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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刑與再犯
    2022/5/25 9:04:05  點擊率[20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微信公眾號:劉哲說法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關鍵字】緩刑;再犯;少捕慎訴慎押
      【全文】

        緩刑的適用條件很明確,那就是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一)犯罪情節較輕;(二)有悔罪表現;(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由于犯罪結構的變化,80-90%的犯罪均為三年以下的輕罪,可以說絕大部分的案件都符合判處緩刑的條件。
       
        雖然現在檢察機關在推行少捕慎訴慎押的政策,也就是審前一般將不再羈押,但緩刑的適用比例仍然增長緩慢。
       
        有不少法官坦言,雖然是取保狀態,但就是不敢判緩刑,雖然調查報告什么的都有,但仍然還是非常擔心。
       
        他們擔心什么呢?
       
        擔心的就是這個人在緩刑期間再犯罪怎么辦?
       
        按理說,犯罪期間再犯罪,按照法律的規定撤銷緩刑,數罪并罰就完了,法律是有明文規定的。
       
        但是法官擔心的不是這個,法官擔心的是如果再犯自己可能要跟著承擔責任。
       
        這種擔心也不是多余的,實際上就有法官為此承擔了不同層次的責任。
       
        這是因為緩刑的適用條件明確說了,沒有再犯罪的危險,而現在再犯了,就明確的說明其有再犯的風險。
       
        有再犯風險而適用緩刑不就是法律適用錯誤么,不就是判決錯誤么?更有甚者會懷疑法官是不是故意的包庇放松犯罪。
       
        如果因為收受賄賂而濫用緩刑裁量權的情況自然單說,咱就說你怎么能夠斷定一個人就一定不會再犯。
       
        即使這個人所犯罪行很輕,也認罪悔罪,有正當職業,誰又敢打絕對的保票呢?
       
        但是刑法這個適用條件就是要法官打絕對的保票,它不是說再犯罪風險低,而要求沒有任何風險。沒有的意思是就是再犯可能性為0。只要有一點的可能,你就判錯了。
       
        這樣的標準是否合理?
       
        考察標準是否合理,我們就考慮緩刑面對的三重不確定性。
       
        一是這個人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法官不可能完全了解,知人知面不知心,夫妻也未必完全了解,就不要說法官了。結婚都有離婚的,這是結婚之前能夠預見到的么。
       
        二是人是不斷變化的,即使你在判刑的那一剎那,認定了他的內心,而他的內心當時也真的想過不再犯了,也是真實的意思表示。但是人會變啊,你怎么能夠保證人不會變化呢?
       
        三是社會也在發生變化,判處緩刑的人他所生活的環境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而這些環境是有可能成為其再犯的誘因的,這個環境變化,法官又如何能夠預知。
       
        面對這三重不確定性誰敢100%保證被告人一定不再犯,誰這樣保證也是不負責任的。
       
        因此強迫法官給予100%的保證當然是不合理的。一旦客觀上發生了再犯,也不管法官在判處緩刑的時候能否預知到再犯風險,就追究法官的責任更是不講道理的,是一種苛責。
       
        除了阻礙緩刑的適用,并不能發揮什么好的作用。
       
        所以阻礙緩刑適用,或者阻礙少捕慎訴慎押深入推進的根子,在這兩個方面,一個是緩刑適用標準的絕對化;二是司法歸責的唯結果論、機械化。
       
        緩刑的適用相比于訴前非羈押措施,更帶有根本性。一般來說,訴訟期間相比刑期還是短的,訴訟期間往往幾個月,而服刑期間可是幾年。
       
        所以即使你在幾個月里給他取保了,但到頭來還是要判刑收押,而且之前沒有羈押,刑期不能折抵,等于還是要關押很長時間,監禁的負擔一點也沒有減輕,只是延后了。
       
        所以有人說如果不解決緩刑適用問題,少捕審訴慎押就沒有多大的意義,這樣說雖然有點偏頗,但確實道出了緩刑問題的根本性。
       
        而緩刑的擴大適用,就要給法官松綁,首先就是要解決緩刑適用標準,我個人認為緩刑適用標準中,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和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這兩個條件都過于絕對,也完全沒有必要。
       
        建議修改為:再犯罪的可能性較低和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造成重大不良影響的風險較低。也就是從一個100%的絕對保證,降低為一個90%的大概率保證,從而更加符合客觀世界具有不確定性的基本規律。
       
        在司法解釋中還可以進一步解釋可能性較低和風險較低的具體內涵,比如所犯罪行較輕,沒有前科或者前科較少,暴力程度較低,有固定職業、固定住所等等,罪行越是嚴重就越是苛刻,罪行越是輕緩,適用標準就可以適當放寬。
       
        這樣一來法官在判處緩刑的時候,就不用過度的擔心如果再犯怎么辦的問題,即使再犯了,但當初符合緩刑適用的細化標準,就意味著法官盡到了審慎義務,就沒有必要承擔任何責任。
       
        也就是法官不用對不確定的事情打完全的保票,只要大概率覺得這個人沒問題就可以了,這樣才能放開手腳。現在的緩刑標準其實是有邏輯問題的。
       
        同時,在發生了緩刑再犯的問題,也要避免為結果論,也就是在司法歸責中要避免機械執法。我們必須要承認再犯是有一定概率的正常現象。
       
        我們審查法官的責任,不是看是否存在再犯的客觀結果,而是看裁判時能否認識到這個風險。比如符合了緩刑的細化標準就應該屬于免責事由。
       
        即使與緩刑的細化標準不完全一樣,比如某些罪行處于判處緩刑與否的兩可之間的,而法官適用了自由裁量權,判了其緩刑,也要看法官是否有明顯的過錯,是否有故意違法行為。
       
        如果僅僅是一種主觀判斷,希望能夠給被告人一個機會,即使被告人最后沒有珍惜這個機會,仍然再犯罪了,但你不能因此說給機會這個行為本身就是錯的。以后就不要給任何機會,盡量的判實刑就安全了。
       
        如果你認為這樣就安全的話,那我來問你,你判處實刑之后犯罪人有沒有可能再犯罪,這種再犯罪的情況是不是更多,那是不是也要追究你錯誤的判處實刑造成交叉感染的責任。
       
        但好像從來沒有人被追究過判處實刑不當的問題,就好像你要把人抓進來、關起來就沒有任何責任了,而只要放人就要承擔無窮無盡的責任。
       
        這個潛在的邏輯,仍然是重型主義的暴力邏輯,缺少了少捕慎訴慎押的人性邏輯。
       
        事實上,對于很多輕罪的犯罪人,如果真的關在看守所和監獄之中,在與其他罪犯接觸的過程中是更有可能染上其他惡性,增長犯罪能力,接受反社會觀念的。這樣一來,其實判處實刑是更加有可能誘發再犯的。
       
        如果真正從預防再犯的角度出發,也應該緩刑和實刑一起查,存在判處緩刑不當,就應該存在判處實刑不當,應該一并追究。
       
        如果判處實刑再犯的可能性高于判處緩刑的人,那這個追究的重點就應該從判處緩刑轉移到判處實刑上來。
       
        也就是說你判處輕罪實刑一旦發生再犯的時候,就應該審查其是否有判處緩刑從而降低再犯風險的可能,沒有判處緩刑的倒是要說明原因。而判處緩刑的則不需要說明原因,因為緩刑畢竟是降低交叉感染的風險,再犯的風險低。
       
        也就是同樣都有再犯可能,實刑比緩刑風險大,那么實刑適用就應該重點監督,而不是對緩刑適用進行重點監督,不是像現在這樣反著來。
       
        這個觀點并非標新立異,而是與犯罪結構輕刑化的基本趨勢相吻合的,法律適用應該符合一個基本的比例性原則。
       
        最后,從政策提法層面我建議,在“少捕慎訴慎押”這個六字原則的基礎性應該明確的加上“緩刑”兩個字,從而形成“少捕慎訴慎押緩刑”的八字原則,這樣才能構成更加完整的輕罪刑事政策,這個政策才能真正走通。

      【作者簡介】
      劉哲,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三級高級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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