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put id="5zixi"></output>
<output id="5zixi"><legend id="5zixi"></legend></output>
<p id="5zixi"><del id="5zixi"><div id="5zixi"></div></del></p>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
<p id="5zixi"></p>
  •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td id="5zixi"><ruby id="5zixi"></ruby></td><acronym id="5zixi"><meter id="5zixi"></meter></acronym><object id="5zixi"><strong id="5zixi"><address id="5zixi"></address></strong></object>
    “幫信罪”的證據審查與司法認定
    2022/5/7 17:12:06  點擊率[39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微信公眾號:言志說法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關鍵字】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電信網絡詐騙;證據審查
      【全文】

        一、增設“幫信罪”的底層邏輯: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
       
        我理解,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的底層邏輯和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騙取貸款罪是相同的,都是在兼顧理論體系自洽的同時,從實踐出發思考問題,帶有濃厚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色彩。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設騙取貸款罪,是認為行為人通過弄虛作假等欺騙行為騙取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具有可罰性,但在此之前規制類似行為的罪名只有貸款詐騙罪。而實務中要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目的以符合貸款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論在證據審查和司法認定方面都存在相當大的困難,也常面臨巨大爭議。其結果要么是“人為”升格后按貸款詐騙罪處理,要么只能無罪化。為破解司法證明難題,為懲治該類行為提供法律依據,《刑法修正案(六)》增設了騙取貸款罪。
       
        與此類似,由于利用網絡信息實施犯罪活動的特點,實務中要證明行為人明知他人在利用其幫助行為實施某具體犯罪行為而加以促進或者主觀上與之有通謀,從而可以按共犯處理,在證據審查和司法認定上同樣困難,也存在巨大爭議。同樣面臨要么是 “人為”升格按共犯處理,要么只能無罪化。
       
        在電信詐騙等利用網絡信息實施犯罪活動高發、多發的背景下,對這種明知他人會利用其幫助行為實施犯罪活動的行為不動用刑事手段全面加以規制,也不利于對電信詐騙等利用網絡信息實施犯罪活動全鏈條的打擊。所以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通過增設“幫信罪”,以實現對該類行為打擊的全覆蓋,不必再受制于按共犯處理面臨司法證明的困境。希望通過對該類行為打擊的全覆蓋摧毀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賴以存在的,諸如提供互聯網介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行為,來增加犯罪分子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活動的難度,實現遏制其高發、多發態勢的最終目的。
       
        這種通過創設新罪名的方式來解決實務中證據審查和司法認定上存在的難題和容易引發的爭議,體現的是從實踐出發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明顯帶有濃厚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色彩。
       
        二、所需證據的減少和證明難度的降低不意味證明標準的降低
       
        個人認為,立法上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色彩不能體現在實務認定過程中, 對“幫信罪”證據審查和司法認定仍然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及法定證明標準的要求進行,不能因為要認定行為人構成幫信罪比按共犯處理在證明對象上有所不同以及證明難度降低而降低證明標準。
       
        行為人因其幫助行為,是按共犯處理還是以“幫信罪”定罪處罰,主要在于行為人主觀明知以及故意的內容不同。“幫信罪”的主觀明知是行為人對其幫助行為會被他人利用實施犯罪活動是一種概括性認識,行為人既可能不知道借助其幫助行為實施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是誰,也可能不知道他人利用其幫助行為在實施何種具體犯罪活動。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內容,是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后,出于漠不關心也毫不在乎的心態。這樣的主觀明知以及故意的內容相對于要按共犯處理,極大降低了辦案機關收集證據的范圍以及證明的難度。但所需證據的減少以及證明難度的降低,不代表在證明標準上也有所降低。
       
        首先,行為人是概括性的明知而不是明知上的概括性。行為人對其幫助行為會被他人利用實施犯罪活動的概括性認識,是指何人會利用其幫助行為實施何種犯罪活動的認識是概括性的,但對于明知他人會利用其幫助行為實施犯罪活動這一點上則是確定的,是對明知具體內容的概括性認識,而不是對明知內容性質的概括性認識。
       
        概括性的明知和明知上的概括性之間的區別有點類似于基本證據確實充分和證據基本確實充分的說法。前者只是對需要證據來證明的對象有所減少,但對于需要證據來證明的對象在證明標準上沒有改變,后者則是直接降低和放松了證明標準。不同的說法對工作的具體要求,乃至對案件如何處理可謂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其次,明知需要建立在證據基礎上并且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證明行為人主觀明知的證據材料既包括能直接證明其主觀明知的直接證據,也包括根據經驗法則和邏輯推理來證明其主觀明知的間接證據。不論是依據直接證據還是間接證據來認定,在證據量上均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要求,且不能單憑口供來定案。
       
        在依據間接證據定案時,既要考慮一般社會理性人認知能力,也要結合行為人個體特殊性進行綜合判斷,尤其不能以他人利用幫助行為實施犯罪活動的結果來倒推行為人提供幫助時的主觀心態,站在事后諸葛亮的角度發出“你難道不知道”、“你難道不應當知道”這種帶有靈魂拷問式的糾問。在全面掌握和知曉事情前因后果后,誰都能當事后諸葛亮,說上個一二三。這種以事后諸葛亮的思維方式來認定行為人主觀明知,在本質上是對行為人道德和主觀認知能力的苛求,而不是依據客觀證據來證明行為人提供幫助行為時的主觀心態。
       
        第三,要允許行為人提出反證并要注重對反證證據的審查判斷。在和“幫信罪”相關的司法解釋中,規定了諸多可以直接認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其幫助行為實施犯罪活動的情形,如經監管部門告知后仍然實施有關行為、接到舉報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等。同時也提供了通過行為人客觀實施的行為,并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既往經歷、交易對象、與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人的關系、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的時間和方式、獲利情況以及行為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綜合認定的一般方法。
       
        司法解釋規定的特定情形以及提供的一般方法是依據經驗法則和邏輯推理,通過間接證據以推論的證明方式來證明行為人主觀明知,在不存在例外情形時一般不會發生錯誤,也能夠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但司法證明需要排除合理懷疑,甚至在有的時候要求結果唯一性和確定性,其實就是要不斷地排除例外和特殊情形。排除合理懷疑雖然強調懷疑應當是合理的,而不是主觀任意性,但在司法證明過程中還是應秉持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的心態。
       
        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和對特殊情形和例外情形沒有想到或考慮不夠有關。我們在依據經驗法則和邏輯推理定案時,要允許行為人提出反證,并且要注重對反證證據的審查,尤其行為人提出的反證有一定的事實和證據基礎,有存在可能性時,要有證據加以反駁而不能簡單以不符合常情常理就置之不理或不予重視。
       
        三、高壓和嚴打的態勢不應影響在個案處理時要寬嚴相濟
       
        2021年“幫信罪”在各類刑事案件中僅次于危險駕駛罪和盜竊罪,一躍上升到第三位,除了不少人認為的相關司法解釋為打擊“幫信罪”提供了可操作的依據外,個人認為,和公安機關為打擊電信詐騙等信息網絡犯罪開展的“斷卡”活動有直接關系,是運動式執法的結果。
       
        運動式執法往往意味著高壓和嚴打的態勢,體現從嚴懲處的要求。但嚴厲打擊“幫信罪”的高壓態勢不應影響在個案處理時對寬嚴相濟的堅持,我們在對具體案件處理時,仍然應根據案件及行為人的具體情況,當嚴則嚴,該寬則寬,寬嚴皆有度,皆有理,避免落入機械執法的窠臼。
       
        在兩高一部2021年頒布的《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中,明確規定了在辦理網絡詐騙犯罪案件時,要充分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并且明確規定: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犯罪團伙中的從犯,特別是其中參與時間相對較短、詐騙數額相對較低或者從事輔助性工作并領取少量報酬,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應當綜合考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社會危害程度、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認罪悔罪表現等情節,可以依法從輕、減輕處罰。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論處。
       
        個人認為,該司法解釋體現的精神以及裁判邏輯和思路同樣應體現到對“幫信罪”個案的處理上。不論是在證據審查判斷還是司法認定上,要避免僅因行為人實施的行為達到了司法解釋規定的入罪標準,就施加刑罰或者簡單以罪量決定刑罰,出現讓人覺得不合理以及難以接受裁判結果。
       
        我一直認為在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在堅持依法裁判的同時,要具有更多的同理心,要有“以刑制罪”的觀念,要考慮施加刑罰以及具體的刑罰的結果是否妥當和合理。如果簡單就事論事,機械地依法裁判可能導致具體裁判結果不妥當和不合理時,在證據審查和司法認定時要多站在對行為人有利的角度思考問題和適用法律。
       
        具體而言,在證據審查和事實認定上,是構成輕罪還是重罪存在交叉模糊時應考慮輕罪,在具體處理方式上,可訴可不訴的,多考慮不訴,可判可不判的,多考慮不判,判輕判重時考慮輕判。讓目光往返于規范和事實之間,通過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來熨平法律的皺褶,實現刑法的公正性、合理性和目的性。

      【作者簡介】
      袁志,法學博士,北京煒衡(成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