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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適成年人制度關鍵性程序問題考量
    兼評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
    2019/10/14 14:18:09  點擊率[92]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中國監獄學刊》2013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13年
      【中文摘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其身心發展的特點,在刑事訴訟中,其權益或者精神狀態往往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據此合適成年人制度就在國家親權主義和法的謙抑性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孕育而生。作為在刑事訴訟中對未成年人權利的有效保障,合適成年人不僅可以確保證據獲取的正當性、可靠性,還有利于司法分流和社區矯正的有效實施。但是,新刑訴法卻僅僅從實體性角度對合適成年人制度進行了規定,諸如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的時間、程序、后果等程序性事項卻語焉不詳,亟需在新刑訴法實施之前予以明確,以確保該制度實施的有效性。
      【中文關鍵字】合適成年人;參與時間;參與程序;程序后果
      【全文】

        引言
       
        新《刑事訴訟法》于通過,并將于實施,這是我國對刑訴法的第二次大修,內容涉及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特別程序等。此次刑訴法的修訂對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其中一顯著特點就是,新刑訴法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等四類特別程序。其中,根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可塑性強、主觀惡性小等特點,新刑訴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規定了合適成年人在場制度,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前科消滅制度等,這對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其中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最為重要,也是其他權利行使基礎的合適成年人制度,也首次在新刑訴法中予以了規定。所謂合適成年人制度,是指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訊問、審判等刑事訴訟活動中,應有合適成年人在場幫助其行使訴訟權利的制度。
       
        合適成年人制度起源于1972年英國。1972年英國一名叫Maxwell Confait的男子被謀殺,三個十多歲的男孩在招供證據的基礎上被判犯有謀殺罪,其中一個男孩智力遲鈍,上訴法院后來宣布判決無效。一位法官在1977年此案進行了調查,發現這三名少年的權利受到侵犯:警察在沒有任何獨立成年人在場的情況下對他們進行了審訊,沒有告訴他們可與律師或朋友聯系的權利,從而導致了虛假供述。法官建議應當有一個委員會來考慮警方權力和嫌疑人權利之間的平衡問題,這個委員會最后導致了1984年《警務與刑事證據法》的產生[1]。這是合適成年人制度的最初起源。該制度在國際公約中也得到了確認,《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7條規定:“在訴訟的各個階段,應保證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諸如假定無罪、指控罪狀通知本人的權利、保持沉默的權利、請律師的權利、要求父親或監護人在場的權利、與證人對質的權利。”2002年6月,英國救助兒童會與昆明市盤龍區人民政府合作開展未成年人司法試點項目,自此合適成年人制度首次引入我國。隨著合適成年人制度在我國近10年的發展,合適成年人制度得到有效促進,在司法實踐中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的保障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已經形成三種比較固定的模式:一是救濟模式即合適成年人是法定代理人的補充,只有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的情況下才可以到場;二是獨立模式即合適成年人是獨立的訴訟參與人,即使法定代理人到場,合適成年人也可以到場;三是包容模式即法定代理人是合適成年人的一種,在同等條件下,應優先邀請法定代理人或者親屬到場,如果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適宜到場時才邀請其他成年人到場[2]。
       
        ,我國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角度出發,也對合適成年人在場制度[3]在先前法律規定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完善。其第二百七十條規定:“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記錄在案。到場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認為辦案人員在訊問、審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可以提出意見。訊問筆錄、法定筆錄應當交給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閱讀或者向他宣讀。”可見,新刑訴法有關合適成年人在場制度是在吸收了司法實踐有益探索的基礎之上,根據我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心特點制定的、具有重要進步意義。但是,新刑訴法有關合適成年人在場制度主要從實體性角度加以了規定,而對相應的程序性問題卻沒有過多加以關注。在刑訴法即將實施之際,這難免會對該制度功能的發揮產生一定影響,并可能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產生一定的阻礙。據此,從回歸《刑事訴訟法》程序法的本質出發,本文在結合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的基礎之上,對合適成年人在場制度的相關程序性問題進行分析,以期能夠有效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
       
        一、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的時間
       
        根據新刑訴法的規定,“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也即,只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需要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訊問或者審判的時候,就應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首先是由偵查機關收集線索、進行偵查,然后在確定犯罪嫌疑人之后對其就案件有關情況進行訊問。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對犯罪嫌疑人委托辯護律師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與合適成年人在場制度,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同質性,辯護人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而合適成年人可以安撫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緩解偵查機關和犯罪嫌疑人之間的緊張關系,監督偵查機關訊問行為的合法性等。因此,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角度出發,合適成年人在偵查階段參與訴訟的時間可以借鑒辯護律師參與訴訟的時間。
       
        第一,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是在“第一次被訊問后”,還是在“第一次被訊問時”?合適成年人在訴訟過程中,其作用主要有安撫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為被訊問的人提供意見并觀察詢問是否進行得合理、協助該未成年人與警察人員溝通[4]。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6條第1款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詢問未成年證人、被害人,應當通知監護人到場。”另外,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82條第1款規定:“訊問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應當針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外,應當通知其家長、監護人或者教師到場。”可見,只要是偵查機關在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之時,就應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到場。換句話說,只要是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包括第一次訊問,就應當通知能夠幫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適成年人到場。另一方面,合適成年人制度與律師制度雖然具有一定相似性,但無論是從適用范圍、訴訟職能、功能,還是從權利性質來看,兩者都存在一定的差別。相對于律師制度,在未成年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更注重合適成年人制度的有效運行。根據立法精神,在所有犯罪嫌疑人自第一次被訊問之時就有權委托辯護律師的背景下,合適成年人作為未成年犯罪案件中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別制度,合適成年人理應也在第一次被訊問之時就應當參與刑事訴訟之中,而不是在第一次被訊問之后方可參與訴訟。從上述兩方面來看,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應當是在“第一次被訊問時”。
       
        第二,如果偵查機關事先并不知曉其為未成年人,在第一次訊問的過程中發現其為未成年人時,是否應當終止此次訊問,并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82條第1款規定:“訊問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應當針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可見,偵查人員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與訊問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方式、方法、態度上等存在不同。因為未成年的身心發展還不健全、涉世還不深等原因,如果偵查人員用訊問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方式、方法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勢必會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今后的健康成長、再次回歸社會產生不利影響。據此,如果偵查機關在事先并不知曉犯罪嫌疑人為未成年人,而在訊問的過程中發現嫌疑人為未成年的,應當立即終止訊問,在通知合適成年人后,在其到場的情況下,再對其進行訊問。但是,如果案件情況緊急,不對嫌疑人進行訊問將會致使案件無法查清,其他嫌疑人得以逃脫,或者會產生其他后果的,可以繼續對其進行訊問,但是必須在訊問筆錄中記明理由和案件當時情況,以供備查。
       
        第三,如果偵查人員在第一次訊問前,并沒有發現其為未成年人,之后才發現其為未成年人的,偵查人員應當及時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對于該種情況,偵查人員在第一次訊問前并不知曉其為未成年人,在之后訴訟過程中,發現犯罪嫌疑人為未成年人的,應當及時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這與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前發現犯罪嫌疑人為未成年人,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是同樣的道理。
       
        第四,偵查人員根據現有證據和線索無法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為未成年人,通過外貌特征也很難確定是否已滿18周歲;或者通過骨齡鑒定表明嫌疑人在18周歲上下的,在確定年齡之前,訊問時是否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5]此種情況主要是針對難以確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為未成年人,而又取法排除的情形。例如,在無法確定嫌疑人年齡時,可以對其進行骨齡鑒定,這是目前司法鑒定中確定鑒定對象年齡的最佳方式。但是,骨齡鑒定并不是一個具體的數值,而是一個界限范圍,如果骨齡鑒定認為嫌疑人在18周歲上下,則其實際年齡有可能大于18周歲,也有可能小于18周歲,然而需要進行骨齡鑒定的,在一般情況下都是通過現有證據難以對其真實年齡予以認定,或者根本就沒有證據證明。在該種情況下,如果嫌疑人實際年齡大于18周歲,將適用一般刑事訴訟程序;如果嫌疑人實際年齡小于18周歲,那么則應當適用新刑訴法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應當通知具有法定資格的合適成年人到場。如果事實上嫌疑人大于(或小于)18周歲,而偵查人員通知(或不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就有可能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權利造成侵犯,并且可能因為程序性違法而遭致相應的不利后果,嚴重者可能致使犯罪行為人逃避刑事處罰。加之,由于生活水平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往往難以通過體貌特征來判定嫌疑人的真實年齡。據而產生一個值得思索的難題,偵查人員根據現有證據和線索無法判定嫌疑人是否為未成年人,而骨齡鑒定又認為在18周歲上下,對此,偵查機關是否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合適成年人制度設立的初衷是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促使其能順利回歸社會。因此,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來說,合適成年人是一項必須的制度,如果沒有合適成年人,該訴訟程序將違法。對于無法確定嫌疑人是否已滿18周歲,但又不排除這種可能的,本文認為,偵查機關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首先,如果嫌疑人事實上未滿18周歲,如果不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參與訴訟之中,訴訟程序將會有瑕疵,不利于訴訟活動的順利、正常運行,對未成年嫌疑人的權利也將造成損害。其次,如果嫌疑人事實上已滿18周歲,即使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因為合適成年人和偵查機關會將其作為未成年人對待,偵查機關在對案件進行偵查的過程中也會采取比普通訴訟程序更為緩和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這對于該犯罪嫌疑人來說,不僅不會侵犯其權利,甚至可以說對其權利的保障更加完善。最后,在無法確定嫌疑人是否已滿18周歲的情況下,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即使將來發現其已滿18周歲,也可以在之后訴訟程序中不再通知合適成年人,而不至于會導致因為嫌疑人未滿18周歲,沒有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而導致訴訟程序的回轉。據此,偵查人員在根據現有證據和線索無法判定嫌疑人是否已滿18周歲,通過外貌特征也很難確定是否已滿18周歲;或者通過骨齡鑒定表明嫌疑人在18周歲上下的,在確定年齡之前,訊問時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
       
        第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是否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然而,第二百七十條規定,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并沒有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作為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時間起點,致使司法實踐中,可能出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但是還沒有對其進行訊問的這一時間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沒有合適成年人的情況。合適成年人在場制度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監督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是否合法,而在偵查行為中,除包含訊問之外,還包括勘驗、檢查、搜查、查封、扣押物證、書證等。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機關在確定犯罪嫌疑人、對其采取強制措施之后,訊問之前,往往還會實施其他偵查行為,如勘驗、檢查、搜查等。在實施這些偵查活動過程中,也可能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造成一定的侵犯。這也是刑訴法將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提前至“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的原因。據此,在特殊的訴訟形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的時間,理所當然應當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的時間界限。
       
        可見,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根據立法者本意以及從我國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障角度出發,只要公安司法機關認為嫌疑人、被告人有未成年可能的,而此時又對其采取一定強制措施或實施訊問等行為的,就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在場,確保訴訟行為的合法、正當、有效,確保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合適成年人的幫助。
       
        二、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的程序
       
        合適成年人制度在我國有關法律中已經有所規定。新刑訴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一款規定:“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記錄在案。”第二款規定:“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認為辦案人員在訊問、審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可以提出意見。詢問筆錄、法庭筆錄應當交給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閱讀或者向他宣讀。”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九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應當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法定代理人無法出庭或者確實不適宜出庭的,應另行通知其他監護人或者其他成年近親屬出庭。經通知,其他監護人或者成年近親屬不到庭的,人民法院應當記錄在卷。”公安部通過了《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訊問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應當針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外,應當通知其家長、監護人或者教師到場;訊問可以在公安機關進行,也可以到未成年人的住所、單位、學校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進行。”由上述條款不難看出,法律法規只對合適成年人的范圍、提出意見,以及向其宣讀筆錄進行了規定。但對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的程序,如合適成年人的通知、訊問人員在場、筆錄簽名等程序性事項均沒有加以規定,這一方面會導致司法實踐人員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各地各自為政、做法不統一等現象的發生。這勢必會對合適成年人制度的良性運行、功能的發揮產生嚴重阻礙,亟需在新刑訴法正式實施之前,對這些程序性事項予以明確,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通知合適成年人的方式
       
        1.通知形式。相關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公安司法機關發現嫌疑人、被告人為未成年之后,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但是,是以口頭方式通知還是以書面方式通知,相關法律條文都沒有加以明確。本文認為,合適成年人制度是一項針對未成年犯罪的特別保護制度,具有一定的嚴肅性和特定性,一旦在應當有合適成年人在場而其不在場的情況出現,將會因為程序性瑕疵而可能致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遭受侵害,案件審理的公正性、合法性受到質疑。此外,根據新刑訴法的規定,合適成年人的首要選擇是法定代理人,在特定情況下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親屬,或者有關基層組織的代表到場,這些合適成年人,尤其是有關基層組織的代表,往往具有特定的職業,也容易通知。因此,公安司法機關對于需要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應當以書面方式通知。書面通知應當記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況、涉嫌罪名、羈押狀態、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的時間、權利義務等內容。
       
        2.送達方式。合適成年人制度的初衷是通過合適成年人在場,緩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公安司法機關之間的緊張關系,協助兩者之間的溝通。因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與合適成年人之間必須是一種穩定的、值得信賴的關系,這也是為什么新刑訴法將法定代理人作為首選合適成年人的原因。合適成年人制度的發源地英國,其法律也規定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包括:(1)其父母或監護人(或者,如他在被照料中,照料當局或自愿組織);(2)社會工作者;(3)非上述兩種情況時,其他年滿或超過18歲的有負責能力的成年人。[6]以下人員因不具有適格性不得擔任合適成年人:(1)與案件有關或與訴訟程序有關的人;(2)在擔任合適成年人之前,未成年人已向其承認罪行的人;(3)已與未成年人疏遠,且未成年人明確反對到場的未成年人父母;(4)警察人員或受雇于警察署的人;(5)律師或以此身份前來警察署的探訪者。[7]可見,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之間應當是一種和諧的、緩和的關系。據此,如果公安司法機關在選定合適成年人之后,向其送達通知書之時,如果合適成年人拒絕接受,則表明其不愿意做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適成年人,那么即使強制其到場,勢必也不會產生預期效果。因此,公安司法機關事先應當征詢所選定的合適成年人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見,只有在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才能書面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據而,通知書的送達方式只能直接送達,不能使用留置送達的方式。對于案情比較簡單的、事先無法送達書面通知的,可以通過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送達,待合適成年人到場后,再向其送達通知書,但是應當在案卷材料中記明情況和原因。
       
        (二)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交流,訊問人員是否可以在場
       
        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適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新刑訴法從保障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特定的利益關系角度出發,規定了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確保處于不利訴訟地位的嫌疑人、被告人與律師之間能夠有效、充分交流,積極應對偵查機關與檢察機關的追訴,充分行使抗辯權。新刑訴法規定了合適成年人制度,并明確“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作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公安司法機關之間溝通橋梁的合適成年人,其在訊問和審判到場之前理應也對案件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個人有關情況有所了解,之前勢必也會與未成年人進行溝通、交流。那么,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人進行交流,是否應當同辯護制度一樣,不被監聽,訊問人員不能在場?
       
        對此,本文認為,當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交流時候,也應不被監聽,訊問人員不能在場。雖然合適成年人制度與律師制度有顯著區別,合適成年人是為被詢問的人提供意見、監督訊問過程是否公平合理、協助被訊問的未成年人與警察人員溝通,其主要是有助于未成年人“說”;而律師的目的在于使當事人獲得最大限度的訴訟利益,在有可能產生不利后果的情形下要求當事人“不說”[8]。但是,合適成年人同律師制度一樣,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必須有充分的信任,關系必須十分融洽,才能保證合適成年人能夠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公安司法機關之間相互協調。因此,在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溝通過程中,公安司法機關應當為他們提供一個緩和、安靜、“無所顧忌”的交談場所。否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無法與合適成年人敞開心扉,無法進行完全的溝通,合適成年人也難以完全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生長環境、犯罪原因、犯罪過程等內容,因而也就難以平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就難以在公安司法機關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間予以有效溝通。如果在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進行交流過程中偵查人員在場監視的話,勢必會破壞這種緩和的氛圍,不僅會導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敢暢所欲言,而且有可能使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會誤以為合適成年人是公安司法機關派來的“臥底”,故意套取其口供,反而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因此,本文認為,當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交流時,偵查人員也不得在場,也不受監聽。這在域外法治中也得到確認,如澳大利亞1914年的《犯罪法案》(the Crimes Act)規定,在警察訊問之前,未成年人有權與朋友或親戚和律師在不被監聽的情況下交流[9]。
       
        據新刑訴法的規定,合適成年人可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也可以是其他成年親屬等。據此,有學者擔心如果偵查人員不在場,如何避免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間相互串供、引誘改變供述的行為?本文認為,這擔心并無必要。首先,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在此情況下,辯護律師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角度出發,也可能會發生串供、唆使、引誘當事人改變證言的可能,這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發生。但是,立法者并沒有因為存在串供等可能就不確立該制度,因為同串供、改變證詞所可能帶來的不利益相比,確立該制度所帶來的訴訟利益更大。同樣,在合適成年人制度中,其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不被監聽更有利于訴訟的正常順利運行。其次,根據《關于合適成年人參與刑事訴訟的規定》的規定,同一合適成年人不得輔助同一案件的多名未成年共犯。可見,這顯然是斷絕了合適成年人幫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的可能。最后,即使合適成年人幫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串供、唆使、引誘當事人改變證言等行為,公安司法機關可以根據情節的嚴重情況給予不同的處罰,直至根據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合適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因此,我們無需擔心由于合適成年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時不被監聽而產生串供、誘使其改變證言等問題的存在。
       
        三、合適成年人制度相關的訴訟后果
       
        新《刑事訴訟法》僅僅用簡單的一個條文對合適成年人制度進行了原則性規定。其第二百七十條第一款規定了合適成年人的范圍,第二款規定了訊問筆錄、法庭筆錄向合適成年人宣讀的情況。然而,作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護制度,新刑訴法卻對合適成年人制度相應的訴訟后果卻沒有明確。針對不同的訴訟行為設立相應的訴訟后果是保障該訴訟行為能夠有效運行的前提,也是其發揮應有功能的保障。因此,新刑訴法雖然規定了合適成年人制度,但是由于沒有明確相應的法律后果,這有可能致使合適成年人制度淪為虛置狀態。
       
        (一)公安司法機關不通知合適成年人的后果
       
        新刑訴法僅僅規定,“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這對于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權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新刑訴法卻沒有規定公安司法機關在明知嫌疑人、被告人為未成年人而沒有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情況下,其后果如何。這可能導致出現部分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出于不正當的訴訟利益故意不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的現象。對此,本文認為,相關部門應當對公安司法機關在明知嫌疑人、被告人為未成年人而不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法律后果,包括實體性后果和程序性后果兩方面。
       
        與對辦案人員給予相應的處罰等實體性后果相比,在未成年人訴訟中,程序性后果更能發揮保障相應訴訟行為有效運行的功能。“在現代社會,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是不是民主政治,不能只看他的宣言和標榜,而必須觀察它是否具有一套能夠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并實際有效運行的程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沒有一套可以操作的程序的保證,任何民主的理想都是一句空話。[10]”然而要保障程序的運行,就必須有相應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因為“程序性制裁是訴訟法特有的制裁方式,是專門以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為制裁對象的,并且由于具有輕重不同的制裁方式,如對輕微違法行為只要求予以補正,對嚴重違法行為可宣布行為無效或將非法收集的證據予以排除,對極其嚴重的違法行為還可直接終止訴訟,對被告人作無罪處理,因而其制裁范圍能夠涵蓋刑事訴訟中可能出現的所有違法行為。[11]”因而,本文認為,相關部門對于公安司法機關明知犯罪嫌疑人為未成年人而不通知合適成年人的,也應當給予相應的程序性處罰。相關部門可以根據情節的輕重程度,分別做出補償性程序性后果和懲罰性程序性后果。所謂補償性程序性后果,是指在不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的情形下,相關部門采取某種補償性的措施,以彌補合適成年人不到場所帶來的后果。這些措施可以包括變更、取消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強制措施等。所謂懲罰性程序性后果,是指在合適成年人不到場、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下,對控訴方的行為進行嚴懲,予以處罰。這些措施包括:發回重審、排除合適成年人不到場情況下公安司法機關獲取的口供(例如香港法律規定:被警方拘捕的青少年,只有在父母、監護人或與該名青少年的性別相同的人士(例如其兄或姊)在場的情況下接受接見。若青少年的口供是在沒有該等人士在場的情況下錄取,該口供可被視作以欺壓手段獲得,法庭可以此作為足夠理由,不把口供列為證據[12])、不起訴等。
       
        (二)合適成年人異議的效果
       
        新刑訴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二款規定:“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認為辦案人員在訊問、審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可以提出意見。訊問筆錄、法庭筆錄應當交給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閱讀或者向他宣讀。”也即,合適成年人認為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所實施的行為可能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如訊問人員有威脅、引誘行為的,合適成年人可以提出異議,要求相關人員改正。但是,立法者對于合適成年人提出異議的法律后果也并沒有明確,也即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合適成年人提出異議后,即使不采納其意見,繼續一意孤行,其也不會遭致任何的訴訟后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使得合適成年人監督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訴訟行為合法性、適當性的功能淪為海市蜃樓,也會造成合適成年人實際上成為公安司法機關向公眾宣示其訴訟行為合法、程序公正的標志。
       
        對此,本文認為,相關部門應當在新刑訴法即將實施之際對于明確合適成年人提出異議的法律效力,明確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忽視合適成年人異議的后果。首先,立法者應當明確訊問筆錄、法庭筆錄不僅應當交給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閱讀或者向他宣讀,而且應明確合適成年人必須在訊問筆錄、法庭筆錄上簽字認可,否則該筆錄存在瑕疵或無效。其次,立法者應當明確,到場的合適成年人如果發現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訴訟行為有違法或者不當之處可以提出異議,并要求其改正,如果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依然不改正的,合適成年人可以不在筆錄上簽字,對其相關訴訟行為不予認可。最后,由于合適成年人可能出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可能會實施某種不正當的行為干擾正常訴訟活動的進行。因此,對于合適成年人提出的異議無理由的,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應當及時向其作出解釋,如果合適成年人不接受解釋的,辦案人員可以在筆錄中記明合適成年人提出異議的情況、辦案人員作出解釋的情況、合適成年人不在筆錄上簽字的情況等。此時,辦案人員可以繼續實施相應的訴訟行為。如果該訴訟行為之后,辦案機關、或者其上級機關、下一階段訴訟機關發現合適成年人異議成立的,可以做出相應的補救措施,或者重新實施該訴訟行為,以確保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正當性。
       
        對于合適成年人到場制度的后果除上述兩種情況意外,還存在很多其他情形,例如合適成年人接到公安司法機關的通知后,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場的,其應當承擔何后果?對于合適成年人到場后怠于行使其權利的,其又應當承擔何后果?在訴訟行為過程中,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絕合適成年人繼續擔任合適成年人的,其會產生如何之后果?這些在新刑訴法中都沒有加以明確。但是,本文認為,作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公安司法機關溝通橋梁的合適成年人,合適成年人與未成年之間應當是一種緊密、協調有序的關系,而不應當產生厭惡、矛盾等情緒。因此,如果一旦合適成年人有怠于行使自己權利,未成年有拒絕其繼續作為合適成年人的情況出現,表明兩者之間已無法進行充分溝通,相關部門應當重新通知其他適當合適成年人在場,以保障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
       
        綜上所述,合適成年人作為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特別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重要制度得以確立。對于我國程序法治的進一步深化無疑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但是,新刑訴法在確立了合適成年人制度之時,卻沒有對其加以完善,尤其是沒有明確其相應的訴訟程序,這無論是對于司法實踐的具體操作,還是對于程序法治的統一都具有一定的阻礙。本文僅僅從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的時間、程序、后果等三個最為簡單,也是最為重要的程序角度進行了研究,而對于其他與合適成年人制度相關的訴訟程序問題,如未成年人對合適成年人的選擇權、律師擔任合適成年人的適格性、合適成年人的資格、權利義務、與前科消滅制度的沖突與協調等,并沒有加以闡述,期待立法、司法機關能夠在新刑事訴訟法即將實施之際能夠通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等形式予以完善,以確保合適成年人制度能夠在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方面,充分發揮其應有功能。

      【作者簡介】
      朱晉峰,《中國司法鑒定》編輯,主要從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
      【注釋】
      [1] 祁濤:《引進“合適成年人”制度初探》,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5年第2期。
      [2] 佟曉琳:《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應探索建立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載《中國檢察官》2011年第1期。
      [3] 雖然立法者并沒有在新刑訴法中明確其是合適成年人,但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在司法實務界均將其作為合適成年人對待。至于法定代理人是否為合適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制度與合適成年人制度有何聯系與區別?均不是本文探討的內容。因此,在文章論述過程中,筆者將法定代理人作為合適成年人的一種,統一稱為合適成年人。這不僅是國際慣例,也是理論界較多數學者所支持的觀點。
      [4] 參見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國刑事訴訟法(選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421頁。
      [5] 該問題已經有學者提出,具體參見梁建軍:《合適成年人到場制度:三個問題有待明確》,載《檢察日報》。
      [6]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國刑事訴訟法(選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421頁。
      [7] 俞楠:《律師擔任合適成年人的適格性分析》,載《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8] 俞楠:《律師擔任合適成年人的適格性分析》,載《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9] 徐美君:《偵查訊問程序正當性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4頁。
      [10] 張春生:《行政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東亞行政法第三屆年會暨行政程序法國際研討會論文提交論文1998年,第3頁。
      [11] 陳永生:“刑事訴訟的程序性制裁”,載《現代法學》2004年第1期。
      [12] 姚建龍:《英國適當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在中國的引入》,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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