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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建設“共享法庭”促進共同富裕的思考
    2022/4/29 8:04:48  點擊率[128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司法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共享法庭”是實現“訴源治理”目標的數字化平臺,能夠為法院對接相關部門合理解決糾紛提供更便捷的通道,也為基層群眾低成本獲得司法服務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條件。多端口設施聯通、多部門信息共享、多專業知識互補的“共享法庭”運行機制,能夠為提升調解員隊伍的法律專業素養、擴大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共建主體范圍提供更便捷的交流載體,更加有效地滿足民眾維權、解紛的現實需求,更高質量地保障共同富裕的發展成果,更明顯地激發多元主體參與共治的積極性。
      【中文關鍵字】共享法庭;訴源治理;智慧法院;基層自治;共同富裕
      【全文】

        “共享法庭”建設是通過低成本、高效率化解糾紛來保護共同富裕成果的創新手段。2021年9月,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浙江省全面加強“共享法庭”建設 健全“四治融合”城鄉基層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浙江法院把“共享法庭”作為“信訪分流、調解為主、訴訟斷后”工作格局的最小單元,打通信訪、調解、訴訟“三支隊伍、三個環節”,實現縣、鄉、村“三級聯動”,形成線上線下高效協同、整體智治的一體化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工作閉環,旨在推動實現全省矛盾糾紛化解“136”工作格局,即10%化解在縣級、30%化解在鎮街、60%化解在村社區和網格。
       
        一、研究“共享法庭”促進共同富裕問題的意義
       
        “共享法庭”發端于杭州市臨安區法院創建的“微法庭”。2018年9月,杭州市臨安區上田村正式掛牌成立全省第一家“微法庭”。2019年11月,杭州法院召開現場會,全面部署推動“微法庭”工作,將訴訟服務觸角延伸至最基層。在“微法庭”推進過程中,面臨著法院力量單一、基層組織自治能力有待提升、調解人員的專業性有待加強等現實瓶頸問題需要突破。“共享法庭”是設置在鎮街、村社、行業的司法服務站,其雛形是“微法庭”,標準配置為“一屏、一線、一終端”,依托村里現有硬件設施,安裝一塊顯示屏、一條數據連接線和一臺電腦終端,集成浙江解紛碼、移動微法院、庭審直播系統等軟件模塊,打通基層司法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共享法庭”是法院參與構建“訴源治理”機制的創新舉措,具有減輕法院受理案件壓力、提升涉訴調解水平、防范涉訴信訪問題發生的作用,因此需要理論界與實務界合作展開研討。
       
        就理論價值而言,對“共享法庭”保障共同富裕成果的研究,首先需要在法院維護法治秩序的功能與解決個案糾紛功能的主次關系方面做出清晰的理論闡釋,其次需要辨析“共享法庭”與人民法庭、基層自治、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等概念的差異,再次要討論建設“共享法庭”與促進高質量發展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關系。就實踐價值而言,杭州市法院系統在創建“共享法庭”方面已經拔得頭籌,而且在推進“共享法庭”建設工作中獲得了當事人的廣泛好評。在現有經驗的基礎上需要總結、提煉并尋找必要的理論根據,為全面推廣“共享法庭”建設模式積累條件。
       
        二、研究“共享法庭”促進共同富裕問題的文獻資源
       
        論題涉及到訴源治理、人民法庭、智慧法院、共同富裕等方面,但國內尚無理論文章以“共享法庭”為主題展開理論研究,因此需要圍繞訴源治理、人民法庭等關鍵詞展開文獻檢索、梳理研究現狀。
       
        “共享法庭”是開展訴源治理工作的表現形式。在“訴源治理”的研究文獻中,葛曉燕(2022)基于程序性駁回案件的實證考察討論了訴源治理視閾下行政訴權有效行使保障的司法進路,王浩(2022)分析了新時代鄉村振興背景下人民法庭的訴源治理之道,丁亞琦(2022)討論了訴源治理視域下訴調銜接機制的完善問題;屈慶東(2021)介紹了濟寧中院在打造“和為貴”訴源治理新模式方面的經驗,王斌通(2021)研究了新時代“楓橋經驗”與矛盾糾紛源頭治理的法治化路徑,吳靜(2021)基于對T縣J鎮人民法庭的考察討論了人民法庭參與訴源治理的困境與出路,陳丹蓉(2021)研究了訴源治理機制視閾下的“微法庭”模式,侯國躍、劉玖林(2021)研究了鄉村振興視閾下訴源治理的正當基礎及實踐路徑,徐楠軒、陶麗琴(2021)討論了電子商務領域訴源治理機制的反思與重構問題,孫麗莎、李夏婧(2021)以南京市雨花臺區為例介紹了對“網格+訴源治理”機制建設的思考,李海峰、張紹忠(2021)以四川省為例考察了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路徑,楊凱、李婷(2021)以重大突發事件引發群體性糾紛訴源治理為制度功能設定作為切入點研究了群體性糾紛示范訴訟程序規則構建問題,章志遠(2021)論述了新時代行政審判因應訴源治理之道,曹建軍(2021)討論了訴源治理的本體探究與法治策略問題,張素敏(2021)分析了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人民法庭參與訴源治理的進路,王聰(2021)從價值重塑與路徑優化角度討論了作為訴源治理機制的行政調解問題,杜前、趙龍(2021)研究了訴源治理視域下人民法院參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功能要素和路徑構建問題,周蘇湘(2020)基于功能主義的研究視域論述了法院訴源治理的異化風險與預防問題;劉暢(2019)以訴源治理推進糾紛“一站式”多元解決為視角分析了京津冀地區糾紛解決機制的司法流程再造問題,張保川、熊曉彪(2017)以四川省蒲江縣人民法院的實踐經驗為中心分析了基層訴源治理的探索與出路問題。
       
        智慧法院發展水平是“共享法庭”建設逐步深入的基礎條件。在智慧法院的研究文獻方面,李占國(2022)論述了“全域數字法院”的構建與實現問題,杜一諾(2022)討論了智慧司法背景下輔助性人工智能困境之破解問題,王倩(2022)分析了智慧法院視角下基層法院審判管理的改革問題,張迪(2022)論述了在線法院構建的理論邏輯與路徑展望問題;王祿生(2021)基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應用討論了智慧法院建設的中國經驗及其路徑優化問題,鄭戈(2021)從法律與科技之間關系的角度分析了智慧法院與未來司法的問題,胡昌明(2021)以中國“移動微法院”為例評析了移動電子訴訟的司法實踐及其限度,張素敏(2021)以H省F縣人民法院數據信息利用與安全保護的實踐為樣本討論了智慧法院建設背景下數據信息利用與安全的隱患及防控問題,韓烜堯(2021)從“網上楓橋經驗”的探索與發展角度討論了中國的線上糾紛解決機制問題,周翔(2021)評析了智慧法院的生成機制與未來發展趨勢問題,常曉云、嚴春玲(2021)以網上立案操作為例研究了我國智慧法院便民性優化問題,吳子越、陳澤鑫(2021)討論了“智慧法院”在線訴前調解的合理建構問題,韓振文(2021)以智慧法院建設為背景論述了疑案裁判的立場、法源及其功用問題,魏斌(2021)研究了智慧司法的法理反思與應對問題,李鑫(2021)討論了智慧法院建設的理論基礎與中國實踐問題,李鑫、王世坤(2021)研討了少數民族地區智慧法院建設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問題,龐宇培(2021)論述了人工智能背景下我國智慧法院的建設問題,潘鑫(2021)討論了智慧法院大數據應用的問題及對策;鄭維煒(2020)研究了中國“智慧法院”在線調解機制,陳子君(2020)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局限思考了我國智慧法院建設的困境與出路問題,孫占利(2020)研究了運用區塊鏈推進智慧法院建設問題,劉雁鵬(2020)從想象、剖析與展望三方面論述了關于智慧司法中的憂慮。
       
        “共享法庭”建設能夠發揮保障共同富裕成果的作用。在關于共同富裕的法學文獻中,趙勇(2022)討論了數字時代推進共同富裕的法治完善對策,何錦前(2022)分析了共同富裕導向下稅法收入分配規制問題,李芳蘭(2022)討論了憲法按勞分配的規范內涵及對共同富裕的啟示問題,徐海燕(2022)以國家所有權制度為視角論述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法律途徑問題,孫佑海(2022)研討了構建和完善促進共同富裕的法律體系問題,范淼(2022)分析了共同富裕觀視閾下生態文明建設刑法保障的應然定位與未來走向問題;徐前(2021)介紹了對法治護航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實踐的思考,宋才發(2021)研究了《鄉村振興促進法》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的問題,張翔(2021)指出“共同富裕”作為憲法社會主義原則的規范內涵,李小明、朱超然(2021)認為走向共同富裕需完善反壟斷立法,廖俊平(2021)分析了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與共同富裕的關系。
       
        從上述文獻的情況來看,專門討論“共享法庭”這一新模式的理論文章尚未發表,因此需要借鑒智慧法院、訴源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從共同富裕目標導向的角度來認識推進建設“共享法庭”的意義。“共享法庭”與智慧法院的區別在于,前者追求線上服務與線下服務的無縫對接,仍然將基層自治力量作為主導力量。智慧法院的建設成果能夠為線下調解等工作的開展提供充分的技術支持。“共享法庭”是訴源治理的表現形式,屬于智能化、網絡化條件下開展訴源治理工作的創新舉措。“共享法庭”對自治秩序的保障作用,最終能夠產生維護共同富裕成果的意義。因此,在現有的三方面資料基礎上,可以開拓出較為寬裕的研究空間,為基層法院的探索實踐提供必要的參考建議。
       
        三、“共享法庭”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的作用方式
       
        在智能化、網絡化的時代條件下,需要從順應技術發展潮流的角度思考法院組織設置形式、運行方式的創新可能,同時從外部聯系的角度看待法院在參與訴源治理工作中可選擇的介入方式與參與程度。“共享法庭”的實踐探索為開展相關理論思考提供了必要的研究素材,因此具有新穎的理論意義。
       
        一是從“微法庭”迭代升級為“共享法庭”,是法院系統在基層治理方面的探索與創新舉措。“共享法庭”設在群眾觸手可及、迅捷可感的數字空間,可以將司法服務送到了群眾“家門口”,讓公平正義的實現更加普惠均等,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多惠及民眾,這是浙江法院數字化改革的創新成果,是服務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有效載體,也是對“便于人民群眾及時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新原則的積極探索。
       
        二是在推進“共享法庭”建設過程中需要緊扣群眾的司法服務需求,力求因地制宜、簡便易行。在不投入新的人力、物力條件下實現資源整合,集快捷解紛、司法協助、法治宣傳、數據分析等多功能于一體,聚焦基層矛盾糾紛高發領域和群眾司法需求,將鎮街、村社作為基本布局點,同時向行業協會、商會等組織延伸,實現“實際需求出現在哪里,共享法庭就布局到哪里”的目標。“共享法庭”建設堅持數智賦能,以多跨場景應用為重要抓手,旨在打造基層群眾參與訴訟的“便捷驛站”、基層干部群眾法治素養的“云上課堂”、推進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橋頭堡”。
       
        三是鄉鎮(街道)綜治中心、矛調分中心作為“共享法庭”依靠的綜合治理平臺,將工會、調解委員會、行業協會、仲裁協會與公安、司法行政部門等多元治理主體共建和諧社會的力量整合起來。通過橫向整合行業解紛隊伍,對道路交通、勞動爭議、物業、金融等糾紛由行業機構、行政主管部門先行組織調解;調解不成功時,可引導至縣級矛調中心多方聯動化解。在當事人堅持要求立案時,再有序導入訴訟程序,產生了強化“訴源治理”的實際效果。
       
        四是“共享法庭”主要有鎮街、村社、特設“共享法庭”三種模式。通過做好“共享法庭”+美麗鄉村+人民法庭+行業或地域特色的鎮街、村社“共享法庭”建設,引導人民法庭立案及速裁團隊入駐矛調中心,推動專業法庭資源下沉、服務前移,可以將“共享法庭”具備的糾紛化解、訴訟服務、法治宣傳等職能與基層綜治工作平臺的業務協同聯動、實現系統整合迭代,為打造線上線下高效協同、整體智治的一體化矛盾糾紛調處化解工作閉環,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能提供司法保障。
       
        五是拓展“共享法庭”服務功能是一項系統工程,縱向涉及鎮街、村社最大體量的基層組織,橫向涉及行業協會、金融、保險、郵政、仲裁、律所、工會、調解委員會等社會組織,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也不能僅靠法院一家的力量來建設。通過與縣級矛調中心相關入駐單位建立信息查詢及共享機制,統籌畫好“規劃圖”,出臺“共享法庭”建設標準、工作職責、調解規程等規范性配套文件,確立調解指導、網上立案、在線訴訟、普法宣傳、基層治理、調解培訓等主要功能,借力智慧終端開展遠程代辦,讓一些行動不便、使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基層群眾,就近在“共享法庭”享受高質量司法服務。
       
        六是“共享法庭”建設是通過低成本、高效率化解糾紛來保護共同富裕成果的創新手段。在推動、深化共享法庭建設工作過程中,需要發揮不同主體參與基層治理的共建作用,為群眾共享便捷的司法服務夯實基礎。在數字化技術的支持下,需要注意在滿意度與創新性之間尋找平衡點,在設定工作目標方面妥善處理全覆蓋與標志性、標準化與多樣性之間的關系,力求為民眾提供便捷化、溫情化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通道。在類型化的人員培訓方案、階梯化的設備與資金支持模式、協同化的流程再造探索方面,“共享法庭”配套制度的建設是保障創新成效穩固的重要條件。
       
        總而言之,通過選擇杭州市臨安區法院等具有代表性的“共享法庭”工作范例展開相關討論,可以為基層法院結合當地情況穩步、有效、合理地推進“共享法庭”建設工作提供思想指導,有助于減少在探索過程中造成的人力、財力等方面的浪費現象,更有利于促進基層自治工作開展、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幫助群眾以最快捷的方式、最低廉的成本化解糾紛,支持群眾全身心投入到促進共同富裕的建設工作。

      【作者簡介】

      劉輝,男,講師,法學博士。

      【參考文獻】
      [1]廖永安、胡仕浩:《新時代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理論檢視與中國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2]劉輝:《關于Z省“共享法庭”建設思路的模擬對話》,載北大法律信息網“法學在線”欄目,2022年4月13日。(【法寶引證碼】CLI.A.0121738)
      [3]蒲一葦、陳佳強:《浙江司法改革的實踐與創新》,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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