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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偏差與回歸
    ——以民事訴訟為視角的思考
    2011/11/8 9:54:23  點擊率[81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民事訴訟法
      【出處】《人民法院報》2008年7月15日第005版
      【寫作時間】2008年
      【中文關鍵字】實體公正;程序公正
      【全文】

        編者按:在不久前結束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指出,要統籌兼顧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關系,既要防止因片面追求程序正義而“機械司法”、“一判了之”,同時也要防止無視程序,侵害當事人訴訟權利。如何堅持科學發展觀,妥善處理和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真正做到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統一,以最大限度地實現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應成為當前衡量法官司法政策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尺。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在公正、高效、權威這三個關鍵詞中,公正是放在第一位的,這一排序明白無誤地強調了公正是司法制度的首要價值。

        把公正放在首位應當不會有任何疑義,因為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礎上的高效才是真正的高效,也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礎上的裁判才能夠真正樹立起司法的權威。然而,司法中的公正絕非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包括了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兩種不同屬性的公正。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具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判斷標準。實體公正是指裁判結果的公正。法官是否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認定,是否將相關的實體法正確適用于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是用于衡量實體是否公正的標準;程序公正主要是指訴訟過程的公正。當事人訴訟主體的地位是否得到尊重,當事人是否被賦予行使訴訟權利的機會,裁判結果是否在當事人充分參與下形成,依法應當回避的法官是否進行了回避,訴訟程序是否在公開狀態下進行,法官在訴訟中是否對當事人進行了裁判突襲,這些都是評價程序公正與否的標準。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法院在民事訴訟中把實體公正放在首位,注重通過調解和判決實現實體公正。查明事實是實現實體公正的前提和基礎,只有查明發生在訴訟前的當事人之間真實的事實狀況,真正的權利人才能夠獲得司法的救濟,民事實體法所確立的保護合法民事權益和制裁違法行為人的目標才能夠得到實現。我國法院當時采取了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強調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實上的調查收集證據的職責,要求法官走出法院,深入到工廠車間、田間地頭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法院處理民事糾紛的一般做法是:法官通過閱卷、與當事人談話找出雙方爭議的焦點,然后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如果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不充分,還不能使法官對事實的真偽作出判斷,法官就會主動進行調查,到爭議發生地的基層組織和群眾中去收集證據,在查明事實的真相后,再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如果調解無效,再來開庭審理。在開庭之時,查明事實的工作已基本完成,法官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對案件的判斷,開庭只不過是按照法律的要求過一遍程序而已。由于法官的結論在開庭前的調解階段已經形成,這種處理民事糾紛的方式被理論界批評為“先定后審”,這種審判方式也被概括為“重實體、輕程序”的審判方式。這一時期的民事訴訟雖然注重了發現案件真實和實現實體公正,但卻忽略了程序的價值和程序的公正。

        在現代訴訟制度中,程序公正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程序公正不僅具有促進和保障實體公正實現的外在價值,而且具有獨立于實體公正的一系列彰顯其自身有用性的內在價值。體現當事人訴訟主體的地位,保證當事人通過充分參與程序、對裁判結果的形成施加實質性的影響,使法院的裁判建立在雙方當事人攻擊和防御的基礎上從而使裁判結果具有可接受性,使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受到公平對待而減少敗訴帶來的不滿等均是程序公正內在價值的體現。

        在認識到程序公正的重要意義后,我國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便把“重實體、輕程序”作為改革的對象,在改革的過程中高揚程序公正的大旗,注重強調和突出程序公正。經過近20 年的改革后,人們對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程序公正的理念已經基本確立,無論是在司法制度的設計上還是在訴訟活動的具體實施上,程序公正已經牢牢地確立了它的地位。應當承認,以往司法改革中突出和強調程序公正是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在程序的重要性普遍受到漠視的過去,需要在改革中刻意地突出程序的意義和價值,舍此無法有效地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輕視程序的思維定勢。

        然而,隨著程序重要性的提升,在民事司法活動中又出現另一種傾向——“重程序、輕實體”的傾向。有觀點認為,裁判結果是否公正,其檢驗標準乃在于程序本身是否公正,至于案件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真正的權利人是否得到了保護,反倒成了無關宏旨的問題。甚至進一步認為,只要案件的程序是公正的,就應當由此推認裁判的結果也是公正的。于是,程序與實體被割裂開來,程序公正與否似乎成了判斷司法公正與否的主要標準甚至唯一標準。更為嚴重的是,有這種傾向的人甚至用程序公正來否定實體公正,用遵守程序規則來為裁判結果的不公正辯解。

        但是,“重程序、輕實體”同樣是一種不正確的理念。用這種理念指導我們的司法實踐所帶來的問題甚至會遠遠超過“重實體、輕程序”。強調對當事人程序利益的保障和程序的公正性固然是重要的,但假如我們只強調程序而忽略了程序所服務的實體內容,就會陷入唯程序論的泥潭。

        離開了對當事人實體權益的保障,民事訴訟制度就如同是一艘在河上漂流的沒有目的地的航船。

        如果對當事人說,進行民事訴訟主要是為了追求程序上的利益,感受程序公正帶來的快樂,他們一定會感到一頭霧水。

        為了防止唯程序論誤導我們的民事司法改革,為了保證實體公正不至于被淡化、忽略,當下尤其需要注重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防止過分追求訴訟的效率而阻礙實體公正的實現。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舉證時限與證據失權。舉證時限制度是為了提高民事訴訟的效率而設計的一項制度,證據失權是該項制度的核心內容。依據舉證時限的相關規定,當事人需要在當事人協商確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內提交證據(訴訟實務中一般都是由法院指定),當事人因故意或過失未能在舉證時限內提交證據的,只要對方當事人不同意質證,法院就將逾期舉證視為當事人放棄舉證的權利,將逾期提交的證據排除在訴訟之外,不再對它們進行質證。確立舉證時限雖然有利于促使當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交證據,解決法院審理案件有審限而當事人舉證卻無期限的矛盾,但由于重要的證據被失權,阻礙了法院通過訴訟發現真實,使法院的判決不能建立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之上,并且使得另外一方當事人因為對方當事人程序上的過錯而獲得實體上的不當利益(如已經獲得清償的債權人再次得到償付,本應承擔賠償責任的侵權行為人可免于賠償)。證據失權具有嚴重妨害實體公正實現的效果,法院在適用這一規定時應當格外地慎重,至少對逾期舉證只有一般過錯的當事人不宜采用證據失權。即使對存在重大過錯的當事人,也應當運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在考量證據失權給該當事人帶來的實體上的損失以及給對方當事人帶來的利益是否相稱后,再來作出失權與否的決定。

        第二,要防止不恰當地強調司法的中立性而減損實體公正。司法權是為解決糾紛而設置的權力,司法機關在處理糾紛的活動中是作為第三方而存在的,因而在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應當保持中立,應當平等地對待雙方當事人,對爭議雙方持不偏不倚的態度。法官在訴訟中保持中立,平等地對待雙方當事人無疑是符合程序公正要求的,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在現實的訴訟中,存在著雙方當事人訴訟實力極不相稱的情形。在雙方當事人的法律知識、訴訟技能存在巨大落差時,法官嚴守中立的結果可能是處于優勢地位的一方利用熟悉程序規則來擊敗對方,而對方當事人從實體法上原本是應當勝訴的。為了形象地說明裁判者的中立性,有人把法官比作足球場上的裁判。但這一比喻未必恰當,甚至可能產生嚴重的誤導。德國學者堯厄尼希說得好:“因為在訴訟中不允許——并且永遠不應該忘記——那些更靈活、更聰明的當事人獲勝,而應當是有理的一方獲勝。

        訴訟不是足球比賽,法院也不是只重視游戲規則的遵守并在賽后給勝者頒獎——判決——的裁判。”在雙方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嚴重失衡時,法官應當通過行使闡明權對處于弱勢的一方當事人施以援手,如在當事人對事實的陳述不完整時提醒他作出補充,在當事人不知道可以申請法院調查取證時提示當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在當事人由于不了解法律的規定而提出了不恰當的權利主張時對法律關系的性質作出說明。法官的上述行為,雖然未必符合中立性的要求,但恰恰是正確理解和處理司法活動中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關系之典范。

        第三,防止過分強調收集證據的合法性而阻礙真實的發現。民事案件多源于當事人對事實的爭議,而根據證據裁判主義的要求,法官在訴訟中需借助證據對爭議事實作出認定。在實行當事人主義的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負有向法院提供證據的責任,收集證據的責任也主要由當事人承擔。

        當事人為了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有時會采用自己偷錄、偷拍或者委托私家偵探性質的調查公司進行偷錄、偷拍的方式收集證據,甚至采用預設圈套的“陷阱取證”的方法。單就這些取證行為本身而言,的確存在著侵害他人權利或者有違誠信之嫌,但考慮到采用上述方法收集證據的當事人目的在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考慮到隱私權可能受到侵害的對方當事人是首先實施侵權行為的一方,尤其是考慮到權利受到侵害的一方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采取這些取證手段的,對證據合法性的要求應當寬嚴適度,切不可片面強調收集證據的合法性而排除了本應當允許進入訴訟的證據,不可做“受害者痛加害者快”的事。

        程序公正無疑是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價值,我們應當一如既往地堅持和維護程序公正,但同時也千萬不要忘記訴訟制度的根本目的,不要忽略當事人尋求司法救濟的本意和國家設置訴訟制度的宗旨。我們還應當充分考慮普通民眾的認同感——民眾希望真正享有權利的人通過訴訟能使其權利得到法院的確認和保護,而那些違約者、侵權者則被追究相應的民事責任。對民眾這種執著于實體公正的情感,在強調司法為民的今天,應當格外地予以尊重。

      【作者簡介】
      李浩,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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