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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的實證研究——兼談企業集團重整特殊行政規則的構建
    2022/6/22 10:51:51  點擊率[407]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破產法;經濟法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破產重整制度的規范意旨是紓解企業困境,追求社會整體利益價值、債權人公平價值、經濟效率價值,我國現行的重整制度難以滿足企業集團的紓困需要。通過對企業破產法實施至今160件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案件的梳理,發現實質合并重整案件多以“企業集團重整”為形式出現、且存在“大合并”與“小合并”兩類、單主業集團重整占比較多。經類型化分析,企業集團重整行政色彩強,存在“一案審理,整體化解”與“協調審理,風險緩釋”兩種風險化解思路,并存在單主業集團大規模實質合并、單主業集團小規模實質合并、多主業集團大規模實質合并、多主業集團小規模實質合并四種樣態。本文認為企業集團重整對企業破產法律體系構成全方位挑戰。短期內僅通過修改企業破產法難以解決多部門法協調問題。可以考慮借鑒法國重整制度上的“困境處理”和“困境預防”概念,通過行政法規制企業集團重整,并構建企業破產管理署、設立危機預警及程序啟動規則,重整投資人市場化招募規則,重整后經營方案、維穩方案備案規則,逐步構建起由商法、經濟法、行政法組成的多層次企業集團重整制度。
      【中文關鍵字】實質合并;企業集團;制度價值;類型化分析;規制
      【全文】

        一、問題提出
       
        隨著我國中小企業重整案件的井噴式增加[1],以及方正集團、海航集團、華晨集團等大量企業集團重整案件的出現,為企業分類構建重整程序已成為各界的熱議話題,對于小微企業的退出與紓困,各界在熱議構建簡易程序的制度設想[2];對于中小型企業的紓困,基本可以通過逐步發展的實質合并規則處理;但對于大型企業,尤其是企業集團的紓困[3],缺少足夠的討論和成型的制度設想。[4]所謂企業集團,是指以實力雄厚的企業為核心,通過相應的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中的責、權、利關系,把眾多企業、事業單位聯合在一起的多層次的法人聯合體。
       
        企業集團重整案件涉及到的企業數量多、影響范圍廣、資產負債規模大,并且一旦企業集團母公司重整,會帶動子公司、孫公司連帶破產,通常需要適用實質合并程序、協調審理程序、程序合并程序等多種程序。這類案件在價值追求上與中小型的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不同,其追求的價值更加多元,如社會穩定、金融穩定、經濟發展、產業整合,這對企業破產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國的《企業破產法》應當如何回應企業集團重整案件帶來的價值挑戰?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過重新檢視我國企業破產重整制度,分析重整制度原型及規范意旨,研究重整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適用。通過梳理企業破產法實施以來出現的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案件,類型化分析企業集團實質合并重整案例,討論企業集團重整為《企業破產法》帶來的挑戰,分析我國如何解決企業集團重整帶來的多部門法協調問題。
       
        二、對企業破產重整制度的檢視
       
        (一)破產重整制度原型及規范意旨
       
        破產重整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國1867年鐵路公司法,主要是為了規定管理人對瀕臨破產的鐵路公司加以整理實現紓困。1949年,英國通過修改公司法,設立“整理與重建”制度,正式確立公司重整制度。至于美國的重整制度,可以追溯到其早期衡平法上的管理人制度,它是世界上最有效也最完備者之一,美國重整制度以衡平接管制度為基石,同樣是為了解決困擾鐵路運輸行業的財務困局。[5]無論是《1867年破產法》、《1898年破產法》還是之后的《破產法典》,美國的重整制度始終是以企業“拯救與重生”為政策基礎,始終遵循企業重生對債權人權利保護以及社會整體價值的理念。[6]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國,債權人在重整制度盡管不占優勢,但是基于美國發達的破產市場體系,債權人也能獲得相對均衡的地位。[7]
       
        法國的重整制度最早追溯到1985年《困境企業司法重整和司法清算法》,以維持企業、保障就業等社會需要為立法目標[8],以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放在首要地位,將法律因素放在次要地位。[9]這與其社會失業率長期處于發達國家前列的特殊國情有關。法國的重整制度中有一處值得借鑒,其提出困境預防的概念,將困境預防與困境處置二分,增強法官的權力,強化預警機制。[10]德國的重整制度出現較晚,1994年德國通過《德國破產法》并將重整制度和所有破產程序都納入一部法律之中,相當強調債權人的意思自治,并且強調企業破產屬于市場行為,屬于私法自治,立法不該過多限制。德國對于債權人利益保護的傾向,主要背景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政策向自由化偏轉,德國考慮到如果國家對經營不善的企業過度傾斜可能不利于市場競爭。
       
        亞洲地區的重整制度與英美破產法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二戰后,日本為了吸引美國資本,效仿美國的重整制度,制定了《企業更生法》,同樣以挽救有價值的公司為立法宗旨,遵守紓困而非清算的價值理念。我國的臺灣地區本沒有重整制度,在日本的《企業更生法》出臺以后,臺灣地區當局便效仿該法和美國的商事重整制度,制定了臺灣地區的重整制度。
       
        對比英、美、德、法、日、我國臺灣地區關于破產重整制度的規定,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各個國家重整制度的規范意旨基本相同,只是在“債權人保護主義”和“債務人紓困主義”之間有所側重:
       
        一方面,重整的本質上是企業拯救程序,但重整制度的價值目標可以有側重,在我國,重整制度的首要價值是通過紓困有拯救價值的企業,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必須承認債權人爭奪企業財產的沖突與債權人與債務人、投資人之間的合作是并存的,必須承認盡管市場要求優勝劣汰,但是對于一些被不完全市場競爭而淘汰的“好的企業”也需要施以援手。
       
        另一方面,重整制度的價值還要求各方利益的“公平”保護,法律必須通過制度設計對債權人、投資人等利益各方提供保護,包括公平清償債權人、債權人利益整體最大化、債權人的均衡保護。
       
        (二)我國破產重整制度價值不明確
       
        我國的重整制度構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其企業破產法草案。根據企業破產法草案規定,立法者認為對于可能挽救的企業,可以通過債務展期或者減免還債由法院監督進行整頓,使其重新恢復生機。[11]但是,由于當時我國處于計劃經濟的特殊時期,該草案并未最終落實。但是,這為我國后來重整制度的發展埋下了伏筆。在1992年至1994年期間,我國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工廠及國有企業停業整頓的規定,試圖初步搭起企業重整的規范框架。到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出臺破產審判的有關規定,對破產和解與整頓進行了規定。此后,到2006年,我國正式通過《企業破產法》,將企業重整作為紓解企業困境的重要程序。經過十年的實踐與探索,破產重整程序不斷成熟,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8年出臺《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從實操層面對企業重整適用實質合并原則的標準進行規定,重整程序對紓困危困企業的制度價值被凸顯。[12]
       
        目前,對于相對復雜的企業集團重整,主要法律依據是《企業破產法》關于破產重整的程序規定,實務中主要參考《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及地方各級法院關于關聯企業實質合并破產規則的適用標準。[13]企業集團重整法律制度供給嚴重不足:
       
        第一、重整制度未獨立,位階低。《企業破產法》沒有區分破產清算制度、破產和解制度、破產重整制度的制度價值。《企業破產法》規定,該法的立法目的是“規范企業破產程序,公平清理債權債務,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根據文義解釋,該法的首要價值是對企業破產進行程序指導,其次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公平保護,維持社會秩序。從立法目的上看,該法的工具主義色彩濃厚,立法時企業破產法被作為解決特定社會問題或經濟問題的工具,主要是為了解決企業破產清算的問題,沒有被賦予調整市場經濟活動的價值[14]。企業破產法本質只是破產清算法。重整制度只是清算程序中的一個環節,未被置于與清算程序同樣重要的地位。
       
        第二、重整制度價值目標不明確。《企業破產法》沒有明確重整制度的價值和規模目標是什么。沒有明確債權人權益的公平保護與債務人企業的困境紓解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難以回答效率價值和公平價值之間的側重問題。對于我國目前情況,我國急需將重整制度“紓解企業困境”的制度價值予以明確。
       
        第三、《公司法》與《企業破產法》間的關系不明確。公司法作為調整企業設立、存續的商事法律規范,起到調節市場活動的作用,但是《企業破產法》濃厚的工具定位使得我國企業在退出階段既沒有針對不同主體對應的退出程序,也沒有不同主體紓困的特殊制度安排。
       
        (三)現行的重整制度難以滿足企業集團重整案件的高要求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出臺會議紀要,彌補了破產重整程序的單一,為企業集團重整提供了實質合并重整的路徑,但是該文件效力層級過低。并且現行的法律文件均無法回應《公司法》與《企業破產法》的關系問題,無法回答“法人人格混同”與“實質合并規則”之間到底是何種關系的問題。這就導致企業集團在重整時面臨價值判斷時,既無法直接在《企業破產法》上找到依據,也無法在《公司法》上找到依據,只能通過“府院聯動”等行政手段,調整企業集團重整面臨的價值衡量問題。
       
        在價值追求上,企業破產法在向行政法逃避。
       
        具體而言,當一家企業集團陷入財務困境時,按照法人人格獨立的思路,對于集團內的企業,原則上應當分別清算或者重整,這就導致本是屬于管理、控制、上下級關系的關聯企業,被打散分別處理,有的單獨破產清算、有的單獨破產重整、還有的實質合并破產重整、還有的程序合并破產重整,這就導致了所有債權人,無法獲得相同標準的清償方案。按照實質合并重整的思路,多數案件中企業集團中的層級較多,管理平臺和殼公司層層嵌套,在進行穿透時,到底穿透到什么為止?進一步而言,企業集團到底是應該全部實質合并重整還是小范圍實質合并重整,盡管有判斷標準,但是誰有權力在做這個價值判斷?這個判斷直接影響到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實踐中政府工作組會同中介機構論證實質合并范圍,之后提交法院裁定,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實質合并重整的價值判斷權利應當由公權力把握?
       
        當越來越多的企業集團陷入財務危困,誰來解決大型企業集團風險化解的問題?誰來關注債權人信息獲取權、公平受償權?誰來約束大型企業集團重整的模式和進程?這個價值追求是否應當交由《企業破產法》確定?
       
        三、重整制度在企業集團重整案件中的適用
       
        (一)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案件分布情況統計
       
        實務中,企業集團重整案件均以實質合并破產重整形式展開(后文詳細解釋),本文對北大法寶、威科先行以及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上公開披露的“實質合并破產重整案件”進行了梳理剔除重復項后,收集到160項實質合并重整案例[15]。
       
        1.160項實質合并重整案件的分類統計
       
        從檢索結果上來看,從2007年企業破產法頒布以后至今,全國共發生了至少160項實質合并重整案件;2017年至2018年案件數量激增,這可與最高人民法院破產案件審判會議紀要的出臺有關。2018年到2019年,實質合并破產重整案件的數量基本持平,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以及經濟下行的因素,實質合并重整案件再次激增。

       
        從地域分布來看,在160件實質合并重整案件中,相關案件主要發生在山東,高達49件;其次是江蘇,高達18件;其次是重慶和浙江;再次是河南、四川、遼寧。重整案件的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該地區的經濟情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統計相較于王靜、蔣偉[16]于2019年的統計結果相比,存在明顯對比,在其文章截至2018年,實質合并破產案件的分布排名第一位浙江,排名第三為山東。本文認為可能的原因是其統計口徑包含了“實質合并破產清算”案件。

       
        從涉及到的產業領域來看,按照2019年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批準修改的GB/T 4754-2017《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劃分,在160件實質合并重整案件中,制造業企業通過重整紓困的案例最多,占總案件的67%;其次是房地產業,涉及到房地產開發、商業地產運營等,占總案件的15%;主業涉及2種及以上的企業屬于主業多元化企業,這部分企業合并重整案件總案件的5%。涉及能源生產與供應業(如天然氣公司)、采礦業、零售業等重整案件較少。互聯網領域的企業適用實質合并重整的也有發生。從圖中可以看到,目前適用實質合并重整程序破產重整的企業主力仍是制造業企業。

       
        從進入實質合并破產重整程序的關聯企業數量來看,絕大多數企業是5家以下實質合并重整,這類案件占92件,排名第二的是6家到10家實質合并重整,排名第三的是21-40家企業實質合并重整,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有7家企業存在41家以上企業實質合并重整分別是海航集團、潤東汽車集團、輝山乳業集團、山東大海集團、皓盛汽貿集團、南京雨潤集團、西林鋼鐵集團,這些案件分布在2018年至2021年。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隨著司法實踐中實質合并規則的逐漸成熟,越來越多的企業集團陷入困境時會因為財務上、法律上、管理上的人格混同,以及風險化解時涉及到的混同甄別成本因素、公平清償因素、整體化解風險因素,而適用實質合并重整程序審理。
       
        無可否認,實質合并重整程序對于企業集團的紓困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一方面,其能實現金融風險的整體化解、公平清償各類債權人;另一方面,其能最大化程度保留某一產業或者某一產業環節的資產價值,實現資產處置收益最大化。
       
        但是,也需要注意,實質合并重整的范圍越大,數量越多,強迫某一關聯企業債權人與其他破產主體的債權人一同清償的風險就越大,個案不公平問題就會越多。平衡整體公平與個案公平的難度越大,對行政配套制度需求也越高。
       
        2.11項企業集團重整的典型案例
       
        由于實質合并規則是在近幾年才逐漸完善和相對成熟,為了進一步分析160件實質重整案件中有代表性的案件,筆者甄別出160件案件中在當年影響范圍較廣、涉及公司較多、債務規模較大、風險化解較難的案件。
       
        表:有代表性的大型企業集團重整案件統計表[17]

      年份

      案件名稱

      負債規模

      2012

      湛江市嘉粵集團有限公司34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71

      2013

      中達新材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實質合并重整案

      不詳[18]

      2015

      山西聯盛能源有限公司等32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581

      2016

      山東金順達集團有限公司等25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23

      2017

      山東齊星集團有限公司等27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56

      2018

      西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等40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291

      2018

      輝山乳業集團有限公司等83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300

      2019

      山東大海集團有限公司等57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300

      2020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3000

      2020

      華晨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000

      2021

      海航集團有限公司等321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7000

       
        為了便于研究,本文統計了上述案件涉及到的企業總數量和企業實質合并時的數量,并計算了適用實質合并重整程序企業數占危困企業集團總數的比例,得到如下數據:
       
        表:實質合并企業數所占比例統計

      年份

      案件名稱

      實質合并破產比例

      2012

      湛江市嘉粵集團有限公司34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00%

      2013

      中達新材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實質合并重整案

      10%[19]

      2015

      山西聯盛能源有限公司等32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00%

      2016

      山東金順達集團有限公司等25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00%

      2017

      山東齊星集團有限公司等27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00%

      2018

      西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等40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00%

      2018

      輝山乳業集團有限公司等83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90%

      2019

      山東大海集團有限公司等57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00%

      2020

      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

      2020

      華晨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

      2021

      海航集團有限公司等321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

      16%

       
        (二)案件特征分析
       
        對相關案件篩選后,發現這些企業重整案件有如下特征:
       
        1.實質合并重整案件的主要形式為“企業集團重整”
       
        數據顯示,我國在2012年以前沒有10家以上適用實質合并重整的案件,從2012年起,國內首次出現34家企業實質合并重整的案件:廣東省湛江市嘉粵集團有限公司等34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此后,一次性實質合并10家以上企業的重整案件陸續發生,在這些案件中,負擔主要債務的企業均為“母公司”,且這些公司大多使用了“某集團有限公司”的名稱,其余被實質合并的企業多數為該公司的直接控股企業,以100%控股為常見,個別情況下也有51%以上持股的企業被實質合并破產。
       
        經過研究發現,“企業集團”重整案件每一年都有出現,且近年來呈現井噴狀態。本文猜測這與企業集團的特定歷史背景有關,企業集團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它是指“企業集團是以實力雄厚的企業為核心,通過相應的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中的責、權、利關系,把眾多企業、事業單位聯合在一起的多層次的法人聯合體。”[20]企業集團概念的出現,最早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而出現的一種新型經濟組織形式。之后,國家通過各種部門規章明確這一概念的內涵,并為這類企業設置特殊的登記規則。 由于我國的企業早期大多是以企業集團的形式設立,或者為了實現特定業務目的,多設置了一系列關聯企業進行項目運營,所以我國近年來的重整案件都是以“企業集團重整”案件的形式出現。
       
        至于企業集團實質合并重整依據的主要事實有三類:
       
        第一、收集到的案件中,有關集團母公司均起到融資、管理的功能,實體資產及項目放在子公司或者孫公司,“一套人馬,多塊牌子”,這就導致母子孫公司之間的財務、運營、人事(高管)、場所、資產、極其容易出現混同,難以區分財產,這也是法院判斷公司是否需要適用實質合并程序的主要標準——“法人人格混同標準” [21]。第二、實務中,部分集團公司的持股平臺、殼公司過多,核心資產被下沉在三級甚至四級公司,部分層級較高的持股平臺、殼公司的設立純粹是為了未來退出的方便,以及業務板塊的分割,沒有實際經營業務,在部分情況下,法院也會考慮甄別成本、清理成本的考慮將這些企業實質合并,從而形成了另外一項判斷標準——債權人公平保護與經濟效率標準;第三、還有一些案件中,集團公司對持股平臺、項目公司進行互連互保,集團公司層面因為流動性危機或者資不抵債陷入破產程序,銀行等債權人會向提供擔保的關聯企業求償,集團公司對關聯企業的應付賬款難以還清,從而導致下屬子公司或者孫公司一邊面臨“擠兌事件”,另一邊面臨其他應收賬款的損失,也被連帶破產。這種情況下,法院也會基于“司法效率和經濟效率”標準通過程序合并或者協調審理,將企業納入重整程序
       
        2.“混同規模”呈現出大合并和小合并的兩種態勢
       
        這些企業集團重整案件中,有的是集團體系內的全部企業均因為法人人格混同,需要實質合并;有的只是在控股平臺層面存在法人人格混同,需要實質合并。具體而言,經過通過公開檢索相關企業的關聯企業數量發現,自2018年起關聯企業實質合并重整案件發生井噴以后,這些企業集團重整案件幾乎都是將100%持股或者同一實際控制人下的參股企業全部實質合并。當然也有小范圍實質合并重整案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2013中達新材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實質合并重整案[22],和2020年方正集團有限公司等5家重整案。
       
        對于這一現象,本文認為這與我國法院對于關聯企業合并重整的態度有關,從時間維度看,我國經歷了2003年到2006年不允許關聯企業合并破產重整,到2013年逐步放開,再到2018年起明確允許謹慎適用關聯企業合并破產重整的三個階段。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最高人民法院及省高院對實質合并破產的態度發生了巨大改變。[23]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會議紀要的方式,對關聯企業合并重整進行程序性指導,實務中由此產生了兩種關聯企業重整模式:一個是在法人人格混同情況下的實質合并破產重整,[24]一個是為了實現程序協調而進行的程序合并破產重整。[25]前者的應用較為廣泛。這兩種重整模式混合之后,在企業集團重整案件中的體現就表現為“大范圍合并重整”和“小范圍合并重整”
       
        3.單主業集團占比較多,多主業集團重整案件初現
       
        無論是在全部160項案例中,還是在11項典型案例中,單主業集團實質合并重整都占絕大多數,近年來逐步開始出現多主業集團陷入財務危困需要重整,例如方正集重整、海航集團重整、華倫集團重整、泉林集團重整等案件。盡管部分企業集團尚未進入重整程序,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隨著由于經濟下行等原因,多主業集團陷入財務危困的案件越來越多,這類案件在論證是否屬于實質合并程序的適用范圍時更加復雜,在資產處置時對投資人的要求也更高。這對我們的重整法律程序以及行政配套規則有更大要求:協調審理重整程序、程序合并重整程序…還有企業集團紓困所需要的行政部門的支持。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三)類型化分析
       
        承前所述,在企業集團重整案件,理論上應當遵守我國《公司法》企業應當遵守法人人格獨立原則,司法機關非必要不得刺破法人面紗。但是,通過梳理11家企業集團重整的典型案件,本文總結出如下結論:企業集團重整涉及到風險處置,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穩定,在啟動重整之前,都會在政府金融風險處置部門的組織下,設計風險處置預案。在處置預案的設計上,我國危困大型企業集團的風險化解整體上離不開兩個思路:一案處理并整體化解思路和協調審理并緩釋風險思路。前者傾向于借助行政手段,通過大范圍實質合并重整在一次案件處理解決全部風險問題;后者傾向于依靠市場化手段,謹慎適用實質合并規則,在控股平臺層面實質合并,之后投資人接手核心資產另行處置,緩釋風險。[26]
       
        表:企業集團重整案件背后的風險化解思路

      企業集團重整案件背后的風險化解思路

      特點

      一案處理、整體化解

      協調審理、緩釋風險

      政策傾向

      行政調控

      市場化

      實質合并規則的適用

      大范圍

      小范圍

      風險化解

      一次性處置資產,債務一次性化解

      投資人收購后逐步市場化解決

       
        當實體法、程序法和法政策三種規范交叉,企業集團重整模式逐漸類型化:小范圍實質合并重整和大范圍實質合并重整。
       
        小范圍實質合并重整是指,企業集團母公司與二級子公司因為法人人格混同適用實質合并重整程序整體重整。對于二級子公司控制或者持有的三級到十級孫公司,如涉及破產的,則要么由投資人收購后另外破產重整,要么由管理人作為風險資產承接另外單獨適用破產重整程序。(如方正集團等五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27])或者,企業集團母公司適用單獨破產程序進行破產重整;同時,母公司的個別二級子公司也適用單獨破產程序進行破產重整,兩程序進行整體協調,如由同一法院審理,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某一家法院同時審理。(如深泰集團協同重整[28])
       
        大范圍實質合并重整是指:企業集團母公司以及子公司、孫公司、重孫公司在法人人格混同或者高度疑似混同的基礎上,考慮“單獨破產不利于公平保護債權人利益因素”,“短期甄別成本過高因素”,而全部適用實質合并重整程序,進行整體實質合并重整,一次性化解全部重大風險。部分企業單獨適用破產程序。(如海航集團等321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案[29])
       
        經過統計發現,近年來隨著多主業集團陷入財務危困案件的出現,企業集團實質合并重整案件又可以被劃分為四類:
       
        表:不同主業類型的企業集團合并重整類型化研究

      單主業企業集團

      多主業企業集團

      控股平臺“小合并”

      江蘇中達重整案(4家)

      方正集團重整案(5家)

      集團整體“大合并”

      輝山乳業重整案(83家)

      海航集團重整案(321家)

       
        對于企業集團重整實踐中存在的多種類型,本文認為原因如下:
       
        第一、在立法層面,《企業破產法》沒有規定獨立的重整程序,沒有規定實質合并規則的適用標準,沒有針對資產負債規模大、企業數量多的企業集團重整程序設計配套規則,如什么情況下可以程序合并審理,什么情況下和程序合并與實質合并同時適用,留給法院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此外,現行的《企業破產法》沒有解決該法同時具備程序法、商事法甚至是經濟法多元特性情況下的權力分配問題,什么情況下向行政法規范尋求支持,什么情況下與公司法協調,什么情況下指導企業重整程序,缺乏理論供給。
       
        第二、司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會議紀要僅對實質合并規則進行了重點規定,缺乏對程序合并、協調審理規則的明確,導致部分法院在審理企業集團重整案件時,缺乏規則依據只能通過構建“府院聯動機制”向行政法規范尋求支撐,但有的地區沒有明確出臺對應的政策文件,存在法政策的缺失。
       
        第三、行政法規制層面,企業集團重整涉及到一個地區的經濟資源再分配,影響社會公共利益,行政機關在企業集團重整中起到一定的主導地位,但是目前通過行政法手段規制企業集團重整的理論供給不足,法律政策缺失,這就導致實務中企業集團重整存在一個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程序法四種法律交叉[30]但卻立法缺失的模糊地帶。
       
        四、通過行政法規制企業集團重整
       
        承前所述,企業集團重整對現有企業破產法以及整個法律體系的挑戰是全方位。短期內直接通過修改企業破產法,仍難以解決企業集團重整中存在的多部門法協調問題。對此,本文認為,可以考慮借鑒法國重整制度上的“困境處理”和“困境預防”概念[31],一方面,將實質合并破產規則、程序合并破產規則、協調審理規則納入企業破產法;另一方面,圍繞“紓解企業困境”、“實現資源優化”、“公平保護”[32]與“效率價值”的價值目標,設計一套行政規范,解決企業集團重整面臨的難題:
       
        (一)重整前危機預警及程序啟動規則
       
        1.危機預警匯報規則
       
        危機預警匯報規則,是建立在企業危困預測模型和企業危困生命周期上的特殊規則。如果以時間和企業估值為坐標軸,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的進程有困境點、重整點、紓困點三個節點,四個階段。

       
        如上圖,第一階段為從企業正常持續經營到出現困境階段;第二階段為從企業出現困境到企業陷入危機階段;第三階段為從企業陷入困境到企業結束拯救程序的紓困階段;第四階段為企業重整程序結束后,企業重新恢復持續經營能力的重生階段,或者走向清算的死亡階段。
       
        而危機預警規則是指未來我國可以通過“企業破產局或者企業拯救局”,針對大型企業集團建立起危機預警備案規則。在該規則下,具體包括大型企業集團識別標準、困境節點認定標準、危機節點認定標準以及備案程序及規范。
       
        實際上,我國已經針對國有企業集團出具了《關于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以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該意見要求“所有行業、所有類型國有企業均納入資產負債約束管理體制。同時,根據不同行業資產負債特征,分行業設置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指標標準。”在國外,企業危困預測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著名財務專家阿爾特曼財務最早提出的“Z-Score”模型經過不同學者的十幾次迭代,已經逐步發展成為成熟模型,并且被各個國家的信用評級系統所采用。[33]
       
        因此,未來我國完全也可以適當探索對于企業集團建立起危機預警匯報規則。在大型企業集團認定上,將企業資產負債規模、合并報表企業數量、職工規模、主營業務種類、覆蓋省份數量、融資渠道等因素納入到判斷體系內;在關鍵時間點的識別上,將資產負債率、社會負面輿論情況、企業融資結構、企業償債能力、企業成長性、企業效益等作為考核指標;在主管部門上,細化分工,借鑒深圳破產管理署模式,探索企業拯救署或者有關部門專門負責此類工作。
       
        2.紓困程序啟動規則
       
        在紓困程序的啟動上,未來可以探索將紓困程序的論證及啟動之內,部分賦予企業拯救署或者有關部門,如果企業集團被認定為需要啟動紓困程序,則可申請由行政部門牽頭,聘請專業的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根據企業多元化經營程度,確定企業紓困整體方案,根據風險是否集中在母公司、風險規模、關聯公司數量、負債規模、影響省份、是否涉及上市公司,確定企業不同階段的紓困模式,靈活使用多種方式推動企業脫困。
       
        (二)重整中投資人市場化招募規則
       
        企業集團重整往往會涉及到“多主業”的問題,為了實現不同行業的優化組合,最大化并購效益。[34]對于這類企業集團重整案件,最適合的方式就是通過市場化的公開競任,選拔有產業實力、資金實力能夠擔負社會使命、經濟發展使命的企業集團進行投資并購。
       
        此外,重整中的投資并購存在五大類利益博弈[35],這些利益博弈會發生在重整投資的整個階段,需要投資人會同專業的中介機構實時做出判斷,并與各方進行談判博弈。不采用市場化的重整投資人招募方式,很難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在重整管理人與投資人之間、投資人與債權人之間、投資人與投資人之間、投資人與媒體之間,都存在利益的角逐,單單依靠行政強制力或者投資人的預先安排,甚至不引進產業投資人,直接粗暴的債轉股,不利于企業的重生,甚至有可能導致企業的二次破產。[36]在市場化招募投資人的規則下,通過多輪競爭與評選,最后確定的投資人既能提供最優的清償方案,又能充分挖掘方正集團與其自身產業規劃、戰略布局高度契合的戰略資源,最大化發揮困境企業集團的價值。
       
        (三)重整后的經營及維穩方案備案規則
       
        1.重整經營方案備案規則
       
        對企業集團的拯救,不能只是賬面償債行為。實踐中大量的企業集團重整都是依靠債轉股進行清償,然而轉股后的金融機構債權人以及普通債權人,大多不具有專業的企業治理能力[37],這就導致企業集團可能存在二次破產的可能。
       
        企業拯救應當“標本兼治”,因此對于大型企業集團的重整規則,必須要建立重整經營方案備案規則,大型企業集團的風險化解是長期的,可能持續三五年,那么重整投資人在投資前、投資后的各階段,都應當確定明確的重整經營方案,該方案不僅應該被寫入重整投資方案以及重整計劃,也應該依法向有關機關備案。既然政府等有關部門在簽訂重整投資協議時,是作為清算組或者重整管理人,與重整投資人作為對手方,那么之后也應當監督重整投資人,適當履行經營方案,防止出現重整投機行為。
       
        2.重整維穩方案備案規則
       
        承前所述,大型企業集團重整的首要目標是維護社會穩定,其次是優化產業結構,再次才是估值高低。因此,在企業拯救的所有階段,重整投資人、管理人都應當制定相關重整維穩方案,并且向政府定期備案。
       
        這包括企業進入破產程序以前的困境及危機階段,定期向政府匯報的機制;也包括企業在重整程序中,以及重整投資人收購成功之后的定期匯報機制。在沒有實現危困企業集團風險的最終化解,維穩一直都應當是重要的重整目標。因此,我國也可以考慮在構建“企業破產管理署”的情況下,設計重整維穩方案的備案規則,維護社會穩定。

      【作者簡介】
      范利亞,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企業拯救與破產專業委員會主任,碩士學歷,研究方向:破產經濟學、破產法。 王澤鈞,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北京市破產法學會會員,碩士學歷。曾在《中國審判》、《人民法治》、《商法界論集》等國家級刊物發表十余篇專業文章。
      【注釋】
      [1] 參見河北山東兩省企業破產情況調查,2015-2020年全國破產案件受理、審結數據,《經濟日報》2021年8月3日第9版。 訪問日期:2021年8月2日。
      [2] 參見徐陽光,殷華:《論簡易破產程序的現實需求與制度設計》,載《法律適用》,2015年07期。
      [3] 如無特別說明,下文提到的企業集團重整案件均特指大型企業的重整案件。關于是否屬于大型企業重整案件的主要判斷依據如下,根據《企業集團登記管理暫行規定》、《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 、《關于印發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通知》、《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修訂)》(征求意見稿) 以及企業集團破產重整實踐 ,借鑒歐盟雙指標交集模式,即雙指標同時低于微型、小型、中型企業的閾值標準,才能劃入相應規模類型。根據《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規定,工業行業大型企業需要滿足從業人員在1000人以上,營業收入在40000萬元以上;房地產開發經營行業的大型企業需要滿足營業收入在200000萬以上,資產總額在10000萬元以上。工業包括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根據《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修訂)(2021年4月征求意見稿)》,中小企業劃分為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型,具體標準根據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以及企業控股等情況,結合行業特點制定,分九類明確了各行業中小企業劃型定量的標準。制造業的劃型標準為:從業人員1000人以下且營業收入20億元以下的為中小微型企業。其中:從業人員20人以下且營業收入2000萬元以下的為微型企業;從業人員300人以下且營業收入2億元以下的為小型企業;從業人員1000人以下且營業收入20億元以下的為中型企業。(八)房地產開發經營。營業收入10億元以下且資產總額50億元以下的為中小微型企業。其中:營業收入1000萬元以下且資產總額5000萬元以下的為微型企業;營業收入1億元以下且資產總額5億元以下的為小型企業;營業收入10億元以下且資產總額50億元以下的為中型企業。
      [4] 范利亞:《困境企業拯救與制度供給》,載北大法寶·實務專欄,
      [5] 韓長印主編:《美國破產法協會:美國破產重整制度改革調研報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10頁。
      [6] 參見韓長印:《美國破產立法的歷史變革及現實走向》,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哲社版 ) 》, 2006年第 6期。
      [7] 參見陳英:《破產重整立法利益傾向之比較——以美 、德 、法為例》,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9年 7月,第 22卷 第 4期。
      [8] 參見陳英:《破產重整立法利益傾向之比較——以美 、德 、法為例》,載《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9年 7月,第 22卷 第 4期。
      [9] 參見沈達明, 鄭淑君:《比較破產法初論》, 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20-221頁。
      [10] 參見王玉梅:《法國困境企業重整制度的改革及啟示》,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11] 參見王衛國:《論重整制度》,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
      [12] 李曙光:《我所經歷的破產法立法過程》,載《民主與科學》,2016年第2期
      [13] 王欣新:《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要點解讀》,載《法治研究》,2019年05期。
      [14] 趙萬一:《我國市場要素型破產法的立法目標及其制度構造》,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8年11月第6期。
      [15] 檢索方法為2021年7月30日在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高級檢索,關鍵詞“合并重整”、“發布人身份:法院”、“內容類別:裁判文書”、“發布開始日期:2007年6月1日”“發布結束日期:2021年7月30日”、共有2195條記錄,逐個梳理統計。之后,為了全面,又進行補充檢索,并以“實質合并”、“發布人身份:法院”、“內容類別:裁判文書”為檢索條件,在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檢索,共有1330條記錄,對1330條記錄逐項篩選之后新增32件實質合并重整案例。最后,在通過檢索最高人民法院、各省份高級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交叉比對查驗是否有缺漏。
      [16] 王靜,蔣偉:《實質合并破產制度適用實證研究》,載《法律適用》,2019年12期。
      [17] 出于“債務規模”、“案件代表性”、“材料公開性”、“社會爭議性”等因素的考慮,部分大型企業集團重整案件沒有列入該表中進行分析。比如2016年法院受理重整的東北特殊鋼集團有限公司企業重整案雖然涉及750億負債,但是通過公開途徑沒有檢索到信息無法查證。其他總體負債規模在10億以下的單獨企業重整不在本次研究范圍內,不予列示。
      [18] 通過公開檢索僅能獲悉債務清償方案以及現金清償率,負債規模不詳。
      [19] “中達股份及其30余家關聯企業隸屬于申達企業集團,該企業集團呈三層架構,包括1家母公司申達集團,旗下4個板塊4家子公司分別是中達股份、江蘇瀛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江蘇申達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和江蘇申龍創業集團有限公司,4家子公司旗下再延伸出20余家孫子公司。此項破產重整,實質是申達企業集團全部關聯企業的整體重整。但部分關聯企業在成都、南京、常州、靖江等地,無錫中院對這部分企業重整不具備管轄權。無錫中院決定選擇程序內重整對象,帶動關聯企業程序外重整。” ,訪問日期:2021年8月2日。
      [20]詳見《商業部關于發展商業企業集團的意見》(1991年10月10日)
      [21] 參見徐陽光:《論關聯企業實質合并破產》,載《中外法學》,2017年29期。
      [22] 參見王欣新《關聯企業實質合并破產標準研究》,載《法律適用(司法案例) 》2017年08期。
      [23] 參見徐陽光:《論關聯企業實質合并破產》,載《中外法學》,2017年29期。
      [24] 實質合并的概念源于美國破產法上“實質合并規則”,實質合并重整是實質合并規則在中國破產法領域的體現,即指不同實體的財產和債務在破產程序中被合并為一個破產案件,被當做一個破產債務人對待,上述實體的財產經過合并后只作為一項獨立的破產財產存在,對合并后的債務享有債權的主體將從這項獨立破產財產中獲得分配。從財務上說,將母子孫以及兄弟公司實質合并,類似于將資產歸集、將負債歸集,抵銷掉關聯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然后資產整體處置,用來整體償還債務。學界對此已經有了成熟討論,不再展開。
      [25] 程序合并重整又可以進一步分為案件合并模式及協調審理模式。案件合并模式只在程序上對破產企業進行并案處理,當數個破產企業提起不同的破產申請時,法院在受理后將多個破產案件進行合并。在處理過程中,各個破產企業的財產相互獨立,仍由單獨的破產程序來償還各自債權人,合并審理案件的各債權人也只能從各自的債務人財產中獲得清償。協調審理模式是指破產企業及其關聯企業在提起破產申請但又不符合啟動實質合并重整要件時,法院可根據實際狀況將關聯企業的破產程序與破產企業合并協調處理。在協調審理模式下,各個關聯企業的財產仍然相互獨立,各個債權人也只能從各自的債務人財產中獲得清償。但是,針對破產企業和關聯企業間因相互擔保、資金拆借等產生的內部債務,法院可在評估之后裁定是否將其清償順序劣后于普通債權處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程序合并重整模式以無錫天然紡織實業有限公司等企業程序合并重整案為代表,該案件中三家破產紡織企業雖然在業務中存在一定關聯,但是并沒有充分證明三家企業為關聯公司,因此無法啟動實質合并重整程序。在此情況下,無錫中院將三個破產案件進行程序合并,并且認定三家企業間利用關聯關系等形成的債權劣后于普通債權人清償,平衡了債權人之間的清償比例,最終招募投資人一并受讓了三家破產公司的股權。參見楊文珺、劉海川,“實質合并重整與程序合并重整的選擇與考量”, 訪問日期:2021年8月2日。
      [26] 參見李曙光,《憲法中的“破產觀”與破產法的“憲法性》,載《中國法律評論》,2020年第6期。。
      [27]2021年7月5日,北大方正等五家公司實質合并重整《重整計劃》通過債權人會議,法院批準終結重整程序。 年8月1日
      [28] ”深泰集團下屬共有泰豐科技、西部公司、華寶飼料、華寶實業等8 家子公司。集團公司由于陷入債務危機而瀕臨破產,綜合考察后發現:深泰集團子公司資產狀況及經營狀況,其主營業務仍能繼續開展,部分困境業務仍有盤活可能,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始探索真正實現破產重整立法精神的“再生型重整”模式,選擇泰豐科技、西部公司、華寶飼料、華寶實業4 家主要子公司重整,將子公司重整與母公司重整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形成集團公司整體重整(1+4)模式。…各子公司分別立案合并審理。各子公司相對獨立并協調一致。重整計劃草案緊密結合、分別制作。徹底改善公司基本面并實現持續發展。“ 王春超,曹陽,張小立,《集團上市公司整體破產重整模式研究》,載《經濟縱橫》,2011 年第4 期。
      [29] 參見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1)瓊民破1號之一民事裁定書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pcws/wsxq?id=A8BB6CEF29E9E7C7DAD7F77F1820E635,訪問日期:2021年8月1日
      [30]  參見李曙光:《破產法的憲法性及市場經濟價值》,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
      [31] 參見王玉梅:《法國困境企業重整制度的改革及啟示》,載《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32] 參見王欣新:《積極維護企業營運價值 實現債權人、債務人和社會防控工作多方共贏示》,載《 人民法院報》,2020年04期。
      [33] 愛德華·阿爾特曼、伊迪絲·霍奇基斯著,《公司財務危困與不良債權投資》,《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79、335頁。
      [34] 王欣新:《論破產法的市場化實施》,載《人民法院報》,2017年12期。
      [35] 王澤鈞:《破產受理后保證債權停止計息的原則及例外》,載《商法界論集(第七卷)》,2021年7月。
      [36](美)愛德華·阿爾特曼//伊迪絲·霍奇基斯//(加)王煒|責編:魏文//白澤瓊|譯者:王勇//段煉//李琳|校注:陳忠陽,《拯救危困企業》(第4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第2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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