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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審判法律原意適用規則初探
    2016/2/24 9:39:47  點擊率[356]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行政訴訟法
      【出處】《行政法學研究》2015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15年
      【中文摘要】法律原意是法官用來說理的一種手段,不僅可以用來解釋法律條文,還可以作為事實涵攝的基準、補充法律漏洞的材料、判斷法律適用的依據,甚至作為增加裁判公信力的心理性工具。目前,整體而言,法官運用法律原意進行說理還不多,案件的領域也相對集中,法官對此的自由度也較大。在確定法律原意的方法上,法官可以依次通過歷史解釋、原則性條款理解、立法工作機構的官方答復以及立法技術等途徑來探求法律原意,在解決個案糾紛的同時,為成文法的發展作出貢獻。
      【中文關鍵字】行政審判;法律原意;適用規則
      【全文】

         引言:司法者的原意“情結”

         法官作為司法者,適用法律是其天然的職責。[1]無論稱為“解釋”或者“理解”,適用法律的前提是認識和確定法律的內涵,這既是思維邏輯上的必要前提,也是每一個審判程序雖然未必彰顯但切實必備的環節。這種解釋包含在判決之中,解釋也因判決的生效而獲得效力。[2]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法官本身以其居中裁判者的地位以及對于法律理解的專業性,通過文義解釋探究法律規則的含義就已具備足夠的權威性和邏輯合理性,但在一部分裁判文書中,法官卻另辟蹊徑,引入并借助另一種權威——立法者并通過探究法律“原意”來完成說理過程,并以“立法原意”、“立法本意(義)”以及“立法精神”“立法宗旨”等示之。

         行政訴訟作為三大訴訟種類之一,同樣存在上述現象,在行政審判的實踐中,“法律原意”在裁判說理過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法院為何要借助于立法權威,法官應當如何駕馭這一概念和技術,這是本文需要討論的問題。

         一、現狀與特點:實證視角下的法律原意現象解析

         (一)法院在行政裁判文書中援引法律原意的現狀為了準確認識和分析當前中國行政裁判適用法律原意的現狀與特點,筆者在中國法院網中的“裁判文書”欄目,[3]以行政裁判文書為范圍,以“立法原意”、“立法本意(義)”、“立法精神”、“立法宗旨”為關鍵詞,共搜索到在判決理由部分適用法律原意的裁判文書166份。[4]通過對于這166份裁判文書的分析,可以初步了解行政裁判文書援引法律原意的基本情況。

         一是從論及法律原意的案件領域來看,數量最多的案由依次為工傷認定(62件)、商標確權授權(54件)、專利確權授權(8件)和勞動教養(7件),這四類案由占到全部案件的78.9%。

         二是從年份來統計,2009、2010、2011、2012、2013年五年間適用法律原意說理的案件分別為11、21、38、42和44件,另有2009年之前的案件7件,顯示出逐年上升的趨勢。

         三是從法律原意涉及的規范層級來看,涉及狹義法律的原意理解76件,占到樣本總數的45.8%;涉及行政法規的原意理解61件,占到樣本總數的36.7%;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司法解釋分別為3件、9件和2件,占到樣本總數的1.8%、5.4%和1.2%,另有法律原意的內容表述未明的15件,占樣本總數的9%。

         四是在涉及法律原意的案件中,行政機關敗訴的案件達到55件,占樣本總數的33.1%,遠高于全國平均約18%的敗訴率。[5]特別是在工傷認定類行政案件中,援引法律原意的案件中最終勞動者一方被支持的案件達到47件,占全部工傷認定案件的75.8%.

         (二)援引法律原意裁判案件的基本特點

         一是法官借助法律原意裁判案件仍屬小概率事件。同期在中國法院網中公開的行政裁判文書總數超過2.5萬件,而借助法律原意進行裁判的案件不到170件,比例不足0.7%。但值得關注的是援引法律原意的裁判文書數量逐年上升,顯示出法官越來越注重通過對于法律原意的理解為其最終處理結果提供法理上的依據,并且借助立法者的權威實現“以理服人”。

         二是援引法律原意進行裁判的案件領域高度集中。前文已述,工傷認定類和商標確權授權類行政案件分別達到62件和54件,僅此兩項案由涉及的案件就接近樣本總數的70%.之所以高度集中在上述兩項案由,筆者認為,適用法律原意仍屬于法院裁判技術中難度較高并具有一定不確定性的裁判方法,為了盡量減少由此帶來的風險,法院更傾向于選擇宗旨清晰、當事人較為理性、符合司法政策和社會大環境的法律規則進行原意層面的探討。以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為例,由于勞動者顯然處于經濟社會的弱勢地位,通過法律原意給予勞動者一定側重的保護,既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則,又符合社會整體環境,顯然有助于實現司法判決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商標授權確權類案件則多涉及企業,案件本身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案件多由專業人士代理,不屬于社會矛盾多發的焦點,加上立法相對滯后,[6]因此法院不得不較大幅度地援引法律原意,通過司法裁判發展新的裁判規則。

         三是法官理解法律原意的資料較為匱乏。理解法律原意的重要前提是掌握相關資料來確定法律的原意,但當前在立法過程中,對于立法理由與條文的闡釋并無官方的公布渠道(即使公布也相當原則),立法者對于法律條文的討論過程也不公開,導致法官無從得知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原意,對于法律原意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為了避免這種盲目,法院一方面有意識地限縮了原意解釋的適用范圍,另一方面不得不借助間接材料來確定法律原意,如參考一些參與立法人員撰寫的法律釋義書籍等。

         四是法官對是否采用立法原意進行說理具有主動權。在對樣本166份裁判文書進行實證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即當事人在訴訟中援引法律原意作為訴訟理由或抗辯理由的,法院在裁判理由部分幾乎都未予回應;反而是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未涉及法律原意問題的,法院依職權根據說理需要進行了論述。由此可見,法院對于當事人提出的法律原意觀點可能并未當作一項標準的訴訟理由,而毋寧將其視為一種論證技術,因此是否借助法律原意在裁判文書中進行說理,法官具有很高的自由度。

         五是法院對于理解適用法律原意的技術尚不成熟。在樣本范圍內,適用法律原意但并未論述法律原意的內容為何的案件,占到樣本總數的近一半(49.4%,82件)。在原意內容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就泛泛而論“依照法律原意”,不能不說是一種缺陷,至少難以讓當事人完全信服。

         另外,不同法官在立法原意的理解上存在較大差異,甚至觀點截然相反。以工傷認定案件為例,《工傷保險條例》在2010年修改之前,規定對于“因犯罪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視同工傷。

         各地出現了不少勞動者在上下班途中因違反交通規則發生交通事故導致傷亡的情形。對此,存在不同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受傷職工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只屬一般性違章行為,而非違反治安管理應受處罰的行為,不屬于《工傷保險條例》所規定的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情形,行政機關對受傷職工的傷害認定為工傷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宗旨和本意;[7]

         另一種觀點則截然相反地認為,雖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將道路違章行為從原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單列出來,但立法體例的變化并不改變行為的違法性,不能因法律的細化而改變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本意,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視為工傷。[8]

         兩種觀點都以“立法本意”作為立論依據,在案件本質并無不同的情況下,截然相反的結論容易使當事人不僅對法官的素質,甚至是整個司法體系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二、手段與功能:多元目的引導下的法律原意作用分析

         言及法律原意,給人的第一印象無疑是法律解釋方法,即在裁判過程中法官發現大前提不夠明確,對于法律的文義解釋不足以解決問題,因此需要通過探尋立法者的真實意思來對條文進行闡釋。

         但在對樣本進行深入分析之后,筆者發現,實際上在行政訴訟中,法官對于法律原意的需求并不局限在狹義的法律條文解釋環節,而是在不同的層次和意義上廣泛使用這一概念,法律原意是一個法官能夠借助從而完整論理的綜合性工具。經過分析和歸類,筆者認為,當前法官主要在五個層次上使用法律原意這一概念和技術。

         (一)作為規則解釋目標的法律原意

         當法律適用三段論中的大前提概念內涵范圍較大,或者精確度不足時,“法律解釋的任務是借助合理的、可控制的過程,以合理的可預測的方式得出正確的結論,其核心問題是明確法律的真正界限、內容和本意,從而確保在具體案件中正確適用法律”,[9]這也是法律原意最為核心的目標和功能。

         從這個意義上說,解釋方法都是尋找大前提的司法技術、找法技術,是發現并轉述立法者的價值判斷于具體案件的方法。[10]

         如《商標法》第44條規定,連續3年停止使用的,由商標局責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銷其注冊商標。對于該條中的“使用”的含義應當如何理解,法院在一份判決中通過闡釋“我國《商標法》關于注冊商標連續三年停止使用予以撤銷的立法本意是清除長期未實際投入商業使用而空占商標資源的注冊商標”,進而將該條規定中的“商業使用”限定為“注冊商標權人將注冊商標合法、規范地使用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類別上,并對外持續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使相關公眾能夠基于注冊商標識別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不同市場主體,才構成上述注冊商標的使用方式”,[11]從而排除了一些僅為維持商標有效而故意為之的象征性使用行為。

         (二)作為事實涵攝基準的法律原意

         按照三段論的觀點,只有事實符合規則的構成要件,才能產生大前提的法律后果。但是案件事實形形色色,與法律構成要件一一對應的情況實屬罕見,在涵攝過程中法官常常需要以法律原意作為基準,判斷本案事實是否能夠被大前提的構成要件所涵蓋。

         最為典型的是在工傷認定行政案件中,《工傷保險條例》規定了“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實踐中法官常常通過正面闡釋《工傷保險條例》的法律原意,如“作為勞動者權益保障性法規,更傾向保護作為弱勢的勞動者”等,[12]來適度放寬“三工”的涵攝標準,將勞動者的受傷事實盡可能納入工傷的構成要件;同時通過法律原意,對于用人單位力求緊縮涵攝標準的企圖予以反駁,如“將工傷認定的情形界定在從事本職工作而受到的傷害,無疑是對工作原因作了限制的理解,并非立法本意”,[13]從而增加了勞動者被救濟的可能性。

         (三)作為法律漏洞補充材料的法律原意

         法律解釋既是確定判決所依據的大前提,也是判決結論正當性的保障。[14]審判實踐中法律漏洞補充有兩種常見情形:

         一種是并非真正的漏洞,即法律本身對某一情況并非沒有規則,但是如果機械適用現有規則將導致不符合立法目的甚至公平正義的情形發生,需要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加以修正。此種漏洞補充實質上仍以現有規則為基礎,“突破”部分構成要件的束縛以尋求實質正義。仍以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為例,對于申請工傷認定的1年法定期限,《工傷保險條例》第17條并無例外規定,但在實踐中,勞動者一方常因不了解法律程序,或因認定勞動關系、傷情鑒定等正當事項超過1年申請期限。對此,法官常從立法原意出發予以救濟。

         另一種情形則是真正的法律漏洞,或者稱為法律空白,即某種應由法律予以規范的行為在法律上未加任何規定,而法官又不得因此拒絕裁判,故借助法律原意發展法律規則并作為直接的裁判依據。

         在這里,法官是立法者。“在其立法權力被允許的范圍內,法院之所為與法院之當為和立法者一樣,也就是說,法院應采納那些他們認為最好的規則……”法院和立法機構之間的惟一的區別,源于如下事實,即法官造法通常是零散的。[15]比如,在一起房屋確權行政案件中,原告針對被訴行政行為先提起行政復議,在行政復議過程中,提起行政訴訟;在行政訴訟過程中,原告撤回之前的行政復議申請,復議機關亦作出了行政復議終止決定書。針對此種情形下的原告是否具有訴權,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法院認為,“《行政復議法》第十六條第一款[16]的立法本意是,由于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是解決行政爭議的兩種不同的法律途徑,都是由不服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管理相對人提出,若同時啟動兩種救濟途徑,難免會發生沖突,為避免此現象的發生,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而制訂。就此案而言,原告在行政訴訟過程已經撤回行政復議申請,也就是說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之間已不可能產生沖突,不違背上述法條的立法本意。因此,原告具備本案的訴權。”[17]在這種情形下,法律原意實際上充當了具體規則的角色,成為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直接依據。

         (四)作為不同位階法規適用判斷依據的法律原意

         在行政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針對同一事項上下位法規定不一致的情況,尤其是下位法在細化上位法的過程中增加了若干規定,這些規定是否與上位法相抵觸、在適用上如何選擇,是法院常需面臨的問題。

         在此情況下,除了通過字面含義進行直接對照之外,法院也常通過法律原意來判斷規范內核間是否協調一致。在一起機動車安全檢驗案件中,原告認為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條,[18]只要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合格,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就應發給檢驗合格標志;被告則依據公安部頒布的《機動車登記規定》第40條第1、2款的規定,[19]除了機動車技術檢驗合格之外,還要求機動車所有人將涉及該車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和交通事故處理完畢。針對下位法增加法律要件的情況,法院認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維護道路交通秩序,預防和減少交通事故,保護人身安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安全及其他合法權益,提高通行效率”,從而得出“道路交通管理是對人、車、路的通行,事故違法處罰的綜合管理,《機動車登記規定》第四十條并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條的規定,而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條的具體化”的結論。[20]

         (五)作為純粹增強說理效果的法律原意

         在此種情形下,具體規則本身的資源已經充分,即使不論及法律原意,也足以得出最終的裁判結果。但法官仍然引入法律原意,意在強化說理,進一步增強其判決的說理性和公信力,顯示判決理由符合法律的宏觀主旨,與公平正義的社會理念相一致,給予“以理服人”的判決更重的砝碼。

         比如在一起專利無效宣告案件中,在分析本專利的修改是否超出規定范圍這一問題時,法院雖然在具體分析本專利技術方案前敘述了“《專利法》第三十三條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先申請原則’,防止申請人在申請日后將原本不屬于其在申請日前所完成和公開的發明內容納入申請文件中并要求保護,從而影響第三方的利益”,但這一原意理解對于具體分析本專利技術方案并無實質幫助,《專利法》第33條本身也已提供了較為明確的判斷基準,并在本案中足以敷用。法院最后還是結合《專利法》第33條的規范要件在具體分析了本專利的技術方案之后,得出本專利權利要求1的修改沒有超出原說明書和權利要求書記載范圍的結論。[21]

         (六)小結

         只在有不同意見時,人們才會訴諸于立法者的意圖。[22]當對于法律規則的文義解釋存在疑惑,或者文義解釋不能滿足審判需要的情況下,法官之所以傾向于首選法律原意作為明確規范內涵、把握涵攝基準、填補法律空白解釋、確定上下位法適用甚至是增強說理的工具,而不是“行政機關的解釋”、“本國或外國法理論”或“公眾輿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第一,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成文法國家法院適用法律的基本原則是首先依照立法機關已經制定的現有規則進行裁判,系統化地通過“解釋”或者“理解”創制規則是不被允許的。

         第二,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立法機關無疑在法理上和心理上具有比司法機關更高的權威,以立法原意作為解釋目標不僅使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任意司法以及選擇不同的學理解釋可能承擔的風險,而且為自身裁判增加了權威性,對于當事人而言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第三,通過原意解釋將裁判落腳于實定法,符合法官通常的邏輯思路,能給法官帶來心理上的某種“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是單純運用法學原理和常識觀念所無法實現的。

         三、方法與技術:法官確定法律原意的基本路徑

         法律原意貫穿于法官論理的全過程,并對辨法析理的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確定法律原意的內容是應用此項技術的關鍵環節。正如蓋多·卡拉布雷西所言,主要的司法爭論不是關于法院是否應該忍受過時的法律,而是關于怎樣的解釋技術能夠更好地服務于更新的目標,被更新的法律應當是什么樣的。[23]筆者認為,最優的法律原意確定方法應該能夠反映立法者的理性并直接反映出立法者的意圖,同時避免過多的推理環節從而降低可靠性。“法院可以決定什么規則最能符合現存的法律規則材料,但它也可以像一個有立法裁量權的立法機關那樣,‘根據具體情況在相互競爭的利益之間作出平衡’”。[24]根據上述原則,筆者認為可以按照以下順序確立法律原意。

         首先,通過歷史解釋確定法律原意。在諸多的法律解釋方法中,歷史解釋是達到原意理解的最主要方式。只有同時考慮歷史上立法者的規定意向及具體的規范想法,而不是完全忽視它,如此才能確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標準意義。[25]在審判實踐中法官也常常首先通過尋找權威的立法史資料來探尋法律原意,例如王漢斌副委員長在七屆人大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草案)〉的說明》常常被作為理解行政訴訟法原意的重要依據。除此之外,人大代表的立法建議稿、法律議案、法律草案、法律案、法律草案的說明等可以作為歷史解釋的資料。[26]但歷史解釋“非指立法者立法當時之意思而言,而系應依立法者處于今日所應有之意思”,[27]因此,法律是原創者——企圖創設完全或部分的法律規整之——意志的具體化,此中既有“主觀的”想法及意志目標,同時也包含——立法者當時不能(全部)認識之——“客觀的”目標及事物必然的要求。如果想充分了解法律,就不能不兼顧兩者。[28]

         但是,在審判實踐中由于權威的立法史資料欠缺,法官以及當事人有時候不得不求助于某些參與立法人員編寫的注釋性讀物;訴訟當事人為了證明其觀點符合立法原意,有時也會提交由參與立法人員出具的《法律意見書》。對此,筆者認為,這些編寫者以個人名義形成的意見,至多只能代表其個人理解。議會通過的成文法是議會做出的行為,不是議會中多數一方的行為。立法過程本身就是不同意見匯合、沖突、妥協、矯正之后的“受力綜合體”,代表的個人意見并不能充分反映立法的全貌,其意見甚至有可能是未被采納的少數意見。因此,探求人大代表個人對于法律規范的理解進而解釋法律規范,不僅徒勞,而且沒有法律上的任何實意。人大代表個人對于立法目的、法律條文本身的解釋并不能作為歷史解釋的資料。[29]以工作機構名義形成的法律注釋讀物同樣如此,因此上述材料作為歷史解釋的資料價值比較有限。

         其次,通過原則性條款理解法律原意。當歷史解釋因資料匱乏而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法官可以采取間接的方式,即將法律中的原則性條款視為立法者制定此項法律的根本目的和出發點,并通過對原則性條款的解讀來確定具體規范的立法原意。運用原則性條款理解法律原意,實際上是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的自覺應用,原則性條款統領各個具體規則的內容,在理解具體規則時必須符合原則性條款的內在主旨。一方面,法官可以將原則性條款所體現的立法目的視為發現具體規則之立法原意的向導,通過對于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則的總體方向性把握來限定或者擴充具體規則在某個方面的涵蓋范圍;另一方面,當初步確定了某項規則的立法原意后,法官可以借助原則性條款來對此進行審視和修正,看是否偏離了法律的整體目的,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憾。

         再次,通過立法工作機構的官方答復來理解法律原意。《立法法》以及《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都實行了解釋的“雙軌制”,即對于規則本身需要明確的,由立法機關進行解釋;對于規則具體應用中的問題由立法工作機構進行答復。

         實踐中,立法機關自身所作的立法解釋數量較少,法律原意難以獲知;而立法工作機構的答復則相對較多。雖然后者的地位不及立法機關,但立法工作機構在實踐中作為立法具體操作部門的特殊性,其所作答復對于法官理解并確定法律原意,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如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根據地方政府法制工作部門的請示,分別針對《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6項、第64條作了答復。[30]在采用此種方法時需注意的是相關文件常系針對具體個案闡釋法律原意,通過這種途徑闡釋的法律原意具有一定的特定性,個案情況發生變化時,此處原意是否依然適用,需要法官仔細斟酌。

         復次,通過立法技術理解法律原意。立法技術要求法律條文之間邏輯統一,避免重復和矛盾,法官以此原則為指引,也是發現法律原意的重要途徑之一。通過立法技術理解法律原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體系解釋,它不僅適用于同一法律內的不同條款之間,也適用于同一條款的不同文句之間。當法律規則的理解存在多種可能時,法官將不同的解釋方案逐一與既存條文進行比對,一旦發現某種解釋方案與既存法律條文存在重復或者矛盾時,即說明這種理解存在一定問題,不宜將其視為法律原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法律文本的立法技術都是完美的,立法技術的缺陷在一些規范中客觀存在,這也需要法官在采用此種方法確定法律原意時注意區分。

         余論:原意理解——司法者的立法貢獻

         法官在借助法律原意裁判個案的過程中,實際上先后扮演了立法者與司法者兩種角色:首先法官站在立法者的角度考慮如果立法者碰到本案的問題,將如何確定規則;然后將立法者的意志貫穿于相關條文或法律原則之中,作為個案裁判的依據。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法官能動與穩健并重的裁判理念:法官通過各種方法探尋法律原意,力求給予當事人最公正合理的裁判;而在確定法律原意的過程中,又左顧右盼,試圖保持對于立法者的最大尊重。雖然這種“代立法者之位”的法律理解是分散的、僅具有個案效力,但它凝聚了判案法官的智慧,發展了大量有益的規則,不少為立法解釋及法律修訂所吸收,進一步完善了成文法,這也是審判實踐中的法律原意理解除了解決個案糾紛之外,最為重要的成果和貢獻。

      【作者簡介】
      曹煒,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1]法院適用的規則當然不僅僅包括狹義的法律,還有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等。但為了表述方便,本文采用廣義法律的概念。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頁。
      [3]上述兩個來源顯然也不是中國法院裁判文書的全部。
      [4]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述四關鍵詞搜索并不意味著僅僅只有運用了這些詞匯才運用了原意解釋,原意解釋的方法和技術可能以更加潛在的方式被運用,但是出于技術角度的考慮,為了便于檢索,使問題更加突出和明確,故選擇了最為典型的原意解釋關鍵詞。
      [5]“總體看,行政機關的敗訴率在下降。行政訴訟的敗訴率從2004年的24.64%下降到2009年的12.07%。”18%系取自兩者的平均數。參見李立:《我國依法行政跨越發展八大看點——〈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發布六年綜述》(上篇),載2010年10月13日《法制日版》第6版。
      [6]最近一次修訂的《商標法》于2014年5月1日起實施,但距上一次修訂已有十余年(上一次修訂的《商標法》于2001年12月1日實施),期間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大量商標新型申請、使用行為出現,引發大量糾紛,法律規定存在相當數量的空白。
      [7]參見江西省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6]贛中行終字第27號行政判決書。
      [8]參見湖南省岳陽市岳陽樓區人民法院[2009]岳樓行初字第18號行政判決書。
      [9][德]漢斯·J·沃爾夫、奧托·巴霍夫、羅爾夫·施托貝爾:《行政法》(第1卷),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12頁。
      [10]王利明:《法律解釋學導論——以民法為視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頁。
      [11]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035號行政判決書。
      [12]參見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焦行終字第44號行政判決書。
      [13]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青秀區人民法院[2010]青行初字第65號行政判決書。
      [14]王利明:《法律解釋學導論——以民法為視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頁。
      [15][美]邁爾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質》,張曙光、張小平、張含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頁。
      [16]《行政復議法》第16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行政復議,行政復議機關已經依法受理的,或者法律、法規規定應當先向行政復議機關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在法定行政復議期限內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17]參見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2011]二七行初字第385號行政判決書。
      [18]《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條規定:“對登記后上道路行駛的機動車,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根據車輛用途、載客載貨數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況,定期進行安全技術檢驗。對提供機動車行駛證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單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應當予以檢驗,任何單位不得附加其他條件。對符合機動車國家安全技術標準的,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發給檢驗合格標志。”
      [19]《機動車登記規定》第40條第1、2款規定:“機動車所有人可以在機動車檢驗有效期滿前三個月內向登記地車輛管理所申請檢驗合格標志。申請前,機動車所有人應當將涉及該車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和交通事故處理完畢。申請時,機動車所有人應當填寫申請表并提交行駛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憑證、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合格證明。”
      [20]參見河南省新鄉市紅旗區人民法院[2009]紅行初字第26號行政判決書。
      [21]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2184號行政判決書。
      [22][美]杰里米·沃爾德倫:《立法者的意圖和無意圖的立法》,載[美]安德雷?馬默主編:《法律與解釋——法哲學論文集》,張卓明、徐宗立等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頁。
      [23][美]蓋多·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時代的普通法》,周林剛、翟志勇、張世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頁。
      [24][美]邁爾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質》,張曙光、張小平、張含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頁。
      [25][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9頁。
      [26]江必新、梁鳳云:《行政訴訟法理論與實務》(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4—1115頁。
      [27]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頁。
      [28][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9頁。
      [29]江必新、梁鳳云:《行政訴訟法理論與實務》(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5頁。
      [30]參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對《關于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四條的法律溯及力問題的請示》的復函(國法秘函[2005]314號)、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對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關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適用問題的請示》的復函(國法秘復函[2008]3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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