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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權保護規則的刑民一體化構造
    2022/4/24 8:52:22  點擊率[85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民商法學
      【出處】《現代法學》2020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0年
      【中文摘要】信用兼具人格屬性與經濟價值。科學構造信用權保護規則,必須同時兼顧民法的規范功能、行政法的懲戒功能以及刑法的保障功能。當前信用法治化建設呈現明顯的行政(法)主導性,在此背景下,對信用保護有所欠缺的民法和刑法應加快推進信用權保護規則的一體化構造。對于民法而言,立足于民法典編纂的契機,應跳出以名譽權涵攝信用的傳統邏輯,將信用權在民法典人格權編中規定為具體人格權,以在前置法中確立信用權保護的一般規則。對于刑法而言,基于刑民一體化的基本立場,應根據民法的修改順勢接納信用為名譽法益之外的新型人格法益,并分別增設妨害信用罪和對損害商業信用、商品聲譽罪進行適當擴容,以實現對自然人信用和法人信用的平等且有效保護。
      【中文關鍵字】信用權;刑民一體化;精神人格;經濟價值;立法空白
      【全文】

        引 言
       
        信用具有個人和社會雙重屬性。于個人而言,信用根植于人性的道德品質,同時也是維系良性“人際網絡”關系的基本道德準則。在我國,“誠信”價值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刻體現了守信用這一千百年來始終傳續的道德傳統對公民個人行為的示范意義。于社會而言,信用乃市場經濟之根基,信用建設攸關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深入推進,因不守信用而引發的社會問題日益增多,電信詐騙此起彼伏、P2P金融頻繁暴雷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率居高不下等問題,無不表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需要良好的法治環境。2011年10月19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提出要“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為配合信用體系建設,2013年1月26日國務院第228次常務會議通過了《征信業管理條例》,規定了征信機構、征信業務要求、信用數據庫建設、監督管理以及法律責任等內容,明確了征信業管理的具體規則,開啟了社會信用體系法治化建設之路。緊接著,先后又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征信機構管理辦法》(2013年11月15日)、《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2014年6月14日)、《征信機構信息安全規范》(2014年11月17日)、《征信機構監管指引》(2015年10月26日)、《關于建立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2016年6月12日)以及《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2017年1月16日)等規范性文件,為社會信用體系法治化建設奠定了較為充實的法律基礎。
       
        然而,我國當前社會信用體系法治化建設體現較為明顯的行政(法)主導性,民法、刑法等部門法雖然有所涉及,但始終未能給予足夠的關注。在民法中,誠實信用雖被視為基本原則,但抽象的基本原則在具體的民事裁判中往往不敷功用。2020年5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1]《民法典·人格權編》規定了一般人格權,并進一步將之具象為生命權、健康權、名譽權、隱私權等具體人格權,形成了兼具穩定性與開放性的人格權保護體系。在這一人格權體系中,隱約能看看到信用權保護規則的身影。在刑法中,對人格法益的保護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只有少量散布于刑法分則的其他章節。1997年《刑法》頒布至今已有20多年,其間雖然先后通過了10部《刑法修正案》以及數量龐大的司法解釋,但這些《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釋對侵犯人身權利罪的調整主要集中在物質性人格權領域,對精神性人格權的保護幾乎毫無變動,信用亦未能成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
       
        基于此,下文將以刑民一體化為視角,反思當前我國民法與刑法對信用權保護的一般規定及其不足之處,并結合民法典之編纂,探討信用權保護規則的構造路徑,以闡明如何通過完善部門法規則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法治化建設。
       
        一、信用權保護在民法中的隱現及在刑法中的削減
       
        (一)民法對信用權的涵攝保護與適用限制
       
        自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開始,我國民法一直采用“誠實信用原則”+“名譽權涵攝信用”的方式來保護信用權。[2]在這種保護模式之下,誠實信用原則通常只具有一般化的指導意義而很少直接適用于司法實踐中,其司法適用通常要借助其他更為具體的規則來實現,如合同義務履行規則、善意取得制度等都是誠實信用原則具象化之體現,對信用權的保護也蘊含在這些具體規則中。而更具關聯性的信用權保護規則,主要指的是《民法典·總則編》第110條以及《民法典·人格權編》第1024條規定的名譽權。按照《民法典·人格權編》第1024條第2款的規定,此處的名譽主要指“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的社會評價”,亦即,信用包含于名譽之中。
       
        將信用權涵攝于名譽權之下,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之提供保護,但作為精神性人格權的名譽權并不能完整包含信用權,此種做法亦會使得信用權的規范效力無法得到充分釋放,進而導致立法發展和司法適用同時受阻。
       
        在立法上,將原本同位于名譽的信用降格為名譽的下位概念,導致民法與其他部門法之間銜接不順暢。正如前文所述,名譽權主要是精神性權利,它能涵蓋信用之精神性維度,但信用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精神權利或利益,市場經濟賦予了其更多的經濟價值,至少是精神權利與經濟價值“各執半壁”,“信用系一種人格利益……兼具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的雙重內容”。[3]正因為如此,民法學者在談及信用權保護時,無論如何都無法繞過其經濟價值,個人信用尤“以其寶貴的經濟價值而備受矚目”。[4]事實上,立法者已經認識到了信用與名譽的差異,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以下簡稱《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就明確規定了對“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的保護,此處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無疑附著了企業及其商品的無形經濟價值,包含了信用。然而,民法卻遲遲不肯將信用從名譽權中分離出來并予以獨立保護,這導致了民法與經濟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門法之間的不協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使民法滯后于其他部門法。
       
        在司法上,信用侵權的成立以符合名譽侵權的構成要件為前提條件,造成司法實踐中信用權保護的不全面、不周延。由于信用被置于名譽概念之下,信用侵權成立的前提是構成名譽侵權,但如前分析,信用與名譽之間是交叉關系而非包含關系,這種做法使得司法實踐中信用權的保護范圍受到極大壓縮。兩相結合可知,現行司法實踐受立法的影響,將“信用作為一種社會評價,它屬于名譽的范疇之內”,[5]單純侵犯信用權而沒有侵犯名譽權的行為通常無法成立民事侵權。在此“名譽涵攝信用”的立法邏輯之下,信用權的司法保護同樣受到相當程度的不合理限制。
       
        由此可見,民法對信用權的保護隱現于誠實信用原則及名譽權的具體保護規則中,這表明了信用權尚未獨立為立法上的顯性權利,受此影響,信用權在司法實踐中同樣難以得到全面且有效的保護。
       
        (二)刑法對信用權的有限保護與內容削減
       
        法律中“人”“人格”等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深受特定“規范目的”的影響。[6]在我國,人格權主體除了自然人這種生物學上的人之外,還包括法人、非法人組織等規范意義上的擬制人。同樣的,信用權主體除了自然人之外,還應包括法人和其他組織。然而,1997年《刑法》制定之初,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并未給予足夠重視,隨后的10部《刑法修正案》亦未能增加專門保護信用法益的立法條款。同時,受民法影響,刑法對自然人信用的保護被名譽法益所涵攝,對法人信用的保護則淹沒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法益之中。這意味著,刑法與民法一樣對信用權的保護自始就是有所削減的。
       
        刑法對自然人信用的保護體現在《刑法》第246條侮辱罪、誹謗罪的保護法益即名譽之中,換言之,刑法通過保護自然人名譽的方式而附帶地保護自然人信用。刑法理論一般認為,侮辱罪、誹謗罪侵犯的都是他人“外部的名譽”,即“社會對人的價值評價”。[7]據此,單純侵犯信用而未侵犯名譽的行為不是侮辱或誹謗,即不構成犯罪。這一邏輯與民法將信用納入名譽權的做法一脈相承,事實上主要保護了信用的精神價值,而未能涵蓋其經濟價值。在域外立法中,信用常常處于名譽與財產的中間位置,相應的刑法也肯定了信用的精神與經濟雙重價值屬性。例如,《日本刑法典》不僅規定了針對名譽的毀損名譽罪(第230條),同時又規定了毀損信用罪(第233條),信用在此罪中被理解為“從經濟方面對人的評價”,因而損毀信用即指“使他人的經濟信用降低”,[8]從而明確地將名譽和信用區分開。與之相比,我國刑法對信用法益的保護存在明顯缺位。
       
        與自然人信用保護相似,刑法對法人信用的保護同樣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削減。具體分析《刑法》分則第四章的規定,本章所有罪名均是關于自然人法益保護,沒有一條涉及法人人格法益保護。從刑法分則其他章節的規定來看,只有極少數罪名體現了對法人信用的保護,最典型的是《刑法》第221條規定的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其所保護的是法人之商譽。詳言之,“商業信譽”是指“他人在從事商業活動中的信用程度和名譽等”;“商品聲譽”是指“他人商品在質量等方面的可信賴程度和經過長期良好地生產、經營所形成的知名度等”。[9]這意味著,本罪的保護法益與法人的信用緊密相關。然而,由于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被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九節的“擾亂市場秩序罪”中,意味著刑法將商譽作為市場經濟秩序下的公法益而非私法益,基于此,損害商譽的行為只有達到“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程度,才能夠作為犯罪處理。此種將商譽視為公法益的做法,體現了刑法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1條之“商業信譽”“商品聲譽”進行再保障的刑法保障法邏輯。據此,只有行為擾亂了市場秩序才能構成犯罪,入罪的門檻也隨之明顯提高。
       
        刑法削減對法人信用的保護,說到底是未能將法人作為具體人加以對待。在刑法看來,法人本質上是一種經濟體,在立法上表現為,法人之信用損害主要是以經濟損失作為計算依據,只有侵害商譽的行為造成較為嚴重的經濟損失,才能夠予以犯罪化。可是,損害法人信用的行為同樣侵害了具體人的人格權,刑法應當同民法一道認可法人的人格性,法人的人格性不應被其經濟性所隱去。
       
        二、信用權保護規則構造的合理路徑:推進刑民一體化
       
        在信用權保護規范體系中,民法確立一般標準,行政法劃定禁止界限,刑法提供保障功能。然而,在目前行政(法)主導的社會信用體系中,不僅欠缺民法的一般性指導,同時又缺少刑法的有效保障,這也是導致信用權保護效果不彰的主要原因。因此,有效保護信用權應當同時構建民法的一般規則與刑法的具體規則,并使民法與刑法的規則融合成一個無矛盾的規則體系,推進信用權保護規則的刑民一體化構造。
       
        首先,民法和刑法對信用權的保護具有內在一致性,這是由法秩序統一性原理所決定的。“一個法秩序,本來,應當是一個統一的體系。一國的法秩序,在其內部,根據民法、刑法等不同,按照各自不同的原理而形成獨立的法領域。這些不同領域之間,應當相互之間沒有矛盾,并最終作為法秩序的整體。”[10]雖然作為私法的民法和作為公法的刑法有著不同的規范構造和制度安排,但是兩者具備相同的價值理念,即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由整體法分化而出的刑法和民法,在立法規定、理論構造以及基本原則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同源性”,[11]其中,民法“以民事權利的確認為經,以民事權利的保護為緯”,[12]構筑了民事權利保障的立體屏障。刑法順著民法對權利的保護,設置了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以及第五章“侵犯財產罪”,這兩個章節中相關罪名的成立一般都以違反民法對權利保護的相關規范為前提。
       
        具體到信用權保護領域,民法與刑法的這種一致性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在靜態層面,我國《刑法》對信用法益的保護規定與民法對信用權的保護規定總體保持一致。現行民法一直延續《民法通則》用名譽權涵攝信用的傳統邏輯,受此影響,刑法也一直將信用納入名譽法益中加以保護,立法一直未突破民法所劃定的保護范圍。在動態層面,刑法對信用信息的保護曾經走在民法前列,但在《民法典》通過之后,這一民法滯后于刑法的現象將得到根本改善。為保護民事主體個人信息(包括信用信息),2009年2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刑法》第253條之一出售、非法提供、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為進一步加強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應對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領域的新情況,2015年8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九)》)對此條文進行完善最終形成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13]可見,刑法率先通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將信用信息納入了保護范圍。與之相對,民法對信用信息的保護卻長期處于缺位狀態,這一現象直到《民法典》頒布之后才得以根本改變。《民法典·總則編》第111條規定的個人信息權以及《民法典·人格權編》第1029條和1030條增加的信用信息保護規則,即非法侵犯民事主體信用信息的行為,依照《民法典》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處理,在客觀上還原了民法和刑法在信用信息保護上的一致性。
       
        其次,欠缺民法的前置規定,刑法不能以保護信用法益的名義將具體行為犯罪化。信用權本質上是具有防御性質的消極權利,因而在一般情況下,僅造成信用虛假增益而未造成信用實質減損的行為,不能視為對信用權的侵犯,自然也不構成以信用為保護法益的犯罪。
       
        案例1.李某于2013年創建“零距網商聯盟”網站,該網站不具有獲得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的條件。李某長期以來利用該網站招募淘寶賣家為注冊會員,收取每位會員300-500元保證金和4050元平臺管理維護費、體驗費,制定“刷單炒信”規則和流程,組織會員通過該平臺發布或接受“刷單炒信”任務。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李某某收取平臺管理維護費、體驗費和“任務點”購買費至少30萬元人民幣,另收取保證金50多萬元。后李某被抓獲,并被以非法經營罪起訴。法院認為,李某以營利為目的,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或者明知是虛假信息,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發布信息等服務,擾亂市場秩序,構成非法經營罪。[14]
       
        上述案例中,李某及平臺會員的行為系“正向炒信”,造成了信用的虛假增益。但是,這種行為損害的是市場競爭秩序以及征信管理秩序,而不是信用權本身。信用權是私權利,在案例1中,如果認為“正向炒信”侵犯了信用權,則意味著淘寶賣家購買刷單服務的行為也構成信用侵權,順著這個思路便會陷入行為人“自己侵犯自己權利”的邏輯悖論,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基于此,本案法院并沒有處罰刷單行為的實行者和刷單服務的購買者,而只處罰了組織刷單者,并認為組織刷單的行為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構成非法經營罪。此時,刑法處罰的依據并非侵害了信用法益,而是損害了社會管理秩序。
       
        刑法對信用法益的保護是以民法對信用權的規定為基礎的,沒有民法的規定,刑法不宜單向度發展出信用法益,亦不應當創設信用法益保護規則。信用法益對應于信用權,其概念范圍應受到信用權的約束。突破信用權范圍而擴張信用法益,等同于在民法信用權保護規則之外通過刑法創設信用法益保護規則,意味著從根本上放棄了法益概念限定處罰范圍的機能。[15]失去了這一概念的約束,刑法便能夠以保護信用法益的名義創設新規則,犯罪化立法在此邏輯下實現了不當擴張。實際上,不僅信用法益的解釋受到信用權概念的約束,信用法益保護的刑法立法同樣受到民法的影響。為了保護信用法益,有學者提倡應大規模增設信用犯罪立法,通過擴張犯罪圈的方式對現有嚴重侵害信用法益的行為予以規制。[16]然而,在民法沒有調整的情況下大規模增加信用犯罪立法規定,同樣會突破民法對信用權的保護范圍,進而可能出現民法上不違法刑法上卻構成犯罪的“刑民倒掛”現象,這顯然與法秩序統一性原理相抵牾。
       
        最后,欠缺刑法的保障,民法將難以實現對信用權的妥善保護。在民法與刑法之間,“民法是前置法,它在前攔截違法行為,刑法是保障法,它在后懲治未被成功攔截的犯罪行為;民法先確立違法性,刑法后確立犯罪性”。[17]民法與刑法之間的這種邏輯關系,體現了刑法的保障法原理,即“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道德上的制裁、地域社會中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上的控制不充分的時候,才能使用刑法”。[18]反之,當民法無法有效保護特定法益時,刑法才可能有必要介入。
       
        刑法與民法并非一一對應關系,但在兩者存在對應關系的場合,刑法往往對民法起著強有力的保障作用。在刑法中,“許多犯罪本身就是‘出禮而入刑’,并非‘出法而入刑’,此時刑事違法的一次性特征是明顯的”。[19]所謂“出禮而入刑”的犯罪主要是指自然犯,“自然犯是天生違背了社會倫理道德的犯罪”[20],它反映的是行為之自體惡,形式上并不要求以違反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為必要條件,因而在自然犯中,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并不牢固。但事實上,在很多自然犯中,由于相關法益與民事權利之間存在對應關系,刑法在此類犯罪中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保障作用。信用權與信用法益之間存在這種對應關系,在刑法規定的諸多以信用為保護法益的犯罪中,有體現信用人格性的自然犯,如誹謗罪和侮辱罪,也有保障信用經濟性的法定犯,如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這些犯罪在保護信用法益的同時也保護了信用權。“部門法由兩道防線組成。第一道防線……是民商法、行政法等非刑事部門法所組成的前置規范合集”,第二道防線即刑法。[21]當作為第一道防線的民法無法為嚴重信用侵權行為提供救濟,同時又欠缺刑法對信用法益的保護,則只能放任信用權受到持續侵害,這將無法回應公眾對權利保護的規范性期待。
       
        總之,在信用權保護領域,民法不可舍刑法之保障性而規范全局,刑法亦不可棄民法之規范性而恣意擴張。合理地保護信用權,應先由民法確立信用權保護的一般規則,在此基礎上,刑法可以根據自身特點設置符合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法的信用權保護規則。這樣,民法的一般規定與刑法的特殊規定匯聚在一起,構成了信用權保護規則的自洽體系。
       
        三、信用權刑民一體化保護規則的構造方案
       
        (一)通過民法確立一般規則:使信用權升格為具體人格權
       
        前文分析指出,信用并不能為名譽權所包含,但在實踐中,單純損害信用而并未侵犯名譽權的行為,卻常常被作為名譽侵權來處理。
       
        案例2:2011年1月25日,劉某在趙某不知情的情況下,冒用趙某的名義向農行某支行申請辦理了一張持卡人為趙某、授信額度為1萬元的信用卡。后劉某持此卡透支消費,逾期金額為3095元,造成趙某形成不良征信記錄。趙某知曉情況后報案。就此事實,法院認為劉某冒用趙某的名義辦理信用卡并多次逾期欠款,對趙某造成不良征信記錄,使其在商業銀行申請貸款時因信用受到負面評價受阻,是對趙某名譽權的一種侵害,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責任。[22]
       
        上述案例中,劉某冒用趙某名義辦理信用卡之后,用此卡透支消費并逾期未還,進而使趙某在銀行征信系統中形成不良征信記錄,這種行為當然是損害了趙某的信用,但卻并未侵犯趙某的名譽權。理由在于,損害信用未必同時侵犯了名譽權,只是單純給他人造成不良征信記錄,通常并不會使他人的社會評價降低。具體到本案中,劉某的行為雖然損害了趙某的信用,但能否據此認為趙某的名譽權也受到了損失,進而認定劉某的行為構成名譽侵權?一般而言,信用“被認為具有人格和(無形)財產雙重屬性——這與名譽權的非財產屬性不同”,[23]征信信息具有人格和財產雙重屬性。同時,依照《民法典·人格權編》第1024條第1款的規定,名譽侵權一般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作出,其中,侮辱要求公然性,誹謗要求捏造并傳播事實。[24]本案中,劉某的行為既非公然,又沒有捏造事實,當然不構成對名譽權的侵犯,而只侵犯了李某的信用權。
       
        對單純侵犯信用權的行為,實踐中除了將之作為名譽侵權處理之外,還存在另外兩種做法:一種做法是按照侵犯一般人格權處理,另一種做法是直接認定為侵犯信用權。分別如案例3和案例4所示。
       
        案例3.2010年6月30日,金星信用社以宋某為借款人,為實際用款人唐某發放貸款15萬元。借款憑證中借款人宋某的印章非本人提供,15萬元貸款打入以宋某名義開立的存折,并被分三次取走,三次取款憑條的客戶確認簽名均非宋某本人簽署。該筆貸款到期后,金星信用社未曾向宋某進行催收。2018年5月28日,宋某因購房查詢個人征信信息,發現其名下有15萬元逾期貸款未予償還的征信不良記錄后,多次向金星信用社提出交涉,但該信用社均未予處理。宋某遂訴至法院。法院認為,金星信用社違反當地信用合作聯社關于貸款發放規定,同時未盡應有的審查義務,以宋某的名義違規為他人發放貸款,因該款到期未還導致逾期信息進入國家征信系統,致使宋某信用受損,侵犯了宋某的一般人格權。[25]
       
        案例4.2016年12月8日,胡某發現其在甘泉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辦理的兩張儲蓄卡無法取款。后經了解系因其父母十幾年前的幾筆借款未還,華州區信用聯社對其儲蓄卡限制了服務所致。2016年12月12日,胡某到信用社解決問題,被告知只要歸還其父母所欠的5000元即可正常取款,胡某表示同意并當場取款5000元交予工作人員。胡某為解決銀行卡被限制服務一事花費誤工費600元,交通費1000元。后胡某訴至法院,要求華州區信用聯社返還非法收取的5000元款項,賠償誤工費、交通費,刪除對原告的不良信用記錄,并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本案中,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華州區信用聯社在無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以胡某父母十多年前欠款未歸還為理由,利用職務便利私自決定對胡某對銀行卡的使用權作出了限制,并將這一情況納入信用聯社的信用記錄中,已構成對胡某信用權的侵犯,支持了胡某的部分訴訟請求。[26]
       
        筆者認為,解決信用權保護理論分歧以及信用侵權司法不統一問題的根本性策略是將信用權納入民法典,更確切地說,是將信用權歸入《民法典·人格權編》作為具體人格權。
       
        一方面,信用的本質是人格性的。有學者認為,“信用權因主要具備財產因素而不大符合人格權特征”。[27]這一觀點值得商榷。自1986年《民法通則》開始,誠實信用就已經是民法中極為重要的基本原則并延續至今。這一原則可以拆解為兩個方面:一是“誠實原則,即對待他人誠實不欺”;二是“信用原則,即承諾必須遵守”。[28]信用原則具有原生的道德規范性,同時又是民事活動的基本準則,其適用范圍不僅限于市場交易領域。只是在當下,信用一詞則被賦予了更多的經濟意義,個人信用登記、企業資信評級等都明確將信用作為經濟評價指標,以之為基礎的社會信用體系同樣主要表達了信用的外在經濟性。
       
        然而,信用的內在人格性與外在經濟性之間并不存在沖突。不論是對自然人還是對法人,信用都是一種重要的內在人格。自然人信用的人格性自不待言,信用原則原本就是建立在“承諾必須遵守”這一道德準則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對于民事活動而言,承諾的意義在于讓人產生信賴,如果連承諾人都不遵守承諾,則民事活動無疑會大大受阻。法人信用同樣重要,例如,公司法中的人格否認制度原本就是以誠實信用原則為法理依據的,[29]且在比較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常常被作為評判公司是否存在人格否認事由的重要依據。[30]道德性構成了自然人和法人信用的價值基礎,遵守信用的道德性義務有助于“穩定人們對預期的渴望,構筑交往秩序,使得原本雜亂無序、紛繁多樣、充滿變數的‘社會復雜性’得以‘簡化’”。[31]近年來,信用與經濟的有序結合催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信用經濟,這顯然意味著信用的經濟價值被進一步發掘,并與自由自治一道構成了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屏障:沒有了信用,等同于沒有了良性的市場秩序。盡管如此,信用本質或內在屬性仍然是人格性的,經濟性是在人格性的基礎上延拓而來的,人們之所以守信用正是由于信用的道德約束力或內在人格性,欠缺這一人格性,守信用便可能從當然變成偶然、從常態變成例外,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規范效力亦會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將信用權納入《民法典·人格權編》,既能助力民法與其他部門法的有序銜接,又能促進信用權司法保護的統一。民法之外的其他部門法對信用權的保護往往都是側重于某一方面,如行政法主要通過禁止性規范來制裁違反信用管理秩序的違法行為,商法主要是為了保障信用商業價值的實現,經濟法則將信用作為維持經濟秩序的重要支點。但是,這些部門法只能為信用權提供具體的而非一般的、局部的而非完整的保護。在整體法秩序中,承擔完整保護信用權功能的法律當然而且只能是民法。欠缺民法的一般性規定,其他部門法對信用權的保護只能是零散的、不成體系的。在《民法典·人格權編》中寫入信用權,確立了信用權的形式一般性,并還原了民法與其他部門法之間在信用權保護上的一般與特殊、整體與局部的應然邏輯關系。同時,立法上將信用權規定為具體人格權之后,該項權利司法保護不統一的問題也能夠得到根本性解決。
       
        (二)民法規則指引下的刑法規則:完善信用犯罪立法
       
        “當下民法典時代的趨勢是傳統的公法與私法之間不斷趨于融合”,[32]當民法接納信用權為具體人格權之后,刑法仿照原《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等作出的以名譽權涵攝信用的立法模式也應順勢作出調整。基于權利和法益的同源關系,以及根據民法對信用權保護的一般規定,刑法可根據民法信用權的指引發展出與之對應的信用法益。以信用法益為教義學基礎,刑法再考慮自然人信用和法人信用保護的現實需要,宜作出以下兩點完善:一是在《刑法》分則第四章中增設妨害信用罪,以體現對自然人信用的有效保護;二是適當擴充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規制范圍,以彰顯對法人信用的平等保護。
       
        第一,增設妨害信用罪。刑法固然要堅守謙抑性,但作為影響最為深刻的法,刑法也必須緊跟當下社會現實,適當、審慎地推進犯罪化立法。增設妨害信用罪并非以犧牲法的安定性和刑法的謙抑性為代價,相反,這是基于信用法益的重要性以及在信用權被民法接納為具體人格權的背景下,通過完善刑法規范進一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法治化建設。1997年《刑法》頒布以來,“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新發展,以及我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我國立法者及時將新的犯罪行為納入刑法規制,快速回應了與犯罪作斗爭的現實需要”。[33]而在當下,當信用頻繁成為被侵犯的對象時,刑法卻無能為力,這不得不說是“立法的空白”。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整體法秩序具有統一性以及民法和刑法具有內在一致性,現行刑法根據之前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部門法間接通過名譽權來保護自然人信用,而如今的立法情勢又有了新變化,當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相繼接納了信用權之后,刑法如果不順勢作出調整,如何能體現出法秩序的統一性?由此可見,刑法增設妨害信用罪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在長期累積實務資源以及信用法治化經驗基礎上的順勢而為。
       
        問題是,妨害信用罪究竟是如同域外立法那樣設計成危險犯,還是根據信用權防御性特點設計為實害犯?妨害信用罪宜規定在《刑法》分則第四章,所侵犯的法益是信用權,在性質上本罪應當是自然犯。正因為本罪是自然犯,所以本罪的成立通常要考慮法益侵害性。[34]根據法益侵害說、信用權的防御性以及本章節中針對精神性人格犯罪的條文結構,妨害信用罪的成立通常要給信用權造成實質減損,并且要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同時,鑒于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規定了信用權保護規則,以及實踐中多次損害信用的現象較為普遍,有必要通過刑法予以規制。為了防止刑事犯罪圈過于寬泛,在未造成嚴重損害的場合,可以參考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規定,設置行政前置程序,即對多次侵害他人信用的行為,經過兩次以上行政處罰仍然不糾正的,才可按照犯罪處理。本罪在刑法中的體系位置,宜放在《刑法》第246條侮辱罪、誹謗罪之后,作為《刑法》第246條之一。量刑標準上,可以比照侮辱罪、誹謗罪的規定。再者,考慮到信用法益的雙重屬性,本罪中宜增加罰金刑。基于此,妨害信用罪的條文可以設計為:
       
        《刑法》第246條之一:散布流言、冒名欺詐或以其他方法損害他人信用,情節嚴重的,或者多次損害他人信用,經兩次以上行政處罰仍不改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第二,對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擴容。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保護法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下的公法益,但若結合民法規定,將法人理解為具體人的話,則本罪的法益又可還原成法人的信用和名譽。換言之,本罪是的保護法益可以說是信用和名譽的混合。而從《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74條對該罪中“情節嚴重”的解釋來看,損害信用或者名譽之一的,都可能構成本罪。其中,“給他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和“造成公司、企業等單位停業、停產六個月以上,或者破產的”側重保護的是信用法益,“用互聯網或者其他媒體公開損害他人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的”側重保護的是名譽法益。但就信用侵害而言,由于本罪“情節嚴重”標準設置得較高,在損失數額不明確或者未達到數額標準時,在實踐中要么作為民事侵權或行政違法處理,要么只能夠適用其他罪名規制。
       
        案例5.某公司主要在淘寶經營論文相似度檢測業務。2014年4月,同樣經營論文相似度檢測業務的董某為謀取市場競爭優勢,雇傭并指使謝某,多次以同一賬號惡意大量購買該公司淘寶網店鋪的商品,造成該公司被淘寶網認定為從事虛假交易,并對該公司作出商品搜索降權的處罰。后經線下申訴,于4月28日恢復該公司商品的搜索排名。被處罰期間,因消費者在數日內無法通過淘寶網搜索欄搜索該公司淘寶網店鋪的商品,嚴重影響公司正常經營,經審計,訂單交易額損失為人民幣159844.29元。后訴至法院。法院經審理認為,董某和謝某為打擊經營對手,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經營,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為共同犯罪。[35]
       
        上述案例是典型的“反向炒信”,造成了信用的實質減損。在該案中,董某和謝某的行為確實影響了被害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由于未達到損害商業信用、商品聲譽罪的入罪標準,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策略”,以破壞生產經營罪定罪處罰。可問題是,破壞生產經營罪是財產犯罪,沒有造成直接財產損害或者難以計算財產損害的,很難認定成立此罪。就上述案例而言,法院以被害公司歷史成交情況計算受損數額的做法值得商榷。因為本案中未見明顯的直接損失,法院計算出來的損失是以店鋪信用評價降低為依據所預估的可能損失或間接損失,董某和謝某的行為損害的是公司信用而非具體財產。
       
        基于民法中信用權的消極權利本質及其防御特性,刑法在設計法人信用保護規則時應區分信用增益與信用減損兩種情形,并主要處罰導致信用減損的侵害行為。“反向炒信”不僅妨害了信用管理秩序,同時還侵犯了私主體權利,即法人的信用權。這種行為原本應納入《刑法》第221條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規制范圍,但由于本罪入罪標準相對較高,實踐中往往以“反向炒信”未達到本罪的入罪條件而未予適用。考慮到本罪既非純粹法定犯亦非純粹自然犯,而是兼有兩種屬性的“混合型犯罪”,[36]以及根據前文分析,刑法應當與民法一起尊重法人的“人格性”,故在保持立法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宜通過擴張性解釋,對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進行適當擴容。根據《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74條以“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作為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的兜底性規定,以及民法對法人信用的保護規定和司法實踐情況,宜在此解釋的基礎上增加兩種“情節嚴重”情形:(1)通過網絡造成企業信用評價嚴重降低,并導致經營狀況持續惡化的;(2)多次損害企業信用,阻礙經營活動,經兩次以上行政處罰仍不改正的。
       
        結 語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當信任的裂痕產生之后,就很難挽回。改革開放前四十年里,自由和自治逐漸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旋律。自由是市場的天性,然而,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的自由資本主義危機反復證實了,如果自由自治成為衡量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至高標準,則意味著在根本上取消了自由自治,因為放任的自由自治必然會助長公眾的自我性和功利心,這時,市場靠利益勾連,交易靠偶然維系,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精心計算”和“勾心斗角”之中,哪里還談得上享受自由自治帶來的市場便利?
       
        誠實信用取代私法自治成為民法的帝王原則絕非偶然,因為在不斷擴張的市場中,如果沒有以信用為核心的法律關系維持彼此信賴,大規模交易便無法在“新地域、生人間、不在場時展開”。[37]信任的背后是持久的人際關系,信用的背后則是市場的存在樣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中國速度”有目共睹,但此間,卻未能通過信用建立良性的“人際網絡”,反而因為放任自由而導致信用的大幅度滑坡。邁向民法典時代,我們有理由看得更遠,構建起基于整體法秩序的社會信用體系。這一體系下的市場格局將不再是自由自治,而是誠實信用,自律而非放任,確定而非流于偶然。這種依靠法治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簡介】
      夏偉(1992—),男,安徽合肥人,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講師,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刑民交叉理論。
      【注釋】
      [1]為行文之需要,下文將《民法典》各編分別簡稱為《民法典·總則編》《民法典·物權編》《民法典·合同編》《民法典·人格權編》《民法典·婚姻家庭編》《民法典·繼承編》《民法典·侵權責任編》。
      [2]參見趙萬一、胡大武:《信用權保護立法研究》,載《現代法學》2008年第2期,第165頁。
      [3]王澤鑒:《人格權保護的課題與展望(三)——人格權的具體化及保護范圍(5)——信用權》,載《臺灣本土法學雜志》2007年第91期,第33頁。
      [4]張繼紅:《個人信用權益保護的司法困境及其解決之道——以個人信用權益糾紛的司法案例(2009-2017)為研究對象》,載《法學論壇》2018年第3期,第138頁。
      [5]參見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魯01民終8166號民事判決書。
      [6]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頁。
      [7]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16-917頁。
      [8][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論》,劉明祥、王昭武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頁。
      [9]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頁。
      [10][日]曾根威彥:《刑法學基礎》,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頁。
      [11]劉艷紅:《人性民法與物性刑法的融合發展》,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第130頁。
      [12]王利明:《民法典開啟權利保護的新時代》,載《檢察日報》2020年5月20日,第03版。
      [13]參見臧鐵偉、李壽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頁。
      [14]參見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區人民法院(2017)贛0902刑初136號刑事判決書。
      [15]參見[日]嘉門優:《行為原理と法益論》,載《立命館法學》2009年第5期,第205-206頁。
      [16]參見馬長生、羅開卷:《市場信用刑法立法思考》,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6期,第27-28頁。
      [17]劉艷紅:《民法編纂背景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信息自決權——以刑民一體化及〈民法總則〉第111條為視角》,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第22頁。
      [18]參見[日]平野龍一:《刑法的基礎》,黎宏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頁。
      [19]孫萬懷:《違法相對性理論的崩潰——對刑法前置化立法傾向的一種批評》,載《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3期,第10頁。
      [20]劉艷紅:《“法益性的欠缺”與法定犯的出罪——以行政要素的雙重限縮解釋為路徑》,載《比較法研究》2019年第1期,第87頁。
      [21]參見田宏杰:《知識轉型與教義堅守:行政刑法幾個基本問題研究》,載《政法論壇》2018年第6期,第29頁。
      [22]參見安徽省宿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皖13民終2155號民事判決書。
      [23]石佳友:《守成與創新的務實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人格權編(草案)〉評析》,載《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15頁。
      [24]參見張紅:《民法典之名譽權立法論》,載《東方法學》2020年第1期,第73頁。
      [25]參見遼寧省西豐縣人民法院(2018)遼1223民初859號民事判決書。
      [26]參見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人民法院(2017)陜0503民初1199號民事判決書、陜西省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陜05民終2509號民事判決書。
      [27]尹田:《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再批評》,載《比較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6頁。
      [28]侯佳儒:《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意思自治原理及其展開》,載《環球法律評論》2013年第4期,第90頁。
      [29]朱慈蘊:《論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的適用要件》,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5期,第81頁。
      [30]劉惠明:《日本公司法上的法人人格否認法理及其應用》,載《環球法律評論》2004年第1期,第109-110頁。
      [31]王若磊:《信用、法治與現代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載《中國法學》2019年第2期,第74頁。
      [32]劉艷紅:《刑法理論因應時代發展需處理好五種關系》,載《東方法學》2020年第2期,第17頁。
      [33]劉艷紅:《以科學立法促進刑法話語體系發展》,載《學術月刊》2019年第4期,第99頁。
      [34]劉艷紅:《論法定犯的不成文構成要件要素》,載《中外法學》2019年第5期,第1162頁。
      [35]參見江蘇省南京市雨花臺區人民法院(2015)雨刑二初字第29號刑事判決書。
      [36][美]道格拉斯·胡薩克:《刑法哲學》,姜敏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637頁。
      [37]王若磊:《信用、法治與現代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載《中國法學》2019年第2期,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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