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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邵六益的個人空間

        中國政法體制的政治歷史解讀
        發布時間:2021/7/28 11:03:55 作者:邵六益 點擊率[635] 評論[0]

          【出處】《東方學刊》2021年第2期

          【中文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法體制植根于 20 世紀中國的根本議題之中。“自生自發”的社會轉型模式只適用于西方“文明世界”的范疇內,落后國家只能通過革命的方式爭得民族解放,實現國內政治秩序的重建。近代中國的大轉型需要借助列寧式政黨重塑和凝聚力量,不同于國民黨政治革命模式,共產黨借助社會革命重構了中國革命的動力,通過打造先鋒隊并塑造無產階級取得革命成功,對群眾進行政治動員的需要促生了司法為民的基本要求。從革命時期就開始形成的黨管政法、司法為民等,構成了政法體制的基本內容;其中,黨管政法提供了社會革命的領導者和方向,而大眾司法則有助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這一框架在今天依舊具有解釋力。習近平法治思想將“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最重要的內容,接續了政法體制中黨管政法、司法為民的兩項要求,也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政法體制在新時代的最新發展。

          【中文關鍵字】國家轉型;政法體制;黨管政法;司法為民

          【學科類別】中國法制史

          【寫作時間】2021年


            01.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來,法學界涌現出越來越多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法體制的研究,如對政法體制、黨管政法、法院調解、群眾路線等問題的關注。[1]由此,接續了政法法學的研究傳統——對司法之中政黨的關注。[2]目前學術界對政法體制的內涵和外延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如有學者認為政法體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條塊關系”中以塊塊為主的同級黨委領導體制,二是央地關系中的黨內分級歸口管理與中央集中統一領導。[3] 也有學者認為黨與政法關系最終形成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法領導體制,具體表現為“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4]盡管各種表述之間存在分歧,但基本上都將政法體制確定為這樣兩個部分,一個是黨法關系,即政黨與法治建設之間存在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一個是法民關系,即法律與人民之間的關系。相較于十多年前的研究而言,近期的相關研究分享著一個共同點:大量地使用檔案材料或社會調研的材料,嫻熟、準確地援引文獻檔案,還原政法體制的制度背景。但是訴諸歷史檔案的描述性研究容易將政法實踐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實進行描述,有可能忽視制度背后的理論邏輯。為什么政法體制包含這些內容?政法體制的這兩點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聯?這些問題還需要超越描述性研究的分析。本文試圖從20世紀中國革命與國家建設的背景出發,為政法體制的形成提供一種融貫的解釋進路——不是將政法實踐作為推理的當然前提去尋找材料支撐,而是將其置于中國現代化與國家轉型過程之中,為政法體制的內在結構提供一種融貫的解讀。[5]
           
            “政法”不僅意味著政治與法律的關系,也表明某種政黨—國家形式,對政法體制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在司法領域中,而是代表著某種國家社會的組織形式。[6] 無論是近代西方所形成的自由主義式的現代化道路,還是中國的政法體制,都是現代化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同樣致力于將政治的正當性從神轉移到人的事業,馬克思主義對人的解放更為徹底,階級范式打破了啟蒙思想家原初狀態下原子化個人的假象,使得社會契約擺脫了抽象主體的束縛,從屬于特定階級的具體人成為構建現代政治的更為堅實的基礎。[7]近代以來的國家學說建立在啟蒙哲學基礎上,人民主權、社會契約賦予了國家由下而上的正當性,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使得這種理論變成了現實,進而成為模式,此后政治哲學的根本性創新幾乎終結,現代化進程簡單表現為“自生自發”的社會轉型,學術思考的核心轉移到社會學研究上來。[8]然而,自由主義版本的社會進化模式只適用于歐美強國,對于受到外國壓迫的中國而言,社會轉型必須要以國家轉型作為前提,救亡始終是高于啟蒙的命題。
           
            在救亡圖存以求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化的倫理追求由政黨承擔,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試圖以“社會化”的方式將自身的政黨倫理推廣到全體人民。但只有通過社會革命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才有可能推翻“三座大山”,這也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完成晚清以來大變局的關鍵所在。[9]不同于國民黨“黨化司法”中政黨與法律的兩個要素,政法體制突出了對人民的動員及教育,構成了社會主義法治的獨特品質。20世紀中國的特殊境遇決定了國家轉型的路徑,政法體制既可以說是關于法治建設的一種總結,也可以說是整個國家體制的一種標識。[10]政法體制內在于中國現代化的特殊語境之中,黨領導司法、司法為民構成了政法體制的基本內容。新中國成立后,政法工作在服務大局中形成革命與法制的辯證法。在現代法治過程中,為了保證廣大群眾在法律過程中不被忽視,黨需要借助司法為民等政策,彌合法律的形式規則與分層化社會的間隙,由此形成了司法過程在專業化與大眾化之間搖擺的印象。黨領導司法、司法為民形成了政法體制中的三個要素:政黨—法律—人民。今天,習近平法治思想將“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兩項最基本的要求,這也在某種意義上表明了政法體制的生命力和創新性品質。
           
            02.現代轉型中的黨和國家制度
           
            近代政治哲學所許諾的社會契約建國,只適用于西方所謂“文明國家”的范疇,無論是涂爾干發現的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的轉變,還是韋伯概括的從卡理斯瑪型到傳統型再到法理型的統治,都有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預設。[11]“法的精神”這種看似中性的詞匯,最終發展為具有歐洲地方特性的“資本主義精神”。“唯獨西方才有”“除了西方之外”“只有在西方”“沒有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有如近代西方那樣”等詞匯充斥在韋伯的論述中,作為“歐洲文化之子”,他關心的是近代歐洲的獨特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德國的獨特性。[12]對于大部分國家而言,無法跨入所謂“文明”門檻開啟自生自發的社會轉型,近代的西方國際法也創造出“文明國家”“半開化國家”“野蠻國家”的三分法,“文明”成為19世紀歐洲國際法的重要概念。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知識人眼中的西歐工業化、政治民主化、法治現代化不可能是普適的;將這種現代化理論推廣為現代社會的正當秩序的模板,恰恰“可能忽略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不平等條件”。[13]總之,西方“自生自發”的現代化道路是國際關系中強者的特權,對于落后國家——如俄國、中國——而言,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解釋世界、固化這種“文明—野蠻”秩序,而是改造世界,為其國家轉型提供契機,列寧式政黨成為必選項,而黨管政法便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
           
            (一)邊緣國家的現代轉型
           
            人類政治生活的最核心議題是國家問題——確定哪些人組成共同體,并在內部安排由誰來執掌共同體的公權力,兩個命題分別被概括為“社會契約”和“政治契約”。[14]近代以來的啟蒙思想家重塑了政治哲學命題,個人成為正當性唯一的源泉,人民主權與社會契約是形成權力的關鍵。每個人都從造物主那里獲得了天賦的權利,為了保護生命或財產,人們才決定以社會契約的方式組成國家,而政府的目的也就是為了保護這些權利。[15]18世紀末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使得近代國家理論從學說成為現實:美國實踐了洛克的理論,而法國則驗證了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16]無論法國大革命最終境遇如何,拿破侖引以為傲的“拿破侖民法典”已經重塑了西方關于正當性的社會基礎。[17]從此,正當的國家都需要遵循相關的要求,就如《人權宣言》樂觀、自信地宣稱,“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國家,就沒有憲法”。正如施米特所敏銳觀察到的那樣,權利保護與權力分立成功地從一種地方性知識變成一種普適性真理,進而塑造了后世自由民主法治國的基本框架。[18]
           
            當資產階級革命勝利、近代政治哲學所追求的人民主權和社會契約等訴求被現實政治確立下來之后,近代自然法的使命就完成了,其所包含的激進性就被主權國家所馴服。[19]19世紀興起的正是以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哲理法學和歷史法學為代表的三大法學流派,自然法被重構為民族國家的法律。現代化學術努力從政治理論轉到社會學上來,探討“社會法則”成為19世紀之后歐洲學術的重心,無論是圣西門還是孔德,都試圖以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的“法則”的概念取代“自然法”,由此對抗作為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基礎——社會契約論——中的任意性。[20]核心命題變成了如何看待社會轉型而非國家建構,學者所熱衷的也是描述這種社會變化,無論是孔德、托克維爾,還是馬克思,都關注歐洲王朝革命之后的社會狀態,然后分別給出工業社會、民主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結論。[21]
           
            西方自生自發現代化建立在人的平等性基礎之上,真實世界中的個人恰恰是不平等的。由于每個人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社會契約最終所得到的結果也很難說是公平的,盧梭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在現實中會因為各種原初性的差別而難以實現,所以國家也就不可能是實現人民主權的結果正義,而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法律也不過是階級統治工具而已,“你們的法只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盡管任何國家形式都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每一次社會進步只不過是以新的階級壓迫取代舊的階級壓迫,但是資本主義階段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成為人類歷史上可以想見的最后的對抗,“最后的斗爭”也會最終消滅國家本身。[22]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階段,階級壓迫發生質變,資本的“物”的邏輯取代了“人”的倫理,成為凌駕于一切社會關系之上的支配形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不是人對人的壓迫,而是資本對人的壓迫;資本邏輯的擴張帶來的勞動異化不僅適用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同樣適用。[23]溫情脈脈不僅在無產階級的生活中消失,在資產階級的生活中也消失了,資本家經營不善就會淪為無產者,即便是婚姻這種溫情的最后庇護所中,在資本主義時代也蛻變為擴大交際圈子、提升資本增值空間的手段。[24]無產階級要推翻的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更是資本的支配本身:不僅解放無產階級,也解放了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號召以革命推翻國家之后,最終所要實現的共產主義恰恰是要消滅這“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機器,實現每個人自由而自在的狀態。無產階級不僅僅是簡單地使用自由主義的民主手段來進行統治,而是要消滅民主這種國家機器本身,消滅作為國家殘余的民主制度——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不會消失。[25]
           
            從理論上來說,由于資本的剝削不分國界,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祖國,因此革命也是全球范圍的。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前,恩格斯曾經以問答的形式討論過“共產主義原理”,他也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不可能在單獨某個國家內發生,而是必然在各文明國家同時發生。[26]待到《共產黨宣言》發表時,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意識到:“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在一國范圍內的斗爭。”[27]那么,首先在哪個國家實現呢?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經濟越發達的國家越有可能率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恩格斯在上述“問答”中也是重點關注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四個國家。但在現實中,為什么落后的俄國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
           
            現代化不僅是上層建筑領域思想上的變化,更是實實在在的財富增值和社會變遷,任何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時候,都需要擁有更多的資源來重塑傳統的城市與鄉村關系。[28]財富的積累需要放在整個國際格局中去理解,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以后,資本在全球范圍尋求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無論是洛克菲勒煤油托拉斯,還是通用電氣公司,它們的業務是遍布全球的,借助銀行這一金融工具,其剝削的觸角和吸盤伸到全球每一寸土地,資本“瓜分世界”的野心慢慢變成現實,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受到外國資產階級的剝削。[29]又由于資本集中在少數最強大的國家之中,最終落后國家在整體上受到了極少數最強國家的剝削。列寧特別以英國為例進行了說明,它不僅有能力剝削全世界,而且還收買了英國部分的工人階級,使他們成為分享這種殖民利益的同謀。[30]在帝國主義的全球體系下,落后的俄國不可能遵循常規道路實現和平的大國崛起,在1917年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既意味著國內無產階級的解放,拋棄了私有財產原則,為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可能,同時也意味著跳出了帝國主義對俄國的剝削。這既是歷史節點上的戰略選擇,也給世界秩序帶來了新元素,開啟了新的紀元。[31]近代中國的現代轉型無疑也受到了國際形勢的影響,有研究發現,英、法、美、德、日、俄在中國問題上的“大國協調”乃是辛亥革命時國內各政治派別“大妥協”的關鍵性外因。[32]在列強環伺下,中國只能采取革命的方式突破瓜分的格局,重塑國內的革命力量,才有可能追求國家轉型與現代化;也正是俄國、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方主導的漫長19世紀末期孕育了變革的種子,迎來了社會革命的 20 世紀。[33]
           
            (二)國家轉型中的政黨競爭
           
            中國自1840年以來被迫向西方一步步門戶打開,但自給自足經濟非常強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拒斥了西方資本的入侵,國際資本對中國的剝削主要靠武力支撐的直接掠奪,而不是合法貿易。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時,這種狀況還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也因此中國共產黨才有在農村進行革命動員的可能。[34]
           
            晚清以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傳統統治手段喪失了效力,對內無法整合新興的社會力量,科舉制的廢除也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紐帶被割斷。中國近代轉型的核心命題就是從國家層面上尋求獨立,并完成國家內部的現代整合,改變中國人只知其族不知其國的狀況。傳統中國的中央政權無法直接觸及底層人民,儒家倫理指導下的鄉紳可以參與治理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但在這些經紀階層的間接統治中難免發生中飽私囊的情況,而且也隔斷了中央與底層的直接聯系——這種“一竿子通到底”被視為現代國家的基本特色。如果新的政權建設僅僅基于原先的社會基礎的話,那么國家制度的擴展會淪為對原先制度的復制,這種低水平的增長就是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困境,即“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復制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如中國舊有的營利性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35]民國的國家政權建設的核心在于重建中央政府與底層人民的聯系,避免一直困擾中國的國家政權“內卷化”的魔咒。
           
            現代政黨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它們成為代表民意、吸納社會賢達的新的整合手段,黨員取代過去的儒生成為中國命運的擔綱者,以此來填補革命之后上下協商環節斷裂所造成的空隙。[36]在現代議會式政黨和列寧式政黨的制度競爭中,列寧式政黨的組織要求在于一黨專政、決策上的民主集中制、黨對國家和社會的全面控制等,由此既可以保證政黨國家的強大力量,也有助于完成對落后的國民的重新塑造。因此國共兩黨最終都選擇了后一種模式,試圖以一種集權性的政黨模式來整合、組織國家,但只有共產黨才真正掌握了其精髓,完成了改造中國的使命。在“國家—社會—個人”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層級結構,原先依賴儒學、禮治、鄉紳的柔性治理被廢棄,三者之間的隱秘的紐帶消失后,國民黨的外部植入精英的做法顯然沒有找到突破口,不得不回歸傳統的治理方式進而被“內卷化”。[37]盡管國民黨也和共產黨一樣想建立列寧式政黨,但是最終實行的只是“準列寧式政黨”,與其他的列寧式政黨相比有重大的體制性區別,王奇生教授概括為“弱獨裁政黨”。[38] 
           
            這種結果在我們熟悉的司法領域中看得更為明顯,國民黨也曾推行過“司法黨化”,動員民眾、改造社會,以求最終構建現代國家,但這種全能主義國家觀只有在“內憂外患”之下才有正當性,國民政府應該迅速地“還政于民”并實行憲政民主,所以其司法黨化運動也很快失敗。[39]對于國民黨司法黨化探索的失敗,李在全研究員給出了多方面的原因,如黨務系統與軍隊、政府相比而言的弱勢、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反對、司法人員內部的分歧等。然而,李在全研究員的理解與王奇生教授的解讀存在共同的不足,他們都將國共兩黨競爭中國民黨的失敗歸結為技術上的行政能力因素,而忽視了背后的道義因素。[40]列寧式政黨并不僅僅是一種組織手段,更包含著政治正當性在其中。國民黨所推行的黨國體制、黨治司法之所以失敗,恰恰是因為他們對列寧式政黨的學習“得形忘意”,之所以出現國民黨治下的軍權高于黨權的現象,根源于國民黨在加強外在控制的同時缺失政治倫理,忽視人民的維度,無法通過階級革命動員社會力量。國民黨的現代化思路并沒有脫離自由主義的底色,對社會革命缺乏認識;與之相反,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從一開始就是反自由主義的,對底層的關注不僅是手段性的,更是目的所在。
           
            國民黨所分享的現代化方案將傳統中國理解為落后民族,視西方的科學知識和現代制度為先進,通過開明政治精英的改革以建設強大國家,最終實現自由民主,保護人的權利。[41]國民黨的失敗恰恰在于其依賴于自由主義視角下的抽象的“公民”,忽視了具體的、真實的“人民”。國家不是學說中存在的自在物,而是建立在具體的社會基礎之上,國民黨的“黨治司法”盡管改變了司法人員的構成,但是其體系嚴密的法律文本、精巧的司法程序始終離普通人民太過遙遠,最終這套黨治司法僅僅是少數人的游戲,無法通過司法實現社會治理,也就無法獲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黨化司法或許真的可以控制司法,但是司法機構本身也是高高在上漂浮著的架子,與人民生活沒有直接的關系。在本文后面論述的中共的陜北司法實踐中我們就會發現,馬錫五審判方式的成功主要在于獲得了底層人民的支持,而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也好、黨化司法也罷,失敗之處便在于缺失了社會革命的維度,進而無法維系政治建設與人民之間的關聯。
           
            晚清以來中國的社會整合機制的失效使得鄉村被剝離在政治之外,重建鄉村是國家轉型的題中之義,而局限于上層的國民黨改革并未成功改造下層社會。鄉村建設派也發現了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村的改造,鄉村建設的“真意義”不在于鄉村自救,而是重建社會進而重構國家倫理。但是,鄉村建設派并未超越傳統的邏輯,試圖借助儒家文化重建鄉村;不同于共產黨在鄉村進行的階級塑造和斗爭,梁漱溟依舊寄希望于傳統精英,將改造鄉村的關鍵放在文化上,“毛澤東把它(農民運動)看成是思想上的無產階級進行武裝政治運動的動力,并很快著手發展了一支軍隊;梁漱溟卻把它看作是對道德教化的召喚,并很快制定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要讓農民遍布‘君子’”[4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發現,動員群眾僅僅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所謂‘動員’并不僅僅只是尋求一種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就中國革命而言,更重要的,則是如何讓人民‘當家做主’,也即成為政治主體或者‘國家的主人’”[43]。如何能夠使得長期以來備受壓迫的中國底層人民成為國家主人,這就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革命,而政法工作也服務于這一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宗旨,共同實現社會革命中的再造人民。
           
            03.社會革命對“人民”的政治塑造
           
            社會革命是與政治革命相對的概念,馬克思主義將政治革命定義為特定階級利益支配下的革命,而社會革命則指向人的真正全面和徹底的解放。[44]阿倫特的劃分與之接近:美國式的革命側重于解決政治上層建筑問題,是不去觸動社會問題的政治革命;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以底層動員為關鍵,是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為動力和目標的社會革命。[45]其實,美國革命之所以沒有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發展到發動所有“無套褲漢”的社會革命,得益于美國優越的外部環境,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所遭遇的外部壓力比較小,所以沒有太強的動力去發動底層。反過來說,如果英國不是決定“放棄”對北美的政治上的控制而直接退為保持其商業利益,那么美國可能需要在獨立戰爭的時候就得發動群眾來參與,尤其是動員南部的黑人參加軍隊——這樣美國的種族問題在其獨立戰爭時期就會爆發出來。[46]由于非常落后的外在條件,列寧所領導的俄國革命、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就必須要發動更多的力量來參與斗爭,從政治革命走向社會革命是必然之舉。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主義背后平等理念所生發出的對外的弱國圖強、對內的超強動員能力兩個特色,在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中合二為一了。[47]正是因為人民在社會革命中的基礎性,決定了政法體制司法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重要性。
           
            (一)黨的領導與階級政治
           
            在共產黨所創造的革命敘事中,中國在封建社會“末期”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西方的入侵使得中國無法獨立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有通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來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條件,而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使得革命由共產黨領導的下層人民來實現,革命之后的中國也必然加入了十月革命所揭開的社會主義時代的序幕。[48]社會主義革命強調的是在政治革命之外的社會革命,不僅考慮黨權與政權這些頂層設計,而且關注上層建筑與下層人民之間的關系:通過土地革命解放農民,通過性別革命解放婦女,通過家庭革命解放子女,從而創造出進行階級革命的動力。社會革命將承擔革命精神的先鋒隊與需要被改造的底層連接起來,國民黨的黨化司法只是二維的框架,通過政治革命最終只能在政黨與政府之間建立比較緊密的關系,但無法觸及革命真正的動力——人民群眾;共產黨的政法卻始終是三個因素的框架,通過社會革命使得政黨直接與人民建立起關聯。
           
            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大部分都是農村,農民是中國人的主體部分,而農業曾經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問題的核心在于農村問題。不同于國民黨的政治革命進路,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將重心放在城市和無產階級身上,而是以改造農村、動員農民為中心工作。[49]共產黨在農村的革命要通過“技術手段”塑造被壓迫者,使得“翻身”做主人成為極具號召力的口號,進而調動巨大的革命資源為民主革命服務。在各種動員機制下,被灌輸無產階級理想的底層人民為革命帶來了動力,“翻身”成為重要的話語旗幟。共產黨利用階級劃分的方式,改變了農民的身份認同,斗爭的對象和依靠力量被重新洗牌,除了通過土地革命中對貧雇農的動員外,共產黨還通過性別革命的方式將婦女動員起來。在“男女平等、婦女婚姻自由、婦女生產、婦女救護、婦女宣傳、婦女偵察、婦女參政、婦女參軍、婦女擁紅、廢娼及兒童公育”等一系列口號背后,我們很容易看到工具主義的色彩——對婦女的調動要服務于當時的革命斗爭的需要。[50]
           
            在土地革命、性別革命和家庭革命背后,隱藏著階級革命的邏輯,如解放女性也是為了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斗爭,用階級話語來統領女權主義的訴求。解放婦女并不是按照自由主義的方式解放之后就放之不管,而是要仔細辨析個人主義泛濫后所帶來的問題,改變之前以個人解放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式的啟蒙,轉向階級和民族意識下的集體式啟蒙。只有放在無產階級解放的話語中才能理解性別革命的真諦:“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解放。”[51]同樣的,在土地改革中對貧雇農的解放也是雙面的,解放貧雇農與發展生產之間是存在張力的,這一內在沖突也可以從 1946—1948 年北方“土改”中體現出來——如果任由貧雇農來打擊中農的話,農村的生產無法維持,最終會影響政權的經濟基礎。因此,北方土改并不僅僅是激進地推翻一切,而是在農民翻身和聯合地主促生產之間的平衡,“翻身”與“生產”在階級革命的話語下得以統一。[52]解放的婦女需要自我束縛,避免滑入自由主義,翻身的農民需要稍加克制,避免影響農業生產,而這些都由無產階級的大局觀所限定,最終被解放的婦女、農民都成為無產階級所領導革命的動力來源。總之,利用無產階級的話語與實踐,將翻身的農民與地主、解放的婦女與男性都納入“人民”的范疇,從而為政法體制打造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二)社會革命的制度實踐
           
            社會革命的實現需要有相當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基礎,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探索需要有一個長期存在的、作為國家政權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53]在過渡時期,包括法律在內的國家制度需要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創造各方面的條件。《共同綱領》確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上多種經濟成分并存,階級構成上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并存,新中國需要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上,不斷塑造無產階級的同質性。無產階級的同質性并不意味著新中國的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占優勢,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主要體現在思想、組織、對國家未來的設定和領導權上,對階級的理解不能僅僅是結構性的,更應該是政治性的。[54]雖然《共同綱領》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且確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但是由于 1949 年時“許多革命工作還在開始,群眾發動還不夠充分,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還不夠成熟”,所以由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暫代職權。從 1949 年到 1952 年的三年間,經濟、社會、思想改造的順利進行,使得無產階級的同質性增強,國家決定以普選方式選舉地方人大代表,進而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55]
           
            從 1949 年到 1954 年,從《共同綱領》到“五四憲法”,新中國大體上變成了一個具有無產階級同質性的國家,才使得公意機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得以選出、公意集中體現的“五四憲法”得以出爐,《共同綱領》只是確立了“建國的政治基礎”,“建國的法律基礎”直到“五四憲法”的頒布才最終確立,標志著國家的憲制建構的真正完成。[56]實際上,“五四憲法”的確立也只是意味著社會主義在法律層面上的確立,這僅僅是上層建筑領域的變化,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社會經濟領域的變化之后才能實現。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憲法”將敵我區分內在化而非消解,也有其必然性。“五四憲法”確立了社會主義方向,更多是與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上升與資本主義衰落的總趨勢相一致的,這也是制定“五四憲法”時的基本假設與前提,[57]而不是意味著社會主義條件已經完全具備,列寧設想的社會主義階段的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是:“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需付給普通的‘工人工資’,并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跡鏟除干凈。”[58]顯然,這種理想狀態沒有實現。
           
            以馬克思、列寧等人經常強調的“工資”問題為例,盡管確立了公有制,但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按需分配還無法實現,基于人身特征和社會主義分工不同所產生的差別還會存在,黨政人員的供給制難以實施,等級工資制雖從一開始就遭到毛澤東主席的反對但始終存在;只有“文革”期間的極端激進觀點才會將工資制作為“資產階級法權”進行批判,當然這種觀點很快被拋棄。[59]也就是說,現實的政治狀態距離理想還很遙遠,在過渡階段,憲法和法律的制定本身不足以成為社會主義的保證,只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黨才能承擔這一職責,黨治相較于法治更具適用性。[60]只要共產主義尚未實現,“斗爭”就一定會持續,而在斗爭與法治的張力下,法律就不可能獲得最終的決定性。只要社會主義的同質性并未最終實現,就一定需要借助黨治的力量來整合各種異質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借助黨領導人大的憲制設計,實現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的政治構建。
           
            就人民的政治構成而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沒有能夠基于無產階級的同質性而消解一切差異。[61]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人員構成中,有數目龐大的以職業為基礎的功能代表——軍隊代表,但更多的是來自各個地方的全國人大代表,而在代表的構成方面的核心張力來自城鄉之別。長期以來,城鄉代表的代表性不同;不同民族、地區也有差異。由于新中國成立初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而城市、工業又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選舉法規定了“八分之一條款”“四分之一條款”,由此保證了全國人大代表構成的真正代表性。直到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發現城鄉人口比例基本持平后,選舉法修改才正式廢除了“四分之一條款”。[62]另一方面,在中國的無產階級同質性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之前,如何保證“地方”選出的代表能夠成為“全國”人大代表?
           
            如何保證城市的代表和農村的代表能往一處想?在全國人大代表構成的問題上,精英化和官員化本身都不是問題,關鍵是如何能夠在代表和全國人民之間建立起政治關聯?各地選出的代表如何能夠超越地方保護主義?職業代表如何能夠超越小團體主義?這就需要由黨的領導來實現,借助中央直管名額、中央領導聯系各個代表團等機制來實現,黨充當各個代表團之間的協調機關,確保全國人大代表在討論時可以時刻遵循國家的大局,服務于無產階級之使命,使得地方的、職業的代表團,能夠超越地方主義或者小團體主義,進而成為全國人民的代表。
           
            04.政法體制的內在結構
           
            在社會革命的語境中,發展生產的同時又會產生新的不平衡,因而也決定了過渡階段的長期性,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契合國家大局的革命法制。國家對民眾的控制還是有限的,尤其是對工人、農民之外的社會階層的控制更多是“統一戰線”層面的。只有在將社會階層齊平化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后,才有可能在黨治的保證下實現現代國家的精準治理,這在新中國成立后才有可能展開。在此過程中,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將政治社會條件固定下來的規則,而是一種推動社會齊平化、最終實現政治變革的武器。換句話說:新中國成立后,政法體制并未退場,而是轉變為革命法制,在過渡階段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法律并不是一種保守性力量,而是推動社會革命的武器。革命與法制這兩個原本對立的概念,只有放在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下才能理解,而這恰恰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不同于自由主義所追求的程序平等,社會主義將實質平等作為根本追求;為了避免法律束縛社會變革的可能,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革命法制的基本思路。正是由于新中國的社會基礎并不厚實,所以才需要有政法體制來一步步夯實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條件,而革命法制構成了過渡時期國家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法體制則是這一框架在學術上的表述。政法體制自陜甘寧邊區時期就已經逐漸形成,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黨領導司法、司法的大眾化路線、重視調解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巡回審判,以及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等,都可以從這一時期發現蹤跡,為什么政法體制包括了這些內容?
           
            (一)劇場效應與教育人民
           
            有學者借助陜甘寧時期的訴訟檔案,認為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的司法實踐奠定了新中國司法傳統的基石。[63]然而其論述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陜甘寧的司法傳統的形成是理所當然的,從而也就難以發現新中國司法傳統的內在邏輯。實際上,陜甘寧邊區的大眾司法、馬錫五審判方式,既非從來如此,也非一貫如此;大眾化司法也并不是陜甘寧邊區司法的唯一底色,中間也曾經歷過以雷經天主導的專業化探索,但是最終回歸到了司法大眾化的路徑。[64]這種變化是如何產生的?也有學者將原因歸結為專業化司法導致了脫離黨的控制的危險,因此黨的領導者不可能接受這一點,從而有了向大眾化司法的回歸。[65]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司法路線的改變固然有黨的決策因素在其中,卻抬高了制度變遷背后的權術因素,淡化了其政治邏輯和社會功能含義。司法工作的意義不僅在于法律維度,更具有政治維度——借助司法審判實現了對群眾的政治改造和身份再造。
           
            強世功教授在早期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種深刻解讀,在他看來,馬錫五審判方式和中共在陜甘寧時期所采取的其他手段——如婦女隊、兒童隊等——一樣,都是黨的動員手段的組成部分,最終使得這些人都進入黨的權力網絡體系之中。[66]這一解釋揭示了馬錫五審判在社會治理層面的功能,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大眾化司法模式要深入群眾以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這種深入底層的治理需要有相當多的治理資源。例如,馬錫五審判的最著名的宣傳案例——華池縣封捧兒婚姻案——中,馬錫五花了很多的精力去了解案情,然后走訪當地群眾,再進行公開審判,最終得到了當地百姓的交口稱贊。這種審判(調解)是十分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的,在精兵簡政的大背景下,如何能夠推行成功?深入基層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在生產力落后的時代難以實現,即便是今天我們也會看到,法院調解比審判是更為費力的,由此也形成了當代法院調解的幾個悖論之一。[67]正是在這里,我們需要改變對司法審判的看法,盡管陜甘寧時期的裁判并沒有判例效力,但是如果我們超出司法的角度來看的話就會發現,審判并不僅僅具有個案拘束力,而且具有劇場式的宣示效果和政治教育意義。[68]在馬錫五主持下的公開審判中,每次審判都是對群眾的一次教育和教化。
           
            在規則不明晰、缺乏理性化的社會中,治理并不是靠精確的科層化官僚系統,而是靠場面宏大的宣示性的慶典,尼加拉的劇場國家的治理邏輯就在于此。[69]對于深諳群眾動員之道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每一次精心組織的公開審判,實際上就是對當地群眾的一場別開生面的革命教育大會,馬錫五對封捧兒婚姻案件的審理,等于向陜北村民普及了一次中國共產黨的婚姻自由原則。[70]如同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陪審團一樣,馬錫五在每一次走訪群眾聽取其他群眾意見的同時,也教育了被走訪的群眾,司法的群眾路線構成了中國政法體制的核心底色。這種教育的意義在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只有在人民掌握了這種新的革命話語之后,才有可能成長為革命的動力,土改中的“翻身”實踐不僅僅是一場經濟利益格局的調整,還是一場對農民的啟蒙運動,通過精致的權力實踐,使得農民擺脫了過去“良心”思想構成的障礙,通過“翻心”獲得了“主人翁的自覺”。[71]
           
            群眾的生活本來離官方遙遠,司法官員下基層既讓他們感受到了國家權力,也讓他們在事后的公開審判中看到了官方的正義是什么樣的,巡回的法官將國家之正義送到人民群眾的生活之中。換句話說,大眾化司法使得群眾感受國家權力的成本降低了,建立起國家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司法對每一個案件的處理,效果總是超越于個案本身的,帶來另一種經濟效益——社會治理的成本被內化于社會組織之中。同樣地,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司法調解機制也實現了同樣的目標。不同于傳統的士紳調解,只有共產黨在社會革命基礎上重新打造了鄉村權威之后,才使得民間調解再度成為可以依靠的手段,進而使得社會治理的成本正式從官方轉移到民間,發揮了一種劇場效應。
           
            (二)司法為民的政治價值
           
            先鋒隊政黨需要制度化的機制去實現其政治主張,但法律及其制度運作會成為政黨倫理的重要挑戰,社會主義革命也會遭遇內在張力。劉小楓教授將其概括為“科層化的國家統治與平等主義理念、為實現政治和經濟目標所需的分工等級與意識形態忠誠、廣泛參與的政治平等與政黨國家的中央集權無法協調”[72]。也就是說,科層化法治最有可能造就專業精英的壟斷。但中國的政法體制不僅沒有構成政黨倫理的限制,反而成為貫徹政黨意圖的抓手。政法體制之所以要強調司法的群眾路線,是為了保證法律實施的后果不會有太多的因人而異,司法為民恰恰是為了法律程序不會太過于精巧而喪失其社會接受度。這既需要有政治教育,更需要最大限度地調動底層的主人翁意識。如在新中國成立后,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但是仍舊需要在一定時間內與民族資產階級共存,接受一定程度的“剝削”,這也是工人階級政治塑造的重要組成部分。[73]法律為底層群眾服務是連接群眾與黨的重要紐帶,這些都構成了政法體制的基本要素——最終都匯入了上述任務之中。政法體制的這些要素之間形成了彼此關聯的體系,共同服務于人民的司法需求,指向社會主義的政法理想。正如本文在前面所說的那樣,在先鋒隊政黨所領導的現代化過程中,一方面需要由政黨來承擔先進使命,另一方面需要將政黨倫理通過社會化的方式變為全體人民的倫理。黨法關系和法民關系分別承擔了上述兩項功能,只有將黨法關系與法民關系結合起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政法體制的意義與功能,也才有可能對政法體制之于治理的意義進行深刻的闡述。
           
            中國的司法為民有何特殊之處?有學者做了一個類型學的分析:法民關系分為積極法民關系與消極法民關系,中國恰恰是對抗性的積極法民關系。[74]對于大部分的中國人而言,或許并不能理解法律條文的真實含義,但是普通中國人不會將法律當作自己無法評述的專業領域,而是每個人都希望對法律有發言權,白發蒼蒼的中國老太太也會通過自學法律去懷疑、檢驗法院的判決,這一幕也構成了司法為民的深層邏輯。[75]中國司法公信力的悖論就在于,一方面要求提升法律的專業化,另一方面要求普通老百姓認可法律的結論,這兩者在中國顯然有時候是斷裂的,正是因為這樣,所以需要在法律與人民之間建立起關聯。其實,司法為人民服務并不是中國特有的,任何國家的法治建設都需要做到這一點,因此法民關系的類型學分析可能并不是一個空間維度上的中西之別,更是一個時間維度上的古今之別。[76]
           
            法律人與人民群眾之間顯然缺失平等對話的可能。在法律人的邏輯中,人民群眾是落后的“法盲”,需要通過教導的方式來使得他們變得現代化起來,“教魚游泳”恰恰構成了現代性馴化的重要組成部分。[77]法律人的傲慢與中國老百姓的懷疑之間的張力最終需要由政黨來協調,對于執政黨而言,法律的效果從來不僅僅在于法律條文落到實處,而是要做到案結事了,或者做到經濟發展,這種后果主義的考量轉化為社會效果或者政治效果,與法律效果一道構成司法工作的三大指針。黨的影響以政法委或者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人大的形式介入,但是黨對司法工作的介入絕大多數時候并不是因為黨有其自身的利益,其根本緣故在于黨的群眾路線的訴求,這一點在司法審判中體現得很明顯,黨借助審委會“干預”判決的實質動因很可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實現司法的社會效果。[78]在法律人與人民群眾的沖突性訴求之中,為什么執政黨偏向的是“落后”的人民群眾?這是政法體制中的關鍵問題。
           
            中國自古就有“千方百計上京城”的傳統,在古代的國家治理中,君主的權威來自上天不假,但同時還要將其正當性追溯到人民,“生民論”對于政權的正當性論證意義重大,也構成對君主行為的限制。[79]中國共產黨利用信訪制度接續這一傳統,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理論與實踐還蘊含著無產階級社會均質化的理想在其中:在社會分化之下,需要依靠執政黨平衡各種社會訴求,維持一種社會主義理想。政黨政治在現代社會所遭遇的最大的困境在于科層化國家治理的束縛,而法律及其塑造的制度便是現代科層制的依據,政法體制恰恰跳出了科層制法律的束縛,成為貫徹黨的革命倫理、教育人民的司法劇場。[80]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說的政法體制的兩個組成部分——黨法關系上的黨領導政法、法民關系上的法律需要照顧普通群眾的訴求——并不是分離的,而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并不存在黨的獨立價值維度,之所以要加強黨的領導地位,歸根結底還是為了保證法律與人民的契合,以便使得法律為人民群眾服務,最終塑造社會主義的同質性。
           
            05.結論與討論
           
            中國的政法體制根植于 20 世紀中國的核心議題之中。晚清中國遭遇的現代化轉型壓力最終導向政黨國家的進路,在中國將馬克思主義與國情相結合探索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依靠列寧式政黨的強大力量以改造中國基層社會,這是不同于自由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另一條道路。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決定了政黨國家模式,社會革命的意義不僅在于群眾動員、匯聚革命動力,更在于利用無產階級意識去再造被解放的農民、女性和子女,階級革命高于土地革命、家庭革命與性別革命;新中國成立后的制度實踐也體現了這一思想,借助社會革命的邏輯去維系國家制度中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法律領域同樣也需要超越自由主義法治而采取政法體制。不管是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是法律對人民群眾訴求的照顧,最終都是由中國現代化模式所決定的,政法體制本身是現代化國家治理機制的組成部分。革命時期所形成的大眾化司法、馬錫五審判方式乃是為了最大可能地改造基層。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建立的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司法為民等舉措也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政法體制在當下依舊有著重要地位,在新時代的“偉大斗爭”中,仍然需要加強黨與國家機構之間的聯系,以政治的方式來帶動行政,避免國家機關的科層化而淡忘政治,以此推動國家治理邁向現代化。[81]對于法治建設而言,政法工作不僅僅是中性的行政管理,更是政治性強烈的黨的事業的組成部分。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地向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延展,進而對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各領域全過程中回應人民的法治需求。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在法治建設中更為具體地回應分化的人民群眾的訴求,這也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本質要求。就如前文所說,政法體制的形成源于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政法體制所包含的黨的領導、司法為民等要求,則植根于中國政治倫理中的“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哲學,這在習近平法治思想中體現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要求。
           
            2020 年11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更是將“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推動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部署的重要工作內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新時代對政法體制的最新理論概括。“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價值,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價值追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堅守的根本立場。“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宗旨,也是新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石之一,這在法治過程中體現為“司法為民”等政策要求,以司法手段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權益,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初心。[82]中共十八大以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成為執政的基本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讓人民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成為評判法治工作得失的標準與依據。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理念。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突出了人民的主體地位,深化和升華了“以人為本”理念,豐富了我國新時代關于社會治理的相關論述,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注入了新動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習近平法治思想——尤其是其所要求的“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新時代政法體制的最新體現。
           
            當然,本文并不認為政法體制是描述中國法治的唯一正確的話語體系。以上文提到的形式主義法治所帶來的困境為例,除需要以政法體制來應對外,中國傳統禮法也不可或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對鄉情、倫理的重視可以緩解法律條文的僵硬;而重視實質平等和社會發展權的社會主義法律傳統對于保護社會、維持社會團結、順利實現社會轉型至關重要”[83]。可以確定的是,全面依法治國不可能完全按照某種西方模式來進行,只有尋找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構建之路,才是更值得探索的方向。在此過程中,探索禮法傳統、自由主義法治傳統與政法傳統的交織與融合,積極闡述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含義和實踐價值,不斷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法體制在新時代的轉型與重構,是學術界需要關注的命題。[84]


          【作者簡介】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

          【注釋】

          [1]如黃文藝:《中國政法體制的規范性原理》,《法學研究》2020 年第 4 期;黃文藝:《新時代政法改革論綱》,《中國法學》2019 年第 4 期;周尚君:《黨管政法:黨與政法關系的演進》,《法學研究》2017 年第 1 期;侯猛:《當代中國政法體制的形成 及其意義》,《法學研究》2016 年第 6 期;劉忠:《“黨管政法”思想的組織史生成(1949—1958)》,《法學家》2013 年第 2 期;陳柏峰:《革命傳統與法治國家的建設——政法工作中的群眾路線》,《文化縱橫》2010 年第 6 期。
          [2]蘇力:《中國司法中的政黨》,載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更多的經典文獻,可參見林端、 侯猛、尤陳俊主編:《司法、政治與社會:中國大陸的經驗研究》,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12 年版。對“政法法學”的較早概括亦可參見蘇力:《也許正在發生——中國當代法學發展的一個概覽》,《比較法研究》2001 年第 3 期。
          [3]如侯猛:《當代中國政法體制的形成及其意義》,《法學研究》2016 年第 6 期。
          [4]如周尚君:《黨管政法:黨與政法關系的演進》,《法學研究》2017 年第 1 期。
          [5] 關于從政法的邏輯揭示制度變遷的例子,可參見邵六益:《政法與法政:司法話語的變遷》,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 年。
          [6]參見馮象:《政法筆記》(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7]甘陽先生認為,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被當作現代性的“第一波浪潮”,而馬克思、盧梭、康德、黑格爾同屬于“第二波浪潮”, 馬克思主義是比啟蒙哲學社會契約理論更為激進的學說浪潮。參見甘陽:《政治哲人施特勞斯:古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的復興》, 載 [ 美 ] 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3 年版,導言,第 17 頁。
          [8][法] 雷蒙·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胡秉誠、王滬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9]參見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70—171 頁。
          [10]參見汪暉:《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 年版。
          [11]參見賴駿楠:《國際法與晚清中國:文本、事件與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12]參見 [德]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前言部分。
          [13]參見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第 32—33 頁。
          [14]參見李猛:《自然社會:自然法與現代世界的形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 年版,第 431 頁。
          [15]參見 [英] 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 1964 年版;[法]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 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
          [16]美國革命與自然權利學說的關系,可參見 [美] 卡爾·貝克爾:《論〈獨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彭剛譯,商務印書 館 2017 年版,尤其是第二章。
          [17]參見邵六益:《民法典編纂的政法敘事》,《地方立法研究》2020 年第 5 期。
          [18]參見 [德] 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修訂譯本),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9 —181 頁。
          [19]參見 [意] 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學導論》,李日章、梁捷、王利譯,新星出版社 2008 年版。
          [20]參見陳濤:《法則與任意——從社會契約論到實證主義社會學》,載強世功主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4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21]參見 [法] 雷蒙·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第 249 頁。
          [2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0 頁及以下。
          [23]關于異化問題,可參見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24]參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1—73 頁。
          [25]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23 頁。
          [26]參見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221 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 262 頁。
          [28]參見[美]薩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沈宗美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7頁。
          [29]參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6—69 頁。
          [30]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第 104—106 頁。
          [31]英國在其崛起成為海洋霸主的過程中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大轉型。早在 1493 年,當時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就頒布了飭令,確定了從阿左林到伏特角西部 100 海里的分界線,由此確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勢力范圍;新興海上強國為了擺脫宗教對其海上擴張 的限制,開始了國內的宗教改革,進而“對于新世界的土地的爭奪演變成了宗教改革與反對宗教改革之間的斗爭”,最終英國成功進行了宗教改革,崛起為海上霸主,成就日不落帝國的輝煌。參見 [德] 卡爾·施米特:《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 林國基、周敏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 頁及以下。
          [32]參見章永樂:《“大國協調”與“大妥協”:條約網絡、銀行團與辛亥革命的路徑》,《學術月刊》2018 年第 10 期。
          [33]\參見汪暉:《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
          [34]參見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澤東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7—56 頁。
          [35][美]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55 頁。
          [36]參見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第三章第七節“主體性道德與政黨倫理”。
          [37]參見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60 頁。
          [38]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華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39]參見李在全:《法治與黨治——國民黨政權的司法黨化(1923—194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3—194 頁。
          [40]參見邵六益:《組織形態還是政治正當性:黨際競爭的雙重視角——兼評王奇生教授〈黨員、黨權與黨爭〉》,載蘇力主編:《法律書評》(第 12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41]參見[美]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歲有生、王傳奇譯,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6—17頁, 詳見第二章。
          [42][美] 艾愷:《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王宗昱、冀建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3 頁。
          [43]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7頁。
          [44]參見劉小楓:《儒教與民族國家》,華夏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4 頁。
          [45]參見 [美] 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二章。
          [46]有研究表明,美國人對黑人的尊重剛開始就是因為黑人參加了南北戰爭,在戰爭中很多人發現黑人不是那么低下,而黑人也因為通過參加了捍衛國家的戰爭而提出更多的政治訴求。參見 Eric Foner, “Right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Black Life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87, Vol. 74, No.3, pp.863-883; Ira Berlin, Joseph P. Reidy, and Leslie S. Rowland, eds. Freedom’s Soldiers: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參見劉小楓:《現代性與現代中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6—188 頁。
          [48][美] 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第 18—19 頁,詳見第三章。
          [49]參見 [美] 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王學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04—314 頁。
          [50]參見黃文治:《“娜拉走后怎樣”: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階級革命——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歷史考察(1922—1932)》,《開放時代》2013 年第 4 期,第 8 頁。
          [51]《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1922 年),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一九二一— 一九二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8 頁。
          [52]參見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與“生產”——中國革命現代性的一個話語—歷史矛盾溯考》,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三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1—292 頁。
          [53]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第 88—93 頁。
          [54]參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紀的終結與 90 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 年版,第 23—37 頁。
          [55]《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1953 年 1 月 13 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4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 頁。
          [56]參見韓大元:《“五四憲法”的歷史地位與時代精神》,《中國法學》2014 年第 4 期。
          [57]參見劉少奇:《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1954 年 9 月 15 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 5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7 頁。
          [58]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 45 頁。
          [59]參見楊奎松:《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立前后黨政人員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歷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134—136 頁。
          [60]可參見陳明明:《雙重邏輯交互作用中的黨治與法治》,《學術月刊》2019 年第 1 期。
          [61] “同質性”的概念來自政治哲學,無產階級同質性是馬克思主義構建政治共同體的重要標準,可參見邵六益:《同質性:盧梭公意思想中的隱匿命題》,《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9 年第 6 期。
          [62]根據趙曉力的研究,“八分之一條款”的意義在立法之初就有考慮,鄧小平在 1953 年 2 月 11 日就第一部《選舉法》草案進行說明時就指出,“城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工人階級所在,是工業所在,這種城市和鄉村應選代表的不同人口比例的規定, 正是反映著工人階級對于國家的領導作用,同時標志著我們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方向。因此,這樣規定是完全符合于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實際情況的,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確的”。參見鄧小平:《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草案的說明》(1953 年 2 月 11 日),轉引自趙曉力:《論全國人大代表的構成》,《中外法學》2012 年第 5 期, 第 974 頁。
          [63]參見汪世榮等:《新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石——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1937—1949)》,商務印書館 2011 年版。
          [64]參見邵六益:《在政治性與法律性之間:“司法為民”的再解讀》,《西部法學評論》2014 年第 6 期。(65) 參見侯欣一:《從司法為民到人民司法——陜甘寧邊區大眾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66] 參見強世功:《權力的組織網絡與法律的治理化——馬錫五審判方式與中國法律的新傳統》,載《北大法律評論》第3卷第2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
          [67]參見邵六益:《悖論與必然:法院調解的回歸(2003—2012)》,《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 年第 5 期。
          [68] 新中國成立初,司法通過“群眾路線”的方式發揮了宣示、教育、改造的功能。參見李斯特:《人民司法群眾路線的譜系》,載蘇力主編:《法律和社會科學》第 1 卷,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9]參見 [美] 克利福德·格爾茲:《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趙丙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0]參見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7 頁。
          [71]參見李放春:《苦、革命教化與思想權力——北方土改期間的“翻心”實踐》,《開放時代》2010 年第 10 期,第 5—35 頁。
          [72]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第 132 頁。
          [73]參見邵六益:《社會主義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開放時代》2020 年第 5 期。
          [74]參見凌斌:《當代中國法治實踐中的“法民關系”》,《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1 期。
          [75]參見凌斌:《法治的中國道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序言,第 1 頁。
          [76]參見邵六益:《法治的時間維度與政治維度》,載強世功主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 5 輯,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77]參見馮象:《政法筆記》(增訂版),第 96—106 頁。
          [78]參見邵六益:《審委會與合議庭:司法判決中的隱匿對話》,《中外法學》2019 年第 3 期。
          [79]參見 [日] 渡辺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中日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徐沖譯,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27—31 頁。
          [80]參見陳明明:《雙重邏輯交互作用中的黨治與法治》。
          [81]參見強世功:《哲學與歷史——從黨的十九大報告解讀“習近平時代”》,《開放時代》2018 年第 1 期。
          [82]參見陳頎:《“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哲學》,載強世功主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 4 輯,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83]參見邵六益:《法治 40 年:傳統的轉型與重構》,《南風窗》2018 年第 22 期,第 23 頁。
          [84]參見邵六益:《法學知識“去蘇俄化”的表達與實質——以刑法學為分析重點》,《開放時代》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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