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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楊朝霞的個人空間

        我國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回顧和展望:從“十三五”到“十四五”
        發布時間:2021/7/27 8:16:33 作者:楊朝霞 點擊率[701] 評論[0]

          【出處】《環境保護》2021年第8期

          【中文摘要】“十三五”期間,我國的生態文明法制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首先,中共中央通過提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等改革方案、制定《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等黨內法規的方式,大大加快了我國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進程。其次,環境法的立法專門化工作取得了里程碑式進展。不僅填補了立法空白,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長江保護法》等7部法律,而且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修改了《森林法》等19部立法。特別是《長江保護法》超越“條條”和“塊塊”、統籌“保護”和“發展”、融合“要素”和“系統”、緊扣“重點”和“難點”,對長江流域的保護和發展問題作出了全面系統的規定,代表了我國環境立法史上的最新和最高成就。再次,傳統部門法的法律生態化工作也取得了重大飛躍。“生態文明”理念成功入憲,《民法典》就綠色原則、生態破壞侵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等作出了專門規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污染環境罪的刑檔、新增了破壞自然保護地罪,非法引進、釋放、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罪等兩項新罪名,《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授予了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等。此外,生態文明地方性立法在環境權、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等方面,也作出了可圈可點的探索。

          【中文關鍵字】生態文明;環境法;立法;“十三五”

          【學科類別】環境保護法

          【寫作時間】2021年


            2021年3月1日,《長江保護法》正式開始實施,這標志著我國的生態文明法制建設步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站在歷史的交匯處,有必要回顧“十三五”(2016—2020年)期間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進程,梳理成就,總結經驗,認清不足,以便為“十四五”的生態文明法制建設更好地謀篇布局。
           
            黨對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指導和推進作用日益凸顯
           
            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取得勝利的首要條件和根本保障。為了有效應對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和生態退化等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確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文明、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理念和戰略。這些理論成果和國家戰略,為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指明了奮斗的目標和方向,明確了工作的重點和思路。特別是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確立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將來的環境法制建設提供了全新的理論遵循,有利于促使我國的環境立法實現代際升級,進入到第三代環境法的新時代。事實上,2018年“生態文明”入憲、2019年修訂的《森林法》將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確認為立法目的以及2020年《長江保護法》的制定,便是黨的執政理念和政治思想影響生態環境立法的集中體現。
           
            關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內涵,筆者大致作了如下概括:生態文明建設的第一要義是發展,精髓是綠色發展;基本立場是以人為本和環境正義;直接目標是環境良好、資源永續和生態健康,終極目標是生產發達、生活美好、生態平衡之“三生共贏”的高質量綠色發展;核心任務是維持“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內部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的供需平衡;主要路徑是空間的有序化(國土空間格局優化)、發展的生態化(使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系統耦合起來)、生態的資本化(以非消耗性的方式,將良好生態轉化為經濟財富)、治理的系統化(包括治理主體和治理客體的體系化,特別是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和環保的經濟化(降低環境保護的經濟社會成本);基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利益平衡;主要法寶是良法善治和中央督察(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
           
            除了思想指導之外,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還十分重視中觀層面的指導和建議。“十三五”期間,先后出臺了60多項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改革方案、政策措施和黨內法規。
           
            一是提出改革方案。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在2015年出臺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基礎上制定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2020年,財政部制定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生態環境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最高人民法院等11家國家機關共同出臺了《關于推進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進一步推進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改革。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綜合行政執法改革的指導意見》和《行業公安機關管理體制調整工作方案》對建立生態環保綜合行政執法體制、理順森林公安管理體制提出了具體改革思路。
           
            二是開展政策指導。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為打贏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提供了可操作的意見。202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對構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提出了具體指導意見。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在國土空間規劃中統籌劃定落實三條控制線的指導意見》,對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健全完善和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提供了指導方案。
           
            三是制定黨內法規。在2015年《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的基礎上,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先后于2016年、2017年和2019年頒布了《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規定(試行)》《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等黨內法規,初步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領導干部自然資源離任審計、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等多項制度。
           
            環境法的立法專門化工作取得里程碑式進展
           
            “十三五”期間,環境立法專門化、體系化工作進展迅猛,一共制定了7部法律,頒布了1項關于法律問題的專門決定,修改了19部法律,制定和修改了20多件行政法規。迄今為止,我國的生態文明專門法已形成了由39部法律、150多件行政法規、250多件部門規章、2100多項技術標準(其中環境標準1970多項)和50多項國際條約等所構成的立法體系。
           
            其一,填補生態文明建設領域7項立法空白。“十三五”期間,先后制定了《深海海底區域資源勘探開發法》(2016年)、《核安全法》(2017年)、《環境保護稅法》(2018年)、《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資源稅法》(2019年)、《生物安全法》(2020年)、《長江保護法》(2020年)等生態文明專門法。
           
            2018年通過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代表了我國環境污染防治領域的最高立法水準。該法的主要亮點有三:一是采用了重點保護和普遍保護相結合的原則,對農用地和建設用地的土壤污染防治問題作出了重點規定。二是樹立了風險防控原則,規定了土壤污染風險評估、管控、修復等一系列制度。三是確立了分類管理原則,按照優先保護類、安全利用類和嚴格管控類等類別,對農用地采用了分類施策的保護措施。四是規定了對用途變更為住宅、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的事前土壤污染狀況調查程序,強化了對人居環境安全的保障。
           
            2020年頒布的《生物安全法》是全球首部旨在建立最廣泛生物安全保障防線的生物安全專門法。該法的最大亮點是采用了最廣義的生物安全概念,對與生物利用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公共衛生安全、生物技術安全、人類遺傳資源與生物資源安全、微生物實驗室安全、生態安全、農業生產安全、國防軍事安全等安全問題作出了全面規定。
           
            2020年2月頒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為《決定》)屬于有關法律問題的專門決定。2020年10月公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不僅確認了《決定》的有關規定,新增了防范公共衛生安全的立法目的,將一般陸生野生動物也納入保護對象,規定了“史上最嚴”的禁食制度,而且對野生動物救護、疫情防控報告、專業化獵捕、禁止大規模捕殺、動物運輸的專用標識和檢疫、聯合執法和行刑銜接、執法檢查和查封、扣押以及遺傳資源保護和惠宜分享等制度作出了規定。
           
            2020年制定通過的《長江保護法》是我國環境資源立法的最新、最高成就,其制定出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之所以制定《長江保護法》,主要是因為之前的立法存在重大不足,解決不了長江流域保護的根本問題。此前,我國分別從環境污染防治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制定了《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漁業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法律。然而,這些立法屬于典型的“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具有明顯的要素立法、部門立法、分散立法特征,不僅缺乏針對性和有效性,而且造成了“九龍治水”、各自為政、部門之間經常推諉打架的局面。只有站在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的高度,運用“中醫療法”的整體思維,制定專門的《長江保護法》,才能在整體上和根子上解決長江保護的問題。事實上,《長江保護法》用96個條文,對長江保護中的普遍問題、重點問題、突出問題、前沿問題、特色問題均作出了全面規定,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使命。一是超越“條條”(部門分割)和“塊塊”(地方分割),運用“中醫療法”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對長江流域進行了一體化的調整。例如,將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視為“一盤棋”,規定了全流域發展規劃制度和橫向生態補償制度。二是統籌“保護”和“發展”,站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的高度,對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全面規定。三是融合“要素”和“系統”,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系統治理的要求,以水要素為核心,對“水環境”“水資源”“水生態”“水文化”“水災害”等涉水問題進行了全面規定,并對作為“生命共同體”其他部分的自然保護地、森林、草原、濕地、水生生物的保護以及水土保持、石漠化防治等相關問題作出了相應規定。四是緊扣“重點”和“難點”,對長江流域水資源的配置保護、水環境的污染防治、水生態的保護修復、發展模式的綠色轉型等“重點”問題,對協調機制、規劃體系、用途管制、分區管控、水電開發、岸線防護、禁限航區、非法采砂、水量分配、流域調水、水源安全、生態用水、生物救護、總磷污染、面源污染、固廢轉移、水系連通、濕地修復、遷地保護、鄉村振興、產業升級、港岸服務、生態補償、聯合執法等“難點”問題,作了重點突出、詳略得當的規定。
           
            其二,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修改19部法律。“十三五”期間,重點對《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森林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節約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19部法律進行了修改。這些法律的修改在一個或幾個方面體現和貫徹了前述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有的修法體現和貫徹了“空間的有序化”理念。例如,2019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不僅新增了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的規定,要求優化國土空間結構和布局;而且完善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編制要求,強調要遵守嚴格土地用途管制、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統籌安排城鄉生產、生活、生態用地以及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等原則,強化了對濕地、林地、草地等生態用地的保護。
           
            有的修法體現和貫徹了“發展的生態化”理念。例如,2018年修訂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要求土地經營權流轉不得破壞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生態環境。2019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增加了對耕地質量保護的規定,要求按照耕地總量不減少、質量不降低的原則防止土地荒漠化、鹽漬化、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2020年修訂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對生活垃圾分類、限制過度包裝、危險廢物分級分類管理等方面作了專門規定。2016年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禁止馴養繁殖過程中虐待動物等問題作了詳細規定。
           
            有的修法體現和貫徹了“生態的資本化”理念。例如,2019年修訂的《森林法》將“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確認為立法目的,規定在符合公益林生態區位保護要求和不影響公益林生態功能的前提下,經科學論證,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資源和森林景觀資源,適度開展林下經濟、森林旅游等。此外,2019年修訂的《森林法》還對采伐許可權限制的放寬、植樹節的設立、林木采挖移植的規制、木材運輸許可的廢除等問題作出了全新的規定。
           
            其三,地方生態文明立法探索可圈可點。除了國家層面的立法外,地方立法先行先試,也是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的一大亮點。譬如,在踐行生態文明建設戰略方面,出臺了《貴州省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條例》(2018年)、《江西省生態文明建設促進條例》(2019年)等綜合性地方立法。在環境權方面,《貴州省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2017年)率先在立法上確認了聲環境權(享有在安靜環境中生活、工作和學習的權利)。此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樣性保護條例》(2020年)、《東營市濕地城市建設條例》(2020年)、《深圳經濟特區生態環境公益訴訟規定》(2020年)和《河南省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2020年),在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濕地保護、流域生態保護等方面,作出了可貴探索。
           
            其四,國際環境法制建設合作成效顯著。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條約的起草和履約,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作出了中國貢獻。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國已與100多個國家開展生態環境國際合作與交流,與60多個國家、國際及地區組織簽署約150項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文件,已簽約或簽署加入的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國際公約、議定書等有50多項。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和第十四屆濕地公約締約方大會將在我國舉行,我國將以此為契機,推動各締約國共同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共同完善濕地公約履約機制,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濕地保護積極貢獻力量。
           
            傳統部門法的法律生態化工作取得飛躍性進展
           
            環境法的立法專門化和其他部門法的法律生態化,是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兩個方面,有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必須協同進行,不可偏廢。“十三五”期間,除了黨的政治指導和生態文明專門法取得重大進展外,憲法、民法、訴訟法等傳統部門法的法律生態化工作也取得了重大進展。
           
            其一,憲法生態化進展全球關注。2018年的憲法修正案,首次將“生態文明”寫入了《憲法》序言,指出要“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在第89條增設了國務院領導和管理“生態文明建設”的職權,顯著夯實了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憲法基礎。
           
            其二,民法生態化成就舉世矚目。2017年制定的《民法總則》,首次確認了“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綠色原則。2020年頒布的《民法典》,更是在物權行使、合同履行之綠色約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侵權責任等方面規定了近30個綠色條款。其中,關于生態破壞特殊侵權責任、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懲罰性賠償等方面的大膽創新,為《民法典》添上了一層生機盎然的“中國綠”,影響深遠。
           
            其三,行政法生態化探索可圈可點。由于所有的環境行政法律規范幾乎都規定在了《環境保護法》等專門性環境立法中,因此,行政法的生態化不是法律生態化工作的重點,只有極少數場合才有生態化的必要。不過,2021年修訂通過的《行政處罰法》作了重大探索:一是在市場監管、生態環境、文化市場、交通運輸、應急管理、農業等領域推行建立綜合行政執法制度,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第十八條);二是規定在生態環境等涉及生命健康安全領域的違法行為適用5年的行政處罰時效(第三十六條)。此外,該法還規定了行政處罰的定義(第二條,有助于與行政命令相區別)、增加了“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責令關閉、限制從業”等處罰種類(第九條)、規定縣級行政處罰權可下沉交由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行使(第二十四條)、規定行政相對人的無過錯免罰條款(第三十三條)、賦予行政相對人的執法抵抗權(第五十五條),這些通用性內容的修改也將對環境行政處罰工作產生重大影響。
           
            其四,刑法生態化革新大刀闊斧。2020年12月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不僅增加了污染環境罪的刑檔、提高了法定刑,將環評、環境監測“造假”的行為入罪,強化了對環境污染原因行為的打擊力度,而且拓寬了環境刑法的打擊范圍和懲戒力度,補全了在保障生命健康安全、維護生態和生物安全方面的功能。一是強化了對嚴重污染環境行為的刑法打擊力度,把污染環境罪的法定刑由二檔提升為三檔,將污染環境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有期徒刑15年。其二,將承擔環境影響評價、環境監測等業務的中介組織的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嚴重違法行為入罪,按“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定罪處罰。其三,拓寬了對濫食野生動物的刑法打擊范圍,將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非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野外種群的嚴重違法行為入罪。其四,強化了對生態空間的保護,將在國家公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進行開墾、開發活動或者修建建筑物的嚴重違法行為入罪。其五,強化了對生物入侵的刑法打擊力度,將嚴重非法引進、釋放或者丟棄外來入侵物種的行為入罪。
           
            其五,訴訟法生態化創新穩中求進。2017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和《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對檢察機關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作出了原則性規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還出臺了《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20多項司法解釋和政策文件。只不過,十分遺憾的是,《行政訴訟法》并沒有授予環保組織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
           
            其六,經濟法生態化實踐穩步前行。經濟法的生態化也是法律生態化的重要內容。2018年通過的《電子商務法》,不僅規定電子商務經營者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應當符合“環境保護要求”,而且直接規定了限制包裝和循環利用義務,要求快遞物流服務提供者“按照規定使用環保包裝材料,實現包裝材料的減量化和再利用”。同一年通過的《快遞暫行條例》,也有鼓勵使用可降解、可重復利用的環保包裝材料、鼓勵回收快件包裝材料等類似規定。此外,2020年農業農村部聯合生態環境部等印發的《農用薄膜管理辦法》,對農用地膜回收制度作出了明確規定,要求農用薄膜使用者“在使用期限到期前撿拾田間的非全生物降解農用薄膜廢棄物,交至回收網點或回收工作者,不得隨意棄置、掩埋或者焚燒”。
           
            對我國“十四五”期間生態文明法制建設的展望
           
            “十三五”以來,我國的生態文明法制建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總體而言,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結構性、根源性、趨勢性壓力總體上尚未根本緩解,生態環境質量與民眾的期待、美麗中國建設目標要求還有不小差距”,形勢依然嚴峻。“十四五”期間,務必繼續在環境法的立法專門化和傳統部門法的法律生態化兩個方面協同推進。
           
            關于環境法的立法專門化,需要從補生態保護立法的“短板”、鍛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資源保護立法的“長板”、固生態文明基礎性立法的“底板”等三個方面下足功夫。當前,要把“補短板”作為重中之重。盡快制定黃河保護法、濕地保護法、自然保護地法、國家公園法、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法和生態保護補償條例等法律法規,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野生植物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黃河保護法的制定,要吸收《長江保護法》的經驗,但又不可照搬。一定要按照“事實—事理—法理—法律”的立法邏輯和方法論要求,以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問題和經濟社會發展困局的客觀“事實”為基礎(上中下游各不相同),以水源涵養、水沙協調、水土保持、水量調控、生態流量等方面的“事理”為遵循,以資源公平(上中下游之間、左右岸之間水量的公平分配)、體制協調(區域協調、部門協調)、水權交易、生態補償、損害賠償等方面的“法理”為依據,以理順黃河生態環境治理和水資源利用的體制機制為核心,通過制定專門的《黃河保護法》,著力解決“九龍治水”“沿黃九省治水用水”的難題,從而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雙贏。生態保護補償條例的制定,一定要厘清生態補償與資源補償、生態保護補償與生態破壞補償、生態保護補償與生態資產產權交易等相關概念的關系,切忌將土地輪耕補償(屬于資源補償)、生態修復補償(屬于生態破壞補償)、水權交易(屬于生態資產產權交易)、排污權交易(屬于環境容量資產產權交易)等也納入生態補償的范圍。
           
            關于傳統部門法的法律生態化,重點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憲法生態化方面,應促使環境權入憲取得實質性進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進入“十四五”后,人民群眾對綠水青山、優質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的需求無疑會更加迫切。將人民群眾對良好人居環境的這一需求權利化,即是環境權。二是民法的生態化方面,建議修改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侵權的歸責原則和懲罰性賠償規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等方面的內容,并盡快出臺相關司法解釋。首先,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侵權責任不宜一律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例如,對因開發、利用、建設等行為妨礙自然通風、采光、眺望或者影響安寧、破壞景觀造成相應環境權損害以及因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精神損害或者后代人環境權益損害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應當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通常體現為違反國家規定)。再如,對與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原因物質有關的容器、設備、設施、場所等享有財產權利、予以實際占有或者負有管理責任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應當適用過錯推定責任原則。其次,對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侵權懲罰性賠償責任,其侵權的客體范圍應限于對人身和財產的損害,不應擴大到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損害(此時,更宜選擇優化環境行政處罰制度和環境刑事責任制度的路徑)。切忌把適用于消費者權益保護、食品安全、醫療產品、知識產權、商品房買賣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利用私人受害者對抗惡意侵權者,間接維護公共利益,以彌補由于違法損害發生隨機、侵害結果分散、政府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行政處罰失靈的缺陷),簡單套用于環境侵權領域。再次,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也不宜一律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例如,因合法采礦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如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沉降等),也須承擔相應的生態環境損害修復和賠償責任。三是刑法的生態化方面,建議直接增設破壞生態罪的新罪名(破壞自然保護地罪適用范圍過窄)。四是訴訟法的生態化方面,建議盡快授予環保組織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
           
            當然,環境法法典化也是一項可望在“十四五”期間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重大立法創新。不過,環境法典的制定是一項牽涉極其廣泛的系統工程,需要在熟練掌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內涵(特別是明晰環境、資源、生態的關系)、全面打通環境法與憲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經濟法、訴訟法之間的法理經脈。其中,環境權是無法繞開的理論高峰。環境法研究者和立法者既要有時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緊迫感,也要有生態文明的道路自信、中國氣派的戰略定力和理論創新的歷史耐心。切忌急功近利,否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作者簡介】楊朝霞,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賽,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法學系;林禹秋,中國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1]楊朝霞. 生態文明觀的法律表達:第三代環境法的生成[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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