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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長永的個人空間

    排除非法證據 促進司法公正
    發布時間:2017/7/31 15:35:04 作者:孫長永 點擊率[641]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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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處】中國法院網

      【中文摘要】《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有利于促使在刑事訴訟中行使公共權力的廣大司法人員徹底摒棄“重實體、輕程序”、“重證據真實性、輕證據合法性”、“重證明力、輕證據能力”的陳舊司法觀念,牢固樹立“程序公正先于實體公正”、“證據合法性先于證據真實性”、“證據能力先于證明力”的司法觀念。有利于為法院依法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提供有效的程序法保障,進而為法院對案件實體問題進行實質化審理奠定基礎。有利于通過刑事程序規則和證據規則的技術性創新推動我國審判程序規范化、法治化水平的不斷提升。有利于強化審判權對偵查權、起訴權的制約,加強人權的司法保障,促進審判中心地位的確立。

      【中文關鍵字】非法證據;審判中心;審判權

      【學科類別】刑事訴訟法

      【寫作時間】2017年


        為落實中央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務,準確懲罰犯罪,切實保障人權,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近日,“兩高三部”聯合出臺《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該規定總結了2010年“兩個證據規定”和2012年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吸收了現有相關司法解釋的合理內容和法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凝聚了政法各機關和各方面的共識,立足中國國情,以五個部分、42個條文的篇幅就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和程序等重點問題作了較為務實、明確的規定,其中不少規定還有一定的創新意義,例如,明確了以“威脅”手段收集的供述和重復性供述的排除標準,將“采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供述和證人證言納入了排除范圍,確認了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規定了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在偵查終結前對是否存在非法取證情形的全面審查和核查、記錄責任,明確要求法院在裁判文書中記載關于證據合法性的審查和調查結論,并說明理由,等等。《規定》如能得到切實執行,不僅有助于破解司法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申請難以及非法證據證明難、認定難、排除難等現實問題,而且將會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乃到司法體制改革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當前而言,認真執行《規定》,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實現庭審實質化,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促進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有利于促使在刑事訴訟中行使公共權力的廣大司法人員徹底摒棄“重實體、輕程序”、“重證據真實性、輕證據合法性”、“重證明力、輕證據能力”的陳舊司法觀念,牢固樹立“程序公正先于實體公正”、“證據合法性先于證據真實性”、“證據能力先于證明力”的司法觀念。同時,有助于引導審判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妥善處理法定程序與真實發現之間的矛盾,培育和堅持在遵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依法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的司法習慣。這是實現庭審實質化、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其次,有利于為法院依法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提供有效的程序法保障,進而為法院對案件實體問題進行實質化審理奠定基礎。自2012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來,被告人或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現象越來越多,但由于立法相關規定過于原則,控辯審三方常常因為一些具體問題產生激烈爭議,影響了案件實體審理的順利進行。《規定》將證據合法性調查與案件實體審理區別開來,建立了貫穿于庭前會議、一審庭審調查和二審程序的相對獨立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并就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范圍和標準、庭前會議關于證據合法性審查的效力、證據合法性的先行調查原則以及調查后的決定及其效果、公訴人在一審庭審和二審庭審中證明證據合法性的手段及其限制等實踐中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這就為法院依法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客觀公正地審查和判定證據的合法性提供了明確的規范依據。嚴格落實《規定》,必將使證據合法性問題的審查和裁判活動更加活躍、更加公正,這既是庭審實質化的內在組成部分,同時也為進一步就罪與非罪、罪重罪輕等實體問題進行實質化審理提供了便利條件。
       
        再次,有利于通過刑事程序規則和證據規則的技術性創新推動我國審判程序規范化、法治化水平的不斷提升。《規定》根據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健全落實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律制度,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的要求,對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作出了更加完整、嚴謹的規定,對刑事訴訟各階段非法證據的調查核實和排除程序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規范,對偵查、檢察和審判機關在排除非法證據方面的職責作出更加明確的規定,特別是對審判階段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庭前會議對非法證據的審查和協商、庭審過程中對證據合法性的先行調查、排除非法證據的法律效果以及第二審程序關于證據合法性的審查處理等程序性問題,作出了富有操作性的規定,體現了以程序規則和證據規則的技術性創新推進法治進步的精神。這將有利于強化第一審事實認定的中心地位,推動關于庭前會議、庭審證據調查等程序乃至第二審、再審和死刑復核中事實證據審查程序的立法完善,從而提升整個審判程序的規范化、法治化水平。
       
        最后,有利于強化審判權對偵查權、起訴權的制約,加強人權的司法保障,促進審判中心地位的確立。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方面原因,我國形成了公檢法機關“流水作業”的辦案模式和“偵查中心主義”的刑事訴訟構造,刑事審判長期以來主要局限于“認定犯罪事實、定罪判刑”的實體審理范圍,而對證據合法性爭議等先決問題重視不夠,以至于有的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對部分辦案單位通過非法方法收集的一些證據,往往不能夠或者不愿意依法予以排除,導致一些案件在定罪問題上發生錯判,并因此損害了涉訟公民的合法權益。基于從源頭上防止冤假錯案、實現公正司法的需要,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的要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將助推這一改革目標的實現。因為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本質上是以獨立的審判權對以公共利益之名發動的偵查行為和起訴行為的司法審查程序和對權利受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救濟程序,它同刑事案件的實體審理程序一樣,鮮明地體現了權力制衡原則和司法最終裁判原則的精神。《規定》的有效實施,可以更好地發揮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預防、引導、制裁和救濟功能,從而促進審判中心地位的確立,更加公正地懲罰犯罪和有效地保障人權。


      【作者簡介】孫長永,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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