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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虛假訴訟的概念內涵亟待厘清
    發布時間:2020/7/29 8:30:35 作者:王玄瑋 點擊率[425] 評論[0]

      【出處】《人民檢察》2019年第23期

      【中文摘要】由于民事虛假訴訟的概念和內涵不夠明確,導致司法實踐中對它的識別和認定存在一定分歧。以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201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批指導性案例為指引,應當對民事虛假訴訟的識別形成以下共識:虛假訴訟包括雙方串通和單方虛構,且虛假訴訟不限于“無中生有型”行為;虛假訴訟包括利用虛假仲裁裁決、公證文書申請法院執行行為,且虛假訴訟均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檢察機關應當依法監督。

      【中文關鍵字】民事虛假訴訟;虛假訴訟罪;檢察監督;指導性案例

      【學科類別】民事訴訟法

      【寫作時間】2019年


        “虛假訴訟”這一概念有刑事語境和民事語境之分。在刑事領域,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設虛假訴訟罪,將“虛假訴訟”界定為“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虛假訴訟罪的構成要件作了進一步明確,因此刑事語境下的虛假訴訟概念較為明晰。但在民事領域,“虛假訴訟”一詞的概念和內涵并不明確。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發布了《關于防范和制裁虛假訴訟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提出了民事虛假訴訟的五個構成要素,但司法實踐中對這些要素還存在不同認識。由于虛假訴訟行為的刑民交織特征明顯,其雙重語境之間也會相互影響。虛假訴訟的刑事概念有時有助于識別民事虛假訴訟,有時反而會帶來一些干擾和分歧。因此,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問題需要在司法實踐中進一步明確,形成統一認識。
       
        一、虛假訴訟是否限于“雙方串通”
       
        一般認為,我國法律中最早提出對虛假訴訟行為進行制裁的規范依據是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該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并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也規定:“被執行人與他人惡意串通,通過訴訟、仲裁、調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兩個條文規定的情形中,都提到了當事人之間的“惡意串通”。隨后,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編著的《民事訴訟法修改決定條文釋解》(以下簡稱《條文釋解》)中指出,構成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的虛假訴訟需要具備三個要件:一是當事人惡意串通,二是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三是侵害他人合法權益。[1]根據上述規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意見》中提出,虛假訴訟的通常要素之二是“雙方當事人存在惡意串通”。在學術界,有觀點認為:所謂虛假訴訟,通常是指形式上的訴訟雙方當事人共謀,通過虛構實際并不存在的實體糾紛(包括雙方之間根本不存在實體法律關系以及雖存在實體法律關系,但并不存在爭議兩種情形),意圖借助法院對該訴訟的判決達到損害訴訟外第三人權利或權益的訴訟。[2]可見,在識別民事虛假訴訟的最早階段,理論界和實務界都認為當事人存在惡意串通是虛假訴訟的構成要件。
       
        然而,隨著虛假訴訟行為入刑,實務界對虛假訴訟構成要件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在刑法修正案(九)規定的虛假訴訟罪中,敘明的罪狀是“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這里并沒有要求當事人之間必須存在惡意串通。從罪狀表述上分析,虛假訴訟罪的構罪情節涵蓋了“雙方串通型”和“單方虛構型”兩種方式。在法律解釋方法上有“舉重以明輕”之說,單方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行為既然能夠構成處罰較重的刑法規定的虛假訴訟罪,那么當然足以構成處罰較輕的民事制裁意義上的虛假訴訟行為。《解釋》則進一步明確了虛假訴訟罪的構成要件。《解釋》第一條指明,采取偽造證據、虛假陳述等手段,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關系,虛構民事糾紛,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一)與夫妻一方惡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債務的;(二)與他人惡意串通,捏造債權債務關系和以物抵債協議的;(三)與公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經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員惡意串通,捏造公司、企業債務或者擔保義務的;(四)捏造知識產權侵權關系或者不正當競爭關系的;(五)在破產案件審理過程中申報捏造的債權的;(六)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捏造債權或者對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優先權、擔保物權的;(七)單方或者與他人惡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權、繼承等民事法律關系的其他行為。在上述七種情形中,第(一)、(二)、(三)、(六)種情形針對當事人惡意串通,第(四)、(五)種情形主要針對單方捏造,第(七)種情形明確陳述虛假訴訟罪罪狀包括“單方或者與他人惡意串通”捏造身份或民事法律關系的其他行為。另外,該條第二款規定,隱瞞債務已經全部清償的事實,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他人履行債務的,以“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論。這針對的也是單方捏造行為。
       
        《解釋》之所以作如此規定,是因為虛假訴訟的本質在于訴的虛假性,而不在于當事人之間的串通性。不論雙方串通還是單方虛構,虛假訴訟都破壞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在社會危害性及侵犯的客體方面沒有什么區別。2019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第十四批指導性案例,其中檢例第56號“江西熊某等交通事故保險理賠虛假訴訟監督案”就是一起單方虛構的典型案例。在該案中,周某偽造原告起訴狀,假冒原告熊某的訴訟代理人提起虛假訴訟,還偽造公司證明和工資表,并利用虛假材料到公安機關開具證明,目的在于非法套取高額保險賠償金。該案中,另一方當事人保險公司并未參與周某造假,也未與周某串通,相反,屬于周某單方欺詐行為的受害者。周某的行為嚴重擾亂了訴訟秩序,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經檢察機關提出抗訴后,法院裁定撤銷原審調解書,同時決定對周某進行民事制裁。[3]這一指導性案例清楚表明,民事虛假訴訟不限于雙方串通,還包括單方虛構。對于單方偽造證據、虛構事實提起訴訟構成虛假訴訟的,檢察機關應當進行監督。
       
        二、虛假訴訟是否限于“無中生有”
       
        2018年《解釋》出臺后,有專家就《解釋》涉及的主要問題接受媒體采訪,其中談到《解釋》明確規制對象,確定適當的處罰范圍,將刑法規定的虛假訴訟罪限定為無中生有型捏造事實行為。[4]那么,是否民事虛假訴訟也相應地限定于無中生有型捏造事實行為?
       
        所謂無中生有型捏造事實行為,指的是憑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和因該民事法律關系產生民事糾紛的情形。無中生有型捏造事實行為確實是最典型的虛假訴訟行為,但卻不是虛假訴訟的全部。除了無中生有型行為,民事司法實踐中常見的還有改變性質型和虛增金額型。改變性質型行為,指的是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一定的法律關系,但虛假訴訟行為人未按照雙方之間法律關系的本來屬性提起訴訟,而是將其偽造轉化為其他法律關系提起訴訟,以此謀求不應有的民事權益。虛增金額型行為,顧名思義就是捏造部分事實,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真實法律關系的基礎上虛增金額,用部分假證據提起訴訟。這兩種情形都不屬于無中生有型捏造事實行為。那么,這兩種情形能否構成民事意義上的虛假訴訟呢?筆者認為,當然可以構成。
       
        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批指導性案例中檢例第55號“福建王某興等人勞動仲裁執行虛假訴訟監督案”為例。2014年,王某興借款33.95萬元給甲茶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貴,多次催討未果。2017年5月,甲茶葉公司因所欠到期債務未償還,廠房和土地被法院拍賣。2017年7月下旬,王某興為實現其出借給王某貴個人的借款能從甲茶葉公司資產拍賣款中優先受償的目的,與甲茶葉公司新法定代表人王某福(王某貴之子)商議申請仲裁事宜。雙方共同編造甲茶葉公司拖欠王某興、王某興妻子及女兒等13人共計41.47萬元工資款的書面材料,并向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2017年7月31日,仲裁機構作出仲裁調解書,確認甲茶葉公司應支付王某興等13人工資款合計41.47萬元,由武平縣法院在甲茶葉公司土地拍賣款中直接支付到該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農民工工資賬戶。在該案中,雙方當事人之間確實存在基礎法律關系,即存在33.95萬元債權債務關系,提起訴訟并不是“無中生有”。然而,當事人偽造證據將普通債權債務關系虛構為勞動爭議關系,改變了原本的法律關系屬性,從而獲得了本來不能享有的債務優先受償權。經調查,檢察機關向法院發出檢察建議書,指出王某興與王某福共同虛構事實獲取仲裁調解書后向法院申請執行,法院據此裁定執行,損害了甲茶業公司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妨礙民事訴訟秩序,建議法院終結執行。武平縣法院采納檢察建議,裁定終結該案執行。
       
        這一指導性案例表明,民事虛假訴訟并不限于“無中生有”。虛假訴訟罪限于“無中生有”,意圖在于明確規制對象,防止刑事打擊面過寬。有專家在接受采訪時闡釋,虛假訴訟罪司法解釋將構罪行為限定于“無中生有”,只有達到定罪標準的才判處刑罰,但刑事司法解釋要注意與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的銜接,確保對大部分虛假訴訟違法行為通過罰款、司法拘留等民事訴訟強制措施予以處罰。[5]而改變性質型和虛增金額型虛假訴訟行為,就屬于不進入刑罰制裁但必須予以民事制裁的違法行為,檢察機關應當進行監督。
       
        三、虛假訴訟是否限于“提起訴訟”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在其編著的《條文釋解》中提出民事虛假訴訟的構成要件之一是“通過訴訟、調解等方式”,最高人民法院《意見》中指出民事虛假訴訟的要素之一是“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那么其范圍應當如何理解?特別是“借用”公證、仲裁等程序騙取法院法律文書的,是否能夠構成民事虛假訴訟?對這個問題,理論界一度存在不同認識。如有學者認為,利用虛假仲裁裁決、公證文書申請法院執行的行為屬于虛假仲裁、虛假公證的范疇,其虛假性主要發生在仲裁階段和公證階段,應當通過規范仲裁和公證行為進行相應規制,而不必納入虛假訴訟范疇。[6]
       
        《解釋》對這個問題有了明確的意見。《解釋》第一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向法院申請執行基于捏造的事實作出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或者在民事執行過程中以捏造的事實對執行標的提出異議、申請參與執行財產分配的,屬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解釋》第二條進一步明確,以捏造的事實致使法院立案執行基于捏造的事實作出的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顯然,“借用”公證、仲裁等程序騙取法院法律文書的行為既然能夠構成虛假訴訟罪,當然足以構成民事意義上的虛假訴訟行為。對于達不到追究刑事責任立案標準的上述行為,可以通過民事強制措施予以制裁,檢察機關可以進行法律監督。
       
        四、如何理解虛假訴訟“侵害兩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意見》中指出,虛假訴訟的后果要素是“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權益”。這里似乎把民事虛假訴訟分成了兩類:一類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下簡稱“兩益”),另一類是不涉及侵害“兩益”,只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權益。這樣的分類方式,對于法院來說似乎沒有什么不妥,但對檢察機關而言卻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相當一部分民事虛假訴訟難以進入檢察監督范圍。這里所指的主要是法院以調解方式結案的虛假訴訟。這部分案件的比例相當高,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統計,虛假訴訟案件中調解書結案案件占比達61%。[7]以調解方式結案的虛假訴訟案件,大都基于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案件當事人自然不會到檢察機關提出監督申請,多數情況下需要由檢察機關依職權進行監督。但依照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四十一條的規定,只有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才符合檢察機關依職權進行監督條件。換言之,不侵害“兩益”的案件,檢察機關不能依職權進行監督,串通勾結好的雙方當事人也不會去申訴,被侵害權利的案外人又不一定能夠及時掌握情況,因此這部分案件常常游離于檢察監督視野之外,難以得到及時查處和糾正。另外,依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之規定,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不同于生效判決、裁定,只有損害“兩益”的才符合抗訴或再審檢察建議適用條件。因此,對于虛假訴訟的調解案件,即使有人來檢察機關提出監督申請,如果不損害“兩益”,檢察機關也沒有有力的手段進行監督。
       
        因此,需要反思一個問題:將虛假訴訟的后果要素區別為侵害“兩益”和不侵害“兩益”兩類,是否妥當?筆者認為,這種劃分方法忽視了虛假訴訟的一個重要特點,即虛假訴訟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虛假訴訟不同于一般的欺詐行為,它騙取的是法院的法律文書,因此它實際上是以司法機關為欺騙對象而實施的欺詐。虛假訴訟不論是否直接損害“兩益”,由于其侵害了司法秩序,妨害了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嚴重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因此都對“兩益”造成了侵害。事實上,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后,法學界已經開始反思將調解書的檢察監督條件限制為損害“兩益”的合理性。有觀點認為,虛假訴訟的調解書,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損害巨大,認為虛假訴訟形成的調解書只侵犯了案外第三人利益,而未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就如同認為盜竊行為只損害了財產被盜的公民的利益而未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一樣荒謬。[8]
       
        目前,實務界已經逐漸形成共識,虛假訴訟均對“兩益”構成損害。如2019年福建省公檢法三機關在會簽的《關于防范和查辦虛假訴訟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虛假訴訟行為妨害司法秩序,浪費司法資源,損害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應當認定為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批指導性案例中,檢例第53號“武漢乙投資公司等騙取調解書虛假訴訟監督案”也是一起針對虛假訴訟調解書進行監督的典型案例。當事人以調解形式達到非法目的或獲取非法利益的行為,利用了法院的審判權,從實質上突破了調解各方私益的范疇,所處分和損害的利益已不僅僅是當事人的私益,還妨礙司法秩序,損害司法權威,侵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應當依法監督。[9]


      【作者簡介】王玄瑋,云南省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部副主任,法學博士,全國檢察業務專家。

      【注釋】

      [1]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民事訴訟法修改決定條文釋解》,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58頁。
      [2]參見張衛平:《中國第三人撤銷之訴的制度構成與適用》,載《中外法學》2013年第1期。
      [3]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批指導性案例:江西熊某等交通事故保險理賠虛假訴訟監督案(檢例第56號)。
      [4]參見周斌、張晨:《虛假訴訟犯罪僅限無中生有型行為》,載《法制日報》2018年9月28日第3版。
      [5]參見周斌、張晨:《虛假訴訟犯罪僅限無中生有型行為》,載《法制日報》2018年9月28日第3版。
      [6]參見周翔:《虛假訴訟定義辨析》,載《河北法學》2011年第6期。
      [7]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課題組:《民事虛假訴訟檢察監督問題研究》,載《中國檢察官》2015年第12期。
      [8]參見李浩:《虛假訴訟與對調解書的檢察監督》,載《法學家》2014年第6期。
      [9]參見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四批指導性案例:“武漢乙投資公司等騙取調解書虛假訴訟監督案”(檢例第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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