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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原意對刑法解釋的意義
    魏東;田維
    2016/2/4 10:09:36  點擊率[1468]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立法學
      【出處】《人民檢察》2013年第13期
      【寫作時間】2013年
      【中文摘要】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文本及其具體的法律條文所表現出的立法者的本意。在方法論解釋學中,“原意”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基礎價值。在刑法解釋過程中,當出現法條立法原意確實不符合解釋時的社會發展需要的情形時,需要區分具體情況作出具體處理,其中不排除將客觀解釋作為有利于被告人出罪的“單向解釋”方法,但不得將客觀解釋作為不利于被告人的入罪解釋方法。基于保守的刑法解釋立場,在刑法解釋時探尋立法原意有助于完善刑事立法有助于規范司法并保障人權,有助于公民尊重刑法并增強對刑事法治的信心,還有助于完善刑事立法并實現良法之治。
      【中文關鍵字】立法原意;主觀解釋;客觀解釋;單向解釋;保守立場
      【全文】

        立法原意是法解釋論中最受關注也是備受爭議的重要問題之一,主觀解釋論主張以尋求立法原意為目標,客觀解釋論則反對探求立法原意的任何努力。那么,到底應當如何認識和對待立法原意,無疑就成為我們現代法律人所必須面對和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就刑法解釋論而言,立法原意這個問題更顯特殊而重大,因為刑法不但關涉公民財產權利,更關涉公民自由和生命法益,有關立法原意的不同界定與定位必將更加深刻地影響到公民的基本人權。鑒于此,本文針對解釋論中的原意、立法原意及其刑法解釋論意義做一反思性檢討。
       
        一、方法論解釋學中的原意
       
        所謂“原意”,是指作者創作作品時意欲在作品中表達的本來意思和真實含義。作品是“原意”的形式和載體,“原意”是作品的實質意義和所承載的內含價值。在方法論解釋學(又稱為一般解釋學、普遍解釋學、古典解釋學或傳統解釋學)中,“原意”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基礎價值。
       
        我國傳統解釋學認為,文本和經典典籍具有“原意”是一個自然存在的前提。這種原意,或者是體現了最高真理和價值的“道”(“道在六經”),或者是寄托著抒發心靈、情感和理想的“志”(如“詩言志”)。這種解釋傳統中的理解和解釋,就是通過合理的過程和方法,把握住“道”和“志”。我國傳統的經典解釋學雖然在具體方法上存在著年歲久遠的爭論,但是都有意或無意的承認或暗示經典具有“原意”、“本義”,這也是我國傳統經典解釋學的基本特點。我國法律解釋傳統的基本體現是“律學”的發育與發達,統治者通過官方的“律學”解釋彰顯法律的意義,使規則含義具體化在法律的運行過程中,《唐律疏議》即是我國古代律學經典。
       
        在西方文化中,早期的解釋學被稱為局部解釋學或特殊解釋學,產生于古希臘,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上半葉,經過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最終于19世紀上半葉發展為方法論解釋學(一般解釋學)。局部解釋學認為,文獻資料必須經過解釋,解釋要遵循特定的方法和原則,這樣才能掌握其本意,排除歧義。可以看到,局部解釋學是關于解釋方法原則的學問,立足于文本解釋,探尋理解的技術,其實質是一種解釋的方法論,為方法論解釋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在局部解釋學時期,學者們主要致力于宗教典籍以及各種古代文獻資料的解釋,以求弄清其含義,神學解釋學、文學解釋學、法律解釋學等解釋學科在這一時期產生并發展起來。
       
        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是方法論解釋學的先驅,施萊爾馬赫第一次從哲學的高度將解釋學理論系統化,狄爾泰則將理解作為了人文科學普遍的方法論,實現了解釋學發展的第一次飛躍。施萊爾馬赫第一次從哲學的高度將解釋學理論系統化,將解釋學的研究中心從解釋的文本轉移到解釋本身上來,并且將解釋對象從宗教和古典著作擴展到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一切表達方式。他認為,文本會造成誤解,解釋活動是“避免誤解的藝術”,“哪里有誤解,哪里就有解釋學”,解釋學不應當僅僅局限于解釋技術的研究,而應將“理解”作為解釋技術的基礎。施萊爾馬赫還認為,解釋者要避免誤解,就要想辦法消除自己的成見,盡可能以“空白的狀態”回到作者的文化心理環境中去解釋文本,以達到符合作者心理個性的正確理解,僅表明自己對文本的看法的文本理解將被視為任意解釋。
       
        狄爾泰在施萊爾馬赫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不僅將“理解”看作文本解釋的基礎,更進一步將“理解”擴展為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狄爾泰認為,自然科學從外說明世界可實證、可認識的性質,而人文科學從內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析明”與“理解”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各自獨特的學科方法,析明遵循著數學演繹與歸納邏輯的路徑,而理解則引向心靈的溝通。在狄爾泰的理論中,理解是“對他人及其生命/生活表達的理解”,而解釋則體現為理解主體生命/生活的方法。這種解釋與理解既是心理的、主觀的,又是邏輯的、客觀的。首先,他將“理解”理解為一種對過去的、歷史的精神與存在的重新體驗,他認為,解釋者應當從歷史的文獻、記載出發,在想象中設身處地的將自己置于作者當時所處的環境與生活的世界,進而進入作者的角色、了解作者的個性,把握作者當時的心理和意圖,完成與作者的心靈精神溝通;但同時,這種移情想象和心靈溝通又是通過對符號、文本的解讀而達成的,這些符號和文本是外在的和客觀存在的,這就使解釋和理解從個別性和主觀性中脫離出來,帶有客觀性和普遍性。
       
        施萊爾馬赫與狄爾泰之后,方法論解釋學代表人物當屬美國的赫希,他認為,解釋學的根本任務是重建作者原意,探尋作品客觀存在的意義;只有作者的原意才能作為衡量文本理解是否合法的唯一標準,只有尋找到客觀存在的作者原意,解釋才是合法和有效的。赫希對方法論解釋學的重大貢獻之一,是對“意義”這一概念做出了新的界定:“意義(meaning)是一部作品所展現的東西。它是作者通過運用一種特殊的符號系統(即語言)表達出來的意旨。……而另一方面,意義與個人或與一個觀念、一種環境,或與任何可想象之物之間的關系,就稱作意味(significance)。”在赫希看來,作品的意義分為作者的“原意”(字面意義)以及由字面意義所衍生出的“意味”,在解釋過程中,意義比意味更客觀,因而更有效,對于解釋和理解原意更具有價值。
       
        方法論解釋學站在方法論和主客體二分的認識論立場上來看待解釋學,將解釋視作一種對歷史情境的完全復制,其基本思想可以總結為:解釋是了解人類社會和歷史的方法,認識世界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解釋行為;解釋需要摒棄時空的限制,拋開自我,置身作者當時的情境,復制解釋對象的內容創造過程,實現歷史的、作者原意的真實再現。
       
        原意在方法論解釋學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方法論解釋學肯定解釋對象的存在,并且承認文本具有意義或含義,這是其最具有奠基意義的基本設定。方法論解釋學認為,作品的意義只是作者的真實意圖,解釋的目標就是通過對作品的解釋和理解,發現作者創作作品時的原意。因此,“原意”成為了方法論解釋學的核心概念和解釋目標,是解釋活動的最終目的。方法論解釋學突出了作者原意的中心地位,力圖通過“文本”來獲取作者的原意。
       
        作為方法論解釋學的兩大先驅,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都對作者原意的探尋方法做出了論述。施萊爾馬赫認為,重現作者原意的主要途徑是語義解釋和心理解釋,其中,語義解釋是外在的字面語義分析,主要運用語言學等知識,相對具有客觀性;心理解釋是內在的心理轉換,要求解釋者否定自我的思想狀態和心理精神,盡可能的進入作者的心理角色,對作者創作作品時的環境和心理進行重構,通過想象,設身處地的進入作者的主觀世界,進而再現創作作品時作者的真實意圖。
       
        狄爾泰提出了“移情”的方式以探尋作者原意,即解釋者從作品出發,通過想象進入作者的思想感情狀態里,將解釋者自身消融在作者當時的環境中,進入作者的個性,在作者的角色中找到自己,進而向解釋自己的意圖一樣解釋作者的意圖,得到作者的原意。狄爾泰還提出了“客觀精神”的概念(指歷史和文化給人們精神形成的一種共同性),認為:“由‘客觀精神’所體現出的這種共同性,為客觀的知識和客觀的解釋提供了標準。”狄爾泰的解釋理論帶有主觀解釋的理論色彩,但是其思想基礎卻是客觀主義。
       
        赫希明確提出了“原意”與“意味”的概念及其區分界限,應當說具有重大的解釋論意義。赫希認為,“一個本文具有特定的含義,這特定的含義就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號系統所要表達的事物中”,文本的含義、意義(meaning)是屬于文本或作者的,但是文本的意味(significance)是文本的閱讀者或解釋者賦予文本或作者的。我們可以將赫希所言的文本含義、意義(meaning)指稱文本的“原意”,而“意味”則是超越文本原意的、解釋者所領悟的“新意”。赫希認為,意義比意味更客觀,因而更有效,對于解釋更具有價值。
       
        二、法解釋學中的立法原意
       
        理論上認為,立法原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立法原意指對于立法所欲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所有立法者意識,包括關于此種社會關系的認識、判斷、立法的目的、規律的認識、存在的評價、將來的期望、所設計的目標、改變現狀的意志、對風險的考慮、甚至對該社會關系的情感等;狹義的立法原意指條文字面意思所包含的立法者的意思表示,通常表現為立法目的。我們認為,將立法原意限定為比較狹義的理解更符合刑法解釋保守性和明確性的要求,即認為: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文本及其具體的法律條文所表現出的立法者的本意。
       
        應當承認,立法原意即立法者的原意,立法者通過制定法律而將自己的價值追求和意圖展示出來,這在法理上應當成為一種基本常識。立法原意不同于解釋學上其他非法律文本的文本原意,主要原因在于法律制作的嚴謹程序、規范要求以及其產生的“法律意義”不同。法律是立法者原意的承載對象,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法律是由專門的立法主體(通常是經過選舉而選出的代表所組成的立法機關)予以創作和制定的,其目的是調整和規范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行為。法律的內容必須是對國家權力或個人的權利義務具有重大意義的事項,并通過固定的文本形式表現出來。當法律文本被制定和通過之后,該法律文本就具有了普遍約束力。因此,法律應當具有明確性和安定性,并且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而解釋學意義上的一般文本對其創作的主體和內容并無特別的要求,沒有國家強制力的保障,對國家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義務沒有實質上的影響。因此,立法原意和一般文本的原意雖然具有解釋學意義上的相似性,但是卻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對法條立法原意的探析及對法條的解釋和適用會影響到特定地域范圍內全體自然人(甚至法人與單位)的重要權利和義務,這決定了探尋立法原意的活動必須遵循比解釋一般文本原意特殊的、更為嚴格的規則,應到受到更多的限制。同時,由于刑法具有更加特別的嚴厲性特征和謙抑性要求,因此對刑法的解釋應當尤其慎重,這也限定了刑法法條立法原意的探析活動必須更具有保守性。
       
        關于立法原意是否可以界定、如何恰當界定的問題,在理論界存在較大爭議。有學者認為,法條本身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具有不同于立法原意的客觀意義,由此引申出“法條原意”這一概念。對于法條原意,目前學者仍然是在不同的語境之下進行使用的。有的學者認為,法條原意即法條的立法原意,兩者并無區別;有的學者在“不同于立法原意的法條客觀意義”的含義下使用法條原意;也有的學者認為“法條原意”一詞包含了“法條立法原意”和“法條客觀意義”兩種意思。拉倫茨認為,法條中立法者的意思“只能是已顯示之立法者的根本意圖以及在立法團體或其委員會中曾經被提出并且并無異議的想法。解釋時如果要探討立法者的規范想法,即應以此為準則”,亦即拉倫茨將立法者原意視作法律解釋的標準和目標,其目的在于確認在可能得到多種解釋結果的情況下,哪一種解釋結果最符合“歷史上的立法者之規定意向、目標及規范想法”。在我國,有學者從法律解釋的目標意義出發,認為法律解釋的目標在于探求立法原意,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的意圖和目的。但是,也有學者持有不同觀點,他們認為立法原意不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持的意思,而是“依當時立法者處于今日所應有的意思”。在法律解釋學中,第一種觀點中的立法原意被稱為“主觀意圖”,第二種觀點中的立法原意被稱為“客觀意圖”。持“客觀意圖”的學者認為,“應有的意思”不是一種價值判斷,而是表示對最大可能性的推斷,由于信息來源和立法者本身認識的限制,“主觀意圖”的發現存在非常大的困難,相比之下,“客觀意圖”更能為人所信賴,也更能被法律實踐所接受。
       
        我們認為,將立法原意界定歷史上立法者制定法律時的意思較為妥當。首先,在方法論解釋學中,原意是指作者創作作品時的真實意圖,這對我們將立法原意定義為“歷史上立法者的意思”提供了解釋學上的依據,也是長期以來的解釋學傳統。其次,解釋中的“移情”理論是通過想象將解釋者置身于作者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和心理狀態中,而不是將原作者置于解釋者今日的環境而推測其在如今的環境中所應具有的意思,立法原意的“客觀意圖說”缺乏客觀、明確的標準和解釋學基礎,對立法者意思于今日的“最大可能性”進行推斷更可能導致主觀的臆斷。再次,立法原意的“客觀意圖說”標準并不明確,沒有明確說明解釋者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推斷“當時立法者處于今日所應有的意思”,還是充分考慮立法者曾經的意圖,然后推斷其發展到今日可能會具有的意圖。最后,法律解釋學中的“主觀說”直接將“立法原意”理解為過去的、歷史的立法者的意思,指導刑法解釋中刑法條文立法原意的探尋。雖然探尋歷史上的立法原意要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很有可能得不出“真實的”原意,但是我們可以運用精巧的解釋技巧和科學的方法途徑“無限接近真實的”原意,這相對于推斷“當時立法者處于今日所應有的意思”而言更具有確定性。當然,立法原意并不是一個特定時間點、個別立法參與者個人所持的根本價值意向,而是作為一個群體的立法者(民主社會代議制之下的立法主體)在法律制定過程的特定歷史時期所形成的、保留了最大化共識的價值意向。
       
        三、立法原意的刑法解釋論意義
       
        立法原意對法律解釋具有重大意義。卡爾.拉倫茨認為,法律解釋的最終目標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標準意義,只有同時考慮歷史上的立法者的規定意向及其具體的規范想法,才能確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標準意義。應當說,揭示刑法法條的立法原意是刑法研究的任務之一,也是刑法解釋學理論中的重要命題。刑法法條是刑法學研究的主要依據,刑法研究往往建立在法條的根據之上,只有正確理解刑法法條的立法原意,刑法研究的出發點才是正確的;如果對刑法法條立法原意的理解本身就是錯誤的,那么在此基礎和前提之上所展開的研究就不會得出正確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探尋刑法法條立法原意具有十分重要的刑法解釋論意義。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不論是法律解釋學中的主觀解釋還是客觀解釋,其探尋法條立法原意的理論主張均受到了部分學者的質疑,這些質疑本身關涉刑法解釋論中的部分重大理論問題,因此對這些質疑予以理論回應具有重要的刑法解釋論意義。
       
        (一)哲學解釋學對立法原意的批判及其解釋論意義
       
        哲學解釋學認為,解釋是解釋者帶著自己前在的成見進入解釋對象的領域,通過自身與解釋對象的融合而創造出新的視野。哲學解釋學將理解和解釋作為人存在的方式,強調解釋的主體性和創造性,認為作品的意義已經不再是作者的原意,而是作品作為一個客觀存在所具有的自身的意義(視域),解釋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
       
        哲學解釋學批判了作為原意解釋哲學根據的方法論解釋學的基本觀點,認為作品的意義不在于作品自身承載的原意,而是出現在作品和解釋者的“視域”交融中,與解釋者的理解密不可分;主張作品的意義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解釋者及其所處時代的不同而有所改變的;解釋者不可能完全擺脫自身的歷史性限制而完全進入作品創作時的作者的心理精神世界,所謂的進入作者的角色解釋作者原意的方法是難以實現的。
       
        哲學解釋學認為立法原意是無法真正獲得的。其提出的理由在于:首先,法條所表達的意義是出現在法條和解釋者的對話中的,法條作為一個客觀的經驗之物是具有其自身的精神世界的,解釋者也具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解釋所得出的法條的意義是兩個世界對話的結果,存在開放的、不同的可能性。在解釋法條的過程中,法條的“視域”與解釋者的“視域”相互融合,法條的“視域”進入了解釋者的帶有先見的體驗和理解,解釋者的“視域”也進入了法條的“視域”,兩者相互限制而又相互融合,所得出的法條的意義是兩個“視域”碰撞、融解后所產生的新的、不同于前兩個“視域”的結果,而不是法條原本所承載的立法者的原意。其次,法條的意義不能獨立于解釋者的先見和理解而獨立存在,法條的意義是解釋者帶有某種前在的“期待”而對法條文本進行“籌劃”而產生的。由于解釋法條的過程中加入了解釋者本身的前在觀念和由此進行的籌劃,因而法條的立法原意是無法真正探尋到的,經解釋所得出的法條意義永遠都是超出歷史的立法原意的。最后,法律解釋的主體都是處于具體歷史情境下的人,他在解釋法條時必然會帶有與自身所處的歷史情境相吻合的前在觀念,這是客觀和必然的,解釋者無法擺脫這種歷史限制進行超然的解釋。因此,在解釋者與法條對話過程中所形成的法條的意義必然受解釋者所處的歷史情境的制約,法條的意義就不是固定的而是開放的,解釋者無法真正的擺脫歷史性前見、超越時空來探尋法條的立法原意。
       
        目前刑法學界有學者認為應將哲學解釋學理論引入刑法解釋,明確主張刑法解釋的基本立場是客觀解釋(如陳興良教授、王政勛教授等)。我們認為,刑法解釋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法律解釋的特點,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和刑法謙抑性的特別要求,刑法解釋通常應當進行主觀解釋以增強其保守性,只有在必要時才可以在不違反法治原則的前提下適當引入哲學解釋學的理論。陳金釗教授指出,哲學解釋學可以不談“誤解”的問題,但是法律解釋學不能不估計法律文本的存在。謝暉教授也認為哲學解釋學在法律解釋學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哲學解釋學的觀點不一定要貫徹在法律解釋學的分析中。我們承認,哲學解釋學本質上是一種對人的存在方式(理解)的一種認識,而不是方法論,非理性、主觀主義、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是其理論中的必然缺陷,不適合作為法律解釋的立場和根本指導。如果在法律解釋中全盤引入哲學解釋學的理論,將會使解釋主體陷入無盡的解釋循環和無法自拔的理解困境中,會消解法律和法律解釋的明確性、可預測性,法治也會受到極大的損害。因此,我們必須鑒別哲學解釋學的理論和觀點,我們可以在法律解釋中適當運用其理論和觀點進行認識和反思(如何“適當運用”有待另文研討),但切不可盲目接受其對法條立法原意的批判甚至全盤否定,這會對法律解釋和法治造成根本性的損害。
       
        不可否認,立法原意確實存在不一定完全契合現實合理性的問題,對此應當如何看待呢?這是哲學解釋學針對方法論解釋學所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假設立法者有一個可以被探尋到的統一的立法原意,經過復雜的解釋活動,我們也確實找到了真實的立法原意,但是立法原意畢竟是歷史的,會出現與解釋時的社會客觀情況相左的情形,不符合現實的需要,如果按照立法原意進行法律解釋會得出“不完全符合現實需要”的結果。這種情形在法律解釋中是可能出現的現象,也是最為刑法客觀解釋論者所詬病的問題。如何看待和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認為,在刑法解釋過程中,當出現法條立法原意確實不符合解釋時的社會發展需要的情形時,需要區分具體情況作出具體處理。當這種立法原意存在機械入罪而不利于被告人人權保障時,我們應當按照刑事法治理性和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適當吸收客觀解釋和實質解釋的合理成分,依法否認該法條所具有的“入罪的”立法原意并作出無罪解釋;但是,應當注意,這種客觀解釋與實質解釋原則上只能被利用于有利于被告人出罪的“單向解釋”,而不得被利用于作為被告人入罪的解釋方法。換言之,當立法原意存在“機械出罪”(但有利于被告人人權保障)時,不得因為其立法原意不符合解釋時的社會發展需要,如強奸罪的立法原意時只能針對男性強奸女性的行為定罪,這種立法原意(的解釋)不符合保護男性性權利這種社會發展的時代需要,那么對于男性被強奸的行為仍然只能依照強奸罪立法的立法原意而“機械出罪”,而不得將男性被強行行為“客觀解釋”為我國的強奸罪。當然,在社會發展確實需要的情況下,立法者須通過立法活動對立法原意不合理(不符合社會發展現實需要)的法條進行立法修正。
       
        (二)語言學對于立法原意的批判及其解釋論意義
       
        法律作為修辭受到法理學的高度關注,其中關涉語言學內容。文字語言不像數字語言那樣具有高度的精確性,不論是口語還是書面語,表達者在運用語言表達其意思時,都很容易出現言不盡意的情形,語言難以完全承載表達者想表達的全部意思,經常會出現遺漏表達者意思的狀況。此外,語言的復雜性和語詞的多義性還會造成語言錯誤表達的情形,出現“詞不達意”的狀況,無法精確的表達出人的真實原意。因此,語言學對于方法論解釋學中立法原意的批判值得關注。
       
        拉德布魯赫認為,“語言學的解釋(Philologische interpretation)者,欲根據已發表之言語而解釋其思想(例如法律)者也,不過就前人已有之思想,附從其后而追想之耳”,將語言與法律的立法原意直接聯系在一起。現代法律的內容和意思主要是以書面語言的形式表現的(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更是明確要求刑法規范的成文法形式),但是書面語言形式具有固有的缺陷,它使解釋語言者與使用語言者無法在直接的對話環境中進行交流,使語言所表達的真實意思無法在交流中得到充分驗證。在直接的口頭語言交流中,交流雙方可以通過直接交流的語境探尋對方的真實意思,即使出現難以理解的情形,也可以通過直接詢問的方式加以解決。但是,在書面語言的解釋中,只有解釋語言的一方真實存在,而使用語言的一方在客觀上是“沉默”的,解釋者無法與語言的使用者進行直接交流對話,對語言解釋的正誤無法通過雙方的交流加以驗證。那么,真實的立法原意也難以通過對語言的理解而獲得。并且客觀上,法條的書面語詞往往不能準確反映立法者完整、真實的意思,正因如此,在對法條語言的考量、解釋過程中,我們可能得到不同的解釋結果。立法原意是檢驗解釋結果是否合理的標準,然而立法原意也是通過幾乎同樣的、同時進行的語言解釋路徑進行探尋所得出的,由此得出的立法原意的真實性本身也是值得懷疑的。這就出現了一個循環的困境。首先,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使用語言創作出了法條的內容,但是,立法者使用語言表達其真實意思的過程中,由于立法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和語言本身的多義性、結構空缺性和不確定性的特性,立法者運用語言創作出的法條內容與其立法時的原意本身就會出現表達上的誤差,為后來的法律解釋者探尋原意提供了一個不精確的前提和對象;同時,解釋者在法律解釋過程中又會出現與立法者在不同語境下運用語言含義等問題,也會出現語言使用上的偏差,并出現對立法原意的再次偏離。因而,從語言學這個角度出發,僅就法條的語詞內容進行解釋和考量,是難以得出真實的立法原意和正確的解釋結果的。
       
        我們認為,法條立法原意的語言學批判中所指出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可以適當解決的。法條必然是通過一定的語言文本形式加以固定和存在的,在通過對法條內部的語詞及其語法邏輯進行理解后,我們能夠得到法條所要表達的一定含義。當出現立法者沒能正確運用書面語言表達自己真實意思的合理懷疑時,我們首先可以運用語言規則和語言規律還原立法者立法時法條語詞所表達的含義(這也可以避免解釋者在不同語境下理解法條語言),進而確定立法者在立法時可能具有的立法原意范圍。此外,我們可以查閱立法者立法過程中存在的立法文件和相關資料,進而確定立法者的立法原意。當在刑法解釋中通過法條語言確實無法得出刑法法條立法原意或得出的立法原意根本不合理時,我們還可以在堅守刑事法治理性、罪刑法定原則和有利于被告人人權保障的前提下適當運用其他解釋方法對法條進行合理解釋。
       
        (三)立法原意對刑法實踐的意義
       
        基于保守的刑法解釋立場而言,在刑法解釋時探尋立法原意對于刑法實踐而言具有重大意義,有助于規范司法解釋并保障人權,有助于公民尊重刑法并提升對刑事法治的信心,還有助于完善刑事立法并實現良法之治。
       
        首先,探尋刑法法條立法原意有助于規范司法并保障人權。司法人員通過探尋刑法法條的立法原意,可以確保將司法人員的定罪量刑行為規范在立法原意的特定范圍之內,以有效避免司法人員假借客觀解釋、實質解釋或者能動司法等借口而隨意出入人罪的災難性后果發生,最終有利于維護司法公正并保障人權。
       
        其次,探尋刑法法條立法原意有助于公民尊重刑法并增強對刑事法治的信心。立法原意得到司法機關尊重的程度,與刑法自身獲得公民尊重和信任的程度成正比,與刑事法治理性獲得尊重的程度成正比,與刑法的教育功能、行為規制功能成正比,也與刑法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功能和諧發揮作用成正比。
       
        最后,探尋刑法法條立法原意有助于完善刑事立法并實現良法之治。從刑法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刑事立法是隨著刑事司法的實踐和發展而逐漸完善的,通過對刑法法條的解釋和具體運用,我們能夠發現哪些法條在解釋和運用中意思比較明確、具體,能夠較為順利的理解其立法原意,也能夠檢驗出哪些法條由于立法技術等原因的限制,不能完全體現立法原意,或者在理解其立法原意的過程中存在著很大困難,進而對這些法條進行立法完善。當我們發現實際案例中某行為確實具有應受刑罰處罰性,但是運用合法合理的解釋規則,無法通過刑法解釋將其類型化為現行刑法法條所規定的任何一種犯罪時,我們就應當通過立法將該行為規定為犯罪(犯罪化),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發展。但是應當明確,這時只能進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必須反對通過客觀解釋等方法將其作出“入罪解釋”(即司法上的犯罪化)。

      【作者簡介】
      魏東(1966.1—),男,法學博士,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刑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田維(1987.3—),男,四川大學法學院2012級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參見王中江:《“原意”、“先見”及其解釋的“客觀性”——在“方法論解釋學”與“哲學解釋學”之間》,載《學術界》2001年第4期。
      {2}[法]保羅.利科爾著:《解釋學與人文科學》,陶遠華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5頁。
      {3}楊艷霞:《刑法解釋的理論與方法——以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為視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頁。
      {4}參見王慶節:《解釋學、海德格爾與儒道今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4頁。
      {5}[美]赫希著:《解釋的有效性》,王才勇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73頁。
      {6}參見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4頁
      {7}[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著:《當代哲學與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頁。
      {8}[美]赫希著:《解釋的有效性》,王才勇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73頁。
      {9}參見疏義紅:《法律解釋學實驗教程——裁判解釋原理與實驗操作》,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頁。疏教授認為,“立法意圖”最狹義的含義就是“立法目的”,但按法學的通常用法,立法意圖還包括了立法目的以外的立法者意志。
      {10}[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07-208頁。
      {11}張志銘:《法律解釋操作分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
      {12}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頁。
      {13}參見[德]卡爾.拉倫茨著:《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9頁。
      {14}參見陳興良:《形式解釋論的再宣示》,載《中國法學》20120年第4期;王政勛:《刑法解釋的立場是客觀解釋——基于會話含義理論的分析》,載《法律科學》2012年第3期。
      {15}參見姜福東:《法律解釋的范式批判》,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16}[德]拉德布魯赫著:《法律哲學概論》,徐蘇中譯,陳靈海勘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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