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put id="5zixi"></output>
<output id="5zixi"><legend id="5zixi"></legend></output>
<p id="5zixi"><del id="5zixi"><div id="5zixi"></div></del></p>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
<p id="5zixi"></p>
  • <tr id="5zixi"><label id="5zixi"></label></tr><td id="5zixi"><ruby id="5zixi"></ruby></td><acronym id="5zixi"><meter id="5zixi"></meter></acronym><object id="5zixi"><strong id="5zixi"><address id="5zixi"></address></strong></object>
    認罪認罰司法解釋的沖突及其破解——以量刑建議調整程序為視角
    2022/6/20 12:47:52  點擊率[611]  評論[0]
    1. 分享到: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出處】《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是否應當先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目前存在分歧。最高法《解釋》起草者認為,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不是法院的法定義務。這一觀點違背立法旨意和“兩高三部”的聯合規定。法院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事先履行告知程序是重要的法定訴訟程序。法院的量刑建議調整,除庭審中可以口頭明確建議外,應以書面方式進行。鑒于兩高對量刑建議調整程序存在爭議,建議“二院三部一委”聯合制定新的規定,以統一認識。
      【中文關鍵字】認罪認罰從寬;司法解釋;量刑建議調整;法定訴訟程序
      【全文】

        一、問題的提出
       
        (一)案例簡介
       
        2019年9月24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提起抗訴的劉小華受賄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原審被告人劉小華,男,46歲,漢族,湖北省宜昌市,博士研究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辦公廳部長辦公室原正處級秘書。因涉嫌嚴重職務違法于2018年5月7日被留置,因涉嫌犯受賄罪于2018年11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3日被逮捕。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提起公訴后,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京04刑初8號一審刑事判決。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劉小華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指控劉小華犯受賄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劉小華所犯受賄罪,數額巨大,依法應予懲處。鑒于案發后劉小華主動交代辦案機關未掌握的犯罪事實,可認定其具有自首情節;同時,考慮到其案發后能退繳全部贓款,當庭認罪悔罪,并自愿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可依法對其減輕處罰。故依法判決:一、被告人劉小華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二、在案扣押的人民幣60萬元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后,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提起抗訴,抗訴理由是:第一、本院提出的量刑建議無明顯不當,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檢察機關提出判處被告人劉小華有期徒刑3年至3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至30萬元、不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一審法院在量刑建議幅度之外判決系適用法律錯誤。第二,一審法院在審判過程中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存在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等情形時,可以在量刑建議之外判決,但法定前置條件是檢察機關“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根據法律規定,在出現人民法院認為量刑建議不當等情形時,人民法院應與人民檢察院進一步溝通,說明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觀點及理由,由人民檢察院研究并答復是否調整量刑建議之后,法院再進行判決。本案中,一審法院未向本院明確表達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觀點以及具體理由,未明確表達擬判決的主刑、附加刑等具體內容,本院亦無從對是否“不調整量刑建議”進行研究并答復。本院未明確答復“不調整量刑建議”,一審法院即徑行作出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2款的規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一審法院適用法律正確,對劉小華所處刑罰適當。二、一審法院未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的抗訴意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支持抗訴意見及出庭意見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審法院根據劉小華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據此,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36條第1款第(1)項之規定,裁定如下:駁回抗訴,維持原判。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二)提出的問題
       
        從本案看,檢、法兩家對本案實體(對劉小華所處刑罰是否適當)和程序(量刑建議調整程序)問題均存在重大分歧。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對實體是否公正進行評判,僅就檢、法兩家涉及的程序問題,即認罪認罰案件檢察機關量刑建議調整程序問題作進一步研究。
       
        對于類似本案檢察機關量刑建議調整程序,法院是否必須履行告知義務,目前學界也存在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從第201條第2款‘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的表述看,并非強制性規范,未給審判機關施加任何通知或溝通的責任,無法直接得出‘必須事先溝通’的解釋結論。”[1]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法院發現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必須告知檢察院。”[2] “法院應當承擔告知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的義務”。[3]
       
        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看,人民法院不事先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而直接作出判決并非個別現象,各地多有反映。鑒于該程序問題的重要性,最高人民檢察院2019年12月2日通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最高檢《規則》)及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12月7日通過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法《解釋》)都對該問題的解決予以了足夠的關注,但兩家的解釋仍存在矛盾和沖突。而該問題的合法合理解決,事關程序公正、檢法權力的合理配置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正確實施,需要尋找正確的化解之道。本文擬就此作一些探討,以求教于同仁們。
       
        二、兩高對量刑建議調整程序的不同規定
       
        (一)最高檢《規則》對量刑建議調整程序的規定和理解
       
        最高檢《規則》第418條第2款規定:“對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最高檢在解讀這一規定時特別強調:最高檢《規則》之所以增設這一新規定,是因為“基于對控辯雙方主體地位的尊重,充分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功能的考量,《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2款對量刑建議的調整作出了規定,即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從法條的規定看,在人民法院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兩種情形之下,人民檢察院有一個先置的調整程序,即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只有人民檢察院不調整或者調整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才可以依法作出判決,人民法院不能未經人民檢察院調整而徑行作出判決。也就是說,在上述兩種情形下,調整量刑建議是人民檢察院的權力。”[4]
       
        根據最高檢《規則》的解讀,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必須先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只有在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才有權依法作出判決,“人民法院不能未經人民檢察院調整而徑行作出判決”。不經過事先建議調整程序直接作出判決,侵犯了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的權力,是一種程序違法行為。2020年10月1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張軍檢察長作了《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2020年12月1日,最高檢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報告的審議意見提出28條貫徹落實意見。事后,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一檢察廳苗生明廳長在解讀關于最高檢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專項報告意見時,更是進一步強調:“對法院違反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精神,未告知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而徑行判決的,依法進行監督。”[5]最高人民檢察院2021年12月3日頒布的《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第37條進一步明確規定:“?人民法院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二款規定,未告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而直接作出判決的,人民檢察院一般應當以違反法定程序為由依法提出抗訴。”
       
        (二)最高法《解釋》對量刑建議調整程序的規定和理解
       
        最高法《解釋》第353條規定:“對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或者調整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從該規定看,它并未明確對于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法院是否事先具有告知義務。但由最高法李少平副院長主編,《解釋》起草小組撰寫“理解與適用”中特地就這一問題作了重點強調:“司法地實踐中,對于有的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認為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在未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的情況下就作出判決。對此,有的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但被二審法院駁回。法院系統主流意見認為,在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情況下,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是工作層面上的要求,不是法定義務。根據刑事訴訟法236條、第238條的規定,對于上訴案件發回重審的條件是‘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對未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而徑直作出判決的情形,明顯不符合上述發回重審的條件,二審法院維持原判、不支持抗訴沒有問題。”[6]
       
        根據最高法《解釋》起草者的解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發現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可以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也可以不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不是法院的法定義務。即使不通知,也不是程序違法行為,檢察院以此為理由提起抗訴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盡管《解釋》起草者的解讀仍是一種學理解釋,但這種學理解釋不同于一般學者所作的解釋,客觀上它對各級審判機關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比較上述兩高司法解釋以及對解釋的解讀可以看到:司法解釋條文本身都沒有明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是否必須先向人民檢察院提出要求調整量刑建議。但司法解釋的起草者,在事后的解讀中都特地把它作為重要問題加以闡述,以明確觀點和立場。如果說基于檢察解釋的權力范圍,最高檢《規則》不宜對人民法院是否必須先行提出調整量刑建議作出規定。那么,最高法《解釋》則理當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遺憾的是《解釋》刻意回避這一問題。從《解釋》條文本身語義,我們無法得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是否必須先建議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加之起草者的解讀,《解釋》實質上是通過默示的方式,肯定了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沒有先建議調整量刑建議的義務,即人民法院可以不事先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而直接作出判決。
       
        三、對兩高量刑建議調整程序理解的評判
       
        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是否應當先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事關檢法在訴訟中的權力配置及程序公正,直接影響控辯雙方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的訴訟權利(力)保障,不能不引起應有的重視。
       
        (一)兩種不同理解,哪一種更符合立法精神
       
        司法解釋“重在解釋是否符合司法解釋的規范,是否符合法律所能提供的解釋的空間范圍,有無突破司法解釋應當遵守的‘解釋’法律而不是‘創設’法律的界限,以及解釋的內容是否符合司法規律、訴訟原理,亦即司法解釋是否符合科學性標準。”[7]比較兩高司法解釋在此問題上的不同答案,筆者認為,最高法院《解釋》起草者的解讀觀點是錯誤的。理由如下:
       
        1.違背立法旨意
       
        司法解釋是最高司法機關就具體應用法律問題進行的解釋。合法性原則是司法解釋的基本原則。最高檢《司法解釋工作規定》(2006年4月18日通過,2015年12月16日、2019年3月20日兩次修訂)第3條規定:“司法解釋應當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條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最高法2007年3月23日頒布的《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第3條規定:“司法解釋應當根據法律和有關立法精神,結合審判工作實際需要制定。”2015年修正的《立法法》第104條第1款強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于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條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尊重立法原意是法律解釋必須遵循的原則,也是法律解釋合法性來源和證明。雖然立法原意存在與否至今仍眾說紛紜,但筆者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立法機關在設置某個具體法律條文中總有其考量的內容,立法原意是存在的。“立法原意是客觀存在的,不是虛構的;是確定的,不是不可把握的,否則,何以有法律的統一理解、遵守和執行。”[8]作為司法者關鍵是如何探究立法精神。最高法《解釋》的起草者關于人民法院經審理后發現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可以不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而直接作出判決的觀點,違背立法原意。
       
        第一,從文義解釋看。文義解釋是指根據語法規則對法律條文的含義進行分析,以說明其內容的解釋方法。成文法是用文字表達的,“文義解釋優先”是法律解釋的基本原則。因為“法律是專門的立法機構制定的。按照法律至上的原則,法律實施中的解釋者,應該尊重、服從和維護法律的權威。所以,必須依據語法規則忠實地解讀法律。”[9]“從法治的角度看,對文義的尊重是對法律表達忠誠的一種方式。法律的文義承載著立法者意義表達,對法律文義的尊重就是對立法權威的敬仰。”[10]《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這一規定,語義明確,整個條文毫無深奧難懂之處。它清楚地表明:人民檢察院對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的量刑建議需要進行調整的,只能基于兩種情形:一是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二是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這兩種情形,人民檢察院也具有裁量權,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也可以不調整量刑建議。盡管條文沒有明示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要先行向檢察院提出調整量刑建議,但從條文蘊含的邏輯結構看,人民法院只有正式向人民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意見后,才會引起人民檢察院對原量刑建議的再審視和調整。如果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而又一言不發、隱瞞自己的看法,檢察院何以知曉法院對其量刑建議的判斷和態度呢?所以,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必須要先向檢察院明確提出,這是201條第2款的應有之義。
       
        第二,從立法沿革看。2016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26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2016年9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授權在北京、天津、遼寧、上海等18個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事后兩高會同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6年11月11日印發《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試點辦法》)。其中《試點辦法》第21條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同意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被告人、辯護人仍有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根據這一規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可以”對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既然《試點辦法》規定的是“可以”,表明法院在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問題上是具有自由裁量權的,可以建議調整,也可以不建議調整。這一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再次引起爭議。討論中“有的意見提出,人民法院認為量刑建議不當或者當事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不一定必須由人民法院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根據庭審情況也可以主動調整量刑建議。”[11]但最后立法機關沒有采納這一觀點,而且將《試點辦法》中的這一條修改為:“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2款規定與原《試點辦法》相比有兩處重大變化:一是刪除“人民法院可以對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的規定,代之“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二是刪除“調整量刑建議后被告人、辯護人仍有異議的”,代之“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比較新舊條文就可以看到,修正后的第201條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它既廢除了人民法院在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問題上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同時又強調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從而“賦予了人民法院對該類案件定罪量刑的最終裁判權”。[12]
       
        2.違背“兩高三部”的聯合規定
       
        《刑事訴訟法》修正后,如何全面嚴格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成為各級司法機關的重要任務,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試點到全面實施,實踐中積攢了許多問題,比如適用范圍問題、對認罪認罰的理解問題、從寬的把握問題、量刑建議提出方式問題、抗訴問題,等等。刑事訴訟法關于這些問題要么規定得較為原則,要么沒有作出細化規定,亟須在頂層設計方面出臺相應規范性文件,明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把握,解決基層實踐的困擾,確保制度正確適用。”[13]所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2019年10月24日聯合頒布《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內容全面豐富,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中提出的12個方面的60個問題,作出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其中?第41條關于“量刑建議的調整”中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有異議且有理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法院認為調整后的量刑建議適當的,應當予以采納;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人民檢察院。“應當告知”不是“可以告知”,而是“必須告知”。在事先告知問題上,法院沒有自由裁量權。
       
        《指導意見》是《刑事訴訟法》修正后“兩高三部”聯合作出的規定。《指導意見》的相關規定符合立法精神,其效力也應當高于“兩高三部”各自制定的司法解釋或規定。雖然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遲于《指導意見》,但在立法依據相同、司法政策沒有重大變化的背景下,兩高都不應當制定與《指導意見》相矛盾的解釋。比較解釋起草者對兩高司法解釋的解讀,筆者認為,對最高法《解釋》的解讀是違背《指導意見》精神的,而對最高檢《規則》的解讀是正確的。
       
        (二)量刑建議調整程序是否屬于法定訴訟程序
       
        劉小華受賄案一審判決后,提起抗訴的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及支持抗訴的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未采納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影響案件公正審判。而二審維持原判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則認為,一審法院未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最高法《解釋》起草者也強調:量刑建議調整程序不屬于《刑事訴訟法》第238條所規定的“違反法定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情形。最高法的觀點值得商榷。
       
        1.“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內涵
       
        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138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正確判決的時候,應當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該條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違反訴訟程序,本身就是一個原則性問題,足可以構成撤銷判決的理由,而不宜再以是否影響判決的正確為條件。此外,‘可能影響正確判決’這句話也是一個模糊用語,彈性過強,以此句規定作為撤銷判決的附加條件,可操作性太差,沒有確切的尺度或標準。實踐中,審判人員往往以判決是否確有錯誤為標準,反而忽略了違反訴訟程序這一要件。”[14]正是“由于該條規定的比較原則,在理解上認識不一,執行起來也不統一”,[15]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1996年3月17日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此作出了重大修正。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回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一規定,“對于人民法院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辦案程序,改變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提高案件的審判質量,確保執法公正,保障當事人充分行使法定的訴訟權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6]2012年、2018年立法機關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除該條目有所調整外,條文內容均未作任何修改。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規定,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必須發回重審的有五種情形。其中第五種情形“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是兜底條款,是前四項規定的補充。立法機關之所以增設這一規定是“考慮到在司法實踐中違反訴訟程序可能影響正確判決的情況比較復雜,難以全部列舉”。[17]兜底條款的設置有利于嚴密法網、提高法律適用的靈活性。但由于是兜底條款本身比較原則,這就為任意解釋或限制該條款的適用提供了方便之門。
       
        根據第238條第5項規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的,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一是“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二是“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其中“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不是指已經造成了審判不公的后果,只要違反的訴訟程序有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審判,就符合該條的規定,不管是否已經造成了審判不公的后果,都應當發回重審。”[18]雖然根據立法規定,兩者缺一不可,但第二個條件只是“可能性”判斷,并不具有實質性意義。所以,這兩個條件中關鍵還是第一個,只要存在“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一般就具備了發回重審的條件。
       
        司法解釋目的是使抽象、概括的立法規定具體化,增強法條的可操作性。從司法解釋實踐看,兜底條款是最需要解釋的。可遺憾的是,哪些屬于“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自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后至今,最高法先后制定的三個執行《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都未曾對此作出過明確規定。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二審法院審查后應當發回重審的程序違法應當是哪些情節較為嚴重,導致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受到重大損害、致使審判程序的公正性受到重大影響的程序性違法”。[19]筆者贊同這一觀點。二審程序是一種救濟和糾錯程序,如果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不分情節輕重一概發回重審,容易產生重復追訴、重復審判,甚至長期羈押、超期羈押,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影響案件及時審結和訴訟效率等諸多問題。再說,根據同類解釋原則,第五項規定應當是與法條明確列舉的前四種違法訴訟程序行為具有相當性和同等性,其違法程度不應低于前四項規定。所以,對“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作出限制解釋是必要的(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之前,受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委托,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組織專家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 第243條將“其它嚴重違反刑事訴訟程序的”,作為發回重審的條件之一。但立法機關沒有完全采納這一建議,而是規定:“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最高檢2001年2月5日《關于刑事抗訴工作的若干意見》第3條曾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活動違反法定訴訟程序,但是未達到嚴重程度,不足以影響公正裁判”, 檢察機關一般不宜提出抗訴。最高檢《規則》第584條第6項仍然強調: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應當提出抗訴。
       
        在刑事訴訟中,對于“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應當作出限制解釋、嚴格解釋,人民法院享有對“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認定的自由裁量權。但這種裁量權的行使不是任意的。據筆者調查統計,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實施至今,鮮有法院根據第5項的規定而發回重審的案件。該條款事實上成為“僵尸條款”,這已背離立法機關增設兜底條款的目的。
       
        2.事先履行告知程序是重要的法定訴訟程序
       
        量刑建議調整程序是否屬于法定訴訟程序?最高法《解釋》起草者認為,在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情況下,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只是工作層面上的要求,不是法定義務。對未通知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而徑直作出判決的情形,明顯不符合發回重審的條件。果真如此嗎?《指導意見》?第41條已明確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人民法院應當告知人民檢察院”。事先告知程序,難道僅僅是工作層面上的要求,不是法定訴訟程序?法院事先未告知而徑直作出判決,肯定不屬于“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的情形?法院的觀點是武斷的,說理也不充分。
       
        筆者認為,法院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事先履行告知程序是重要的法定訴訟程序。理由是:
       
        第一,法定訴訟程序不等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程序。不少同志認為,程序法定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所謂程序法定是指國家刑事司法機關的職權及其追究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加以明確,司法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活動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職權和程序進行。”[20]程序法定原則,要求“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只能具有立法性質,而不能通過其它任何形式包括由司法機關作出司法解釋的形式加以規定。”[21]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程序法定原則,即使強調“涉及公民權利的訴訟程序應盡可能法定,但這里的‘法’并不像罪刑法定中的‘法’那樣追求明確性,那樣反對判例法、反對溯及既往、反對類推解釋和擴張解釋。”[22]刑事訴訟法“盡管也規定了訴訟參與人所應承擔的義務,但它更主要的是對官員權力進行限制的法律”,相對于刑法而言,“刑事訴訟法實屬‘被告人權利的大憲章’”。[23]在刑事訴訟中對一些立法規定進行擴張解釋甚至類推解釋,不僅不會損害公民權利,而且還會因加強對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力限制,從而更有利于保障公民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幾經修改,目前條文仍然只有308條,許多訴訟程序仍需通過司法解釋予以明確。這也是兩高一直高度重視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制定的重要緣由。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后,《指導意見》有60條,最高檢《規則》有684條,最高法《解釋》有655條。如果認為這些司法解釋僅僅是對訴訟工作層面上的要求,即使不嚴格執行,也不屬于違反法定訴訟程序。這將嚴重損害司法解釋的權威性,沖擊刑事訴訟程序的統一性和規范性。在現階段,將司法解釋特別是聯合制定的司法解釋規定的程序納入法定訴訟程序范圍,是明智而正確的選擇。
       
        第二,法院事先履行告知程序,是“重要”的訴訟程序。基于慎重對待程序違法的發回重審,對程序違法作出限制,即只限于“嚴重”的程序違法是必要的。但是判斷一個訴訟程序是重要還是不重要,程序違法是“嚴重”還是“一般”或“輕微”必須遵循一定之規。筆者認為,判斷某個違法程序是否“嚴重”的標準,在于該違法程序是否嚴重影響了訴訟主體權力或權利的行使。法院未經告知程序直接作出判決,既侵犯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的權力,也損害被告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首先,它侵犯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的權力。《刑事訴訟法》第201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存在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等情形時,可以在量刑建議之外作出判決,但前置條件是檢察機關“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根據這一規定,在出現人民法院認為量刑建議不當等情形時,人民法院應向人民檢察院說明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觀點及理由,再由人民檢察院對法院的建議進行研究并答復是否調整量刑建議之后,法院再進行判決。劉小華受賄抗訴案中,一審法院未向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明確表達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觀點以及具體理由,在檢察院未明確答復“不調整量刑建議”的情況下,一審法院即直接作出判決,侵犯了檢察機關調整量刑建議的權力。
       
        其次,法院未經告知程序直接作出判決,侵犯了被告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在劉小華受賄抗訴案,因為法院未經告知程序直接作出的判決的刑罰低于量刑建議,被告人、辯護人當然不會再有異議。但如果法院作出的判決刑罰高于量刑建議,被告人、辯護人就會感到審判不公(最典型的案例是2019年北京被告人余金平交通肇事案。北京市門頭溝區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是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一審法院判處被告人余金平有期徒刑2年。門頭溝檢察院抗訴認為,余金平符合適用緩刑條件,認罪認罰案件不采納量刑建議不當,北京一分檢支持抗訴。北京市一中院終審判決被告人余金平有期徒刑3年6個月。此案在業內和學界引起極大爭議)。據筆者調研,從認罪認罰實踐看,法院未經告知程序直接作出判決的刑罰大多數是高于量刑建議,輕于量刑建議或作出無罪判決的比較少。韓軼教授的實證研究也證明這一結論:“審判機關對量刑建議的調整大多是提升量刑建議所提出的刑罰的嚴厲程度,僅有15%的案件是降低量刑建議所提出的刑罰的嚴厲程度。這說明審判機關更關注量刑建議所提出的刑罰是否過輕或者認罪認罰從寬的幅度過大,而對量刑建議所提出的刑罰是否過重或認罪認罰從寬幅度過小的關注不足。”[24]這種情形嚴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認罪認罰案件中的量刑建議是控辯雙方協商后達成的合意,這種合意的達成以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為前提,以檢察機關的量刑減讓為承諾,凝聚著控辯雙方的共識。”[25]法院未經告知程序直接作出重于原量刑建議的判決,不僅使被告人、辯護人喪失與檢察機關就量刑建議問題重新進行協商的機會,而且由于事先不知道法院直接改判,也喪失了再次提出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辯護理由的機會。根據最高法《解釋》第295條規定?,檢察機關起訴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指控的罪名不當的,應當依據法律和審理認定的事實作出有罪判決。但“人民法院應當在判決前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保障被告人、辯護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必要時,可以再次開庭,組織控辯雙方圍繞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何罪及如何量刑進行辯論。”法院變更罪名尚需在判決前聽取控辯雙方意見,那認罪認罰案件中的變更刑罰是否更應當讓控辯雙方進行量刑協商或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呢!
       
        (三)法院通知調整量刑建議的方式
       
        筆者注意到,劉小華受賄案一審法院作出判決前,還是與檢察院溝通過的,只不過是用口頭方式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終審判決認定:“庭審后,審判長就該案的量刑意見多次與公訴人電話溝通,公訴人明確表示檢察機關不調整量刑建議。此外,刑事訴訟法未明確規定認罪認罰案件,法院不采納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需要采用何種方式征求檢察機關的意見,一審法院用電話溝通的方式征求檢察機關的意見并無不當。因此,一審法院不存在程序違法問題。”檢察院則認為,“本案中,一審法院未向本院明確表達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觀點以及具體理由,未明確表達擬判決的主刑、附加刑等具體內容,本院亦無從對是否‘不調整量刑建議’進行研究并答復。”這涉及到量刑建議調整的方式問題。
       
        《刑事訴訟法》修正后,各地方司法機關所制定的認罪認罰從寬規定,對通知量刑建議調整的方式,有以下不同做法:
       
        第一種是明確規定可以“口頭方式”。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年8月20日《關于辦理認罪認罰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第37條規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且有依據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調整量刑建議的意見可以口頭告知。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實踐中,法官的建議往往是口頭上的,很多時候甚至是不明確的。”[26]
       
        第二種是明確規定原則上要“書面方式”。如根據浙江省“二院二廳”2020 年12 月23日《浙江省刑事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細則》第69條至71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在開庭前,書面告知人民檢察院;在庭審過程中,可以當庭告知人民檢察院;在開庭后,書面告知人民檢察院。
       
        第三種是沒有明確規定通知量刑建議調整的方式。如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年4月25日《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理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試行)》第18條規定:“?在審理過程中出現下列情形的,可以建議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一)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二)出現新量刑情節的;(三)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庭審中出現上述情形,人民法院在征得控辯雙方同意后可以休庭,由控辯雙方進行溝通。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充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后,依法作出判決。”該指導意見雖然沒有規定通知方式,但明確事先要由控辯雙方進行溝通或充分聽取控辯雙方意見后作出判決。
       
        《指導意見》沒有明確人民法院通知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調整的方式,是該司法解釋的一大缺憾之一。筆者贊同浙江省的做法,法院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原則上應以書面方式進行。在認罪認罰制度中,人民法院認為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是一個重大的訴訟行為。作為法院對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一般應當采納,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是例外情形,理當慎重對待。對這一例外情形的作出應當有比較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要言之有理有據,不宜用一個電話或口頭傳達,而是要采用正式的書面方式(量刑調整建議書應當成為正式的法院訴訟文書)。當然,如果這一決定是法院在庭審過程中明確提出的,因為控辯雙方均在場,且有當庭的錄音錄像佐證,控辯審三方都清楚原量刑建議需要調整的情形。這種庭上的口頭建議不會侵犯控方調整量刑建議的權力,也不影響被告人、辯護人再次提出量刑辯護意見及與控方重新進行量刑協商的機會,應當允許。
       
        四、如何解決量刑建議調整程序的明確化問題
       
        在認罪認罰制度中,量刑建議調整程序是一項重要的訴訟程序,目前的不統一現狀,直接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健康發展,應當引起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高度重視,筆者建議統一作出規定。
       
        從現行制度層面,具體統一的路徑選擇可以有以下幾種:
       
        (一)由最高法院作出具體明確規定。如上分析,對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法院應當事先履行告知程序,這是認罪認罰中的“重要”訴訟程序,最高法《解釋》及其解讀,不符合立法精神,背離《指導意見》的規定,加劇檢法沖突,是一個錯誤的理解和做法,最高法應當及時糾正。但是由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一方面強化了量刑建議對法官的約束效力,另一面收縮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27]引發了多年不見的“控審沖突”。“‘控審沖突’的根源在于認罪認罰案件放大了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價值選擇之爭和地位之爭。”[28]從目前情況看,由最高法院對這一問題作出明確規定,恐有難度。
       
        (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提出糾正意見。對司法解釋開展備案審查,是憲法和法律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2006年8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第?31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于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自公布之日起30日內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監督法》之所以對司法解釋備案審查作出規定,原因之一是:“目前司法解釋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對有換法律規定的應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所作的解釋不同,在基層執法工作中各自執行不同的司法解釋;……。”[29]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19年12月16日《法規、司法解釋備案審查工作辦法》(以下簡稱《審查辦法》)第38條、第41條規定,法制工作委員會在審查研究中發現司法解釋,“與法律規定明顯不一致,或者與法律的立法目的、原則明顯相違背,旨在抵消、改變或者規避法律規定”,需要予以糾正的,在提出書面審查研究意見前,可以與最高法溝通,要求最高法及時修改或者廢止。經溝通后,最高法認為法制工作委員會提出的糾正意見是正確的,及時主動糾正(這種處理辦法最典型的是“附條件逮捕”的廢除。2006年8月17日,最高檢通過的《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試行)》第4條規定:“‘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一般是指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已構成犯罪。對于證據有所欠缺但已基木構成犯罪、認為經過進一步偵查能夠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證據、確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經過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可以批準逮捕并應當采取以下措施:(一)向偵查機關發出補充偵查提綱,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實和需要補充收集、核實的證據,并及時了解補充取證情況;(二)批準逮捕后3日內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備案;(三)偵查機關在偵查羈押期限屆滿時,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證據的,應當及時撤銷批準逮捕決定。”這標志著“附條件逮捕”制度的正式確立。筆者認為,“附條件逮捕”作為一項重大的審查逮捕改革舉措出臺,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當性——參見張兆松:《附條件逮捕制度批判》,《現代法學》2009年第5期》。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后,最高檢偵查監督廳2013年4月22日《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對“附條件逮捕”作了進一步的肯定和規范。2016年9月,內蒙古律師苗永軍代理某案件,當事人被“附條件逮捕”。為此,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出了對該規定的審查申請。根據審查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與最高檢進行了溝通。2017年4月28日,最高檢下發《關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的通知。“叫停‘附條件逮捕’制度”,成為2017年全國人大公布的十大備案審查案例之一)。
       
        (三)由立法機關作出立法解釋
       
        兩高制定司法解釋的權力來源于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決議》第2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監督法》第32條第1款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之間認為對方作出的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同法律規定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送有關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根據《審查辦法》第22條規定,最高檢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對最高法司法解釋的審查建議。立法機關經審查,認為兩高的司法解釋有原則性分歧的,可以作出立法解釋(如關于挪用公款給私有公司、私有企業使用行為的法律適用問題,最高檢2000年3月14日作出的《關于挪用公款給私有公司、私有企業使用行為的法律適用問題的批復》與最高法2001年9月18日作出的《關于如何認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有關問題的解釋》有矛盾。后最高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2002年4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84條第1款的解釋》,從而統一了認識)。
       
        (四)由“兩高三部一委”作出聯合規定
       
        我國實行二元司法解釋主體,最高檢、最高法都具有司法解釋權。在制定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時,兩家難免會出現認識不統一的現象。如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后,最高檢1997年1月15日《人民檢察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則(試行)》與最高法1996年12月20日《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在案卷移送中的“主要證據”、法院能否直接駁回起訴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分歧(如最高檢《規則》第248條第5款規定:“主要證據是對認定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起主要作用,對案件定罪有重要影響的證據。”而最高法《解釋》第117條第2款規定:“主要證據是指:對認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起主要作用,對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的證據”)。鑒此,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1998年1月19日聯合頒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對上述規定不一致的問題統一認識、消除矛盾。隨后,根據“兩高三部一委”的《規定》,最高法1998年6月29日通過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最高檢1998年12月16日通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均修改了原來有矛盾的規定。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二次修正后,“兩高三部一委”2012年12月26日又聯合頒布《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從而使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和最高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 之間沒有出現重大矛盾。上述做法和經驗值得借鑒。
       
        為了規范量刑程序,“兩高三部”曾于2010年9月13日聯合制定了《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該司法解釋試行近十年后,“為進一步鞏固量刑程序改革成果,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量刑程序,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依法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兩高三部”于2019年6月啟動試行意見修訂工作,[30]并于2020年11月5日聯合頒布《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量刑程序意見》)。按理量刑建議調整程序,應當是《量刑程序意見》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之一,兩高需協商一致,并作出明確規定。但遺憾的是《量刑程序意見》第23條仍然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審查。對于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準確,量刑建議適當的,人民法院應當采納。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不當的,可以告知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的,應當在法庭審理結束前提出。人民法院認為人民檢察院調整后的量刑建議適當的,應當予以采納;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既然是“可以告知”人民檢察院,那么事先“告知”就不是人民法院必須履行的義務。根據這一司法解釋的規定,法院事先“不告知”,難說法院違法。當然,最高法《解釋》起草者也認為,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明顯不當的調整程序問題,“檢察機關還存在不同看法,需要在司法實踐中作進一步研究,盡量達成共識。”[31]鑒此,筆者建議,“兩高三部一委”重啟聯合規定,使兩高相互之間的矛盾得到化解。
       
        五、結語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試點以來,特別是2018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后,作為“刑事司法與犯罪治理‘中國方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制度推進迅速,成效顯著。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案件971038人,只占同期審結數的48。3%。[32]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審結1550451人,已占同期審結人數的86。8%。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案件中,檢察機關共提出量刑建議1177124人,其中確定刑量刑建議865565人,占提出總數的73。5%;對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法院采納1116681人,占同期提出量刑建議數的94。9%。[33]人民法院未采納檢察院量刑建議的比例只有5%多一點,而在這未采納量刑建議案件中,未經通知檢察院調整量刑建議而直接作出判決的數量更少。但即便占比很低,那也不是個別案件,其負面影響不可小覷,亟待引起兩高重視。
       
        由于兩高司法解釋之間沒有效力高低之分,兩家規定及權威解讀不一致,只能加劇檢法沖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系統性改革舉措,只有各家互相協作,形成合力,才能發揮制度功效。1996年和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后,兩高都是在《刑事訴訟法》實施前頒布司法解釋。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后,最高檢于2019年12月30日頒布實施《規則》,而最高法直至2021年1月26日才公布《解釋》(2021年3月1日施行),這一《解釋》是“《刑事訴訟法修改決定》通過后,經過反復研究論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起草出解釋稿,并多次征求中央有關部門、地方法院的意見,不斷修改完善。”[34]這表明,最高法《解釋》的出臺是十分慎重的。但筆者注意到:最高法《解釋》與最高檢《規則》相比,在量刑建議程序,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后是否享有借閱卷宗的權利,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的范圍是否包括鑒定意見、勘驗、檢查筆錄,未經過當庭出示、辯論的證據是否一律不能作為判決的依據等方面,兩家規定仍存在分歧。這些問題的不同規定,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刑事訴訟法》的執行。筆者建議,擬參照以往的做法,“二院三部一委”聯合制定新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對相關有分歧的問題統一作出規定,以保障刑事訴訟法的統一性、嚴肅性和權威性。

      【作者簡介】
      張兆松,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學。
      【參考文獻】
      [1]陳衛東.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研究[J].法學研究,2020,(5):158-174. 
      [2]朱孝清.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幾個爭議問題[J].法治研究,2021,(2):3-17.
      [3]卞建林,李艷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若干問題[J].法治研究,2021,(2):18-36.
      [4]童建明,萬春,《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條文釋義[M]. 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20:424. 
      [5][13]苗生明,周穎.關于最高檢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專項報告意見的解讀[J].人民檢察,2021,(6):49-60.
      [6][31][34]李少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403-404,404,2.
      [7]張建偉.刑事訴訟司法解釋的空間與界限[J].清華法學,2013,(6):24-35.
      [8]喬曉陽.立法法講話[M]. 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174. 
      [9]葛洪義.法律方法講義[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81-182. 
      [10]陳金釗.法律解釋學[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77. 
      [11][12][17]王愛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433,433,510.
      [14]陳光中,嚴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M].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326. 
      [15][16][18]朗勝.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釋義[M].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242-243,247,242-243. 
      [19]宋英輝.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述評[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420. 
      [20]陳衛東.刑事訴訟法[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93. 
      [21]謝佑平,萬毅.刑事訴訟法原則:程序正義的基石[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6. 
      [22]黃士元.程序是否需要“法定”——對“程序法定原則”的反思性評論[J].中外法學,2006,(4):484-493.
      [23]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45-246. 
      [24][27]韓軼.認罪認罰案件中的控審沖突及其調和[J].法商研究,2021,(2):44-57.
      [25]董坤.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建議精準化與法院采納[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0,(3):28-38.
      [26]劉哲.認罪認罰50講[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2021: 195.
      [28]郭爍.控辯主導下的“一般應當”:量刑建議的效力轉型[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0,(3):16-27.
      [29]李飛.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釋義[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16. 
      [30]孫航.依法規范量刑程序,確保量刑公開公正——“兩高三部”相關部門負責人就規范量刑程序意見答記者問[N].人民法院報,2020-11-06(2).
      [32]參見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N].檢察日報,2020-06-03(1).
      [33]參見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N].檢察日報,2021-03-09(6). 

      本網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與看法。
      轉載請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網
    0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