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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龔刃韌的個人空間

        馬克思新聞出版自由經典理論之重溫
        發布時間:2016/8/22 14:35:25 作者:龔刃韌 點擊率[1383] 評論[0]

          【出處】《法學》2010年第7期

          【中文摘要】馬克思1842年所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和《關于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兩篇論文,對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進行了透徹的批判。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制度是出版發行前的秘密評判或“官方的批評”,其標準就是“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馬克思還區分了行為和思想,并把新聞出版看作是不應受法律控制的思想領域。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制度就是追究思想傾向,而追究思想傾向的法律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是恐怖的法律。因此,書報檢查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根本否定,而“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只有通過法治和良法之治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最后還簡要地分析了馬克思的這兩篇堪稱新聞出版自由的經典論著遭到冷落的歷史原因。

          【中文關鍵字】馬克思;新聞出版自由;書報檢查制度;法治

          【學科類別】理論法學

          【寫作時間】2010年


              談到世界近代史上關于言論出版自由的經典理論,人們首先會想到相隔兩個世紀的兩位英國思想家的名著,即約翰·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1644年)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論自由》(1859年)。實際上,出生于德意志普魯士的思想家卡爾·馬克思1842年所寫的批判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的兩篇論文—《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和《關于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也堪稱新聞出版自由的經典論著。[1]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馬克思的印象似乎更多地停留在他對政治經濟學、歷史哲學以及社會主義理論方面的影響上,而他的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論卻由于種種原因而受到冷落。

              一、馬克思與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

              書報檢查制度是指在出版之前官方對圖書、雜志以及報刊等出版物的審查、批準或禁止的制度。歷史上各國都有不同形式的出版前審查和管制,這種事先檢查制度有的是根據法律法規,有的是根據統治者們的意志,有的是根據政策或內部規定。

              在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形成與印刷技術的發明和傳播直接有關。在書籍處于手抄本時代,禁書和焚書是主要的壓制手段。1450年古騰堡發明印刷術后,隨著印刷技術的廣泛傳播,禁書和焚書的效用降低了,于是1501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下令不得刊印一切未經教會檢查的書;1512年第5屆拉特蘭宗教會議批準了對印刷品的事先檢查制度,禁書目錄成為教會統一禁書的主要手段。檢查機構在1571年前由宗教裁判所承擔,在1571年后主要由教廷禁書目錄部進行。在神權專制時代,書籍查禁不需要任何法律,教皇的敕令就是法律,禁書事件就是一個個案例,檢查官就是法官,評判一本書的標準在于是否對教會統治構成威脅,并非真正維護教義的純潔。[2]

              宗教改革后教會力量削弱,歐洲民族國家君主勢力增大,以英國都鐸王朝和法國華洛瓦王朝法蘭西斯一世進入君主制為標志,近代意義上的書報檢查制度也隨之產生。1644年,彌爾頓在其《論出版自由》中系統地批判了書報檢查制度。[3]在國家實踐中,廢除書報檢查制度與廢除專制制度基本上是同步的,英國光榮革命后議會于1689年通過的《權利法案》第9條規定:“國會內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國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訊問。”這里規定的議員的言論雖然還屬于少數人的特權而非所有人的自由,但這種議員特權卻是對國王專權的重要限制,所以這一規定不僅成為英國法治和議會民主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且也是推進英國臣民言論自由的先聲。英國議會1695年2月決定中止許可證法,使英國成為第一個廢除出版前檢查制度的國家。19世紀初法國、荷蘭、挪威等國也廢除了出版前檢查制度。[4]

              德意志聯邦(同盟)是1815年在推翻拿破侖的外來統治后,由38個君主國和自由市結合而成的松散的聯合體,實際上相當于邦聯,各邦國仍是獨立的,其中普魯士是其中最主要的邦國。1817 ~1819年的大學生運動,掀起了德意志第一次立憲運動浪潮,標志著“自由與統一”運動的開端。為了壓制立憲運動,1819年9月20日聯邦議會做出了臭名昭著的決議—“卡爾斯巴德決議”,其中第2條規定撤銷《聯邦條例》第18條中許諾的新聞出版自由,代之以對報紙、雜志以及所有20印張以內的印刷品進行預防性檢查的決定。[5]普魯士在1819年10月18日頒布了書報檢查法令,建立了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

              就馬克思而言,他本人就是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的長期受害者。馬克思的一生主要是作為獨立的學者和思想家從事理論研究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如果說馬克思曾有過某一相對固定的職業的話,那就是早期曾經擔任過一些報刊雜志的編輯工作了。在馬克思獲得博士學位剛步入社會后不久就開始擔任《萊茵報》的主編,以后在國內及國外又擔任過其他報刊雜志的編輯或主編。然而,由于普魯士實行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作為編輯的馬克思卻長期受到書報檢查制度的迫害。[6]

              1842年初,普魯士萊茵省的工商業者在科隆創辦了《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以下簡稱《萊茵報》)。馬克思從1842年4月開始為《萊茵報》撰稿。10月中旬,《萊茵報》的股東們委任馬克思為主編。《萊茵報》的文章因經常抨擊普魯士政府以及萊茵省議會的反民主主義政策而聲揚全國,因而也不斷受到書報檢查官的干擾。1843年1月21日,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開內閣會議決定從3月31日起查封《萊茵報》。

              1843年10月,馬克思作為政治流亡者來到巴黎,在那里和盧格編輯出版了雜志《德法年鑒》,陸續寫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的文章,還利用適當機會抨擊普魯士政府。馬克思還為《前進報》這家由德國的民主派流亡者出版的刊物撰稿,該報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魯士政府對馬克思進行了報復。1845年1月25日,在普魯士政府的壓力下,法國內務大臣基佐查禁了《前進報》,頒發了驅逐馬克思的命令。

              1845年2月,馬克思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后移居布魯塞爾。當時由于普魯士檢察機關一直要求引渡,馬克思只好在1845年12月放棄了普魯士國籍。從此,馬克思成為了無國籍人。在布魯塞爾,馬克思參加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該報無情地揭露了普魯士在警察統治下的狀況,普魯士政府又以此為借口要求把馬克思驅逐出去,不過沒有成功。當布魯塞爾由于“二月革命”影響也開始發生民眾騷動,看來比利時就要發生革命的時候,1848年3月3日,馬克思遭到逮捕并收到了一份由國王簽署的命令,讓他24小時之內離開比利時。同日,馬克思接到了法國臨時政府的邀請信。

              1848年4月10日,即“三月革命”后,馬克思又從巴黎重返普魯士萊茵省的科隆,在那里創辦了《新萊茵報》作為“民主派的機關報”。由于一直是普魯士專制政府的眼中釘,所以在此期間馬克思不僅受到短期查封,而且還遭到起訴和審訊。1849年5月19日,當局采用暴力消滅了《新萊茵報》,作為主編的馬克思也收到了驅逐出境的命令。

              1849年8月26日,馬克思從巴黎被迫遷居倫敦,直至去世。1850年馬克思在倫敦創辦了一個定期刊物,也叫《新萊茵報》,但刊物在德國難以推銷,出版商不敢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冒險,所以到1850年底,馬克思不得不懷著沉重的心情,放棄了這項業務。此后,馬克思全力以赴地從事資本論的寫作,作為謀生手段也曾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十多年。

              可見,自從馬克思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后就不斷地遭到普魯士當局的干擾、查封和驅逐。馬克思是普魯士書報檢查制的長期受害者,甚至在外國也沒有逃出普魯士政府的魔爪。[7]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受迫害也反襯出馬克思是正直的人和具有社會良知的人的代表。斯賓諾莎曾指出,對統治者們設法削減言論自由進行抵抗的,自然“不是貪財奴,獻媚的人”,而是“那些因受良好教育,有高尚的道德與品行,更為自由的人”。[8]恩格斯也說過:“被書報檢查機關刪減總是不愉快的,不過倒也是光榮的。一個年已三十或寫了三本書的作者竟然沒有同書報檢查機關發生沖突,那他就不值一提;傷痕斑斑的戰士才是最優秀的戰士。”[9]

              馬克思對書報檢查制度的批判主要見之于他在《萊茵報》時期所寫的一系列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1842年寫的兩篇論文,即《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和《關于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又稱《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這兩篇論文可以說與17年后英國密爾所著的《論自由》同樣都構成了19世紀關于言論出版自由的經典論著。[10]

              1840年6月7日,繼承普魯士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絕立憲,而主張維持家長式的君主專制。1841年12月24日,威廉四世頒布了一項新的書報檢查令。從表面上看該法令的目的是為了放寬迄今對書報檢查的限制,但在實際上這個新法令不僅保存了反動的書報檢查制度,而且更加強了這種制度。針對這個新的書報檢查令,剛剛步入社會的馬克思于1842年1月至2月寫成了《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不僅揭露了新書報檢查令的虛偽性,而且對書報檢查制度進行了批判。這是馬克思所寫的第一篇政論文。這篇論文本身就成了書報檢查的直接犧牲品,沒有能在國內發表,直到1843年2月才以《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屆軼文集》的形式在瑞士出版。

              馬克思的另一篇論文《關于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自1842年5月5日起在《萊茵報》上連載,這是馬克思最早發表的論文。普魯士的各省等級會議建立于1823年,會議由諸侯等級的代表、騎士即貴族的代表、城市的代表、鄉的代表組成。擁有地產是參加省議會選舉的主要條件,所以大部分居民都被剝奪了選舉權。第六屆萊茵省議會在1841年5月23日到7月25日舉行,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是由討論公布省議會記錄的問題以及許多城市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請愿而展開的。馬克思在這篇論文里詳細地考察了那些在省議會中唯一擁有代表權的政治集團-貴族、城市地產的業主和鄉村地主-究竟出于什么動機,才不同意萊茵省資產階級提出通過一項新聞出版法以代替書報檢查的要求,并拒絕公布省議會辯論情況。[11]

              二、馬克思的新聞出版自由觀

              以下,筆者主要根據馬克思的兩篇論文并參考后來的相關論述,看一看其是如何批判書報檢查制度以及闡述新聞出版自由原理的。在這兩篇論文中,馬克思用德文表述的Pre*freiheit既包括出版自由,也包含新聞自由,因此可統稱為新聞出版自由。[12]

              (一)“官方的批評”是書報檢查制度的本質特征

              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制度的本質特征就是“官方的批評”,[13]是“為政府所壟斷的批評”。[14]因此,書報檢查制度就是官方對書報原稿在出版發行前的秘密評判制度。“書報檢查官也就是原告、辯護人和法官三位一體的人”。[15]由于官方的事先批評或評判是秘密的和獨斷性的,因此書報能否出版完全取決于官方的態度。如果書報原稿不符合官方的評判標準,那就會被扼殺在出版之前。實際上,官方的批評(書報檢查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防止人們對國家或政府提出批評。馬克思也說過:“新聞出版被剝奪了批評的權利,可是批評卻成了政府批評家的日常責任。”[16]因此,書報檢查制度的存在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根本否定。

              那么,官方批評的標準是什么呢?在馬克思看來,官方批評的所謂標準就是政府的命令,并將政府本身當作真理的化身,“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17]為此,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把作家的一切活動都被歸結為“真理”這個一般的概念。[18]事實上,國家權力壟斷“真理”并將“真理”泛化和官方化,一直是這些國家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伎倆。

              實際上,“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也表明壓制新聞出版的真實理由或標準就是判斷新聞出版物是否對統治者的權力構成了威脅。許多國家的統治者們之所以壓制新聞出版自由,主要是由于其權力缺乏民意支持的基礎,因而懼怕來自人民的公開批評和真相揭露。人民的自由就意味著統治者的不自由。正如馬克思所嘲諷的那樣:“的確,在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度里,國家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但是,有一個國家機關卻享有新聞出版自由,那就是政府。且不說政府的公文享有充分的新聞出版自由,難道書報檢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實踐(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間接地)絕對的新聞出版自由嗎?”[19]

              馬克思還用拙劣的江湖醫生治療疾病來比喻普魯士新的書報檢查令,馬克思說由于法令授權檢查官毫不躊躇地刪去不合他的口味的東西,結果“截肢手術代替了內科治療”。[20]馬克思還說,書報檢查制度的出發點是把疾病看作是正常狀態,把正常狀態即自由看作是疾病。書報檢查制度老是要新聞出版界相信自己有病,即使新聞出版界提出自己身體健康的確鑿證明,也必須接受治療。但是,書報檢查制度甚至還不是一個按照病情使用不同內服藥物的高明醫生。它只是一個鄉下的外科郎中,治療一切病癥都用那唯一的萬能工具—剪子。它甚至還不是一個想使我康復的外科郎中,它是一個施行外科手術的唯美主義者;我身上的東西只要它不喜歡的,它就認為是多余的,它認為不順眼的地方,就都除去。它是一個江湖醫生,為了不看見疹子,就使疹子憋在體內,至于疹子是否將傷害體內纖弱的器官,他是毫不在意的。[21]

              維持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統治者們經常擔憂喪失權力的恐怖心理,也必然會導致用恐怖主義的方式維持其權力。在某一宗教或意識形態教條控制國家的神權政治下更離不開恐怖統治。書報檢查制度用萬能的“剪子”來“治療”自由,不僅拙劣而且也是一種特殊的恐怖主義方式。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曾說過:“一種教條一旦控制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只要是向無限權力挑戰的,都必須予以鎮壓,還要扼住那持異議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22]

              在人類近現代史上,國家的書報檢查制度是有各種各樣形式的,但具體地扼殺和禁止哪些作品出版主要根據統治者的政策或命令,未必有明確具體的法律或其他形式明文規定,有時甚至只依據口頭的指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書報檢查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要懲罰的不是違法行為而是意見;因為它無非是一個以條文形式出現的書報檢查官而已;因為任何國家都不敢把它利用書報檢查官這一工具實際上所能干出的事情在一般的法律規定中表述出來。因此,書報檢查制度的執行不是交給法庭,而是交給警察機關。”[23]所以,書報檢查常常是見不得人的秘密,書報檢查官相當于精神文化領域里的秘密警察。事實上,在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里,承擔這種文化警察任務的不限于書報檢查官,還包括其他官員甚至編輯本身。

              書報檢查制度就像害怕瘟疫那樣害怕公眾或個人的自由。但真正需要治療的疾病不是自由,而是壓制自由的書報檢查制度。所以,馬克思主張:“整治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本身是惡劣的,可是各種制度卻比人更有力量。”[24]

              (二)書報檢查制度的種種官方理由

              首先,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歷史上,維持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往往以人民不成熟作為反對新聞出版自由以及阻撓民主化的官方理由。在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們看來,由于人民不成熟,不能辨別是非,所以只能由自詡壟斷了真理和道德的政府及其官員才能進行辨別,選擇哪些新聞出版物可以閱讀,哪些作品不能出版以免“毒害”不成熟的人民。但這樣一來,實施書報檢查制度的結果則是人民永遠無法成熟,因為人民連辨別和選擇的機會都被剝奪了。所以,馬克思指出:“書報檢查制度就是反對人類成熟的一種最明智的辦法了。”他接著說道:“一切發展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發展只有在死亡時才結束。因此,正確的結論似乎是,把人打死,以便使他擺脫這種不完善狀態。至少辯論人為了扼殺新聞出版自由是這樣推論的。在他看來,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終身處于襁褓中,躺在搖籃里,因為人要學會走路,也得學會摔跤,而且只有經過摔跤,他才能學會走路。但是,如果我們都成了襁褓兒,那么誰來包扎我們呢?如果我們都躺在搖籃里,那么誰來搖我們呢?如果我們都成了囚犯,那么誰來看守呢?”[25]只要書報檢查制度繼續存在,永遠無法成熟的人民只能被置于作為“政治保姆”的統治者們看守之下了。歷史上在專制國家中以人民不成熟、文化素質低而拒絕民主和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情況隨處可見。[26]

              其次,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會帶來社會不穩定是一些國家維持書報檢查制度的一個官方理由。雖然壓制言論出版自由也能起到維護統治秩序的作用,但同時又會積壓越來越多的不滿和社會矛盾,并潛在著爆發革命或叛亂的可能性。馬克思就指出:“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制度。”[27]從歷史經驗來看,新聞出版自由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有利于疏導和緩解社會矛盾,最終有利于社會的安定。歷史也證明,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社會長久持續穩定的國家大多是有新聞出版自由的國家。

              此外,為使不成熟的人民免受新聞出版物的“道德毒害”歷來也是一些國家維持書報檢查制度的另一個官方理由。普魯士1819年法令把制止“侮辱道德與良好習俗的行為”列為書報檢查的一項任務。而1841年新的書報檢查令禁止攻擊基督教,并懲罰違背“禮儀、習尚和外表禮貌”的行為。對此,馬克思批判道:“根據這一檢查令,書報檢查應該排斥像康德、費希特和斯賓諾莎這樣一些道德領域內的思想巨人,因為他們不信仰宗教,并且要損害禮儀、習俗和外表禮貌。所有這些道德家都是從道德和宗教之間的根本矛盾出發的,因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礎則是人類精神的他律。”[28]

              從古至今,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許多國家的統治者或統治機關總是“自詡為國家理性和道德的舉世無雙的獨占者”,[29]因而對人民的道德問題表現得格外“關心”。歷史告訴我們,擁有絕對權力的國家統治者無論多么荒淫腐敗,對外還要裝扮成道德的圣人。這里一方面反映了統治者的偽善,另一方面更有從道德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出發進而達到壓抑個人自由和以公權任意干涉私人生活的統治目的。其實,真正起敗壞道德作用的是壓制新聞出版自由。針對萊茵省議會中辯論人關于新聞出版自由造成“內部的道德敗壞”的觀點,馬克思駁斥說,起敗壞道德作用的是受檢查的報刊。最大的罪行—偽善—是同它分不開的;從它這一根本惡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沒有絲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就是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這樣)惡行—消極性。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卻耽于幻覺,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樣耽于這種幻覺。因此,人民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而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說完全離開國家生活,變成一群只顧個人的庸人。[30]

              馬克思這些話是所有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國家的真實寫照!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政府雖然只能聽到自己的聲音,但卻裝出聽到了人民的聲音,這不僅是十足的偽善,也是強奸民意。對于擁有絕對權力的國家統治者來說,最希望的是人民都能成為對當政者的迷信者或崇拜者(在神權政治或極權政治下國家會強迫人民如此)。與此同時,壓制新聞出版自由一方面會使受當政者操縱和利用的民族主義在社會上盛行,另一方面會使“人民的一部分完全脫離國家生活而變成一群只顧個人的庸人”。對公共領域的政治冷漠也會得到政府的容忍和利用,因為這種冷漠等于公眾對當政者為所欲為的默認。

              經過審查出版的作品通常都是政府喜歡聽到的或者至少認為是對政府權力威脅不大的。真正有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出版物是難以經過審查關卡的。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結果,就是人們普遍不敢講真話、寫真實想法,說假話便成為人們表達的常態。而當統治者們的偽善有朝一日被徹底揭露和公開后,在民眾中就可能出現不顧任何道德底線的道德淪喪狀況,而這在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可能會更加嚴重。

              在專制(尤其是神權政治或極權政治)體制下,統治者的個人意志通常被官方描述為真理的化身,禁止新聞出版自由的目的也被說成是為了“愛護”或“保護”人民免受不良出版物的毒害。看來這個“目的”似乎是“好”的,為此當局不得不采取書報檢查制度這種手段。對此,馬克思批評道,書報檢查制度自己承認它不是目的本身,它本身不是什么好的東西,因此,它所根據的原則就是“目的使手段變得神圣”。但是,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而且,難道報刊就不會也接受這個原則并且大聲宣稱“目的使手段變得神圣”嗎?[31]目的的正當性不能用來為手段的非正當性辯解,而手段的不正當性卻能證明目的的不正當性。這里,馬克思所指出的這一道理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為達到所謂“崇高”目的而不擇手段,不僅歷來都是統治者們的慣用手法,也是前蘇聯斯大林模式失敗的一個深刻教訓。

              總之,禁止新聞出版自由就是害怕人民的覺醒。英國的思想家密爾指出,為了對付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君主專制或貴族政體的利益就是把人民保持在“智力和教育的低水平上,煽起他們之間的不和”。[32]在東西方各國的歷史上,欺騙和愚弄人民向來都是專制國家維護統治權的秘訣。

              (三)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

              新聞出版是個人思想的主要表達方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新聞出版是個人表達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33]因此,書報檢查制度就是管制思想和懲罰思想的制度。斯賓諾莎曾說過:“若是法律侵入思辨的領域,把人的意見加以法律的審判、定罪,也和罪惡一樣,而持這種意見的人不是因為公眾的安全,而是因為反對者的怨恨與殘忍而犧牲”;“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說是暴虐的政府。”[34]洛克也認為:“法律的責任并不在于保障見解的正確性,而在于保障國家和每個具體人的人身與財產的安全”;“真理不是靠法律教誨的,也不需要強力將它帶入人們的心靈里。”[35]

              馬克思區分了行為和思想,把新聞出版看作為不應受法律控制的思想領域。“凡是不以當事人的行為本身而以他的思想作為主要標準的法律,無非是對非法行為的實際認可。”[36]馬克思認為,只有行為才是法律的對象,而思想則不應受法律的支配,他寫道,只是由于我表現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現實的領域,我才進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圍。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為就是在處置我時法律所應依據的唯一的東西,因為我的行為就是我為之要求生存權利、要求現實權利的唯一東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現行法的支配。可是追究傾向的法律不僅要懲罰我所做的,而且要懲罰我在行動以外所想的。所以,這種法律是對公民名譽的一種侮辱,是一種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37]

              人的思想如果不通過言論出版來表達就難以體現出來,也無法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正常社會交流。壓制新聞出版自由就是對思想自由的壓制。思想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都屬于人的精神領域的自由。沒有思想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人們就成了精神囚徒。在思想自由與言論或新聞出版自由的關系上,馬克思超越了英國思想家密爾的觀點。因為按照密爾的觀點,與思想自由應相區別,言論表達自由“屬于個人涉及他人那部分行為”。[38]而馬克思則把言論或新聞出版自由與人的行為區別開來,而等同于思想自由。所以,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的法律就是懲罰思想的法律。

              馬克思還認為書報檢查的法律也是恐怖主義的法律,他說:“這樣一來,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義的犧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傾向的法律,即沒有規定客觀標準的法律,是恐怖主義的法律;在羅伯斯比爾執政時期,國家在危急情況下所制定的法律就是這樣的法律,在羅馬皇帝們在位時期,國家在腐敗不堪的情況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這樣的法律。”[39]馬克思不愧是學習法律出身的,他繼續寫道,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進統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在某個機關自詡為國家理性和道德的舉世無雙的獨占者的社會中,在同人民根本對立因而認為自己那一套反國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標準的思想的政府中,黨政集團的齷齪的良心卻臆造了一套追究傾向的法律、報復的法律,來懲罰思想,其實它不過是政府官員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無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實利的國家觀為基礎的。這些法律就是齷齪的良心的不自覺叫喊。[40]

              馬克思說得多好啊!這些追究傾向的法律、追究原則的法律、懲罰思想的法律、報復的法律,統統都是當權者壓制人民的法律,是恐怖主義的法律,是執政的黨派對付其他黨派的法律。那么,統治者們怎樣才能使這種法律付諸實施呢?馬克思接著說道,這要通過一種比法律本身更令人氣憤的工具—偵探,或者通過認為所有寫作流派都是值得懷疑的這樣一種事先協定,在這種協定下,自然又要追究某人是屬于哪一種傾向的。[41]在新聞出版不自由的國家,尤其在思想受到嚴密控制的國家,不僅有很多偵探和思想警察,往往也是思想言論告密者的天堂。

              (四)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惡果

              作為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書報檢查制度,會給一個國家帶來一系列的惡果。馬克思說:“一個民族如果像美好的舊時代的所有民族那樣只讓宮廷弄臣享有思考和述說真理的權利,這樣的民族就只能是依附他人、不能自立的民族。”[42]由于新聞出版自由是人的價值的體現,壓制新聞出版自由也就從根本上否認了每個人以及所有人的存在價值。[43]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結果就是人民不能獨立和自治。密爾也說過類似的話:“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44]也許,這也正是專制統治者們所希望的人民狀態—無知、愚昧、麻木。

              壓制新聞出版自由還扼殺了崇尚自由的精神,這是“由于人民不得不把具有自由思想的作品看作違法的,因而他們習慣于把違法的東西當作自由的東西,把自由當作非法,而把合法的東西當作不自由的東西。書報檢查制度就這樣扼殺著國家精神”。[45]由于統治者們害怕人民享有自由,自然把服從統治者的命令看作是天經地義的,而把自由視為洪水猛獸。

              馬克思還指出書報檢查制度給德意志精神的發展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慘重損失;特別是在嚴格遵守書報檢查制度的1819~1930年間,新聞出版物墮落了,“當時著作界中唯一還有充滿生機的精神在躍動的領域—哲學領域,已不再說德語,因為德語已不再是思想的語言了。精神所用的話語是一種無法理解的神秘的話語,因為已不允許的話語成為明辨事理的話語了。”[46]難怪在這一期間德意志還有叔本華、黑格爾、謝林、費爾巴哈等著名哲學家,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德國哲學家們使用了晦澀和神秘的話語,書報檢查官們根本都看不懂!然而,由于19世紀的德國一直維持專制體制,長期對思想和文化的壓制與在20世紀產生希特勒的納粹體制也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一些德國哲學家鼓吹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存在即合理以及反理性等學說,都對后來納粹主義的出現產生過一定的思想影響。美國歷史學家夏伊勒指出:“縈繞在希特勒腦際的這些思想是些什么思想:對戰爭和征服的歌頌,極權主義國家的絕對權力,認為亞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種族的信念,對猶太人和對斯拉夫人的仇視;對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蔑視。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的獨創之見。這些思想來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個世紀內支配德國思想界的一批無奇不有的學問淵博然而頭腦有失平衡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后來事實證明,這些思想不僅對德國人,而且對很大一部分人類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后果。”[47]

              不過,書報檢查制度的結果有時也會與統治者們的希望正相反,那就是有些作品越查禁卻越能引起人們的好奇和關注,甚至平凡的作品也會被當作不平凡的作品。正如馬克思所說:“書報檢查制度想預防自由這種不合心意的東西,結果卻適得其反。在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里,任何一篇被禁止的、即未經檢查而刊印的著作都是一個事件。它被看作殉道者,而殉道者不可能沒有靈光和信徒。它被看作一種例外。自由永遠不會被人所珍視,而普遍的不自由的例外就更加可貴了。一切秘密都具有誘惑力。在社會輿論對自身來說是一種秘密的地方,形式上沖破秘密境界的每一篇作品對于社會輿論從一開始就具有誘惑力。書報檢查制度使每一篇被禁作品,無論好壞,都成了不同尋常的作品,而新聞出版自由卻使一切作品失去了這種特殊的外表。”[48]

              至今我們還能看到這種現象,就是某一被禁止的出版物卻能在私下秘密流傳,甚至在境外暢銷并被翻譯成其他文字。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對重大事件或事實,由于未經官方批準不得自由報道,新聞報刊只能報道官方“希望出現的事實”。[49]這樣,新聞報刊就被置于恩格斯所說的“二者擇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談”[50]—隱瞞事實真相。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對某些事件,人們普遍不愿相信官方媒體的報道,而寧愿相信道聽途說的傳聞。

              (五)受檢查的報刊和自由的報刊

              從前面引述的馬克思對書報檢查制度的批判中就可以了解到新聞出版自由是人的獨立解放的前提,是人的價值的體現。馬克思認為,“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可見,各種自由向來就是存在的,不過有時表現為特權,有時表現為普遍的權利而已。”[51]盡管沒有任何人反對自由,誰都愿意享受自由,但從來都有人特別是統治者們反對人民享有自由。專制統治者們或當政集團“為了拯救特權的特殊自由,他們就斥責人類本性的普遍自由”。[52]僅僅少數人才能享受到的自由只是特權,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的自由才是普遍權利和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不是個別人物的特權,而是普遍的權利,屬于精神自由和普遍自由。而書報檢查制度就是“反對精神的自由”。[53]

              針對萊茵省議會辯論人把報刊分成好與壞兩類,并把承認惡和否定善作為檢查制度的根據,馬克思認為如果把報刊分成兩種類型,那么就應當根據報刊的本質,而不是根據報刊之外的想象。壞的報刊在受檢查的出版物和自由的報刊中都可能產生。但馬克思在這里強調的是“區別受檢查的報刊和自由的報刊的那種內在特性”。所以馬克思認為:“受檢查的報刊的偽善、怯懦、閹人的語調和搖曳不停的狗尾巴,只不過表現了它的本質的內在條件。”而“自由報刊的本質,是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質。受檢查的報刊的特性,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惡本質,這種報刊是文明化的怪物,灑上香水的畸形兒”。[54]總之,偽善、欺騙、歌功頌德、對當局的獻媚和辯解、站在當權者立場上對異見的打壓、市儈式地炒作、無思想與無批判的報刊和出版物在壓制新聞出版自由條件下更會大量產生。

              正是基于這種內在的條件,馬克思對“自由的報刊”及其意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自由的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系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斗爭升華為精神斗爭,并把斗爭的粗糙物質形式理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無顧忌的懺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而自我審視是智慧的首要條件。”[55]在馬克思看來,新聞出版自由,只要沒有壞人加以濫用,都是美妙的東西。但是,還沒有找到任何防止濫用的辦法。[56]盡管有壞的出版物,也有人濫用新聞出版自由,但并不能因此而因噎廢食廢除新聞出版自由。馬克思稱之為第一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遜1804年在一封信件中曾指出:“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來治理。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向他開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聞自由。”[57]

              (六)新聞出版自由與行業自由

              馬克思明確區分了新聞出版自由與行業自由兩種不同的概念。“由于新聞出版物是個人表達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58]新聞出版自由就是人的思想自由或精神自由,因而首先為作者的表達自由。與此同時,馬克思還認為“閱讀和寫作一樣重要”。[59]這表明馬克思認識到新聞出版自由不僅是作者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且也是讀者的權利和自由。作為讀者應有知道歷史事實或重大事件真相及了解不同觀點的權利。可見新聞出版自由包括了表達不同意見、揭露事實真相、傳播信息以及接受信息的自由。在沒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掩蓋事實或重大事件真相甚至制造“真相”,而各種小道消息、傳言乃至謠言則會更有市場,結果就是人們對新聞媒體的普遍不信任和政府的失信。

              至于行業自由,馬克思指出:“當然,新聞出版也作為一種行業而存在,不過那已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書商的事了。”[60]這里,馬克思所說的行業自由(Gewerbfreiheit)也許譯為營業自由更容易理解,因為涉及到報社或出版社的經營活動,因而也與營利有關。因此,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為一種行業。把新聞出版物貶低為單純物質手段的作者應當遭受到外部不自由—書報檢查—對他這種內部不自由的懲罰;其實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對他的懲罰了。”[61]

              然而,作為法人的新聞媒體如報社既可以是行業或營業自由的主體,也會成為出版或新聞自由的主體。例如,1971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紐約時報社訴合眾國案”中,就涉及到連載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紐約時報是否可以被禁止的問題。[62]在這個案件中,盡管訴訟當事者一方是紐約時報報社,但案情涉及的重點不是報社營業自由的問題,而是新聞自由的問題。[63]

              實際上,壓制行業自由也會產生壓制作者的表達自由的結果。在維持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既有直接地防范、懲罰乃至迫害作者的情形,也有通過行政手段或經濟手段限制行業自由來間接地壓制作者表達自由的情形。后一種做法顯得更為巧妙和對作者更為“仁慈”,但卻同樣達到了限制新聞出版自由的目的。

              彌爾頓曾說過:“世間有一種人是渾身銅臭的冒牌學者。而另一種人則是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們顯然生來就宜于研究學問,而且是為著學術本身而愛好學術;他們不為金錢和其他目的,而只為上帝和真理服務。”[64]馬克思顯然屬于后一類。馬克思也寫道:“作者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絕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否則就不符合“自己的高貴天性”;“作者絕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者或其他人來說,作品都絕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時作者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他自己的生存。”[65]彌爾頓和馬克思的這些話至今對那些“渾身銅臭的冒牌學者”仍然是面鏡子。不過,在沒有新聞出版自由的情況下,更多也更可恥的是那些為了個人卑鄙目的而竭力對當政者歌功頌德和搞政治投機的“冒牌學者”。

              (七)結論:新聞出版自由是首要自由

              早在1644年,彌爾頓在他那篇著名的國會演說中就曾指出:“讓我有自由來認識、發抒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66]馬克思也明確地得出以下結論: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自由的每一種形式都制約著另一種形式,正像身體的這一部分制約著另一部分一樣。只要某一種自由成了問題,那么,整個自由都成問題,只要自由的某一種形式受到指責,那么,整個自由都受到指責,自由就只能形同虛設,而此后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領域內占統治地位,將取決于純粹的偶然性。[67]

              人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都是相互聯系的。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人的思想必然會遭到控制和壓制。壓制新聞出版自由就是壓制思想自由。正是從思想自由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聞出版自由是人的各種自由特別是精神自由中最為核心的權利。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公民的知情權和參政權也會受到各種限制,因而所有的政治選舉都不過是徒具形式。事實上,有無新聞出版自由是確認民主制度的試金石。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也就沒有學術自由,國家的社會科學及文化事業就會停滯不前。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掌握國家公共權力的機關和官員就缺少了一個最重要的社會監督,就更容易濫用權力和腐敗。因此,新聞出版自由是確立法治的一個重要條件。

              三、法治與新聞出版自由

              (一)馬克思所闡述的法治原則

              書報檢查制度是專制制度的產物,因而也必然是法治的對立物。在1842年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馬克思對書報檢查制度法與新聞出版法進行了比較:在新聞出版法中,自由是懲罰者;在書報檢查法中,自由卻是被懲罰者。書報檢查法是對自由表示懷疑的法律;新聞出版法卻是自由對自己投的信任票。新聞出版法懲罰的是濫用自由;書報檢查法卻把自由看成一種濫用而加以懲罰,它把自由當作罪犯。對任何一個領域說來,難道處于警察監視之下不是一種有損名譽的懲罰嗎?書報檢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新聞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

              可見,馬克思把法律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另一類是真正的法律。馬克思區分兩類法律的標準是對自由的立場:在前一類法律中“自由是被懲罰者”;在后一類法律中“自由是懲罰者”。據此,馬克思認為書報檢查法屬于前一類法律,即只具有法律的形式,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一種警察手段。而且書報檢查法還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為它所希望的它達不到,而它達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69]

              關于書報檢查官與法官之間的根本差別,馬克思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論述:“書報檢查官除了上司就沒有別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法官有義務把法律運用于個別事件時,根據他在認真考察后的的理解來解釋法律;書報檢查官則有義務根據官方就每一個事件向他所做的解釋來理解法律。獨立的法官既不屬于我,也不屬于政府。不獨立的書報檢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員。法官最多可能表現出個人理性的不可靠,而書報檢查官所表現的則是個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審的是新聞出版界的一定的違反行為,而在書報檢查官面前受審的卻是新聞出版的精神。法官根據一定的法律來審理我的行動;書報檢查官不僅懲罰罪行,而且他自己也在犯罪。如果我被提交法庭受審,我的過失一定是違反了現行法律,而在法律受到破壞的地方就至少應當存在著法律。在不存在新聞出版法的地方,也就沒有新聞出版法可能被違反。書報檢查制度不是控告我違反了現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見有罪,因為這個意見不是書報檢查官和他的上司的意見。我的公開行動愿意聽從社會、國家及其法律的審判,但是它卻被提交給隱蔽的純否定的勢力審判,這種勢力不能被確立為法律,它怕見陽光,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則的約束。”[70]

              這里,馬克思闡述了有關法治的一些重要原則。

              第一,法官獨立和中立原則。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核心,這也是法治的基本指標。與“書報檢查官除了上司就沒有別的法律”相反,“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71]因此,獨立的法官不應接受政府或任何當政集團的指令,只能根據法官自己對法律誠摯的理解來運用和解釋法律。法官的獨立還包括在審判中完全中立的地位,法官既不屬于當事人也不屬于政府。

              第二,法律只能規范人們的行為,而不應規范人們的思想和意見。法官對出版物的審理只能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來裁定客觀行為,而不能像書報檢查官那樣沒有法律依據卻捏造思想罪行。

              第三,審判公開原則。法庭審理案件應該向社會公開,遵循一定的程序。而書報檢查制度卻是對作者的“怕見陽光”的秘密審判。

              (二)良法之治

              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分析中還涉及到法治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法的本質目的是什么的問題。早在1690年,洛克在《政府論》下卷就揭示了在法治之下法律的目的,即“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72]馬克思關于法律本質的認識與洛克的思想是一致的。馬克思認為:“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73]馬克思還指出,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它是法(Recht ),因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甚至當它完全沒有被采用的時候,例如在北美,它也應當存在,而書報檢查制度正如奴隸制一樣,即使它千百次地作為法律(Gesetz )而存在,也永遠不能成為合法的。[74]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把法分為兩類,一類是保障自由的法(Recht)。在德文中“法”(Recht)除了有法的涵義之外,同時還具有正義和權利的涵義;另一類是指一般形式的“法律”或“法令”(Gesetz)。在馬克思看來,保障自由的新聞出版法是前者即“法”(Recht)的體現,而壓制新聞出版的書報檢查法令雖然具有“法律”或“法令”(Gesetz)的形式,但卻不是合法的。從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對法的認識,即法的本質應當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法典應當是人民的自由圣經。壓制自由的法律,無論是書報檢查制度還是奴隸制,盡管具有法律形式,但都不是合法的。

              這里,馬克思表達了兩個重要的法治思想:一個是法的本質應該是對自由的肯定和保障;另一個是惡法在本質上是不合法的。而判斷是良法還是惡法的標準就在于是保障自由還是壓制自由。即使是以“新聞出版法”為名的法律,實質上也可能是一部新聞管制法,即壓制自由的惡法。壓制自由的法律盡管有法律的形式,但仍然是不合法的。真正的法治就應該為良法之治。

              (三)關于新聞出版法

              馬克思在批判書報檢查制度時對制定保障自由的出版法有很高的期待,并帶有理想主義色彩。因為在他看來,“新聞出版法根本不能成為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措施,不可能成為懲罰恫嚇的一種預防罪行重犯的簡單手段。恰恰相反,應當認為沒有關于新聞出版的立法就是從法律自由領域中取消新聞出版自由,因為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新聞出版法就是新聞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認可”,因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75]馬克思還反復強調:“新聞出版法是一種法,而書報檢查法則是一種非法。”[76]

              然而,事實上后來包括普魯士在內的許多國家制定的新聞出版法并不像馬克思所期待的那么理想,反而常常是以限制新聞出版自由為其目的的法律。這說明,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制定新聞出版法并不必然會導致保障新聞出版自由。馬克思后來也意識到這一點,在1848年7月,他尖銳地批評普魯士出版法案時說:“出版法案第10條是上述一切條文的頂點,它規定:凡是在國家官員執行自己職務方面誹謗國家官員的人,罪加一等。”又“根據刑法第222條規定,如果官員在執行職務時或由于執行職務而遭到言語上的侮辱,侮辱他們的人應判處一個月到兩年的徒刑”。“從這項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官員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地逞兇肆虐、橫行霸道和違法亂紀了:他們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別人打人、進行逮捕和不加審問就加以監禁。”[77]1849年3月,馬克思進一步揭露普魯士關于出版自由的改革法案是浸透著戒嚴精神的法案,該法案所規定的“出版自由”以及“公開審判”都是在戒嚴條件下,因此在出版自由的“旁邊還有絞架!普魯士法的絞架!”[78]

              因此,以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為實質內容的“新聞出版法”與馬克思所批判的書報檢查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不是真正的法,而只是一般形式的法律或法令,因而同樣都應是不合法的。一個國家有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并不在于是否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也不在于制定了新聞出版法。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只是第一步,如果事后制定名日“新聞出版法”但卻是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惡法或存在著任意處罰制度及限制措施,實際上與中外歷史上的焚書、禁書、迫害作者沒有什么兩樣。正如英國憲法學家巴倫特所指出的那樣,事先審查與事后懲罰的區別只是形式上的,在實質上是相同的,都是禁止言論出版自由。事實上,預期的刑事懲罰要比事先審查更令人膽寒,因為出版者會同時面臨著起訴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的判決。[79]

              近代以來,不少國家甚至在憲法上也規定了新聞出版自由,但并不一定會帶來新聞出版自由。早在1848年,馬克思在批判普魯士新聞出版法案時就指出:“在憲法草案和‘德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中有一條規定:‘書報檢查永遠不能恢復’,但是在上述情況下,這種莊嚴重要的規定聽起來簡直是一種惡意的嘲笑!”[80]1852年,馬克思在對路易·波拿巴政變后的法國憲法分析中也指出在憲法上的附帶條件中實際上又廢除了這些自由。[81]事實上,現代各國的憲法一般都有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但由于許多國家仍缺乏法治和民主,有關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憲法規定通常不過是一文空紙而己。因此,僅僅有新聞出版法或者在憲法中有新聞出版自由的條款并不等于新聞出版自由就能得到保障,關鍵還在于一個國家是否確立了有效限制國家權力并維護個人自由的法治和民主,新聞出版自由能否得到獨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

              (四)新聞報刊的監督作用

              與法治緊密相關的另一個方面就是馬克思一再強調新聞報刊對官員和對各種制度的監督作用。由于普魯士新的書報檢查令規定禁止發表“凡懷疑個別人的或者(意味深長的‘或者’啊!)整個階級的思想的作品,使用黨派名稱和進行類似人身攻擊的作品,也同樣不得發表”,馬克思指出:“這就極其輕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結果:既不準報刊對官員進行任何監督,也不準對作為個別人組成的某一階級而存在的機構進行任何監督。”[82]1848年,馬克思在《普魯士出版法案》一文中也指出,由于普魯士的法律,“唯一有效的監督—報紙將變成無效的東西。在這項法律生效的那一天,官僚們將歡天喜地,因為他們將比三個月以前變得更加強大有力,更加可以逍遙法外了。”[83]

              這里,馬克思強調報刊作用就是對官員最有效的監督,如果沒有這種監督作用,報刊便喪失了存在意義。1849年2月7日,科隆陪審法庭開庭審理關于《新萊茵報》發表《逮捕》一文侮辱檢察長和誹謗憲兵的案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做了辯護發言,其中馬克思在發言中指出:“首先,報刊的義務正是在于為它周圍的被壓迫者辯護。此外,……報刊必須反對某一具體的憲兵、某一具體的檢察官、某一具體的行政長官。”[84]馬克思強調了報刊的使命是對被壓迫者的辯護和對壓迫者的監督和批判。這里,馬克思揭示了新聞出版自由的本質。實際上,新聞媒體要起到對政府的監督作用,最關鍵的就是能及時報道和揭露事實真相,同時對政府及其官員的行為提出質疑和批評。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曾說過:“如果它(新聞自由)沒有像自由主義的其他機制一樣,沒有在保護權利的時候削弱權力,那它就沒有價值。”[85]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限制國家權力和保證公民個人的自由。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就不會受到廣泛有效的監督。

              在本文前面提到的1971年“紐約時報社訴合眾國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兩位法官布萊克和道格拉斯在對判決發表同意意見時指出,報刊是服務于被管理者的,而不是服務于管理者或統治者們的。政府審查報刊的權力已被廢除,所以報刊將永遠保持對政府進行責難的自由。報刊受到保護所以才能暴露政府的秘密并將其告知人民。只有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報刊才能有效地暴露政府的欺騙。盡管時代和地點不同,但在新聞自由的本質方面,作為美國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最堅決捍衛者的這兩位法官的意見可以說與馬克思的觀點異曲同工。

              四、對經典理論被冷落原因的反思

              相對于馬克思在其他領域的理論研究成果,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論述的影響要小得多。在19世紀有關言論出版自由的經典論述方面,至少在西方國家的理論界,馬克思似乎也遠比密爾影響小很多。這是為什么呢?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兩個基本的原因。

              第一,19世紀后半葉,絕大多數西方國家都相繼廢除了出版前審查或書報檢查制度,批判書報檢查也已不再是西方國家理論界的重點。而英國思想家密爾在1859年發表的《論自由》一書則主要探討在廢除書報檢查制度之后社會如何保障言論出版自由問題,因而更加引起了西方國家理論界和司法界的長久重視。

              而作為“存在決定意識”的體現,早期在歐洲相對落后和專制的德國普魯士生活的馬克思,自然地把理論分析的重點放在對普魯士國家的書報檢查制度的批判上。1849年,馬克思遷居倫敦之后,盡管能享受當時歐洲最自由的言論出版環境并得以從事理論研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但由于馬克思以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其主要使命,因而沒有就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后的新聞出版自由問題繼續進行系統闡述。

              第二,如果說在西方國家理論界對馬克思的新聞出版自由論述不那么重視有前述歷史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原因,那么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在執政后為什么馬克思的新聞出版自由理論也遭到了長期冷落呢?這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以及前蘇聯模式的影響有著最直接的關系。“十月革命”剛好發生在落后的俄國。俄國到1905年才廢除新聞出版前的書報檢查制度,是歐洲最晚廢除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俄國警察又重新實行了出版檢查制度。[87]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領導人根據俄國的國情更加重視的是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通過暴力革命掌握政權后,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又根據當時國內外嚴峻的現實通過了對付其他黨派的法律—《出版法令》以及建立特殊司法等措施取消了新聞出版自由。[88]對此,波蘭和德國共產黨領導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莎·盧森堡于1918年在獄中所寫的《俄國革命》一文中提出過尖銳的批評: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89]

              不幸的是,前蘇聯在內戰之后也沒有恢復新聞出版自由,其后來的歷史驗證了盧森堡的批評和預測,“十月革命”后那些特殊時期的舉措后來都成了其制度的常態,而作為“唯一活動因素”的黨政官僚的不受限制的集權體制最終也成為前蘇聯模式遭到失敗的深層次原因。

              意味深長的是,馬克思還特別提到了中國專制主義制度的反面作用,他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吧,這只要你們下一道命令就行了;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提供這樣的范本。”[90]即中國古代直接由皇帝辦的報刊是永遠不會有錯誤的,這種報刊為現代歐洲專制主義提供了“榜樣”。[91]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君主專制的國家,這種專制不僅表現在政治制度上,也體現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國歷代王朝的文化專制主義到了后期愈演愈烈,尤其體現為明清時代頻繁出現的“文字獄”。事實上,在馬克思發表批判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文章半個世紀后的1898年,中國清朝皇帝才首次公布了一個開放“報禁”的法令,但由于戊戌變法的失敗,維新運動剛剛創辦的民間報刊,除極少數利用外國租界庇護得以保存外,都遭到了查封。[92]所以,中國清政府要比“開明專制”的普魯士政府專制得多和落后得多,還遠遠沒有步入近代。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政治體制及思想文化的專制主義影響仍然頑固地被維持下來。此后,當時的“蘇聯模式”又對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政治制度乃至新聞出版制度產生了長期和深遠的影響。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以來,取締了所有民辦報紙和出版社,在新聞出版方面存在著重大選題備案制度。[93]因此,新聞出版自由在中國的完全實現仍然是一個艱巨和復雜的歷史進程。[94]

              盡管有關批判書報檢查制度的兩篇論文都是馬克思在青年時期寫成的,但是由于馬克思走上思想家的道路也正是從爭取新聞出版自由、爭取思想自由的斗爭開始的,再加上長期遭受到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迫害的親身經歷,因此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乃至對人類自由的追求精神是始終不渝的。歷史已證明,只有法治才能有效地保障每個人的自由。例如,馬克思正是由于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最早確立法治的英國,才有可能比較自由地長期從事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研究和社會活動。

              對馬克思的新聞出版自由理論,無論是否信奉馬克思主義,都不應該局限于某一階級或政黨的意識形態或成見,而應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種思想結晶來理解。


          【作者簡介】龔刃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與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

          【注釋】
          [1]這兩篇論文都收集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分別為第107~135頁和第136~202頁。德文版參見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Berlin: Dietz, 1975, Bd. I, S. 118ff, S. 169ff.
          [2]參見沈固朝:《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8頁。
          [3]彌爾頓說:“如果不特別小心的話,誤殺好人和誤禁好書就會同樣容易。殺人只是殺死了一個理性的動物,破壞了一個上帝的像;而禁止好書則是扼殺了理性本身,破壞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參見[英]約翰·彌爾頓:《論出版自由》,吳之椿譯,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5頁。
          [4]同前注[2],沈固朝書,第105頁、第108頁、第218頁。
          [5]參見[德]卡爾·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3卷上冊,張載楊等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31頁;孫炳輝、鄭寅達編著:《德國史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
          [6]參見恩格斯:《卡爾·馬克思》,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5~119頁;[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馬克思傳》,易廷鎮、侯煥良譯,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頁、第41頁、第61頁、第109頁、第162頁、第170頁;[英]戴維·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頁、第118頁、第131頁、第203頁。
          [7]許多年后的1871年,馬克思深有體會地說:“普魯士刑法典里確實有一個古怪的條款,根據這一條,任何一個外國人在他本國或在其他任何國家有了‘侮辱普魯士國王’或‘背叛普魯士’的行為或言論,都要受到起訴!”參見馬克思:《關于德國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1頁。
          [8][荷]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75頁。
          [9]參見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3頁。
          [10]See Paul Smart, Mill and Marx,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he Roads to Freedo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 p.98,p.117,該書對馬克思與密爾在有關人性、個人自由等方面作了比較,認為兩位思想家盡管理論根基不同,但仍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該書沒有具體就出版自由問題作比較。
          [11]同前注[6],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書,第32頁。
          [12]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的舊版中,由于是根據俄文版翻譯過來的,所以簡單地譯為“出版自由”,中譯本的新版則是根據德文翻譯過來的,正確地譯為“新聞出版自由”。
          [13]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7頁。
          [14]同上注,第172頁。
          [15]同上注,第134頁。
          [16]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2頁。
          [17]同上注,第113頁。
          [18]同上注,第112頁。
          [19]同上注,第167頁。
          [20]同上注,第127頁。
          [21]同上注,第177~178頁。
          [22]〔奧〕斯·茨威格:《異端的權利》,趙臺安、趙振堯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3頁。
          [23]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1頁。
          [24]同上注,第134頁。關于“各種制度”(die insitutionen),陳力丹主張應譯為“各執行機關”。參見陳力丹:《更深刻地理解馬克思的新聞思想—馬克思<萊茵報>時期論著新舊中譯文對比和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期。
          [25]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4~165頁。
          [26]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中國,也曾出現過執政黨自認為是人民“褓姆”的公開論調。1928年國民黨為了推行以黨治國和壓制新聞出版自由的“訓政”,國民黨元老派首領胡漢民在《訓政大綱說明書》寫道,在訓政時期“一切權力皆由黨集中,由黨發施政府,由黨員任褓姆之責。”胡漢民將國民黨員比作“政治的褓姆”,同時也就意味著將民眾視為“襁褓兒”。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上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頁、第588頁。
          [27]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2~153頁。
          [28]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9頁。
          [29]同上注,第121頁。
          [30]同上注,第183頁。
          [31]同上注,第178頁。
          [32][英]J.S.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92頁。
          [33]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6頁。
          [34]同前注[8],斯賓諾莎書,第11頁、第270頁。
          [35]〔英〕洛克:《論宗教寬容》,吳云貴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4~35頁。
          [36]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0頁。
          [37]同上注,第121頁。馬克思還指出:“從觀念的角度看來,不言而喻,新聞出版自由和書報檢查制度的根據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新聞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觀念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實際世界觀的一種論戰;而書報檢查制度是不自由的體現,是以假象的世界觀的一種論戰,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同上注,第166頁。
          [38][英]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論自由》,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 ~ 13頁。
          [39]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0頁。
          [40]同上注,第121~122頁。
          [41]同上注,第122頁。
          [42]同上注,第145頁。
          [43]馬克思說:“我們大家都服從書報檢查制度,就像專制政體下面人人一律平等一樣,這當然不是在價值上平等,而是在無價值上是平等的。”同上注,第195頁。
          [44]同前注[38],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書,第35頁。
          [45]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3頁。
          [46]同上注,第149頁。
          [47][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上)》,董樂山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頁。
          [48]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8頁。
          [49]馬克思:《好報刊和壞報刊》(1843),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頁。
          [50]1849年2月7日,恩格斯在“新萊茵報”審判案的發言中指出:“總之,諸位陪審員先生,此刻你們必須在這里解決萊茵省的出版自由問題。如果禁止報刊報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報刊在每一個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報刊不管事實是否真實,首先得問一問每個官員—從大臣到憲兵—他們的榮譽或他們的尊嚴是否會由于所引用的事實而受到損傷,如果要把報刊置于二者擇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談—那么,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結了。如果你們想這樣做,那你們就宣判我們有罪吧!”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新萊茵報”審判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5頁。
          [51]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7頁。
          [52]同上注,第163頁。
          [60]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3頁。
          [61]同上注。
          [62]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403 U.S. 713 (1971)。
          [63]在民主制國家,新聞自由不是成立報社、獲得執照、反對歧視性征稅的自由,而是經營管理層有權決定報紙意識形態的自由。See E. Barendt, Freedom of Spee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72.
          [64]同前注[3],約翰·彌爾頓書,第27頁。
          [65]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2頁。
          [66]同前注[3],約翰·彌爾頓書,第45頁。
          [67]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1頁。
          [53]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7頁。
          [54]同上注,第170~171頁。
          [55]同上注,第179頁。馬克思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也指出自由報刊的社會意義,“在報刊這個領域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同樣可以批評對方的原則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從屬關系的范圍內,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權利范圍內進行這種批評”,馬克思認為唯有自由報刊“才能使一種特殊利益成為普遍利益”。參見馬克思:《摩澤爾記者的辯護》,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頁。
          [56]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6頁。
          [57]《杰斐遜集(下)》,劉祚昌、鄧紅風譯,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1325頁。
          [58]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6頁。
          [59]同上注,第194頁。
          [68]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5頁。
          [69]同上注,第178頁。
          [70]同上注,第180~181頁。
          [71]同前注[1],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第154頁。
          [72][英]洛克:《政府論》下卷,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7頁。
          [73]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6頁。
          [74]同前注[1],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第150頁。
          [75]同上注,第176頁。
          [76]同前注[1],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第178頁。
          [77]馬克思:《普魯士出版法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1~272頁。
          [78]馬克思:《霍享索倫王朝的出版法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2 - 436頁。
          [79]同前注[63],E. Barendt書,第115頁。
          [80]同前注[77],馬克思文,第273頁。
          [81]參見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135頁。
          [82]同前注[81],馬克思文,第124~125頁。
          [83]同前注[77],馬克思文,第272頁。
          [84]同前注[50],馬克思、恩格斯文,第277頁。
          [85][英]阿克頓:《法國大革命講稿》,J.H菲尼斯、R.V.勞倫斯編輯,秋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頁。
          [86]See New York Tunes Co. v. United States, 403 U.S. 713, 716 (1971)。
          [87]同前注[2],沈固朝書,第213~215頁。
          [88]例如,1917年10月28日人民委員會發布的《出版法令》,12月18日司法人民委員部《關于成立出版物案件革命法庭》的決議。參見〔前蘇聯〕蓋爾青仲編:《蘇聯和蘇俄刑事立法史料匯編(1917~1952)》,鄭華譯,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44~46頁、第62頁。
          [89]《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盧森堡專輯)》增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2頁。
          [90]同前注[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9頁。
          [91]同前注[24],陳力丹文。
          [92]參見馬光仁:《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頁。值得深思的是,至今中國仍然不允許民間辦報。
          [93]例如,2001年我國《出版管理條例》第20條規定:“圖書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和電子出版物出版社的年度出版計劃及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選題,應當經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門審核后報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備案;涉及重大選題,未在出版前報備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
          [94]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由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和中國法學會研究部的聯合課題組發表的“關于批準和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建議書”,根據中國新聞出版體制的現狀,建議對公約關于表達自由的第19條提出保留。參見陳光中主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批準與實施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頁、第5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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