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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傳銷犯罪研究系列(九)構建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發展下線層級圖對傳銷犯罪辯護的作用
    2022/5/11 8:52:15  點擊率[445]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微信公眾號:三人刑團隊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關鍵字】傳銷;刑事辯護
      【全文】

        按照《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在確因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逐一收集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的言詞證據的,可以結合依法收集并查證屬實的繳納、支付費用及計酬、返利記錄,視聽資料,傳銷人員關系圖等綜合認定參與傳銷的人數、層級數等犯罪事實。
       
        這說明傳銷人員關系圖在內的證據在辦案機關的實務操作中是綜合認定人數和層級的材料之一。
       
        部分傳銷案件中,可能缺乏網絡傳銷系統的后臺服務器數據的情形,使得偵查機關難以通過電子數據的提取和固定來還原傳銷活動人員在傳銷組織中的層級、人數等重要案件事實。對于此類案件,確認組織者、領導者所發展人員數量和層級結構的證據主要依靠的是口供。
       
        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于口供(包括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這類言辭證據,有著專門的審查規則。如果在辦理主要依靠言辭證據來認定案件事實的傳銷案件過程中,緊緊抓住審查和認定的“規則”,則更容易辯護工作的開展和效果的實現,接下來從本律師辦理的一個傳銷案件的角度展示構建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發展下線層級圖對傳銷犯罪辯護的作用。
       
        本律師最近辦理一起網絡傳銷案件,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中,主要是我方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部分證人證言,而轉賬記錄均顯示與我方被告人無關,并且服務器數據缺失。此種情形下,依靠言辭證據還原的層級和人數案件事實成為了認定被告人有罪無罪的關鍵。
       
        為了梳理清楚案件中的人數和層級關系,方便制定辯護策略,本律師根據口供繪制了如下層級和人數結構圖:
       
        經過梳理,本律師發現雖然言辭證據中涉及的人數眾多,但是仍然無法證實被告人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數超過30人的結論,以及傳銷組織的層級已經達到了三層及以上。而是否形成了三個層級是關乎無罪與否的關鍵,而該圖的繪制就為后續制定無罪辯護策略提供了可能。
       
        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圖示結構圖,無法證實被告人所在傳銷組織已經形成三級結構
       
        被告人之下的郝某、李某、張某、劉某都是被告人個人供述的下層人員且郝某、張某均陳述上線是被告人本人,因此,該層級可以算為第二層級,是否存在第三層級則是認定的關鍵。
       
        理由一:郝某個人陳述自己并未直接或間接發展任何下線,郝某下層的吳某、靳某等人僅僅是單方面陳述是郝某下線,按照司法解釋的審查認定“規則”,該部分證人證言沒有其他證據相互印證是無法認定案件事實的,因此,從郝某的角度考慮,無法形成三級以上結構。
       
        理由二:被告人雖然供述李某屬于其下線,但是李某個人陳述并不能確定上線就是被告人,兩人之間供述和陳述無法相互印證,只有被告人供述,按照刑訴法“規則”是不能得出被告人的下線包含李某的。因此,從李某的角度考慮,第二層的級別都無法認定,更不論第三級的認定。
       
        理由三:張某和被告人之間的供述相互印證,第二層級的關系可以得到確認,接下來就要看第三層級,張某個人陳述了自己直推的6名人員,但是偵查機關并未針對該6人制作筆錄,也無其他證據驗證張某供述的6人真實存在。同時,在張某的供述范圍之外,有郭某香、張某衛等二人分別供述上線是劉某、付某且該兩人的上線是張某,但是該部分證人證言也屬于一面之詞,缺乏證據印證,無法得出唯一結論。因此依靠現有的證據同樣無法得出第三層級的存在。
       
        理由四:劉某涉嫌其他犯罪被判刑關押,偵查機關未針對其本人搜集言辭證據且楊某、任某也只是個人陳述上線是劉某,同樣面臨著證人證言缺乏其他證據印證的核心問題,同樣無法從劉某處得出已經形成三個層級的結論。
       
        第二,圖示結構圖,無法證實被告人在傳銷組織中直接或間接發展人員數量達到30人
       
        雖然按照既有的司法解釋和相關解讀,認定所謂30人的規定是指整個傳銷組織的參與人數而非行為人個人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數達到30人,但是本律師認為為了更好的區分不同行為人之間的責任大小,還是有必要按照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多少予以區分。而在本律師辦理的上圖案件中,恰恰存在一部分雖然屬于傳銷組織但是無證據證實與本案被告人有任何關聯的參與人員。
       
        正如圖中所示,黃顏色的參與人員的陳述,均提及了各自的上線,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上線可以指向被告人,因此僅僅能得出該部分人員參與傳銷組織的結論,但是無法得出該部分人員與被告人相關的結論。如果案件中將該部分人員不加以區分,直接認定與被告人相關則存在將本來應該由其他人員承擔的刑事責任“轉嫁”給本案被告人的可能性,造成量刑不公。因此,基于此種考慮,本律師認為,在辯護工作中有必要厘清被告人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并且將與被告人無關聯的參與人員予以區分,以避免承擔“多余”的責任。
       
        基于前文第一點的分析,由于言辭證據缺乏其他證據印證,同樣不能將不能確定的人員認定為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下線人員中去,因此,同樣可以得出被告人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不超過30人的結論。
       
        綜上所述,本律師在該案件中提出了如上理由,通過不同角度的分析均可以得出本案并未形成三個層級的事實,也能得出直接發展或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不超過30人的結論。基于以上結構圖的內容,可以制定更準確的辯護策略或提出有針對性的辯護意見。
       
        本文是車沖律師結合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等資金盤、殺豬盤案件的實務經驗總結所得,希望對該類涉案人員的刑事辯護工作有所幫助。

      【作者簡介】
      車沖,廣東法丞匯俊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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