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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法視域下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治保障
    2022/6/24 8:35:38  點擊率[241]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經濟法
      【出處】《經濟法論叢》2021年第2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經濟法作為“發展促進法”與“風險防控法”,在防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本文通過理論層面的檢省與現實路徑的探尋,從經濟法本體論、價值論與基本原則三個方面入手,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展的三個階段為切入點,在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輕重變易”中尋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的“治亂離合”;在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的“價值權衡”里推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試錯進步”;在平衡協調、科學問責的“貫徹實施”下構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長效機制”。由此,通過理論層面的檢省及實踐層面的運用,以期為今后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堅實的經濟法治保障。
      【中文關鍵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經濟法治;理論檢省;現實路徑
      【全文】

        一、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一)背景
       
        綜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可謂是一部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作斗爭的的對抗史。人類不斷總結過往對抗疫情的經驗與教訓,才能更好地謀求社會及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經濟法作為“發展促進法”、“風險防控法”,[1]在防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亦對經濟發展影響巨大,因而可以通過經濟法等相關部門法的制度安排,在財稅、競爭、金融、計劃等方面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提供經濟與法律的支撐。[2]由上,筆者擬從經濟法的視角對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治保障問題做一探討,以求教于方家。
       
        (二)問題的提出
       
        按照現代危機管理理論,危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危機事件發生前的預防和準備、危機事件中的積極應對及危機事件消除后的社會秩序恢復與重建。[3]羅森豪爾特認為,危機事件一般具有突發性和緊急性、高度不確定性、影響的社會性和決策的非程序化等特征,[4]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由于其突發性、緊急性、高度不確定性及其社會性的影響,顯然可作為一種典型的危機事件,其歷程自然符合危機事件發展的一般規律。對此,可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分為前期的預防階段、中期的應對階段以及后期的恢復階段。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前期、中期及后期三個階段,通過經濟法基礎理論的檢省以及現實制度設計的探析,不斷在經濟法治框架下探索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形成原因、應對策略以及保障體系,進而形成現代化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法治保障體系。
       
        二、理論檢省: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經濟法治困境
       
        (一)本體論:“二元結構”下的政府與市場、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
       
        在經濟法制度生成與發展的歷程中,政府與市場關系自始至終是無法繞開的核心問題,對兩者邊界的不斷厘定逐漸形成經濟法本體的“二元結構”——宏觀調控關系與市場規制關系,并由此,逐漸發展出經濟法的兩大制度構成——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5]經濟法本體論在發展的過程中日臻成熟。[6]對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經濟法本體論的理念價值可謂如影隨形,而在緊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不同階段中,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得以“輕重變易”、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的效用在“治亂離合”的過程中得以較好發揮。
       
        作為“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謂本性,正如布坎南所言,“個人的行動天生要使效用最大化,一直到他們受到抑制為止”;[7]同時,根據“集體行動”的邏輯,由于私人之間達成合作的成本非常高昂,個體并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8]誠如亞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凡是屬于最多數人的公共事務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東西,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9]因此,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視社會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作為“理性人”的價值判斷以及“集體行動”的行動邏輯的,然而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過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視公共利益是需要進行規制的。此時可通過大量運用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的調制手段,維持社會經濟的良性運行,例如,通過價格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哄抬物價的行為予以打擊;通過產品質量法對制假售假行為進行規制;通過財政法、稅法以及金融法對地方政府、企業以及個人予以財政支持、稅收減免與金融扶持來支持疫情后的恢復重建工作。然而,仍需承認的是,針對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應以此為契機,更加機動地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進行界定,并為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調控法更好地發揮“合力作用”而提供日臻完善的制度供給。
       
        (二)價值論:“價值權衡”中的自由與秩序、發展與安全
       
        自由與秩序作為經濟法的一對重要價值,一直受到經濟法治的保障。然而這對價值本身亦是一對矛盾,在日常的實踐生活中市場需要不斷對其進行取舍以尋求平衡。[10]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這對價值間的沖撞更激烈,亟待在突發情形下予以平衡。這里的自由與秩序大致可分為“經濟自由與市場秩序、監管秩序”以及“個人自由與公共秩序”。就前者而言,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中期應對階段,市場秩序、監管秩序顯然比在平時被給予較多關注的經濟自由更重要;就后者而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前期預防與中期應對階段(防控期間)所采取的一系列“封禁”措施已顯然看出在緊急時刻公共秩序的重要性較之個人自由更甚。發展與安全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恢復階段值得更多的關注,經濟發展與公共安全的平衡幾乎是當下整個國家與社會重點關注的問題,這對價值的平衡從各地政府打出的“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復產復工”標語便可窺見一斑。經濟法的價值取舍與平衡貫穿在預防、應對與恢復三階段,不同價值間的平衡將不斷豐富經濟法的價值理論,而最終影響著我國治理水平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因此,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將治理該事件所展現的時代經驗與內涵更好地“內嵌”于經濟法的價值權衡過程之中。
       
        (三)基本原則:“原則貫徹”里的平衡協調、責權利相統一
       
        平衡協調原則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調整具體經濟關系,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人利益目標的統一。[11]如前所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個人利益目標與社會整體目標——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12]——難以實現平衡協調,進而導致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失靈。與此同時,市場經濟規律與政府價格執法之間也應當取得良好平衡協調,然而事與愿違,忽視市場經濟規律、無視經濟利益協調的行為卻時有發生。[13]當下,如何實現生命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平衡協調依舊是亟待我們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平衡協調原則理念的貫徹,應滲透至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事前、事中及事后各階段。
       
        責權利相統一原則作為中國經濟法一項根本性原則,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事中與事后即應對與恢復重建階段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責權利相統一原則要求權責相當,不能失衡、畸輕畸重,以免權重責輕專權擅權,或者輕權責重令人畏縮不前。[14]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事中階段,應合理配置權責,使得政府官員與執法人員果斷擔當、敢作敢為;而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事后階段,應對表現突出的人予以表彰,而對違背角色擔當,又沒有很好說明回應的人員予以嚴肅問責。質言之,責任的追究作為現代治理機制與治理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人類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大大提高,但這類治理本身又會帶來新的風險與問題,如制度化風險,使得責任的追究因被異化而導致處理結果的“事與愿違”,這是我們今后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需要予以規避的。
       
        三、現實進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經濟法治保障
       
        如前所述,筆者通過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經濟法治困境進行理論層面的檢省,通過本體論重點解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產生的原因,即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失靈”;通過價值論重點解析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價值權衡;通過基本原則重點解析貫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全過程中的經濟法治理念。后文筆者將繼續遵循前文分析思路,結合經濟法理論的三方面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三階段,通過實踐層面的探析,為今后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經濟法治保障。
       
        (一)輕重變易,治亂離合——“輕重變易”下的政府與市場關系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首次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15]這是我國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進程的重大進步,意義重大。[16]“市場決定論”已成為我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基調,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歷史經驗證明,在這種突發公共事件上中央權威的確立與保持,是一個國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乃至民主建設順利進行的根本保障。質言之,特殊時期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輕重變易”并不與“市場決定論”相沖突,反而還互為補充,不斷深化并完善我國“市場決定論”這一經濟法治理論的時代內涵。基于此,筆者從不同階段,解析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不斷理清政府與市場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邊界。
       
        首先,在預防階段,正因政府與市場陷入雙重失靈,而導致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難以得到平衡,市場主體基于“理性人”的思維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一定程度上罔顧社會公共利益,政府亦基于“公共選擇”的理念思維使其缺乏足夠動力采取及時、充分、有效的防控措施。[17]因此在今后的預防階段,應傾向于政府與市場作用的雙重發揮。第一,政府執法機構應吸取經驗,加強監管。首先對易成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傳播源頭的動植物進行嚴格且細致的篩查,并對易造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傳播的行為加強監督,對其進行嚴格的管控;其次一旦發現違反監管要求,從事違反相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法律法規規定的行為時,要堅決予以取締并給予處罰;[18]最后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初現端倪時,需及時且充分進行信息公開、對人口大規模流動的行為進行及時控制,盡己所能,強化政治擔當,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能產生的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與最小范圍。第二,應注重市場主體作用的發揮,作為“理性人”的市場主體,不僅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最大化,同時對其生命健康安全的維護亦格外關注。當市場主體發現政府壓制輿論、不公開信息、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時,應集體借助輿論的力量,促使政府充分公開信息并及時采取防控措施,切實維護自身以及社會公共利益。
       
        其次,在應對階段,政府作為普遍性和強制性的社會經濟組織,天然具有一致行動的優勢,因而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階段,應著重政府作用的發揮,市場主體理性的自利選擇就是支持政府的管制,以得以實現人人“帕累托最優”,乃至社會效率最優狀態。[19]正所謂“亂世用重典”,應對措手不及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亦可謂是應對階段性的“亂世”,許多違法犯罪行為容易在此時爆發。例如,囤貨居奇、哄抬物價、制假販假、散布謠言等一系列危害社會經濟穩定的行為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易造成社會混亂。此階段市場作用的發揮余地相對較小,亦或說單純發揮市場的作用已于事無補,政府應通過強制力打擊違法犯罪行為。[20]從經濟法的角度來看,政府[21]應綜合運用宏觀調控法與市場規制法來維護社會經濟穩定運行。如利用價格法、競爭法來打擊囤貨居奇、哄抬物價的行為,同時也應當容忍防疫用品價格適當上漲,展開溫情價格執法;[22]運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來打擊制假販假的行為,等等。
       
        最后,在恢復重建階段,當社會環境相對穩定后,“市場決定論”應充分發揮其本質作用,充分發揮市場規律的作用。疫情期間,市場主體損失慘重,此時各主體會加緊復產復工,搶回損失的利益;同時,遵循市場規律展開自由競爭,也可實現疫情之后市場主體的“優勝劣汰”,實現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此外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會利用自身生產經營的優勢,轉型生產防疫物品,在緩解防疫壓力的同時也盡力謀求自身更好轉型發展。
       
        由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同治理階段政府與市場作用的“輕重變易”(參見表1)皆沒有改變“市場決定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論斷與經濟法本體論的理論內涵,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中政府與市場作用的輕重發揮,反而是對本體論中政府與市場邊界界定方法的良性拓補,使得理論更具生命力、自洽性。正所謂“灰色的理論來源于常青的實踐”,[23]理論的創設就是為了更好地指導實踐,實踐的變通運用也是為更好地拓補理論,使得理論更具有生命力。通過經濟法本體論在治理疫情中的實際運用,可以不斷提高政府與市場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水平。
       
      表1 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同階段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輕重變易”

      (注:“  ”表示政府或市場作用的著重發揮)
       
        (二)權衡利弊,分清主次——“價值權衡”中的安全與發展、自由與秩序
       
        正所謂“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自古人們便懂得利益和價值的權衡之術。平衡協調原則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亦將各種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平衡視為己任;而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是經濟法固有的價值追求,在本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過程中,各種價值之間的權衡更是貫穿整個疫情的發展始末,尤以對自由與秩序以及安全與發展這兩對價值之間的平衡為代表。
       
        首先,在預防階段,安全與發展的價值權衡潛藏于政府管理與市場運行的過程之中。維護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并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市場運行的好壞與否,也將直接決定經濟發展的質量。但是,在預防階段,我們應更多地將關注點轉移到安全這一價值層面上,誠如前文所述,在預防階段,應秉持“細致篩查、加強監管、嚴格準入”的要求,將風險盡量規范在可控的范圍之內,將對人生命安全的威脅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在此基礎上,追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易言之,發展的價值追求蘊藏于保障安全的價值之中,在疫情治理的預防階段,安全價值作為基礎性的價值追求,是經濟發展是否高質的重要影響因素,只有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才能追求經濟的發展。
       
        其次,在應對階段,自由與秩序的價值權衡是最先被公眾注意的。自由感驅使人類去從事那些旨在發展其能力和促進其個人幸福的有目的的活動,人類痛恨那些沒有正當理由便破壞上述目的的對自由的限制,[24]秩序是為人們更好地追求自由所提供的外部環境。在沒有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對于自由的追求是每個人的權利,應受到充分的保障。但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對穩定秩序的追求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對自由的追求。從經濟法的角度出發,自由與秩序更偏重于經濟自由與市場秩序、監管秩序。從疫情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階段一系列停產停工舉措以及對于囤貨居奇、哄抬物價所采取的打擊策略來看,此時的經濟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讓位于穩定的市場秩序與監管秩序。另外,對于穩定秩序的追求也是為了創造安全的外部環境,因此,維護秩序的穩定與安全外部環境的追求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最后,在恢復重建階段,安全與發展的價值權衡將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追求安全的欲望促使人類去尋求公共保護,以抵制對一個人的生命、肢體、名譽和財產所為的非法侵略。[25]同時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安全需求是人類最原始和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安全需求滿足的基礎上,人才能進行物質利益乃至更高層次如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因此,對于安全的追求可謂出自人性之本能,政府無須做過多干預,只需對一些惡意危害他人安全及公共安全的行為做相應規制便可,更多的執法資源及制度資源應投至發展之中,尤其是投入到經濟及民生的發展之中。此次疫情作為一場危機,危中有機,應抓住本次疫情所帶來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革的機會,搶抓機遇,迎難而上,奮力發展經濟。基于此,安全與發展的平衡在公民與政府的協力配合下——公民對安全的本能追求及政府承擔發展的天然職責——便可實現較好平衡。另外,對于經濟發展的追求,是以市場主體自由競爭與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為前提的,因此發展與自由的價值內涵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由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不同治理階段體現著不同價值之間的權衡(見表2)。
       
      表2 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價值之間的“利弊權衡”

      (注:“  ”表示某種價值更為優先,“  ”表示該價值與優先價值具內在一致性)
       
        (三)平衡協調,科學問責——“原則貫徹”里的平衡協調、責權利相統一
       
        1.平衡協調原則的貫穿
       
        平衡協調原則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在平時正常的經濟秩序中可消弭個體追求利益所生流弊,促進社會在競爭基礎之上的團結合作。[26]另外,通過經濟法的平衡協調,才能創造并維護一個令市場機制和政府得以發揮作用的良好外部環境。[27]該原則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整個過程中,亦發揮重要作用。在預防階段,發揮政府與市場的合力,平衡協調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與此同時,平衡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關系,在確保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基礎之上追求經濟的高質發展。在應對階段,平衡協調自由與秩序的價值追求,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營造穩健的市場秩序與監管秩序。在恢復重建階段,需再次平衡協調安全與發展的兩者價值,充分遵循個體本能與市場作用,發揮“市場決定論”的作用,搶抓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的機遇,進一步減少經濟負面效應。
       
        2.完善科學問責機制
       
        經濟法兼具積極的鼓勵促進作用與消極的限制禁止作用,[28]理應對于優異表現積極鼓勵,同時也應當對消極懈怠、規避責任的行為予以限制禁止,同時給予一定的問責。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恢復重建的階段應著重關注科學問責機制的構建,使得教訓得以吸取、經驗得以沉淀、官員積極性得以激發。對于科學問責機制的構建,應遵循三段式——“角色擔當(responsibility)”+“說明回應(answerability)”+“違法責任(liability)”——的問責機制。首先對于“角色擔當”,應當明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中各級官員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人員尤其是負責人是否自覺履行好特定角色的義務與要求,同時勇于擔當其專業與本份;其次對于“說明回應”,在角色擔當中,有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利害關系方乃至公眾可以提出意見、質疑和建議,擔當角色的主體應當隨時回應來自體制內外的各種質疑、監督,并由各角色主體對自身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所作出行為及所采取的措施進行適當的解釋、說明,[29]這也是一種溝通商談,通過說明回應(answerability),在官民溝通與充分說理中形成共識和決策,達致合理性和合法性高度統一的法治境界;最后,主體違背角色要求或經不起質疑與監督時,就應當承擔相應的不利法律后果(liability),包括引咎辭職、責令辭職、撤職[30]等行政或黨紀處分,責令停止、賠償等民事責任,乃至承擔刑事責任。[31]由此,通過對問責機制的完善,對不同主體進行合理問責,而非被社會輿論與民眾情緒“牽住牛鼻子”,以此為基礎,更好地為今后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經濟法治方面的制度支撐。
       
        四、結語
       
        經濟法作為“發展促進法”、“風險防控法”,在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全文通過理論層面的檢省與現實路徑的探尋,從經濟法本體論、價值論與基本原則的角度入手,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為切入點,在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輕重變易”中尋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的“治亂離合”;在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的“價值權衡”里推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的“試錯進步”;在平衡協調、科學問責的“貫徹實施”下構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長效機制”。筆者結合經濟法基礎理論的三方面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三階段,通過理論層面的檢省及實踐層面的運用,以期為今后治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提供較為堅實的經濟法治保障。

      【作者簡介】
      丁庭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注釋】
      [1] 參見張守文:《經濟發展權的經濟法思考》,載《現代法學》2012年第2期;張守文:《現代化、改革開放與經濟法的生成》,載《法學論壇》2018年第4期。
      [2] 參見張守文:《公共衛生治理現代化:發展法學的視角》,載《中外法學》2020年第3期。
      [3] 參見袁達松:《危機管理的法治化——兼論危機管理法學的構建與應用》,載《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2期。
      [4] See Uriel Rosenthal, Michael T. Charles & Paul't. Hart, Coping with crise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Charles C. Thomas, 1989, p.485.
      [5] 其中宏觀調控法由財政法、稅收法、金融法、計劃法等構成,市場規制法由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構成。
      [6] 參見丁庭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路徑——以“發展規劃法”的制定為中心》,載《地方立法研究》2021年第4期。
      [7] [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
      [8] [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9]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8頁。
      [10] 如果市場機制在各個方面都能夠有效發揮其作用,能夠進行自發調節,那么便存在一種“哈耶克式”的“自發秩序”,即秩序是自發形成而非人為設計的。然而現實情況是,任何國家都不能設計人類合作的秩序,從而使得國家對市場運行可“無為而治”,那么經濟法也無從產生。正是由于很難達到這種“無為而治”的狀態,存在利益失衡等有違公平的現象發生,如無序競爭導致的壟斷、信息偏在以及分配不公等擾亂市場秩序等問題。參見[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三聯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頁。
      [11] 參見史際春:《經濟法》(第3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頁。
      [12] 從經濟法的理論分析框架看,經濟法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是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參見張守文:《疫情防控:經濟法的解析與應對》,載《政治與法律》2020年第4期。
      [13] 如0.6元進價口罩賣1元被罰5萬余元。北京京平律師事務所:《0.6元進價口罩賣1元被罰!抗疫當前,作秀式執法何時止?》,載搜狐網2020年2月17日,https://www.sohu.com/a/373640598_514691。
      [14] 參見史際春:《經濟法》(第3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頁。
      [15] 韓文秀:《怎樣理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年12月16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16/c368480-23849522.html。
      [16] 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目標是改革舊體制下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實現政府與市場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權。參見劉光華:《論社會法調控機制——以SARS防治對傳統公司法調控機制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為視角》,載《經濟法學評論》2003年第1期。
      [17] 如同公共選擇理論所揭示的那樣,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主體,同樣是理性的“經濟人”,其組成人員在道德上并不比普通人更優或更劣,同樣會給予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來選擇對疫情防控的態度和措施。基于經濟理性,地方政府競爭及其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會導致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重視高于對公共服務的關注,使其缺乏足夠動力公布疫情并采取及時、充分、有效的防控措施。參見張守文:《疫情防控:經濟法的解析與應對》,載《政治與法律》2020年第4期。
      [18]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認為的,對于市場失靈的糾正方面,政府天然具有以下優勢:首先,政府具有征稅權,基于此可以監控生產。其次,政府具有禁止權,任何經濟主體除卻政府授權,均不能限制其他企業市場進入。再次,政府有處罰權,與私人間合同約束相比,政府有權對于某些市場不規范行為實施更為嚴厲的處罰措施。此外,政府在糾正某些市場失靈方面還具有一定的交易費用優勢。參見[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頁。
      [19] 經言經語:《如何破解作為公共品的口罩天價問題》,載財經網2020年2月3日,https://news.caijingmobile.com/article/detail/411850?source_id=40。
      [20] 在與疫情斗爭的過程中,防控效率、時間效率將被置于優先考慮的位置,經濟成本以及其他合法權利的考慮,將可能被置于相對靠后的位置。參見王奇才:《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法治原則與法理思維》,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3期。
      [21] 此時的政府是廣義的政府,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機關,還包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
      [22] 對于經銷商而言,疫情疊加假期期間,勞動力和運輸成本增加,風險加大,導致經營成本必然上升。因而在執法中需要嚴格區分因市場規律導致的漲價與惡意漲價。如果片面禁止漲價,也會壓縮經營者利潤空間,導致其用腳投票退出市場。基于現實成本、風險等考量,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對于防疫用品價格適度上漲應當容忍,只要不屬于“大幅提高價格”范疇即可。參見李蕊:《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防疫用品市場管制理路》,載《法學雜志》2020年第4期。
      [23] 張世明:《經濟法學理論演變原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第1頁。
      [24]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作者致中文版前言第5頁。
      [25]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作者致中文版前言第5頁。
      [26] 參見劉文華:《經濟法》(第6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1頁。
      [27] 參見史際春:《新發展觀與經濟法治新發展》,載《法學家》2004年第1期。
      [28] 參見張守文:《“改革決定”與經濟法共識》,載《法學評論》2014年第2期。
      [29] 在“出了事就下課”這種邏輯高壓下,所有人只在乎結果,沒有人關注追究責任的程序是否合理、公正。因此一定要允許官員進行解釋和申辯,要設置關門的機制保證他們能夠針對紀檢、監察等部門的調查、質詢進行解釋和申辯,也即建立“說明回應”機制,鼓勵官員運用“業務判斷規則”,對自己的盡職狀況進行說明。避免讓他們“下課”的這一慘重代價僅僅是為了在符號意義和形式意義上樹立一種姿態和意識。參見馮輝:《問責制、監管績效與經濟國家——公共安全事故問責現狀之反思》,載《法學評論》2011年第3期。
      [30] “司法系統不能強迫政府采取行動以履行競選時作出的承諾。如果一個政治家沒有履行契約義務,那么唯一的救助方法就是將他解職。”西方國家的這個道理在中國也大體適用。參見[美]阿維納什·K·迪克西特:《經濟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學的視角》,劉元春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頁。
      [31] 參見史際春、丁庭威:《法治之現代蛻變:從法典主義到規制時代》,載虞平主編:《法治流變及制度構建:兩岸法律四十年之發展》,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44-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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