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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權法學“三大體系”論綱
    2022/3/16 8:41:12  點擊率[807]  評論[1]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理論法學
      【出處】《中國法學》2022年第2期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中國人權法學“三大體系”一體化的邏輯是,以學科體系為統領,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依次推論展開。從人權法學學科體系來看,需要突破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范式藩籬,尋找溝通人權法內外視角的渠道,由此構建人權法學元學科、一般學科、具體學科三類學科體系。從人權法學學術體系來看,在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工程初步完成時,需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全新的人權法學命題,包括人權代際革新命題、合作權命題、融貫模式命題,并將其系統化為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從人權法學話語體系來看,應在完成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向話語體系的邏輯轉換過程中,形成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法律型人權話語、法治型人權話語和法理型人權話語,全面提升我國人權法學話語體系的感召力與說服力。
      【中文關鍵字】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全文】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依托我國人權事業發展的生動實踐,提煉原創性概念,發展我國人權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是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學術命題。作為法學領域的新興學科,人權法及其派生的中國人權法學是近年來我國學術界持續關注的領域,并逐漸形成中國人權法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方法及理論體系。然而,人權法學的諸多觀點、概念、命題仍然存在原創力不足的問題,難以為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新時代任務貢獻應有的知識創新體系。本文擬從整合中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下文簡稱“三大體系”)的視域出發,提出一系列新觀點、新命題、新表述,致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人權法學“三大體系”。
       
        一、人權法學現有問題及重構思路
       
        人權法學學科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均體現出獨立性,端賴人權概念與法學研究的耦合。人權法學以國際人權標準、具體人權、人權理論作為學科對象,并主要運用價值分析和規范分析作為研究方法。從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發展脈絡來看,“二戰”后對“人的尊嚴”的關注促進各類人權活動的興起,人權由此成為各學科研究的重要范疇。從哲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歷史學等都可以對人權展開研究,并能形成彼此相對獨立的學科知識領域。除了“二戰”后國際人權活動的蓬勃發展,近代法治國學說也日益成熟,由此宣告尊重和保護基本人權乃是國家的應盡之責,實現基本人權得以成為國家的使命和目標。人權作為根本性的內容規定于國家憲法之中,并經由憲法與部門法的價值溝通,作為基本原則規定于各部門法內部,使思想、觀念范疇的基本人權轉換為受法規范體系保護的基本權利及具體權利。有學者據此提出“關涉人權保障的法規范體系即是人權法”,這種觀點闡明了人權法研究的學科范疇。但需指出的是,“關涉人權保障的法規范體系”不僅包括國內人權規范體系,國際人權規范體系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據此可以認為,人權法學的學科體系就是以人權法規范體系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全面、系統的知識分類體系。從目前我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設置來看,一是直接以國際人權條約、國內人權規范為中心,分析、論證以及闡釋人權規范的原理,形成了人權法學的一系列理論和范疇;二是以人權原理與部門法相結合,通過闡發人權原理的內涵,促進部門法研究的創新。因此,我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既有設置,其實已經形成統籌國際人權規范體系與國內人權規范體系的研究格局,為法學研究乃至更為廣闊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注入了人權知識資源,推動了國內人權保障的發展。
       
        我國人權法學研究取向于國際人權條約與國內人權法規范的客觀意義,完成了對實證法的法律科學層面上的初步加工。但是,仍然存在關于如何建構自主性的人權法學學術命題以及自我更新、生產的學術命題之未竟事業。學科體系為學術體系的搭建提供了基本學科對象、研究任務及必要的組織機制,也就是指學科體系決定了學術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我國人權法學研究在致力于解釋人權法規范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人權法研究的“內部觀察”范式,在獲取人權法規范的客觀意義層面上取得重要的進展。但所運用的基本原理大多是20世紀90年代確立的早期人權理論,即早期人權法“外部觀察”范式取得的一系列學術成果。比如,從人權的主體、人權的內容、人權的形態等來定義人權概念,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政治性與非政治性等理解人權的本質與屬性。這些既有的理論原理在長時段的研究中未能得到充分反思與詮釋,難以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實踐的發展和變遷,無法提煉出具有標識性的概念與命題。這種現象可被概括為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內部觀察”與“外部觀察”的二元分立。一方面,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由人權法學學科體系所決定,缺失了對基礎性原理的持續思考,使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建構過程走向封閉與靜止狀態。另一方面,人權法學學術體系是人權法學話語體系的理論根基,而人權法學話語體系則是前者的具體闡釋,二者是一種內容與載體的勾連關系。話語體系的生產機制、變革動力和表達效應與概念和命題的思想深度、關切廣度及解釋力度緊密相關。如果概念和命題難以為話語體系輸送源源不斷的內容,便會導致中國人權法學話語體系在國際人權學術研究中的缺場,進而帶來中國人權話語權的弱勢局面。對于人權話語權范疇而言,學界多從“權力支配”的競爭性角度來為話語權提升指明解決方案。這種策略當然具有現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仍須看到,取得人權話語權的根本在于擁有一套具有自主性的人權法學話語體系,因為除了在現實國際人權實踐中存在的諸多策略性不足,中國人權法學話語體系的缺陷還在于思想與理論的相對匱乏。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是,使我國的人權法學學術體系能夠充分解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實踐,從而揚棄既往陳舊的人權法學命題,并承載其解釋與說理的首要功能。
       
        從既有人權法學“三大體系”的一體化結構來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三者的邏輯關聯體現為依次遞進,因而建構中國人權法學“三大體系”的問題和任務也就逐漸明晰了。本文論證思路是,首先,需要突破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范式藩籬,尋找溝通人權法內外視角的渠道。如果說,內外視角的劃分是將不同視角下的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看作兩個整體,而為了實現更為細致的區分,則要求對各子學科的本質、特點、功能及各自子學科之間的邏輯關聯有更深入的認識。其次,在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工程初步完成時,在此基礎上提煉全新的人權法學命題,并將其系統化為學術體系。最后,完成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向話語體系的邏輯轉換,形成一系列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人權話語,全面提升我國人權法學話語體系的感召力與說服力。
       
        二、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獨特構造
       
        (一)傳統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范式桎梏
       
        以往人權法學學科體系論證主要從內在面向和外在面向兩個維度展開。這兩重面向的根據分別是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致力于尋找“客觀性”與“公理性”的知識,因為近代科學觀認為科學思維、科學方法、科學范式應成為鑒定一門學科是否合格的標準。在沃格林看來,自然科學的輝煌進展使人們普遍認為數理邏輯是分析、建構一門學科的必要方法,并且運用此種分析經驗世界的方法足以在社會科學上取得同樣的成功。而持守傳統社會科學研究進路的學者指出,與自然界不同的是,人類社會內部還存在獨立的精神世界,它由人的各種意圖、各種最高的善、各種價值存在的原理組成,這二者存在不可通約性。因此,從非實證主義出發,人權在人類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獨立自存的本體,學者的任務在于發現、證成這些人權的樣態和內部構造。另外,從實證主義來看,某些在制定法中已經得到認可的具體人權獲得以國家公權力為支持的效力,從而可以進一步在法律運行和實施的過程中逐步實現。根據人權融入的具體部門法種類構成的具體人權規范,學者從各自部門法的角度對此開展研究,形成了不同知識范疇的學術格局。就此而言,隨著中國法治建設的發展及權利意識的成熟,在部分人權基礎理論已具備初步共識的基礎上走向具體人權的研究是推動人權實踐進步的必然選擇。
       
        關于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類型劃分有兩類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從人權是什么和怎樣實現人權這兩個問題的角度,將人權法研究分為國際法中規定的人權研究、國內法中規定的人權研究、對國際法中人權機制研究、對國內法中人權機制研究四類。這種觀點有其合理性,因為從對國際法和國內法規定的人權的研究來看,其目的在于厘清法規范體系中已經確立的具體人權。在分析、討論這些具體人權的過程中,通常以當前國際人權條約及國內制定法中的相關人權規定或表述為預設前提,由此為“社會生活中的人權”與“應然人權”設立界限,將“應然人權”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雖然具體人權的分析需要從“元權利”“綜合性權利”“補充性權利”等維度全面考察才能與總體人權體系的框架契合,難以做到完全的價值無涉,但這種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人權本原的繁雜爭論中,進而形塑從具體人權的規范化確立到權利實現機制的理論線索。另一種觀點認為,可將人權法研究分為人權法原理、具體人權、國際人權、特殊群體人權、刑事司法與人權保障五類主題。這種分類方式更為細致,大體囊括了我國人權法研究的幾種路向。與前一種觀點相似,具體人權、國際人權、特殊群體人權都可歸類于“人權規范化”中,刑事司法與人權保障則屬于“規范人權化”。不同的是,人權法原理是涉及人權的主體、屬性、類型、特點的基礎性原理,屬于一門“通過研究基本概念來致力于法律知識的一般化與體系的關于實在法的規范學科”,即人權法學者從人權法體系內部角度提出的一般人權法理論。綜合上述兩類觀點來看,我國人權法學者對人權法的學科分類基本上是從法學研究中的分離命題和聯結命題的視角加以考察,總體上概括了我國人權學科體系的設置。“人權規范化”側重于對人權存在論的探討,雖然從實證法體系出發,但亦涉及對人權價值的關注,而“規范人權化”則注重回答如何在法律制度實踐中保障既定的具體人權。然而,這樣一來,從學科現狀中就產生一個疑問:“應然人權”與“社會—歷史實在中的人權”的問題在學科體系中應當如何安放?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及相應的學科建構可被視為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外部組成部分,那么此種外部組成部分對于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重建有何意義?這便需要重新反思人權與法律的關系及相關的人權與政治、道德、倫理等之間的關系,以此理解人權法的獨特構造。
       
        (二)人權法的構造類型及其關系
       
        重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需要以明了人權法的獨特構造為前提,而分析人權法的構造類型則需要從人權與法律的關系入手。從人權與法律的關系,可進一步推論出政治人權與法律的關系、道德人權與法律的關系、倫理人權與法律的關系、社會人權與法律的關系以及歷史人權與法律的關系五對相輔相成的范疇。政治人權、道德人權、倫理人權、社會人權、歷史人權是指人權在政治民主、道德價值、倫理慣習、社會環境、歷史現象中的存在樣態。
       
        在人權尚未引起人類的廣泛關注時,人類在很多時候都處于按照自身無限制的意志和激情來建構社會制度以及獲取更多自然資源的野蠻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在“二戰”后才得到充分反思,由此帶來自然權利與自然法的復興,人權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便成為各國的核心關切,目的是使人類從此不再遭遇那些無視自由、正義與和平的野蠻暴行。人權實際上與人的具體生存狀況密切相關,在任何特定的時代,人權都要發揮調整、塑造人的具體生存狀況的功能意蘊。所以,從生存論的角度來看,人權展開為兩個向度:其一,應然人權。應然性認知是人們通過理性思維活動整理和加工所獲取的感性材料,從而獲得普遍必然性知識的過程。應然人權主要是指一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具體人權,其不因時空變遷而發生改變。應然人權能夠使人們反思自我的具體生存狀況,促進人權觀念的覺醒。我們所說“人之所以為人的權利”,就是在應然人權的層面提出的。其二,實然人權。實然性認知是人們利用觀察和實驗手段獲取經驗事實的過程。實然人權不僅包括法規范體系中規定的人權,也包括上文提到的“社會—歷史實在中的人權”。實然人權可以指明當下時空環境中存在的各類人權,并促使這些具體人權為法律所規定,進而推動法定人權向實有人權的轉換。
       
        依照應然人權與實然人權的劃分,可以更為細致地考察五對人權范疇。首先,道德人權屬于應然人權。道德價值是指適用于所有人類社會、對人的內在生活具有普遍精神要求的準則。比如,康德指出,“所謂先天的知識非指剝離個別經驗而獨立自存之知識,乃指絕對離開一切經驗而獨立自存之知識”,道德價值正是在人的先天性認知層面而提出,認為人先天能夠獲取一種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道德認識。人權由于符合道德價值的這種“普遍法則”特質,因而得以成為一切外在實證立法的根據。其次,政治人權、倫理人權、社會人權、歷史人權屬于實然人權。政治實踐、倫理慣習、社會環境、歷史現象都是對當下經驗事實的把握和判斷。從政治實踐來看,關涉主權者對政治狀態下的人權的選擇及決定;從倫理慣習來看,要求借助過去的集體記憶宣示共同體內部積聚的人權文化內涵;從社會環境來看,強調關注社會現代化發展及科技信息技術的更新帶來的人權更迭;從歷史現象來看,主張發掘在本土歷史演進中變動不居的人權觀念。另外,規定在制定法體系中的人權也是實然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與其他實然人權不同的是,“人權規范化”以具體制定法為載體,而其他實然人權則是由經驗事實觀察而來的思想或觀念。基于對應然人權和實然人權的梳理,人權法學的學科構造及人權與法律的關系本質被轉換為應然人權、實然人權與法律的關系。人權法學科的獨特性在于如何處理各類流變不息的人權為法律所規定并實現,因為人權只能從人的具體生存狀況來加以理解,并非固定存在一個閉環的人權體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主張以超實證體系的“包容性聯結命題”方案來實現應然人權、實然人權與法律的融貫性,即“法律與道德之間既具有概念上的必然關聯,也具有規范上的必然關聯”。第一,從概念上看,各個層次的法律參與者都必須作出“正確性的宣稱”,即正確解釋有效的實證法規則,而此種正確性必然包含一些低限道德的要求。第二,從規范上看,原則與規則的關系也可以借由“安置命題”“道德命題”“正確性命題”推導出法律與道德的關聯。“安置命題”認為法律體系必然包含原則,“道德命題”指出原則至少與某一項道德相關,而“正確性命題”主張原則背后的道德仍需要證成其正確。在上述命題的基礎上,將人權視為法規范體系中道德證成的正當化理由。質言之,“人權規范化”僅是實然人權的一部分,在具體人權的闡釋過程中,須將“人權規范化”與前述整個人權體系聯結起來進行分析。“規范人權化”則是純粹的法律技術問題,不涉及人權證成的討論,主要指落實人權的法律機制設置及實施。
       
        三、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構筑方案
       
        人權法學需整合為一個全面、系統、科學的創新型學科體系。人權法學的學科構造說明學科體系的外在組成部分對于體系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那么重構囊括內在組成部分和外在組成部分的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就需要有多層次、多范疇的立體縱深化學科設計方案。具體而言,我們從三個層面提出重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初步方案:元學科、一般學科、具體學科。每個層面均涉及不同的學科范疇,這些在學科內部相對獨立的范疇能夠為該層面的學科注入不同視角的原創性知識,從而推動各層面的人權法整合為全面、系統、科學的創新型學科體系。
       
        (一)元學科:作為價值前提證成
       
        元學科的設置目的在于證成人權法學學科體系中的價值基礎部分,而元學科只能以抽象樣態存在于其他學科體系內部,成為其他學科體系內部的重要組成部分。元學科不可能獨立自存的原因在于,當下的學科壁壘和專業細分程度決定了人權法學的研究者需要通過概念與話語的轉譯實現對其他學科研究成果的學習和接納。這就意味著,為了廣泛整合其他學科的理論資源,人權法學應主動打破內在體系的封閉性,從其他一級學科的學科特點入手,多層次、多角度融入其他學科的結構之中。其中包括人權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人權與哲學、人權與經濟學、人權與政治學、人權與社會學、人權與歷史學、人權與教育學、人權與新聞傳播學、人權與體育理論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哲學、經濟學等學科都是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置的一級學科,因而在多數大學都有相應的開設,從而為人權法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資源。元學科的功能和定位在于發現人權面臨的現代挑戰以及奠定人權的社會觀念基礎。從上述初步梳理來看,只有從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外部視角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廣泛存在于社會各領域的人權現象,因而人權法學的元學科需要全面依托于我國目前大學中的學科設置。也就是說,人權法學學科體系中的元學科部分應當像“毛細血管”一樣植入于我國大學中的諸學科的構造之中,促使人權成為這些學科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范疇,從而全面發現“道德價值和‘社會—歷史實在’中散見的人權現象”。舉例來說,哲學學科之下又分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科學技術哲學等二級學科,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哲學能夠闡發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和中國傳統典籍中的義理,而人權思想也在此種闡發過程中得以彰顯,因而可以將馬克思主義人權哲學、中國人權哲學作為其二級學科中的重要內容,并以開設必修課程、作為研究方向以及作為課題項目申報指南等多樣化的方式將其現實化和具體化;科學技術哲學對于回應當下數字社會帶來的文化變革具有重大意義,因而大數據技術、數字化管理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與人權之間的關系也需要重新梳理,才能關照當下人權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因此也可將大數據時代下的人權保障、數字社會中的人權議題、人工智能的人權風險等作為其二級學科的重要組成內容。須指出的是,在這些外部學科中增加人權內容,其觀察視角仍然是從該學科自身出發,只能發現人權在這個學科所關注的社會領域中的挑戰和威脅,但還不能證成一項具體的人權。換言之,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中對人權現象的所有觀察都是一種描述性的研究,其規范性的分析需要從人權法學的內部視角出發才能證成。因此,除了人權法學需要主動尋求與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融合以外,其他相關學科也應當保證足夠的開放性,否則人權法學的元學科設置和人權“脫敏”便無從談起。
       
        (二)一般學科:作為價值溝通渠道
       
        一般學科的設置目的是為人權法學學科體系提供一般性理論的支撐。人權法的一般學科的任務在于,引入元學科所發現的各類人權現象以及相應派生的人權保障問題,促使各類人權在實證法體系中得到恰當的安置,從而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與法學之間的溝通渠道。我國的人權法學是法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這一學科設置其實恰恰吻合了人權法學的學科特點。一方面,在一般學科的維度上,人權法學能夠觀察人權法學元學科帶來的學科創新以及挑戰;另一方面,也需要將這些知識變化適時引入至法規范的視域之中進行考察。在具體操作上,應當進一步發揮我國自2011年開始相繼成立的國家人權教育和培訓基地(國家人權基地)功能,大力支持這些國家人權基地和研究中心的人權學術研究工作,鼓勵其參與到所在大學的特色學科及前沿技術的研究工作之中,從而實現人權法學“科際整合”的目的。如果國家人權基地研究人員具有不同的學科背景及知識體系,便應當鼓勵研究人員廣泛參與到元學科的課程教學、項目調研、課題研究等過程之中,促進國家人權基地與所在大學的深度交融。另外,還需要將人權基礎理論與憲法及部門法的實證法規定相互融合,從而發揮其中樞轉接和溝通渠道的功能。譬如,“數字人權”“環境人權”“工商業與人權”“體育與人權”這些新興人權議題指出了人權保障面臨的當代挑戰,而既有的人權體系可以為這些新興人權議題奠定人權法規范性的基礎,有利于理解新興人權的內容和性質,由此才能使人權體系與部門法體系相互銜接。這就需要將新興人權與既有的人權體系結構進行關聯論證。
       
        人權體系結構主要是梳理各種人權之間相互交織的邏輯關系,并為特定的人權尋找其體系定位。由于人權體系同時具備縱向結構和橫向結構,使得對人權體系的梳理變得尤為重要。縱向上,人權包含一階人權概念、二階人權概念、三階人權概念甚至四階人權概念,高階人權概念向低階人權概念的推導是從抽象化到具體化、從模糊化到清晰化、從理念化到生活化的過程。橫向上,則要處理具備不同價值基礎的人權概念之間的關系,也就是人權概念之間的價值沖突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在人權法學的學科體系框架內,并無其他學科無節制入侵的隱憂,因而也不必要專門設置一門關于法的一般學科作為“邊哨”來檢測、過濾、吸收相關學科的信息。對于人權法的一般學科來說,比“邊哨”更為恰當的隱喻應該是“接口管理”,但其功能在于以特定的標準對人權進行甄別和安置。也就是說,尋找實證法體系的內在邏輯,以更為包容的態度來面對人權的價值融入和信息溝通。
       
        只有梳理出新興人權與人權體系結構的關聯,才能錨定人權法學一般學科的課程設置和研究范疇。譬如“數字人權”,以言論自由權、通信自由權、個人隱私權為主的第一代消極人權在數字時代有了內容拓展,以勞動權、休息權、獲得物質報酬權等構成的第二代積極人權有被數字化侵蝕的風險,網絡接入權、數據可攜帶權、數據遺忘權等新興數字權利亟需獲得法律設施保障。由此可見,人權法學的一般學科應當致力于整合其他學科范式中的人權論述,并將其轉譯為既有人權體系框架內部的具體人權,進而在概念上進行“范疇轉換”。就此而言,以人權法學這項二級學科建置為平臺,其中應劃分為新興人權證成、人權敘事以及人權法理三個方向,進而再根據各外部學科的特點劃分子課題。比如,證成環境人權、幸福生活權、工商業人權等新興人權,敘事上關注國際人權話語的引入、建構與傳播,法理上闡明人權與人格尊嚴的關系、人權與國家義務的關系、人權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系,等等。由此促使“法外人權”以合乎法律科學和法律邏輯的方式進入實證法體系。所以,人權法一般學科起到溝通、規范內外人權的作用,為人權法學學科體系提供了融通功能。
       
        (三)具體學科:作為規范實踐機制
       
        具體學科的設置目的在于關注人權法學學科體系中的規范實踐部分。人權法學的具體學科分析對象是人權保障及實現的機制化問題,旨在考察人權法規范的實效性。因而在具體的規范保障上,需要公法與私法、實體法與程序法、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通力協作,其中包括國際法與人權保護、憲法與人權保護、行政法與人權保護、刑事司法與人權保護、民法與人權保護、勞動法與人權保護、數字法與人權保護,等等。因此,人權法學的具體學科與其元學科相似,只有依托于既有的法學二級學科建置,才能使人權不斷具體化,并在具體的部門法規定中進一步被解釋和適用。以憲法學為例,上述一般學科中的“人權敘事”可以為人權法學的具體學科提出一系列的學科任務,即新時代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中包含大量的新表述,如何分析、闡釋這些表述的憲法邏輯和憲法內涵應當成為憲法學的重點范疇之一。譬如,“以人民為中心”“全面脫貧”“共同富裕”“國家治理”等人權新表述如何在憲法的視角下予以闡釋,這不僅涉及學理上的分析和推演,也關系到作為抽象價值的人權如何得到現實化保障的問題。在此問題意識下,我國有學者指出,在德國社會國原則中存在社會平衡理念,“共同富裕”則是社會平衡理念的中國表達,旨在為經濟上的弱勢群體提供平衡性的設施。又如,在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之中,一般學科中“新興人權”也為其提出學術任務,即如何在運用大數據偵查手段的過程中兼顧偵辦效率和人權保障。就此而言,有學者提出“厘清實體正義、程序合法、目的意義上的人權保障是重構大數據偵查人權保障規范體系的關鍵”。
       
        歸納來看,人權法學的具體學科必須以法學二級學科作為載體,成為這些學科的重點研究范疇。首先,人權作為基本權利和具體權利規定于部門法中,部門法的解釋和適用實際上也就是人權從法定形態向實有形態轉換的過程。其次,直接存在于包括憲法在內的制定法之明文規定的法律原則中。人權理念或人權價值在各部門法內部以法律原則的形式融入其中,因而具有實證法上明文規定的地位,法官應受其約束;或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在特定實證法體系內部,但其他規定實際上已經以該人權法律原則作為規范基礎,以該法律原則之實踐作為目的。這就是說,人權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有效實現人權,因而必須建構有效的人權司法保障機制。國際人權憲章體系和國內實證法體系中的具體人權規定有利于推動司法程序的啟動,這就要求司法制度、司法體制、司法機制都應當把人權的保障及其實現程度作為出發點。因此,人權法的具體學科為人權法學學科體系提供了技術機制功能。但釋放人權法學具體學科的學術活力主要在于,提升人權法學一般學科為法學二級學科提出學術命題的能力,而此種能力是以人權法學元學科的多元知識體系的整合為基礎。基于上述分析,人權法學這三個層面的學科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各自分擔其學科內部的理論任務,共同構建中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
       
        四、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三個命題
       
        如果說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由元學科、一般學科、具體學科共同構建而成,那么,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則由元命題、一般命題和具體命題構成。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為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奠定了基本研究對象和理論任務,而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理論原創力是評價、衡量人權法學學科體系是否具有民族性、時代性、專業性、系統性的核心標準。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因問題而生,通過運用科學知識對中國特色人權實踐進行持續不斷的研究和回答,從而形成學術體系。也就是說,要善于從我國改革發展的進程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闡發新思想、構建新理論。用學術化眼光來看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建構路徑,就是從事實向命題升華的推演過程。“事實的邏輯形象就是思想,而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可以說,人權法命題是人權事實在邏輯空間中的籌劃,高度概括了人權現實的多重事實。因而,人權法學術命題之提出回應了人權實踐中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當然,理論創新是艱難的,即便是一個新命題,也有提出、演進和完善的過程。基于此種學術關注,我們立足于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元學科、一般學科、具體學科層面,嘗試提出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三個新命題:代際革新命題、合作權命題、融貫模式命題。經由學術命題的初步邏輯籌劃,使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得以不斷地推演與展開,從而形成自創生的本土化理論演化路徑。
       
        (一)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基礎原理:代際革新
       
        從元命題層面來看,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目的在于從各種人權保障的學科語境中提煉出相應的新概念、新范疇和新表述,進而才能從人權法一般理論的角度思考如何將其現實化的問題。如果要將元命題所涉及的復雜、多元的學科知識體系向人權法學領域進行范疇轉換,還需要一個根本性的原理奠基。換言之,若人權只限定在應有人權或“人之所以為人”的范圍內探討,那么顯然當下的所有新興人權論證都無法成立,僅僅是既有人權的“具體形式”而已。我們認為,必須從人權歷史演遷脈絡和國際人權規范出發,以人權的代際革新作為學術體系的正當性基礎。其功能有二:一是從動態生成的角度來關注人權的發展和更新,超越了傳統人權法學對于人權體系的靜態理解,用一種以現實和未來為中心的關注視角替代了傳統上往歷史回溯的認識方法。二是在對多元學科體系進行整合時,也不意味著人權話語、人權修辭的過度膨脹,不會導致消解其規范性的文化涵義,因為人權的代際革新同時也屬于人權意義脈絡中的一部分,在此種“無矛盾的脈絡關聯”中受到制約。
       
        人權證成與人權體系之間存在相互構成、相互支撐的辯證關系。一方面,人權證成為人權體系注入新的具體人權,推進了人權體系的完善和更新;另一方面,人權體系為各類人權建立了邏輯聯系,也就是要求在人權之間形成“無矛盾的脈絡關聯”,而人權證成需要進入此種“無矛盾的脈絡關聯”結構。在這種視角下,人權的代際革新包含三個維度:其一,獲得人權體系的規范性基礎,為人權代際更迭找到參照基準。人權體系中最穩固的規范基礎即《世界人權宣言》,所有的人權歷史文化考據和人權哲學證成都應當以《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為框架,否則人權只能陷入漫無邊際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爭中。而《世界人權宣言》一次性地宣告了人權既非“普遍”,也非“特殊”,它就是所有國家、地區經過平等商談、融入多元文化觀念所取得的價值共識,即是以促進與保護自由、平等、尊嚴、安全、和平為基礎的“共同價值”,從而把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來看待。其二,從人權代際劃分與人權代際更迭中建立各種人權之間的意義關聯,從而能夠克服人權的歷史偶在性。人權代際論者從人權觀念與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耦合的角度提出了三代人權觀,由此使具有動態歷史屬性的人權概念與以《世界人權宣言》為核心的國際人權憲章體系融合,使得第三代人權涵括了前兩代人權,形成以發展權為范式的第三代人權體系。在發展權的視角下,《世界人權宣言》確立的“共同價值”具有更加現實化和清晰化的實踐意涵。一方面是國際秩序的安定和團結,將人類作為命運與共的整體來看待;另一方面則是人的個性的培育、成長和發展。在整體和個體的關系中生成了人權體系的意義關聯。其三,將新興人權的證成融入人權之間的意義關聯進行細致考察,分析新興人權的權利結構是否吻合此種客觀意義構造。考察新興人權的主體、客體與權利內容,從整體與個體二元結構中為其找到意義脈絡。換言之,“人類命運與共”與“個性之發展”應當成為人權論證以及相應人權保障的根源和目的性理念,使人權體系的擴展融入人權的“意義之流”。可以說,元命題是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基礎,從人權歷史演遷和國際人權規范體系中提煉出的人權代際革新原理,解決了人權研究中的價值疑難問題。
       
        (二)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一般原理:合作權
       
        在厘清具體人權之間的客觀意義脈絡后,需要建立具體人權與法規范體系的聯結。設置人權法學一般學科的目的是從人權規范與人權法治實踐中提煉出具有統一性的構造與原理,即通過概念建構的方式發現存在于人權法規范秩序中的內在結構,將其作為奠基于中國特色人權法治實踐的理論命題。從中國特色人權理論與實踐的變遷來看,人權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的關系不再體現為公權力與私人之間的對抗和防御,而逐步呈現出一種合作型關系。這種合作型關系不同于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防御權理論。人權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的防御型關系源于啟蒙運動而來的理性主義傳統,人的理性能力在充分的自治領域內才能彰顯,這便需要壓縮公權力對社會的控制范圍,因而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之間是相互制約和相互對抗的關系。但現代社會中成員內部的交往關系進一步復雜化,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防御權范式難以有效完成社會治理的任務。也就是說,社會成員更加依賴于國家的積極行為能力,以便國家能夠承擔龐大的社會治理任務以及完成國家目標,從而使國家與社會、公共自主與私人自主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即從防御權到合作權。
       
        合作權體現為,一方面,人權作為限權規范,限制了國家公權力的無序和恣意擴張,在人權法秩序的控制下,政府機關正在經歷從“有限政府”到“良好政府”的轉變。另一方面,人權賦予國家更多的任務和目標,增加了國家的職能,這便極大提升了“應有人權—法定人權—實有人權”的轉換效率。如果將此種合作權的普遍性結構運用到對人權法規范體系的審查過程中,就能夠實現對人權法規范體系的矛盾消除與再造更新。因而既發揮了正當化人權法秩序的功能,也通過人權自身的客觀意義脈絡,使人權規范體系與人權保障的多種制度機制建立價值上的關聯,并將這種關聯運用到對人權規范體系的理論建構上。以對我國憲法文本的分析為例。我國憲法文本中存在大量的人權規范,這些人權規范分散在憲法的各部分,其中“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是人權規范數量最多、內容最集中的部分。擇其要而言,公民享有向國家、社會請求獲得基本的物質幫助、醫療救助的權利(如《憲法》第33條第3款、第45條第1款);國家應當采取維護社會的安全與秩序、為市場經濟運轉提供規則、對社會財富再分配等必要的步驟,履行保護和促進公民的基本權利的義務(如《憲法》第11條第1款與第2款、第15條第2款、第21條第1款等)。而合作權除了體現于憲法文本上的社會經濟權利,也可以在我國的憲治實踐和人權保障中得到進一步印證。從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充分彰顯“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從學理上表達為國家與個人關系的合作。因此,從合作權命題來看我國人權法秩序的建構和更新,就需要將人權規范與人權實踐統一起來,即人權規范不僅作為憲法文本中的基本權利規定,它更是一種在人民內部形成的關于人權文化的共識。申言之,作為人權規范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權利,其合作權意涵體現于人權文化全面融入中國特色人權實踐的過程之中,這不僅促進了個人的權利保障,共同體的凝聚力也在這種合作關系中增強。
       
        (三)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具體命題:融貫模式
       
        關于人權法體系的規范協調與規范適用的研究,構成了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具體命題。人權法學界對于具體命題的探討,既要賡續人權法學元命題與一般命題的學術體系脈絡,又要關照現實的國家人權法規范體系。因此,我們認為,人權規范落實為人權的具體保障,需要在“人權入法”與“人權規范體系協調”上體現融貫性。換言之,人權法學學術體系應當以融貫模式作為其理論的具體組成部分。
       
        融貫模式一方面要求概念具有連貫性、無邏輯矛盾,另一方面要求具體規范之間的相互支持和證立。融貫模式在人權規范體系上的適用至少包含兩個層次:其一,從概念連貫性來看,“人權入法”注重在實證法之外的人權與實證法內部的人權之間建立積極關聯,即在“法外人權”與“法內人權”之間形成無邏輯矛盾的意義聯系。其二,從人權規范體系的融貫來看,則涉及人權規范體系整體的協調一致,即要求統觀國際人權法、國內憲法及部門法在內容與目的上的相互支持。如果說人權代際革新命題解決了人權本體的內容正確性問題,那么在具體的人權保障與實踐層面,就應進一步使人權法學學術體系與法規范體系實現交融,從而不僅使新興人權獲得規范上的支持,也使規范中的權利可以融入既有的人權法學學術體系框架內。譬如以環境權論,環境權構建的人權法律關系是合作型關系,而非防御型關系。所以,環境權不屬于以自由權為核心的第一代人權,而只能被納入第二代以社會權為核心的人權體系中。在這個意義上,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具體命題既要在概念上與元命題、一般命題建立聯系,也要在人權法規范體系上實現融貫,從而整體上邏輯自洽并具有開放性。因此,根據人權規范廣泛存在于各類制定法體系的特點,可以發現,人權法是一個多層次、多部門、多類型的綜合性規范體系。為了實現體系內部的協調一致以及提升系統性回應社會復雜問題的能力,應把人權法看作一種“領域法”,它與我國新時代以來不斷重視對“人的尊嚴”的關懷息息相關。各類人權規范對于“人的尊嚴”有著共同的關注,所以不同法域、不同類型的人權規范之間應當融貫。比如,國際人權規范與國內人權規范的交叉融合。國際人權規范需要體現協商與共識的理念,而國內人權規范也需要具有開放性與溝通性,推動形成國際人權價值共識,二者從而可以持續地相互貫通、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又比如,實體法規范與程序法規范的有效銜接。一方面,實體法規范的實體正義與程序法中的程序正義應當并重,不可偏廢。另一方面,注重實體法規范與程序法規范的協調和對接,程序法規范需要根據實體法規范的設置,及時調整不一致的程序制度,并在訴訟程序中對實體規范的遺漏、缺失進行填補。
       
        結合上述分析,可以認為,人權代際革新命題為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完成了人權價值前提的證成,以防御權為基礎和以合作權為派生的人權規范構造建構了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價值中樞功能,而以融貫模式作為人權的保障機制關注了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人權價值實現。因此,人權法學學術體系承襲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的任務與旨趣,從元命題、一般命題、具體命題三個維度構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人權法學理論。
       
        五、人權法學話語體系的類型及轉換
       
        人權法學學科體系為人權法學話語體系奠定了方法論基礎,而人權法學學術體系則為人權法學話語體系提供了理論與知識資源。從話語實存的角度來看,人權概念與人權話語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然而,在話語言說過程中,原初的概念意義與話語之間出現滑動的現象,人權法學話語體系需要與人權法學學術命題保持同一性。而概念意義對話語的制約在于將話語分為三種類型的載體,每種話語載體都有較為穩定的詮釋思路和表意方法,使各層次類型的表述內容都在框架范圍之內得到限定。于是,基于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和人權法學學術體系的啟發,并依人權法學話語自身的抽象程度,可將其分為法律型人權話語、法治型人權話語與法理型人權話語三類。法律型人權話語是對人權規范體系的教義學解釋,法治型人權話語是對實踐中的人權法秩序的總體描述,而法理型人權話語則是回應人權的人學關切和中國主體性奠基問題。
       
        (一)詮釋學層面的構建:法律型人權話語
       
        建構一套以詮釋學為支撐,且符合形式邏輯的法律型人權話語,是為切要。法律型人權話語是將人權法規范作為一門專門化的修辭,把人權話語中的關鍵詞嵌入思維方式內部的結構中,從而影響乃至決定人們的觀念想象及行動理由。從法律型人權話語的特點來看,模糊性、精確性與規范性是法律型人權話語的三種典型特征。由于法律型人權話語仍然需要以語言作為載體,而語言本身不像數理符號那樣具備精確的外延和內涵,必然在存在前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因此話語的可能意義因其“該當的情況、指涉的事物、言說的脈絡以及在句中的位置和用語的強調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模糊化的法律話語會由于指涉不明、概念混淆導致法律尊嚴和權威受到損害。所以,即便法律型人權話語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地帶,解釋者也要致力探求承載意義的法律文字,通過合乎邏輯法則的解釋程序使人們能夠更加精確地表達它、運用它,使法律話語可以傳達給他人。應當指出,話語在創制過后就會在使用過程中逐漸與話語原初指稱的意義產生張力,即話語如同藝術作品一樣獲得自主性和生命力。但是,法律適用的對象是所有社會成員,因而不同于其他學科的語言特征,法律型話語表達只有規范化才能被社會成員認同和接受。因此,降低法律型人權話語的模糊性,提升其精確性和規范性就是當下人權話語構建亟需解決的問題。詮釋學認為,無論是單向度考察立法者意志還是僅僅探求法律文字的客觀意義都不構成法。只有同時兼顧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才能充分呈現人權法文字在當下時代背景中的規范意義,反映一般人的社會日常生活,由此使這種一般性的規范意義能夠為普通民眾所廣泛理解。所以,此種人權話語的生產應符合如下標準:第一,法律型人權話語的形成應當立足于制定法的文字規定。字義采納一種按照通常用法的語詞意義,與社會一般民眾的理解標準相近。第二,法律型人權話語還須考量語詞在法律意義脈絡中的含義,即聯系上下文來發掘相關人權概念在規范體系中的一致性解釋。第三,如果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還無法實現人權話語的精確性,則要借助于歷史解釋來考察立法者的意志和立法時所必須考慮的事實條件。第四,假使上述標準仍然存在不足,那么解釋者就要求助于客觀目的論的標準,即將作為規范對象的事物之本質、人權規范整體的原則也納入考慮范圍內。進而言之,人權法規范在經過文義、體系、歷史及目的作為標準的解釋過程后,形成一套符合形式邏輯的法律型人權話語。這種人權話語不僅是一種權利話語的表達方式,而且在話語的運用中會逐步使尊重人權成為人們思維方式的內部構造,可以有效排除決斷式的權力話語實踐。
       
        (二)敘事學層面的提煉:法治型人權話語
       
        法律型人權話語是人權法學話語體系的基礎,但法律型人權話語的關照對象只能局限在法律文本的教義學基礎上,還無法全面關注到法律的運行與操作過程。只有從法治型人權話語的層面來加以學術闡釋,才能發現我國人權法治實踐的真實場景,由此從對經驗現實的關照出發,為人權法治實踐提出相應的學術創見。法治型人權話語是指關于人權法的政治立場和言說表達,即在特定的時序階段中對人權法的意識形態的基本論斷。也可將其理解為,通過言語表達的方式來反映人權建設過程中的內在規律。因而,法治型人權話語可內在展開為“人權法實施過程中的制度話語”與“引領國家人權意識形態的觀念話語”。首先,建構人權制度話語。人權法運行各個環節的有序性、有效性以及各環節的彼此銜接、良性互動都應成為制度話語關注的對象,這就意味著,人權規范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監督等環節的運行狀況都可以成為法治型人權話語的“語料”。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推進人權立法保障、人權司法保障、人權執法保障為主要內容的法律制度建設,形塑了支撐話語體系的硬實力。其次,建構人權觀念話語。“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是新時代人權建設與人權文化培育的思想旗幟和理論綱要,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進入新的境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將“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落實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實踐進程中,使各項具體人權通過法治化的方式得到全面保障,在人權話語上集聚表達為作為最大人權的人民幸福生活。而在各項人權中,作為首要人權的生存權與發展權則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環節即“精準扶貧”的戰略實施過程中得到保障和實現。最后,人權制度話語和人權觀念話語需要建立良性互動機制。人權觀念話語是人權制度話語的意識形態引領,全面指導人權制度話語的建構與言說的各個環節,而人權制度話語是人權觀念話語的現實呈現,增強了人權觀念話語的信服力。進而言之,法治型人權話語要求推動對中國人權保障經驗的理論總結,使新時代中國人權話語體系參與建構國際人權商談機制,提升中國在全球人權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須指出的是,法治型人權話語與法律型人權話語的不同在于,它不僅包含了價值、事實、形式等多層次的概念以及我國人權治理的行動綱領、目的訴求以及具體方式等,而且是一種對已然發生的“歷史”的重述,所以在此層面既要善于從新時代中國人權實踐經驗中發現命題資源,也要精巧排列需要被有效敘述的人權話語,才能增加其生動性和可理解性。
       
        (三)法哲學層面的升華:法理型人權話語
       
        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實踐中需進一步提煉出法理型人權話語。法律型人權話語和法治型人權話語關注了規范與事實的雙重面向,但存在于人權法學內部的固有不變的世界觀前提,更是人權法學話語體系應著力建構的對象。就此而言,我們需要將法作為人類重大問題之一來看待。“人類存在(Dasein)的起源與未來的問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涉及每個人的生活方式。”這就意味著,“從何處來”和“到何處去”的問題關涉人類對法的根本性理解,因為起源和未來的問題其實就是法哲學的前提問題,即如何理解正義。正如凱爾森指出的,任何法的效力都是從這一秩序的基礎規范得來的,只有基礎規范是預定有效的,法律秩序的全面規范才是有效的。比如,單一宗教社會里將其理解為神諭,而一些多元宗教社會則認同人類的理性本質是效力的來源。于此,可以將法理型人權話語理解為對人權法的元理念、元命題、元理論的具體闡釋,其能夠為法治實踐提供一種超越特定時空語境的理論指導。那么,回到我國的人權法學領域來看,此種法理型人權話語需要包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與法治理論中的兩個源代碼:其一,時代變遷中的重大人權問題往往在歷史上已經發生,因而以“回到馬克思”的視野重新對經典文本進行闡發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二,相較于既往的法治實踐,新時代的法治任務需要處理更多的矛盾和面臨更為復雜的形勢,所以人權法學話語應當增加其內在包容性,以回應具體的實踐問題。因此,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念脈絡,我們認為,以“承認的人權”作為人權的元話語可以區分甚至超越西方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話語,“承認的人權”強調主體之間的相互承認關系,提倡人權只有在家庭、社會和國家三種倫理生活中展開才能培育出成熟、健康的自由人格。另外,由于存在國內人權法治與國際人權法治這對矛盾,以“人的尊嚴”作為人權法學的基礎性話語難以回應如“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宏大命題。因而,經由權利話語到尊嚴話語的變遷,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尊嚴話語應當向一種能夠同時關注到個人的生存發展以及人類社會共同演進的包容性話語邁進,即從“人的尊嚴”到“人的繁榮”。一方面是個體的繁榮,這和尊嚴話語具有相似的內涵,都主張個人的潛能在共同體內部能夠得到充分實現。另一方面則從馬克思有關人的類本質和共同思想出發,包含“人類繁榮”的維度,比如提倡政治上的互相尊重和對話商談,文化上的多元共存和彼此承認等。概言之,法理型人權話語以新時代中國處理既往復雜人權實踐的成果為經驗參照,以未來人類世界面臨的重大人權現實問題為學術關懷,彰顯新時代中國人權法學話語體系的理念感召力。
       
        六、結 語
       
        基于建構中國人權法學“三大體系”任務的視野,可以發現,中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之間的一體化構造是,邏輯上以學科體系為統領,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依次推論展開。中國人權法學學科體系包含元學科、一般學科、具體學科三類,元學科是從外部視角對人權現象進行經驗性描述,一般學科是對元學科所觀察到的人權現象的規范性證成,而具體學科則是對一般學科所證立的人權的制度化安排及保障。在中國人權法學三種學科的視域下,本文提煉出人權的代際革新、合作權、融貫模式三個子命題。人權的代際革新旨在為人權證成奠定理論原理;合作權建構了人權主體與人權義務主體之間的關系,有效銜接了新興人權與人權制度保障兩個階段;融貫模式則推進了制度人權向實有人權的轉換。對這三個命題的專門化研究,將為我國的人權理論帶來新的氣象。依此邏輯,并按照人權概念對人權話語在不同層次規約的原理,分別提煉法律型人權話語、法治型人權話語以及法理型人權話語,共同構成人權法學話語體系。隨著從具體到抽象的人權法學理論研究,學術體系每個層次的闡釋都會為人權法學話語體系帶來新的概念語詞,話語體系則通過靈活的表述形式為人權法學學術體系注入新的理論內涵。因此,在當下中國人權法學“三大體系”建構的問題脈絡中,實現人權法學“三大體系”建構應在三者之間依次推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僅以綱要的方式進行初步的理論思考,而建構中國人權法學“三大體系”任務的完成,還需要對新時代中國人權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問題保持持續性的學術關注。這就意味著,人權法學的研究不能在學科壁壘的內部一味回避人權法學話語帶來的信息沖擊,而應當以回應式的建構策略來推動中國人權法學“三大體系”內部形成具有“復雜意義網絡”的穩定結構。

      【作者簡介】
      劉志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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