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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澳門特別行政區《道路交通法》逃避責任行為的幾點看法——借鑒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
    2022/6/20 14:48:30  點擊率[346]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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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比較法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2年
      【中文摘要】根據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89條的規定,所謂逃避責任,是指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使自己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觸犯本罪可被科處最高1年徒刑或最高120日罰金。結合同一法律第94條(二)項的規定,還可被科處禁止駕駛2個月至3年。不論出于何種原因,只要在懷疑發生交通事故,且在現場沒能發現涉事人的情況下,基本會循逃避責任的方向開展刑事偵查。在這意義上,對于有關交通事故的成因、涉事人的過錯或事故的嚴重程度,一概在所不問。事實上,《道路交通法》刑法規范在各方面均出現了未如理想的立法,尤其基于有關罪名的客觀要素表述以及對法律原則的遵守方面,造成法律對于情節輕微的違法行為作出了不適當的、過度的反應。因此,藉參考中國臺灣地區有關法律機制和近期的立法以及司法實踐,分析澳門《道路交通法》逃避責任罪現存的及其在法律體系上衍生的其他問題。
      【中文關鍵字】逃避責任罪;交通事故;風險刑法;法律明確性原則;謙抑性原則;罪刑相稱原則
      【全文】

        一、 概述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門),受城市空間狹窄和人口稠密的居住環境所限,車輛爭路、人車爭路以至爭奪停泊位,都是司空見慣的景象,也是令公眾大感無奈的現實。在熙來攘往的道路上,車輛碰撞或因交通事故傷及他人的情況時有發生。對于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或出現其他未有盡數列舉的逃避責任行為,澳門法律體系僅設置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下稱《道路交通法》)第89條規定的逃避責任罪予以回應。根據《道路交通法》第89條規定,所謂逃避責任,是指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使自己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觸犯本罪可被科處最高1年徒刑或最高120日罰金。結合同一法律第94條(二)項的規定,還可被科處禁止駕駛2個月至3年。不論出于何種原因,只要在懷疑發生交通事故,且在現場沒能發現涉事人的情況下,基本會循逃避責任的方向開展刑事偵查。在這意義上,對于有關交通事故的成因、涉事人的過錯或事故的嚴重程度,一概在所不問。
       
        2021年2月4日,本地報章曾報導一則新聞,標題名為“兩男撞毀他人鐵馬涉逃責被捕” [1]。新聞的主要內容為 ︰一名摩托車駕駛員在公共道路旁停泊摩托車時,疑不慎撞及另一摩托車并引致其左邊車頭指示燈損毀。事后,駕駛員與乘客合力扶正傾側的摩托車后隨即離開停泊位。車主其后發現座駕損毀,報案追究。治安警察局調查后,傳召駕駛員和乘客到警區調查后拘捕并起訴。
       
        筆者看畢新聞,引發幾個疑問︰第一,駕駛員停泊摩托車時,如車輛處于無動力狀態(已關閉發動機)時與其他車輛或物體發生碰撞,是否屬交通事故?第二,單憑以上情節便足以引發刑事訴訟程序?追究刑事責任的門坎會否過低?第三,本罪的設計切實遵守了刑法謙抑性原則?第四,基于客觀要素的描述,本罪規管的范圍遠超出打擊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主要目的,并可包含其他一切未有盡數列舉的可顯示的逃避責任行為。從結果論考察,只要有人事后懷疑某人早前作出行為的意圖是使其免于承擔牽涉交通事故的民事或刑事責任的,都可援引本罪作出歸責,絕不僅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情節。以如斯的方式規定客觀要素,會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道路交通法》刑法規范出現了未如理想的立法,以致機制對于情節輕微的違法行為作出了不適當的、過度的反應。打擊交通事故后逃避責任是理所當然的,但法律不分事故成因和后果輕重,一概運用刑法予以回應,顯然存在適當性的問題。筆者以中國臺灣地區有關法律機制和近期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分析澳門《道路交通法》逃避責任行為現存的及其在法律體系上衍生的其他問題。
       
        二、簡析澳門特別行政區對逃避責任行為現行的處罰機制 – 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規定的逃避責任罪
       
        (一)立法沿革
       
        早于《道路交通法》生效前的《道路法典》年代,有關罪名便載于該法的第64條中。其行文經第7/96/M號法律第5條作出了改善,條文表述為︰“牽涉事故者意圖以其可采用之法定方法以外之方法,逃避可能引致之民事或刑事責任者,處最高1年徒刑或罰金。”
       
        在比較法方面,本罪的設立是參考了《法國道路法典》第L231-1條及第L231-2條的規定。關于駕駛員實施的逃避責任罪的規定,是規范于法國《刑法典》第434-10條及第434-5條,條文內容為︰“任何車輛或陸上、河上或海上機器駕駛者明知其已引起交通事故而不將車輛或機器停下,并企圖逃避其可能須承擔的刑事責任或民事責任,處2年徒刑或科罰金30,000歐元。”此外,亦規定︰“實施第434-10條所指犯罪的自然人,亦處中止駕駛執照效力5年或以上的處罰;這項中止駕駛執照效力的處罰可限于從事職業活動以外的駕駛[2]。”
       
        (二)犯罪構成和法律后果
       
        從法律淵源考察,《道路交通法》逃避責任罪屬于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規范。司法見解指出,其法益基礎是公共道路使用的秩序[3]。本罪屬于公訴罪,僅檢察院具有促進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性[4]。本罪的犯罪類型屬于行為犯(crime de mera atividade)[5],意指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所包含的行為結果就是一種侵害性的行為結果,至于行為是否對相關法益或行為客體造成實際損害,不影響犯罪既遂(consumação)的成立[6]。司法見解也表明,本罪的既遂并不取決于行為人希望達到的結果是否發生[7]。澳門的犯罪理論沿用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要認定一人是否觸犯某罪名,必須同時符合主觀和客觀要素。
       
        在主觀要素方面,本罪須遵從現行澳門《刑法典》(下稱《刑法典》)總則的指導,原則上,只有出于故意作出的事實,方予處罰[8]。對本罪而言,也僅處罰故意(dolo)。而且這種故意還必須是有意圖(tentar)使行為人自身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的故意,學理上稱之為特定故意(dolo específico)。換言之,只有具備使行為人自身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的意圖,方可符合本罪的主觀要素。
       
        在客觀要素方面,簡單來說,必先確切存在交通事故,而行為人牽涉其中,且行為人確實采取了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故本罪客觀要素可被拆解為三個要素︰第一,牽涉;第二,交通事故;第三,采取了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
       
        第一,牽涉。牽涉是指牽扯關聯,其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檢察院曾在一宗刑事上訴案發表意見,其指出︰“牽涉一詞,是針對涉及到交通事故的任何一方[9]。”但范圍應不限于此,按照文義解釋,只要與交通事故有關的,無不符合“牽涉”的詞義,不論其是否事故雙方;第二,交通事故。現行法律并沒有為“交通事故”作出定義。但肯定的是,事故必須在《道路交通法》第4條所指的公共道路[10]以及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11](但特別法、行政合同或主管當局與該等道路所有人的協議另有規定除外)發生[12],才能認定為可適用《道路交通法》的交通事故。發生在上述地點以外的,即超越《道路交通法》的適用范圍;第三,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相關描述非常空泛,且有無垠的解釋空間。除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外,本客觀要素的描述完全也可包含其他未有盡數列舉行徑,從而成為條文中所指的“其他方法”。
       
        根據《道路交通法》第89條結合同一法律第94條(二)項的規定,觸犯本罪須被同時科處最高1年徒刑或最高120日罰金(1個月至1年的徒刑或10日至120日的罰金)以及禁止駕駛2個月至3年。
       
        三、 簡析中國臺灣地區對交通事故逃逸行為現行的處罰機制
       
        (一)中國臺灣地區《刑法》規定的交通事故逃逸罪
       
        (1)立法沿革
       
        1999年3月30日,中國臺灣地區才將肇事逃逸行為納入刑法。當年的罪名表述沿用1990年“行政院”及“司法院”提出的“刑法修正草案”所建議的版本。其后,“立法院”舉行刑法分則草案評估會議,并作成評估報告。報告建議將肇事逃逸罪行文修訂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有致人死傷之虞而無故逃逸者,處6月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審議過程中,另有“立法委員”提出條文修正案,提議將行文改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建議新增一項規定︰“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得并科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金。”其后,“司法委員會主席”認為早前的草案版本表述較佳,遂采納為法案文本,且相應提高抽象刑幅為“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3年5月31日,“立法院”將肇事逃逸罪的抽象刑幅提升至科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9年5月31日,“大法官”作出“釋字第777號解釋”(下稱“解釋”) [13],以便處理中國臺灣地區《刑法》(下稱《刑法》)第185-4條肇事逃逸罪的“合憲性”問題。該“解釋”宣告肇事逃逸罪部份“違憲”,其中一部份將在公布之日起2年時(即2021年5月21日)失其效力。“立法院”于2021年5月21日通過新法。
       
        (2)犯罪構成和法律后果
       
        《刑法》第185-4條1項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于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2項規定︰“犯前項之罪,駕駛人于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系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主觀要素方面,行為人必須明知存在致人死傷的交通事故而逃逸的特定故意。只有具備這種專門構成本罪的故意,方可滿足本罪主觀要素。
       
        在客觀要素方面,行為人在出現致人死傷的交通事故情況下作出逃逸行為。為此,可將其分為五個要素︰第一,動力交通工具;第二,行為人為駕駛人;第三,發生交通事故;第四,致人傷害或致人于死或重傷;第五,逃逸。
       
        第一,動力交通工具。所謂動力交通工具,是指交通工具的推動是以電力或引擎動力等作用而言,至其為蒸氣機、內燃機、抑或系柴油引擎、汽油引擎、核子引擎、抑或電動引擎,在所不論[14]。
       
        第二,行為人為駕駛人。立法者新增第185-4條2項前,本罪并未采用“駕駛人”的表述,但應遵守法律解釋規則對條文作出解釋,應理解為本罪所指的行為應以駕駛行為為限,故只能處罰具有駕駛人身份的行為人。藉2021年5月21日的立法,明晰了行為人必須具備“駕駛人”的身份方有觸犯本罪的可能,這也是刑法理論所指的“身份犯” [15]。
       
        第三,發生交通事故。最新一次修法前,有關客觀要素的表述僅為“肇事”。法律工作者對于肇事存有兩個南轅北轍的理解。有學者認為,肇事必須限于行為人有違反義務或排除行為人無過失引發事故的場合,否則本罪的處罰恐將因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具正當性[16];也有學者指出,在現代的風險社會,各國立法例可能以立法手段創設各種道路參與者的義務[17],而認為本罪的制定即屬有關類型,即使駕駛人不具過錯,亦應負保證人的義務。今天,法律已明確解決有關問題。根據新增的第185-4條2項的規定,即便駕駛人于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系無過失者,也視為刑事違法,但減輕或免除刑罰。修法目的旨在提升被害人的存活率。基于此,所謂“發生交通事故”,是指涉及行為人的有過錯或無過錯下的一切交通事故,在行為人無違反義務或排除行為人無過失引發事故的場合亦涵蓋在內。
       
        第四,致人傷害或致人于死或重傷。作為客觀要素,致人死傷的事實必須客觀確切發生,否則無從談及本罪。從前,有關客觀要素的表述僅為“致人死傷”,且僅適用獨一的抽象刑幅,因而出現對情節輕微的案件構成明顯苛刻的處罰。有見及此,現行法律將逃逸涉及的交通事故按情節嚴重性一分為二,具體分為致人傷害情況以及致人于死或重傷情況,并為相關情節制定相稱的刑罰。
       
        第五,逃逸。所謂逃逸,是指逃離交通事故現場而逸走的行為。按目的論,法律欲懲罰的是不顧而去的情況,但行為人“而去”的目的是為了救助被害人,則不得非難有關人士。
       
        根據《刑法》第185-4條的規定,按照致人死傷的嚴重程度和行為人存在過錯與否,觸犯本罪的法律后果可分為下列四種情況︰
        

      過錯

      情節        

      致人傷害后逃逸

      致人于死或重傷后逃逸

      發生交通事故屬至少有過失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發生交通事故屬無過失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減輕或免除刑罰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減輕或免除刑罰

        此外,如發生交通事故的屬汽車駕駛人,根據中國臺灣地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條例》)第62條4項的規定,汽車駕駛人致人受傷而逃逸,須被吊銷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須被吊銷駕駛執照,并不得再考領。
       
        (二)中國臺灣地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的逃逸違法行為
       
        《條例》屬于行政法規范。《條例》第60條和第62條分別規定三種逃逸情況︰第一,實施違例且經執法人員制止時逃逸;第二,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發生無人死傷交通事故的逃逸;第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發生致人死傷交通事故的逃逸。
       
        第一,實施違例且經執法人員制止時逃逸[18]。按照《條例》第60條1項的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并吊扣其駕駛執照6個月;汽車駕駛人于5年內違反本項規定2次以上者,處新臺幣3萬元罰款,并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第二,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發生無人死傷交通事故的逃逸。根據《條例》第62條1項的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罰款;逃逸者,并吊扣其駕駛執照1個月至3個月。”第三,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發生致人死傷交通事故的逃逸。根據《條例》第62條4項的規定︰“前項(汽車)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并不得再考領。”
       
        (三)小結
       
        綜上所述,按照行為人的過錯和事故造成的嚴重程度,中國臺灣地區將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法律后果分為行政性質的違法和刑事性質的違法。
       
        對于無人死傷的,屬行政違法行為。
       
        對于致人傷害、致人重傷和致人死亡的,屬刑事違法行為。如屬致人傷害,法律須區分行為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至少有過失。如行為人至少有過失,科處法定較輕的有期徒刑;如行為人無過失,減輕或免除刑罰。如屬致人重傷或致人死亡,法律也須區分行為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至少有過失。如行為人至少有過失,科處法定較重的有期徒刑;如行為人無過失,減輕或免除刑罰。
       
        并且,如發生交通事故的屬汽車駕駛人,其致人受傷而逃逸,須被吊銷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須被吊銷駕駛執照,并不得再考領。
       
        四、就中國臺灣地區《刑法》交通事故逃逸罪作出的“釋字第777號解釋”
       
        交通事故逃逸罪的前身是肇事逃逸罪。在修法前,肇事逃逸罪中的關于“肇事”的語義范圍一度引起學術界的爭議。而交通事故的案情是五花八門的,但法律僅訂立獨一的抽象刑幅予以回應。對于引起交通事故的成因、行為人的過錯和事故造成的嚴重程度,一概在所不問,由此出現對犯罪情節輕微的個案產生顯然過于嚴苛的處罰。在司法實務上,出現了空前的19宗(3宗由人民提起,16宗由各地方法院法官提起)因肇事逃逸罪的立法聲請“釋憲”。
       
        爭議的重點有二︰第一,在于肇事逃逸罪的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第二,獨一的抽象刑幅是否違反比例原則?“解釋”認為,“肇事”的語意所及的范圍包括“因駕駛人的故意或過失”或“非因駕駛人的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三人的故意或過失)所致的事故。但是,非因駕駛人的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的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范者所得理解或預見。于此范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其次,自2013年起,立法機關將有關罪行一律提升至處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引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的宣告,故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
       
        為此,“解釋”的并予檢討部份中明確指出︰為因應交通工具與時俱進之發展,并兼顧現代社會生活型態、人民運用交通工具之狀況及整體法律制度之體系正義,相關機關允宜通盤檢討2013年系爭規定之要件及效果,俾使人民足以預見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并使其所受之刑罰更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例如:(一)關于構成要件部份,就行為與事故之發生間有因果關系之駕駛人,明定其主觀責任要件,亦即,除肇事者有過失外,是否排除故意或包括無過失之情形。倘立法政策欲包括駕駛人無過失之情形,有關機關并應廣為倡導,建立全民于交通事故發生時,共同參與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及救護死傷者之共識。(二)關于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份,參酌所欲保護之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后之作為義務范圍,例如應停留在現場,并應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份等。(三)關于法律效果部份,依違反作為義務之情節輕重及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等不同情形,訂定不同刑度之處罰,以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五、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規定的逃避責任罪現存的及其在法律體系上衍生的其他問題
       
        筆者認為,本罪在理論、實踐以至法律體系的協調性上均出現未如理想的問題,并將之分成六點逐一論述。
       
        (一)主觀“意圖”認定不一
       
        本罪行為人所持的故意必須是有意圖使自己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的故意(特定故意)。《刑法典》對故意的分類法是按照行為人對行為結果所持的意志因素,將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大類。又根據行為人對行為結果的認識程度,將間接故意再分為兩類,即必然故意和或然故意[19]。但關于構成本罪的特定故意可包含有關故意種類的問題,司法機關并無一致的認定標準[20]。 “意圖”的認定標準直接影響判斷此罪與彼罪,甚至罪與非罪的結論。倘出現適用不一的情況,刑律的界限便會變得模糊。
       
        (二)客觀要素語義的不確定
       
        (1)“交通事故”的概念
       
        如上所述,“交通事故”(acidente)屬于本罪的客觀要素之一。遺憾的是,《道路交通法》并沒有賦予“交通事故”明確定義,充其量只可從其他條文作概括理解。這顯然不是理想的立法方式,從中國臺灣地區“大法官”對肇事逃逸罪中“肇事”作出的表態并宣告該罪部份“違憲”的事例便足以印證。在澳門,法律文本并沒有對“交通事故”定義給予清晰的指引。作為犯罪客觀要素,“交通事故”一詞明顯欠缺作為法律本應具備的明確性特征[21]。諸如裝有發動機的車輛處于無動力狀態(已關閉發動機)時與其他車輛或物體發生碰撞(例如以人力推動摩托車時不慎損毀他人財產)、駕駛員在車輛碰撞中不存有過錯的情況以及其他似是而非的情況是否屬交通事故,更應由法律本身給予負責任的回答,不宜交其他機關解釋。
       
        (2)“以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的含義
       
        曾有澳門執業大律師指出,“以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的不確定概念極為抽象,在法律解釋方面可以有極大的空間,這在刑事法律規范之中是極為罕見的[22]。有學者詮釋本罪時表明即使行為人并無遺棄被害人,或者無被害人可被遺棄,只要其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通過客觀行為表現其意圖逃避責任,即可構成本罪[23]。
       
        值得強調的是,倘駕駛員不幸遇上“碰瓷黨”,有關人士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場景(例如故意跑到道路前方與行駛中的車輛碰撞),而事實上駕駛員的車輛并未引致有關人士受傷。結果,駕駛員可能因識破對方的技倆或因驚慌而離開現場,法律又會否因駕駛員沒有停留在現場處理 “事故”而被認為“以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被刑事追訴?
       
        須知道,在刑法范疇,法律規范必須具有可視性的特征。所謂可視性,就是指法律規定都是可以看得見的,而非屬虛無的東西[24]。就本客觀要素而言,筆者完全看不到“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作為法律規范所應具備的可視性特征。倘維持有關客觀要素的表述,恐有機會被他人以各種事后判斷,對當事人產生“無法預視”的風險。
       
        (三)漠視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要求
       
        所謂謙抑性原則(最低限度介入原則),是指就刑事立法而言,立法機關應當盡量少地將某種違反法秩序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并予刑事處罰,盡可能縮限“犯罪圈”。原因在于,在所有用于維護法秩序的國家權力的不同手段中,最嚴厲的手段便是刑罰[25]。《道路交通法》一概把交通事故后逃逸或出現其他未有盡數列舉的逃避責任行為(不分事故的成因、行為人的過錯或事故嚴重程度)列為刑事犯罪,在簡單的抽象刑幅中量刑,且須科處禁止駕駛。有關條文明顯漠視刑法謙抑性原則。例如,行為人駕駛摩托車期間,其后視鏡與其他車輛的后視鏡僅發生輕微擦撞,以致被擦撞車輛后視鏡產生一道數厘米的痕跡。行為人未有多加理會并繼續行駛。如此,他確有被刑事追訴的必要嗎?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仍保留可科處死刑或重刑罰的中國臺灣地區,相關立法機關尚且合理地將情節輕微的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行為排除在“犯罪圈”外。筆者不明白澳門為何可以不分輕重地將有關一切行為納入刑法規管?這種立法模式顯然令啟動刑事訴訟程序的門坎過低,存在修法必要。
       
        (四)設計過于簡單的抽象刑幅明顯欠缺考慮罪刑相稱原則和交通事故固有的多樣性
       
        交通事故的成因林林種種,行為人意圖逃逸或作出其他逃避責任的主觀惡性可高可低,事故造成的嚴重程度可輕可重。但本罪均以簡單的抽象刑幅作響應,恐有違反罪刑相稱原則和無視交通事故固有的多樣性的事實。同時,簡單抽象刑幅亦變相收窄了情節相對嚴重和情節明顯輕微的逃避責任行為法律后果的差異性。
       
        罪刑相稱原則在立法靜態表現之一是量刑情節的體現。其中有的情節從屬于具體犯罪,例如在中國臺灣地區的交通事故逃逸處罰機制中,雖然其立法歷史較澳門為短,刑事法律后果一般較澳門為重,但有關機制能夠靈活地將逃逸行為按照情節分別交由刑法和行政法規范,并于罪名中依據情況設定分門別類的刑罰,值得澳門借鑒。
       
        (五)罪名的中葡文版本表述的含義不一
       
        眾所周知,中文和葡文均為澳門正式語文。[26]第101/99/M號法令第5條第1款規定︰“規范性文件是單一的,兩種正式語文文本之任一文本均具公信力,且推定各文本相同之意義及范圍。”如法律的中葡文版本不幸出現意思差異時,便會產生法律解釋的問題[27]。
       
        本罪的中文版本表述為︰牽涉交通事故者意圖以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使自己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科處最高1年徒刑或最高120日罰金;葡文版本表述為︰“Quem intervier num acidente e tentar, fora dos meios legais ao seu alcance, furtar-se à responsabilidade civil ou criminal em que eventualmente tenha incorrido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1 ano ou com pena de multa até 120 dias.”可知,中葡文版本之間出現了“免于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或“免于可能承擔的民事或刑事責任”意義差異的。
       
        按中文版本演繹,則如經法律分析后,證實行為人依法不負民事或刑事責任。那么,既然客觀上便不存在有關民事或刑事責任,則使自己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的目的,在邏輯上便不能成立。但葡文版本更受法院青睞[28],按照相關表述,民事或刑事責任不必客觀確切存在,只要行為人認識到自身可能會因牽涉的交通事故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便足矣。
       
        (六)與其他逃避責任行為的法律后果出現明顯不協調
       
        立法者選擇了以刑事手段遏止在陸上道路的逃避責任行為。但是,倘場景轉換為在海上航行的船舶與其他船舶或物體發生碰撞而引起事故或導致第三人受損后逃逸時,法律僅予行政處罰。
       
        2020年10月11日,海事及水務局(下稱海事局)公布一則新聞,標題為 “海事局檢控違規船只。吁業界遵守海事法規”。[29]有關內容為︰今年7月,肇事散貨船“集X興”在往內港航道行駛期間懷疑偏離航道,在機場跑道以北撞到M3號浮標并把浮標拖行一段距離后不顧而去,被撞浮標的標頂和標燈損毀。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早前透過雷達監察系統,發現該艘貨船正準備進入澳門海域,隨即通報海關協助欄截有關船只,而海事局也派出船只和人員跟進檢控和賠償工作。被碰撞的浮標初步估算修復費用約67,000澳門元。肇事船只須繳交違規處罰擔保以及賠償因碰撞浮標而引致的損失。
       
        在上述情況作出的檢控,其實是指基于船舶不遵守《國際海上避碰規則》而引起事故或導致第三人受損的事實,由海事局基于經12/2020號行政法規重新公布的第90/99/M號法令《海事活動規章》第131條c)項的規定,向涉嫌違法者提起行政上的違法行為的處罰程序,法律后果僅為科處船長澳門元5,000元至70,000元的罰款。雖然同一條文表明受罰款處罰不妨礙倘有的刑事、民事及紀律責任,但澳門現時并不存在海上航行逃避責任的罪名,故上述新聞提及的肇事船舶船長,不會因海上事故不顧而去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可是,按照一般人的認識和經驗,海上航行安全秩序的重要性絕不亞于陸上公共道路使用的秩序。海上環境變幻莫測,船舶在海上航行,稍有不慎便更容易引起生命安全和財產損失。法律是否有必要以更嚴厲的手段打擊海上航行逃避責任行為?陸上道路的逃避責任要被追究刑事責任,海上航行逃避責任行為卻以行政處罰了事,這顯然出現了立法不協調的情況。
       
        六、結語
       
        綜上所述,就完善澳門《道路交通法》逃避責任行為的處罰機制,筆者建議︰第一,法律必須明確“交通事故”的定義;第二,修改“以其可采用的法定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的客觀要素,以盡數列舉的方式規范具有相當嚴重性的行為取代之,例如在致人死傷的交通事故后逃逸[30]、匿藏和拒絕透露真實身份等;第三,借鑒中國臺灣地區對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處罰機制,將一般的、嚴重性較低的交通事故后逃避責任行為非刑事化,交由其他制度處理;第四,正如中國臺灣地區現正沿用的機制,制定本罪的抽象刑幅應具體考慮交通事故的成因、行為人的過錯或事故的嚴重程度。可以說,立法者對量刑情節規定得越合理、越明確,就越有利于體現并貫徹罪刑相稱原則[31];第五,消除本罪的中葡文版本的差異,選取最能符合本罪立法精神的版本作準,并使兩者的文義成為一致。

      【作者簡介】
      霍嘉誠,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法學碩士。
      【注釋】
      [1] 澳門日報網站︰https://appimg.modaily.cn/app/szb/pc/content/202102/24/content_102749.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0月8日。
      [2] 〈《道路交通法》注釋〉,澳門︰澳門法律學刊,印務局,2011年,第155頁。
      [3]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971/2015號案。
      [4] 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第37條。
      [5] 也就是說,只要行為人作出了法律規定侵害刑法擬保護某種法益的行為,就是觸犯了本罪。行為人作出的行為即使沒有對相關法益造成實際損害,但也會對其造成抽象的危險,因而行為犯也被稱為抽象危險犯(crime de perigo abstrato)。
      [6]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28頁。 
      [7]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899/2010號案。
      [8] 現行澳門《刑法典》第12條。
      [9]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976/2020號案。
      [10] 根據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2條(一)項的規定︰“公共道路,是指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產或私產且開放予公眾陸上通行的道路。”
      [11] 根據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2條(二)項的規定︰“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是指開放予公眾陸上通行的私人道路。”
      [12] 關于在公共停車場發生交通事故是否適用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有司法見解認為︰根據《道路交通法》第112條的規定,追究因公共道路交通事故或觸犯本法律的違法行為而產生的民事、刑事或輕微違反責任的程序,由相關程序規定及本章的特別規定規范。結合《道路交通法》第2條、第35/2003號行政法規核準的《公共泊車服務規章》第2條、第3條和第33條的規定,可歸納出開放予公眾陸上通行并停泊的公共停車場,無論是出入通道還是內里的區間,都等同于公共道路。然而,在同一司法見解的對投票的解釋性聲明中,有法官持相反見解︰就適用《道路交通法》而言,公共停車場既不應被視為“公共道路”或“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根據《道路交通法》第2條的規定,其就“公共道路”、“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泊車處”和“泊車區”分別作出定義。根據《道路交通法》第4條的規定,本法律適用于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道路和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上的交通,但特別法、行政合同或主管當局與該等道路所有人的協議另有規定除外。按照《公共泊車服務規章》第2條(一)項的規定,“停車場”是指供車輛停泊的樓宇或樓宇的部份,公共停車場不能被視為公共道路或等同公共道路的道路概念的一部份。聲明強調將“公共停車場”或“泊車區”作出區別是很重要的。此外,《公共泊車服務規章》第3章以及第4章均對“公共道路的泊車處”(第14條及續后條文)和“公共停車場的泊車處”(第22條及續后條文)分別作出規定;再者,在處罰規定中,《公共泊車服務規章》第35條和第36條都對公共道路的泊車位的濫泊和停車場的濫泊區別對待。故此,有關的動機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最后,聲明作出的結論是︰根據《刑法典》第1條的規定,刑事法律不允許擴張解釋。事實可受刑事處罰,以作出事實之時,其之前之法律已敘述該事實且表明其為可科刑者為限。不容許以類推將一事實定為犯罪或訂定一危險性狀態,亦不容許以類推確定與一犯罪或危險性狀態相應之刑罰或保安處分。法院作出本決定是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參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941/2016號案。
      [13]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77,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0月8日。
      [14] 張麗卿︰《評刑法最新增修條文》,臺北︰月旦法學雜志第51期,1999年。
      [15] 所謂身份犯,就是指因行為人具有特定身份而足以影響犯罪成立或刑罰輕重的各種犯罪情況。在刑法中,甚么情況下才能成立身份犯,必須依照法律規定予以確認,沒有法律規定就沒有身份犯;從這一意義上說,任何身份犯都是法定的。參看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473頁。
      [16] 陳隆翔︰《淺論肇事逃逸罪的幾個問題》,臺北︰《司法新聲》第48期,2009年。
      [17]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冊)》,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第772頁。
      [18] 由于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發生交通事故后的逃逸行為,故純粹實施違例且經執法人員制止時發出的逃逸行為不予深究。
      [19] 現行《刑法典》第13條;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64頁。
      [20]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191/2017號案。
      [21] 所謂法律規定的確定性,就是指法律規定的內容都是明確的,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參看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94頁。
      [22] 鄭成昌︰《道路交通事故的各種刑事責任問題》,澳門︰行政公職局《行政》第16卷(總第61期),2003年。
      [23] 方泉︰《澳門特別刑法概論》,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20頁。
      [24]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94頁。
      [25] 徐京輝︰《澳門刑法總論》,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82頁。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9條和第101/99/M號法令第1條。
      [27] 第101/99/M號法令第5條第2款和第3款。
      [28]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111/2016號案和第191/2017號案。
      [2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站︰,最后訪問日期︰2021年10月8日。
      [30] 有觀點認為,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88條規定的遺棄受害人罪與逃避責任罪出現犯罪競合,并指出︰雖然從法益的判別上,遺棄受害人罪所保護的是針對“受害人獲得救助”的法益,而逃避責任罪則僅涉及保護“道路公共秩序”的法益,但當中應存在吸收/包容的問題,茲因難以想象在交通事故發生后,肇事者選擇將受害人遺棄在事故發生現場,而沒有逃避責任的情況。故此,遺棄受害人罪所保護的法益,當中應同時針對保護“受害人獲得救助”的法益,以及保護“道路公共秩序”的法益,因而兩者應當屬于法條競合(表面競合)。有關觀點亦曾獲得檢察院支持;有司法見解不同意上述觀點,并說明有關理由︰從保障法益的角度考慮,兩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完全不同的,沒有任何互操作性可言。因為遺棄受害人罪中,屬于學理上的“純正不作為”犯罪,因為在該罪狀中法律已描述了整個不作為的行為,而逃避責任罪則屬于積極行為犯,要求行為人作出積極的能逃避或免于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的任何行為。在遺棄受害人罪中,行為人甚至可以不逃離車禍現場,但只要故意處于一個消極不作為的狀態,例如簡單的袖手旁觀,相關罪狀即告實現。故兩罪間雖然在某層面上存在一定關連,但卻不能因此將兩個本質上不同的行為(一個消極行為和一個積極行為)劃上等號。因此,兩罪之間不存在任何法條競合,亦不出現法條之間的吸收關系,兩罪之間是實質競合。參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第971/2015號案和第51/2020號案。
      [31] 趙國強︰《澳門刑法概說(犯罪通論)(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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