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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法理闡釋
    2022/2/16 8:48:22  點擊率[884]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理論法學
      【出處】《學術界》2022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法理構成,可以分為道德法理、規范法理和政治法理,三者相互關聯、相互支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道德法理,奠基于“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即“人的繁榮”,其意涵既包括共同體不能遮蔽個人的向度,也指明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人格尊嚴”作為“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規范法理,成為國家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規范。“相互承認”作為“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政治法理,旨在為世界人權實踐提供了中國特色的人權治理經驗,并在此過程中提升中國的國家話語權。整合道德法理、規范法理和政治法理的三重視域,可以從單一共同體的維度轉變到整體結構維度,使得“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獲得多維度的法理支撐。
      【中文關鍵字】“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法理
      【全文】

        “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是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的基本價值理念,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立場。由此,國內學界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展開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闡釋性成果。一方面,從內部考察“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命題的內在結構,從較為微觀與細致的角度來把握這個命題的內涵及其內部要素之間的邏輯關系。比如,有學者指出,“該思想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結構性、動態平衡性、開放性,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性理論”。[1]另一方面,也有代表性觀點認為,“‘以人民為中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與民族化、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存在互構本質”,[2]這即是從外部視角關注“以人民為中心”與其他重大命題之間的關聯,探求其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中的理論定位。
       
        人權學界也敏銳意識到“以人民為中心”內在的豐富人權意涵。譬如,有學者認為這個思想與人權系統在概念、定義上存在差別,但具有運作具有耦合性。[3]也有學者提出可以將“以人民為中心”構建為人權主體話語,以“人民”作為人權主體概念。[4]概括而言,我人權學界對此重大的命題的解讀與闡發,揭示了諸多的人權話語資源。由此看出,“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人權話語的價值源泉、理論根基、思維方式和研究旨歸,從而形成一套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人權話語體系。然而,對于“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內在法理而言,尚考察不足,還需要更加縱深和清晰的梳理,才能促使將該思想命題從“政治話語”向“學術話語”的轉換。
       
        一、作為結構構成的三重法理
       
        “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在歷時性和共時性層面,都具有回應重大實踐問題的獨特價值。從歷時性角度來看,“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作為新時代對于過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經驗和馬克思主義人權原理中國化的概括與提煉,一方面在根本上區別于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具有顯著的思想原創性;另一方面對于由高度復雜機制構建的工業社會和以信息數據為特征的數字社會帶來的時代問題之回應,也具有很強的理論解釋力。從共時性角度來看,相比較于當前全球化語境的其他國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思路,“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在具體的制度實踐過程中,能夠發揮出明顯的社會治理效果,特別在應對重大疫情等緊急狀態時,更能彰顯對人民生命權和健康權的保障。因此,不僅要看到“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作為此項人權話語體系的來源,相應地也需要理解話語行為帶來的實踐結果和社會效應。
       
        然而,“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學術邏輯更在于探尋其內在理據,要求對人權話語體系的觀念脈絡、話語載體以及目的功能的全面認識。這就需要法理思維的介入。其一,法理思維是對整體思維的批判性重構,“需要用到‘整體/體系解釋’方法,將不同理論思想和命題放入信念、主張中去,沿著……現有的整體思路‘接著講’”,[5]也就是說,法理思維實質上是運用邏輯法則將命題進行分解和再闡釋,并在各主要的構成要素之間搭建起體系性構造,從而通過評價性論證得到正確的說明,使結論獲得整個論證的支持和證明。[6]其二,法理不僅作為判斷實在法的某種合法性、合理性標準而存在,而且還可以用于證成政策、行為、主張以及某事物、某現象的正當性的功能。[7]所以,法理除了出現在以立法活動和司法活動為主要特征的法治實踐過程中,也廣泛存在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領域。[8]如果提煉一個概念用以概括法理存在其中并發揮它的證成功能的多元社會領域,[9]那么我們認為,法理是體現共同體的客觀意義關聯的本質特征,它為共同體的存續和發展提供了目的性理念,而個體作為共同體的構成部分也從法理那里獲得了生活價值和精神意義。[10]這就意味著,“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實際上是共同體內部關于人權治理的核心理念,其具體化就是人權制度及其配套的實踐方案。它從總體上看是經驗性和描述性的,是對我國人權治理成果的理論總結和概括。然而,若進一步對人權話語體系展開分析,就要求將人權話語體系和共同體的客觀意義關聯進行交互式重構,通過人權話語體系來言說存在于共同體之中的法理,也從法理之中為人權話語體系的內在闡釋提供多元社會價值的說明和支持。
       
        因此,“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法理建構可以分為如下層次:首先,用“道德”“規范”“政治”指涉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從宏大視角的社會系統論來看,社會環境中包含了法律、政治、倫理、經濟、教育、科技、藝術等子系統共同構成,并且通過各種子系統的協作促使社會環境的發展和演遷。[11]而本文僅選擇其中的道德、規范、政治作為觀察的參照點,是因為人權話語的調整對象和運作場域主要集中在這部分社會關系之中,它們分別代表了共同體生活秩序的人性基礎、法權構造以及整體意志的表達。正是在此種共同體生活秩序的持續性建構過程中,“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話語體系的正當性和證成性得以同時展開。[12]正當性是人權話語體系的經驗觀察和邏輯結構被道德、規范和政治生活中的法理所充分證明;證成性是人權話語體系的具體闡釋被這部分共同體生活秩序的法理所補充。第二,道德法理體現的是“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人性基礎,其中既包含對人民作為人權主體性概念的論證,[13]也包括個人作為人權利益主體的推論和演繹。第三,規范法理表述的是“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法權構造,即是在如網絡結構般的人權法規范體系中提煉出“元法理”,它應當是國家法秩序中的最高價值,具有根本性的指導原理地位。[14]再次,政治法理是對“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意志表達。如果將人權話語放置于多元共同體構成的國際人權社會時,就必須要面臨著承認、商談、合作或者是對抗、競爭、防御等話語實踐情形,這就對我國的人權言說提出了挑戰,那么便意味著從政治權力衍生而來的話語權問題成為人權話語體系需要關注的重要范疇。最后,整合道德法理、規范法理和政治法理的三重視域,從單一共同體的維度和“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整體結構出發,闡發其所關注的中心命題及其對于人類社會的人權價值追尋。
       
        二、作為道德法理的“人的繁榮”
       
        “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奠基于“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即“人的繁榮”。“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人權原理的核心概念,其意涵既包括了共同體不能遮蔽個人的向度,也指明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15]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16]這意味著,個人與共同體之間并不是對立的,共同體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體而已,社會的利益、福祉應當落實到每一個個體之上,而不能用集體利益來消解個體利益。另一方面,個人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從馬克思關于人的類本質的觀點出發,自由個體不應當被視為自我界定的完全的唯一者,即不能把所有的社會關系排除在自由個體之外。[17]個人只有在與其他個體的交往互動和相互承認的過程中,才能在共同體內部確認自己的存在,也即是個人的個性實現及價值意義都需要在共同體內部的交往網絡中得以體現。然而,盡管“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命題從整體上概括了個體與共同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但個體的個性發展的具體方面以及個體與共同體的根本意義關聯還需要在理論上更加細致的展開。
       
        “人的繁榮”是用于描述這種關聯性的恰當概念,我們將它作為“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道德法理,因為“人的繁榮”不僅可以闡發出關于人性自由發展的諸項環節,也能充分展現個體依賴于社會整體秩序的關系。具體而言,早期的繁榮倫理學源于亞里士多德,他認為人的思考包括對殘留的圖像(Phantasms)的存在和處理,這種復雜過程包括了記憶、回憶、獲得概念、推斷、慎思解釋,賦予人能夠通過設置目標和設計各種路徑支配自己行動的能力,從而使人可能在社會環境中獲得德性和知識。[18]由此在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體系中形成了潛能、實現和繁榮等概念,進而在目的論體系的基礎上可以想象一種“以保障基本權利為基礎、以實現人類繁榮為目的的理論”,[19]由國家和社會來保障每個人實現其繁榮的制度基礎,促使每個個體都能發揮各自的潛能,實現相對于個體能力而言的人生繁榮。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則將繁榮理論進一步聚焦到人的可行能力上,他認為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等固然都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這些目標只具有工具性價值,而真正的實質價值在于人們具有免受饑餓、營養不良以及接受良好教育等的自由。[20]而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Nussbaum)認為,能力路徑不是對生命意義或生命價值的完整詮釋,它只涉及核心的基本政治原則,因此努斯鮑姆列出十項能力清單:生命、身體健康、身體的整全性(integrity)、感知與思考、情感、實踐理性、親密關系、與其他物種建立關系、玩樂、對自身環境的控制。[21]可以看出,森和努斯鮑姆的能力路徑是一種中立主義立場的平等理論,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秩序就在于個體具備如何生活的能力,非自治的生活不是通往“人的繁榮”的有效途徑。并且,這種自由選擇還應當是促使個體獲得快樂和滿足的追求,否則也無法成為個人福祉的來源。但是中立主義的能力觀并未以正確的方式推進個體福祉。其一,用“功能”來替代“能力”可能是更好的理論方案。因為過于主張人的能力或者潛能只具有人權的應然性特征,從應然人權到實然人權的轉換才能推進個體福祉的現實享有。換言之,“福祉不僅包括有權獲得令人滿意的生活,或擁有這種生活的能力,還包括就是這么來過”。[22]應當承認,即使有的人獲得了那些核心能力,但也只是具有實現個體人生繁榮的可能性,并不意味著結果的成功和平等。所以相較于能力而言,功能的內涵更加廣闊:它既可以從功能失敗的角度來推斷能力的缺失,也可以在能力行使的前提之下,用社會政策的方式幫助個體實現繁榮。其二,功能的內容更有確切性和開放性。如果只從人的核心能力作為是否通往繁榮的判斷標準,那么即便在理想情境中,各項核心能力都能對應人的繁榮,就意味著人權只是基本需求的滿足。此種能力觀不過是低限人權觀的另外一種版本。從功能論的角度不僅能夠清晰地對繁榮的各項標準作出描述,并且使繁榮本身還具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因此隨著社會變遷和觀念演進就能促使繁榮不斷被更新和補充。這就是馬克思人權理論中的“充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23] 從功能進路的繁榮觀來看,既保留了個體的天賦和潛能,同時也考慮到共同體為個體創設有利的社會環境要素的維度,使個體能夠把握通往幸福生活和美好生活的機會,而社會制度也為個體的失敗風險提供了兜底性的保障。因而此種偏向于平等主義的繁榮觀可以更加全面地保障了個體的各項人權。克里斯汀·希普諾維奇(Christine Sypnowich)將平等主義繁榮觀總結為六個原則:(1)以人民的生活質量為中心;(2)繁榮包括主觀尺度和客觀尺度;(3)繁榮不同于諸多標準的分配解釋;(4)繁榮本身不能被均等化;(5)平等主義政策應當改善社會和文化環境;(6)平等主義的繁榮避免趨向家長主義的至善論。[24]這意味著,強調個體的繁榮并非是模糊性的概念,而是可以運用數據或相關標準進行“測量”。當然,改善生活質量指數也不意味著放棄了個體如何更好地選擇生活的權利,因為通過社會普遍支持了藝術、教育、自然和文化方面政策,這便潛在地教導了個體走向繁榮的途徑和目的。[25]另須指出的是,平等主義的繁榮觀支持的是“無償人權”的話語,[26]無論是積極有貢獻的個體或是無業游民都有獲得發展的權利,后者不應當被視為“逃避責任者”,而是被視為“尚未全面發展者”,[27]都可以通過社會提供的文化教育產品和制度體系的保障,向著美好生活奮斗和努力。
       
        “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在道德領域奠基于“人的繁榮”,從新時代以來我國的各項人權政策和人權成就中都能夠體現出平等主義繁榮觀的理論內涵。舉例來說,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莊嚴宣告,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28]經過全面脫貧攻堅戰,不僅提升了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而且使脫貧群眾的精神風貌煥然一新,比如貧困群體的主人翁意識顯著提升,開放意識、創新意識、科技意識、規則意識、市場意識顯著增強。[29]由此看出,在全面脫貧攻堅這項最大人權工程中,首先要包含實現“人的繁榮”的客觀尺度,貧困地區的飲食條件、住房保障、衛生健康、收入來源、道路交通、文娛設施等多種評價要素都是脫貧攻堅過程中的硬性標準,而且從繁榮的主觀尺度上看,也要求激發貧困群體建設家鄉的熱情,充分凝聚鄉村發展的力量,推動貧困群體主動脫貧致富,追求新時代的鄉村文明新風。另一方面,“人的繁榮”的開放性保證了“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在不斷闡釋的過程中可以更加充實和完善。由于我國的人權話語體系不僅強調機會平等,也包括從結果保障個體的繁榮,這就需要避免人權政策走向家長主義的至善論。比如,需要更為注重受教育權的保障和具體落實,特別針對貧困地區的適齡兒童,除了開設通常的語數外課程,還要重視書法、繪畫、音樂等藝術興趣課程的培育,才能激發貧困地區兒童的潛能,從而使各項才能都能全面發展。[30]概言之,作為道德法理的“人的繁榮”既可從我國“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實踐中彰顯出來,同時也能為人權話語體系的擴張提供更多的理論命題。
       
        三、作為規范法理的“人格尊嚴”
       
        “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體現在由人權規范構成的法秩序之中,即道德意義上的個體繁榮在民主政治過程中融入社會法治國家的憲法秩序,轉換為人的人格不受侵犯的“人格尊嚴”法理,成為憲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規范。國家的法秩序由制憲權所創設,因而制憲權存在于國家之前,其主體必須是“人民”。盡管制憲權彰顯了政治統一體的根本性決斷,為民主正當性和政治統一體的存續奠定了權威,但并非意味著制憲權就是不受約束、絕對無限制的力量,否則就會導致“憲法變得時時都要從屬于權力的意志”。[31]根據近代憲法基本價值和憲法構造中的法治原則,民主制原理和法治國原理并非二元對立,法治國原理的前提并不建立在一個政治統一體和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力基礎上,因為這會回溯至個人權利防御國家公權力的傳統路徑。相反的是,憲法構造中的法治國原理內在包含了諸項原則和程序性的規則,國家法秩序的基礎就從這些原則和程序規則中被創制出來,而政治統一體在法秩序的更新和實踐過程中則形成并不斷穩固。[32]如果將政治統一體被持續構建的過程稱為“整合”,那么魯道夫·斯門德(Rudolf Smend)的憲法整合理論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憲法秩序的源流。他指出,憲法是國家生活的法秩序,國家在此生活內部才能獲得其現實性,也即在國家整合進程之中,國家生活才能被持續性地重新構建。[33]這就意味著,法治國原理為國家的無數次整合過程提供了一種穩定的結構,而單憑民主生活無法達到這種目標。具體來看法治國原理所包含的諸項原則,其中包括了人格不受侵犯的基本價值、法之優位性、法之安定性、法之明確性、民主原理、自由權等。在諸項原則中,“人格自由與尊嚴是最為根本的法的原則,以該原則為核心價值與原理的總和是近代憲法的根本規范,即‘規范中的規范’”,[34]由憲法構造中的人格尊嚴規范創制出來的整體法秩序需要以這項根本規范為前提,否則便失去規范的效力。漢斯·凱爾森指出,創造規范的權力從一個權威委托到另一個權威,低階規范(inferior norm)只能從高階規范(superior norm)中產生,這一回溯(regressus)以一個最高的規范即基礎規范為重點,因為基礎規范是創造這一規范體系的基本規則。[35]然而,凱爾森雖然指出了法秩序中的效力層級,但對于基礎規范的具體內涵則語焉不詳。人格尊嚴作為根本規范并非是只有空洞內容的理論預設,相反,人格尊嚴及其派生的原理具有實質性的內容和要求,直接地對政治統一體的整合過程提出了規范上的主張。人格尊嚴是保持共同體生活存續的最本質的聯結環節,也最能體現個體的繁榮,因而以它為價值基礎構建出來的規范體系必須能夠從這里獲得合法性,否則便與根本規范沖突而喪失效力。
       
        須指出的是,雖然我國憲法構造中的人格尊嚴規范與“人的尊嚴”“人性尊嚴”使用了不同的文字表述,但在內涵上是大體重合的,不影響其作為根本規范的地位。從國際人權法和近代人權實踐來看,尊嚴是人類價值的共識基礎。1948年發布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66年頒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都有明確規定:“權利源于人的固有尊嚴”“人權源于人與生俱來的尊嚴和價值”。從國內憲法來看,有學者統計了聯合國193個會員國的憲法文本,發現人的尊嚴、人性尊嚴、人格尊嚴等詞匯出現在了143個成員國憲法之中。[36]比如,德國基本法第一條規定,“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一切國家權力的義務”,在日本憲法第13條、第24條提及了“一切國民均以個人而受尊重”“…應以個人之尊嚴及兩性之平等為根據而制定之”。我國憲法中同樣在第38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分析來看,在我國憲法中運用了“人格尊嚴”的表達,尊嚴條款也不如“人的尊嚴”高居德國基本第一條的顯赫位置,但這并不妨礙從規范憲法學的角度將此“尊嚴”確立為國家憲法的基礎價值。[37]以日本憲法為例,即便“個人之尊嚴”被放置于有關婚姻、家庭和兩性的條款之中,但可以被認為是客觀法的基本價值,其主觀權利化之后形成概括性人權再進一步分化為具體的基本權利。[38]因此,我國憲法中第38條尊嚴條款需要與第33條人權條款結合起來理解,即“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在基本權利體系中發揮統攝功能,而作為客觀價值的人格尊嚴可以作為人權原理的支撐結構,以此成為各種基本權利的基礎價值。
       
        由人格尊嚴價值創制的規范體系為“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提供了話語載體。在憲法構建的客觀價值體系中,人格尊嚴具有基礎地位,在憲法規范中被轉化為基本權利體系,而在私法中則轉換為人格權。首先,從人格尊嚴與基本權利的關系可以看出,基本權利宣告了“一種特定的文化、價值體系,該體系應該承載著由憲法建構的國家生活的意義”,[39]彰顯了國家整體秩序對于個體人權之尊重和保護,人民之間的精神聯結紐帶就通過這種文化意義而被建立起來,使人民不斷被凝聚,增強對國家生活的信心。第二,基本權利體系包含大量的人權子概念。平等權、人身自由權、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等公民的基本權利都能為人權話語的概念資源,這些人權子概念之間發生價值互相關聯和構成,人格尊嚴成為它們的權利基礎,而這些權利也成為人格尊嚴的目標。[40]第三,無論是各個基本權利本身,還是基本權利與私法上具體權利的內在關聯,都需要被置入基本權利體系所建構的客觀價值秩序之中,才能體現人格尊嚴作為法秩序的正當性基礎之地位。如前所述,基本權利在人權概念體系中具有典范意義,人權話語的文化效應就主要來源基本權利的此種功能意蘊。因而必須以一種實質性的角度來解釋基本權利的規范內涵,特別要求強調基本權利對于憲法構造中的民主原則、法治原則、自由權等原則的闡釋,而至于文義上的細節則非解釋基本權利過程中的首要考量環節。[41]基于此,在人格尊嚴法理、基本權利、人格權之間可以構建出溝通聯結。人格權在我國民法典中獨立成編,強化了對人格尊嚴的保護,從根本上滿足了新時代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幸福生活需求。人格權編分別規定了“一般規定”“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姓名權和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和榮譽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凸顯民法的“人法”本質,改變了傳統民法“重物輕人”的體系。[42]從人格權中的各項具體權利可以看出人格尊嚴就是貫穿其中的基本價值,憲法關于“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規定也相應落實,因而構成了“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在私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還須予以說明的是,在解釋基本權利時,不能依據基本權利的傳統意義,而應當主動探尋其與當下生活秩序和價值情態的整體關系。[43]所以重要的是,應當看到基本權利保護的共同體生活秩序中的個體利益,而非基本權利的主體或義務主體。因此,人格權編可以視作基本權利的具體化內容,人格權的解釋需要以基本權利的客觀價值作為參照。在基本權利的價值視域中,人格權能夠快速地回應當下生活秩序的變遷,特別針對數字社會中個人信息權利的保護更具有顯著的作用。概言之。人格尊嚴法理是貫穿“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基礎價值原理,為法律體系中的人權話語賦予獨特的正當化功能。
       
        四、作為政治法理的“相互承認”
       
        “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對外表達,為世界人權實踐提供了中國特色的人權治理經驗,并在此過程中提升中國的國家話語權。人權話語表達的是國家人權生活秩序的總體意志,共同體內部的精神關聯會在話語表達的過程中受到很大的影響,若是我國的人權話語在國際人權商談場合中贏得積極的評價,那么對于國內人權生活秩序的正向反饋將強化共同體之間的精神關聯,而此種紐帶也使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更為緊密。對于個體而言,其思想世界與自我的身份認同是從人權話語的象征意涵中獲得根基,因而對共同體秩序的正面評價無疑在人民群體之間“提振了一次士氣”。[44因此,為了共同體的整合,人權話語權建構的傳統路徑通常包含評論、凈化、學科設置三個環節。評論不僅是對既有人權現實描述的闡發,還包括對評論的再闡發,主要體現為公民生活質量和人權發展指數與評價。凈化則是對評論的補充,剔除人權評論中與話語目的不符合的意見,保證話語傳播鏈條的內部統一性和邏輯有序性。最后,需要通過學科設置來將人權評論和凈化變得合法化與日常化,使人權話語取得真理和信條地位。[45]西方人權話語體系在歷史演進中完成了這個三個環節,從而取得了強勢的國際人權話語權。然而,如果我國的“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要重新取得話語優勢,就必須突破權力話語范式的桎梏,否則難以經受文化相對主義的自我否定,只會再度陷入循環論的邏輯矛盾。因此,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應當建構新的政治法理,即致力于在國家之間形成“相互承認”的關系,取得人權的共識性理解。
       
        承認理論源于黑格爾的理論觀察。從歷史演進過程來看,人類社會總是存在著主人和奴隸或者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系,但從主奴辯證法來看,被征服者在勞動的過程中實現了自我的教化,產生了精神層面而非自我保全層面上的自我意識變化,被征服者逐漸形成“被以一種正直與尊重對待”的自我權利意識覺醒,而征服者并未參與勞動,也就無法產生自我意識的變化。當被征服者從一階欲望向二階欲望轉換時逐步形成了自由人格,便開始“為承認而斗爭”。在斗爭的壓力之下,征服者的自我保全的欲望超過了“被正直與尊重對待”的欲望,從而屈服于被征服者的承認欲望。[46]換言之,對原初的征服者而言,自我保全壓倒了尊嚴。因此,主體之間的相互承認關系得以展開,構成了相互承認的人權,“被以一種正直與尊重對待”的權利則是其中最核心的人權。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沿襲黑格爾的理路進路,進一步分析破壞承認結構的因素。他指出,“強暴摧毀了個體的基本自信;剝奪權利削弱了個體的道德自尊;侮辱傷害了個體的榮譽感”,[47]這就意味著,承認的結構包括了一個從不成熟狀態向成熟狀態的一般性方法,即通過斗爭來重新建構理想的國際雙邊關系以及國際人權話語生態的場境。從經驗現實的維度來看,人權話語作為政治論據的功能僅限于“它們的具有公共影響的修辭功能,而不依賴合理的可接受性”,[48]政治論據并不主要強調有效性向度,其目的在于人權話語行為的效果。因此,重建承認關系至少遭遇兩個難題:其一,如何界定人權話語的規范性基礎。多個主權和區域的人權話語難以產生應然性標準,這些彼此競爭的世界觀之間既包括主權國家之間橫向沖突,也包括主權國家與區域聯合體之間的縱向沖突,各種類型的人權話語體系形成了交互交織的網絡結構。[49]其二,如何設置人權的議題和程序性規則。比如,有學者指出,中國對國際人權理念輸出、發展戰略和規則制定的影響力有限,缺乏對國際人權機構運行的深度參與,在國際人權機構中的主動性作為不明顯,[50這就意味著,通常要付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努力,在為承認而斗爭的過程中,才能逐漸贏得政治議題的地位,進而使國家的人權理念從觀念到議案、再轉換為有約束力的決定。[51]因此,“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政治法理為我國人權話語體系的表達提出建構相互承認關系的要求,這就必須同時把握抗爭和交往雙重維度的要求。首先,應當重建人權話語的規范性基礎。比較恰當的方案是,以聯合國制定的國際人權公約體系作為人權概念和共同價值,因為在國際社會中只有人權公約能夠超越地方性的人權生活設想,才能使國家內部的共同體生活秩序獲得外部的理解。因此,以一種國際性人權概念作為商談程序得以開展的基本參照,使單一共同體的人權生活情境能夠被外界真切地理解和感受。其次,在眾多可選擇的人權概念上,強調以發展權為中心的人權主張和人權訴求。由于發展權包含了平等主義的內容,可以有效避免商談過程中的人權概念膨脹。發展權的實質即是“被以一種正直與尊重對待”的權利,我們從發展權的世界歷史屬性中可以看出,其能夠激發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體活力,因而可以作為通往理想的合作和承認關系的有效渠道。又次,在國際人權公共領域主動設置議題,提出報告。比如,我國代表團在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上針對健康權、隱私權、受教育權等提出相應報告,[52]使國際人權社會有充分的條件去察覺、公開和討論那些對于人權治理不利的國家政策,從而深度參與了國際人權治理的過程,也為國際人權社會貢獻了本國的治理經驗。最后,縱深闡釋“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為人權話語體系提供原創性的思想命題和知識資源。“語言是理解為取向之行動的媒介,生活世界就是通過這種行動而再生產的”,[53]不能忽視話語對于人權實踐的建構能力,特別針對國際人權商談過程而言,話語更是具有構成商談內容、影響交往效果的功能。所以在人權理論的創制和闡發過程中,需要以尋求理解為基礎,以推動相互承認關系的構建作為目的。總之,“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表達是對共同體人權生活的整體展現,作為政治法理的“相互承認”能夠推動我國的人權話語表達在國際人權場域中取得更多的理解和共識,而共同體的生活秩序必然與人權話語的表達處于共時共振的關聯性中,即由交往理性而帶來的合作型關系則促使共同體的生活秩序被再次確認,個體對于國家的情感歸屬和認同也再次被強化了,由此在承認關系中呈現出共同體與個體的精神聯結。
       
        五、結論
       
        綜上,“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即在于將人權話語體系和共同體的客觀意義關聯進行交互式重構,通過人權話語體系來言說法理,也從法理之中為人權話語體系的內在闡釋提供理論命題的支持。因此,可以將“以人民為中心”的法理建構為道德法理、規范法理和政治法理,三者相互關聯、相互支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奠基于“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即“人的繁榮”,其意涵既包括共同體不能遮蔽個人的向度,也指明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人格尊嚴”作為“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規范法理,成為國家法秩序得以存在的根本規范。“相互承認”作為“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政治法理,旨在為世界人權實踐提供了中國特色的人權治理經驗,并在此過程中提升中國的國家話語權。須強調的是,“人的繁榮”指向了共同體秩序的道理與倫理世界,發掘了存在于個體的人性的諸種潛能,這些潛能促使個體充分發揮自我的道德能動性去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生榮觀,都必須依靠國家以承擔消極義務或積極義務來完成,否則就沒有現實意義。而人權主體和人權義務主體的法權關系則需要構建在法秩序的框架范圍內,如果以純粹政治決斷的方式來尊重和保障人權,那么一方面不能保證合理地調配生活領域中的各種復雜關系,另一方面也必然會導致消極作為和積極作為之間關系的紊亂。正如系統論指出的,政治系統的功能在于化約社會復雜性和作出有約束力的集體意見。就“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政治運作而言,政治權力需要在國際人權社會中為共同體的生活秩序贏得正面的評價,這一過程需要在人權話語表達的過程中踐行交往理性理念,立足于相互承認關系的法理,才能打破既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人權話語格局。與此同時,人權話語權的提升將再度強化人民這個政治統一體,使國家的整合進程得以持續性的形成和更新,而國家法秩序也此環節發揮其程序性功能,使國家的整合進程與憲法構造中的基本原則和程序性規則反復咬合,那么個體不僅能夠分享共同體的統一精神構造,強化公民的身份認同和對國家的情感歸屬,并且個體的各項人權也獲得國家的尊重和保護,其人性繁榮因此得以充分實現。

      【作者簡介】
      劉志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學者特聘教授。林棟,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博士生。
      【注釋】
      [1]朱文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一個系統思維的視角》,《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5期,第64頁。
      [2] 劉鵬:《新中國70年人權研究歷程及理論面向》,《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第23頁。
      [3] 參見何志鵬:《“以人民為中心”:人權理論的中國化解碼》,《人權》2020年第2期,第3-6頁。
      [4] 參見李超群:《“以人民為中心”何以作為人權主體話語?——基于馬克思主義語境中“人民”概念之證成》,《人權》2021年第1期,第63-69頁。
      [5] 王凌皞:《中國法理學應立足古典面向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2月22日,第5版。
      [6] 參見陳金釗:《法理思維及其與邏輯的關聯》,《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年第3期,第21頁。
      [7] 參見張文顯:《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注》,《清華法學》2017年第4期,第25頁。
      [8] 參見張文顯:《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注》,《清華法學》2017年第4期,第32頁。
      [9] 邱本曾指出,提煉法理的首要步驟是“概括”,而許多人從事多年學術研究,沒有概括出一個概念、一個命題、一條原理,其研究、貢獻由此大打折扣。參見邱本:《如何提煉法理》,《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1期,第6-7頁。
      [10] 參見[德]魯道夫·斯門德:《憲法與實在憲法》,曾韜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13頁。
      [11] 參見李忠夏:《憲法學的系統論基礎:是否以及如何可能》,《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24頁。
      [12] 參見周濂:《從正當性到證成性:一個未完成的范式轉換》,《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第21頁。
      [13] “以人民為中心”人權話語體系的邏輯起點是以人民地位為中心,而“地位”與“權利”卻是兩個不同概念。這就導致在人權主體概念上形成了獨特的二元構造,由此區別于西方人權話語體系的一元構造。通過宣示“人民”的人權主體地位,使個體的實際權益從“人民”的主體地位中獲得。也就是“地位高于權利,權利源于地位”。這意味著,“人民”所表達的意涵是文化和政治范疇的,而非具體權利。參見胡玉鴻:《“以人民為中心”的法理解讀》,《東方法學》2021年第2期,第19頁。
      [14] [日]蘆部信喜:《制憲權》,王貴松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頁。
      [15] 參見陳曙光:《論“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第24-25頁。
      [16] 習近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03/c416126-29743613.html.2021年7月20日訪問。
      [17] 宋建麗、曾晞:《人類繁榮的新范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東岳論叢》2019年第3期,第166頁。
      [18] [美]特雷爾·拜納姆:《繁榮倫理學:信息時代的一種倫理學理論》,童謹譯,《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第3頁。
      [19] 周濂:《后形而上學視域下的西方權利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第58頁。
      [20] 楊興華、張格兒:《阿瑪蒂亞·森和瑪莎·努斯鮑姆關于可能能力理論的比較研究》,《學術論壇》2014年第2期,第31頁。
      [21] 參見[美]瑪莎·努斯鮑姆:《能力路徑中的老年人權利》,侯干干譯,《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3期,第79-85頁。
      [22] [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諾維奇:《人類繁榮——平等問題研究的一種新路徑》,孫曉靜譯,《現代哲學》2020年第2期,第37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頁。
      [24] 參見[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諾維奇:《人類繁榮——平等問題研究的一種新路徑》,孫曉靜譯,《現代哲學》2020年第2期,第44頁。
      [25] 參見[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諾維奇:《人類繁榮——平等問題研究的一種新路徑》,孫曉靜譯,《現代哲學》2020年第2期,第44頁。
      [26] “無償人權”理論話語反對“有償人權”、“預付人權”等觀點,并且,“無償人權”也可以奠基于平等主義的道德理論基礎之上。不僅對于老弱病殘幼以及其他弱勢群體,國家和社會有義務無償地保障他們享有人權,而且對于具備勞動能力,但因為懶惰而少勞或不勞的人們,也可以被教導何為好生活的理念獲得全面發展。參見邱本:《無償人權和凡人主義》,《哲學研究》1997年第2期,第46頁;趙汀陽:《有償人權和做人主義》,《哲學研究》1996年第9期,第18頁;趙汀陽:《“預付人權”:一種非西方的普遍人權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27頁。
      [27] [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諾維奇:《人類繁榮——平等問題研究的一種新路徑》,孫曉靜譯,《現代哲學》2020年第2期,第44頁。
      [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中國人權網http://www.humanrights.cn/html/wxzl/2/6/2021/0406/58059.html.2021年7月25日訪問。
      [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中國人權網http://www.humanrights.cn/html/wxzl/2/6/2021/0406/58059.html.2021年7月25日訪問。
      [30] 肖武、趙文丹、剛瑞琦、侯可欣:《均衡發展義務教育有效保障西藏適齡兒童受教育權》,西藏在線http://www.tibetol.cn/html/2021/xizangyaowen_0729/53180.html.2021年7月29日訪問。
      [31] [日]蘆部信喜:《制憲權》,王貴松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頁。
      [32] [德]康拉德·黑塞:《聯邦德國憲法綱要》,李輝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49頁、第150頁。
      [33] [德]魯道夫·斯門德:《憲法與實在憲法》,曾韜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98頁。
      [34] [日]蘆部信喜:《制憲權》,王貴松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頁。
      [35] [奧]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頁。
      [36] 齊延平:《“人的尊嚴”是<世界人權宣言>的基礎規范》,《現代法學》2018年第5期,第23頁。
      [37] 白斌:《憲法中的人格尊嚴規范及其體系地位》,《財經法學》2019年第6期,第61頁。
      [38] 白斌:《憲法中的人格尊嚴規范及其體系地位》,《財經法學》2019年第6期,第62頁。
      [39] [德]魯道夫·斯門德:《憲法與實在憲法》,曾韜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02頁。
      [40] 參見王旭:《憲法上的尊嚴理論及其體系化》,《法學研究》2016年第1期,第53頁。
      [41] [德]魯道夫·斯門德:《憲法與實在憲法》,曾韜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04頁。
      [42] 王利明:《民法典人格權編的亮點與創新》,《中國法學》2020年第4期,第5頁。
      [43] [德]魯道夫·斯門德:《憲法與實在憲法》,曾韜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204頁。
      [44] 參見賴駿楠:《清末立憲派的近代國家想象:以日俄戰爭時期的<東方雜志>為研究對象》,《中外法學》2018年第4期,第1002頁。
      [45] 參見劉志強、林棟:《中國人權話語體系研究范式的演進》,《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2期,第59頁。
      [46] 參見[美]史蒂芬·B.史密斯:《黑格爾的自由主義批判:語境中的權利》,楊陳譯,華東師范大學2020年版。
      [47] 參見[德]阿克塞爾·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曹衛東譯,上海世紀出版社,第141-143頁。
      [48]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65頁。
      [49] [德]貢塔·托依布納:《全球社會憲治:憲法的碎片》,陸宇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版,第188頁。
      [50] 參見毛俊響:《國際人權話語權的生成路徑、實質與中國的應對》,《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9-161頁。
      [51]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389頁。
      [52] 從相關發言來看,中方希望報告員關注系統性種族歧視對教育權的負面影響;中方呼吁日方不擅自以排海方式處置核污染水;中方對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五眼聯盟”國家實施的網絡竊密與監聽表示關切。參見《中國代表團在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與教育權問題特別報告員互動對話時的發言》,https://www.fmprc.gov.cn/ce/cegv/chn/zgylhg/t1893247.htm.2021年8月2日訪問;參見《中國代表團在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與健康權權問題特別報告員互動對話時的發言》,外交部網https://www.fmprc.gov.cn/ce/cegv/chn/zgylhg/t1886463.htm.2021年8月2日訪問;參見《中國代表團在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與隱私權問題特別報告員互動對話時的發言》,外交部網https://www.fmprc.gov.cn/ce/cegv/chn/zgylhg/t1889452.htm.2021年8月2日訪問。
      [53]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4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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