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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法的性質及其基本教學范疇
    2022/5/25 9:26:10  點擊率[449]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律社會學
      【出處】《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16年第2輯
      【寫作時間】2016年
      【中文摘要】慈善法作為一門嶄新的法學學科,其性質和基本教學研究范疇亟須界定。本文探討了慈善法的非政府性(非公法)、非私法性和非營利性三個基本屬性,初步厘清慈善法的邊界和基本原理,論證其作為社會法這一第三法域之重要法律部門的基本定位,而與民商法等私法、行政法等公法有別。本文還對慈善法的基本研究范疇進行了概括列舉。
      【中文關鍵字】慈善法;非營利性;第三法域;民間性
      【全文】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了《慈善法》。2015年年底,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成功申報目錄外二級學科及碩士點、博士點,將慈善法作為社會法學科中的分支學科。2016年春季學期,筆者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教師,為研究生開設慈善法課程。在國內,把慈善法作為一門單獨開設的課程仍屬鮮見,國內學者對慈善法的性質和研究范疇也少有系統的闡述。本文嘗試用描述式的方法對慈善法的性質進行探討,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者對這個新興領域的關注和研究。本文論證慈善法屬于社會法,處于“第三法域”,而與民商法、行政法有別。并由此初步框定慈善法課程的基本教學和研究范疇。
       
        按照流行甚廣的“三部門(three sectors)”劃分理論,在整個社會領域存在政府領域、商業(私人)領域和第三領域。其中,政府存在的意義是為社會公眾謀取福祉,相應在法律領域,政府的行為主要和公法有關;在包括商業領域在內的私人領域,多數行為的目的都是為了私人利益,所涉及的法律主要是私法;而在包括慈善在內的廣大第三領域,人們行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公共利益或者至少是非私人利益。前兩個領域的相關法律調整已經幾近完善,而廣大的被稱為“社會法”的領域,人們對其理解還僅限于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目前,慈善和NGO組織作為第三社會領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美國,三部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1]。美國慈善領域研究學者通過下表描述了三部門社會的核心特征[2]。
       
        表1三部門社會的核心特征
       
        基于這種認識,本文從非政府性、非私法性和非營利性三個基本層面介紹慈善行為、慈善組織和慈善法的基本特點,當然,筆者并不企圖描述慈善法的全部特征。筆者也不支持“純潔主義”的理解,其原因在于實踐中各個學科、各種概念之間存在著相互滲透,相互消解,不斷彌合其間明晰界限的可能。
       
        一、非政府性—培育民間性
       
        從根本上講,慈善公益事業的特點是民間性、自愿性和自主性[3],這和政府行為具有強制性不同,厘清這一點非常重要。政府有權未經納稅人的同意而強制征稅,形成財政收人,并以轉移支付等方式將其運用于包括扶貧、救災、教育、醫療等領域,其在內容上看,和慈善似乎并無差別,但是,其資金是靠國家的強制力征稅而來而非民眾自愿捐出,而且政府提供“公共產品”也是其職責所系,因此,政府所從事的相關行為不能被稱為“慈善”,理解“慈善”,首先要強調其民間性。
       
        (一)政府和慈善的關系
       
        在慈善和政府的關系上,其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提供公共產品(public goods)。但是目前,政府和慈善的關系經常被人們、特別是被政府混淆。最為人所知的例子是“玉樹地震捐款事件”。截至2010年7月9日,全國共接收玉樹地震捐贈款物106.57億元(資金98. 11億元,物資折款8.46億元),除去已用于應急搶險的8.14億元,全國尚結存98.43億元。5月27日,國務院下發《關于支持玉樹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見》(16號文件),文件要求中央有關部門及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機構,將接收的捐贈資金“直接撥付到青海省”,連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贈資金,統一納入災后恢復重建規劃,“由青海省統籌安排用于恢復重建”。2010年7月7日,民政部、發改委、監察部、財政部、審計署又聯合下發了一份名為《青海玉樹地震抗震救災捐贈資金管理使用實施辦法》的文件,將16號文件中與捐贈資金相關的條款進一步明確:包括扶貧基金會在內的13個有募捐資質的全國性基金會,須將捐贈資金撥付青海省民政廳、紅十字會、慈善總會任一賬戶。而集中匯繳后的資金,將由青海省統籌安排使用;具體項目的組織落實,亦由青海省統一負責。其實早在2010年4月18日,民政部就下發了《關于做好玉樹“4. 14”地震抗震救災捐贈工作的通知》,啟動了民間善款向官方匯集的第一步。該文件最重要的內容是明確受捐主體:一是各級民政部門;二是15家有著官方背景的社會組織和公募基金會,分別是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含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中國綠化基金會、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和中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基金會。按照文件規定,其他已開展救災募款的機構組織,均須將所募捐款轉交上述機構。
       
        學者認為,由政府限定募捐組織的做法,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行政審批行為。它一方面限制了公益組織應有的合法募捐權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公民選擇的權利[4]。另外,把民眾捐助的資金統一撥付給政府,相當于把民間捐贈納入政府財政,由于政府財政目前所受到的預算約束并不強,也不透明,長此以往會打擊民眾對慈善的積極性。而且,目前普遍存在的官辦或者半官辦公益的機制還可能存在將營利與非營利混淆之弊端。例如,具有中國特色的“事業單位”既接受捐贈又營利,導致如全球基金凍結對華援助撥款,就是對這種“政府舉辦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ONGO)身份的懷疑。為了保證慈善組織的自愿性、非政治性、民間性和獨立性,有些國家的法律甚至不允許政府捐資設立慈善組綱[5]。
       
        就政府和慈善的關系而言,民間的慈善力量為政府分憂,部分分化政府的公共產品提供職能;政府在通過稅法對慈善組織進行監管以保證其合法運行的同時,亦要對民間慈善提供必要支持。在新的形勢下,政府也日漸認識到福利政策之不足,對私人公益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例如,在美國的不少新興公益事業中,政府不僅是外圍的法律調控者,也是內在的參與者[6]。民間組織和私人既可以和政府合作,如由政府出資購買非營利組織的服務,私人慈善家也可以游說政府對某一項公益事業撥款[7]。在日本,政府除了設立官方的公法法人用于直接提供社會服務和社會救助之外,可以選擇①捐資設立一個慈善法人,或者捐助一個已有的慈善法人;②捐資設立一個慈善法人或者委托(指定、推薦)已存在的慈善法人執行特定的公共服務(行政代行型公益法人或行政委托型公益法人);③政府通過招投標選擇已有的慈善法人從事慈善活動或者完成特定公共事務;④政府在特定慈善項目中與慈善法人合作,通過協議約定各自責任邊界[8],在這四種情況下,慈善法人都是獨立的私法法人,不受政府的干涉。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政府主導的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保障都不是慈善,不屬于慈善法調整的范圍。
       
        (二)從對社會法概念的理解看慈善法的基本性質
       
        對“社會法”概念的研究視角多種多樣[9]。筆者認為,一個有益的嘗試是從調整目的上理解社會法的概念。我們應思考圈定這樣一個被稱為“社會法”的領域想要達成的調整目的是什么。社會法的一個主要的調整目的應是鍛造社會力量的團結。這種社會力量的團結至少可以包括農村村民的團結、城鎮居民的團結、產業工人的團結、消費者的團結、行業的團結等,其主要目的是達成基層的團結。這種團結有不同于通過行政機制聯合的一面,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村民組織法、居民組織法、工會法、消費者保護法、行業自治法和慈善(組織)法等在應然定位上就既不是純粹的私法也不是純粹公法,而是具有社會法的屬性;社會法進而也不能被理解為是公法和私法的簡單相加和混合。社會法的價值目標應是強化各種非政府社會組織的自治和自組織,形成獨立于私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領域,這樣才能填補政府行政力量對社會管制的缺陷;這樣能克服私人“原子化”帶來的不足,讓私人共同處理公共事務,使組織起來的個人一方面有能力對抗強大的私主體的力量—商業企業,另一方面有能力對抗公權力的不當行使和濫用。
       
        (三)政府對慈善行為應恪守邊界
       
        目前我國存在的比較多的慈善組織主要是官辦的慈善組織,慈善壟斷于官府,這是基于對民間的非營利組織的不信任而產生的。從創造性地建立社會治理機制的角度看,政府不應處處插手,事事干涉,而應政府的歸政府,民間的歸民間。否則,民眾對政府寄予不切合實際的期望,政府也為自己攬下不可能完成之重任,無法調動社會的活力和民間的力量,無法區分政府治理和民間自我治理的邊界;具體到慈善法領域,無法促進慈善事業的良性發展。如果為民間組織和慈善組織的行為確立法制的邊界,民間組織并不見得比政府公信力更差。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慈善事業屬于社會保障體系四大支柱中的一個支柱。四大支柱中,如果說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三個板塊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發動,那么慈善的力量則主要來自民間社會。隨著中國公民社會的不斷壯大,構建和諧社會的需求日趨強烈,慈善才有了自己的空間,才有可能有自己的作為。這是慈善立法不能忽略的重要背景。
       
        二、非私法性—激活社會有機體
       
        慈善行為和私人行為之間的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私人的自愿行為,都鼓勵私人的自發行為和創新。但是,慈善法和私法有著很大的區別。
       
        (一)慈善法無法直接適用私權的分析模式
       
        由于無法用傳統的分析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方法來對社會法領域的權利義務關系進行有效解釋,因而有必要引入新的理論。根據美國學者Thomas W. Merrill和Henry E. Smith的分析(參見表2),在傳統的私法理論中,民事主體的權利義務結構大致有兩種典型模式:一種是對人權模式,其中權利主體是特定的,且義務主體也是特定的;另一種是對物權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權利主體是特定的,而義務主體是不特定的。雖然我們也承認處于中間狀態的權利義務結構的存在,但是這些權利主體也都是特定的。[10]
       
        表2民事主體權利義務結構表
       
        按照社會法學者趙紅梅教授的概括,社會法領域的權利義務結構和普通的民事權利義務結構相比是“倒置”的[11]。在這種語境下,存在著一種叫做社會權的不同于民事權利的權利。在慈善法的領域中,受領人所享有的社會權具有更多的不同于民事權利的特征。在慈善法律關系的幾種類型中,最簡單的贈與屬于民事合同關系,但即便是出于慈善的目的,亦非典型的慈善行為,此處不論。其他如通過慈善組織(公益法人、非營利組織)和通過慈善信托所進行的慈善活動中,出現三方主體:第一類是捐出財產的人,姑且稱之為捐出人;第二類為慈善組織,稱之為管理人;第三類是最終取得利益的人,稱之為受領人[12]。受領人對慈善財產沒有請求權,對慈善財產的管理人也沒有請求權,對捐出人更沒有請求權;慈善財產管理人的管理義務也不是針對受領人的義務,而是對財產捐出者的義務。最終受益的甚至不是具體的人,而是社會整體;即便出現受領人的時候,這些人也不是真正的權利主體,按照一種傳統的表述,這些受領人所取得的利益“只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一種反射”[13]。雖然對“社會權”的特征還缺乏具有一致性的權威理論,但是依照民法的一般權利義務理論顯然無法對其提供有力的解釋。
       
        (二)慈善法的理論基礎不同于私法
       
        筆者贊同“社會團結連帶”理論可以作為社會法學的最主要理論基礎之一。社會團結連帶理論對公益慈善制度直接的影響,為其奠定了理論基礎。
       
        社會團結連帶的概念是由法國學者杜爾克姆等提出,法學家狄驥發展了這個概念。所謂社會團結連帶,指的是一種社會關系,即社會中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關系。社會是以共同的目的而相互作用著的各個人,而人首先是一種對自己的行為具有自覺的實體,其次是一種不能孤獨生活并且必須和同類始終一起在社會中生活的實體。因此,唯一實在的社會生活就是能思考、能意識并以一定的目的而行動的各個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生活。
       
        “最早的社會保障形態如互濟基金、互助組織實際上也是源于社會團結連帶的思想。互助互濟最初存在于血緣共同體,后擴大到地域共同體或職業共同體。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出現后,國家成為社會保障的責任主體,國家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負有保障的責任,由國家通過立法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來實現對公民基本生活的保障。社會保險通過雇主、雇員繳費建立社會保險基金,慈善事業通過公益捐贈行為,實現人民之間的直接連帶,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通過公民繳稅形成國家財政收人再轉化為財政支出,保障公民基本生活,實現了人民之間的間接連帶,均建立在濃厚的社會團結連帶思想的基礎之上。”[14]
       
        (三)慈善法乃私法之上生長出來
       
        慈善法和私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諸如公益組織的法律地位和內部組織結構,慈善財產管理人的主體資格、權利義務和責任等都和民法有著莫大的關系。就前者,關于公益事業所采取的組織模式,和民法的法人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為此需要研究財團法人、社團法人、非營利法人、中間法人等的規則和原理。就后者,關于慈善財產管理人職責、義務和責任方面,除了慈善法的特殊規定之外,都可以適用民法甚至信托法的相關原理和規定。
       
        慈善法雖被歸類為社會法,但是,在現階段我們仍需要堅持它是從私法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借以強調它和私法的更緊密的聯系和自愿、獨立的因素,借以和無處不在的行政力量對抗,對抗行政力量過于頻繁地干預私人生活和私人選擇—而慈善行為正是基于這種自愿的選擇而生。
       
        (四)慈善行為擺脫了民法贈與合同中施恩與人的因素
       
        但值得注意的是,慈善行為的概念很廣,包括一對一的具有慈善目的的贈與在內的行為都屬于廣義的慈善行為;而慈善法要和一定的正式組織和中介結合起來[15],來確定其調整對象。也即,慈善法調整的是以一定的慈善組織、非營利性組織和信托受托人為中介的狹義的慈善行為,這樣限定讓現代慈善得以消除傳統慈善行為的個人印記,來斬斷捐出方和受領方之間的個人的聯系,以消除情感因素,消除傳統慈善的個人施惠與人的印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更傾向于使用“公益”替代“慈善”的概念。
       
        三、非營利性和公益性
       
        (一)非營利性和不分配利潤規則
       
        對于一個組織而言,說其具有非營利性,按照經典的定義是指這類企業組織的控制人—成員、董事或其他高級職員等,不得參與企業利潤的分配。這并不禁止該非營利性企業從事營利性活動而取得利潤,也不禁止向慈善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發放“不過分”的報酬[16],而只是禁止其向其控制人分配利潤而已[17]。
       
        (二)目的信托和中間法人所體現的管制緩和
       
        從事公益事業主要有兩種主要的機制。一是設立公益信托,二是設立公益法人和非營利法人。之前,我國公益法人和公益信托的設立因稅收優待問題而存在十分嚴格的設立門檻。但是,從比較法上看,中間法人和目的信托制度的出現,體現了對從事公益的制度管制的緩和以及法律調整方法的日漸靈活。我國的慈善法也體現出了類似的跡象。
       
        1.日本法上的中間法人
       
        中間法人也稱為非公益法人,是指既不宜歸入營利法人,又不宜歸入公益法人的法人。如果把財團法人的設立限制在以公益為目的,民法采取主管官廳許可設立的立場也不難理解。但是日本2008年的《一般法人法》中,對非營利為目的(不以公益為目的)的一般財團法人采取了準則主義的設立立場。其理由是:為了促進市民以多樣的形態從事非營利活動,以準則主義即可設立的非營利目的的財團法人可以擔當重要的職能。承認自由、自律的非營利法人的成立是日本一般法人法的思想。
       
        2.目的信托
       
        從技術上講,公益信托也屬于目的信托,不過我們通常只稱之為公益信托,而在說目的信托的時候是特指非公益的目的信托。所以狹義的目的信托是指沒有受益人、為了某種非公益的目的而設置的信托。在把信托簡單地區分為公益信托和私益信托的時候,幾乎沒有目的信托的存在空間。不過,法律當中逐漸出現邊界模糊化的傾向。在信托的分類當中,存在著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劃分,因不同的劃分而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則。但對于某些處于中間地帶或者灰色地帶的信托制度,該如何對其進行定性,直接決定著規則本身的運作。而社會的需求并非截然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因此,承認中間狀態的信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為了公司職員來管理和運營體育設施的信托、保護著名(或者不著名)人物出生地的信托(也有人認為這屬于公益信托)等。嚴格地說,并不能很肯定地說這些信托是以公益為目的的。而且設定公益信托需要得到主管機關的許可,其標準是非常嚴格的,因此設定公益信托也是困難的。這就產生了是否要把這些規定柔軟化的問題[18]。
       
        3.日本公益信托法和公益法人制度的聯動
       
        日本的法人制度分別在2004年、2008年進行了重要的改革。根據2004年的《中間法人法》,以非營利亦非公益為目的的“中間法人”(同窗會、社交俱樂部、相互扶助組織等)可根據準則主義取得法人格。而根據2008年的《一般法人法》,中間法人中滿足公益法人條件、取得公益認定機構認定的,可以成立公益法人。只要成立中間法人(確定非營利),即可從事公益事業,但是,只有公益法人才能取得稅收優得[19]。而在日本公益信托制度發展的規劃書中,建議日本的公益信托的改革方向要和公益法人的改革方向一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三點是:其一,廢除主管機關在許可、監督方面的權力,是否具有公益性由公益性認定機構認定;其二,公益性的認定條件盡量和非營利法人中的公益性認定要件一致;其三,內部運營機構等治理結構以及信息公開等方面盡量要和被認定具有公益性的非營利法人遵照同樣的規則[20]。
       
        4.美國公益信托設立的程序和非營利性
       
        根據美國薩拉蒙(Lester M. Salamon)教授編纂的《非營利組織法律國際指南》,全世界很少有國家對慈善組織等非營利組織的設立采取審批制,通常采取注冊制(registration basis);而普通法系國家走得更遠,他們甚至還有例外規則(Exception basis) ,規定:只要慈善等非營利組織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就應當被推定為合法組織,甚至都不需要登記[21]。美國設立公益信托的過程可以概括如下,以供參考[22]:
       
        第一,首先看設立信托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形式上是看是否有非確定的受益人(如果不符合,則看是否構成私益信托,信托并非不成立)。
       
        第二,若符合上述要求還要看信托目的是否符合一般可以接受的公益目的的類型之中,例如濟貧,促進知識、教育和宗教的進步,促進健康等(如果不符合,則看是否能構成私益信托)。
       
        第三,若符合上述條件還要看該信托基金是否全部是用于公益事業(即使不是全部用于公益目的,還要看該信托基金是否是可分地用于公益目的—例如,把基金的部分用于公益目的、其他的部分用于非公益的目的,或者把全部的基金用于公益目的確定的期間之后再用于非公益的目的,或者反之。如果不符合上述要求,則要看是否構成私益信托,設立信托的意愿并不一律受到否認)。
       
        第四,如果符合上述條件,還要看信托利益在反永續規則期間能否取得信托利益(若否,則要看信托利益是否只是從一個公益目的轉向另外一個公益目的。如果不符合,則不能成立有效的公益信托)。如果全部符合上述條件,則成立有效的公益信托。
       
        沒有經過登記(不管是不符合登記條件還是設立人自愿選擇不進行登記)的公益信托,也包括公益和私益連續的信托,如果符合私益信托的條件,自可成立私益信托。我國《信托法》第62條第2款也規定,“未經公益事業管理機構的批準”,只是“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義進行活動”而已,并非設立無效。
       
        目的信托和中間法人使處于公益和私益之中間狀態的信托和法人更為容易地成立,使人們能更便捷地利用各種制度從事慈善活動。根據過去的信托法理論,只在公益信托中才承認不存在受益人的信托。但是,公益信托的設定需要主管官廳的許可,由于許可標準比較嚴格,設定公益信托比較困難,因此似有更靈活化的必要。實際上,民法上也需要改革采取嚴格許可標準的公益法人制度。應當使認可這種有類似公益目的的法人和信托變得容易,使之能快速地成立。允許非公益目的信托的存在會在整體上促進社會基層的團結與和諧。
       
        (三)確立公益事業設立登記和稅收待遇的相關性
       
        若公益信托要享受稅收優惠或者其他優惠政策的優待,則有關部門對其進行監控是必要的。但是,應探討不經主管機關的允許而創設公益信托的可能性。若信托想得到稅收優惠,許可制無疑是必要的。但是若信托不想取得任何的優惠,有沒有可能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設立信托呢?像扶助貧窮者等公益行為應當允許所有的公民在沒有國家許可的情況下進行。相應的在和登記的關系上,在設立公益信托時,應當可以選擇登記的、受監督的公益信托和不登記的、少受監督的公益信托兩種形式。即,為了鼓勵公益事業的發展,并緩解過分嚴格的批準制的缺陷,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是:允許規模小一些的慈善團體設立非登記的公益信托,并且其不得使用“登記的公益信托”的名稱。這種公益信托不應或只應在較小程度上享受優惠措施,并且在其設立后也不受有關機關的監督。只是,這種信托的有關當事人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且似乎可以申請法院作為信托的監察人[23]。
       
        慈善法確立了慈善信托設立的備案制,極大便利了慈善信托的開展。根據信托法的規定,公益信托的設立采取的是審批制,這為公益信托的設立增加了很大難度,所以,信托法頒行近15年,落地的、符合信托法要求的公益信托數目寥寥。新法確立了備案制,同時確立了備案和稅收優待的聯動關系(“未按照前款規定將相關文件報民政部門備案的,不享受稅收優待”),體現了對行政審批權的削減和對慈善事業的支持,無疑將對慈善信托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不過,由于慈善信托也要享有稅收優待,完全采用備案制似乎對假借慈善之名從事為私人牟利之行為缺乏審查和規制,備案制的內涵如何、是否以及如何確定審查慈善信托的設立門檻,是未來民政部門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
       
        (四)實現公益性機制的創新
       
        在美國產生了公益機制的創新形態,具體有創投公益(ven-ture philanthropy)、社會企業、影響力投資[24]和福利企業等,我國近年來也有對這些新概念、新趨勢的應用[25]。概括起來看,這些都是以追求影響力和效率為目標、混合營利與非營利的公益模式[26]。從法律結構上如何解讀這些創新,是擺在法學者面前的艱巨課題。
       
        例如,目前在美國大規模出現雙重目的—營利和公共利益的社會企業或者福利企業,出現了慈善商事化和商事慈善化的結果。學者指出,資金籌集政策和稅法立場是決定未來的社會企業發展的關鍵。如果解決了慈善組織的資金籌集問題,例如慈善組織可以通過統一的資本市場發行“慈善證券”,則社會企業也許就喪失了其存在的主要基礎之一—“慈善組織不必商事化為社會企業”。另一方面,如果改革現行的稅法體系,使從事了較多慈善事業的營利性公司能獲得更好的稅法待遇,則社會企業產生的另一個基礎也許就淡化了—“商事公司不必為稅收待遇而慈善化為社會企業”。[27]
       
        四、慈善法課程的基市范疇
       
        基于以上基本理論,本課程以立法的結構為基本結構,劃分為七部分。
       
        第一部分為“概述”,對應《慈善法》第一章,其主要內容包括:我國的慈善事業現狀、我國社會對慈善的需求、現有的慈善法律框架、中國的慈善現狀和我國慈善法研究的性質、基本原則和基本范疇。
       
        第二部分為“慈善組織法(一)”,對應《慈善法》第五章,主要討論慈善信托法和目的信托。
       
        第三部分為“慈善組織法(二)”,對應《慈善法》第二章,主要研究慈善基金會和其他非營利性組織等。
       
        第四部分為“慈善財產”,對應《慈善法》第六章。
       
        第五部分為“慈善行為法”,對應《慈善法》第三、四、七章。主要研究①捐贈行為法;②募捐行為法;③慈善服務法。
       
        第六部分為“慈善促進法”,對應《慈善法》第九章。主要探討慈善稅收等優惠措施。
       
        第七部分為“慈善組織和慈善活動的監管和法律責任”,對應《慈善法》第八、十章。

      【作者簡介】
      趙廉慧,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信托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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