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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收益權轉讓相關問題
    2022/4/27 8:59:46  點擊率[22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物權
      【出處】微信公眾號:儒者如墨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關鍵字】資產收益權;金融擔保
      【全文】

        在一起涉“股票收益權轉讓”的金融借款糾紛中,團隊對收益權的相關問題進行梳理與研討。
       
        較為關注,收益權轉讓的法律性質,與借款糾紛進行關聯的核心因素,轉讓及回購交易模式中應關注哪些問題,如何采取相應的增信措施,及金融監管的問題。
       
        本文篇幅相對較長,約13000字。
       
        一、收益權基本概況
       
        (一)相關規定
       
        收益權在法律體系中并無明確定位,法律性質亦無明確界定,目前民法典中也沒有收益權的表述。
       
        但實踐中,收益權已被金融監管文件廣泛承認和使用,長期以來,相應監管文件的陸續出臺,如銀監發【2013】8號、證監會公告【2014】49號、《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銀監辦發【2016】82號等,說明收益權作為金融交易標的的行業實踐已得到普遍認可。
       
        在涉金融資產案件研討中,交易標的 “琳瑯滿目”,收益權類別如債權收益權(保理、融資租賃)、股權(票)收益權、特殊載體份額收益權(基金份額收益權)未來金錢收入收益權(租金、基礎設施收益權)等等,滿目奇峰總可觀。在收益權交易模式,如收益權信托、收益權轉讓并附回購、收益權質押融資、特定資產收益權為基礎的資產證券化等。更有在“收益權”基礎上的疊加,構成更為復雜的資產模式。
       
        相較于監管文件中的諸多規定,收益權在司法解釋的規定及范圍也較為有限。
       
        原擔保法解釋第99條,以公路橋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動產收益權出質的,按擔保法第75條第4項的規定處理。將部分不動產收益權納入擔保法“權利質押”范圍。
       
        而相應的,在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第61條,也有類似規定。即,以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提供服務或者勞務產生的債權以及其他將有的應收賬款出質…
       
        (二)收益權的法律性質
       
        資管業務諸多投資標的,之所以在不動產、股權、應收賬款、信貸資產等基礎資產外(注:應收賬款與信貸資產的范圍區分及交叉),對資產收益權較為青睞,流通性應是主要因素之一。此類交易模式的出現,因素之一即原債權、股權本身轉讓或融資存在多重障礙或壁壘,譬如監管要求等。
       
        司法案例中,有觀點認為,收益權雖然依附于基礎資產,甚至收益權與基礎資產在內涵與價值上高度重疊,但在各方商事主體選擇以收益權作為交易標的的情形下,意味著各方并無轉讓和受讓基礎財產的意思表示。此種情況下,應當尊重各方在協議中達成的合意,認定各方交易標的為收益權,而非基礎財產。另譬如(2020)京03民終13203號。
       
        但收益權法律屬性如何界定呢?
       
        相較于物權已較為常見的權能和權利分離,如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等,即便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中直接以收益權描述的前提界定,也是涉及基礎實施。
       
        有觀點認為,債權作為相對權,且法律也并未對其他性財產權利進行禁止。應收賬款也能成為收益權的基礎資產。
       
        在(2016)最高法民終215號,認為對于類如“私募債券收益權”、“資管計劃收益權”等,系以基礎財產權利即私募債為基礎,通過合同關系創設的一種新的債權債務關系,其本質在于“收益”,即獲取基于私募債而產生的經濟利益的可能性,包括本金、利息等資金利益。從其法律性質看,顯然不屬于法定的物權種類,而應為可分的債權權能之一。
       
        另如北京高院(2021)京民終367號,認為案涉投資方式為股票收益權轉讓及回購,據公司法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據此,資產收益具有財產權利的性質,屬于公司股東依法享有的一項財產性權利,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對股權及其財產性權利的轉讓沒有禁止性規定,故股權收益權可以獨立轉讓。
       
        也有觀點認為,股權收益權本身已可拆分轉讓,類似于債權的部分轉讓,如(2015)豫法民三終字第00219號。
       
        (三)收益權轉讓的訴
       
        就前述,收益權更多傾向是債權權能。在收益權轉讓時,難免與債權轉讓等基礎資產轉讓進行類比。
       
        通常所說的債權轉讓,實際權利人與名義權利人是一致的。而債權收益權轉讓、信托受益權(或資管計劃的份額)轉讓的范疇中,存在著一定的剝離。
       
        以債權收益權轉讓為例,第三方出資購買“債權的收益權”,但債權的收益權的追討訴訟或仲裁仍是由原債權人進行,但收益由債權人與第三方按協議約定進行分配。
       
        也即是,常規意義上的債權直接轉讓,訴訟主體與訴訟結果的承擔是一致的,而債權收益權的轉讓,作為訴訟主體原告的名義債權人(原債權人)與訴訟結果的承擔者(實際債權人)并不一致。在“權益分離”這個角度,有些類似股東代表訴訟結果的歸入權問題。
       
        從只言片語的概念中難以析明此現象與代位權訴訟、債權轉讓、隱名代理、代持(性質信托、委托?)等的區別,因其并不是一個標準化流程化的而是具備個案條款特色的交易模式,即便該現象已不再孤立,但畢竟缺乏權威性的明確界定,故仍是在爭議中以案論案。
       
        對此等剝離的現象行為,有引入“第三方對訴訟仲裁的資助”概念進行分析,另如以債權資產為基礎的資產證券化,也會體現出第三方資助的模式。
       
        另如,股票(權)收益權轉讓是否會構成股票(權)代持?析別角度譬如是否達成股票代持合意、實際出資人出資以取得股票、實際出資人享有投資權益而名義出資人作為名義股東持有股票。可參見(《典型案例:關于隱名代持六則》)
       
        現有的法律尚無法清晰界定基礎資產與其收益權之間的關系,譬如收益權受讓人對基礎資產(股票、債權等)是否應享有權利?其可否徑直向基礎資產的債務人(付款義務人)提起追討?
       
        將債權收益權與債權的剝離,是僅具有內部約束力而無法對外產生拘束力呢?其內部分割及收益權轉讓的效力,無法以一個“整體完整的權利外觀”直接出現在訴訟當事人的角色位置上去對抗整體債權的債務人。
       
        債權收益權此類自身拆分支解型的權益轉讓與債權(整體分割型)部分轉讓的的區分,后者是可以單獨向(整體債權的)債務人提起訴訟主張并就相應擔保權的優先受償。而前者似乎并不能直接如此。該收益權雖應屬于“債權性質”,但其并具有原債權的完整屬性。
       
        故轉讓收益權中,通常會特別加強第三方增信措施,尤其是收益權本身價值不明朗或不構成市場對價或市場中無法比價的情形下。有觀點認為,個案中“收益權”可能只是一種融資標的載體名稱。九民紀要中,對無論轉讓方所轉讓的標的物是否真實存在、是否實際交付或者過戶,只要合同不存在法定無效事由,對信托公司提出的由轉讓方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約定承擔責任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若以“穿透式審查”思維去分析該問題,譬如個案中將信托收益權糾紛的案由界定為金融借款糾紛。該案由是有別于債權轉讓糾紛。合同相對性則將是受益權人向原債務人主張的一道壁壘。資產收益權屬性的主流觀點如“將來債權”說或“應收賬款”說也存在類似問題,另外,民法典中的向第三方履行或由第三方履行制度,似乎也并不能有效解決該問題。具體的,需要根據合同條款的約定再行分析。
       
        注,最高法院案由規范中第70案由“債權轉讓合同糾紛”,債權轉讓(債權讓與),是指在不改變合同權利義務關系的前提下,合同權利方將其依據合同享有的債權通過協議全部。
       
        也即,資產收益權轉讓并不涉及基礎資產本身的轉讓,收益權受讓方一般是無法直接向該資產債務人主張,而是依據資產收益權轉讓合同通過資產持有人間接向債務人主張。當然,若是該債務人以第三方增信方式介入則是另外的角度,關于收益權轉讓交易的擔保問題,在下文中另行闡述。
       
        二、收益權轉讓及回購交易模式的效力及性質
       
        以股票收益權為例,收益權買斷式轉讓并不多,更多的是融資型轉讓及回購交易。
       
        在前述提及的(2016)最高法民終215號,認為收益權轉讓系交易主體以基礎權利或資產為基礎,通過合同約定創設的一項財產性請求權。
       
        結合以下司法案例,多角度了解收益權的性質及對合同效力的影響。
       
        1、資產收益權可以獨立進行轉讓
       
        在北京二中 (2020)京02民終4751號【一審(2018)京0102民初34606號】,認為雙方當事人在《回購合同》項下約定的股權收益權是指基于持有標的股權而享有的獲得標的股權項下全部現金收益的財產性權利,可以進行轉讓及回購交易。
       
        關于《回購合同》與《股權質押合同》的效力認定,依照公司法第四條之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據此,資產收益屬于股東權利下的一項權能,具有財產權利的性質,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對股權及其具有財產性質的權能轉讓沒有禁止性規定,故股權的資產收益權可以獨立進行轉讓。
       
        該案中,也涉及到投資標的與金融監管的分析。《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第十條規定,私募產品的投資范圍由合同約定,可以投資債權類資產、上市或掛牌交易的股票、未上市企業股權(含債轉股)和受(收)益權以及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資產。米多北京公司以其管理的鴻順安瑞基金投資股權收益權符合私募投資基金的投資范圍要求。
       
        2、收益權轉讓并無禁止規定,不等同于單純的民間借貸
       
        在(2016)滬01民終7626號中,法院認為,現王*主張,中匯金玖基金作為創業投資基金合伙企業,不具備簽署本案系爭合同的主體資格,而且股票收益權不得脫離股權單獨轉讓,雙方之間實為非法借貸關系,系爭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以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應屬無效。
       
        然我國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對本案系爭交易行為并無規定,王*所主張的相關規范性文件對本案交易行為亦未明確禁止。而且,股票收益權作為一種財產性權利,以其作為標的和對價開展的投融資活動,與單純的民間借貸并不等同。
       
        上海高院(2017)滬民申29號中,也認為,《股票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合同》系以股票收益權為標的,通過股票收益權轉受讓及回購、相關股票質押而進行的投融資行為。我國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對本案合同主體之間系爭交易行為并無禁止性規定。
       
        在(2020)最高法民申382號【北京高院(2019)京民終232號】中,案涉《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合同》是當事人通過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的交易安排實現資金融通之目的所簽訂,原審認定其性質為以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連同股權質押為操作方式的投融資關系,而非單純的借貸關系,與本案事實及各方交易安排相符,并無不當。該案中也就違約金調整及“咨詢服務費”問題進行了回應。
       
        3、股權收益權轉讓與股權轉讓
       
        在河南高院(2015)豫法民三終字第00219號,法院認為…從合同約定來看,張居德從賈冰處交易取得的權利范圍限定,對南陽鑫源公司礦產開發以外的其他公司業務不享有權利也不承擔責任,有存在期限,且約定賈冰仍作為股東登記具名,行使股東權利。張居德取得的權利是賈冰持有的南陽鑫源公司部分股權中涉及礦區開發經營的收益權,該種收益權僅為股權中的自益權,不是賈冰持有的南陽鑫源公司的股權全部。
       
        在(2020)京03民終13203號,認為股份收益權轉讓未被法律所禁止,股份收益權轉讓作為一種民事行為,具有區別于股權轉讓的獨特性,不應與股權轉讓混為一談,亦不應被當然的認定為無效。
       
        針對本案中股份收益權轉讓的效力,應當結合具體的交易背景以及法律規定進行綜合判斷。該案中,也涉及到《上市公司大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中“單個受讓方的受讓比例不得低于5%”的規定對對合同效力認定的影響與否。再審(2021)京民申4815號,認為雖雙方均是內幕信息知情人,Y在交易中并不存在內幕信息優勢,其并不是在利用內幕信息的情形下與Q進行交易。且涉案交易行為是屬于點對點的交易方式,不是證券法(2014年修正)禁止的內幕交易形式。
       
        4、應認定借款合同
       
        在《人民司法》(2020年第17期)的《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合同的性質判斷》(作者夏敏,安徽高院),案號(2018)皖民初35號,金融借款合同糾紛。
       
        持觀點,所謂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合同,受讓人支付轉讓款后并非通過行使收益權本身獲取收益,而是要求轉讓方支付回購價款,且回購價款不是根據應收賬款本身價值確定,而是根據轉讓價款加投資溢價組成,投資溢價是轉讓價款乘以投資溢價率及投資期限計算得來,符合借款合同出借人收取借款本金及固定期限利息的本質特征,應認定為借款合同。
       
        5、信托財產的范圍,包括股票收益權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6年第12期,案號(2016)最高法民終19號
       
        資金信托設立時,受托人因承諾信托而從委托人處取得的資金是信托財產;資金信托設立后,受托人管理運用、處分該資金而取得的財產也屬于信托財產。
       
        最高法院認為,東方高圣按照涉訴兩份《信托合同》認購信托單位而交付給長安信托的112031000元資金,因世欣榮和公司和長安信托、東方高圣均認可其屬于上述《信托合同》項下的信托財產,故本院對該112031000元資金屬于受托人長安信托獲得的信托財產予以確認。
       
        因受托人管理運用、處分信托財產而取得的財產也應歸入信托財產,而長安信托以上述資金從鼎暉一期、鼎暉元博處受讓涉訴股票收益權系運用信托財產,故世欣榮和公司主張長安信托因此取得的涉訴股票收益權亦屬于信托財產,本院予以支持。原審判決認定長安信托從鼎暉一期、鼎暉元博取得的涉訴股票收益權不屬于信托財產,有失妥當,本院予以糾正。
       
        6、應參照借款合同處理
       
        (2017)最高法民終907號是關于該問題的經典案例。
       
        在論證案涉《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的性質方面,法院認為,《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主要包括安信公司以3億元對價購買天悅公司持有的天域公司100%的股權收益權,以及安信公司將該股權收益權以特定對價即3億元和每年13.5%的溢價款返售給天悅公司兩部分內容,在形式上符合《信托公司管理辦法》規定的“買入返售”模式。但根據《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約定的具體條款以及協議實際履行情況判斷,安信公司并無買入案涉標的股權收益權并承擔相應風險的真實意思。
       
        雖安信公司主張案涉《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項下的業務類型屬于使用信托財產而從事的“買入返售”業務,符合《信托公司管理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的信托財產管理運用或處分方式。
       
        然根據“買入返售”的應有之義,該信托資金管理業務模式分為買入、返售兩個階段,包含信托公司向合同相對方買入資產、信托公司將該資產返售給該合同相對方的兩個轉讓合同關系。“買入返售”模式的每個階段,均應符合合同法規定的買賣合同的構成要件。
       
        第一,…安信公司僅間接獲得天悅公司經營、管理、處置、轉讓標的股權等所產生的收益,并不參與能夠產生收益的標的股權的經營管理。第二,《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雖約定安信公司有權獲得天悅公司經營管理標的股權產生的收益,但協議第十條又約定協議履行期內天悅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分配利潤。協議第七條還約定天悅公司應與安信公司簽訂《股權質押合同》將標的股權質押給安信公司,該標的股權事實上亦實際出質給安信公司,限制了天悅公司通過處置、轉讓標的股權產生收益的可能。第三,《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第二條約定的標的股權收益權轉讓對價并無符合市場價值的證明,協議第六條又約定安信公司向天悅公司返售的標的股權收益權對價系直接在其支付的買入對價基礎上增加固定比例的溢價款,安信公司并不承擔買入標的股權收益權期間的風險。
       
        由上,《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在實質上并非《信托公司管理辦法》規定的“買入返售”合同,安信公司關于合同性質的主張不能成立…一審法院認定雙方當事人的真實交易目的在于通過出賣而后回購的方式以價金名義融通金錢,具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因案涉《股權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協議》不屬于合同法規定的有名合同,一審判決根據協議性質參照合同法分則中最相類似的借款合同的相關規定處理,適用法律正確。
       
        三、資產收益權轉讓中需注意的問題
       
        收益權轉讓及回購交易中,出讓方、受讓方、擔保方均有各自的風險考量。作為理智行為人的商行為,需要各方做好盡調。
       
        譬如對于受讓方而言,加強對基礎資產合法性審查、出讓方的資信能力、交易資金的使用、交易規模與收益規模的協調,以及標的公司經營情況。在涉回購交易中,常常要求將在收益權所涉基礎資產之上設立抵質押擔保或抵押等。
       
        鑒于前面研討的訴的問題,受讓方是否會考慮通過協議安排,由第三方債務人將特定資產收益權所涉款項直接向受讓方清償或支付至轉讓方與受讓方共同監管的賬戶。但考慮到收益權轉讓有時往往具有“私密性”,而各方存由各自顧慮。
       
        1、限售股股票收益權能否轉讓
       
        在公報案例(2016)最高法民終19號中,交易雙方轉讓標的即為限售股股票收益權。最高法院認為,《股票收益權轉讓協議》不應屬于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東方高圣利益而無效。類同觀點的,(2017)滬01民終17號。
       
        2、私募基金投資監管要求
       
        北京高院(2021)京民終367號中,根據《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第10條,私募產品的投資范圍由合同約定,可以投資債權類資產、上市或掛牌交易的股票、未上市企業股權(含債轉股)和受(收)益權以及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資產。案涉股票屬于上市或掛牌交易的股票,中融穩達公司以其管理的中融穩達公司-穩達贏盈6號私募基金投資股權收益權符合私募投資基金的投資范圍要求。
       
        據此,案涉《股票收益權轉讓及回購合同》系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該合同合法有效,雙方均應當按合同約定履行各自的義務。上海諾牧中心認為案涉合同性質為民間借貸故應認定合同無效,進而其不應向中融穩達公司支付股權收益權的上訴理由,沒有法律依據。
       
        3、基礎資產(股票)價值實現的障礙-對賭回購
       
        出讓人持有的股票之上可能存在對賭的約定,如業績未達標時的強制轉讓等。
       
        在(2019)浙民終580號中,對于質押標的爭議,認為浙商資管公司接受L所持有的部分銀江股份股票(標的證券)作為質押物時,銀江股份對L名下的標的證券并不享有擔保物權,對L亦不享有現實債權,銀江股份回購標的證券事項并不確定,浙商資管公司無法預見一年后亞太安訊2015年度扣非凈利潤會出現虧損。
       
        公報案例(2016)最高法民終19號,涉訴股票需進行權益協調的問題,與股票收益權確定與否的問題,屬不同法律問題,二者沒有法律上的關聯。涉訴股票權益協調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予以解決,權益協調并不當然導致長安信托喪失其所取得的股票收益權。
       
        本案中,因長安信托為保障股票收益權實現已取得了該股票的質押權,故,在涉訴股票上長安信托的權利優先于世紀光華。而且,本案中世紀光華也并未回購涉訴股票。所以,涉訴股票并未因世紀光華回購而使長安信托無法擁有股票收益權。
       
        即,信托財產的確定體現為該財產明確且特定。信托財產的確定要求其從委托人的自有財產中隔離和指定出來,而且在數量和邊界上應當明確,以便受托人為實現信托目的對其進行管理運用、處分;信托財產上存在權利負擔或者他人就該財產享有購買權益,與信托財產的確定屬不同的法律問題,也不當然影響信托財產的確定。當事人以信托財產上存在權利負擔或者他人就該財產享有購買權益,主張信托無效的,不能成立。
       
        4、股票收益權轉讓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譬如原基礎資產涉及對賭的業績補償與股票質押。承接上部分的案例(2016)最高法民終19號。之前業已提到,雖是收益權轉讓及回購,但往往系以基礎資產質押作為增信措施,質權人應了解及留意是否具有業績補償義務。
       
        中國證監會關于業績承諾方質押對價股份的相關問題與解答(2019年3月22日),業績承諾方保證對價股份優先用于履行業績補償承諾,不通過質押股份等方式逃廢補償義務;未來質押對價股份時,將書面告知質權人根據業績補償協議上述股份具有潛在業績承諾補償義務情況,并在質押協議中就相關股份用于支付業績補償事項等與質權人作出明確約定。
       
        上市公司發布股份質押公告時,應當明確披露擬質押股份是否負擔業績補償義務,質權人知悉相關股份具有潛在業績補償義務的情況,以及上市公司與質權人就相關股份在履行業績補償義務時處置方式的約定。
       
        5、股權收益權的強制執行公證
       
        在   (2015)執申字第98號中,江西高院認為,江西華申投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與四川信托簽訂的《股權收益權轉讓合同》中,該4600萬股贛州銀行股權收益權,不僅包括股權賣出收入,還有股息紅利、股權因分紅、公積金轉增、拆分股權等而形成的收入。因此,股權收益權的金額是一動態數額,取決于市場和贛州銀行的經營情況。…本案《股權收益權轉讓合同》不符合上述規定,給付的內容、債權債務的標的、數額不明確…江西高院裁定,對蜀都公證處(2014)川成蜀證執字第342號《執行證書》,不予執行。
       
        而持不同觀點的是,常見的對比案例系(2014)魯執復議字第47號,聚焦點在于信托公司和融資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是否明確以及債權金額是否具體、確定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判斷標準。而前述的公報案例(2016)最高法民終19號中也涉及到信托財產在數量及邊界上應當明確。
       
        有必要注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5〕10號)第22條,公證債權文書對主債務和擔保債務同時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人民法院應予執行;僅對主債務賦予強制執行效力未涉及擔保債務的,對擔保債務的執行申請不予受理;僅對擔保債務賦予強制執行效力未涉及主債務的,對主債務的執行申請不予受理。
       
        人民法院受理擔保債務的執行申請后,被執行人僅以擔保合同不屬于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債權文書范圍為由申請不予執行的,不予支持。
       
        四、重點:信托收益權和股票收益權
       
        信托受益權、股權(股票)收益權系基于信托法和公司法的特別規定,作為獨立的財產類型似乎更有法可依。
       
        1、信托資產收益權
       
        信托受益權與信托收益權,實踐中,信托收益權經常與信托受益權混用,有時難免造成操作和理解上的障礙。(2014)陜民二初字第00007號中,陜西高院認為信托受益權是兼具物權和債權性質的財產性權。
       
        九民紀要關于“營業信托糾紛”在第七部分有專門的規定。

        相較于九民紀要將信托公司受讓目標公司股權、向目標公司增資方式并以相應股權擔保債權實現的認定為讓與擔保。民法典擔保解釋在效力及范圍上更進一步。
       
        相比九民紀要征求意見稿,正式稿就信托資金的受讓標的由列舉型變為概括型,即統稱為特定資產或特定資產收益權。另就資產收益權轉讓及回購的案件中,采取了較為謹慎的態度,不再就該類合同糾紛直接界定為“金融借款合同”。在前述的(2017)最高法民終907號中,最高法院在論證為何該案屬于金融借款糾紛,也是就個案進行了多角度分析。
       
        但在標的物是否存在的分類情形中,九民紀要采取了較為籠統的做法,而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的規定,在回購對象自始不存在的情況下,將其與民法典第146條進行關聯,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有關法律規定處理。那么,審判中是否就監管的“穿透性審查”解讀進行必要的限制?
       
        2、股票收益權的轉讓與回購
       
        股票(權)收益權交易由資金方(投資者)設立(單一資金)信托計劃或資管計劃,以此向股票(權)持有者受讓非上市公司股權及上市公司股票的收益權,并由轉讓方以固定的收益率溢價回購該收益權,以使得受讓方的資金退出。
       
        如前所述,若無其他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情形,司法實踐一般會認定該等轉讓合同合法有效。
       
        前面提及的許多案件,交易標的大多是股票(權)收益權。且法律關系往往被認定為借貸關系或參照借貸關系。個案中如(2016)滬01民終7626也認為系投融資關系,區別于單純的借貸。
       
        不同法律關系的認定,在違約金的調整上原則上可能存在差別,但個案中未必會突破。據九民紀要第50條,除借款合同外的雙務合同,作為對價的價款或者報酬給付之債,并非借款合同項下的還款義務,不能以受法律保護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作為判斷違約金是否過高的標準,而應當兼顧合同履行情況、當事人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因素綜合確定。
       
        因收益權轉讓的對價爭議中,如(2018)皖民初35號認為,回購價款不是根據應收賬款本身價值確定,而是根據轉讓價款加投資溢價組成。而在個案交易中,確實有“低值高買”的異議,第三方擔保人認為收益權出讓方和受讓方“惡意串通”,對合同效力及擔保責任提出質疑。
       
        五、涉資產收益權交易的擔保等增信措施
       
        雖收益權轉讓具有便于流通性,但畢竟特定資產收益權轉讓時,基礎資產本身并未一并轉讓。故收益權受讓方會對交易增強擔保措施,以避免或減弱如轉讓方破產時等對收益權的影響,以便產生一定的隔離。
       
        在收益權本身質押外,實踐中也常將基礎資產進行抵押或抵押,如將股票收益權對應的股票質押,債權收益權與應收賬款質押等。
       
        1、收益權質押與債權(應收賬款)質押
       
        《動產和權利擔保統一登記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21〕第7號)于法自2022年2月1日起施行。《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19〕第4號發布)同時廢止。
       
        《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第2條中,雖已將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納入到應收賬款的范疇,但明確能直接納入應收資產的收益權畢竟有限;并不意味收益權均能用于質押,且實踐中有不同機構負責,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隨著動產和權利擔保統一登記辦法的實施,第四條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以下簡稱征信中心)是動產和權利擔保的登記機構,具體承擔服務性登記工作,不開展事前審批性登記,不對登記內容進行實質審查。征信中心建立基于互聯網的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公示系統為社會公眾提供動產和權利擔保登記和查詢服務。
       
        動產和權利擔保統一登記辦法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應收賬款是指應收賬款債權人因提供一定的貨物、服務或設施而獲得的要求應收賬款債務人付款的權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請求權,包括現有的以及將有的金錢債權,但不包括因票據或其他有價證券而產生的付款請求權,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禁止轉讓的付款請求權。
       
        本辦法所稱的應收賬款包括下列權利:
       
        (一)銷售、出租產生的債權,包括銷售貨物,供應水、電、氣、暖,知識產權的許可使用,出租動產或不動產等;
       
        (二)提供醫療、教育、旅游等服務或勞務產生的債權;
       
        (三)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收益權;
       
        (四)提供貸款或其他信用活動產生的債權;
       
        (五)其他以合同為基礎的具有金錢給付內容的債權。
       
        若以應收賬款作為基礎資產,其上的收益權即可謂,特定資產收益權的收益權。如債權收益權或收益權上設立的收益權,即應收賬款收益權;以此角度類推,以上述第(四)項為角度,以“提供貸款或其他信用活動產生的債權”作為基礎資產而抽離出來的收益權,則應屬于信貸資產收益權。
       
        收益權交易的增信措施中,譬如以基礎資產質押等。其實,在此點上,與其他交易中,應收賬款質押作為第三方增信措施的操作并無大的區別。
       
        應收賬款質押是常見的增信措施,但對于未來的應收賬款可否質押,長期以來是存在爭議的,即便是《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第二條將“未來的金錢債權”引入到應收賬款的范疇,但該辦法效力等級有限,而物權法并未對其有特別規定。但《民法典》第440條明確規定,未來發生的債權可以作為質押的客體,且民法典擔保解釋第61條則進一步明確了對未來應收賬款質權的具體行權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應收賬款屬于對人權而非對物權,與一般的擔保財產可以通過拍賣、變賣方式變價不同,最高法院在(擔保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傾向認為,應收賬款的質權實現,不能參照《民事訴訟法》有關“實現擔保物權案件”的規定,通過拍賣、變賣的方式實現擔保物權。
       
        應收賬款質權在變現中的特殊性可參見一下兩則案例。
       
        在(2017)津02民終735號中,法院認為,質權屬于擔保物權的一種,雖然我國法律并未禁止用未來債權質押,但是質權作為一種物權,用于質押的財產權利必須滿足一定的特定化標準,否則即使質押,質權也無從實現。
       
        據(2018)皖民初35號,雖然質押的應收賬款具體數額尚不確定,但應收賬款債務人曾向借款合同債權人承諾尚欠款項的數額,其應根據承諾履行債務清償義務;應收賬款質權具有特殊性,債務人直接清償應收賬款即可獲得現金用于優先受償權,而無須通過拍賣變賣獲得現金,故債權人主張以應收賬款債務人直接向其償還債務的方式實現質權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關于應收賬款質權的實現方式,根據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理解與適用(P521),當然包括先提起訴訟確定應收賬款質押,再通過執行程序解決。此時,參照適用第45條第3款之規定,質權人應當以應收賬款債權人(基礎關系中的債務人)和應收賬款債務人(應收賬款質押中的擔保人)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
       
        在保理追索權的行權行權方式上,《新擔保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P420-422)列舉分析了4中觀點。同時,根據《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理解與適用》觀點,在能否向債權人請求回購的同時向應收賬款債務人主張應收賬款的問題上,從《民法典》第766條所反映的有追索權保理的交易目的和法律性質來看,應將追索權認定為向債權人請求歸還融資款本息的債權該種主債權請求權可與對其進行擔保的債權讓與擔保權同時請求。
       
        2、限售股的質押
       
        限售股本身不便作為融資標的,但其作為擔保措施標的倒也不失為一種方式。
       
        在(2019)浙民終580號,法院認為,浙商資管公司與L簽訂股票收益權買入回購合同,通過發行專項資管計劃募集資金,并依約將從232名自然人投資者處募集的約21270萬元的投資款支付給L,浙商資管公司為保證投資者的利益而與L簽訂了《股票質押合同》,辦理證券質押手續。該股票質押式回購交易屬于證券行業的正常商業行為,真實、合法….案涉L所有的標的證券雖系限售股,但法律法規并沒有禁止其作為質押標的。銀江股份以標的證券系限售股具有不可轉讓性為由,主張浙商資管公司仍接受標的證券質押而具有主觀惡意,不予采信。
       
        3、債務加入
       
        民法典對“債務加入”現有明確規定。在收中,債務加入可以作為增信方式,不止在益權轉讓案件中,可參見(《最高法院:第三人債務加入準用擔保規則》)
       
        另如,(2018)最高法民終867號營業信托糾紛,本院認為,承諾函,約定為保障安信公司實現《轉讓及回購合同》項下全部股權收益權回購價款及回購溢價款,如河南中城建公司不回購安信公司的股權收益權,則由中城建公司回購。《承諾函》系中城建公司的單方允諾,該承諾經安信公司接受,雙方達成合意,中城建公司就河南中城建公司向安信公司支付案涉回購總價款的義務,構成債務加入。
       
        4、公司擔保等
       
        擔保篇的注意點較為復雜多樣,尤其經民法典及擔保制度解釋的重大變動,有興趣可以參考《匯總: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重要變化》、《匯總再補充: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重要變化》,本處不再單就資產收益權轉讓和回購案件單列。
       
        六、監管文件等
       
        《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上海高院關于落實金融風險防范工作的實施意見(2018年6月25日)等。
       
        在(2016)最高法民終215號【一審江西高院(2015)贛民二初字第31號】中,最高法院認為,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4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了《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銀發【2018】106號),對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提出了具體的規范要求。
       
        最高院對于“多層嵌套”、“穿透式監管”的態度
       
        從該監管新規來看,監管部門對于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實行穿透式監管,禁止開展多層嵌套和通道業務。
       
        而本案當事人的交易模式確實存在拉長資金鏈條,增加產品復雜性之情形,可能導致監管部門無法監控最終的投資者,對交易風險難以穿透核查,不符合監管新規之要求。因此,本案各方當事人今后應嚴格按照資管新規,規范開展業務。

       

      【作者簡介】
      赫少華 律師,君悅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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