪精神的落實,也沒有完全脫離過去的政策軌道,或者說,是從嚴懲治腐敗政策的自然延伸。但有些從嚴措施是否穩妥是否帶有情緒化就值得反思。如在刑罰執行階段,現階段對腐敗罪犯的刑罰執行越來越越嚴。針對一段時期,腐敗犯罪適用率高,減刑假釋以及監外執行比例高的情況,近年來通過司法解釋,強化了腐敗罪犯的刑罰執行。包括執行方式的選擇(是否適用緩刑)、執行過程中的減刑和假釋以及特赦都有限制性的規定,在本文看來,一些從嚴措施并非理性。從刑罰正當性角度看,刑罰融報應與預防為一體,腐敗者是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犯罪,一旦失去了職務,就失去了再犯可能性,就特殊預防的需要看,在行刑階段通過限制減刑和假釋等措施體現從嚴并不具有合理性,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打“死老虎”的政策,從腐敗罪犯本身的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險性)、改造的難易程度等評估,這種單向度的從嚴并非穩妥之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追求的可能僅僅是政治上象征性的宣示效果。所以,任何政策的出臺,必須有整體性的法治思維,只有在整體性的脈絡中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小結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盡管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必須清醒看到,腐敗這個黨執政的最大風險仍然存在,存量還未清底,增量仍有發生。所以,反腐敗沒有選擇,必須知難而進。[54]而在很大程度上,“刑事政策是專門針對新出現的社會問題,對社會意識狀態的變化及政治契機開端的回應。”[55]一體推進“三不”體制機制創新,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腐敗產生的復雜背景以及同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決定了現階段還沒有可以破解腐敗治理難題的“密匙”,新時代反腐敗刑事政策轉型,也只能是一個漸進的不斷試驗的過程。但不管如何,反腐敗刑法的完善,需要刑事政策的指導,立法實際上是刑事政策的自然延伸。司法中,同樣需要貫徹刑事政策,但刑事政策應該在刑法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一旦政策代替刑法,選擇性執法代替刑法公平和無差別的實施,必然會扭曲反腐敗的治理體系,法治反腐也就成為空談,預防腐敗的成效也必定大打折扣。換句話說,司法中,只有刑法才能對腐敗犯罪做出決定性的回應,腐敗行為是否入罪以及刑罰的適用都應依據刑法,刑事政策的司法出罪只是一種特殊的例外。

      【作者簡介】
      孫國祥,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注釋】
      [1]韓小鷹:《“反腐敗”的刑事政策:對法哲學的重新思考》,《法治論叢》2003年第6期,第31頁。
      [2] [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3]王岐山:《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人民日報》2017年1月20日,第4版。
      [4]李建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的說明——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第一次會議上》。
      [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4頁。
      [6]劉青山、張子善是當時天津地委的負責人,他們早在30年代就參加革命,為革命也曾出生入死,但解放進城身居高位后,從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僅一年多的時間里,二人利用職權,通過侵吞機場建設款、救災糧款、治河專款、干部家屬救濟糧、地產公糧,并用剝削克扣民工資、騙取銀行貸款等手段,總計貪污挪用公款約200億元(舊幣),給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參見王朝彬:《三反實錄》,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頁。
      [7]吳官正:《拓寬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求是》2006年第18期,第11頁。
      [8]裴顯鼎:《嚴懲腐敗犯罪護航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以來職務犯罪審判工作回顧》,最高人民法院刑事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第118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頁。
      [9]張兆松、王瑞劍:《實然與應然:我國腐敗犯罪預防策略省思》,《刑法論叢》2007年第3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12頁。
      [10]周光權:《社會轉型時期職務犯罪預防的新課題》,《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5期,第12-13頁。
      [11]有學者經過估算,認為受到處罰的貪官大概只占實在貪官的12.5%。換言之,腐敗犯罪的黑數可能高達87.5%。參見何家弘:《寬嚴相濟與中庸反腐》,《法學家》2015年第5期,第20頁。
      [12]羅豪才、周強:《軟法研究的多維思考》,《中國法學》2013年第5期,第106頁。
      [13]王岐山:《堅持高標準守住底線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創新》,《人民日報》2015年10月23日,第4版。
      [14]參見習近平:《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以規治黨創新體制機制強化黨內監督》,《人民日報》2016年1月13日,第1版。
      [15]姜濤:《國家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銜接的重大問題研究》,《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00頁。
      [1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17]劉暢:《積極治理:“不能腐”的制度建構》,《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8期,第73頁。
      [18]裴顯鼎:《嚴懲腐敗犯罪護航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以來職務犯罪審判工作回顧》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第118集),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頁。
      [19]劉建軍:《體系與能力: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二重維度》,《行政論壇》2020年第4期,第8頁。
      [20]王希鵬、胡楊:《中國特色腐敗治理體系現代化:內在邏輯和實踐探索》,《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9頁。
      [21] [德] 弗蘭茨·馮·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頁。
      [22] [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生活·讀書·行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54頁。
      [23]張文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中國紀檢監察報》2019年12月5日,第2版。
      [24]尹音頻、閆勝利:《反腐敗長效機制與從源治理腐敗——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視角的分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8頁。
      [25]劉艷紅:《中國反腐敗立法的戰略轉型及其體系化構建》,《中國法學》2016年第4期,第221頁。
      [2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頁。
      [27] [意]菲利:《實證派犯罪學》,郭建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28]吳官正:《拓寬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求是》2006年第18期,第14頁。
      [29]習近平:《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求是》2015年第1期,第5頁。
      [30]孫國祥、魏昌東:《反腐敗國際公約與貪污賄賂犯罪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頁。
      [31]本書編寫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2頁。
      [32]林汐:《依法治國新征程學習讀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頁。
      [33]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22日在中央紀委第十八屆二次會議上講話。
      [34]李建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的說明——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18年3月14日,第005版。
      [35]張文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中國紀檢監察報》2019年12月5日,第2版。
      [36]張兆松:《當前我國懲治腐敗犯罪面臨的挑戰和應對》,《河南警察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第32頁。
      [37]何家弘:《寬嚴相濟與中庸反腐》,《法學家》2015年第5期,第21頁。
      [38]陳志軍:《我國賄賂犯罪罪名體系之完善建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第72頁。
      [39]張紹謙:《我國職務犯罪刑事政策的新思考》,《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第28頁。
      [40]孫道翠:《論“零容忍”反腐作為具體刑事政策及其展開》,《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68-69頁。
      [41]郭立軍、阮建華:《論我國反腐敗刑事政策》,《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第63頁。
      [42] [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43]裴顯鼎等:《<關于辦理貪污賄賂犯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6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頁。
      [44]儲槐植:《嚴而不厲:為刑法修訂設計政策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6期,第106頁。
      [45]孫國祥:《我國懲治貪污賄賂犯罪刑事政策模式的應然選擇》,《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102頁。
      [46]儲槐植、閆雨:《當代中國腐敗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反腐敗公約為視角》,《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110頁。
      [47]陳彩虹:《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繁榮?》,《讀書》2016年第6期,第17頁。
      [48] [日]川出敏裕、金光旭:《刑事政策》,錢葉六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頁。
      [49]參見《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分62.1萬人》,《人民日報》2019年1月29日,第9版。
      [50]參見《2019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處分58.7萬人》,《人民日報》2020年1月19日,第4版。
      [51] [德]弗蘭茨·馮·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徐久生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52]  劉艷紅:《<監察法>與其他規范銜接的基本問題研究》,《法學論壇》2019年第1期,第8頁。
      [53]習近平2013年1月22日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54]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參見《人民日報》2021年1月21日,第01版。
      [55] [德]米夏埃爾·庫比策爾:《德國刑法典修正視野下的刑事政策與刑法科學關系研究》,譚淦譯,《中國應用法學》2019年第6期,第198期頁。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