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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龔刃韌的個人空間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與聯合國的誕生
        發布時間:2020/7/27 10:43:09 作者:龔刃韌 點擊率[187] 評論[0]

          【出處】FT中文網

          【中文關鍵字】羅斯福;聯合國;“四大自由”原則

          【學科類別】外國法制史

          【寫作時間】2020年


            79年前的1月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原則,對世界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納粹德國就已征服了歐洲大部分國家。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代表在柏林簽署《三國盟約》,成立了以德、意、日為核心的軍事集團——軸心國。與此同時,德國對英國城市已發動了大規模的空中轟炸。英國在溫斯頓&#8226;丘吉爾為首相的戰時內閣領導下,成了歐洲唯一堅持抵抗納粹德國的民主國家。
            盡管美國當時尚未參戰,但也面臨著戰爭逼近的威脅。1941年1月6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8226;羅斯福在國情咨文中指出:“我們的國家及其民主制度的未來和安全,已不可抗拒地被牽入遠離我們國境的許多事件了”;“以武力保衛民主生存的戰爭,現正在四大洲英勇地進行”;“新情況不斷地給我們的安全帶來新的需要。……我還要求本屆國授權并提供足夠的經費,以便制造更多種類的彈藥和戰爭用品,供給那些現已與侵略國實際作戰的國家。我們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務,是充當他們和我們自己的兵工廠。”
           
            可見,羅斯福在國會的演講主要是希望說服分歧嚴重的美國國會支持他的提議,即增強軍備,并向與侵略國實際作戰的國家提供援助,從而讓美國遠離戰爭。為了捍衛民主生存和反對暴政,并回應希特勒為侵略英國而標榜的空洞和邪惡的“自由”,羅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原則。羅斯福在演講中這樣說道:
           
            在我們尋求確保安全的未來歲月里,我們期待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言論和表達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免于匱乏的自由——這種自由,意味著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保證每個國家居民都過上健康與和平生活的經濟融洽關系。
           
            第四是免于恐懼的自由——這種自由,意味著世界性裁減軍備進行到這樣徹底的程度,以至于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對鄰國進行武力侵略。
           
            這并非是對遙遠的太平盛世的幻想。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和我們這一代人可以實現的有堅實基礎的世界。這種世界與獨裁者們尋求用炸彈來制造的暴政的所謂新秩序,是截然相反的。
           
            自由意味著在任何地方,人權都是至高無上的。我們支持那些為取得和保持這種權利而斗爭的人們。我們的力量在于我們的目標一致。
           
            通過將在歐洲的戰爭定位為權利與壓迫、自由與暴政之間的沖突,羅斯福找到了他的在大西洋彼岸的巨大沖突中支持一方的切實必要性和基本理由。這樣,人權就成了美國戰爭與和平的核心議題。同時,羅斯福不顧一切地想要把美國從孤立主義中拉出來,他采取了公開支持英國的政策,與丘吉爾密切合作,形成反對德國的統一戰線。為此,羅斯福運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服力描繪極權主義的危險,并提出了普世權利的積極愿景。
           
            雖然國情咨文的大部分是總統的寫作班子完成的,但關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結束語是由羅斯福自己動筆寫的。在6個月前(1940年7月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當被問及他的長期和平目標時,羅斯福提到五項自由,其中兩項在“言論自由”的標題下。羅斯福沒有想出第三種自由的名稱,盡管他清楚第三種自由的社會意義。《費城問詢報》記者哈克尼斯(R. L. Harkness)建議把它稱為“免于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羅斯福接受了記者的建議并在國情咨文中將五項自由壓縮為四項自由。“四大自由”不僅包括民主國家傳統的公民及政治權利(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包括經濟及社會權利(免于匱乏的自由),還包括和平的權利(免于恐怖的自由)。羅斯福關于“四大自由”的國情咨文意義極其深遠,這不僅表明了美國反對侵略和暴政的明確立場,而且日后成為反法西斯同盟國反侵略戰爭的目標之一。直到1945年4月12日去世——反法西斯同盟國取得最后勝利的前夜,羅斯福一直把這場戰爭描述為一場“介于人類自由與人類奴役之間”的戰爭。美國參戰后,四大自由成了羅斯福最鐘愛的表述同盟國戰爭目的的語言。
           
            1941年3月11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租借法案》,為美國充當與軸心國作戰的國家“兵工廠”重任奠定了基礎。同時,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則也在一系列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的國際文件中體現出來。1941年8月14日,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大西洋紐芬蘭阿根夏灣的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號上簽署了《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聯合宣言》,即著名的《大西洋憲章》。在雙方起草過程中,羅斯福就認為聯合宣言應當是對他早些時候關于“四大自由”演講中概述的目標的共同認可。《大西洋憲章》第6段宣稱:“待納粹暴政被最后毀滅后,兩國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并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的保證。” 這里提到了免于恐懼的自由和免于匱乏的自由。《大西洋憲章》第5段提到確保“改進勞動標準、經濟進步和社會保障”的目標,是根據英國戰時內閣的建議寫進去的,也與“免于匱乏的自由”相聯系。
           
            在討論聯合宣言的過程中,丘吉爾與羅斯福對戰后建立國際組織問題上存在分歧。在丘吉爾準備的原稿中提到“通過有效的國際組織,為所有國家和人民提供安居樂業的手段”。但“有效的國際組織”一詞被羅斯福刪去,因為他認為為時過早,擔心這種說法會在美國引起懷疑和反對。但羅斯福同意將“建立一個更廣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表述包括在聯合宣言內。盡管如此,《大西洋憲章》第8段關于建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這一提法,后來被戰時同盟國普遍認為是未來國際組織的同義語,《大西洋憲章》各項規定也都為后來制定聯合國憲章提供了思想依據。這是最初播下的聯合國的種子。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將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派遣大量兵力到歐洲戰場,以打擊德國為戰略重點。在丘吉爾建議下,英國兩國首腦及三軍參謀長于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在華盛頓舉行代號為“阿卡迪亞”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全面商討和制定兩國聯合作戰的共同戰略。在會議期間,美國倡議由所有對軸心國作戰的國家簽署一項共同宣言。宣言文稿是由美國國務院起草的,最后一處改動由羅斯福作出,他將“參戰國”(Associated Powers)一詞替換為他引以為傲的名稱——“聯合國”(United Nations)。 這是在國際文件中首次出現“聯合國”一詞。據時任美國國務卿赫爾回憶,1941年12月31日早上,羅斯福向住在白宮的丘吉爾建議將“聯合宣言”的名稱改為“聯合國家宣言”,立即得到丘吉爾的贊同。1942年元旦,羅斯福、丘吉爾、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和中國外長宋子文在白宮簽署了這份歷史文件。次日,其他22國代表在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辦公室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
           
            由于《大西洋憲章》沒有提到“四大自由”中的宗教自由,被美國孤立主義者批評羅斯福和丘吉爾屈從于無神論的蘇聯(1941年6月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入侵蘇聯,把蘇聯也推向反法西斯同盟國一邊)。實際上《大西洋憲章》未提宗教自由是疏忽,所以在起草聯合國家宣言時,羅斯福仔細地確保宗教自由也被包括在內(也得到俄國人的同意)。 這樣,《聯合國家宣言》前言明確地表明:“深信完全戰勝它們的敵國對于保衛生命、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并對于保全本國和其他各國的人權和正義非常重要,同時,它們現在正對力圖征服世界的野蠻和殘暴的力量從事共同的斗爭。” 這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國文件中第一次直接提到人權。《聯合國家宣言》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二戰結束之前,又有21個國家加入了《聯合國家宣言》。通過這個宣言,羅斯福確保人權在戰爭目標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并為同盟國廣泛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經過中途島戰役、阿拉曼戰役、斯大林格勒戰役發生了重大轉變。反法西斯同盟國開始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戰后創建國際組織問題也被提上議事日程。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政治家,羅斯福尤其強調大國在戰后國際組織的特殊作用。羅斯福不顧蘇聯和英國的反對,主張把中國也列為大國。1943年3月,羅斯福在與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兩次會談中都提到應把中國視為大國之一。羅斯福欲提升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在遠東會成為一個非常有用的大國,可幫助監督日本,他希望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來加強中國;二是牽制蘇聯,因為羅斯福感到在與蘇聯發生嚴重的政策沖突時,中國會毫無疑問地站在美國一邊。羅斯福認為戰后國際組織最后的真正決定應由美、英、俄、中做出,這四大國在未來的很多年里將監管世界。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蘇美英三國外長及各自的政治、軍事顧問在莫斯科舉行會議。在此之前美英兩國首腦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會議上,美國國務卿赫爾將美國國務院起草的一份“四國宣言”草案提交給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內容包括英、蘇、中、美四大國共同處理戰后事項,建立普遍性國際組織,四大國在國際組織成立前共同行動維持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在莫斯科會議期間的10月21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建議會議通過“四國宣言”。英國外長艾登表示完全支持,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表示由于中國未參加這次會議,建議先通過三國宣言,在會議結束前若能獲得中國同意可轉變為四國宣言。赫爾表示如果把中國排除,會對聯合國家的團結帶來有害的心理影響,最后會議同意用四大國名義發表宣言。 10月30日,蘇、美、英三國外長和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簽署了《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莫斯科宣言)。該宣言表示“一致決心,遵照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家宣言及以后歷次宣言,對它們現正分別與之作戰的軸心國繼續敵對行動,直至各軸心國在無條件投降基礎上,放下武器為止”。同時宣布:“他們承認有必要在盡速可行的日期,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所有這些國家無論大小,均得加入為會員國,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這是戰時反法西斯同盟國的聯合宣言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了四天會晤,史稱德黑蘭會議。這是二戰期間三大國首腦討論盟國戰略及戰后和平問題的第一次會議。會議議題主要包括開辟第二戰場、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戰后處置德國以及波蘭問題等事項。會議期間的11月29日,羅斯福在與斯大林談話中,提到戰爭結束后,應成立以《聯合國家宣言》簽署國為基礎的、維持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構想。該組織有三個主要機構:第一是所有成員國的“大會”;第二是由蘇、美、英、中,以及歐洲兩名代表、南美洲、中東、遠東、英屬殖民地各一名代表組成的“執行委員會”,負責處理諸如經濟、糧食、衛生等一切非軍事性問題;第三是由蘇、美、英、中組成的“四大警察”作為執法機構(法國后來成為“第五大警察”),有權立即處理任何對和平的威脅或任何突發事件。 雖然德黑蘭會議并未就成立國際組織達成正式的書面協議,羅斯福的上述構想,為構建聯合國組織機構,即大會、經社理事會以及安理會提供了初步基礎。1943年12月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簽署的《德黑蘭宣言》維持《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家宣言》的基本精神,明確宣布:“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壓制”作為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之一。
           
            1945年2月11日,在蘇英美三國克里米亞(雅爾塔)會議公報中,三國領導人聲明:“唯有我們三國之間以及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之間,繼續增進的合作與了解,才能夠實現人類最崇高的愿望——一種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憲章的話來說,就是‘確保在所有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一切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懼、不虞匱乏的自由中度過一生’。”
           
            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從一開始就具有侵略和反侵略、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性質。正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背景下,1945年4月,50國代表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成立國際組織的會議。由于“聯合國”這一名稱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8226;羅斯福最早提出的,1945年6月7日,在舊金山會議上一致通過用“聯合國”作為新成立的國際組織的名稱,以紀念一個多月前去世的羅斯福總統。
           
            至今,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則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還遠未實現。例如,“免于匱乏的自由”是羅斯福在美國推行新政(New Deal)提倡“第二權利法案”最主要的內容。但由于冷戰的關系,特別是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國歇斯底里的反共時期,羅斯福新政尚未完成的許多議程,如全國醫療保險、社會改革等都被放棄了。反共不僅成為美國長期拒絕加入聯合國人權條約的主要原因,還造成廢除種族隔離的民權運動更加曲折。蘇聯東歐集團在冷戰中敗北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言論和信仰自由。盡管如此,不能否認,“四大自由”原則對建立一個保障和平與人權的國際組織而形成協商一致意見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體現在《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其他聯合國人權條約中。所以,與1919年成立的國際聯盟不同,由于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四大自由”作為反侵略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二戰后成立的聯合國以尊重人權為宗旨有其歷史必然性。


          【作者簡介】龔刃韌,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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