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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邵六益的個人空間

        在建黨百年的視野中理解中國《民法典》
        發布時間:2021/6/25 8:41:34 作者:邵六益 點擊率[564] 評論[0]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文關鍵字】建黨百年;民法典

          【學科類別】

          【寫作時間】2021年


            如果說中國《民法典》具有時代意義和世界影響的話,恰恰是因為中國《民法典》超越了自由主義和個人本位的19世紀原則,將20世紀中國的政治實踐納入其中,成為社會主義民法典的典型。
           
            202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正式生效,民法學研究進入“民法典時代”。編纂《民法典》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件大事,民法典研究成為中國法學界現象級的熱門話題。在此次《民法典》編纂之前,新中國經歷了三次編纂《民法典》的探索,對《民法典》編纂過程與精神品質的理解,需要回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和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視野之中。在社會革命過程中,新中國政法體制建立在身份區分的基礎之上,如在婚姻法和土地法等“事實民法”中推行區別化邏輯,這與經典民法觀念中形式平等的基本假設存在一定的內在張力,加之經濟制度的影響,前三次《民法典》編纂工作未能順利完成。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日漸成熟,我們更有能力將民法傳統納入到新時代的政法體制之中。《民法典》制定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一步,有利于將敘事性的中國故事上升為規范性的中國經驗,社會主義性質才是中國《民法典》獨具特色的精神品質,也是中國《民法典》可能對世界作出的真正貢獻。
           
            在建黨百年的視角下理解《民法典》的編纂歷程
           
            20世紀的中國面臨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這要求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借助群眾動員完成現代國家建設,這也形成了社會主義政法傳統。新中國法治深受蘇聯的影響,革命不僅是前30年間的國家主題,也是法學的重要底色。在革命話語框架下,敵我之分沒有常勢,需要不斷調整革命路線重組政治聯盟,聯合一部分人打擊另一部分人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地法和婚姻法的理論與實踐中,打破了形式平等這一私法理論的基本假設,社會主義法治所貫徹的差別化原則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對人的理解是分階級的,并根據階級身份賦予不同的權利,以此更好地調動大多數人的支持。民法理論中的民事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對“人”的理解是同質化的,這是私法理論的基本假設;但是,置于社會主義的政法語境之中,人恰恰是分為不同階級的。
           
            這與民法理論的基本原則迥異。新中國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不太可能確認形式主義的平等原則,社會主義所確立的政治原則建立在敵我劃分的基礎之上,只有屬于“自己人”范疇的人民才能夠獲得一系列的權利,因此民法的基本理論中所蘊含的個人主義和形式主義很難直接嫁接到經典社會主義理論之上。這決定了新中國在短期內難以采納貫徹個人本位、形式平等的《民法典》,也導致前幾次《民法典》編纂的失利。改革開放后法治建設中上述不同傳統的張力也未曾消失,社會主義政法傳統、自由主義法治傳統、中國傳統禮法傳統在民法理論中交織,因此出現了2006年圍繞《物權法》草案產生的爭議。此次《民法典》編纂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為中國特色法治話語體系的發展,使得國家更為自信地將這些不同資源整合進《民法典》之中。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了編纂《民法典》的目標,為我國的民事立法工作指明了方向。會議確立的法治不再是西方式的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哲學和實踐,而是擴大了對法治的定義,形成以國家治理為中心的法治體系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格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完全是國家法律,適應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要素都需要被包含在我們的視域之中,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立體框架將國家、政府、社會、公民都納入法治體系之中,最終追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味著對過去治理能力的更新換代。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治理之中,法律只是其中一個環節,道路、路線、方針、政策都可以成為治理的依據。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目的在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內容也就涵蓋了黨的領導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制度問題。如果我們希望以法律的方式來處理這些領域的基本問題,那么必然意味著法律概念的擴張,同時我們對法治的理解也就會發生變化。在這種擴張了的法治話語中,民法理論所天然帶有的個人主義、私權至上精神才具有了被整合進社會主義現代治理體系中的可能。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將改革開放以來寶貴的經濟發展經驗固定下來;如果說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需要重塑社會主義關于勞動的敘事的話,新時代也需要重塑財產、勞動、權利的敘事,這種話語重構需要借助社會主義《民法典》去實現。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今天能夠制定《民法典》,不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的忽略或對西方個人主義法治的簡單模仿,而是隨著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自信的建立,能夠更好地將民法邏輯納入到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之中。
           
            在社會主義理論中理解《民法典》的精神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將《民法典》定位為“一部體現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民法典”,但主流民法學界的論述中只集中在前兩個特色上。在民法學界對民法典的類型劃分和演進中,存在著從19世紀法國、德國民法典到21世紀中國民法典的演進(《德國民法典》的貢獻更多在于體例的創新,而非超越個人主義的新的私法精神,它只是19世紀精神在20世紀的承載者),進而從人權保障、新技術發展的角度來解讀這些特征。其實,權利是19世紀民法典的基本主題,中國《民法典》對人格權的關注難謂首創,早在朗貝爾主導的1907年瑞士民法典編纂中,就取消了總則編并將人法作為第一編;而21世紀前20年很難講已經釋放了本世紀的全部可能,或許2020年才真正開啟了中國的21世紀“二十年代”。更為關鍵的是,從19世紀民法典到21世紀民法典的演進中,缺失了重要的“20世紀”。對“20世紀中國”的忽視,不僅忽視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傳統,也片面理解了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傳統,更是對新時代缺乏理論自覺。
           
            如果說中國《民法典》具有時代意義和世界影響的話,恰恰是因為中國《民法典》超越了自由主義和個人本位的19世紀原則,將20世紀中國的政治實踐納入其中,成為社會主義民法典的典型。習近平總書記將“社會主義性質”作為中國《民法典》的首要特征,什么是社會主義性質?這就需要回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完成國家建設、社會改造的20世紀的奮斗歷程之中。在中國近代史的敘事中,對20世紀的理解不能從延續的角度從王朝紀年、皇帝紀年或者孔子紀年中去發展,不能忽視革命的視角。中國共產黨借助性別革命、家庭革命和土地革命,解放了受壓迫的底層群眾,逐漸打造了新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新中國承接了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尋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努力中的追求。
           
            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融貫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關系,將社會主義法治傳統與自由主義法治傳統連接起來,回答了上文所說的前幾次編纂《民法典》過程中遭遇的價值張力問題,既為理解中國《民法典》的時代貢獻提供了重要抓手,也為世界治理貢獻了中國方案,不斷豐富和發展共和國的時代精神。新時代的《民法典》不僅意味著自由主義私法秩序的確立,更代表著多種價值理念的整合與重塑。例如,以人格權問題為例,經典民法理論對人格權的保護更多是一種形式平等的保護,民法作為私權至上的最重要的武器,有滑向保護既得利益的危險;而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說,保護弱者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對底層的關注不僅是中國立法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關懷之一。
           
            因此,中國《民法典》需要尊重個人創造,但不能成為固化法律及其背后利益格局的鐵籠,這就需要在未來的《民法典》的適用與解釋中,關注社會主義平等精神的應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也要求《民法典》更為關注社會平等,關注對難入法律之門的社會弱者的充分保護,這才是社會主義民事立法和實踐的應有之義。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視野下,關注《民法典》的社會主義議題強調民法典的社會主義性質,并非為了一種智識上的愉悅,而是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在當前的國家治理中,強調《民法典》的社會主義性質,有助于弘揚勞動創造財富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觀,避免大企業借助私法至上、財產權神圣而成長為“資本怪獸”。當太平洋彼岸的資本巨頭可以輕而易舉地封殺在任總統的時候,中國正在展開一場從中央到地方的抑制資本無序擴張運動,兩相對比之下也可以很好地說明中國《民法典》所植根的社會主義土壤。


          【作者簡介】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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