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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中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2010/8/13 9:48:43  點擊率[1034]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經濟法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10年
              【中文摘要】調整對象是經濟法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它理應與經濟學有著天然的血脈聯系。本文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出發,提出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關系,應當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所謂經濟法不過就是調整由這四個環節所組成的完整經濟關系的法律部門,而且對經濟法的這種界定也能很好地將經濟法內的各個組成部分包容在內。這種思考也將成為今后進行經濟法和法經濟學結合研究的新路徑。
              【中文關鍵字】政治經濟學;經濟法;調整對象;法經濟學
              【全文】

                調整對象對中國經濟法學界而言可謂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厘清前者是使后者擺脫民商法、行政法窠臼走向獨立的關鍵,但后者在前者上業已形成的思維定勢也阻礙了其自身的發展。中國經濟法學早在上世紀末就已形成了較為權威的學術流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國家協調說”、“需要國家干預說”、“社會公共性經濟管理說”、“國家調制說”、“縱橫統一說”和“國家調節說”等。這些觀點最大的迥異就在其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不同認識上,可以說正是這種不同認識構成了中國經濟法今天的異彩紛呈。對這些已然確立的權威性學說我們固然要尊重但決不能盲從,中國經濟法學界也應以更加寬廣的胸懷去包容新學說的出現。經濟法作為國家調整各種宏、微觀經濟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總與作為探求經濟運行規律的經濟科學存在著天然的血脈聯系。“一個國家的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的主張,往往為這個國家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作為政策或者法律目標而加以來納。也就是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官方經濟學,一旦某種經濟學理論成為官方經濟學,則它便是經濟政策或經濟立法的直接理論基礎。”政治經濟學無疑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官方經濟學,它必然要成為當代中國經濟法研究所必須依據的經濟學基礎。若說對調整對象的不同認識是區分中國經濟法學流派的標志,在我們意識到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經濟法研究中的重要意義后,就必然會對中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進行反思和重新認識。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的基本原理,現實的經濟關系是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四部分所組成,它們無容置疑地應當成為當代中國經濟法所調整的主要對象,所謂經濟法究其實質就是調整這四重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這是我們對中國經濟法調整對象的新認識。
               
                一、有關中國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諸說及其啟示
               
                在當代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經濟法學流派主要有六,即“國家協調說”、“需要國家干預說”、“社會公共性經濟管理說”、“國家調制說”、“縱橫統一說”以及“國家調節說”。“國家協調說”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的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需要國家干預說”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社會公共性經濟管理說”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發生在政府、政府經濟管理機關和經濟組織、公民個人之間的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國家調制說”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在現代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縱橫統一說”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的法”;“國家調節說”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以促進社會經濟實現國家意志預期目標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上述有關經濟法概念的獨到界定中,其實都在論說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即經濟法究竟調整什么樣的經濟關系?通過對這些較有影響力的經濟法學學說的解讀,我們可以獲得有關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兩點啟示:其一,經濟法調整的應是特定經濟關系,或者說是特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這是在界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時,我們無論如何都應當堅持的觀點;其二,國家始終在其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無論上述各家流派如何各執己見,都始終承認國家是經濟法的主體,經濟法的調整主要由國家來實施。盡管筆者將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做出新的界定,但是這種界定仍然需要從前述理論中汲取養分。
               
                二、中國法經濟學研究應以政治經濟學為視角
               
                法與經濟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這無論是在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早就已經成為了不需證明的公理;經濟法作為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律,法與經濟間的關系在其中將更為密切。經濟法與經濟學有著天然的血脈聯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如何使用稀缺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把它們在不同人之間進行分配的一門基礎性學科。經濟法的興起與經濟學的發展存在著親緣關系,經濟學的分析范疇,如成本與收益、供給與需求、競爭、壟斷、效率、外部性、博弈等已成為經濟法的重要分析工具,歷史上不同時期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流派和學說都對經濟法學的理論和制度的建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在當代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度中,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無疑是占據著絕對統治地位的官方經濟學。因此我們在理論上探求法與經濟間的關系,應當更多地以政治經濟學為其研究的視閾。“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馬克思的上述論斷早就明示了我們要注重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法與經濟的關系,但遺憾的是在當代中國即使是法經濟學這種用經濟學的概念與方法去研究法律問題,從而深入地研究法與經濟間深層次關系的方法也大多是以西方經濟學為理論視角的。“中國大陸‘法和經濟學’的興起,還是引進、學習和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說,并不斷綜合和創新的結果。西方經濟學等學科的恢復和發展為‘法和經濟學’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然而“就像西方經濟學事實上已實際成為主導抑或主宰……西方主流法經濟學分析范式也將在事實上實際成為主宰未來中國法經濟學者思維的理論范式。”這意味著中國法經濟學在充分地汲取西方經濟學養分的同時,似乎卻忘記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具有意識形態意義的基本視角。新中國的法學特別是法理學研究在其初期與政治經濟學聯系較為緊密,“法經濟學在中國的最初出現,是以一種獨特的內生性的形式萌生的,并在本質上屬于馬克思主義法經濟學分析范式的范疇。”然而“隨著西方法經濟學主流分析范式的引進,中國式的內生和自發的法經濟學發展進程遂在最初的萌芽狀態的基礎上被全面終止,并為作為外來輸入者的西方法經濟學及其在中國的傳播、普及和發展、演進所全面取代。”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研究法經濟學,無論如何都不應摒棄政治經濟學。“法的關系根源于物質生產關系法學要使自己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政治經濟學,這是馬克思反復告誡我們的科學真理。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直接地明確地提出法經濟學的學科名稱,但是他們關于政治經濟學是法學的理論基礎的思想,卻給我們探索建立法經濟學提供了根本依據。”不僅如此,“就是對各個部門法學的研究,也是不能離開政治經濟學這個理論基礎的。”筆者正是以此為依據提出應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法問題的。之前盡管也有學者論述過這兩者,例如“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經濟法學是研究國民經濟運行的法律調整及其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緊密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研究生產關系,經濟法學也聯系到生產力和上層建筑,不過是從法律方面加以研究;政治經濟學從經濟形態角度研究生產關系,經濟法學從組織國民經濟的角度研究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但筆者認為上述論述雖有其可取之處,但并沒有從深層次闡明二者間的關系。“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整個經濟法研究的邏輯起點,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導出經濟法的其他理論問題。”據此,筆者認為研究二者間的關系首先應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這個問題開始。
               
                三、對中國經濟法調整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新釋
               
                如前所述,中國經濟法學界在上世紀末在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上已形成了兩大重要共識,即“經濟法調整的應是特定經濟關系”和“經濟法的調整主要由國家來實施”。延續著這兩大傳統筆者不揣冒昧地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進行了重新界定,即“經濟法是國家在國民經濟中調整特定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做出上述界定絕不是嘩眾取寵,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四個方面:首先,這種界定并非是筆者憑空想象而是有其理論淵源的。德國學者林克早在二次大戰后就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它認為國家和經濟的關系體現在國家對經濟活動的促進和限制中。因此,經濟法是國家用來規定它對生產、分配和消費的關系的全部法律和措施的總和。”這段論述為筆者重新界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提供了啟示。國內也有學者對此作出了相似的論述,“經濟法機制存在于社會生產和再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全部解決運行過程。”其次,經濟法所調整的特定領域是國民經濟。民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私人經濟關系,經濟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國民經濟關系,這是經濟法與民商法的主要區別所在。經濟法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本身,起著巨大的、決定性的作用,其實質是調整國民經濟運行之法。再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關即人們在物質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廣義的經濟關系又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四個組成部分,它們構成了整個經濟關系的全部內容。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上述四重關系,這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最后,認為經濟法所調整的是特定經濟關系,這種界定也避免了廣義經濟法論之嫌。“廣義經濟法論”認為所謂的經濟法,乃是調整所有經濟關系的法律的總稱。這種提法混淆了其與民商法的分界線,在界定經濟法調整對象時必須要避免。
               
                具體而言,筆者認為經濟法所調整的特定經濟關系應當包括四個部分:首先是生產關系。在實行經濟民主的市場經濟國度里,生產是廠商自己的事,國家本不該對其橫加干涉。但“市場經濟除了具有優化資源配置和較高效率等優點外,還具有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缺點。”這些缺點將給市場經濟帶來重大危害,為此國家制定了各種經濟立法,其中主要包括價格法、計劃法和投資法等,它們在宏觀上將起到調節生產的作用,因此可謂至直接調整生產關系之法。另外,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某些條款也在微觀上起到規范生產者生產行為的作用。其次是分配關系。“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階段。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指國民收入在物質生產領域進行的分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國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進行再次的分配。通過再分配,非物質生產部門及其勞動者可以獲取其事業發展及為社會提供勞動而應得的收入。”前者主要依據為憲法所確認的各種所有制來進行,因此似乎并不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圍;而后者則主要是通過稅收手段實現,從廣義上還涉及到財政預算、銀行信貸等經濟調控手段,而這些卻恰恰都在經濟法的調整范圍之內。也就是說,經濟法并不調整所有的收入分配關系,而是只調整特定的收入分配關系,即其中的再次分配關系。再次是交換關系。民商法是調整市場經濟中有關交換關系最主要的法律部門,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合同法即債法,契約自由可謂是其最基本的精神。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壟斷和不正當交易卻時有發生,從而構成了對交換關系最大的妨礙。在傳統民商法對此束手無措的情形下,各國開始普遍制定競爭立法用以規制上述行為。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各種法律制度中,競爭法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國經濟法的核心。”換而言之,以競爭法為代表的經濟法部門并不調整正常的商品交換關系,而只規制壟斷和不正當交易現象。當然,諸如價格法等經濟法的分支也對市場中的交換關系產生作用。最后是消費關系。消費作為私事國家本不應該干涉,但對那些嚴重危害消費者的行為,需要予以抑制的奢侈消費取向等,國家還是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消費稅法,對消費領域的不端行為進行調整。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法可被視為調整特定消費關系之法。至此我們發現,用政治經濟學對經濟法進行這種界定,可以基本涵蓋經濟法內的絕大多數領域,因而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
               
                筆者深知研究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問題,需要極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學識,自己由于才疏學淺僅僅只能淺嘗輒止。但是筆者卻愿意以“吃螃蟹”的精神,以政治經濟學視角對其進行重新解讀,如有繆誤之處歡迎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
              屈振輝,男,河南信陽,湖南女子職業大學,講師、碩士,湖南省法學會會員。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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