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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定罪量刑規則研究
    2022/5/26 14:52:02  點擊率[530]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法學
      【出處】《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或囿于認知誤區,或源于立法疏漏,刑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配置明顯輕微。輕刑化的立法配置,使刑事司法在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定性時廣泛援引《刑法》第13條但書規定出罪,在有罪判決中頻繁適用緩刑與免予刑事處罰規定,導致該罪呈現高無罪率與高非實刑率的態勢。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益具有同質性,對該罪的輕刑化立法配置,是造成定罪量刑失衡與犯罪黑數高的重要原因。應當對本罪的立法與司法進行理性調適:在立法上,宜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進行重新配置,參照拐賣婦女、兒童罪設置三檔法定刑;在司法上,應當從嚴打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提高實刑率,以增強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制裁的實效性。
      【中文關鍵字】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定罪規則;量刑規則;高無罪率;量刑輕緩化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雖然屬于對向犯,但無論在理論、立法還是實踐中,前者都不是刑法打擊的重點。刑法理論認為,之所以打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一方面是由于“收買行為嚴重侵犯了被害婦女、兒童的人身自由與身體安全”,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收買行為“客觀上助長了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1],因而成為了刑法處罰對象。
       
        由于處罰收買行為的重要理由是其助長了拐賣行為,因而在理論認知上,收買行為的危害性與可罰性較之拐賣行為更低,由此逐漸形成了“以處罰拐賣行為為中心”的打擊人口買賣犯罪刑事政策邏輯。受此影響,相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罪而言,我國刑事立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法定刑配置明顯更加輕微,僅規定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檔法定刑,沒有規定加重情節,其出罪空間也相對更為寬泛。
       
        在早期的司法實踐中,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情節輕微的,一般不以犯罪論處。根據2010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第20條的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通常只有具備嚴重情節的,才以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論處,如“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后,違背被收買婦女的意愿,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阻礙對被收買婦女、兒童進行解救的”“非法剝奪、限制被收買婦女、兒童的人身自由,情節嚴重”“所收買的婦女、兒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買,或者收買多名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等等。
       
        隨著人權觀念的發展,刑法基于維護社會穩定的客觀需要,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的刑事政策也有所收緊。其一,立法上適度擴大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的處罰范圍,限縮收買行為的出罪空間。2015年8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九)》),其第15條規定,“將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修改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由此,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從可以無罪轉變為一律入刑。其二,司法上加強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的處罰力度,強調從嚴打擊。2015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維護公共安全的若干意見》指出:“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加大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的懲治力度,強化對婦女、兒童的司法保護。”
       
        然而,與拐賣婦女、兒童罪相比,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配置仍然明顯輕微,處罰范圍也相對較狹窄,這表明在立法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實質上屬于“輕罪”之范疇,加之長期以來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的危害性認知不足,可能導致司法實踐中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處罰存在漏洞。基于該問題意識,本文將對現有的法律文書進行實證分析,以闡明在現有的立法規定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定性與量刑中存在的司法實踐問題,進而總結出該罪適用的司法規則,以為可預期的立法重構與司法裁判優化提供相應參考。
       
        二、定罪影響因素的假設與分析
       
        根據刑法理論預設,能夠確定影響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認定的可能因素;根據公開的法律文書,可以形成研究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實踐規則的樣本。兩者相結合,可以建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定罪的邏輯回歸模型,以此為基礎,總結出本罪司法認定的基本規則。
       
        (一)研究設計
       
        1.樣本及來源
       
        本研究樣本來源于“中國檢察網”和“中國裁判文書網”。[2]“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裁判文書基本都是有罪判決,極少數是無罪判決,判決書所體現的無罪判決率也并非真實的無罪率[3],因此,僅搜集“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樣本并不能準確反映出本研究主題內容,即在司法過程中,哪些因素影響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的定性。充分搜集有罪和無罪判決,是保障研究結論可靠的前提。基于我國的司法現實,大量的無罪案件出現在審查起訴階段,對此,可以通過檢索“中國檢察網”公布的不起訴決定書確定。
       
        首先,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為關鍵詞進行交叉檢索,將其他檢索條件設定為“刑事案由”“判決書”,在篩除重復、無效的文書之后,得到568份判決書,均為有罪判決,但有38例屬于定罪免刑。其次,在“中國檢察網”以“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為關鍵詞進行交叉檢索,將其他檢索條件設定為“不起訴”,在篩除重復、無效的文書之后,得到136份不起訴決定書。以上法律文書將作為本研究的有效樣本。
       
        2.變量及假設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結論有兩種:有罪和無罪。模型的邏輯判斷過程是,在滿足特定條件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行為構成犯罪;在不滿足特定情況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行為無罪。由于因變量屬于二分類變量,因此,適合建立二元邏輯回歸模型。
       
        根據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是行為犯,只要有收買行為即構成本罪,因此,本罪的出罪通常需要援引《刑法》第13條但書規定,即滿足特定條件時,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進而不作為犯罪處理。[4]當然,即使適用但書規定,也應當說明何為情節顯著輕微以及何為危害不大。在司法實踐中,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適用存在較多的法定或酌定情節,經過研讀裁判文書,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因素有:(1)自首。自首是法定的從寬處罰情節,行為人自首的,可以作為影響定罪的重要因素。(2)坦白。行為人犯罪后如實供述自己犯罪行為的情況較為常見,可能影響犯罪性質認定。(3)不阻礙解救。根據《刑法》第241條規定,行為人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之后不阻礙解救的,可以作為從寬處罰的情節,疊加其他影響因素,有可能被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4)沒有虐待行為。考慮到此類案件的特殊性,行為人收買婦女、兒童后沒有虐待行為,或者將婦女、兒童視為家屬的,表明行為的危害性較輕,可能影響定罪。(5)沒有實際收買。司法實踐中,存在“放鴿子”行為,即行為人一開始有收買意愿,后來反悔的,由于沒有實際的收買行為,可能影響定罪。(6)組建家庭。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并與該婦女組建家庭的,司法機關往往將之作為定罪考慮因素。(7)民間收養。司法實踐中,存在民間送養與民間收養兩種無罪的形態,在部分案件中,行為人在收養兒童時,雖然支付了一定費用,但該費用被認為是營養費而非購買兒童的對價時,不影響民間收養的認定。[5]因此,如果能夠認定收買兒童行為屬于民間收養,則一般也不作為犯罪處理。
       
        (二)定罪模型與定罪邏輯
       
        由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在對象上存在差異,在定罪情節上也存在一定的區別,兩者共同的影響因素是前5個,即“自首”“坦白”“不阻礙解救”“沒有虐待行為”“沒有實際收買”,不同影響因素有2個,分別是“組建家庭”和“民間收養”。據此,應當建立兩個模型。為此,對以上指標進行操作化賦值如下:
       
        表1 指標定義
       
        符號  指標名稱  指標賦值
       
        Xsub1/sub  自首  有=1,無=0
       
        Xsub2/sub  坦白  有=1,無=0
       
        Xsub3/sub  不阻礙解救  有=1,無=0
       
        Xsub4/sub  沒有虐待行為  有=1,無=0
       
        Xsub5/sub  沒有實際收買  有=1,無=0
       
        Xsub6/sub  組建家庭  有=1,無=0
       
        Xsub7/sub  民間收養  是=1,否=0
       
        由此,得到兩個模型:
       
        模型一(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定罪模型):Ysub1/sub=asub0/sub+asub1/subXsub1/sub+asub2/subXsub2/sub+asub3/subXsub3/sub+asub4/subXsub4/sub+asub5/subXsub5/sub+asub6/subXsub6/sub
       
        模型二(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定罪模型):Ysub2/sub=asub0/sub+asub1/subXsub1/sub+asub2/subXsub2/sub+asub3/subXsub3/sub+asub4/subXsub4/sub+asub5/subXsub5/sub+asub7/subXsub7/sub
       
        運用SPSS21.0軟件,經過相關性檢驗、因子適應性分析,得出模型的相關運行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2 邏輯回歸輸出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Xsub1/sub  ——0.279  ——0.239
       
        Xsub2/sub  ——0.816  ——1.053
       
        Xsub3/sub  ——6.792  ——3.077
       
        Xsub4/sub  ——0.806  ——6.219
       
        Xsub5/sub  ——0.228  ——1.747
       
        Xsub6/sub  ——9.265
       
        Xsub7/sub                ——0.192
       
        asub0/sub  13.9  12.1
       
        KMO和巴特利檢驗  KMO=0.720, P值=0.000  KMO=0.614, P值=0.000
       
        預測準確率  83.7%  72.5%
       
        從模型運行結果來看,模型一的預測準確率達到83.7%,模型二的預測準確率達到72.5%,均超過70%,表明模型預測的結果較好。
       
        分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的定罪模型可知,“自首”“坦白”“不阻礙解救”“沒有虐待行為”“沒有實際收買”“組建家庭”6個因素,都與定罪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滿足以上條件,行為有可能被認定為無罪。其中,指標Xsub3/sub和Xsub6/sub的系數較大,Xsub3/sub每變動1個單位,因變量Ysub1/sub將變動6.792個單位,Xsub6/sub每變動1個單位,因變量Ysub1/sub將變動9.265個單位,表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的認定受“不阻礙解救”和“組建家庭”兩個因素影響較大,成為司法實踐中經常考慮的認定無罪的影響因素。
       
        分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的定罪模型可知,“自首”“坦白”“不阻礙解救”“沒有虐待行為”“沒有實際收買”“民間收養”6個因素,與定罪都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滿足以上條件,行為可能被認定為無罪。其中,指標Xsub3/sub和Xsub4/sub的系數較大,Xsub3/sub每變動1個單位,因變量Ysub2/sub將變動3.077個單位,Xsub4/sub每變動1個單位,因變量Ysub2/sub將變動6.219個單位,表明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受“不阻礙解救”和“沒有虐待行為”兩個因素影響較大,因此,收買兒童行為無罪結論的得出經常考慮這兩個因素。
       
        綜合分析兩個模型的定罪影響因素,除了法定因素之外,還存在法外因素,如被收買的婦女與行為人組建家庭,行為人對被收買的兒童沒有虐待行為,這些因素雖然非法定,但是在個案中極大地影響著定罪裁判。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之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在立法邏輯上應當一律作為犯罪處理。[6]但在事實上,但書的廣泛援引,使得司法實踐中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實際無罪率較高,約19.3%,出罪的主要理由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但是關于何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司法實踐中并未達成一致意見。同時,在個案中,酌定不起訴的適用也越來越多。[7]根據《刑法》第37條以及《刑事訴訟法》第177條第2款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不起訴。例如,宋某某涉嫌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案中,人民檢察院認定:宋某的行為“應以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追究刑事責任,但犯罪情節輕微,具有犯罪未遂、自首、認罪認罰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的規定,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宋某某不起訴”。[8]通過分析模型及相關法律文書可知,適用但書及酌定不起訴出罪,通常情況下要疊加多個從寬處罰因素,依據單一從寬因素進而出罪的案件極少。由此可見,司法實踐中雖然認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屬于輕罪,可以不起訴,但出罪時仍然比較謹慎。
       
        三、量刑影響因素及其傾向分析
       
        由于立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僅設置了一檔法定刑,同時,《刑法》第241條第6款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此,本罪量刑事實上存在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為了研究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司法全貌,尤其是審判機關在自由裁量時是否存在某種傾向,需要對該罪的量刑規則進行具體分析。
       
        (一)樣本與統計
       
        本研究樣本來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關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作出的有罪判決,研究目標是判斷在有罪判決中哪些因素能夠影響量刑。由于“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的568份判決書,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都作出了有罪判決,因此,該568份判決書即為本部分研究的有效樣本。
       
        根據量刑的基本理論及量刑規范化的要求,本部分選取“量刑時長”“是否緩刑”“拐賣對象”“從輕或從重”作為指標,用于評估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量刑狀況。具體指標的含義是:(1)量刑時長,反映對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行為人量刑的輕重,分為1-3年有期徒刑、不滿1年有期徒刑(包括拘役和管制)、免刑。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基準刑的確定一般采取法定刑中間線標準[9],以此為基礎,再結合從輕或從重處罰因素確定宣告刑和執行刑。(2)是否實刑,反映對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行為人究竟有沒有判處實刑,評估司法機關對該罪行為的危害性認知狀況。一般而言,對于法定刑3年以下的輕罪,如果較為普遍地判處實刑,意味著司法對此類行為從嚴打擊;反之,則表明司法有從寬傾向。[10](3)拐賣對象,分為婦女和兒童,反映司法機關對不同被收買對象量刑是否存在差異;(4)從輕或從重,反映司法機關對本罪中量刑情節的運用情況。經統計,形成如下表格:
       
        表3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量刑狀況評估
       
        量刑時長  是否實刑  拐賣對象  從輕或從重
       
        1-3年  227  是  17  婦女  375  從輕  567
       
        不滿1年  303  否  551  兒童  193  從重  0
       
        免刑  38                          未說明  1
       
        (二)量刑傾向:輕刑化與非實刑化
       
        經過對量刑狀況的描述性統計,可以整體把握司法實踐中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量刑傾向,即輕刑化與非實刑化。具體而言:
       
        1.輕刑化及其緣由。從量刑時長分析,雖然《刑法》第241條規定,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從“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568份判決書來看,實際判處的最高刑僅為1年有期徒刑,沒有任何案例被判處大于1年有期徒刑,更遑論判處3年有期徒刑。由此可見,1年有期徒刑在司法實踐中事實上成為了本罪量刑的上限。上述568份判決書中,有7例被判處了管制,有63例被判處了拘役,有38例定罪免刑,其余案件在名義上都被判處了1年以下有期徒刑(包含本數)。由于管制相對于有期徒刑或拘役而言性質較輕,且一般情況下最高期限為2年,結合《刑法》第41條的規定,羈押1日折抵管制2日,為了便于計算刑期均值,參照刑法規定將管制的刑期折半計算;由于拘役與有期徒刑的性質相似,且《刑法》第44條規定,羈押1日折抵拘役1日,為了便于計算刑期均值,將拘役與有期徒刑按照1∶1代換。據此,可以計算出司法機關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量刑的均值為8.3個月有期徒刑。
       
        結合以上分析,本罪實際判處的最高刑為1年有期徒刑、量刑均值約為8.3個月有期徒刑。據此可知,司法機關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量刑有明顯的輕刑化傾向。這種傾向的形成,反映了司法機關普遍認為收買行為的危害性較低,因此,在刑事司法政策上趨向于從寬[11],甚至在個案中,即使行為人收買婦女、兒童后又構成其他關聯犯罪的,對收買行為本身的處罰也較為輕微。例如,鐘某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迫賣淫一案中,法院認為:鐘某某“伙同他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并使用非法關押、毆打、恐嚇等手段逼迫被收買的婦女賣淫,其行為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和強迫賣淫罪”,據此認定,鐘某某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強迫賣淫罪,數罪并罰。但是在量刑上,法院對鐘某某所犯的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僅判處了1年有期徒刑。[12]從案件事實來看,鐘某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不是為了“傳宗接代”,而是為了利用婦女賣淫賺錢,并“使用非法關押、毆打、恐嚇等手段”強迫,證明其收買行為本身性質也極為惡劣,因此,僅就收買行為本身而言,存在極大的社會危害性,不宜認定該收買行為情節輕微而僅判處1年有期徒刑。既往的司法實踐中,由于普遍認為收買行為較之拐賣行為的危害性輕微,并非重點的打擊對象,因而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所實際判處的最高刑僅1年有期徒刑,刑法規定的本罪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形同虛設。
       
        2.非實刑化及其邏輯。從是否判處實刑來看,僅有17例案件被判處了實刑,其余的案件要么被判處了緩刑(513例),要么定罪免刑(38例)。由此可見,司法實踐中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非實刑率極高,約為97%。如此之高的非實刑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中幾乎都適用了從輕處罰情節(567例),而從個案來看,本罪裁判所考量的從輕情況,很多都是法外因素。
       
        表4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中的常見從輕處罰因素
       
        法定情節  酌定情節  多因素疊加
       
        自首
       
        一般6-10個月
       
        不阻礙解救
       
        一般1年
       
        通常情況下,行
       
        為人具有兩個或
       
        兩個以上從輕處
       
        罰情節,量刑一
       
        般在10個月及以
       
        下,乃至免刑
       
        坦白  一般1年  有悔罪表現  一般1年
       
        認罪認罰  一般1年  基于真實收養  一般1年
       
        結婚且婦女自愿
       
        留在當地  一般1年
       
        育有子女  一般6個月以下
       
        首先,司法實踐中對收買行為廣泛適用從輕情節,全面考量法定因素與法外因素,導致本罪量刑上明顯輕微。法定情節如收買婦女案發后“坦白”(判處1年有期徒刑、緩刑1年)[13]、收買婦女案發后“自首且坦白”(判處10個月有期徒刑、緩刑1年)[14]、收買兒童案發后“坦白”(判處1年有期徒刑、緩刑1年6個月);酌定情節如收買兒童案發后“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判處1年有期徒刑、緩刑1年)[15]、收買精神障礙婦女案發后“不阻礙解救、認罪認罰”(判處1年有期徒刑、緩刑2年)。[16]事實上,即使沒有從輕處罰情節,法院在判決時也可能從輕處罰。例如,關于王某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奸一案,基本案情是:2014年7月18日,王某某經他人介紹,從幾名婦女手中以人民幣28000元購買了一自稱杜某某(國籍不明)的女子。當晚,王某某以暴力手段強行與杜某某發生性關系。就此事實,法院認定王某某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強奸罪。就收買被拐賣的婦女行為而言,法院在沒有采納任何從輕處罰情節的前提下,僅判處了王某某有期徒刑8個月。[17]《刑法》第241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的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對沒有從輕處罰情節的案件,按照量刑的中間線標準[18],基準刑宜確定為有期徒刑1年6個月。更何況,本案中王某某又涉嫌強奸罪,與類案相比,性質更為惡劣,理應從重而非從輕處罰。以上判決表明,對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行為人,即使沒有從輕處罰情節,法院也可能運用自由裁量權實現對個案事實上的從輕處罰。
       
        其次,大量法外因素被作為對收買人從寬處罰的依據。例如,“基于真實收養而引起”的收買行為[19]“沒有虐待被拐賣兒童,且以收養為目的”[20]“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并且生育了小孩,婦女自愿留在當地共同生活”[21],等等。由此可見,法外倫理因素的影響滲透是導致此類案件處罰明顯輕微的另一重要原因。
       
        最后,多因素累加,是司法裁判對收買行為進一步從寬處罰的關鍵原因。從相關判決書分析,行為人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從輕處罰情節,則法院對其實際判處的刑罰通常低于1年有期徒刑。例如,行為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與之“共同生活并生兒育女,沒有對被害人有打、罵、體罰、虐待等違法行為,各被害人亦均表示愿意繼續留在當地生活”。因此,對行為人定罪免刑。[22]又如,行為人收買被拐賣的兒童,“坦白且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公安機關對其進行解救”。因此,對行為人僅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緩刑1年。[23]
       
        基于以上分析,司法實踐中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量刑存在明顯傾向,即輕刑化與非實刑化。這種刑罰輕緩化的背后,正是長期以來偏重打擊拐賣行為而忽略對收買行為規制的刑事政策之體現。由此,司法機關廣泛適用從輕處罰情節,尤其是將法外因素普遍作為從輕處罰依據。從現實來看,非實刑化與從輕處罰情節的大規模運用,有放縱違法犯罪的法治風險。
       
        四、研究結論及對立法、司法的反思
       
        (一)研究結論
       
        基于以上實證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在定罪規則方面,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與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的定罪影響因素有所不同,“不阻礙解救”和“組建家庭”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認定影響較大,“不阻礙解救”和“沒有虐待行為”對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影響較大。司法實踐中,《刑法》第13條但書成為主要的出罪理由,即滿足特定條件的,可以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進而出罪。除了但書之外,部分案件依據《刑法》第37條及《刑事訴訟法》第177條第2款的規定酌定不起訴。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的無罪率約為19.3%,明顯高于所有案件無罪率的均值(約12%),且都發生在審查起訴階段。這也表明,案件一旦進入到審判階段,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將難以出罪。
       
        第二,在量刑規則方面,輕刑化與非實刑化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兩大基本特征。之所以輕刑化,一方面是受立法配置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司法實踐中傾向性認為收買行為的危害性與可罰性較低,這導致本罪法定刑名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實際量刑最高僅1年有期徒刑;之所以非實刑化,是因為本罪量刑中大規模適用從寬處罰情節,且只要有從寬處罰情節,幾乎必然適用緩刑或定罪免刑。
       
        綜上所述,司法實踐中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定罪與量刑都較為寬松,從寬處罰是本罪刑事司法政策的主要傾向。
       
        (二)反思
       
        1.以良法之治提高刑法的科學性
       
        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實證研究,不僅是為了反思司法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立法問題。科學的法需形式完備、實質良善,“法律的形體雖完備,而其實質若不善良……其逞荼毒之害”。[24]現行《刑法》對拐賣與收買行為采取“一重一輕”的刑事立法政策,體現了立法對拐賣行為打擊的針對性與對收買行為打擊的附帶性,在特定時期具有積極意義。隨著收買行為的危害性顯現,刑事立法對此類行為不能僅采取附帶打擊的策略,而應當重新配置刑罰及對應情節,優化罪刑結構。
       
        刑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的規制,經歷了從非犯罪到犯罪化的發展歷程。1979年《刑法》只規定了拐賣人口罪,并沒有規定收買行為構成相關犯罪,換言之,此時的收買行為尚未被犯罪化。1997年《刑法》通過后,“考慮到拐賣男子屬于罕見的情況,況且直接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罪具有懲治的針對性,有助于提高立法的威懾力”[25],故將拐賣人口罪修改為拐賣婦女、兒童罪。而對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直到1991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第3條中才首次予以犯罪化。立法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犯罪化,當然有嚴密刑事法網之考量,而對于收買行為處罰較輕,則與當時的立法認知密切相關。立法者認為,之所以處罰收買行為,是因為“伴隨著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犯罪的出現,一些地區由于法治觀念淡薄,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的情況比較突出,為拐賣婦女、兒童提供了市場”。[26]“法治觀念淡薄”與“為拐賣婦女、兒童提供了市場”是立法理由所表達的兩個關鍵詞:由于本罪是法制觀念淡薄所致,因而對行為人的處罰不能過于嚴厲;又由于收買行為的危害性主要是為拐賣行為提供市場,因而在處罰上應當較之拐賣行為輕微,處罰收買行為不過是打擊拐賣行為的附帶結果。以上立法認知,與早期立法僅打擊拐賣而不打擊收買行為的刑事政策立場,以及當時背景下我國的現實因素有關。受此影響,刑法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設定為輕罪,并配置了明顯輕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由此形成了拐賣婦女、兒童罪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一重一輕”的立法格局。
       
        然而,立足于良法之治的立場,刑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立法規定總體較為粗糙,對本罪的法益侵害性欠缺充分認知,法定刑配置偏輕,亦未能結合關聯情節設置科學的刑罰梯度,因此,1997年《刑法》將收買行為犯罪化雖然嚴密了刑事法網,但是其具體規則仍然存在優化空間。
       
        首先,收買行為與拐賣行為的法益侵害具有同質性。基于法益保護主義,犯罪的本質是行為侵害或威脅法益,刑罰的配置應當與行為的法益侵害性相當。[27]因此,立法的基本立場應當著眼于被害人,而不是行為人,行為對被害人的法益侵害嚴重時,法定刑配置要重;反之,行為對被害人的法益侵害輕微時,則相應法定刑配置要輕。雖然刑罰配置的整體趨勢是去重刑化[28],但在個罪中仍然存在刑罰配置過于輕微的問題,有必要適度提升。有關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刑法理論認為,本罪的法益是被害婦女、兒童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與拐賣婦女、兒童罪同質。既然如此,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在法定刑配置邏輯上應當與拐賣婦女、兒童罪形成基本呼應。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有三檔,第一檔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第二檔即情節嚴重的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三檔即情節特別嚴重的為“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據此,即使認為收買行為較之拐賣行為輕微,可以在法定刑設置上輕一些,但是基于法益的同質性,以及兩罪對向犯的特征,也宜參酌拐賣行為設置三檔法定刑。
       
        科學的刑事立法必須基于中國現實,基于此,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應當是重罪而不是輕罪。傳統刑法理論認為,刑罰應當與犯罪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性相匹配,這是著眼于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法益保護所作出的理論預判。刑事立法必須經由中國話語凝練,立足于中國現實,如此才能體現其本土科學性。[29]我國之所以對拐賣人口犯罪深惡痛絕,不僅在于其行為侵害了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更大的原因在于“血濃于水”的親情關系,“為人父母天下至善,為人子女天下大孝”的觀念根植于國人內心,亦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對拐賣及收買行為,不能僅視為對婦女、兒童的侵害,而應當延伸至中國傳統文化的親情關系中,視為對親屬合法權益的侵害,立法只有將此考慮進來,才能在中國刑法話語中尋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例如,對于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的行為,有的收買者是基于真實收養目的,事實上也將被拐賣的兒童從“人販子”手中買下,這樣看來,收買行為似乎對兒童而言有時是有益的,是一種解救行為。然而,收買婦女、兒童背后存在深層次的侵害,尤其表現為對婦女、兒童親屬的侵害,無數尋親者的經歷表明,兒童、婦女被拐賣被收買,對親屬的傷害無疑更大,而這一點收買者明知。因此,此類犯罪的真正的被害人不僅限于被拐賣、被收買者,還應該包括其親屬的情感法益,這正是其特殊性之所在。如果僅考慮對被害人法益侵害本身,而不考慮對親屬的實質侵害,就不可能充分認識到收買行為的危害性。更何況,被收買的婦女往往淪為“生育工具”,被收買的兒童常常成為“傳宗接代工具”,而這種侵害在婦女、兒童被收買后長期持續存在。
       
        其次,現行立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刑罰配置的輕緩化,事實上造成了處罰的不合理。一方面,由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被立法設置為輕罪,對應的刑罰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時還特別規定了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情節,這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緩刑的大量適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我國歷年的總體緩刑適用率約為30%。而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即無再犯危險,由于欠缺可操作性,事實上主要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30]在此情況下,緩刑是否適用,受司法實踐中對犯罪本身的認知影響很大。根據《刑法》第72條的規定,對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適用緩刑。據此,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完全符合緩刑的前提條件,由此,立法傳遞的信號是,該罪屬于輕罪,可以較為普遍地適用緩刑。結合司法實踐中行為人認罪認罰、悔罪率極高的現實情況,本罪的真實緩刑率超過90%。二是無罪率偏高。實證分析表明,對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雖然審判階段并無無罪判決,但在審判之前的審查起訴階段存在大量的不起訴文書,綜合無罪率達到19.3%,遠超無罪率均值12%左右。除此之外,司法實踐中還存在大量由于經過5年追訴時效而不追訴,以及由于受害人與行為人組成了長期穩定的家庭關系而沒有進入刑事程序的案件。例如,有關被拐賣婦女起訴離婚的案件,“中國裁判文書網”可以檢索到17例不予離婚的判決。[31]判決不予離婚,意味著案件只被視為民事糾紛,自然在事實上也沒有作為犯罪處理。此類案件,應當屬于事實上沒有作為犯罪處理,應當計入到真實的無罪率之中。因此,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的真實無罪率可能更高。另一方面,此類犯罪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數。收買與拐賣是對向行為,因此,從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案發數量及行為人供述,可以初步確認收買犯罪的大致數量。以“拐賣婦女罪”“拐賣兒童罪”“拐賣婦女、兒童罪”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進行交叉檢索,將其他檢索條件設定為“刑事案由”“判決書”,在篩除重復、無效的文書之后,得到3210份有效判決書。[32]對以上判決書涉及到的拐賣情節進行逐個分析,統計出被販賣的婦女、兒童數量合計為19117名,由此可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一定有19117個涉嫌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犯罪事實存在。然而,已公布的判決書中關于收買行為只有568個有罪判決,與拐賣婦女、兒童罪判決書所呈現的情況相差約32.7倍,如此巨大的差距,除了由于經過追訴時效而不追訴以及在審查起訴階段做出不起訴決定的之外,無疑是犯罪黑數大量存在所致。
       
        最后,收買行為還隱藏了許多其他的犯罪行為,刑法對作為源頭行為的收買行為應當從嚴從重打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是很多其他犯罪的源頭。比如,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的,可能引發強奸罪、強迫賣淫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等;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的,可能引發故意傷害罪、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等。這些犯罪的源頭正是收買行為,從源頭治理以及打擊核心犯罪的角度分析,應當對收買行為從嚴從重打擊。而立法上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輕刑化配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了犯罪。例如,收買被拐賣的婦女之后,極有可能觸犯強奸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強迫賣淫罪等犯罪,然而,在實踐中,被認定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之后,又被認定為其他關聯犯罪進而數罪并罰的卻只有6例,而沒有被追究強奸罪等關聯犯罪的行為人,往往是因為被收買的婦女與行為人已經組建家庭。再如,收買被拐賣的兒童常常伴隨著虐待、故意傷害等行為,同樣存在幾乎不處罰關聯犯罪的問題。面對這種情況,有學者提出,應當“上調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的法定最低刑,新增加重的犯罪構成”。[33]預防犯罪是現代刑法的基本功能,所謂預防性立法應當回溯至犯罪的源頭,對源頭犯罪從嚴打擊。在此意義上說,提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使之成為重罪是必要的。
       
        綜上分析,無論是從立法邏輯還是保護法益抑或源頭治理的角度分析,刑法都應當重新配置、適度提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既然收買與拐賣是對向犯、兩種行為侵害的法益具有同質性以及兩種行為都屬于實質意義上的“上游犯罪”,因此,兩種犯罪的法定刑配置應當相似。考慮到收買行為較之拐賣行為的危害性較輕,可以將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重設如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此處的“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可以參照拐賣婦女、兒童罪,根據實踐中高發的關聯犯罪行為予以類型化,如收買婦女后有強制猥褻、侮辱或者奸淫行為的、收買兒童后有虐待、故意傷害等行為的。按照以上邏輯設置三檔法定刑,維持了本罪的基準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時參照拐賣行為并兼顧實踐狀況規定加重情節,整體上實現了刑罰配置的科學化。
       
        2.以嚴格司法釋放刑罰的有效性
       
        無罪率高與非實刑率高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兩大司法傾向,其中也暗示了本罪在刑事司法方面的問題。2015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維護公共安全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從嚴打擊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犯罪,但是從本罪高無罪率和高非實刑率的司法現實來看,從寬顯然更加契合刑事司法政策邏輯。這也印證了前文的理論分析,即我國事實上形成了“以處罰拐賣行為中心”的打擊人口買賣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對收買行為的打擊力度偏輕,司法矛盾由此凸顯。
       
        一方面,刑法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幾乎沒有實質威懾力。雖然《刑法》規定,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事實上,只要收買者與被拐賣的婦女組成家庭、生育子女,對被拐賣的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一般都適用緩刑,疊加認罪認罰、被害婦女自愿留在當地等因素的,甚至可以免除處罰。刑法的威懾性首先來源于刑罰,當刑罰不再被嚴格執行時,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將極大受阻。[34]
       
        從司法邏輯分析,本罪之所以存在高無罪率和高非實刑率現象,固然源于立法將本罪設置為輕罪,但在另一個層面,司法上過多考慮法外因素,是產生以上現象的重要原因。在有些案件中,當收買行為完成后,又實施其他犯罪的,明顯能夠表明收買行為情節惡劣,卻仍然僅對行為人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本不應當從輕處罰的行為人事實上從輕處罰,體現了司法上的認知誤區,即不區分情形,一律認為收買行為屬于輕罪,應當判處較為輕微的刑罰,這與量刑的一般規則相抵牾。
       
        根據2021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規定,量刑的首要原則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決定判處的刑罰”,在“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第17條規定:“對于犯罪對象為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孕婦等弱勢人員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犯罪的嚴重程度等情況,可以增加基準刑的20%以下”。婦女和兒童,當然屬于刑法中的弱勢群體,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行為,原則上應當從重,或者即使不從重至少也應當采取中間線標準。在不考慮其他情節的情況下,本罪將基準刑至少確定為1年6個月有期徒刑,再根據“同向相加、逆向相減”的量刑規則,對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又對該婦女或兒童實施其他犯罪的行為人,應當認定為性質惡劣或情節嚴重,進而從重處罰,如此才符合量刑規范化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司法上對關聯犯罪行為打擊不力。前文表明,對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行為人,司法機關大多僅判行為人構成一罪,而很少數罪并罰,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當前的刑事司法傾向,即很少處罰收買者實施的關聯犯罪。與之相對,拐賣婦女、兒童的行為人經常一并被判處強奸罪、強迫賣淫罪或故意傷害罪等犯罪。這種現象與其說是收買者很少犯關聯犯罪,毋寧說是由于收買者與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組建了家庭,司法權不愿意干涉“家庭內部糾紛”的錯誤觀念使然。例如,行為人如果收買的是精神病婦女,由于精神病婦女欠缺性的自我防御能力,則與該婦女發生性行為的,應當構成強奸罪。但是司法實踐中,行為人與精神病婦女組建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要么僅認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35],要么沒有作為犯罪處理[36],沒有任何一例因此被判強奸罪。司法上的這種認知錯誤,導致了司法的不作為,有放縱違法犯罪之嫌疑。
       
        法是“一種強制秩序”,有效的法應當對違反法秩序施加必要的強制制裁,“不附制裁的法律義務”或者制裁的強度與行為對法秩序的侵害程度不對應,都可能耗損、削弱強制規范的效力。[37]刑罰是對犯罪附加的刑事制裁,面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輕緩化與非實刑化的整體態勢,司法實踐中應當加大對收買行為及關聯犯罪的打擊力度,提高本罪的實刑率,以強化刑罰對此類行為制裁的實效性。
       
        結語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不是單純法律問題,倫理因素、社會因素乃至經濟因素都極大影響著行為人的決策行動。行為人收買婦女、兒童,也許基于“成婚需求”,或許為了“傳宗接代”,或許還有更深層次的“生存決策”。[38]然而,當一個群體的利益獲取以犧牲他人權益為代價時,這樣的利益維護將從根本上喪失意義。因為人類共存的前提是實現自我利益的同時尊重他人的自由權利[39],并適度忍受來自他人的冒犯,為彼此留下必要生存空間,而不是相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侵害了人之為人最核心的法益即人性尊嚴,當刑事立法將該罪設定為輕罪,同時刑事司法對該罪全面從寬之時,刑法對此類行為的威懾力將被實質削弱。

      【作者簡介】
      夏偉,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1頁。
      [2]檢索日期為2022年2月20日。
      [3]夏偉:《基于Logistic回歸的無罪判決生成路徑的實證分析》,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8年第5期,第127頁。
      [4]儲陳城:《但書出罪適用的基礎和規范》,載《當代法學》2017年第1期,第100頁。
      [5]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檢察院益赫檢刑檢一刑不訴〔2020〕55號不起訴決定書。
      [6]周光權:《對侵犯婦女兒童權益犯罪刑法完善的理解》,載《人民檢察》2015年第18期,第43頁。
      [7]代桂霞、馮君:《輕罪治理的實證分析和司法路徑選擇》,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40頁。
      [8]云南省鎮雄縣人民檢察院鎮檢二部刑不訴〔2021〕Z47號不起訴決定書。
      [9]劉崇亮:《量刑機制的分層量化實證研究——以防衛過當案件為例》,載《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9期,第140頁。
      [10]黃京平、李舸禛:《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司法運行情況指標體系的構建》,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39頁。
      [11]趙志華、鮮鐵可:《輕刑化問題實證研究——以輕刑化趨勢和犯罪態勢的內在平衡為視角》,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1年第9期,第90-91頁。
      [12]廣東省湛江市赤坎區人民法院(2013)湛赤法刑初字第91號刑事判決書。
      [13]安徽省休寧縣人民法院(2017)皖1022刑初20號刑事判決書。
      [14]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9)吉2401刑初467號刑事判決書。
      [15]山東省臨沂市河東區人民法院(2018)魯1312刑初214號刑事判決書。
      [16]山東省陽谷縣人民法院(2020)魯1521刑初27號刑事判決書。
      [17]福建省詔安縣人民法院(2015)詔刑初字第27號刑事判決書。
      [18][德]塔蒂安娜·霍恩雷:《無需量刑指南參考下的適度與非恣意量刑:德國的經驗》,劉勝超譯,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年第6期,第30頁。
      [19]安徽省五河縣人民法院(2017)皖0322刑初248號刑事判決書。
      [20]河北省元氏縣人民法院(2018)冀0132刑初99號刑事判決書。
      [21]江西省安福縣人民法院(2019)贛0829刑初53號刑事判決書。
      [22]吉林省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吉中刑初字第83號刑事判決書。
      [23]廈門市翔安區人民法院(2020)閩0213刑初250號刑事判決書。
      [24][日]穗積陳重:《法典論》,李求軼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頁。
      [25]高銘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頁。
      [26]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頁。
      [27]彭文華:《刑罰的分配正義與刑罰制度體系化》,載《中外法學》2021年第5期,第1318-1320頁。
      [28]何群、儲槐植:《論我國刑罰配置的優化》,載《政法論叢》2018年第3期,第133-134頁。
      [29]劉艷紅:《以科學立法促進刑法話語體系發展》,載《學術月刊》2019年第4期,第94頁。
      [30]趙興洪:《緩刑適用實質要件的操作化》,載《刑事法評論》2019年第1期,第365-366頁。
      [31]參見浙江省長興縣人民法院(2010)湖長泗民初字第250號民事判決書、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法院(2015)原民初字第295號民事判決書、河北省廣宗縣人民法院(2017)冀0531民初495號民事判決書,等等。
      [32]檢索日期為2022年2月20日。
      [33]黃曉亮:《拐買兒童犯罪的法益追問與規范再造》,載《法學雜志》2020年第7期,第105頁。
      [34]徐偉:《論積極一般預防的理論構造及其正當性質疑》,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7年第4期,第78頁。
      [35]江西省貴溪市人民法院(2018)贛0681刑初233號刑事判決書。
      [36]河南省西峽縣人民檢察院西檢刑不訴〔2021〕42號不起訴決定書。
      [37][奧]漢斯·凱爾森:《純粹法學說》,雷磊譯,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65-68頁。
      [38]王金玲:《收買/收納被拐賣婦女成婚:一種生存策略》,載《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第73-78頁。
      [39][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40-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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