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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報復:發展中國家可用的武器
            2015/9/10 16:02:39  點擊率[361]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國際知識產權法
              【出處】《河北法學》2010年第5期
              【寫作時間】2010年
              【中文摘要】發展中國家在第三次歐共體香蕉案和美國賭博案中向DSB申請了在知識產權領域實行跨協定報復,這是很有意義的開端。理論上,發展中國家中止知識產權義務進行報復比在貨物貿易領域和服務貿易領域實施報復更具優越性。但是,要使它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有效、可行的報復方式,還必須權衡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權利窮竭制度以及發展中國家欠缺技術能力所帶來的限制等可能產生的法律問題和經濟問題。
              【中文關鍵字】跨協定交叉報復;發展中國家
              【全文】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體現了多邊貿易體系的“規則導向”性(rule-oriented),這也是它區別于前身GATT和其他國際組織的顯著特征。專家組和上訴機構依法斷案、成員方依法執行裁決,這樣的爭端解決方式增加了多邊貿易規則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同時也提高了不同國家參與國際貿易交往的公平性{1}。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也頻繁地參與爭端解決程序,但是,他們的參與從一開始就受到了諸多因素的限制,包括訴訟成本的限制、能夠維護國內利益的人力資源困乏的限制以及普惠制待遇缺乏現實有效性的限制等等。

                 發展中國家有時能夠克服上述限制,贏得案件的勝訴,但是由于國際貿易關系中經濟規模和力量的不對稱性,他們往往不能有效利用DSU的貿易報復規定,迫使不執行專家組和上訴機構裁決和建議的爭端方履行義務。這種情況在經濟實力弱小的發展中國家作為原告的案子中更為突出。WTO及各成員方已經認識到了上述問題,并在審查修改DSU的談判中提出了許多改善爭端解決機制救濟制度的建議。

                 在發達國家不遵守DSB裁決的案子中,出現了發展中國家向DSB申請中止知識產權領域義務作為報復措施的情況。

                 在新近發生的美國賭博案中,DSB最終裁定: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采取的對賭博和博彩服務跨境提供進行限制的措施,違反了GATS第16條第1款和第2款(a)、(c)的規定,美國敗訴。但是,美國并未在執行期內執行裁決,爭端雙方也并未就執行問題達成協議。原告安提瓜出于自身的市場規模和經濟現實的考慮,向DSB申請適用報復措施,報復措施不僅在服務貿易領域展開,而且要在知識產權領域對美國進行報復。該跨協定報復措施得到了DSB的授權,安提瓜可以在TRIPs第2部分第1節版權及相關權利,第2節的商標、第4節的工業設計、第5節的專利和第7節的未披露信息這些領域,每年中止不超過2100美元水平的義務[1]。

                 美國賭博案并不是發展中國家申請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報復的第一案。早在第三次歐共體香蕉案(EC-Bananas Ⅲ)中,被告歐共體也未依法執行DSB裁決,原告厄瓜多爾同樣是出于自身市場狹小、經濟實力弱的考慮,認為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領域對歐共體進行報復不會給歐共體帶來任何影響,因此申請中止TRIPs相關義務作為跨協定的報復手段。但由于多種原因,厄瓜多爾最終并未適用該跨協定報復。

                 針對上述幾種情況,有學者提出,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的報復,可能成為促使發達國家遵守DSB裁決、履行義務的靈活有效方法[2]。這也是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

                 一、DSU關于跨協定交叉報復的規定

                 DSU第22條規定了報復措施的種類和適用條件。報復措施是指裁決執行的合理期限過后,敗訴方仍未撤銷同WTO相關協定不一致的措施,并且經過雙方談判并未達成互相可以接受的補償,在此情況下,原告方經DSB授權,針對敗訴方可以歧視性地采取以中止減讓或其他義務為形式的臨時措施,這就是所謂的WTO報復措施。報復措施有三種:第一種是勝訴方中止與敗訴方違反義務措施相同部門的減讓或其他義務,稱之為平行報復(parallel retaliation);第二種是中止同一協定內其他部門的減讓或其他義務,稱之為跨部門交叉報復(cross-sector retaliation);第三種是中止另一協定的減讓或其他義務,稱之為跨協定交叉報復(cross-agreement retaliation)。

                 從GATT/WTO已往發生的以發展中國家為原告的爭端來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貿易糾紛主要集中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領域。因此,發展中國家選擇中止知識產權義務進行交叉報復,一般屬于跨協定的交叉報復形式,即DSU第22條第3款c項規定的跨協定交叉報復。發展中國家如果向DSB申請在知識產權領域對不執行裁決的敗訴方適用交叉報復,就要遵守第22條第3款規定的適用跨協定交叉報復的原則和程序{2}:

                 首先,原告要向DSB提交一份報復請求書,在報復請求書中說明請求采取跨協定交叉報復的原因,以及對第22條第3款的原則和程序的考慮。具體而言,原告必須基于對客觀事實的審查,得出平行報復或跨部門交叉報復是不可行的或無效的合理結論,或者,基于對客觀事實的審查,得出情況嚴重的僅能通過中止其他協定義務進行跨協定的交叉報復,才是可行或有效的合理結論。同時,要在報復請求書中說明具體報復的領域、部門和產品,以及報復的具體水平。

                 其次,中止知識產權交叉報復的實體性要求,主要是指DSU第22條第3款c項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嚴重性”。

                 可行性主要指原告選擇的報復措施在具體案件中適用是否適當。在歐共體香蕉案中[3],厄瓜多爾認為中止關稅減讓是不可行的。因為,歐共體對厄瓜多爾的主要出口在貨物貿易領域,該領域關稅已經較高,提高關稅會增加國內相關產業的生產成本。由于歐共體未能證明厄瓜多爾能以相同價格從其他成員方進口原來從歐共體進口的產品,所以厄瓜多爾如果以提高關稅作為報復方式,就可能提高國內相關產業的生產成本。專家組最終裁定,歐共體不能證明厄瓜多爾中止這些部門的關稅減讓是可行的。在美國賭博案中[4],安提瓜提出,施加較高的進口關稅或更多的服務限制,會給國內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帶來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因此它堅持請求中止TRIPs義務。該案裁決總體接受了歐共體香蕉案中關于“可行性”的認定,支持了安提瓜中止GATT或GATS義務是不可行的主張。上述兩個案子的裁決說明:如果發展中國家中止被告采取違法措施的領域中的義務,經過客觀事實分析,實施該種報復措施只要有可能會使國內相關市場的貨物或服務增加成本,只要有可能會給消費者或生產者帶來福利問題的負面影響,該發展中國家就能將中止該項WTO義務視為不可行的,向DSB申請跨協定的交叉報復。

                 上述兩個案子的專家組報告將有效性解釋為,請求報復的國家要確保報復措施的影響是強烈的,并且能夠促使被告遵守DSB裁決。沒有這種效果的報復措施,都被認為是無效的。歐共體香蕉案的專家組報告承認,歐共體對厄瓜多爾的出口在歐共體出口總額中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厄瓜多爾提高對歐共體進口產品的關稅不會有顯著效果。美國賭博案的專家組報告也認為,安提瓜中止電信、運輸、旅游和保險等既存的服務貿易領域中的義務缺少影響。歐共體香蕉案的專家組報告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很難通過報復的方式達到促使遵守協定的目的,在貿易和經濟實力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如果采取報復的成員方高度依賴違反義務的成員方的出口,對報復措施的有效性審查,原告只需證明報復措施是在給自身帶來損害最小的部門或協定下采取的。但是,原告僅僅指出由于他的經濟規模小,或雙方的經濟規模相差大,而在其他協定下進行報復,這種論據是不足的。原告應該依據客觀事實清楚而具體地指出,中止相同部門和相同協定的貿易對于促使被告遵守義務沒有顯著效果。

                 要進行跨協定交叉報復,還必須滿足嚴重性標準,即,違反義務的行為造成的損害“情況足夠嚴重”。主要考查以下因素:1.受到被告被訴措施所影響的貿易及該種貿易對請求報復的國家的重要性;2.和請求報復國家受到的貿易損害相關的更廣的經濟因素,以及報復給違反義務的國家和請求報復的國家帶來的更廣的經濟結果{3}。美國賭博案中,安提瓜指出在線賭博服務對于國民經濟的重要性,美國在國內禁止這種服務的負面影響。安提瓜進一步指出了與美國措施的毀滅性影響相關的更廣的經濟因素,例如它極度匱乏的自然資源,對旅游業的依賴,相關部門的脆弱性,為發展服務貿易使經濟多樣化的努力,等等。最后,安提瓜描述了相同部門或相同協定報復會帶來的危害性結果。專家組報告認同了安提瓜對第22條第3款d項“嚴重情況”的解釋。因此,決定是否存在嚴重情況,主要標準之一是請求報復的國家受到影響的貿易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的絕對重要地位,以及被告違反義務的行為對原告國內經濟所帶來的強烈負面影響。

                 二、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報復的合理性

                 上述DSU第22條關于報復措施的規定給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報復留下了法律的空間,也是該種報復措施合法的依據。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勝訴、發達國家不執行裁決的具體案件中,發展中國家提出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報復的請求的根本原因是通過申請或適用這種報復措施,發展中國家會有效地救濟已被損害的利益、并能有效地給發達國家帶來相當程度的經濟利益減損或威脅,從而促使其遵守裁決。同時,這種報復方式又不會像在貨物或服務貿易領域報復那樣,給本國國民和生產企業帶來不成比例的負面福利影響{4}。具體來說:

                 第一,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并且在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技術發明和高科技產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給創新產業提供了較高的保護,越來越多的產品和服務都通過知識產權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保護(例如專利、商標、工業設計、地理標志或版權)。較高水平的保護確保對研發投入大量資金的產業(例如制藥業、生物技術產業)獲得合法的壟斷地位,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同時,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成為不斷創新研發的推動力。在全球貿易中,只有本土的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不夠的,是否能在全球市場中進行強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是出口業關注的重要問題。知識產權的全球保護能使發達國家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貿易,而無須承擔被當地競爭者仿冒的風險。因此,世界上絕大多數知識產權貿易的輸出者—發達國家,積極在WTO體制內推行自己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使TRIPs這一現今最為重要的知識產權協定成為WTO的一部分。考慮到TRIPs知識產權保護給發達國家的企業所帶來的經濟價值,即使是在不對稱的市場規模情形下,中止TRIPs義務必然會對主要產業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中止TRIPs義務極易成為促使國家遵守DSB裁定的有效工具。

                 第二,發達國家推行的TRIPs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造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失衡。在烏拉圭回合中,發展中國家為了促使發達國家對自己的主要出口產品,例如紡織品、農產品等減少貿易限制,接受了超出自己能夠承受的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承擔了TRIPs協定的義務。即便TRIPs協定給發展中國家留下了一定的靈活政策的空間,但是,隨著TRIPs過渡期的結束,“郵箱制度”[5]的效果開始發揮出來,這給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福利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與此相對的是,發達國家知識產權的比較優勢使其在國際貿易中占據領導和控制地位,TRIPs是發達國家手中的一把利劍,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揮舞,從近幾年歐美等發達國家向中國發起的幾起WTO指控就可以看出。以中止TRIPs義務作為交叉報復的方式,是對“歷史舊賬”的清算,實現了爭端中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利益的平衡。

                 第三,發展中國家中止知識產權的保護,意味著增加公眾獲得知識產權保護產品的機會,提高了人民的福利,促使了WTO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的目標的實現。發達國家是TRIPs的主要倡導者,他們在TRIPs中對所有類型的知識產權都建立了很高的“最低標準”。絕大多數科學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依靠進口獲得許多人民生活、生存必須的產品,例如藥品、食品。TRIPs的“最低標準”使這些進口產品的價格一般人難以承受,同時又限制了通過國內仿造來解決燃眉之急的機會。由于發達國家違反貨物領域或服務領域的義務,發展中國家中止知識產權的保護,這種形式可能會在中止義務期間緩解甚至解決上述問題,尤其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問題。也能夠增加在國內市場獲得各種知識產權所保護的貨物或服務的機會,例如,通過官方授權生產一定數量的對人的生命、健康至關重要的藥物;使國內研究機構和產業接觸、實驗、利用、改進、傳播來自違反WTO義務國家受到知識產權保護的技術,從而培養人才,促進技術的學習和發展,促進國內的模仿創新。

                 三、適用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式

                 雖然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報復具有上述合理性,可能扭轉發展中國家在爭端解決救濟機制中的不利局面。但是,該種跨協定報復措施能否實際上給不執行DSB裁決的國家帶來相當程度的經濟損失,能否真正給采取報復措施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利益,還受到很多法律和經濟因素的制約,在適用中也可能遇到許多困難和問題{5}。

                 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報復和在貨物貿易領域、服務貿易領域進行報復一樣,采取報復的國家要促使對方積極執行DSB裁決和取得預期的福利效果,就要求國內有足夠規模的相關進口市場和強有力的消費需求。一般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最不發達國家(LDC)往往是初級產品的出口國或進口國,他們對發達國家產品的進口量在對方的出口總量中往往微不足道,知識產權領域同樣存在這種情況。因此,在進行貿易報復時,發展中國家就要利用知識產權的特性克服市場規模和消費需求的限制。但同時,知識產權的某些特性也可能成為擴大報復措施影響的障礙。

                 (一)知識產權跨協定交叉報復行為的地域性限制

                 知識產權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地域性。每個國家都依據本國的法律,保護在本國依法享有的知識產權;他人在他國享有的知識產權不能成為在本國享有知識產權的依據;在本國是否對一項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及保護的范圍都依賴于本國法律;對由國內立法者授權的國內知識產權的保護僅限于國內領域。例如,由美國專利和商標委員會授權的專利僅在美國領域內受美國法律保護,在其他國家境內只能依據該國的法律得到保護,使其免于被侵權或獲得法律救濟。

                 根據這種傳統的地域性原則,如果某個成員方經DSB授權中止了對某些知識產權的義務,這種義務的中止僅適用于由國內法授權的知識產權。因此,DSB中止知識產權義務的授權,僅能使和被中止的知識產權的保護相關的國內行為合法化,即知識產權跨協定報復行為僅能局限在國內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在國內市場中止、允許國家和私人主體在國內市場進行未授權開發,而不構成侵權行為。其他WTO成員方保護知識產權的義務仍然有效、并未受到任何影響。由此可以得出,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跨協定交叉報復同知識產權本身一樣都具有地域性,而這種報復行為的地域性在原告國內市場狹小、消費者需求量少的情況下必然會起到限制報復的實際效果的作用。

                 為克服知識產權報復行為地域性的限制,采取報復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知識產權國際窮竭原則,通過出口在知識產權義務中止期間開發和生產的產品,來彌補本來消費需求不足的國內市場份額,從而使報復措施產生溢出效應。知識產權國際窮竭原則是指某個產品在一國已經首次銷售或有其他形式的合法分銷,在其他對該產品進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中的再次銷售行為是不違反該國的知識產權法的合法有效行為,知識產權權利主體所享有的特定產品上的知識產權,隨著特定產品的所有權首次移轉于他人而在全球范圍內歸于窮竭。TRIPs第6條規定了每個WTO成員方有權建立自己的權利窮竭制度,可以適用不同的知識產權權利窮竭原則,即可以適用國內權利窮竭制度,也可以適用區域窮竭制度,或是國際窮竭制度。進口國可以根據國際窮竭制度,從采取報復措施的國家平行進口在知識產權義務中止期間生產的產品。很顯然,這將潛在地擴大知識產權報復措施的影響,進口國國內的相關產品價格可能因為這種特殊的進口而降低,從而增加消費者獲得這類產品的機會,提高了人們的福利。同時,這種平行進口肯定會減少被告國的原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市場份額,降低他們產品的競爭力,給他們及不執行DSB裁決的母國帶來經濟損失。

                 但是,有人提出TRIPs第51條的注釋13要求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要得到權利人的許可或同意,這也適用于TRIPs第6條的知識產權權利窮竭制度。其理由是:注釋13將經過知識產權權利人許可或同意而投入另一國家市場的產品排除在第51條規定的邊境措施適用范圍之外。我們認為,并不能由此得出TRIPs中的權利窮竭制度以權利人的同意為先決條件。原因是:首先,從TRIPs第6條的談判歷史來看,TRIPs第6條早期的版本要求投入市場的產品要取得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同意或許可。但是,最終的TRIPs文本去除了這個限制。其次,第51條和其注釋13僅和禁止偽造商標產品和盜版產品的進口相關,它適用的對象是偽造商標和盜版的產品,并不必然適用于平行進口的、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止期生產的產品。這說明,即使出口國在知識產權義務中止期間生產的產品未經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許可或同意,出口到適用知識產權國際窮竭制度的國家,這種出口行為在法律和現實上都是有效和可行的,相應的平行進口行為也是為TRIPs所允許的。

                 (二)知識產權法域外適用帶來的限制

                 上面提到,地域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特性。但隨著全球貿易的擴張,近年出現了國內知識產權法域外適用的趨勢,國內知識產權法的適用范圍延伸到在國外的某些執行行為,甚至國內知識產權法適用到了與本國有很少領土聯系的國家。尤其是那些擔憂本國公司的知識財產在海外得不到足夠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他們不優先考慮知識產權條約的國際協調,而是選擇本國知識產權法的域外適用。這種趨勢對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報復有抑制作用:例如,如果安提瓜中止對美國知識產權權利人計算機軟件的版權保護,安提瓜對美國軟件的開發可能就會引發美國版權法的域外適用。比如安提瓜通過互聯網提供軟件下載的開發,可能僅因為單純的技術行為、甚至可能因為通過互聯網的數據傳遞和保存行為發生在美國領土內,引起美國版權法的域外適用。任何參與與報復措施相關的產品的開發、生產、銷售的主體,他們都懼怕由于被告成員方知識產權法的域外適用而受到追訴,這可能阻礙勝訴國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報復,成為知識產權跨協定報復實踐上的障礙。

                 針對被告知識產權法域外適用可能給報復措施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通過國有公司授權私人生產者開發生產原來受知識產權保護的產品,使開發產品或其他初期生產的必要投資和法律風險都由國家承擔。這樣就可以解除私人主體對經濟和法律后果的擔憂。

                 (三)發展中國家欠缺技術能力所帶來的限制

                 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報復,除了會遇到上面提到的兩個法律障礙,還有一些和經濟、技術實力緊密相關的困難。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以及LDC國家,一般都科學技術水平不高,基礎研發能力差。他們即便可能獲得在知識產權領域進行報復的機會,也可能由于自身不具備研發和生產被告受知識產權保護的產品的能力,而無法真正適用報復措施。

                 由于技術所限,發展中國家應該選擇易于模仿的技術或者容易復制的產品作為報復的對象。發展中國家可以先進口所要獲得的產品的原料或重要部件,而后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獲得被告國享有知識產權的產品。在有多個發展中國家作為原告的案子中,這些發展中國家應該采取合作執行的策略,都在知識產權領域申請報復,這樣可以克服單個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差的弱點。技術能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中止期間生產的產品,向沒有技術能力的發展中國家出口,可以擴大知識產權義務中止的經濟影響,彌補技術能力的缺乏和不足。假設,在印度和一個艾滋病泛濫的非洲國家為原告的案子中,二者都要向DSB申請中止一種治療艾滋病的藥物的專利保護。在具體適用報復措施時,由于該非洲國家缺乏研發、仿制能力,所以由印度進行仿制和規模生產,再出口到該非洲國家。這樣,既提高了LDC國家獲得藥品的機會,又克服了自身沒有仿制、生產能力的困難,而且擴大了報復措施的經濟影響。

                 四、結語

                 由于受市場規模、經濟實力、貿易類型和貿易數量等因素決定,發展中國家欠缺在WTO體制內進行貿易報復的能力。與在貨物貿易領域,服務貿易領域進行報復相比,發展中國家中止知識產權義務,更能合理節約報復的經濟成本,更能給違反義務的發達國家造成經濟損失,更能促使違反義務的發達國家遵守DSB裁決。DSU給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適用報復措施留下了法律空間,應該充分而又理性地利用這些法律規定,關鍵在于認清適用過程中可能帶來的問題,規避其可能產生的風險,合理使用,有效使用。

              【作者簡介】
              薛狄,單位為吉林大學法學院;那力,單位為吉林大學法學院。
              【注釋】
              [1]參見Decision of the Arbitrator,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US-Gambling) , WT/DS285/ARB, http://www. wto. org, 2008年9月2日登陸。
              [2]Arvind Subramanian and Jayashree Watal,Can TRIPS Serve as an Enforcement Devi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TO?,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0) 403-416.
              [3]參見European-Regime for the Impartation, 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 (EC-Bananas Ⅲ) , WT/DS27/ARB.
              [4]參見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US-Gambling),WT/DS285/ARB.
              [5]TRIPs協議對不同類型的WTO成員的化學藥品專利保護規定了不同的過渡期。要求發達國家從1996年1月1日起對化學藥品提供專利保護,過渡期為1年;發展中國家的過渡期為10年,從2005年1月1日起對化學藥品提供專利保護;最不發達國家的過渡期為21年,從2016年開始執行。TRIPs協議對于過渡期內的藥品專利審查建立了一個“郵箱”制度。在過渡期內,所在國的專利審查機構并不禁止申請人提出專利申請,只是把所有申請放在一個“郵箱”里暫不進行審查,直到過渡期滿,新法開始生效之后才把“郵箱”打開,開始一件一件審查。
              【參考文獻】
              {1}趙維田.WTO的司法機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4-50.
              {2}楊國華.WTO爭端解決程序詳解[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116-126.
              {3}常景龍.DSB報告執行制度論:從建構走向變革[D].廈門:廈門大學,2007.
              {4}Arvind Subramanian and Jayashree Watal. Can TRIPS Serve as an Enforcement Devi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TO?[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0)403-41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龔柏華.WTO爭端解決中報復措施實施及完善研究[EB/OL]. http://www. ielaw. com. en/uploads/soft/10-080729221930.pdf.20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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