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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信懲戒制度的三大亮點
    2022/2/12 17:32:13  點擊率[52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立法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對失信懲戒機制設計的亮點進行梳理,也是研究失信懲戒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但是現有文獻鮮有以此為切口進行系統地分析。所以本文在對失信懲戒機制概況進行梳理的基礎上,通過文獻分析的方法提煉出了失信懲戒機制的三個法治價值:觸發機制明確、初步構建了層級劃分體系和實踐效果明顯。
      【中文關鍵字】法治價值;社會信用;失信懲戒機制
      【全文】

        一、研究緣起
       
        失信懲戒機制是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功能的發揮程度直接影響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實效。[1]無論是在社會信用立法文本中還是在學界的社會信用立法建議中,失信懲戒機制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也是支撐整個社會信用立法的關鍵。[2]但是,現有的文獻都以失信懲戒機制的不足為切入點對這一制度進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這一切入點固然有其優勢,其“單刀直入”式的風格可以直擊失信懲戒機制的薄弱之處,為失信懲戒機制的完善提供直接的幫助。但同時也有其劣勢,會造成“一葉障目”的結果,即只關注到了失信懲戒機制的不足之處而沒有關注到失信懲戒機制的可取之處。不足之處與可取之處是失信懲戒機制所帶來的兩種不同的影響,二者的關系恰似“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輔相成,共同影響著失信懲戒機制的前進方向。為了能夠更加系統、全面地剖析失信懲戒機制,為失信懲戒機制的完善提出更具有靶向性和針對性的建議,需要以失信懲戒機制的可取之處,即“法治價值”為切入點對其進行檢視。
       
        失信懲戒機制的出現更加有力地保障了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避免了社會信用立法淪為“具文”的命運。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不斷深入,失信懲戒機制也得到了發展,通過對20部社會信用立法中失信懲戒機制的分析,結合“信用中國”等平臺提供的相關數據,從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層級劃分和實施效果三個維度,總結了目前失信懲戒機制的法治價值。
       
        二、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明確
       
        首先,選取的20部社會信用立法,都在法律文本中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進行了明確規定,但是規定的側重點和明確程度不同。具體可以分為全面型、片面型、簡略型和雜糅型四種類型。
       
        第一類,全面型。對一般失信懲戒機制和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都進行了具體規定,包括《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等8部法規、規章。以《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2017年頒布)為例,根據該條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可以看出,嚴重失信行為的認定標準,作為該條例第三十一條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根據該條例第三十條的規定可以看出,違反法定義務和約定義務作為一般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明確了“失信行為的認定→一般失信懲戒”和“嚴重失信行為的認定→嚴重失信懲戒”兩條內在邏輯融貫的失信懲戒觸發機制。
       
        第二類,片面型。包括兩種形式,第一種是明確了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沒有規定一般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包括《湖北省社會信用信息管理條例》和《廈門經濟特區社會信用條例》2部地方性法規,如《湖北省社會信用信息管理條例》(2017年頒布)第二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了有能力履行但拒不履行、逃避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行為等5種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但是沒有明確規定一般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第二種是明確規定了一般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沒有規定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恰好與第一種形式相反。包括《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辦法》等5部社會信用立法。如《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辦法》(2018年頒布)第十條和第十一條分別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單位5種不良信息和個人的4種不良信息,以此作為一般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但是縱觀整個法律文本,并沒有制定嚴重失信懲戒機制,遑論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
       
        第三類,簡略型。是在法律文本中規定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另行規定,包括《河南省社會信用條例》、《河北省社會信用信息條例》和《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暫行辦法》3部法規、規章。例如,《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暫行辦法》(2017年頒布)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各行業的守信激勵措施和失信懲戒措施的具體辦法由相關主管部門另行頒布實施。”
       
        第四類,雜糅型。將作為失信懲戒機制觸發機制的失信信息雜糅在所有的公共信用信息之中,包括《無錫市公共信用信息條例》和《泰州市公共信用信息條例》兩部地方性法規。如《無錫市公共信用信息條例》(2015年頒布)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分別規定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信用信息,但是沒有明確規定何種信用信息屬于失信信息。將失信信息與其他信用信息的規定混雜在一起,不利于執行機關在執行失信懲戒機制之前對觸發機制進行精準判斷。
       
        20部社會信用立法都屬于地方立法,都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都進行了規定,但是具體的制度設計上各有側重,體現出了地方立法的地方特色。這也是為下一步制定通行全國的社會信用法進行立法試驗,并在一定程度上積累了立法理論基礎和立法技術經驗。
       
        三、初步構建了失信懲戒機制的層級劃分體系
       
        因為失信行為的損害程度不同,所以失信懲戒機制也需要劃分出相應的層級,建立與失信行為的損害程度相對應的失信懲戒機制。使失信懲戒機制與失信行為造成的社會危害相對應,達到“量懲相應”的效果。[3]選取的20部社會信用立法中有《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宿遷市社會信用條例》等13部對失信行為的程度進行了區分,并制定了相對應的失信懲戒機制,具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采用“二分法”的方式,第二類采用“三分法”與“二分法”相結合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只有8部社會信用立法同時規定了一般失信懲戒機制和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但是還有《河南省社會信用條例》等5部社會信用立法沒有在法律文本中明確一般失信懲戒機制或者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的觸發機制,卻制定了相應的懲戒制度。
       
        第一類采用“二分法”的方式,將失信行為分為一般失信行為和嚴重失信行為,并制定了針對不同失信主體的一般失信懲戒機制和嚴重失信懲戒機制。包括《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條例》等11部法規、規章,如《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條例》(2017年頒布)第二十三條和第二十四條分別規定了一般失信懲戒機制和嚴重失信懲戒機制。第二類采用“三分法”與“二分法”相結合的方式,包括《無錫市公共信用信息條例》和《泰州市公共信用信用條例》2部地方性法規。在失信信息的劃分上采用“三分法”,將失信信息分為一般失信信息、較重失信信息和嚴重失信信息。因為失信信息是反映失信行為的數據和資料,所以三種程度的失信信息對應三種程度的失信行為,即一般失信行為、較重失信行為和嚴重失信行為。但是在失信懲戒機制的具體制定上沒有延續“三分法”而是采用“二分法”,分為一般失信懲戒機制和嚴重失信懲戒機制。雖然第二種分類方法具有形式上的創新,但是在可操作性層面來分析,第二類的可操作性遠遠小于第一類。因為,“較重”一詞的內涵模糊,難以準確定義,而且《無錫市公共信用信息條例》和《泰州市公共信用信用條例》在失信懲戒機制的制定上并沒有繼續使用“三分法”。
       
        雖然失信懲戒機制的層級劃分尚有瑕疵,但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要遵循客觀規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制度的發展需要經過萌芽、完善、成熟三個階段,不會一蹴而就。中國社會信用立法中失信懲戒機制的層級劃分仍然處于完善階段,還有很多具體的制度設計需要進一步改進。但是在短短十幾年內能夠初步構建起失信懲戒機制的層級劃分體系已實屬不易,這足以成為中國失信懲戒機制的可取之處。
       
        四、失信懲戒機制的實踐效果顯著
       
        根據國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主辦的“信用中國”網站公示的分析報告和具體案例可以看出,中國的失信懲戒機制取得了顯著效果。但是這只代表失信懲戒機制的構建取得了進展并不意味著取得了成功,因為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初級階段,失信成績制度作為其中重要一環仍然需要繼續完善。
       
        因為失信懲戒機制是失信治理措施的重要制度載體,所以可以根據國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披露的最新一期《失信治理月度分析報告(2019年8月)》公示的數據以2019年8月為例,來探究中國的失信治理情況,并以此為依據在宏觀上觀察中國失信懲戒機制的效果。根據《失信治理月度分析報告(2019年8月)》公示的信息可以看出,2019年8月中國的失信治理情況呈現出新增失信主體數量下降、重點領域失信黑名單退出步伐較快、失信主體積極進行信用修復和重點領域專項治理取得積極成效4個特點。
       
        具體來看,2019年8月失信自然人月增量環比下降19.06%,失信法人及其他組織月增量環比下降88.27%,限制乘坐火車民用航空器黑名單退出數量環比增加79.15%,經信用修復后退出黑名單或重點關注名單的案例有21,178件。截止到2019年6月底,相關機關查處虛開企業11.54萬戶,認定虛開發票639.33萬份,開票金額7,414億元,涉及稅額1,129億元;查處“假出口”企業2,028戶,挽回稅款損失141億元;向公安機關移送虛開騙稅企業15,798戶,與公安機關聯合查辦15,842戶,虛開騙稅猖獗勢頭得到有效遏制,部分案件高發地區案發率開始下降。[4]
       
        結語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來看,事物的發展規律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失信懲戒機制也不例外。雖然失信懲戒機制仍然存在過于泛化等問題,但是在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保駕護航的過程中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只有同時對失信懲戒機制的不足之處和可取之處進行探究才能真正看到失信懲戒機制的全貌。

      【作者簡介】
      于曉航,中國法學會會員,蘭州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郭秉貴:《失信聯合懲戒的正當性及其立法限度》,《征信》2020年第2期,第61-62頁。

      [2] 王偉:《失信懲戒的類型化規制研究—兼論社會信用立法的規則設計(上)》,《中國信用》2019年第7期,第110頁。

      [3] 參見顏少君:《我國失信懲戒機制構建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頁。

      [4]《失信治理月度報告分析》,載國家信用信息中心官網,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xigongshi/sxhmdydbg/201909/t20190916-168732.html.最新訪問時間為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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