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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普法運動”的政治經濟學 (一)
            2011/1/20 15:17:34  點擊率[693]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法律社會學
              【出處】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寫作時間】2011年
              【全文】

                 晚近二十多年的“普法運動”,推導自官方,流行于社會,蔚為一種政治動員與社會動員,似乎也是一種新型生活方式的涵育過程,而恰成一場“運動”,一種不同于二十世紀中國人記憶深處任何“政治運動”的社會政治運動。今天回頭來看,因有將近三十年的縱深,使得我們能夠對它作出階段性評判。總括來看,這場“運動”的本意在于灌輸選擇性的法制意識,以守法公民作為最終期待產品,旨在營建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而忽略了對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義追問,也無遑就生活方式及其正當性考量做出切實回應,特別是著意回避了有關政制與政體的政治經濟學思考。因而,對于本予回應的重大問題,便采取了選擇性回答,或者,懸置起來,不去觸碰,訴諸“延遲戰略”。在此,僅就“守法”一項舉例而言,則大致的追問包括:為何需要“守法”?遵守的究竟是什么樣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是否可能、應當和值得遵守?以及,法律本身是否存在合法性?法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究屬何種關系,又有何層面與境界之別?進而,公民是否具有不服從乃至于積極反抗的權利?等等,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不經意間,“普法運動”卻在一般社會階層,特別是普羅大眾中間,引領出一種自然法式的法權意識,催生出全體國民比較視野下對于法治境界的深情憧憬和強烈向往,促發了遍地開花的“公民維權運動”,喚起了中國語境下關于法律正義、社會正義和政治正義的全民性思考熱情,甚而改變或者有望改變政府的行政方式。進而,它呈現出促進中國政制轉型、培育中國政治的現實可能性。

                 凡此種種,所為何來,欲將何往?其間呈現出何種消長起伏的態勢?對于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政治生態發生著何種正負兩面的影響?置身其間,當事人已然、應當與可能采行何種措置?此時此刻,“普法運動”實際上已然走到盡頭,不可能再有和作為,法制和法治既非其所能旦夕恪盡其功,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自有軌轍,亦非其獨力即可傅粉施朱,而曾經喧囂的一切,似乎“由絢爛而歸于平靜”,因而,瞻前顧后,吾人職責所系,正需予以事實梳理,慎予深切的理論反思。

                 一、一個時代的記憶:用法制敲動政治

                 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普法運動”必定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記憶,載述著運用法制鋪展“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努力,以及由此展現的國家理性涵育過程中的重重糾結。

                 法權時代降臨的全民加冕典禮

                 首先,“普法運動”為中國法權時代的降臨舉行了一場全民加冕典禮。它不僅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且,昭示著一個時代的開始。換言之,它的出現本身就已說明,當下政制真切地意識到專權擅斷、“無法無天”的治理秩序已然走到了盡頭,早晚必定收場,提醒我們法律文明秩序之終將登場,而預為梳理,有所因應。至少,經由此番修理,可以暫時制止合法性的進一步流失,而為正當性的再造另辟蹊徑。畢竟,提供秩序、規范和安全等公共產品,是政制存在的理由,更是政治誕生的前提,如果政制和政治刻意延祚,就必須正視這一自我必然性,兌現歷史預期。而且,在政治發展和文明轉型的歷史視野下,一個基本清晰的脈絡是,自宗教文明、倫理文明而轉型于法律文明秩序,是晚近世界的大勢,一種世界性強勢主流文明主導下的秩序格局,雖“國情”而不能免,起初可能概屬“不得不然”,其后必然轉而“有以然哉”。“普法”的應運而生,不過是在不自覺間接應著這一時代,將至晚啟自清末變法更張的這一中國文明秩序轉型,以大張旗鼓的方式更作渲染而已。

                 在此語境下,可以看出,當年倡行“普法運動”,主導者“選擇性”的立意可能首先源自“文革”教訓,溯自秩序失范的慘痛記憶,不排除旨在著意于訓育人民,以“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起步,而以加強專政、鞏固政制為歸依。但是,曾幾何時,法治本身的固有內涵終究非言詞所能刻意遮蔽,必將順流而下,排撻而出。尤有甚者,反倒可能因其歪曲性解說而愈益不屈彰顯。一旦將法制或者法治從籠中放出,則其自我必然性終究要轉換為現實性,這既為當年法制在歐美登場的歷史所早已證實,亦為今日眼面前的中國進程所一再映現,說明理一相殊,萬物總有其源流。無他,上述三大文明秩序遞次轉型的發生,源于世道變了,政道和治道因而隨之轉圜而已,法治及其自我必然性之步入歷史進程,正屬于“有以然哉”。君不見,當今中國,迄而至今,浸淫既久,蔓延已廣,“法治”蔚成全體國民的時代意識,雖既得利益曲意諉飾,終究難登臺面。試想,當今之世,至少在理念層面,舍祛“法制”或者“法治”的支撐,任何權力均會失去其合法性,更無正當性,本不是什么尚需證說的大道理;同時,如同下文將要舉列的,雖然公權力“帶頭違法”不曾稍息,可一旦曝光,必招致民間社會的強烈反彈、齊聲討伐,從而最終可能迫使前者作出正面回應,哪怕是有限回應,也說明“普法”造成的法治觀念之深入人心,而成浩浩蕩蕩之時代訴求也。“普法”因應其間,迎接這一時代,為這一時代張本,也使自己匯入了這一時代。

                 的確,經此洗禮,億萬中國民眾油然而生對于法治的向往、期待與評判,并進而在應然的意義上生發出關于經由法律治理而構筑一種愜意的秩序格局與規范世界的制度想象。在社會心理層面,一般民眾悉認法制或者法治才是開放社會與良善生活的不二法門,也是小民百姓賴以自保的起碼前提,更是經邦治國的天下公器。正是在此,“普法運動”催生了國人有關經由法制而營造愜意社會的功能期待,提示了他們托庇于法治而實現良善生活的價值托付,喚醒了他們有關良善生活的自覺自為,鼓蕩著他們對于人間秩序的階段性美好憧憬。因此,至少在理念層面,自官學兩界而至引車賣漿者流,藉由“法治”或者“法制”這一修辭,他們寄寓著自己關于公平正義和良善生活的美好憧憬,申說著對于法律正義、社會正義與政治正義的制度想象。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體平權,罪刑法定與罪刑相應,政府和百姓都要依法辦事,公權力必須接受制約,官員及其權責均須納入問責體制,而法律本身應當源自正當立法程序、符合公義,以及以公道為正道,等等,等等,成為刻下一般民眾和不少官員的共識。細而言之,一般而言的“同命同價”、節假日加班須付雙薪訴求等等,均不外其附帶產品。實際上,可以這樣說,第三次“改革開放”以來, 鑒于市場化與利益分化造成的社會分裂狀態,價值多元導致的離心化傾向,若非對于“法制”或者“法治”所表征的規則之治的一意憧憬凝聚了最低限度的社會共識,從而保證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最低限度的同盟關系,維系了這個社會的俗世存續,而蔚為三十年里中國民族最具主導性的政治意志,則中國社會早已土崩瓦解了。同時,這也就說明,當下治道所能祭出的正當性大旗,除開經濟發展“將蛋糕繼續做大做強”,概非民主法治不可,而彰顯出中國文明建設自家現代性政治文化之時不我待。“普法”在此不啻為一場全民現代性彌撒,更是政制得以攀緣上政治的捷徑。如果說“政治是理性的女兒和法律的母親”的話,那么,就中國三十年來的進程來看,不僅法制導源于政治,而且,可能通達至、催逼出政治,而接續以下列“權力與法權的辯證法”這一主題。

                 權力與法權的辯證法

                 “普法運動”昭示了一種現代政治關于法權與權力的辯證法,而為政治體制轉型和新型政治的誕生,預作思想操練。權力的正當性本質在于法權,一種源于民主體制和公開立法程序的公共權力意志,展現為法權的效力;而法權的現實性力量源自權力,一種憑依壟斷性使用暴力而獲秉的貫徹公共意志的權能,表見為權力的實效。沒有權力作為支撐,法權必定軟弱無力,而失去了法權這一內涵的規范和導引,權力則可能成為脫韁的野馬。因而,法律、法制并非限制權力,更非破壞或者廢置權力,而是旨在限制濫權,即經由對于權力本身的妥適安排,來制約強權,防范暴力,阻遏暴政。它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預設之上,即終究而言,權力不是法律所能限制得了的,相反,法律的本質是權力,一種獲秉正當性的權力,適成權威,其施行亦有賴于權力為之張本。事實上,權力只能以另外一種權力來限制,正如“以野心制約野心”,利益只能以另外一種利益來抗衡。法律不過是它們的別名,法制則為一套將它們化轉為公開較量的程序性體制,旨在提供角力規則,而將約制與抗衡導入按理出牌的套路,實現全體公民政治上最低限度的和平共處。反過來,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法律的終止之地,便是暴政的起步之處。經由此道,現代政治下的權力本質上例屬法權,而且,只有將自己轉圜為法權,才能獲秉正當性。民主政制與政治民主輾轉其間,在提供將權力變成法權的機制之際,進而昭示天下,一切權力只有使自己變成法權,才能獲秉效力,并可能具有實效,更主要的是,才具有正當性,恰成權威。而所謂的政權,不過是采取了法權形式的一般性權力而已。說是“一般性”,就在于權力總是特殊性的,隸屬于掌權者,表見為諸如政黨等特定的公民團結形式之“執政”,而政權則恒具普遍性、一般性與開放性,等待著受托人來執掌。所謂“穩定”,主要不在權力是否更迭,而在政權能否保全。進而,所謂“維穩”,樞機應當在此,而非在彼。同樣正是在此,“普法”所揭示的現代政治關于政權、權力和法權的一般原理,為我們省視中國可能有與應當有的政治生活方式,撕開了一方覘孔。

                 歷史而言,法國大革命以還的晚近人類政治故事,一個基本套路是,大凡“革命”之際,多率性伸言權力就是暴力,如毛澤東所言,所謂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摧枯拉朽,而非“請客吃飯、繡花繪畫”。這是因革當口,或者,政制草創、未及矯飾之際的表達,也是真切上演的實踐,更是基于“解放哲學”的理念宣泄。但是,事過境遷,倘若一切走向常態,則多盡速自我正當化,制禮作樂,“盛世修典”也。此時,政治為政制而登場,法權隨之翩然降臨,為政治縫制晚禮服。大率而言,現代政治提供的正當性賦予機制,不外經由相互承認的法權安排,由權利授予權力。因此,無論是法權還是權力,其合法性均在于權利的授權,而且,是一種嚴格循沿程序、附著于一定儀式的實現合法性的授受活動。具有這一特質的機制不是別的,就是民主。晚禮服若非以權利為質料,則權力的肉身難得脫胎為法權。倘若一切順利,則人民作為選民,由此登場,“蕓蕓眾生”的市民和國民在此一轉身成為公民,而只有公民,不是什么前政治的“群眾”,才是一種政治存在,一種擺脫私性存在屬性的公共性存在,也才可能有望免于任人宰割的命運。

                 以此觀之,則“普法運動”的最大功德,就在于不期然間演繹出了這一現代法理,將此現代政治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成為人人不言自明之理,淺層次地進行了一場全民政治心智操練,為可能刻下正在積蓄力量、即將登場的新型政制及其政治預予思想準備。經此洗禮,使得一切無此程序和儀式的權力形態,在頓時遭臨空前巨大的合法性質問與正當性壓力的同時,根本上失去了一切自我辯解的可能性,只好硬挺。而硬挺,既非政治之福,更非國族之福,實際導致了僵局。化解僵局,除非不得已遭臨“憲法時刻”,在尊重社會生活自我演生的同時,最好的流程還是啟動法權程序。正是在此,“普法”講述的常態政制流程與追求的公共事務進程,向全體國民,尤其是她的年輕一代,提示了這一依賴于法權程序的現代治道的可欲性。——實際上,它是以“再啟蒙”的方式,恢復這個民族有關此種可欲性的歷史記憶。實際上,基于公共協商、程序理性和實用理性的現代法權,不僅其用在有裨于化解僵局,落實政道,而且,更在于增益政制的有效性,修正政治的正當性,進而,于實現市民的政治經濟學與政制的和解、生活倫理的法權立場與政治的溝通之際,可望為締造公共空間提供最低限度的共識及其制度憑藉。“依法維權”蔚為思潮,見諸神州大地的公民實踐;依法行政成為全體國民的政治期待,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而向往就是壓力;立法聽證雖說流于形式,但有形式總是強于連形式也無。凡此種種,不過為此法權意識推導出來的實踐例證而已,并進一步推展為下述市民的政治經濟學和生活倫理的法權立場。

                 市民的政治經濟學與生活倫理的法權立場

                 “普法運動”漸次揭示的現代法制及其法意,向全體國民彰顯了一種市民的政治經濟學,宣示著關于生活倫理的現代法權立場。本來,啟蒙的政治經濟學消隱,市民的政治經濟學彰顯,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其實是晚近三數個世紀間逐漸推演的全球性世俗化進程的中國版本,而于此時此刻,中國百年社會歷史轉型的收尾時段,翩然登場而已。就市民的政治經濟學而言,安寧有序的俗世生活,“小康”社會的市民憧憬,厘定產權關系與獲享經營自由的康樂愿景,對于自己的一生保有大致有所預期和預設的可能性,均為其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就生活倫理的法權立場來看,舉凡人道博愛與誠實信用、公序良俗與公平正義、禮儀廉恥與溫良恭儉、良善生活與美好社會,凡此諸項,經由“文革”后文化復興式的“平凡昭雪”,以及市場經濟的正反兩面淬礪,已然成為考量社會的可欲性,進而成為追究政制的正當性的指標,并隨著法制的逐步走向健全,特別是私法規則的慢慢縫綴和細密化,而落實于生活倫理的法權化過程之中,演繹為一己“私人”的私德判準,人際互動的“關系”倫常,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換言之,傳統的義利之辨由此可得換形為“一準于法”的權利得失,所謂“依法辦事”也。經此轉折,現代法權在造成普遍的道德淪喪的同時,提供了商品經濟條件下市民生活的新型平臺,也不妨說就是一種新型倫理。在此,“普法運動”對于私權進行的躲躲閃閃而又不可回避的現代法權宣諭,特別是對于“私產入憲”式的政制德績的媒體渲染,隨著市場經濟這一整體合法性敘事的登場,私法理念之漸次進入生活層面,而廣為流布,深入人心,蔚成一種“法教”式的現代市民心性啟蒙。

                 頗為吊詭的是,經此一役,個人于此實現了“脫政治化”,固守的卻是“私人”屬性,而形成了與前述使自己成為“公共性存在”這一趨向相向而行、二元并存的格局。此種人格形態,不是別的,恰恰是現代工商社會法制統治下的造化,例屬所謂的“現代法制”對于“人類形象”的預設和預期,包裹著市場與技術的雙重期待。如果說法治和政治造就公民,那么,在法制和政制的一統天下,庸常個體,躑躅于市場、轄制于技術、俯仰于欲望并耽溺于娛樂,其市民人格極致,充其量只能是“私人”,一種常態社會下保全并滿足于食色心性的庸常人類。也就因此,這里的“脫政治化”,不僅意指擺脫舊日“政治運動”鋪天蓋地時代個人被迫遭遇的泛政治屬性,一種被迫充應、提線木偶式、前政治的政治炮灰勢能,而且是指與上述作為公民、因而例屬一種公共性存在的政治屬性之區隔,以保有人人作為血肉之軀、食色之體的市民康樂本性之定位。

                 凡此種種,歷經三十年的社會變遷,特別是數場有關公私界限的法權厘定的全民討論,每天都在上演的訴訟活劇及其“全民網議”,以及相應的立法規定,逐漸滲透于國民心智,特別是“80后”們的“平淡”生活方式之中。終于,以“80后”們為典型標本的“私人”及其“公共性存在”并存的人格形態,一種將市民和公民兩種人格糅合一體、卻又井然分際的新型國民,初現于國中。——它不是別的,即“私人”也。“私人”以自然個體為本,首先自認灑掃應對的市民位格,其次不拘于國民身份,是否用腳投票端看利益取舍,再次欣然于公民擔當,不過卻淡定處之。因而,他們是真正無可奈何的人,便也就是通情達理的人,進而,他們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所能養育的最為正常的人。“私人”的誕生,是三十年里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新型國民的典范,展現了文化轉型烙于人格特征的代際轉換的有限實現,同時表明,中國時間中的漫長的“十九世紀”世間,即將過去,終將過去。

                 是呀,想一想“陜西黃碟案”對于公權邊界的巨大昭示意義,看一看“重慶釘子戶案”有關公民私有合法財產的予取關系的法權演示,看一看志愿者們應招而起、卻又并不太當真的從容淡定,再思考一番遍于國中的浮世享樂之合法化,所謂的自由個體追求幸福的沖動及其滿足等等之堂皇大詞蔚為自由主義的魂幡,則托庇于“普法”宣諭,市民的政治經濟學與生活倫理的法權立場之有望漸成國民心智,一切皆在不言之中矣。

                 二、固有的內在緊張

                 前文曾經指出,這場延綿二十年的“普法運動”先天帶病,病在忽略了對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義追問,也無遑就生活方式及其正當性考量做出切實回應,特別是著意回避了有關政制與政體的政治經濟學思考。雖說如此,但卻造成了上述陣勢,這便抖摟出了這場“運動”先天存在的諸般內在緊張了。

                 選擇性內容與固有內涵的緊張

                 首先,綜觀全程,一個顯明的事實是,對于法制內容和法治意識的選擇性灌輸,與現代法治固有內涵的要求之間,先天存在著內在緊張。普天之下,并無一種作為絕對摹本的“現代法治固有內涵”,實際上,當今之世,舉目所見,至少就有所謂的歐陸式法治、普通法的憲政主義乃至于東亞型法治等等,說明法制也好,法治也罷,的確都不過是自己的生活世界所創造出來的規范世界而已。但是,這不等于說法治本身沒有自己的真際,更不意味著凡此生活世界和規范世界沒有自己相應的意義世界,正是這一“真際”和“意義世界”,使得不同類型的法治之間分享了得以溝通的基本價值。作為一種逐步發育成長起來的現代制度空間、實踐形式和人間秩序,法治具有自己確鑿無疑的理念、規范與實踐形態,以及在不同文明時空中的多元表現。由此,才有所謂的法制和法治,進而才有關于它們的法意及其論爭,中國關于“法制建設”和“建設法治國家”及其全民普及運動亦且才有根據,也才有意義。姑且不論法治在自己的流布過程中是否烙有哪一種特定文明的印記,但是,它們各自均圍繞著自己所認定并可分享的基本理念、價值和準則展開,則是確定無疑的。 也就因此,對于法治的非本質主義的多元現代性開放態度,并不妨礙現代人類分享著有關法律之治的共同的、普適的基本理念、價值和準則。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出,此種“緊張”何所由來,將欲何往。

                 自1970年代末以還,最高當局重申法制,先期的法制十六字訣,所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雖非法治的嚴整表述,但卻基本窮盡了法制的主要內涵。逮至“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出臺,僅從學理而言,反倒自此原本不錯的腳線退步,適成不倫不類,適足加劇了本然就有的內在緊張。東拉西扯,左支右絀,不免前言不搭后語,說明意識形態貧乏,“理論創新”走進了死胡同。與此相反,近些年來,隨著法理學對于相關問題的闡釋愈明,“固有內涵”在民間流布既廣,所獲認同愈深,“選擇性的”宣教愈加不攻自破。體現在理念層面,就是百姓的市民性成長,不再認可公權對于私域的隨意侵犯的合法性;國民的公民意識崛起,要求兌現自家公民身份的沖動強烈。表現為實踐形態,則市民消遣的道德性無需聽憑公權的界說,灑家自有主張,而各種“公民維權行動”,其中一些表述為官方口徑的“群體性事件”,啟蒙于法治理念,如星火燎原。可能是感覺到事涉關口,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遂圖窮匕見,已然顧不得理論邏輯的周延了,因而才有諸如上述“法治理念”及其宣教這等下策,反將二者的緊張更形于外,有以然哉。

                 的確,綜觀各類官方主導的“法制宣傳”材料,包括“勸世文”式的街道法制文宣材料,不難看出,其主導立意著重于下述三點,表現著并造成了“普法運動”的諸般悖論。

                 一是片面強調“守法”。守法不僅是義務,而且是美德,更是政治忠誠的標志,這是古典共和主義的教義,也是現代法治的內涵。但是,僅取一端,置國民的“義務性”存在遠甚于其“權利性”存在定位,就不免其心殊異,而另有盤算了。畢竟,當下中國,作為“歷史三峽”的一階段一環節,不僅是一個需要轉換義務觀念、訓育責任意識的時代,更是一個擺脫舊日“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秩序旨意,以尋求新型公民權利形態的“權利時代”。——工商經濟主宰的現代法治社會,將自然和社會層面的人欲,幾經轉圜,變身為法律和政治意義上的權利,并以此奠立權力的合法性,形成二者的制衡之勢,庶幾乎得保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蔚為一大發明呢!因而,置此情勢下,此種關于“權利”的申說,如果說對于早已渡過“漫長的十九世紀”的現今西方福利社會未必十分急迫,可能,也未必急切需要的話,那么,對于昨天剛剛擺脫帝制專權和左派極權體制的中國來說,可是時代急務,而為社會文化轉型的應有之義呀!可能,正是昧于此點,或者,有意回避此點,才會出現這樣的咄咄怪事:大凡官式“普法”材料,均了無有關使得市民成為公民,以及國民必須臻境于公民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本質的內容,好像也無遑著意于此。相反,充斥篇章的多為“守法光榮,違法可恥”式的片面宣示,以及某某“落網”后的現身說法及其慘狀的直觀展示,而凸顯的無一不是國家威權的無所不在,旨在喚起聽眾/觀眾敬畏之心的孜孜用意,以及在這一切背后,那個政體的英明偉大之不言自明。因而,一般的法制宣教以最具“斗爭性”的刑事法為主,而就最為突出的刑事法宣教本身來看,主要講述的是“假設如何,將會如何”的懲罰式罪刑關系,昭示“違法犯罪”的“下場”云云,卻缺乏孤立的個人面對強大公權時如何救濟的切實內容,而這才是現代意識,一種啟蒙后的民權主義法理,也是法政安排的德性之所在。正是在此整體語境下,即便是一些“普法材料”對于公民權利信誓旦旦的舉列,譬如排比條陳諸種政治權利,因為與現實存在巨大反差,言者緲緲,聽者昏昏,也使得凡此作為頓成秀場,當下制造了一種自我反諷氣氛,似乎反而加劇了一般民眾的被剝奪感,以及對于應予信守的法制和政制的疑惑。如此這般,此時此刻,“法制宣傳”只有青蠅吊客,“法律信仰”云乎哉!

                 二是凸顯法制與政制的一致性,進而,言外之意,說明政體的絕對正當性。對于現行政制正當性的闡釋,以及政府作為法制的天然表征的說明,構成了歷年“普法”所要著力灌輸的核心內容,至少可以說,是全部“普法”所要導向的最終認知結果。在此旨趣導引下,對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義追問,對于政制與政體的政治經濟學思考,自然無法提上議事日程。相反,它們成為毋庸置喙的禁地,不容外人說三道四的專域。本來,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蔚為一切政制的懸鵠,政制以循守和契合法治為自身合法性的來源,正如明儒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然”,而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以政制執掌法律的創制和廢止之既定事實作為自身合法性的不證自明,實際重復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前現代帝制道統,在違背現代法理的同時,等于宣告政制的合法性闕如,如果不說破產的話。同時,“法治的固有內涵”意味著法律之下的人民同時就是立法者,因而,守法者與立法者的合一,他們經由相互承認的法權程序,特別是立法的公開性和民主性,將自家的意志表現為法律形態,以確保法制的法治性,進而,實現政制的政治性,最終實現“我們人民”的主權者定位,乃是具有普世性的現代治道和政道。也就因此,對于法制的信守必然引向法治之域才有可能實現,而法治不過是實現了規訓后的政制的民主法制狀況。它們之間的糾葛,真可謂一榮俱榮,一損全損。單取一段,舍棄其余,光要求人民信守法制,卻雅不愿提供國民轉身為選民的渠道,不兌現其立法者的主權位格,這樣的法制,二三其德,胡可獨行?人民又何能信守之?難怪,普遍的“有法不依”與“普法”的漸行結伴而行,政制的腐敗和人民的腐化隨著“普法”的深化卻日益泛化。

                 三是人為設置“社”“資”之別。法制是一種地域性規范形態,而法治則屬于一種普世性治道和政道。其間的關系,一如技術性應用總是受制于選擇性制約,而背后的科學原理卻放諸四海皆準,難言“社”“資”各有一套科學,除非指鹿為馬地硬搬出個“李森科”式的生物學來。因而,即便是當年馬克斯?韋伯極言現代法治的形式化與理性化,并將以德意志法制形態為樣本的歐陸型法治允為極致,但卻終究無法否認“形式凌亂”、“未經理性化洗禮”的普通法體制同樣得謂“法治”,甚至是一種理性而中道、較為優良而有韌性的法治形態。究其原因,蓋因二者貌離神合,而分享著現代法治的一套基本原理,不便否認,也無法否認。在此情形下,“普法”內容中羼雜的上述區別用意,雖非全然瞎捏,但卻昧于東海揚塵,力欲吹沙成飯、以冰致蠅,遂令宣諭效果大打折扣,其情其景,不難想見。多數情形下,最好的狀況是受眾一笑了之,最壞的結果便是頓生厭惡,反倒念念于“人家外國,那叫個……!”

                 總而言之,上述三種選擇性傾向,折損了“普法”的宣諭效果,造成了法制和法治的緊張關系,實非始料所及,卻在情理之中。雖說法制的生活方式并非區區“普法”所能恪盡其功,而有賴于社會組織方式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整體轉型,但是,上述“選擇性”確乎減損了它們本應發揮的作用,卻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事情的曲折性在于,事后回瞰,即便如此,“普法運動”依然展示了可能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前述社會反響與政治效應,這便說明,法治本身作為一種自在之體,自有理路,絕不甘受“選擇性內容”與當事者有意識的“選擇性”的全盤宰制,相反,卻渙然迸發出頑強表現自身、并將自己現實化的努力。畢竟,睜眼說瞎話,不是恒久的辦法,更何況,如同真理的聲音常常借助魔鬼的翅膀而飛翔,在官式“普法”名目之下,尚有對于法治精義的認真闡發,或者,“一不小心”,讓它們汩汩流淌出來,直達心田。 因而,無論法制還是法治,它們作為一種極具吸引力的美好社會愿景,以及對于它們作為良善生活的一種可欲的強力保障的普遍認同,早已彌散幻化為全體國民的心智,包括不少既得利益集團中人,可能實踐中多所抵觸,而在理念層面,則又多所服膺,將現階段知行兩分的矛盾作了淋漓盡致的展示。由此,風助火勢,火借風威,泱泱乎,以成今日氣象。申而言之,此種情形,亦且適用于“民主”和“憲政”,以致于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當下國人的“民主拜物教”和“憲政拜物教”式的路徑依賴。無形中將一切寄托于民主、法治和憲政,將它們當成了萬應靈丹,確乎是某些知識界人士的一種思維傾向性。但是,話說回頭,凡此國民向往和公民憧憬,卻決不能簡單譏之為“天真”或者“無知”,而當看穿其內涵的“武器的批判”與“批判的武器”的辨證轉換關系。 尤其是在言路雍蔽、鉗口有方之際,高舉正當性大旗為沖破現實困境開道,是一種常見的路徑選擇。

                 同時,它還再次重申,較諸其所生成的一切規則,生活世界本身才是元規則,它走到哪一步,便要求自己的規則世界和意義世界如影隨形,同步前行,向托庇于此在生活世界中的蕓蕓眾生展示著一種階段性愜意生活的制度憧憬。就今日中國而言,則“國民的法治愿景”主題下所攏括的有關良善生活和愜意人生的一切制度元素,均為當下最具吸引力的圖景,可能也是最具正當性的圖景,因而,才會人同此心,萬眾景從。也正因為一時難遂心愿,普遍的挫折感和暗流洶涌的大眾不滿才會流潛國中,一觸即發,而自反向一面,說明了盡速兌現“普法”所昭示的各項法治指標的急迫性,進而,展示了啟動包括民主在內的各項相應配套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否則,基于“選擇性內容與固有內涵的緊張”而來的“宣諭和實踐的緊張”自不可免,事到關口,一切都有可能重歸于零,亦非聳人聽聞。

                 宣諭與實踐的緊張

                 的確,“普法運動”所正面宣諭的一般法治信條,特別是依法行政的現代政治理念,與普遍、持續和大規模的“有法不依”之間的矛盾,在時空場景的意義上,構成了這一“運動”的另一突出現象。本來,“有法不依”概屬常態,自法律誕生之日起就已存在,而至法律消亡止——如果真有法律消亡這回事兒的話,亦將繼續存在。有法律必然就有對于法律的違犯,這是文明的悖論,人的天性及其壓抑的尋常演繹,同時,它們構成了法律自身存在的根據,法律自我證明其必要性的前提,其間之互為忤逆,共生共死,永世不得消解。因而,當今之世,小到違犯交通規則,大到偷稅漏稅,進而甚至作奸犯科,炸機炸樓,倒政府殺總統,遂遍布寰宇,充斥人間,實在不足為奇。但是,話說回頭,倘若如此行徑蔓延廣布,導致普遍、持續和大規模的“有法不依”,甚至成為一種常態,則必定社會有病,政制失靈,或者,至少局部失靈,而凡此紛紜世像,無論之于廟堂統治,還是對于江湖民生,均非為福也。本來,戰亂頻仍,軌轍不再,所謂“戰爭讓法律歸于沉寂”,自屬全盤“有法不依”。然而,和平盛世,卻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而且,所在多有,日日上演,就說明體制有隙,其隙巨大。尤有甚者,倘若公共權力在此一馬當先,帶頭違法,公然犯科,一點不講臉面,則其勢堪憂。而當一個倡說法制的時代,公權尤其不能幸免于此,自己將自己定制的法律棄如敝屣,則無異于敲響了警鐘,危乎殆哉。值此情形下,一般人民之棄守法律,鄙夷政制,集體墮落,而形成下文將要論及的“政制的腐敗”和“人民的腐化”之并蒂共生,自屬順流而下,一切皆在情理之中。可以想象,一方面囂嚷全民“普法”,另一方面普法者公然違法、亂法和毀法,何其自相矛盾乃爾,則法制何在,法治何堪,不啻在為“事實勝于雄辯”再添注腳而已。

                 正是在此,吾人不得不正視,而痛徹肺腑的是,三十年間,從“法制建設”到“建設法治國家”,認識愈深,法網愈密,大架子慢慢搭起來了,人民對于法治的憧憬一往情深,可公權力反倒帶頭違法,愈演愈烈,實為始料之所未及。作者秉筆之際,私權入憲有日,惜農早成國是,私法愈益縝密,可新型“圈地運動”竭盡坑農伎倆,令人情何以堪! 如此悖逆,不僅無情嘲諷著人民的法律信仰,而且,使得一切“守法”宣諭,即刻等于零。進而,使得人民對于其背后的政制能力和政治誠意,不免疑竇重重,或者,干脆壓根兒就不再相信。而一個失信于民的政制,何得謂“長治久安”?不寧唯是,囿于舊制慣性,即便張揚法制,整肅紊亂,可方式方法本身恰恰悖逆目的,因而,反倒“損害”法制,至少造成“損害”法制的社會心理印象,與“法治精神”更是南轅北轍。小而言之,將受刑人五花大綁,掛牌插草,游街示眾,或者,將可憐兮兮、走投無路的賣淫女當街示眾,以示羞辱,不僅本身已然違法,而且,它所宣揚的恰恰是暴力,一種毫無德性自覺的赤裸裸的暴力,在糟蹋盡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微薄公權德性資源之際,羞辱著包括體制自身在內的一切人等,離間了國民與自己國家本應存在的血肉關系,令人齒冷心寒之余,甚至反而可能催生、放縱出部分國民的陰暗心理,將包括體制在內的一切徹底拉進人性的黑暗深淵。它們或許與某種“法制”沾親帶故,而與“法治”則絕不搭界。大而言之,啟自1983年夏季的“嚴打”,以及去年突進于重慶的“打黑”,霹靂手段,展現了行政擔當及其才干,也贏得了一般百姓的稱贊,而且,據筆者的了解,社會公眾安全感同時獲得了較大提升。但是,凡此作業,不僅是以一定程度的損害法治為代價的,而且,反倒使得政治層面的安全感普遍降低,造成了一種公權本身局部準法西斯化傾向,更是讓人對于法制和法治的官式宣諭不得不產生了“掛羊頭賣狗肉”之喟。

                 實際上,最近幾年,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大家原本以為市場可得分化一部分治理,同時,藉由社會的發育以及學統的漸次成長,形成四者各有畛域、彼此呼應的格局,以收制約太過囂張的權力之效。不料,與上述公權力之“帶頭違法”互為表里的是,市場化的結果卻導致市場與權力的結盟,形成了以超強既得利益為核心的權貴資本主義形態,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局面,加劇了“壞的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惡質化,與權力的專制聯袂而來的是資本的專制,造成了局部范圍和地區中始料不及的公共權力的“私性化”與“準黑化”。在此情形下,與“公民維權”、“私產入憲”和“人權入憲”等進程相對照的,是這幾年公權力的“瘋狂反撲”,不僅以權力配置經濟資源、控制社會領域的勢頭加劇,而且,對于輿論監督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亦且更上層樓。例如,對于“信訪條例”的修訂,進一步收窄了聞聽渠道,甚至有“三人不得成行”之制,讓社會齒冷。對于“保密法”的修訂,不僅未能滿足社會知情權的渴望,相反,卻設限多多,反而自原有陣腳后撤。繼“網絡實名制”之后,“手機實名制”乃至于“洗浴實名制”、“菜刀實名制”隨之登場,“透明化”在指向普通公民之際,諸如“財產陽光制度”一類的針對官員的舉措卻止步不前,隱私保護之重官輕民,無以復加。在司法領域,“講政治”的總體氛圍下,行政權力的直接干預有增無減,并且內化為司法界的自我約束,有效抑制了任何“脫軌”沖動,曾幾何時一度以現代司法為指向的司法改革已然停止。凡此一切,不僅說明對于手段的選擇性從來都受制于價值認同的自我定位,而且,昭昭表明當下政制和政治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緊張。

                 政制與政治的緊張

                 如同法制與法治之別,“政制”與“政治”二位一體,在層次、境界、準則和修習次第上,既彼此牽連顧盼,又各有自家畛域。換言之,但凡搭建起民族國家框架,擺脫“無法無天”狀況,基本能夠維持法律、秩序和公共生活等基本公共產品的體制,即為一種法制和政制,甚至是一種相當有效的法制和政制,而不論其政體形態,更不對它作什么自然法式的省視和政治正義追問。其反面是所謂的“弱國家”與“失敗國家”,不僅難言經濟社會發展和建構優良政體,而且,連基本秩序也無,國家能力羸弱,行政效能嚴重不足,多數時候處于失范狀態,公共生活自無保障,法律和規范亦且形同虛設。海地大地震后的餓殍載道,索馬里的盜賊蜂起,阿富汗之四分五裂,可為其例。這其間,自“弱國家”、“失敗國家”至“成功國家”,至少存在“失范”、“基本治理”、“有效治理”和“善治”等層次,展示出人類政治秩序與政治智慧的地方性差別。

                 正如筆者一再指陳的,百年中國轉型所要完成的任務至少包含四個方面,即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它們連貫一體,旨在貫通“民族-國家”與“民主-國家”,指向的理想愿景是強有力的現代民主國家。 具體說,前兩項的落腳點是有效治理的“民族國家”。就此而言,當下中國基本恪盡其功。不僅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漸次發育、居民生活水準和國民素質大幅提高,而且,經由清末以還五、六代人的接續奮斗,表征和組織現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法律、政制框架早已搭建完畢,中華民族歷經百年奮斗,終于呈現出大國初興的繁華景象。當然,說“基本恪盡其功”,就意味著尚未大功告成。其中,撇開海峽兩岸四地在政制、經濟、社會和文化上之有待整合、從而蔚成統一的民族國家不論,僅就社會而言,其之不見成長,允為癥結。時至今日,不僅缺乏一個自覺自為的中間階級以為緩沖,國家直面原子化的“群眾”的狀況無所改善,而且,政府直接下海主導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的連年大幅增長,反而導致社會空間的進一步萎縮,一般民眾對于行政權力的進一步倚賴。就后兩項來看,重在使得“民族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進而恪臻善治,實現政治成熟和倫理圓善。就此而言,則百年之間,興革繼替,一言難盡,有待努力處尚多;今日政治改革似乎走到了“瓶頸”,建設現代政體的進程頗多頓挫,而且,有陷入“勃列日列夫現象”的趨向。總括來看,上述四項,均有所成,而無一不尚有待于繼續努力,但相較而言,后兩項尚需努力處更多,也更為艱難曲折,也許,于現實的法制和政制而言,“風險”更大。

                 如果說上述四項任務表明中國近代國家建構所孜孜追求的不外是“富強、民主和文明”,因而,大體循沿著從“權勢國家-權力政治”,向“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和“文明國家-文化政治”這一路徑遞次挺進的話,那么,上述第一、二項對應的大致為“富強”這一目標,完成的是“權勢國家-權力政治”的建設,并為“憲政國家-憲法政治”的開展提供法律時空和政治邊界,而應當和必須進境于“憲政國家-憲法政治”,即民主政制與政治民主,所謂優良政體者也。二者同德,輻輳用力,有可能導引向“文明國家-文化政治”這一國家建構的最高境界,所謂意義秩序者也。凡此境界,對應于“富強、民主和文明”這一總括性政治憧憬與秩序圖景,說明現代國家是權勢國家、憲政國家和文明國家的綜合體,現代政治不是別的,乃為權力政治、憲法政治和文化政治的三位一體,而分別因應著“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的紛繁世像。 然而,正是在此,刻下精英心志畏縮,心氣委瑣,推展乏力。一方面,政制無法容涵政治的成長,使得政制自身無法轉換為一種公共存在;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發育所造成的公共性需求,客觀上要求政制為政治提供更為靈活的用度與廣闊的空間,而政制雅不愿為此獻身。這樣,二者遂緊繃繃的,并出現相互削弱的自我悖反效應,卻最終訴諸時刻提心吊膽的“維穩”來打發之,令人浩嘆。

                 在此,“中國問題”的當下癥結在于,一方面,現有政制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維持民族國家格局的體制保障,過往三十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應對“國家間政治”的實踐表明,這一體制在相當時段內與時俱進,具有自我更新、應對外部環境的強勁能力。特別是近年來應對自然災害所展現的強勁國家動員能力,史無前例,蔚為中華民族建設現代國家百年奮斗的一大善果,已然不能單純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來概括。與此同時,遲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還即已切身歷練的“大國博弈”,使得中國對于“國家間政治”的調處,愈益表現出大度與成熟,頗有氣象,說明了這一政制在“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面前,對于“國家理性”具有相當的自覺。但是,另一方面,自“民族國家”向“民主國家”的遞進,換言之,以民主為核心標志的現代政治在中華大地之誕生,一種“憲政國家-憲法政治”狀態,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早晚要來的事,人心所向,勢所必然,對此同樣應當抱持高度自覺,而這進而意味著這一體制本身必須做出重大轉型,一種根本性變革,如此方能滿足“民主國家”的基本要求。一個以“民主國家”為凝聚力的“民族國家”,才能獲秉強健的國家能力,國民在此基于公民的自我體認,可得奉獻一己忠誠;而在“民族國家”時空內上演的“民主國家”,才能蔚為貼心的家園,國民于此返身自顧,在市民的定位中,方會認同其為愜意居所。如此,“中國”這一浩瀚時空,既高揚公民理想,努力成為一種公共政治空間,又慰藉民族理想,蔚為國民空間。假以時日,土壤細流,其所成就的將會是“文明國家-文化政治”的恢弘氣象。

                 因而,如果此一政制希望延祚,并保持應變的活力,則需向政治挺進,以后者的公共性內涵來救濟正當性的不足,從而有望在維持自身存續的同時,與后者一同成長。但是,如若以政治為理想境界,則需對于自身做出重大調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調整,于價值理念和制度操作兩方面做出切實因應,而這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對于自身的否定,以否定求得肯定。宋儒曾謂“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借用這一說法,不妨說政制是“以法把持天下”,而政治才是“以道治天下”。當今之世,所謂道者,核心內容即現代民主政制與政治民主也。然而,也正是在此,這一體制的猶豫不決和遲遲未能做出適應性選擇,面對渴盼打開政治公共性之門的洶涌民情,這一體制對于民主政制與政治民主之口惠而實不至,使得人們對于其適應能力、更新動力和政治誠意,均生發出了多重疑問。同樣,恰恰在此,“普法”所揭示的法制與法治、民族與民主、政制和政治的關系,以及刻下“有法不依”所反映的法制未獲恪守、法治不見成長的窘境,以及這一“發展的瓶頸”所反襯出的政治民主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均在在說明政制對于政治處處掣肘,已然到了非沖決不可之際。可是,情形似乎是,愈是如此,政制的自我危機感便愈為深重,因而愈發不愿邁步,從而又反過來進一步加重了此種急迫性。現有體制整合功能之工具理性與強化此一功能必得訴諸政治公共性的價值理性的紐結,導致了一種二者相互削弱效應,造成了時刻必須訴諸“維穩”的政治態勢。如果破解這一“發展的瓶頸”?在現有體制框架下是否能夠破解之?對此,理論邏輯無法代替實踐邏輯,但是,理論邏輯至少可以提供的一點解釋就是,它說明中國的發展所遭遇的政體選擇,要求“政治決斷”登場,啟動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幡的民主化進程,實為刻不容緩。每再拖宕一天,就難免遭遇缺乏政治誠意的質問,使得存在于現有體制框架內的“政制與政治的緊張”愈加展露無遺,進而連同上述諸項緊張關系一起,造成了下述三大后果。

              【作者簡介】
              許章潤,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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