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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迎接TPP:反思WTO知識產權保護的進退得失
            2016/7/4 13:33:49  點擊率[205]  評論[0]
            【法寶引證碼】
              【學科類別】國際知識產權法
              【出處】《清華法治論衡》第20輯,2014年
              【寫作時間】2016年
              【中文摘要】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將知識產權納入其管轄范圍曾面臨激烈的爭論:為什么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簡稱WIPO)之外討論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與國際貿易法體系之間如何協調?盡管爭論繼續,烏拉圭回合結束后,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WTO爭端解決機制已發展成為當今世界解決國際爭端最繁忙的國際體系;貿易與知識產權之間的結合越來越緊密。
              【中文關鍵字】TRIPS協議;全球化;TPP
              【全文】

                 引  言


                 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將知識產權納入其管轄范圍曾面臨激烈的爭論:為什么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簡稱WIPO)之外討論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與國際貿易法體系之間如何協調?盡管爭論繼續,烏拉圭回合結束后,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WTO爭端解決機制已發展成為當今世界解決國際爭端最繁忙的國際體系;貿易與知識產權之間的結合越來越緊密。

                 進入21世紀之后,《反假冒貿易協議》(簡稱ACTA)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簡稱TPP)的談判日趨頻繁、激烈。對照WTO的歷史,大有“前度劉郎今又來”的架勢,顯然,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已不再滿足于WTO所提供的保護。在知識產權領域,除了追求超TRIPS待遇,發達國家試圖通過建立新的多邊貿易協定進一步在全球范圍內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標準,控制各國相關領域的域內立法,進而在全球市場上實現其雙重收益,即一方面通過自由貿易以降低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另一方面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提高知識密集型產品的價格。

                 長期以來,全世界政治家及其委托人清楚地知道貿易對于世界的重要性,這一點正在為更多的人所了解。貿易和貿易法越來越多地與同樣重要的其他許多事項聯系交叉。可以說,WTO打開了一個潘多拉魔盒,如果可以把知識產權納入國際貿易法的框架下討論,那其他問題是不是也都可以納入?關注人權保護的人士可能就會詢問,為什么WTO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能附加上對勞工權和人權的保護?如果減少國際貿易中的扭曲和阻礙因素成為知識產權保護追求的目標,那么知識產權自身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屬性是不是也能夠在貿易法體系內得到解決?

                 一、知識產權是否納入WTO之爭

                 1947年簽署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僅限于規范貨品貿易。考慮到國家利益(包括政治和文化因素),GATT將知識產權作為適用貨物貿易規則的例外。1986年9月烏拉圭回合談判啟動,在討論是否將知識產權納入世界貿易體制管轄時,從一開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顯示出了鮮明的對立態度。GATT成員中的發展中國家堅持認為, WIPO是進行知識產權談判的最佳場所,而GATT只是一個純粹的貿易協議。例如在1987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初,巴西代表認為,新的知識產權協議應建立在WIPO框架下,同時在討論新協議之前,有必要充分考慮現有國際條約是否已經滿足了知識產權保護的需要;而美國代表則建議為了有效打擊侵權產品,需要將知識產權執法,包括邊境措施、國內執法等都納入GATT,同時將相關的知識產權執行情況納入已經被廣為認可的GATT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管轄。日本代表團也提出,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的保護需要改進,并將此交由GATT進行處理。

                 1994年談判最后達成《TRIPS協議》,構成WTO協定的一部分。之所以被冠之“與貿易有關(trade-related)”并非是對協議所規范客體的限定,更多由于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歷史導致。這是因為在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初期,參加談判的很多國家都認為GATT只在貿易領域有管轄權,反對將知識產權納入GATT。作為一種妥協,談判的主題被確定為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談判中,個別國家(如巴西)仍然反對就知識產權的實質性問題進行談判,并一直堅持只有對貿易有影響的問題才應該討論。但是,隨著談判的進展,與會者最終一致同意所有知識產權問題包括保護標準都可以協商。在此過程中,知識產權與貿易的聯結點不再被提及,只是協議本身還保留了最初確定的名稱。這意味著《TRIPS協議》并不涉及貿易,而完全針對知識產權保護,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并不能真正限定協議所規范的客體。

                 (一)《TRIPS協定》與國際貿易法體系

                 作為WTO系列協定的一部分,知識產權被納入到貿易法的管轄范圍之內,由此,不可避免的引發了一些根本性問題。首先,這里說的“貿易”是什么?除了物理物質的交易,貿易法是否規范無形的知識產權的交易?即除了音像光盤的交易外,iTune上的下載是否也納入國際貿易法規范?其次,國際貿易法的目標是什么?是推進自由貿易還是公平貿易?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到WTO框架下的知識產權保護。

                 前一個問題,由于《TRIPS協議》實質上是知識產權協議,并不是考慮貿易因素,因此無形的知識產權交易包括跨國交易都屬于《TRIPS協議》的管轄范圍。第二個問題,涉及到國際貿易法的目標如何定位,是僅消除國際貿易壁壘,還是要同時消除國際貿易中扭曲的、不公平的規則,這個問題就遠超出《TRIPS協議》所能回答的范圍。

                 《TRIPS協議》的簽署意味著知識產權正式納入WTO框架,這在事實上起到了強化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作用。此后,就可以利用貿易制裁措施來強制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強迫收取知識產權許可費。

                 對于具有研發優勢、掌握大量知識產權產品的國家而言,知識產權問題在WTO中具有的合理位置。這些國家將統一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視為企業進行研發投入、建立跨國生產網絡和進入他國銷售的必要條件,這樣企業就不必擔心自己的產品在銷售國遭受來自侵權者的惡性競爭。對他們而言,知識產權保護不過是全球市場上國內規制措施的一種延伸。然而,對于貧窮國家而言,這樣的規則帶來了不必要的傷害。因此,有學者堅持認為知識產權規則不應該包括在WTO中;認為《TRIPS協議》不屬于WTO。理由就是《TRIPS協議》為富國向窮國征收知識產權費用提供了便利,通過將知識產權納入WTO框架,就可以通過貿易制裁來保證窮國對富國的支付,本質上使得知識產權許可費的征收通過WTO合法化。

                 在這個意義上,將知識產權納入WTO框架、利用貿易制裁措施確保或提高他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做法與因人權問題導致的貿易制裁非常類似,都是借助貿易措施來推行非貿易的目的。而利用貿易措施來執行人權標準是WTO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就所針對的國家而言,除了法律規范符合WTO規定外,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看,很難確定這些措施究竟是提高還是傷害了當地的人權狀況。因此,在人權問題領域,要想有效消除因貿易導致對人權的負面影響,需要加強WTO與聯合國人權機構的合作。

                 (二)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中的WTO與WIPO

                 WTO框架下的知識產權保護同樣面臨與已有國際組織之間分工協作的問題。《TRIPS協定》所確認權利的大部分已都規定在WIPO所管理的公約中,只是由于發達國家對這些公約實施情況不滿而將其置于WTO的管轄范圍。

                 為協調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可能出現的WIPO和WTO兩足鼎立的局面,《TRIPS協議》的序言中即提出“希望在WTO和WIPO以及其他有關國際組織之間建立相互支持的關系”。1994年WIPO第15屆成員國大會表示希望WIPO國際局和WTO之間建立一種相互支持的關系,同時規定:國際局應依據成員國的正式申請,就該國現行或擬實施的國內知識產權法與WIPO所管理的條約,以及與其它國際條約和立法趨勢,包括與《TRIPS協議》之間的協調提出咨詢意見;此外,國際局應就《TRIPS協議》對WIPO所管理的條約造成的沖擊做出研究。

                 為促進協議內容有效實施,《TRIPS協議》中對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做出了專門規定,要求發達國家應幫助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締約方進行國內知識產權立法,還應幫助其建立或健全相關國內機構和部門,以及進行人員的培訓。在《TRIPS協議》生效實施后,WIPO和WTO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加強兩組織之間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協調與合作,其重點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在實施《TRIPS協議》過程中進行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改革,協助機構能力建設,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所需的技術援助和項目合作。

                 此外,WTO也與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簡稱貿發會議)展開合作,在過去十年里,WTO與世界衛生組織(簡稱WHO)就醫療衛生領域的知識產權問題上開展了密切合作,同時WTO、WIPO和WHO共同參與三邊技術合作,為相關領域的知識產權立法和政策提供實踐數據和實證經驗。

                 目前,WTO與WIPO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兩者之間也展開了多方位的合作,但是兩者依然存在根本區別。WIPO作為聯合國下屬機構,其宗旨是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并在適當情況下與其他國際組織配合,促進世界范圍內的知識產權保護。WTO是國際經濟組織,也是多邊貿易體制的法律基礎和組織基礎,因其成員間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額的絕大多數,被稱為“經濟聯合國”。因此,WTO框架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旨在減少國際貿易中的扭曲和阻礙因素,同時確保實施知識產權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會成為合法貿易的障礙。

                 烏拉圭回合大大拓展了WTO的監管領域,有意識地涵蓋了其他一些國際組織一直活躍的領域,其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擴張最引人注目,并被認為是一種政治趨勢轉變的信號,即WTO開始涉足以往由其他國際組織負責的領域。除了對WIPO所管理的知識產權領域的介入,WTO的成立也導致貿發會議地位的急速下降。在1970年至1980年間,貿發會議曾經是世界貿易政策的主導,旨在于全球經濟關系中重構國家間合作,構建一個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新的世界經濟秩序(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二、《TRIPS協議》的進退與得失

                 無論將知識產權納入WTO進行保護的爭論如何進行,近3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TRIPS協議》統一的、高標準的、強制性的保護措施給傳統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其自身的優勢和缺陷也逐漸呈現。

                 (一)進:對域內立法的控制

                 傳統上,知識產權立法屬于國內事務,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國家以更好地促進知識產品在本國的生產和傳播為目標,獨立地進行知識產權立法的價值判斷和制度取舍。隨著WTO的建立,各國政府對本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定和實施的控制已大為減少。

                 《TRIPS協議》主要通過在特定事項上創造最低法律標準來控制域內法。例如,《TRIPS協議》參照WIPO所管理的現有國際公約,為域內法規定了諸多實體和程序的最低保護標準。WIPO對知識產權的很多保障措施已被WTO成員的域內法及其法庭吸收并直接適用。此外,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取得、維持和執法等事項上,《TRIPS協議》為國內法引入了大量的程序性規定。

                 盡管《TRIPS協議》第1條明確指出,“各成員方應在各自的法律體系及慣例范圍內自由確定實施協議各條款的適當方法”,但事實上,《TRIPS協議》在程序上的很多規定都是無條件的義務,詳細且嚴格的程序性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同樣構成了對域內立法和執法的控制。例如,對民事程序規定:被告應有權獲得及時的內容完整的書面通知;應允許案件相關方由獨立的法律辯護人充當其代表;應對涉案的保密性資料的識別和保護規定一套方法等。對刑事程序規定:成員方應規定刑事程序和懲罰措施以對付假冒商標和盜版案件,且要求所采取的監禁、罰款、扣押、銷毀和沒收等措施的處罰水平應足以構成威懾。協議還規定TRIPS理事會定期對國內實施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審查,過渡期滿兩年后進行審查,此后每隔兩年審查一次。

                 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貿易議題主要涉及平行進口和不當競爭。具體而言,平行進口會導致貨物在國內市場和第三國市場的降低價格;侵權行為會使侵權產品售價降低,由此削減權利人的市場份額。而《TRIPS協議》中所涉及的知識產權的權利范圍、保護期等在本質上都屬于國內法管轄事項,是否給予權利以及保護期長短與該權利所附著的貨物是否跨越邊境并無直接關系。

                 (二)退:對政治文化多樣性的舍棄

                 《TRIPS協議》誕生后,通過最低保護標準以及嚴格細致的程序性規定對域內法進行控制。這完全突破了傳統的WIPO所管理的知識產權公約的運作模式。

                 知識產權公約的歷史模式并不傾向于控制域內法,其所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僅僅是要求保證外國人獲得與本國人相當的待遇。例如19世紀的《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都僅規定有限的實質性條款,允許成員根據其自身利益決定法律和政策。這兩個公約都承認并保留成員國之間在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空間。考慮到國家利益,包括政治和文化因素,GATT也曾將知識產權作為適用貨物貿易規則的例外。同時,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歷史經驗業已表明,即使在各國法律統一化的背景下,各國自身的政治文化多樣性也必須得到充分考慮和尊重。

                 之所以出現上述變化,根本原因在于WTO的關注對象是貿易,因此《TRIPS協議》更傾向于將知識產權當成一種商品。《TRIPS協議》的很多條款沒有將知識產權作為教育和未來科技發展的基石,或者作為社會福祉來看待,使知識產權喪失了應有的文化價值。

                 任何國際公約義務被國內法消化吸收的過程,都需要也必須充分考慮不同國家在法律表達上因社會、文化和傳統不同導致的差異,簡單地映射國際公約條款極有可能導致具體規則上的水土不服。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實踐中充滿了這種實例。在中國,盜版電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政府嚴密監視影院,對市場充滿焦慮,這也使得不可能存在純商業電影。這種來自政府的束縛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與觀眾對多樣化娛樂渴求之間的差距,直接導致并推動了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盜版。因此,從根本上解決電影盜版問題絕不是單純依靠打擊制作和販賣盜版光碟可以解決的,更多的還將有賴于政府減少對電影創作的干預以及文化產品市場的改革。

                 《TRIPS協議》將經濟影響作為主要的決定因素,其中繁復的強制性規范背離了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歷史,代表了某種激進的保護模式,給成員國的法律帶來了不必要的負擔。因此有學者建議對《TRIPS協議》進行改革,修訂或刪除其中的執法程序,除適當的例外,僅僅要求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國家間的實質性互惠,并認為這種改革其實是一種回歸,是回到歷史長河中知識產權發展在國際舞臺上應有的位置。

                 (三)得:爭端解決機制的影響

                 《TRIPS協議》與WIPO管理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如《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的最大區別是,WTO成員的具體實踐可以在WTO爭端解決小組進行檢驗裁決。由于《TRIPS協議》的引用式納入,諸多知識產權公約已被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內,這導致各國國內自主權在一定程度上的縮減。

                 有研究證明,一些國家對知識產權采取弱保護的原因,并不是通常所認為的模仿比創新更具吸引力,而是由于保護知識產權時間上的不一致性。盡管政府希望通過加強保護來推動創新,但是只有在創新完成后才會采取保護措施;而在當前,政府希望在那些本國創新不成功的產品上削弱保護,以使得利潤最大化。市場經營者都是理性的,他們會基于上述預期做出投資決定,低保護水平進而導致缺乏本土創新和相對很低的利潤,同樣造成貿易伙伴的低利潤。通過參與一個超國家的國際組織,如WTO,可以迫使一國政府承諾強有力的保障。在一個超國家承諾的系統中,單邊制裁可能是一種針對貿易伙伴的有效執法措施。盡管如此,單邊制裁常常被證明是相當昂貴的,而且由于其可能導致對雙方都不利的貿易戰,因此國際社會通常不允許單邊制裁。爭端解決機制的引入避免了單邊貿易制裁和由此導致的貿易報復。因此,WTO成員依靠爭端解決程序來保護知識產權,反映出從GATT到WTO的根本性轉變。

                 WTO爭端解決機制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歷史上解決國際爭端最繁忙的國際體系。截至目前已經接收了467起爭議。目前涉及知識產權的案例,依據具體領域包括:版權及鄰接權(10起)、地理標志(4起)、工業設計(4起)、音樂酒吧(1起)、美國《綜合撥款法》第211節(1起)、專利(11起)、醫藥(2起)、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1起)、錄音制品(2起)、商標(9起)以及未公開信息(1起)。其中中國作為涉案方的案例是2007年4月10日由美國提起的有關“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爭議,該案于2009年3月20日由WTO爭端解決機構通過專家組報告并已經結案。

                 (四)失:發展中國家的困局

                 國民待遇原則是《TRIPS協議》的根本原則,要求各締約國在知識產權保護上互相給予對方國民與本國國民同等的或不低于的對待。表面上,國民待遇原則非常公平;然而,實踐中,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利用知識產權制度的能力存在天壤之別。好比奧林匹克選手和殘疾人同時參加的一場百米競技,雖被告知均有斬獲金牌的可能,但結局如何卻不言而喻。

                 美國積極推動,歐共體及日本支持《TRIPS協議》的最重要原因,是認為這將給自己的國民帶來收益。而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直到協議簽訂時,都幾乎不了解協議的具體條款及其可能導致的影響,可以說遵守《TRIPS協議》是發展中國家在加入WTO談判中對發達國家的最大讓步。

                 現實情況是,在有些國家《TRIPS協議》并沒有從根本上杜絕盜版和仿冒。因為如果一個國家對其本國國民都不提供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那么外國權利人自然也就無法從中收獲更多。例如,一國可以排除提供廣泛的知識產權保護或者僅在該國占據技術領先優勢的產業進行較強的知識產權保護;此外,一國還可以通過要求所有知識產權在該國授權后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必須實際運用,以此間接阻止公平待遇。

                 印度在醫藥領域提供專利保護實踐就是最典型的實例。以印度為例,作為加入WTO的條件,2005年起印度開始承認產品專利,此前印度只承認方法專利,允許印度制藥公司對暢銷藥品進行分子反向工程,以生產低價的仿制藥供應國內市場并出口到俄羅斯、中國、巴西和非洲國家,印度制藥公司在生產仿制藥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經驗和技術。2005年印度修訂《專利法》,承認藥品、農業化學品和食品專利并開始處理相關申請,這使得印度藥品企業重新思考產品開發政策,并開始加大研發投入。同時,《專利法》的修訂也使得制藥和生物技術跨國公司開始考慮是否應該在印度市場加大研發投入、或者增加承包研發,承包制造和其他市場營銷行為。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在2005年截至9月時,印度收到1312件專利申請,僅次居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同期美國收到的申請量為2111件。

                 《TRIPS協議》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各國根據本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靈活處理,制定與之相應的國內立法。可以彈性處理的事項包括平行進口、權利用盡的規定;有關植物、動物及自然界物質的專利性;獨占權的例外,例如專利法中的試驗、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和私人使用;專利法中的強制許可;反向工程等。在上述領域,國內立法可以采用多種形式以促進競爭和保持在技術持有人與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為了有效利用《TRIPS協議》留下的機動余地,以避免或減少最終的負面影響,發展中國家需要一定的時間,更急需專業人才和政治決心以符合自身情況和需要的方式來實施協議。

                 三、全球化時代的貿易與知識產權

                 世界在變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識中心正在被整合到單一的全球網絡中。時至今日,我們所接觸到任何一件商品,都可能經歷了類似的環球之旅。知識產品通過國際貿易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并且隨著全球化的滲透,其流動的數量和速度常常超出想象。

                 對于自由貿易的未來發展,巴格瓦蒂(Bhagwati)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自行車理論(bicycle theory),他指出對自由貿易的努力就好像騎在自行車上,只能不停蹬踏,否則就會摔倒;只有不斷推進,否則就會傾覆失敗。

                 曾擔任WTO上訴機構兩任主席的詹姆斯?巴克斯(James Bacchus)先生,針對WTO對自由貿易的推動,進一步指出:如今,這輛自行車不是為了一個人、兩個人或者僅僅某一些人而制造。而是一輛為所有WTO成員國而制造的自行車,它服務于50億人,涵蓋了約95%的世界經濟。所有的WTO成員必須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繼續騎著自行車向自由貿易方向前進。對于WTO的未來,作為曾經擔任美國總統執行辦公室美國貿易代表特別助理的美國人,巴克斯先生表達了美國的強勢立場。他指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美國必須幫助WTO的其他成員一起努力騎著自行車朝正確的方向前進。無論還有多少國家可能加入進來,美國必須自始至終地成為那個在自行車上牢牢把著車龍頭的國家。巴克斯先生的態度充分顯示出美國試圖主導WTO運作的“雄心”。

                 事實上,知識產權納入WTO本身就代表了工業化國家和最活躍的產業游說者的重大勝利。《TRIPS協議》所反映知識產權保護的標準是適合于工業化國家目前發展水平的保護標準。然而,發達國家的步伐遠沒有停止,由于同發達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或因希望加入WTO,或因各種雙邊談判的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引入了比《TRIPS協議》還要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則,一些超TRIPS或TRIPS-Plus條款使得更多的藥物在發展中國家被授予專利,有可能限制甚至阻止平行進口。又如,作為歐盟成員國在知識產權執法方面的法律法規,歐盟《知識產權執法指令》(2004/48/EC)基本遵守《TRIPS協議》第三部分關于知識產權執法的相關規定,但由于歐盟力圖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執法以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該指令也包括一些超TRIPS條款。

                 顯然,僅僅是在部分國家實現超TRIPS保護,并沒有實現巴克斯先生所說的美國必須自始至終把持著自由貿易的龍頭。2006年由日本和美國提起ACTA談判,2011年10月1日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韓國、摩洛哥、新西蘭、新加坡和美國等8國簽署了這份有史以來最高標準的多邊知識產權執法協議,歐盟、墨西哥和瑞士的代表出席簽約儀式,并確認其將努力盡快簽署該協議。在ACTA的序言中即指出要在知識產權執法方面對TRIPS協議進行補充,其具體規定在民事執法、邊境措施、刑事執法等方面都超出了《TRIPS協議》的內容,明顯傾向于保護權利人的利益,甚至在歐洲多地引發了有關該協議限制人權和網絡自由的抗議。

                 幾乎于此同時,2008年,美國參與TPP談判。截至目前,TPP已有12個成員國,分別是文萊、智利、新加坡、新西蘭、美國、澳大利亞、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除了貿易和投資領域,TPP談判議題還涉及知識產權、農業、勞工、環境、政府采購等等。TPP談判采取閉門磋商的方式進行,談判結束前不對外公布技術文本;同時TPP將打破傳統自由貿易協定(簡稱FTA)模式,達成無例外的綜合性自由貿易協議。可以說, TPP未來將全面拓展甚至打破現有WTO的框架,在亞太區域構建新的貿易規范體系。


                 結   語


                 當我們仍在努力學習并適應WTO規則之際,美國已經開始積極主導并推動以TPP為代表的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的談判,更高標準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規則的確立幾乎已無懸念。盡管一國(地區)的域內立法仍然是權利劃定和分配的重要手段,但是全球化正在重塑國內和國際的邊界,全球經濟的運行要求更多的規則在域內法層面進行修訂。

                 知識產權作為法律全球化中首屈一指的領域,當知識產權保護突破以《巴黎公約》和《伯爾尼公約》為代表的傳統國際保護體系框架,與貿易規則緊密結合在一起時,貿易成為撬動全球利益的支點,知識產權的力臂長短將決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力量對比。貿易與知識產權注定將是全球化博弈中取勝的關鍵,發達國際已經占得國際規則體系制定的先機,未來如何參與游戲,緊跟美國之后亦步亦趨顯然不是出路,中國應當盡力承擔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在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重大談判中發揮更積極和更富有建設性的作用。

              【作者簡介】
                  何雋,清華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知識產權法、競爭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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