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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司法改革的內卷化風險及其治理
    2022/5/27 8:29:45  點擊率[89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司法制度
      【出處】《法商研究》2022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受制于一系列主客觀因素,我國司法改革正在面臨內卷化風險。這表現為司法改革往往只能在既定框架下對有限領域展開審時度勢、持續不斷的調整;盡管改革在相關領域取得顯著的成效,卻難以完全實現預期目標,改革因成效不均衡而無法全面深化。從根源來看,我國司法改革過程中司法獨特性與政治統一性博弈形成的角色約束,“地方試點主義”與“政治錦標賽”疊加而成的競爭傾向,領導決策與政治動員結合產生的行政主導共同型塑并強化了內卷化風險。治理內卷化風險,必須打破角色約束,避免將司法改革作為緩解體制改革壓力的制度性工具,并從制度上充分回應司法需求;限制競爭傾向,降低試點的隨意性與偶然性,提倡有序試點和理性競爭;破除行政主導,保障依法推進、擴大多元參與、提倡增量改革。
      【中文關鍵字】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法官員額制
      【全文】

        改革開放后人民法院的發展史實際上是一部司法改革的歷史,變革始終是其主旋律。司法制度在歷時性變遷中不斷完善。尤其是進入新時期以來,司法改革在力度、廣度、深度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并已取得顯著成效。然而,發現“變”固然重要,但在繁復多樣的變化中發現“不變”也有重大意義。在千變萬化中,司法改革面臨的宏觀、中觀與微觀問題是相對確定的,它們之間的彼此交織成為司法改革必須直面的制度環境。受制度環境的約束,司法改革在較長觀察時段內似乎呈現某種周期循環特征。本文嘗試將內卷化的理論框架由經濟學和政治學研究領域擴展到法學研究領域,并分析“內卷化風險”是如何型塑了我國司法改革的現實樣貌。當揭開表象去深入挖掘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這條線索時,我們就找到了觀察和解釋我國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一、我國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的提出
       
        所謂司法改革的內卷化風險,是指這樣一種潛在的風險狀態:受制于一系列主客觀因素,中國司法改革往往只能在既定框架下,對原有問題進行審時度勢、持續不斷的修正;盡管改革在相關領域取得顯著的成效,卻難以完全實現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和職業化等司法現代化轉型的預期目標;[1]從一個較長周期看,相似改革在周期循環中“內卷優化”,[2]改革因成效不均衡而無法全面深化。“內卷化風險”并非結果意義上的“內卷”,而是一種過程意義上的潛在可能。
       
        (一)我國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的理論基礎
       
        “內卷化”是為數不多的幾個被認為對中國問題具有解釋力,且在國際和國內學術界使用頻率較高、影響廣泛的概念。1963年,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在對印度尼西亞農業經濟進行研究時發現,由于爪哇島缺乏資本、土地數量有限、人口增長迅速,因此島上勞動力不斷高密度地填充到水稻生產中,導致“農業內卷化”。盡管“農業內卷化”下爪哇島的水稻產量上升,水稻生產行業內部日趨精細化,農民收入有所改善,卻阻礙了該島經濟朝著更高效率的模式發展。[3]
       
        著名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發展了“內卷化”的概念用以解釋中國曾經的“小農經濟”:(1)受制于人口過剩、土地有限以及可替代產業缺失等因素,歷史上新增的人口因為生存壓力被過度投入到效率并非最大化的小農經濟(家庭式農場)中;(2)由于人力的持續“過密”投入,因此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遞減、生產效率極度低下;[4](3)盡管與家庭式農場模式比較起來,雇傭勞動力農場在效率上有諸多優勢,但是內卷化所形成的制度鎖定卻固化、復制、擴散了這種低效率的模式。制度鎖定的效用是如此頑固,以至于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周期內,相應的模式會循環往復出現。[5](4)盡管小農家庭的作物產量和年收入有所增加,經濟的生產效率卻陷入停滯,生產方式也始終無法升級轉型,陷入一種“無發展的增長”或“內卷化增長”。[6]
       
        美國學者杜贊奇則把“內卷化”擴展適用到政治學領域,用以解釋[20]世紀前半期中國國家政權的擴張及其現代化過程。杜贊奇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國家政權的擴張應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否則其擴張會陷入“內卷化”。在他看來,近代中國國家行政職能的擴張(增長)并非基于正式機構效率的提升(發展),而是基于對原有非正式機構的持續投入來實現的。[7]這種觀點與黃宗智“內卷化增長”/“無實質發展的增長”可謂異曲同工。
       
        盡管“內卷化”的概念在發展的過程中,經由學者從不同維度進行了深化,但如果拋開探討的具體事項不談,那么“內卷化”的核心理念是基本維持不變的。概括來講,內卷化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受到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資源持續、過密地投入非最優的模式之中,[8]進而導致邊際效用遞減并降低整體效率,經濟、政治、社會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確定形式后便趨于制度鎖定,盡管持續的資源投入帶來一系列的增長,但增加的投入量與不斷減少的單位產出之間的矛盾使得經濟、政治、社會遭遇發展瓶頸或陷入停滯不前或始終無法轉換為另一個高級模式。簡而言之,這一過程大致可以被拆分為5個環節:主客觀因素制約→過密投入到非最優模式→邊際遞減、效率下降→制度復制、延展并鎖定→發展瓶頸(如表1所示)。一言以蔽之,“內卷化”可以用“無發展的增長”或“無法質變的持續量變”來加以概括,它是一種受諸多因素限制、大量資源持續投入總是無法達到預期發展目標的狀態。
       
        表1 吉爾茲、黃宗智與杜贊奇“內卷化”理論要素分解表

      制約因素
      過密投入非最
      優模式
      邊際效用
      制度鎖定
      發展瓶頸
      吉爾茲
      1.缺乏資本
      2.土地有限
      3.行政障礙
      水稻業而非高
      效的外延產業
      1.邊際遞減
      2.邊際維持
      3.邊際遞增
      大量勞動力被
      綁定在水稻種
      植業之上,無
      法將農業向外
      延產業擴展
      爪哇島經濟無
      法升級為更高
      效模式
      黃宗智
      1.人口過剩
      2.土地不足
      3.缺乏替代產

      小農經濟
      1.勞動力投入
      對產量提升的
      效用持續遞減
      2.勞動生產率
      持續走低
      1.大量勞動力
      被綁定在小農
      經濟之上,無
      法向效率更高
      的雇傭勞動力
      農場擴展
      2.過密模式不
      僅固化在農業
      上,還延展到
      與農業相關的
      手工業上
      1.糧食產量始
      終提升,但農
      民生活水平始
      終只夠糊口
      2.勞動力密集
      型產業無法轉
      型為資本密集
      型產業
      3.商品經濟無
      法轉型為資本
      主義
      杜贊奇
      非正式治理團
      體力量強大
      非正式治理團
      體而非新增的
      國家機構
      國家持續資源
      投入并未導致
      政權效率提升
      大量資源被固
      定在復制與維
      持非正式團體
      中不可自拔
      無法完成政權
      的現代化轉型
       
        (二)我國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的基本表征
       
        “內卷化”的概念盡管已經被廣泛應用于經濟、政治與文化領域的研究,但在法學領域使用得還較為有限。[9]與經濟、政治領域的改革相似,我國司法改革也面臨內卷化風險,其基本表征可以從3個方面展開:其一,司法改革過程的“周期循環”。受制于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司法改革往往只能在相對有限的領域展開,更多地聚焦機制調整。從一個較長的周期來看,改革過程呈現“周期循環”的顯著特征。其二,司法改革措施的“精耕細作”。由于改革資源只能投入到有限的改革領域,因此司法改革者往往只能對內不斷挖掘制度潛能,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進行調整和修正。改革具體措施呈現特定領域持續“精耕細作”,改革后的相關司法制度、內部結構、工具手段日益精細。以貫穿于司法改革全過程的法官選任為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每個階段對法官的選任機制改革都圍繞提升資質要求、細化選任程序展開。具體呈現為對法官的學歷要求由專科到本科、資格考試條件由“公開考試”到“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各法官選任程序的日益精細化。[10]其三,司法改革結果的“成效非均衡”。在經濟學的“內卷化”概念中,勞動力過密投入所導致的產量增加、農民收入改善是一種淺層的成效,而與之對應的則是諸如勞動生產率與社會形態變遷等深層成效匱乏。因此,“內卷化增長”在本質上是一種成效的不均衡。從此種意義上講,司法改革的內卷化風險絕不意味著司法改革沒有取得任何成效,而是特指司法改革的成效具有非均衡性。在司法改革措施中,那些未觸及深層問題的改革推動迅速、成效顯著,而那些涉及深層問題的則進展緩慢。改革成效未達預期引發了改革者的持續投入,使得司法改革被進一步局限在特定的改革領域,相似的司法改革內容發生周期性循環。由此,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的閉環就形成了。內卷化風險可能加大改革的難度,使得司法改革無法及時調整改革措施與改革內容,司法改革無法全面深化,并逐步陷入“進兩步、退一步”式的“內卷增長”。上述3個方面的表征互為因果、相互交織、彼此強化,共同型塑了中國司法改革的現實面貌。
       
        當然,“內卷化風險”這種過程意義上的可能性與結果意義上“內卷”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司法改革過程的“循環往復”并非“內卷”意義上的簡單復制或者低水平重復,而是在審時度勢之下的優化。其二,司法改革措施的“精耕細作”并非“內卷”意義上在非常有限領域的“過密投入”,而應被理解為對原有司法改革做進一步的“精裝修”。當然,如果“精耕細作”的程度不斷提升乃至異化為對細枝末節無實質意義的修正甚至誘發無效競爭,那么就可能滑向“過密投入”。其三,司法改革結果的“成效非均衡”并非“內卷”意義上的因為投入產出邊際效用不斷遞減而陷入的“無發展的增長”或“無法質變的量變”。事實上,我國司法改革在特定領域成效顯著,有力地推動了司法體制的現代化轉型。然而,這種發展的成效并不均衡——部分領域成效好,部分領域成效差。用經濟學的話語來表達就是,部分改革投入取得顯著制度收益、部分改革投入獲得較少制度收益、部分改革投入無法獲得制度收益。隨著“成效失衡”現象的加劇,司法改革的整體投入產出比就會由邊際遞增逐步向邊際維持、邊際遞減甚至是無邊際效用過渡。若是這樣,則改革就可能徹底陷入“內卷”之中。
       
        二、我國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的例證
       
        在提出基本表征之后,本部分將通過對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歷時考察進一步闡述我國司法改革面臨的內卷化風險。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可謂我國司法改革中的“老面孔”。在1999-2021年間的23份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分類管理”一詞一共出現在14份報告中,見微知著,這項改革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在過去的20余年間,我國法院系統先后開展了一系列帶有明顯人員分類管理特征的改革,改革的整體面貌較好地契合內卷化風險的基本表征。
       
        (一)改革過程的“周期循環”
       
        我國法院人員分類管理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以下簡稱《一五綱要》)。盡管在《一五綱要》文本中并未直接出現“分類管理”的語詞,但實行書記員單獨序列管理、進行法官助理的試點以及調整人民法院行政人員與審判人員的配比等內容已體現出顯著的“人員分類”“單獨序列”“員額配比”等分類管理理念。法院系統官方文件正式啟用“分類管理”這一術語大致可追溯到2000年。該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到“實現審判人員與行政人員的分類管理”。[11]從階段劃分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之間可以視作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探索期”。其后,以2003年書記員單獨序列管理改革為標志,法院全面開啟人員分類管理改革。此后,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進入初步發展期并在2009年之后逐步陷入沉寂。這一時間段可以視作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發展期”。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將法院人員分類管理納入新一輪的改革任務之中。我國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復興期”由此拉開序幕并穩步推進。由“探索期”到“發展期”再到“復興期”,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過程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
       
        其一,法官單獨序列管理改革呈現“周期循環”的表征。法官單獨序列管理的實質是強調法官與法院其他工作人員的區分,這需要員額制與法官職務序列等相關制度的支撐。其中,“員額制”的理念在“探索期”就已經產生。2002年出臺的《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職業化意見》)第25條明確要求合理確定“法官員額”。此后,最高人民法院著手小范圍啟動確認員額配比的準備工作。[12]進入“發展期”,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將確定“員額配比”作為改革的重要內容。2004年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以下簡稱《二五綱要》)明確提及要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然而在隨后的5年內,這項工作并未實質推動。鑒于此,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以下簡稱《三五綱要》)再次重申“逐步實施法官員額制度”。令人遺憾的是,其后5年時間內員額制仍然停滯不前。學術界與實務界普遍認為,在2013年之前,我國法官員額制改革根本未曾施行。[13]進入“復興期”,針對法官員額制改革停滯不前的問題,司法改革重提《職業化意見》中就已出現的“員額配比”問題,并以其為突破口,實質推動法官單獨序列管理。可以發現,“員額制”的改革經歷了“提出-沉寂-提出-沉寂”的“循環往復”,直到“復興期”才得以改觀。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法官職務序列改革的過程中。為了突出法官職業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探索期”就已啟動法官等級評定工作,并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14]這一時期,法官等級制的改革很好地體現了單獨序列的理念。無論是199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等級暫行規定》(以下簡稱《等級暫行規定》),還是1998年的《評定法官等級實施辦法》,法官等級與行政等級都是相互獨立的平行關系。[15]不過,由于法官的待遇主要與行政職級掛鉤,因此旨在推動法官單獨序列管理的法官等級逐步邊緣化。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二五綱要》強調要建立符合審判工作規律和法官職業特點的法官職務序列。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開始著手進一步修訂法官等級的相應規定,并于2011年出臺了《法官職務序列設置暫行規定》(以下簡稱《職務暫行規定》)。頗具爭議的是,《職務暫行規定》一改《等級暫行規定》中法官等級與行政職級平行設置的做法,直接將法官等級與行政職級掛鉤。由于存在爭議,《職務暫行規定》在發布后并未得到實際推進。此后,在“復興期”,法官等級與行政職級脫鉤改革方案被重提。《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以下簡稱《五五綱要》)第54條與201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以下簡稱《法官法》)第28條明確規定了法官等級采取不同于行政職級的晉升方式,即按期晉升與擇優晉升相結合。從改革過程看,法官職務序列也經歷了“脫鉤-掛鉤-脫鉤”的過程。
       
        其二,書記員單獨序列改革呈現“周期循環”的表征。在官方的改革規劃中,書記員管理體制改革被視為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起點和重要步驟,是法官助理制度和法官員額制改革的基礎。[16]就傳統而言,我國的法官主要由書記員晉升而來,書記員職位成為過渡職位。為了推動書記員群體的職業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發布了《人民法院書記員管理辦法(試行)》,并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推動書記員聘用制改革。[17]這一改革的核心目標在于實現書記員單獨序列管理(招錄、薪酬、晉升等單列),切斷書記員向法官的晉升通道。[18]聘用制書記員改革很快在全國范圍內推開,各地嚴格遵循單獨序列管理的原則,尤其強調聘用制書記員不得轉任法官。[19]然而,書記員單獨序列管理改革很快遭遇體制與機制困境。由于缺乏國家在人事、薪酬、編制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因此單獨序列管理的書記員待遇低下、專有晉升通道并未被打通。更為重要的是,受制于“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改革方式,聘用制書記員與錄用制書記員工作內容雷同,但兩者在待遇與晉升空間上卻有云泥之別。[20]隨著改革的推進,聘用制書記員改革的問題愈來愈突出。在2009年前后,最高人民法院開始放緩推進這項改革。其后,如何妥善處理聘用制書記員的歷史問題就成為法院系統重點關注的內容。最終,聘用制書記員與法官之間的通道被重新打通。[21]2016年《法官助理、檢察官助理和書記員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和2017年《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聘用制書記員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試行)》兩份改革方案出臺之后,“復興期”書記員單獨序列改革再次以聘用制為核心展開。
       
        其三,法官助理單獨序列改革呈現“周期循環”的表征。肇始于《一五綱要》的法官助理改革被視為“實現法院人員分類管理的關鍵一步”。[22]然而,此項工作的推進并不順利。2002年在全國人民法院隊伍建設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公開討論了《關于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若干問題的規定》,但該文件未能發布。此后,直到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才確定了18個試點法院。[23]2008年1月,法官助理制度的試點工作進一步擴展到814個人民法院。[24]從整體來說,在“發展期”,最高人民法院雖然確認了法官助理單獨序列管理的整體思路,但是對于法官助理的職位內容、人員比例、選任條件、選任程序、晉升途徑、薪酬待遇等方面均缺乏明確的頂層設計。隨著試點的推進,法官助理改革在人事制度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難進一步暴露。與同期書記員改革類似,法官助理改革也在2009年前后基本陷入停滯狀態。[25]進入“復興期”,《關于招錄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助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法官助理意見》)于2015年獲得通過,“發展期”中淺嘗輒止的法官助理單獨序列改革得以復現。
       
        (二)改革措施的“精耕細作”
       
        內卷化風險的第二個表征是改革者對內不斷挖掘改革潛能,持續地對已有改革進行調整與修正,改革方案日益細致完備,改革的推進被理解為對已有司法體制與機制的“精裝修”。雖然從表面上看我國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陷入“周期循環”,但是若仔細分析改革的細節,則會發現這種“循環”并非單純地對原有改革措施的“復刻”,而是在分析改革困境與不足基礎之上的完善。從整體上看,我國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措施在20余年間日益完備。
       
        首先,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制度支撐尤其是頂層制度支撐明顯增強。據統計,2014年至2021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8年3月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一共召開了57次會議,審議通過60余個司法改革文件,其中以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為主題的文件有7個,涉及相關內容的文件更是多達18個。法官員額制、法官遴選、法官等級制、書記員、法官助理等曾經遭遇頂層體制制約的改革內容都配套以中央層面的改革文件。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等部門也出臺了與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密切相關的配套文件。與此同時,作為對司法改革具體內容的認可,法律的修訂往往涉及對現有體制的調整,這也可以傳達出體制困境緩解的信號。[26]在“探索期”和“發展期”,《法官法》于2001年得到修訂,《人民法院組織法》也于2006年進行修訂。然而,無論是法官員額制、書記員單獨序列還是法官助理單獨序列,這些重要的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措施都未被立法吸收。[27]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復興期”,《法官法》于2017年和2019年進行了連續兩次修訂,《人民法院組織法》也于2018年進行修訂。從2013年開始的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措施有相當部分被吸收到新修訂的法律中。其中2018年修訂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45——51條依次確認了法院實行人員分類管理、法官實行員額制以及法官助理、書記員、司法警察、司法技術人員的分工,法官助理首次入法。
       
        其次,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具體措施日益精細完備。從2016年《法官助理、檢察官助理和書記員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和2017年《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聘用制書記員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試行)》兩份改革方案中,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復興期”書記員單獨序列改革措施較之“發展期”的改革措施有了明顯的深化。例如,明確書記員由省級統一招聘,實行分級管理,建立專門的考評和退出機制;[28]加強書記員的經費保障,將書記員經費納入年度財政預算。類似改革措施精細化的情況也發生在法官助理單獨管理之上。作為在“探索期”就已出現的人員分類管理內容,法官助理單獨序列改革推進不暢。2015年《關于招錄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助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法官助理意見》),在全國范圍內統一了法官助理的管理制度,明確了法官助理的工作職責、選任標準、考核、晉升、待遇等方面的關鍵問題。結合兩份文件,“復興期”法官助理單獨序列改革的框架逐步明朗:明確規定法官助理實行單獨序列管理;明確法官助理為公務員,須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為法官助理設置獨立的晉升通道,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的最高行政級別為正科級、副處級、正處級,正好比同級人民法院書記員高出半級;為法官助理制定了獨立的考評機制;為法官助理設定了專門的薪酬保障。可以發現,較之“發展期”,“復興期”法官助理單獨序列改革的措施有明顯的細化與完善。
       
        (三)改革結果的“成效非均衡”
       
        內卷化的典型特征是改革成效陷入“無發展的增長”或者“無法質變的量變”。我國司法改革雖然未完全陷入上述狀態,但是改革成效的非均衡性非常顯著。一些淺層的具有符號意義的指標迅速得到改善,而深層的指標改善則相對緩慢;未涉及內部秩序與外部秩序調整的改革措施成效顯著,而涉及秩序調整的措施則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取得進展。以員額制為例,從官方的報道看,全國范圍內法官員額制改革已經基本完成,改革成效十分明顯。然而,通過競爭化選任程序“選出”(員額制)法官只是淺層的改革指標,[29]就實質而言,則在于“選出合適的法官”(職業化)、還權于一線法官(去行政化)。從這種意義上說,整個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20余年間盡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是非均衡成效。這是因為院庭長當然入選以及掌握選任結果的制度設計部分地消解了“競爭型選任程序”的成效。這就使得部分司法人事改革表層結構向著職業化與去行政化運動,而深層結構則是在進行反向運動。[30]其結果是包括員額制在內的諸多人事制度改革盡管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并沒有徹底撼動深層的治理結構。同樣的例子還有,旨在提高法官職業能力的改革雖然大幅度提高了法官的學歷水平,但職業化所對應的辦案能力、職業道德等深層的指標并未與淺層的指標同步得到改善。以至于在“復興期”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論證中,法官職業化水平低下、不足以承擔獨立審判權的認識仍然成為改革的源起。同樣,在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中強調的人員分流與審判權重新配置勢必對司法系統內部秩序形成沖擊。盡管從表層看,(員額)法官確實已經選任產生并履行職責,但是,部分法院內部仍然通過各種制度設計保障院庭長的權力并從不同維度消解著“還權”改革的努力,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雖對法院組織制度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卻沒有從根本上觸動那種上令下從、垂直領導的司法決策機制”。[31]具體而言,院長、庭長審批案件的權力在部分法院內部被改造為對其他法官審理案件的“監督和管理權力”,對涉及群體糾紛、影響社會穩定、疑難復雜等“四類案件”,院庭長可以要求員額法官報告案件進展和評議結果。其直接結果是院長、庭長審批案件的權力非但沒有被弱化,反而被進一步強化。[32]同樣,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在文本上建立了“動態管理”的制度,但在實踐中部分法院并未真正有效施行。此外,旨在優化人員配置,充實一線審判力量的改革目標也在部分試點中被替換為合并辦案、掛名辦案。
       
        三、我國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的根源
       
        “法院的問題是更深刻的公共權力和社會秩序問題的一部分。”[33]“認識我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司法改革,應當跳出司法改革本身去觀察。”[34]對于我國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而言,背后究竟有何種深層的、根本的因素在驅動?本部分將嘗試結合我國司法改革過程中面臨的“角色約束”“競爭傾向”與“行政主導”3大特征,分析內卷化風險的根源。
       
        (一)角色約束:司法獨特性與政治統一性的博弈
       
        從我國的政治實踐來看,“司法的職能構造和角色安排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設計者的現實需求與選擇而非司法的自我定位”。[35]國家和社會對人民法院的定位始終圍繞政治與司法兩個維度展開。所謂“政治定位”是將人民法院視作實現黨和國家意志、確保政策運轉的工具。所謂“司法定位”則是將人民法院視作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專業機構。兩者既相互統一又有所差異。我國司法運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內部權力結構與外部政治體制具有同構性和一致性。[36]司法系統的行政化運作實際上與整個國家在政治運作上集中統攬、整體協調、上下聯動的“全面體制”一脈相承。在此背景下,司法機關要正常發揮職能,在外部就必須采取某種主動姿態向行政機關靠攏,從而配合黨政機關主持的“中心工作”;在內部則奉行“上命下從”。內外兩個維度交織使得司法行政化成為司法系統“無法抗拒”的制度環境。[37]然而,與此同時,在司法改革過程中,諸多改革措施又恰恰強調司法機關的獨特性,審判長、獨任審判員、員額制改革中的職業化、去行政化,乃至其他司法改革中強調的去地方化和獨立行使職權等都凸顯司法機關與一般國家機關的差異。司法獨特性與政治統一性的博弈張力對人民法院形成一種角色約束,即司法機關如果想要充分行使職能就必須在歸于國家統一政治結構的同時保持自我獨特性。
       
        角色約束為司法改革的范圍設定了嚴格的約束性框架,型塑并強化了司法改革的內卷化風險。在“角色約束”的驅動下,從國家體制改革到國家司法改革再到地方司法改革,司法改革除了承載完善司法的功能外還被賦予體制改革“替身”的定位,即希望在轉型期通過司法改革為國家體制改革緩解壓力、創造條件。然而,現代司法制度在本質上是嵌入國家政治體制之中的,司法改革成效的發揮,在客觀上離不開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體制改革的支持。“體制改革替代”的定位劃定了司法改革的邊界,使得司法改革往往只能在有限的領域進行,并且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呈現“周期循環”的表征。
       
        (二)競爭傾向:“地方試點主義”與“政治錦標賽”疊加
       
        除了角色約束之外,中國的司法改革還呈現鮮明的競爭傾向。這是改革過程中“地方試點主義”與“政治錦標賽”二元疊加的結果。“地方試點主義”是我國司法改革的典型特征之一,[38]其實質是以地方自主權為核心的改革決策權的分散化。具體而言,在頂層設計之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具有改革自主權。由于頂層規劃通常較為原則化,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可以充分創新甚至是超出規劃范圍的創新,[39]因此地方司法機關成為改革極其重要的制度提供者,其在司法改革中提供制度的數量不容忽視。[40]以員額制改革為例,各地員額配置比例、員額是否用盡、選任標準與選任程序等方面都存在極大的差異。例如,貴州省三級人民法院法官員額分別為33%、36%和40%。[41]廣東省粵東西北地區不到30%,珠三角地區則突破39%。[42]觀察我國司法改革的“地方試點主義”還應該將其放置到“政治錦標賽”的生態中。“政治錦標賽”最初被應用于政府行為的分析,是指“上級政府對多個下級政府部門的行政長官設計的一種晉升競爭,競爭優勝者將獲得晉升”。[43]“同一行政級別的地方官員,無論是省、市、縣還是鄉鎮一級,都處于一種政治晉升博弈。”[44]這種情況影響到司法場域并導致同級人民法院之間、人民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圍繞人財物等資源進行博弈與競爭。“政治錦標賽”強化了“地方試點主義”中司法機關參與創新競爭的動力,使得司法改革呈現非常鮮明的同位競爭傾向,型塑并強化了司法改革的內卷化風險。
       
        其一,“競爭傾向”造成制度供給過剩的獨特生態,使得在特定領域可能出現內卷意義上的“過密投入”。在我國的司法改革過程中,各地法院事實上多是改革制度的主要提供者。在試點過程中,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享有改革自主權。決策權分散化與政績競賽的結合,使得部分基層人民法院可能為了出“新”出“奇”而在中央規劃之內甚至規劃之外急于出臺各種帶有“全國第一”性質的改革措施。即使其他地區試點取得顯著成效的制度,本地也可能為了追求“創新”而另起爐灶,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各地法院以白熱化的競爭態勢加入特定的司法改革之中,共同追求差異化的“創新”,其對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可能超出“精耕細作”的正常程度,而陷入內卷意義上的“過密投入”,由此引發無意義的優化或是無效競爭。
       
        其二,“競爭傾向”還可能導致司法改革成效的非均衡。地方的司法改革創新有“低風險”的傾向。基于政治安全的考慮,在地方司法改革創新中“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的實質觸及深層體制的改革較少。由于上下級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因此基層官員們傾向于選擇那些更容易被識別的短期政績工程,尤其是資源密集型的政績工程。[45]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在司法改革過程中諸如兩庭建設、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等容易獲得落實。“內卷化”可能誘發司法改革成效的非均衡化,那種容易出彩、政治風險低的改革往往取得較好的成效。
       
        (三)行政主導:領導決策與政治動員結合
       
        我國司法改革的獨特性還在于采用領導決策與政治動員相結合的行政主導模式。行政主導模式表現在自上而下的推廣過程中,中央將改革任務拆解“發包”,地方各級司法機關“承包”,而“一把手”都是直接的責任人。[46]地方司法機關“一把手”在承包時又以政治動員的形式推動。這表現為改革決策群體以某種系統的價值觀或者信仰,說服司法改革的接受群體,獲得他們的認同和支持,引導他們自愿服從和主動配合,以實現特定的目標、任務。一言以蔽之,行政主導就是用行政化的方式去行政化,用非可持續的方式追求可持續性。行政主導模式型塑并強化了我國司法改革的內卷化風險。
       
        第一,行政主導可能誘發政策壟斷。在司法改革中,被改革對象缺乏話語權,其訴求常常無法得到充分的回應。在不同時代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的過程中,院長、庭長都實質參與并掌握內部法官選任程序的制定權。在這個過程中,由于采取行政化的方式,各主體之間的利益未進行充分的博弈,因此就出現了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意義上的政策壟斷。
       
        第二,行政主導可能誘發目標替代。目標替代現象主要是指,在組織運作過程中,基于組織領導者的個人或者特定群體的利益,組織目標發生轉移或者轉換的現象。[47]在我國的司法改革過程中,由于法院領導層事實上掌握決策權,因此也可能發生個人利益或小群體利益滲入整個司法改革目標的現象。
       
        第三,行政主導可能誘發選擇性執行。按照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框架,改革決策者會在改革中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置于有利位置,并傾向于對不利于自己的改革予以選擇性執行。由于他們往往在改革中處于信息壟斷的優勢地位,因此這種選擇性執行更加容易實現。[48]選擇性執行消解了中央的改革權威,造成了司法改革成效的非均衡性。
       
        政策壟斷、目標替代與選擇性執行可能誘發改革收益的不均衡,進而導致改革成效的不均衡與不可持續性。改革收益的不均衡必然引起改革成效的不均衡。為了降低收益份額不均衡所帶來的改革阻力,我國在司法改革中還采用政治動員的方式來推動。讓改革制度的接受者接受收益份額不均衡的結果而服從于更宏大的改革價值與目標。政治動員的加入雖然在短期內壓制了收益份額不均衡所導致的結果,但從長遠看,將給改革的可持續性帶來負面的影響。
       
        四、我國司法改革內卷化風險的治理
       
        自本輪司法改革以來,決策者通過強化頂層規劃、破除體制約束、堅持司法規律、推動有序試點等方式,有力地提升了司法系統的公正性與權威性。然而,受政治結構、競爭結構和組織結構的三重制約,司法改革的內卷化風險仍然如影隨形。當務之急,是有效治理內卷化風險,切實保障司法改革成效的平衡性與可持續性,避免陷入內卷投入與制度鎖定。這就需要認真對待引發風險的3大要素——角色約束、競爭傾向與行政主導。
       
        (一)打破角色約束:調和司法獨特性與政治統一性
       
        如前所述,我國獨特的政治結構使得司法改革需要同時回應司法獨特性與政治統一性的要求。在政治統一性的剛性約束之下,司法的獨特性在與外部體制的碰撞中被逐步消解,司法改革的范圍被限縮在政治體制改革替代性措施的有限范圍內。因此,要治理內卷化風險,就必須打破司法改革中的角色約束,有效調和政治統一性與司法獨特性,實質打通政治體制改革與司法體制改革。一方面,要改變將司法改革作為體制改革替代性角色的定位,尤其是要避免將司法改革作為緩解體制改革壓力的制度性工具。要牢固樹立體制改革是司法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的理念,通過先期或者同步的體制改革為司法改革創造空間。唯有如此,才能為司法改革帶來增量,打破司法改革領域的約束性條件,為治理內卷化風險創造充分的條件。另一方面,在保證正確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司法的特性,并在制度變革過程中給予有效的回應。具體而言,從外部視角觀察,要避免將司法機關僅視作普通國家機關、將法官僅視作國家政治機器的一般干部、將司法知識視作僅是有工具價值的技術性知識,進而否認司法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特有的定位、對強調司法特性的制度改革給予負面評價和消極回應。從內部視角觀察,要避免在改革過程中為取得短期成效而破壞司法規律、犧牲司法特性。“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只有堅持從司法規律出發設計改革方案,善于運用司法規律破解改革難題,才能確保改革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49]
       
        (二)限制競爭傾向:規范“地方試點主義”與“政治錦標賽”
       
        地方法院在改革過程中始終處于具有競爭傾向的結構之中。限制競爭傾向并非要否定“地方試點主義”和“政治錦標賽”的正面意涵。實際上,“地方試點主義”是司法改革應對我國國情所作出的必然選擇。“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司法資源配置不均衡、司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因此以地方試點的方式能夠確保司法改革有序、穩步、有效推進。”[50]此外,適當與必要的地方競爭有利于保持司法體系的靈活性,有利于推動司法改革向更加深遠的領域拓展。然而,從治理內卷化風險的目標看,在未來的司法改革中應該從4個方面合理規范競爭傾向,實現有序試點與理性競爭。其一,降低司法改革試點的隨意性與偶然性。一方面,約束自發分散試點,強化整體規劃的授權試點;另一方面,劃定司法改革的試點事項。試點應該聚焦宏觀性、全局性、根本性的改革。抓住改革全局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意義的重點事項進行攻堅,以重點事項突破帶動改革的全面開展。[51]其二,限制司法改革試點中的無效競爭。在司法改革推進的過程中,我們要著力避免無意義的優化所導致的無效競爭,尤其要限制那些為了“首次”“第一”的偽創新,鼓勵真正結合地方實踐的真創新。其三,優化司法改革試點的成效評價機制。長期以來,我國司法改革試點存在“只有成功、沒有失敗”的潛規則,對司法改革的成效缺乏科學的評估手段,對試點未達預期效果的相關原因也缺乏系統的反思。因此,在未來的司法改革中,對于試點成效的評估要建立基于實證數據的第三方循證評估,以中立性和科學性來打破試點成效僅憑試點主體“自說自話”的局面。[52]通過建立評估指標體系、設立對照組,以科學實驗的方式構建試點成效評估機制。[53]
       
        (三)破除行政主導:轉變領導決策與政治動員的方式
       
        在本輪司法改革中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等方案有利于推動司法權依法獨立行使、提升司法的權威性,就整體而言符合司法規律。然而,行政主導的內部改革結構又使得具體機制安排在不同程度上偏離司法規律。從新制度主義的視角觀察,改革措施從表面上看符合司法規律,但實際執行則偏離了司法規律,形式與實質之間松散地“耦合”在一起,甚至在局部改革場景中形式與實質“斷藕”。[54]因此,要治理內卷化風險就必須破除司法改革內部結構的行政主導,轉變領導決策與政治動員的方式。
       
        其一,依法有序推進司法改革。“于法有據”在實質上要求改革不能任意突破現行法律框架,可以充分約束改革中的行政導向,避免領導決策過程中的權力濫用。這“不僅可消除對改革者的違法性擔憂,也可號召、要求被改革者跳出自身利益的藩籬,提高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力”。[55]
       
        其二,重視司法改革的多方參與。行政主導的司法改革容易陷入單方推進、封閉式的境地,無法充分凝聚改革共識,可能導致功利主義和策略主義的改革。[56]因此,在改革推行的過程中,各級改革決策者可以通過聽證會、司法改革會議等方式傾聽被改革者、學者、社會公眾的意見,省級人民法院要對重點司法改革的地方方案進行把關,避免改革方案制定陷入政策壟斷與目標替代的困境。實際上,改革只有以“買方市場”為導向,不斷地傾聽基層的聲音,感知基層法官、檢察官的訴求,充分了解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不斷地以實踐為指向調適自己的思路和措施,才能確保改革的成功。那種“一言堂”“神秘主義”的改革進路極易導致政策壟斷、話語霸權與目標替代,因而只會增加失誤的幾率,延長探索的時間。[57]
       
        其三,推動增量司法改革。要改變司法改革中對政治動員的依賴,通過引入必要增量以更加貼近被改革者需求的方式保障改革成效的延續性。司法改革是一種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不同,其制度變革的成敗與其說是取決于制度接受者在制度不均衡中看到的系統改進機會,不如說是依賴決策者提供的新制度所能給予制度接受者可能獲得的利益。[58]“最終制度變遷能否發生或能否成為長期中穩定的制度安排,必須要考慮到這些會在制度變遷中利益受影響的群體的行為。”[59]在做好司法存量改革的基礎上,適當引入增量改革可以縮小改革的阻力,積蓄改革的力量,推動改革的進程。同時,增量改革也擴展了改革的范圍,能夠有效避免改革在有限空間內反復地內卷投入。
       
        五、結 語
       
        司法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不斷地在改革中校正方案,逐步實現改革的目標。事實上,對于任何一個轉型社會的改革,“進兩步退一步”的局面并不鮮見。從一個較長時間軸來看,改革就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周期循環”的面相。然而,對于我國司法改革而言,其特殊性不在于“周期循環”,而在于改革者在有限選擇中持續內卷投入進而可能產生的制度鎖定。這與我國司法改革所處的政治結構、競爭結構與組織結構密切相關。“政治-競爭-組織”三元結構制約是中國司法改革相較于域外司法改革的顯著特性。由此也決定了中國司法改革相較于域外司法改革而言更容易面臨內卷化風險的考驗。內卷化風險為我們觀察和解釋一個較長時間內司法改革的周期變化提供了可行的理論框架。此理論框架有助于我們探索治理我國司法改革陷入內卷化風險的路徑,從而優化改革過程、完善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提升改革的長短期成效。知易行難,治理內卷化風險的對策仍須結合我國司法改革的制度環境進行細化,確保改革措施的可操作性。這也是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化之處。

      【作者簡介】
      王祿生,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東南大學人民法院司法大數據研究基地研究員。
      【注釋】
      [1]“內卷化”的理論框架以目標確定為前提,即提升總體效率。盡管在不同時期我國司法改革的階段目標不盡相同,但改革開放之后的總體趨向是通過改革實現司法的現代化轉型。換言之,從長時段來看,我國的司法改革也具有目標的確定性。
      [2]參見郭繼強:《“內卷化”概念新理解》,《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3期。
      [3]See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pp.79-80.
      [4]參見[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7頁。
      [5]參見[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15~317頁。
      [6]在黃宗智看來,生產效率的提升才是發展,與之對應,以增加勞動力投入、降低生產效率為代價的增長并非發展。參見[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31~132頁。
      [7]參見[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8頁。
      [8]參見[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7頁。
      [9]參見楊力:《從基礎司改到綜配司改:“內卷化”效應紓解》,《中國法學》2020年第4期。
      [10]參見王祿生:《相馬與賽馬:中國初任法官選任機制實證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2015年第2期。
      [11]參見肖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00年3月10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00年3月20日。
      [12]參見肖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02年3月20日;肖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03年3月11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03年3月23日。
      [13]參見蔣惠嶺:《法官員額制之難與易》,《人民法院報》2006年 7月 20日;豐霏:《法官員額制的改革目標與策略》,《當代法學》2015年第5期。
      [14]參見肖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02年3月20日。
      [15]盡管這兩份文件在“探索期”前出臺,但《評定法官等級實施辦法》實際上是在1998年11月12日發布的,因此大范圍的法官等級評定工作開始于1999年。
      [1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人民法院書記員管理辦法(試行)〉新聞發布會》,http://www.law-lib.com/fzdt/newshtml/21/20050710151803.htm,2021-10-17。
      [17]為了作出區分,改革前的書記員被稱作“錄用制書記員”,可以晉升為法官;改革后的書記員被稱作“聘用制書記員”,不可晉升為法官。
      [18]盡管《人民法院書記員管理辦法(試行)》未明確書記員不能轉任為法官,但聘用制書記員由于采用與法官不同的編制以及更低的學歷要求,因此轉任法官在事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
      [19]參見劉武俊:《法院書記員管理制度及其變革》,《法治論叢》2004年第1期。
      [20]參見鄭曉靜:《書記員制度改革的反思與展望》,《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8年第6期。
      [21]2013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的徐家新在接受訪談時就強調要“妥善解決聘任制書記員遺留問題,對已通過公務員考試和司法考試的聘任制書記員……可經考核擇優轉任為法官”。參見袁定波:《制定路線圖時間表穩步推進分類管理改革》,《法制日報》2013年7月31日。
      [22]參見張傳軍:《我國法官助理制度之探析》,《法律適用》2005年第1期。
      [23]參見吳曉鋒:《法官助理助力中國法官走向職業化》,《法制日報》2008年11月2日。
      [24]參見喬鋼梁:《法官助理是“選”出來,不是“考”出來的》,《法制日報》2008年3月30日。
      [25]參見吳思遠:《法官助理制度:經驗教訓與難題突破》,《法律適用》2016年第9期。
      [26]舉例而言,2019年《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雖然規定“其他公務員調整基本工資標準時相應調整法官基本工資標準”,但是這只能被視作法院系統尋求體制支持的嘗試。2019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57條明確規定法官工資“與公務員工資同步調整”則意味著法官工資調整與公務員工資調整掛鉤的改革措施得到了體制的認可。
      [27]參見張智輝:《司法改革:問題與思考》,《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
      [28]參見靳昊:《法院檢察院聘用制書記員管理制度改革啟動》,《光明日報》2017年5月26日。
      [29]在“發展期”是通過競爭機制遴選出法官,包括助理審判員和審判員;在“復興期”則是通過競爭機制從助理審判員和審判員中遴選出員額法官。
      [30]參見劉忠:《格、職、級與競爭上崗——法院內部秩序的深層結構》,《清華法學》2014年第2期。
      [31]陳瑞華:《司法裁判的行政決策模式:對中國法院“司法行政化”現象的重新考察》,《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年第4期。
      [32]參見陳永生、白冰:《法官、檢察官員額制改革的限度》,《比較法研究》2016年第2期。
      [33]Austin Sarat, The Role of Courts and the Logic of Court Reform: Notes on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Approach to Improving Justice,64 Judicature,300-311(1981).
      [34]胡云騰、袁春湘:《轉型中的司法改革與改革中的司法轉型》,《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35]陸永棣:《從立案審查到立案登記:法院在社會轉型中的司法角色》,《中國法學》2016年第2期。
      [36]參見左衛民、周長軍、陸賢剛等:《法院內部權力結構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37]參見龍宗智、袁堅:《深化改革背景下對司法行政化的遏制》,《法學研究》2014年第1期。
      [38]參見王祿生:《地位與策略:大調解中的人民法院》,《法制與社會發展》2011年第6期。
      [39]See Benjamin L. Liebman, China’s Courts: Restricted Reform,21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1-44(2007).
      [40]我國的地方司法機關在近20年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即不把自己定位為上級政策的執行者,而是扮演制度構建者的角色。參見左衛民:《刑事訴訟制度變遷的實踐闡釋》,《中國法學》2011年第2期。
      [41]參見安克明、金晶:《實施員額制:為了公正對自己“開刀”》,《人民法院報》2015年7月27日。
      [42]參見王逸吟:《法官員額制的廣東試點》,《光明日報》2015年6月8日。
      [43]陳潭、劉興云:《錦標賽體制、晉升博弈與地方劇場政治》,《公共管理學報》2011年第2期。
      [44]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問題長期存在的原因》,《經濟研究》2004年第6期。
      [45]參見周雪光:《“逆向軟預算約束”:一個政府行為的組織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46]參見栗崢、張海霞:《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其克服》,《云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47]參見宋遠升:《精英化與專業化的迷失——法官員額制的困境與出路》,《政法論壇》2017年第2期。
      [48]參見栗崢、張海霞:《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其克服》,《云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49]黃文藝:《論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論》,《比較法研究》2021年第2期。
      [50]陳衛東:《十八大以來司法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法學》2017年第10期。
      [51]參見黃文藝:《論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論》,《比較法研究》2021年第2期。
      [52]參見***:《司法改革試點再認識:與實驗研究方法的比較與啟示》,《中國法學》2018年第4期。
      [53]參見郭松:《刑事訴訟制度的地方性試點改革》,《法學研究》2014年第2期。
      [54]我國有學者對新制度主義中制度形式與實質“斷藕”進行過論述。參見劉思達:《法律移植與合法性沖突——現代性語境下的中國基層司法》,《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55]陳衛東:《十八大以來司法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法學》2017年第10期。
      [56]參見陳衛東:《十八大以來司法體制改革的回顧與展望》,《法學》2017年第10期。
      [57]參見李擁軍:《司法改革中的體制性沖突及其解決路徑》,《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
      [58]參見張曙光:《論制度均衡和制度變革》,《經濟研究》1992年第6期。
      [59]黃衛華、商晨:《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對制度均衡思想的疏漏》,《經濟縱橫》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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