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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新時代的中國環境權概念
    2022/5/18 8:23:14  點擊率[955]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環境法學
      【出處】《法制與社會發展》2022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這一時代背景和理論基礎催生了以新時代環境權概念為核心的環境法治理論創新。與起源于西方法律理論和社會運動的傳統環境權概念相比,新時代環境權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為目標,具有新的理論內涵。新時代環境權以人民美好生活為價值根基,展現中國發展新一代人權和建設優美生態環境的全新立場,彰顯中國所堅持的包括綠色發展在內的新發展理念,是一項內生于我國環境法治實踐的新型權利。新時代環境權概念的誕生不僅代表著我國環境法治理論的新發展,還能在國際層面引領環境權概念的演進方向,為環境保護國際合作貢獻新的中國智慧。
      【中文關鍵字】新時代;新概念;環境權;環境法治;人民美好生活需
      【全文】

        引 言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根據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定義,新時代的“新”體現在,“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等五個方面。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現出高標準且多層次的特征。“美好”意味著當前的發展并不是要解決從無到有的問題,而是要解決從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到平衡充分的發展的問題。“生活”則意味著人民的需要不僅包括物質需要與文化需要,還包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面對人民對法治和環境提出的更高標準的需要,環境法學界應當提煉總結新的概念和法理,為新時代生態環境保護實踐提供科學有效的理論支持和規范支持。
       
        環境權既是環境法學的基石,也是新時代環境法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命題。“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習近平總書記既精準地概括出生態環境保護與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也點明了環境權的人權屬性。事實上,作為一種人權,環境權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初現端倪,我國環境法學家蔡守秋教授在1982年前后就對環境權展開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盡管環境權已經得到較為廣泛的承認,但肇始于西方環保運動的環境權仍屬于西方法律理論在我國環境法學方面的延伸,本質上是我國環境法學對當時的環境問題作出的被動回應。誕生于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環境權既不能正確解讀中國現實或回答中國問題,也不能體現當代中國的法治道路、法治精神和社會發展規律,更無法保障政府提供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面對高標準的現實需要和落后的環境權理論之間的錯位,環境法學界迫切需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不斷總結我國法治和環境保護實踐的經驗,提出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環境權新概念。事實上,在對待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上,我國體現出了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即保護生態環境絕非機械或被動地回應既有的環境問題,而是能動且積極地預防環境問題,改善環境質量,營造美好環境。這一世界觀決定了我國始終堅持著“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方法論,而未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濫觴于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實踐并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的新時代環境權必將具有新的理論內涵和價值根基,能夠體現新的中國立場和發展理念,為新時代環境法學理論創新提供全新的基石。
       
        圖片
       
        一、新時代環境權具有新的理論內涵
       
        作為新時代的中國環境法學新概念,環境權的“新”首先體現在理論內涵方面。新時代環境權產生于新的時代背景,受到新的思想理論的指導,從而具備了不同于以往任何“環境權”及類似概念的定義。同時,新的定義又決定了新時代環境權是一種獨立的新型權利,而不是任何既有權利在環境方面的簡單演繹。
       
        (一)新時代環境權產生于新的時代背景
       
        新時代中國環境法學理論創新應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發展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路徑,其中包括“符合中國實際”以及“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因此,作為新時代環境法學理論的基石,環境權概念的形成也應當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情況,而不能單純照搬西方的環境權概念。
       
        在西方,環境權誕生于對抗環境問題的社會運動之中,成為多數國家應對環境不公的法律手段。這表明了西方環境權是在人與自然相對立的認識中產生的,其目的是應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這種被動觸發的危機應對式的西方環境權理論只能發揮有限的作用,其功能只能限于保證環境無害于人類。
       
        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則誕生于新的時代背景,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人民群眾對環境問題高度關注,可以說生態環境在群眾生活幸福指數中的地位必然會不斷凸顯。”生態環境保護以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壞”為準則。這就決定了我國新時代環境權不僅要應對已然發生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還要充分發揮主動性,即既要有助于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又要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可以說,與西方環境權概念相比,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具有不同的誕生背景,服務于不同的現實目標,需要完成不同的歷史使命,并具有完全不同的邏輯起點與邏輯終點。因此,從誕生的時代背景來看,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是一項全新的法律概念。
       
        (二)新時代環境權脫胎于新的思想理論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集大成者,新時代環境法治的發展離不開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領。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法治理論既為環境法治發展和環境法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思想源泉,也為作為中國環境法學新概念的環境權提供了理論指導,使得中國的環境權概念區別于西方的環境權概念。
       
        西方的環境權概念背后的主導理論深受主客二分、二元對立認識論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部分法學家為環境權概念提供了一些理論支持,其中影響最大的理論應當屬美國學者約瑟夫·薩克斯所提出的“公共信托”理論。“公共信托”理論運用信托法的基本規則制約政府的環境開發利用行為,并借此構建一種“可在法律上予以執行的公眾對環境質量的權利理論”。“公共信托”理論雖然為賦予公民環境權及相應的訴權提供了依據,但是,它將各種環境要素視為“財產”,并借用了“信托”這一傳統的財產法概念。“公共信托”理論所呈現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以人為主體、以環境為客體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在二元對立認識論和“公共信托”理論的影響下,西方所謂環境權及其類似概念在定義上都難以逃脫對立性的桎梏。例如,英國學者漢考克就將環境權定義為“有權使環境不受有毒污染的自由以及有權擁有自然資源”。1992年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將環境權定義為“享受良好權利并進行支配的權利”。上述定義都體現出環境權濃厚的財產法色彩和支配權特性。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生態文明法治理論則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理論的全新認識。生態文明法治理論的哲學淵源包括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中國傳統的“天人”哲學。馬克思主義自然觀認識到人類與其它生命整體地存在于大自然中,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中國傳統的“天人”哲學則與西方的主客二分、二元對立認識論截然相反,它主張“天人合一”,并就此孕育出尊重自然且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智慧。在此基礎上,生態文明法治理論創造性地提出“生命共同體”命題。“生命共同體”命題不僅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論斷之中,還體現在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論述之中,即“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因此,“生命共同體”命題所展現的是一種主體與客體相融合的哲學認識論,該命題強調人與自然的互惠共存、和諧相處,而非人對自然單向的所有、支配與索取。在生態文明法治理論的指導下,中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既不以規定人對自然要素的所有權與支配權為核心內容,也不將自然界定位為人所享有的財產,而是重在反映人生活于自然之中的事實,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并服務于不斷改善環境質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因此,在思想理論層面,中國新時代環境權與西方傳統的環境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三)新時代環境權具有新的定義內容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引領下,新時代環境權的定義不能在以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為內容的傳統法律關系中尋找,而要在“生命共同體”命題所構建起的“人—環境—人”這一三角關系中探索。在“人—環境—人”的三角關系之下,人對環境所享有的權利并不是要體現人對環境的占有與支配,而是要承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享有高質量環境的權利的正當性。同時,在新時代,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環境權的定義應當明確體現出對優美生態環境的追求,而不能只為了保證環境質量達標。綜上所述,新時代環境權應當被定義為,公民享有優美生態環境及在其中生活的權利。
       
        新時代環境權的定義顯然不同于西方傳統的環境權概念。從內涵上看,新時代環境權反映的是人對整體的生態環境所享有的權利,而非對具體的環境要素所享有的權利的總和。這就區別于那些試圖通過列舉具體的環境要素來定義環境權的觀點。從外延上看,新時代環境權所追求的是“優美的環境”,其可具體化為清潔的空氣、潔凈的水、干凈的土壤、充足的日照、安寧的聲環境等。這種對環境質量提出高要求的外延使得新時代環境權又區別于那些為保障人的生命權、健康權而提出的“不受有毒污染的自由”等的定義。綜上所述,以“公民享有優美生態環境及在其中生活的權利”為基本定義的新時代環境權有別于西方傳統的環境權概念。
       
        (四)新時代環境權是一種新的權利類型
       
        保障環境權對實現生存權、健康權、發展權等人權具有重要意義,環境質量的改善與上述人權的實現之間的密切聯系已被學界所承認。鑒于環境問題對人類生存權所具有的威脅,有學者提出,人類對環境所享有的權利實際上就是生存權的一部分內容;另有學者看到了環境問題對人的身心健康的影響,認為應當將環境權納入健康權的保護范圍,將其以環境健康權或環境人格權的形式規定于法規范之中;還有學者提出“環境發展權”的概念,將享有良好質量的環境的權利視為發展權的一種類型。通過既有人權來解釋環境權的做法也出現在一些國際場合中。例如,在表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8/13號決議《關于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環境的人權》時,德國代表即運用法律解釋的方法,試圖從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中推導出“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環境”的權利。
       
        前述觀點都試圖將環境權解釋為既有人權的一種具體類型。它們雖注意到環境權與其他人權之間的共通性,但都未將環境權視為一項獨立的人權,故無法適應新時代環境法治建設的要求。首先,生存權、健康權等人權的客體為人的生命、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等利益,而新時代環境權所表達的是人對良好質量的環境的利益,其權利內涵直接指向環境本身。而且,新時代環境權還蘊含著人民對更高質量的環境的追求,要求政府提供“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這是僅以滿足生存條件和保障身心健康為目的的生存權和健康權所無法涵蓋的內容。與新時代環境權相比,發展權的客體通常指向“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并未明確包含“環境”。其次,我們若將“環境”等要素納入發展權的客體范圍,不斷擴大發展權的內涵與外延,將發展權塑造為“超級權利”,則只會備受批評,并有害于發展權自身的體系建構。另外,現實中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經常出現沖突,故不宜將新時代環境權解釋為發展權的一種具體類型。最后,由于當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涵蓋了經濟、社會、文化、法治、環境等諸多要素,因此,將新時代環境權解釋為一種經濟權利或社會權利的做法不僅存在混淆概念內涵的問題,還不符合我國的現實國情。鑒于新時代環境權誕生于新的社會背景,既具有新的思想理論支撐,又具有獨特的概念內涵,其權利功能無法被既有人權所涵蓋,因此,新時代環境權應當被視為一項不同于生存權、健康權、發展權等傳統人權的新型權利。
       
       
        二、新時代環境權具有新的價值根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價值在于“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主體”,力圖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時代環境權概念作為環境法治的重要內容,同樣立足于“人民美好生活”這一新的價值根基之上。
       
        (一)作為新時代法治價值根基的人民美好生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民所需要的“美好生活”是一個動靜結合且內涵豐富的概念。從動態發展的眼光來看,在不同時期,由于受經濟、社會等因素的影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例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經受了百年屈辱的中國人民迫切希望“站起來”,以先進的工業生產、良好的經濟狀況和豐富的文化生活改變以往積貧積弱的局面,故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到改革開放初期,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當時,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具體體現為物質上和經濟上的需要,人民迫切希望“富起來”,以過上物質充裕的生活。進入新時代,我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打贏脫貧攻堅戰,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極大保障。然而,我國尚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等問題。在此基礎上,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集中呈現為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
       
        當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具體體現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第一,物質需要是每個人最基本的需要。人只有在物質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因此,美好生活首先以充分的物質條件為基礎。第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基本保證。中外歷史都表明,在專制的封建時代,人民的訴求根本難以得到統治階級的回應,人民還要時刻防備統治階級對他們實行剝削。因此,在政治文明不發達的國家中,人民無法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根本沒有所謂“美好生活”。第三,在物質生活和政治權利都得到充分的保障之后,人民則開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第四,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與物質條件、政治文明和精神食糧相關之外,其能否得到充分實現還會受到社會文明程度的影響。良好的社會秩序、先進的社會治理能力和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均有助于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五,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還對生態環境質量提出了要求。“你掙到了錢,但空氣、飲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因此,美好生活的內涵還應當包括擁有優美的生態環境。綜上所述,作為法治價值根基的人民美好生活是一個不斷發展、內涵豐富、覆蓋面廣的概念,它能夠多方面指引包括環境法治理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二)新時代環境權體現人民美好生活價值
       
        人民美好生活作為法治的價值根基,并非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需要法律體系提供相應的制度與規范支持,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能夠落到實處。在新時代法律體系中,貫徹美好生活價值,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集中體現在對第四代人權即“美好生活權”的規范構建與制度保障之中。美好生活權是指“人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它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載體,具體體現為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權利。美好生活權所具有的強大的復合性和包容性決定了僅保障某單一種類的人權并無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民所享有的美好生活權應當通過全面保障各類人權來實現。新時代環境權以人民有權享有優美的生態環境為主要內容,體現了對高質量且可持續的生態環境的追求,本質上契合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權的基本要義。因此,新時代環境權是人民所享有的美好生活權在生態環境領域的具體呈現,是美好生活權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保障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有助于人民實現美好生活權,進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體現并貫徹美好生活的價值。對每一個體來說,在基本層面,環境權的實現保證了個體的生命、健康、財產免于受到惡劣環境的影響,這為美好生活的實現奠定了基礎;在更高層面,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意味著環境質量的不斷改善,從而使個體能夠享受到清潔的空氣、潔凈的水、充足的日照、優美的風景等高質量的環境要素所帶來的精神愉悅。比如,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的建設為個體提供了親近自然和感受自然的公共場所。上述內容都是美好生活在生態環境領域的具體呈現。對國家而言,若每個人都能充分享受到新時代環境權所帶來的生態福利,則意味著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得到了滿足。若新時代環境權能夠得到完全實現,則表明以新時代環境權為核心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能夠發揮真正的作用,從而在法治層面大力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綜上所述,一方面,新時代環境權作為美好生活權在環境法領域的具體呈現,其本身即具備能夠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因,并立足于人民美好生活這一價值根基之上;另一方面,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能夠保障人民獲得優質的生態產品,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在個人和國家兩個層面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使美好生活價值真正得到貫徹落實。
       
        (三)新時代環境權引領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
       
        新時代環境權不僅能在國家層面貫徹美好生活價值,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還能在國際層面回應人類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關切,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在相當程度上引領環境權概念的發展。
       
        環境問題并非完全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當下,全球性環境問題層出不窮,全人類都面臨著氣候變化等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威脅。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應對環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貫徹生態文明理念等都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合作。對此,習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指出:“建設生態文明關乎人類未來。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建設“一個山清水秀、清潔美麗的世界”不僅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全人類的根本利益訴求,與人類所追求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共同價值保持一致。
       
        在保護環境、尊重自然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訴求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正在不斷推進環境權法制化工作。例如,1972年頒布的《人類環境宣言》聲明,人類擁有在能夠保證人的尊嚴與幸福的環境中自由、平等和舒適生活的基本權利。1992年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里約宣言》,該宣言將環境權確定為一項基本人權。2021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一系列特別報告的推動下通過了第48/13號決議《關于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環境的人權》,該決議不僅承認了人對良好質量的環境所享有的權利是一項人權,還明確了保護環境權對實現生存權、健康權等人權的重要意義。在上述法律文件的推動下,聯合國大會有望表決通過一份全球性的承認并保護環境權的國際宣言,各國之間甚至有望達成一份國際公約,從而使得環境權在國際法上具備更強的法律效力。
       
        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顯然順應了國際環境法治的發展趨勢。相比之下,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不僅體現了國際法中的環境權的基本內容,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國際法中的環境權概念。與西方傳統的環境權概念一樣,國際法中的環境權概念仍以保障人的生存權和健康權為主要功能,其目的更多地在于營造無害的生態環境,以滿足人基本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然而,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在營造無害的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更多地表達了對優美環境的追求,其目的并非僅限于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指向標準更高、內涵更豐富、外延更廣泛的美好生活。因此,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不僅實現了對國際法中的環境權概念的繼承與發展,而且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這一面向上能夠引領未來國際法中的環境權概念的演進方向。
       
       
        三、新時代環境權體現新的中國立場
       
        新時代環境權的誕生展現了中國對待環境權的全新立場,它既展現出新時代中國人權保障的基本方向,也體現出新時代中國生態環境法治的最新理論成果。
       
        (一)中國對人權保障的立場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中,有許多涉及人權保障的內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構想就是要建成一個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人民不受階級壓迫、人民自由得到充分實現的美好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引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舉起‘爭民主、爭人權’的旗幟,鮮明宣示了救國救民、爭取人權的主張” 。《憲法》第33條第3款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以效力位階最高的法律形式表明了我國對人權保障的堅定立場。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保障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等基本人權,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保障之路。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還是在改革開放時期,黨中央都積極采取措施以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落實人民的生存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的問題,真正保障了全民的生存權益,為人權事業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在保障人民生存權的基礎上,我國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障人民充分實現各項發展權利,例如,我國政府在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制定了一系列專項行動計劃,有力保障了人民在勞動、教育、文化等方面所享有的發展機會。此外,黨中央高度關注人民政治權利的實現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一定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切實保障和不斷發展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民主權利。”基于這樣的要求,我國不斷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以保障人民群眾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斷完善民意表達機制,將人民當家作主落到實處。
       
        進入新時代,我國不僅充分保障了人民群眾所享有的基本人權,還立足于人權法治實踐和基本國情,實現人權理論的創新發展。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之際,我國的人權保障理論與人權保障實踐并未止步于解決人民溫飽和衣食住行等基本問題,而是正努力回應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尊嚴、環境、發展等方面的需要。我國正努力探索以美好生活權為引領的第四代人權理論,為全球的人權保障事業貢獻中國智慧。
       
        (二)中國對環境保護的立場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環境保護的立場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保護環境以發展經濟為目的的階段到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階段,再深化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階段。
       
        新中國成立初期,受基本國情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環境保護觀念的形成主要與保障農業生產相關。在此階段,我國保護環境的主要目的在于,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并服務于經濟發展,因此,涉及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以規定自然資源所有權等為主要內容。例如,1954年《憲法》第6條第2款規定:“礦藏,水流,由法律規定為國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資源,都屬于全民所有。”在改革開放時期,受國內環境問題及國際環境保護合作活動的影響,我國認識到了生態環境的獨立價值,并開始積極推動環境保護法制化工作。在這一時期,“環境保護”被寫入了《憲法》,我國第一部《環境保護法》也得以出臺。然而,受制于國家和社會對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環境保護工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讓位于經濟發展。比如,1989年《環境保護法》第4條規定:“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對生態環境質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以往的經濟發展優先于環境保護的理念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改變了原有立場,其第4條第2款規定“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明確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地位。進入新時代,“生態文明”被寫入了2018年《憲法》修正案,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包含了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得到進一步提升。在新時代,我國順勢強化了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認知,既全面啟動了針對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治理工作,又不斷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加強建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努力為人民提供更多的優質生態產品。我國法學界還在積極推動環境法典的編纂工作,力爭以更完善的環境法治保障人民群眾的環境利益。
       
        (三)中國對環境權的立場
       
        在我國對人權保障和環境保護的認知不斷深化的情況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的提出體現了我國對環境權的肯定與支持。
       
        首先,我國法學界已有許多學者承認環境權,例如,我國著名法學家張文顯教授認為,環境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其一般被定義為“享受良好環境并進行支配的權利”。針對新時代對人權提出的新要求,張文顯教授指出,“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人權訴求呼喚著第四代人權”,其中,環境權正是第四代人權的集中體現之一。我國著名環境法學家蔡守秋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動環境權入法,蔡守秋教授于2008年前后提出的“公民環境權”概念就與新時代環境權的定義基本一致。2011年,蔡守秋教授在對《環境保護法》提出修改意見時明確指出,環境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之后的論文也貫徹了這一觀點。從張文顯和蔡守秋兩位教授的觀點中可以看出,我國法學界已有代表性學者長期為環境權發聲,指出環境權代表了未來人權理論的發展趨勢,并呼吁國家應通過立法等方式加強對環境權的保護。
       
        其次,環境權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有規范依據可循。2004年《憲法》修正案在“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中增加了第33條第3款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概括性地承認公民所享有的人權,并為將環境權寫入《憲法》提供了法解釋的空間。2018年《憲法》修正案則在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將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并列,作為我國國家目標條款之一 。相應地,《憲法》第89條第1款第6項關于國務院職權的規定中也增加了“領導和管理……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隨著生態文明被寫入《憲法》,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原則與重要內容,保障環境權應當被理解為,其已被納入國家目標及國務院的職權范圍之中。
       
        最后,我國承認并保護環境權的基本立場體現于各種有關環境保護和人權保護的國家政策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便是《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以下簡稱《人權行動計劃》)。縱觀四期的《人權行動計劃》可知,我國對環境權的認識已從環境權附屬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深化到了環境權應當是一項獨立的人權,其標志就是第四期《人權行動計劃》(2021—2025)單設了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一章并列的一章來規定環境權利。此外,從內容上看,我國為保護環境權所采取的措施不斷豐富,保護環境權的總體目標從維護公眾健康發展到了滿足人民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綜上所述,我國在人權保障、環境保護和環境權保護方面所采取的實際行動不僅充分體現了我國承認并保護新時代環境權的堅定立場,而且證明了我國為保護新時代環境權采取了諸多現實可行且符合國情的具體措施,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四、新時代環境權展現新的發展理念
       
        作為新時代中國環境法學新概念的環境權的“新”還體現在,它展現了我國當下所遵循的新發展理念。在回答新時代應當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當“堅持新發展理念”,“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保護新時代環境權的各項措施能夠與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四個面向,即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相互支持,相互證立,并從整體上體現綠色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一)新時代環境權與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相互支持
       
        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提出的要求,其具體內容可分為綠色清潔生產和低碳發展路徑兩個部分,以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互證立且相互協調的目標。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貧窮不僅是實現人權的最大障礙,而且是生態環境的最大威脅。原始的生產方式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帶來的只會是高消耗且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同時,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環境權的實現必須以充分保障生存權與發展權為基礎。因此,若想充分保護生態環境,則我國必須不斷提升經濟發展水平。
       
        另外,保護生態環境是提高我國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必要路徑。保護生態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應當遵循“整體觀”的方法論指導,而“整體發展”正是“整體觀”在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呈現。整體發展是對要素發展的超越。盡管整體由各個要素構成,但這并不代表我們能夠將個別要素絕對化、片面化。因此,整體發展意味著作為整體有機構成的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促進,而非用局部增長來掩蓋其它要素發展不充分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長期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注重對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盡管這一認知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緊迫性,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片面強調物質要素和文化要素發展的方式落入了以個別要素發展代替整體發展的窠臼。逐步出現的環境問題表明了前期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對環境要素的危害。這不僅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造成了負面影響,還拉低了整體發展的質量,進而影響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
       
        新時代環境權的出現很好地契合了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新時代環境權的主要作用是標示人民享有優美生態環境的正當性,以回應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作為一種“要素”又與人民對平衡且充分的發展的需要等一同構成了更為宏觀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從要素之間相互促進的角度而言,保障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既未脫離整體發展的范疇,也未掩蓋或忽視發展的重要性。然而,從要素之間相互制約的角度而言,保障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對發展方式提出了更多要求,即發展應當盡可能清潔、綠色、低碳,以有助于保護和改善環境質量,實現節能減排,增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等。綜上所述,新時代環境權與綠色低碳發展模式之間是相互證立且相互支持的關系。
       
        (二)新時代環境權有助于不斷改善環境質量
       
        綠色發展理念盡管落腳于“發展”,但“綠色”是其限定。因此,綠色發展理念本質上代表著一種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生態環境。改革開放以來,鑒于我國長期實行高消耗且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對大氣、水、土壤等環境要素造成了較為嚴重的污染,導致霧霾、黑臭水體、有毒土壤等環境問題,因此,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必須首先治理環境污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的第十一篇“推動綠色發展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十四五”期間治理大氣、水、土壤等污染,完善相關環境資源法律和制度設定了目標。因此,貫徹綠色發展理念首先應當“補舊賬”,使生態環境回歸“綠色”。只有在生態環境質量達標的基礎上,國家才能進一步實施綠色發展理念的相關要求。
       
        新時代環境權的產生充分回應了綠色發展理念提出的具體要求。在目標追求上,盡管新時代環境權概念與西方傳統的環境權概念存在差異,但這并不意味著新時代環境權與西方傳統的環境權之間毫無聯系。相反,我國新時代環境權概念之所以具有引領環境保護國際合作的可能,正是因為新時代環境權是對西方傳統環境權的繼承和發展,對新時代環境權的保護和落實并不排斥人民對符合質量標準且對人體無害的生態環境的需要。因此,我國保護和貫徹新時代環境權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治理環境污染、預防環境問題、改善環境質量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有助于綠色發展理念的貫徹。
       
        (三)新時代環境權有利于提升生態系統的質量和穩定性
       
        人類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各種要素均來自于生態系統,生態系統的質量和穩定性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因此,綠色發展必須以穩定且高質量的生態系統為支撐。為提升生態系統的質量,確保其穩定性,我國陸續采取了諸多包括保護生物多樣性、治理江河湖泊濕地、實施長江十年禁漁、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等在內的生態保護和生態恢復措施。
       
        上述具體措施既是為了滿足綠色發展理念對穩定且高質量的生態系統的需要,也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新時代環境權能得到充分實現。新時代環境權所指涉的內容是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潔凈的江河湖泊濕地、肥沃的耕地林地草地、較高的植被覆蓋率以及風光優美的自然保護地等都能夠為人民提供愉悅的精神享受。它們既是當前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的優美生態產品,也是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具體表現形式。保障新時代環境權就是保護各類水域、土地、自然保護地、生物等,因此,我國為落實新時代環境權所采取的措施本身就具有提升生態系統的質量和穩定性的作用。可以說,這些為落實環境權而采取的措施與為貫徹綠色發展理念所采取的措施是同一方法路徑在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兩個領域中的分別應用。因此,從有利于生態系統保護的角度來看,在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過程中,新時代環境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與落實,同時,保障新時代環境權也是我國綠色發展理念在環境法治中的表達與呈現。
       
        (四)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同樣要求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高消耗、低產出、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新發展理念的需求,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高質量循環經濟才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必經之路。為在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活動中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我國從生產過程的“頭部”和“尾部”入手,制定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模式轉向低消耗、高產出、低污染的模式。具體而言,生產過程的“頭部”即指自然資源供應端。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活動的管制措施包括加強自然資源確權登記、推進資源總量管理、控制資源利用、提高資源開發水平等。采用這些管制措施是為了從數量上合理開發和配置自然資源,從質量上防止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方式和過程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生產過程的“尾部”則指生產廢棄物處置端。我國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鼓勵垃圾分類回收及再利用。絕大多數的環境問題都產生于人類通過生產生活活動向自然界排放了多余的物質和能量,最為典型的環境問題便是固體廢棄物對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所造成的污染,因此,垃圾資源化利用可以同時發揮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減少環境污染的作用。總而言之,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提升資源循環利用水平均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落實綠色發展理念的必要路徑。
       
        同時,為實現人民所享有的新時代環境權,國家應當全面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一方面,以合理且有序的方式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應有之義。與大規模的毀林開荒以擴大耕地面積相比,科學的休耕輪作制度同樣可以保障農作物的產出,而后者對生態環境的損害顯然更小。同時,國家科學規劃自然資源開發、合理配置自然資源能夠避免無序開采自然資源所帶來的資源枯竭等問題,從而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質保障。另一方面,對生態環境而言,由大量未得到合理處理的生產生活垃圾所造成的固體廢棄物污染始終是一種現實危害。因此,為保障人民所享有的新時代環境權,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國家必須落實垃圾減量化、垃圾資源化利用工作。綜上所述,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與綠色發展理念的貫徹都以國家全面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為必要條件。由此可見,新時代環境權的實現過程就是綠色發展理念的實踐過程。
       
       
        結 語
       
        不同于西方傳統的環境權,新時代環境權是內生于我國社會基本國情和環境法治實踐的全新概念。首先,新時代環境權概念的“新”體現在,其誕生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背景中。因此,新時代環境權天然地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導向,進而具備了與西方傳統的環境權概念完全不同的理論內涵,即公民享有優美生態環境及在其中生活。其次,在“美好生活”成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根本價值取向的背景下,以美好生活為目標的新時代環境權具備了與西方傳統的環境權不同的價值根基,即人民美好生活。這些更為先進的理論內涵與價值根基決定了新時代環境權能夠具備引領環境保護國際合作的功能。再次,新時代環境權的誕生和發展意味著我國在人權保障、環境保護及環境權實現方面都采取了全新的立場,即以保障新時代環境權為核心的生態環境保護法治應當以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為目的,從而促進以美好生活權為核心的第四代人權的實現。最后,鑒于新時代環境權在具體內涵和實現路徑方面與綠色發展理念具有諸多相同之處,因此,新時代環境權的“新”還體現在,其摒棄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方式,彰顯了中國所堅持的以綠色發展理念為代表的新發展理念。中國環境法學界正立足于實際國情,以新時代環境權為起點和核心,總結環境法治實踐經驗,逐步推進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的理論創新,為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實踐和環境保護國際合作貢獻新的思想智慧和理論指引。

      【作者簡介】
      秦天寶,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 教授、 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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