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tput id="qgjlo"><strong id="qgjlo"><xmp id="qgjlo"></xmp></strong></output>

      1. <p id="qgjlo"></p>

        <object id="qgjlo"></object>
        <table id="qgjlo"><strike id="qgjlo"><b id="qgjlo"></b></strike></table>
      2. 龔刃韌的個人空間

        博客

        《禁止酷刑公約》在中國的實施問題

          1988年9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以下簡稱《禁止酷刑公約》或《公約》)。《公約》于1988年11月3日對中國正式生效。然而,自中國批準《公約》至今,酷刑現象在中國仍然屢禁不止。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法紀檢察廳1997年的統計,從1990年至1996年,共立案查處刑訊逼供案件2943件5922人,平均每年立案查處刑訊逼供案件420件846人。[1]又據中國政府向《公約》所設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的歷次履約報告,自1997年至現在,中國一直存在著酷刑現象。[2]

          酷刑現象在中國屢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重口供輕證據的傳統、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護的觀念、嚴打政策、強調破案率及警察壓力過大、公民人身自由缺乏充分保障、拘留時間過長、缺乏保釋制度、偵查與羈押機構不分離、拘留及羈押場所缺乏中立性、犯罪嫌疑人沒有沉默權、律師介入不夠及時及律師權利未得到充分保障、訊問全程錄音錄像形同虛設、舉證責任不明確、對犯罪被害人缺乏國家救助制度、證人出庭制度有缺陷,等等。對這些原因,國內法學者和法律實務工作者已有大量分析。以下主要以《禁止酷刑公約》為依據,從立法、執法、司法等方面分析中國在實施《公約》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立法上缺乏酷刑的完整定義

          (一)《公約》的規定

          關于酷刑的定義,《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如下:

          為本公約的目的,“酷刑”是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或為了基于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純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帶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內。

          這是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酷刑定義。據此,酷刑主要有三個基本標準:[3]第一是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第二是蓄意;第三是為了特定的目的。此外,還有一個標準是酷刑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實施。

          (二)中國立法與《公約》的差距

          按照中國《刑法》第247條和《刑事訴訟法》第50、54條,酷刑一般被表述為“刑訊逼供”以及“暴力取證”。但對于什么是“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法律上沒有明確的定義。在有關酷刑的定義方面,中國現行法律規定與《禁止酷刑公約》存在以下差距:

          1.未將使精神遭受劇烈痛苦的行為列為酷刑

          《公約》第1條1款規定,“酷刑”是指“蓄意使某人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應該說,所有使人肉體上遭受劇烈疼痛的酷刑行為同時也都會導致精神上的極度痛苦,并帶來持久的精神傷害乃至后遺癥。[4]然而,也有些酷刑行為未必直接造成肉體上的劇烈疼痛,但卻使人精神上極度痛苦,從而導致被迫作出違背自己意愿的供述。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列舉了蘇聯強迫勞動集中營的31種偵訊手段,其中包括粗暴辱罵、心理對比的打擊、預先凌辱、恫嚇、利用對親人的感情來威脅、聲法(強迫大聲重復自己的話)、隔離,等等。[5]這些行為多是并不造成肉體上劇烈疼痛的“精神酷刑”。斯大林統治時期,以家庭成員的生命安全進行威脅不僅是典型的“精神酷刑”,而且成了“蘇聯模式”的審判特色,以致于受審者在供認自己的罪行時都竟然表現得那樣的心甘情愿。[6]

          中國《刑法》第247條和《刑事訴訟法》第50、54條所規定的“刑訊逼供”以及“暴力取證”均不包含“精神上遭受痛苦”。2012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65條規定:“刑訊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變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體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為。”同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95條也規定:“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愿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

          雖然2012年“兩高”司法解釋首次提到“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但主要限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解釋,并沒有改變中國現行法律對刑訊逼供罪或暴力取證罪的界定。而且,“兩高”司法解釋提到的“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主要是“使用肉刑或者變相使用肉刑”的結果。這種解釋也過于偏窄,因為造成“精神酷刑”并不限于肉刑或變相肉刑。除以上提到的例子外,假槍斃或威脅報復家庭成員,或強迫受害者親眼目睹其對他人執行死刑或酷刑,[7]或采用暴力方法威脅家屬和近親屬,對被拘留者及其家人威脅強奸、嚴重的性羞辱,[8]以及長時間單獨禁閉等,盡管可能與肉刑或變相肉刑無關,但也都會引起“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釋還提到“采用其他方法”。對此,同法院在2013年司法解釋中指出包括“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非法方法”。[9]但這些方法大部分主要還是對身體的折磨。

          此外,“兩高”司法解釋使用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用語也不準確。因為所謂“肉刑”主要是指殘害肉體的刑罰,通常以切斷肢體、割裂肌膚以及損毀身體器官為特征。因此幾乎所有“肉刑”都使受刑者成為殘廢或生理缺陷者。[10]酷刑雖然包括肉刑,但還包括其他種種殘酷折磨人的行為,受酷刑者未必都成為殘廢或生理缺陷者。如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雖然廢除了肉刑(墨、劓、刖三種刑),但并沒有廢除笞、杖等拷訊方式。[11]實際上,中國歷代王朝都通用笞、杖、鞭、督、枷等拷訊方式。[12]所以,《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的酷刑顯然比中國法律及其司法解釋中的“肉刑”或“變相肉刑”要寬。

          2008年11月,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審查中國第4次定期報告后的結論性意見中指出:中國法律“有關酷刑的規定僅涉及身體虐待,而不包括施加嚴重的精神痛苦或折磨”,因此建議中國“應在其國內法中納入酷刑定義”。[13]2015年12月3日,禁止酷刑委員會審議中國政府第五次履約報告的結論性意見雖然積極評價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承認使用其他方法引起被告人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也作為酷刑,但指出這只是關于證據排除問題的適用解釋而不涉及刑事責任。[14]

          2.中國立法上實施酷刑罪的主體偏窄

          按照《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第1款,實施酷刑行為的主體不僅包括公職人員,也包括 “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實施酷刑的人。但按照中國《刑法》第247條,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行為罪的犯罪主體僅限于“司法工作人員”。所謂“司法工作人員”是指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看守所或監獄監管人員。[15]這樣,其他非前述身份的人,即使以官方身份或在公職人員同意或默許下實施酷刑,也不能成為刑訊逼供的犯罪主體。

          3.中國立法上實施酷刑目的規定偏少

          按照《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1款關于酷刑的定義,實施酷刑的目的包括:①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②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③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④為了基于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16]

          然而,中國現行法律規定的關于刑訊逼供和暴力取證的目的主要限于取得證言或收集證據,既沒有規定“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第三者”,也沒有明確“基于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等目的。

          (三)中國應將《公約》規定的酷刑定義納入國內法

          可見,中國立法至今仍沒有將《禁止酷刑公約》第1條第1款關于酷刑的定義納入進來,因而缺乏關于酷刑的完整定義。2005年應邀訪問中國的聯合國禁止酷刑特別報告員諾瓦克(ManfredNowak)在向聯合國提交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刑法》沒有明確反映《公約》第1 條所界定的下列酷刑內容:精神上的酷刑,直接涉及公職人員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以官方身份行使職權的其他人;行為的實施是為了某種具體目的,如得到招供、獲得情報、處罰、恫嚇或歧視”。為此,他建議中國“根據《公約》第1條,對酷刑罪下定義應為優先事項,并根據其嚴重性給予相應處罰”。[17]

          針對中國立法上缺乏酷刑定義的問題,禁止酷刑委員會自1993年至2015年每次在審議中國提交的履約報告后的結論性意見中,也都反復建議中國將《公約》第1條所規定的完整酷刑定義納入法律。[18]

          二、存在有罪不罰或重罪輕罰現象

          (一)《公約》的規定

          《公約》第4條規定:①每一締約國應保證將一切酷刑行為定為刑事罪行。該項規定也應適用于施行酷刑的企圖以及任何人合謀或參與酷刑的行為。②每一締約國應根據上述罪行的嚴重程度,規定適當的懲罰。

          2007年,禁止酷刑委員會在第2號一般性意見中指出:“締約國必須至少按照《公約》第1條所界定的酷刑行為要素和第4條的要求,將酷刑行為定為根據其刑法須加以懲罰的罪行。”[19]

          (二)中國立法和司法解釋存在的問題

          雖然中國《刑法》第247條規定有“刑訊逼供罪”以及“暴力取證罪”,但由于缺乏對酷刑的完整定義,尚未將一切酷刑行為都定為刑事罪行。如《公約》第1條規定的蓄意使某人在精神上遭受劇烈痛苦的行為在中國不構成“刑訊逼供罪”或“暴力取證罪”。正如禁止酷刑委員第2號一般性意見中所說:“《公約》中的定義若與國內法中納入的定義有重大差距,就會出現實際或可能的漏洞,從而導致有罪不罰。”[20]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9年、2001年和2006年先后發布過三項立案標準,[21]其中有關“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罪”的立案標準都不符合《公約》規定。首先,立案標準規定過窄,規定只有“致人自殺、重傷或者精神失常”才構成刑訊逼供罪或暴力取證罪立案標準(1999年《立案標準》),只有“致人死亡的”才構成“特大案件”立案標準(2001年《重特大案件標準》)。這種立案標準比“9·11事件”后為布什政府制定酷刑政策提供“法律”依據的“拜比備忘錄”(Bybee Memoranda)有過之而無不及。[22]

          其次,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三項司法解釋都有對施行酷刑次數或遭受酷刑人數等數量上的要求,即如果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的次數不到3次以上,或者受刑的人數不到3人以上就不構成立案標準。這種對刑訊或暴力取證次數或受刑人數的數量上的特殊要求顯然違反了《禁止酷刑公約》第4條以及其他各項條款。

          再次,最高人民檢察院三項《立案標準》都以造成冤案作為立案標準之一。據此,即使有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只要沒有“造成冤、假、錯案”,就不構成立案標準。這等于給刑訊逼供行為留下了“合法性”的余地。然而,這種司法解釋明顯地違反了《禁止酷刑公約》的宗旨和目的,因為酷刑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是絕對禁止的,不應有任何例外。[23]

          (三)存在有罪不罰或重罪輕罰現象

          在中國,司法實踐存在對刑訊逼供行為有罪不罰或重罪輕罰的現象。最高人民檢察院法紀檢察廳1997年公布的調查表明,在許多刑訊逼供致人死亡或致殘的案件中,不僅檢察機關免予起訴,即使起訴,法院也量刑畸輕,如判有期徒刑一到二年并緩刑二到三年。還有些刑訊逼供案件僅在公安機關內部按黨政紀處理。[24]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改變。

          近年來,從被媒體曝光引起全國廣泛關注的重大案件或冤案的追責中也能看到有罪不罰現象。如近年10起全國聞名的特大冤案中,只有“趙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蕭山五青年搶劫殺人案”“于英生案”等少數幾起冤案已進行追責或啟動追責程序,而多數案件如“佘祥林殺妻案”“李懷亮案”“趙艷錦案”“王本余案”“念斌案”“徐輝強奸殺人案”“浙江叔侄冤案”等均未明確啟動追責程序。而在啟動追責程序的少數案件中,除“趙作海案”實施刑訊逼供的5名警察獲刑外,其他案件中實施刑訊逼供的人員都沒有受到刑事處罰。[25]

          2016年2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有關部門公布了對“呼格吉勒圖案”負有責任的27人追責名單,除了時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馮志明因涉嫌職務犯罪依法另案處理外,其余都為行政記過或黨內警告處分。[26]這次對“呼格吉勒圖案”追責雖然范圍比較寬,涉及到公、檢、法幾個方面負有責任的人員,但卻取消了罪與錯的性質區別,幾乎對所有人都按照工作上的“錯誤”來處罰。這種追責方式不僅招致了酷刑冤案受害者遺屬的強烈不滿,而且也起不到防止酷刑的警示作用。

          (四)酷刑有罪不罰或輕罰的原因

          酷刑有罪不罰或輕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前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立案標準明顯偏離了《公約》規定,所以到目前為止,大量存在的刑訊逼供或酷刑行為都不會被立案和查處。

          其次是司法及執法機關內部僅將刑訊逼供視為工作上的“失誤”而加以姑息。例如,199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法紀檢察廳曾指出,一些法院以及公安、檢察機關出于“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以刑訊逼供是“工作上的失誤”“因公犯罪”“好心辦壞事”等借口不及時查處,存在著對酷刑犯罪進行袒護、包庇以及重罪輕判等現象。[27]

          再次是公、檢、法之間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配合有余而制約不足”的司法現狀。所以,在司法實踐中,公、檢、法三機關都對刑訊逼供行為懲處不力,結果是刑訊逼供成本低、收益大、風險小。[28]

          有罪不罰和有罪輕罰(如對酷刑施行者僅僅“記過處分”)都違反了《禁止酷刑公約》第4條的規定。禁止酷刑委員會在第2號一般性意見中指出:“締約國必須至少按照《公約》第1條所界定的酷刑行為要素和第4條的要求,將酷刑行為定為根據其刑法須加以懲罰的罪行。”[29]按照《公約》規定,對酷刑的懲罰應當接近在國內法律制度上對最嚴重罪行的懲罰。[30]在中國有罪不罰或輕罰正是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為此也受到禁止酷刑委員會的關注。[31]

          總之,締約國對酷刑有罪不罰是對《禁止酷刑公約》義務的違反,同樣對酷刑行為處以較輕的刑罰或赦免也不符合《公約》第4條2款“適當的懲罰”的義務。[32]

          三、缺乏獨立公正的調查機制

          (一)《公約》的規定

          《公約》第12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有適當理由認為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已發生酷刑行為時,其主管當局立即進行公正的調查。

          按照這一規定,無論有無申訴,只要有適當理由相信存在酷刑行為或虐待行為發生,主管當局就必須進行迅速和公正的調查,[33]而這種存在酷刑嫌疑的信息來源并不重要。[34]所以,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可能發生酷刑行為,國家主管當局就應主動地展開迅速和公正的調查。對酷刑展開調查方面,“迅速”具有特殊重要性。1998年5月14日,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審議“BlancoAbad訴西班牙”來文中指出:“迅速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要確保受害者不會繼續遭受此類行為,而且除非所使用的方法造成了永久的或者嚴重的后果,一般來說,酷刑、特別是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所留下的傷痕很快就會消失”。[35]

          為了從事迅速和公正的調查,《公約》締約國應設有一個獨立的和外部的調查監督實體,該實體獨立于涉嫌酷刑行為或虐待行為發生的組織機構。[36]2012年5月24日,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審理“Gerasimov訴哈薩克斯坦”來文決定指出:締約國是委托警方開展調查的,而正是在這個警察局里發生了聲稱的酷刑;后來締約國又委托該警察局的上級機關開展調查。所以,委員會認為由哈薩克斯坦警察當局從事調查是不公正的。[37]

          按照2004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編《伊斯坦布爾議定書: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有效調查和文件記錄手冊》,這種獨立或中立的調查機構的權力應包括:(a)獲得進行調查所需全部信息的權力;(b)發布公開報告的權力;(c)進行現場訪問的權力,包括在涉嫌發生酷刑的地點進行訪問;(d)向境外的證人和組織獲取證據的權力。[38]

          (二)中國缺乏獨立的調查機制

          中國通常由檢察機關負責對酷刑行為進行調查。但由于中國司法體制下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之間相互配合的關系,因此在中國遭受酷刑的人基本上不能指望其申訴會被迅速調查,更談不上申訴之前有關部門就會開展調查。

          2013年糾正的浙江省“張高平和張輝叔侄案”的平反被認為是冤案申訴成功的極少例子。但就在這個案件中,也會發現中國仍然缺乏獨立的調查機制。兩當事人曾向檢察官申述,但檢察官仍堅持起訴。[39]該案酷刑受害者之一張高平是2005年被押至新疆石河子監獄服刑的,由于他不斷申訴喊冤拒絕認罪減刑,2007年夏天引起巡視監管場所的新疆石河子市檢察院駐監所檢察官張飚和魏剛的重視。然而,由于“限于精力、財力,以及級別和地域管轄”,駐監所察官并不能展開調查,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幫助張高平將其申訴材料轉交給浙江省司法機關。張飚他們分析案情后堅持幫助申訴5年之久,甚至在張飚2011年退休之后仍堅持幫助申訴。盡管2008至2011年石河子檢察院連續5次將張高平案件的申訴材料寄交浙江省法院、檢察院,但均無正式回復。張飚只能一次又一次打電話,希望引起浙江有關司法機關能夠重視。[40]直到2012年2月27日,由于出現“新的證據”,浙江省高院才開始對該案立案復查。直到2013年2月6日,經浙江省高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確有錯誤,才決定進行再審。在這一冤案中,盡管酷刑受害者一直申訴,而且得到駐監所檢察官的熱心幫助,但歷時十年始終都沒有任何一個機關展開關于酷刑行為的調查程序。這至少表明中國檢察機關不具有獨立調查機關的資質。

          2008年11月21日,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審議中國提交的第四次履約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特別指出:中國“缺乏《公約》要求的調查酷刑指控的有效機制。正如委員會在口頭介紹時指出的,由檢察院負責調查有關政府官員實施酷刑以及私人在政府官員默許或同意下實施酷刑的指控,存在著涉及檢察院職責的嚴重利益沖突,可能導致調查無效和有失公正(第2、11和12條)”。[41]

          近年來被報道出來的重大刑事冤案,平均都是經過十年左右的時間才因其他各種原因得到糾正,而在此期間幾乎都沒有得到有關機關的及時調查。可見,中國缺乏一個獨立的調查機制,因而難以履行《公約》第12條規定的對酷刑行為迅速調查的義務。與此同時,中國也缺乏一個獨立于警察和拘留機構的醫療檢查機制。所以,2015年12月3日,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審議中國政府第五次履約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進一步呼吁中國建立獨立的醫療檢查機構,建立獨立的監督機制以確保迅速、公正和有效地調查所有關于酷刑和虐待的指控。[42]

          四、酷刑受害者的申訴權缺乏保障

          (一)《公約》的規定

          《公約》第13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凡聲稱在其管轄的任何領土內遭到酷刑的個人有權向該國主管當局申訴,并由該國主管當局對其案件進行迅速而公正的審查。應采取步驟確保申訴人和證人不因提出申訴或提供證據而遭受任何虐待或恐嚇。

          按照《公約》第13條規定,締約國不僅應建立公正和有效的申訴機制,而且應確保聲稱遭受酷刑的個人申訴權。這種個人申訴權有兩個方面:第一,每個人都有向該國主管當局就遭受酷刑提出申訴的權利;第二,每個人都享有其申訴被主管當局迅速和公正審查的權利。《公約》第13條也適用于虐待行為。[43]原則上,酷刑受害者的申訴并不需要特定的形式或程序。酷刑受害者只需把事實提請國家當局注意就足夠了,對此締約國有義務迅速和公正地進行調查。[44]

          為了有效實施《公約》第13條,締約國應當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來確保被剝奪自由的人的申訴權,如迅速地告知他們的權利,包括向主管當局提起申訴的權利并被及時告知受到何種指控的權利;有及時接近他們選擇的律師和醫生以及親屬的權利;有機會向具有權限的個人或機構,如法官、調查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申訴的機會。[45]2012年,禁止酷刑委員會在第3號一般性意見中也指出:“申訴機制應向公眾通報并使公眾能夠利用這些機制,包括被剝奪自由的人,無論他們是被拘留、在精神病設施之中還是在其他地方。”[46]

          (二)中國酷刑受害人的申訴權缺乏保障

          在中國,酷刑受害人的申訴通常要經過多年之后才可能引起重視,鮮有申訴成功的例子。服刑階段的酷刑受害人的申訴還常被視為“抗拒改造”,直接影響到減刑。酷刑受害人的家人堅持申訴也會遭受打壓。例如,“佘祥林案”當事人在11年的獄中寫了厚厚的申訴材料,他本人和家人多年來不斷申訴,但每次都無結果。佘祥林的母親和哥哥就因持續上訪分別被關押9個月和41天。佘祥林的母親在被放回后不久就去世了。[47]“趙艷錦案”中丈夫為妻子到處上訪,因此被行政拘留3次、勞教兩次。[48]在“張高平和張輝叔侄案”中,張高平的哥哥張高發曾多次到北京上訪,申訴十年,在浙江省高院卻是零登記。前述檢察官張飚幫助遞送的申訴材料也連續5年都“遞不上去”。[49]“呼格吉勒圖案”中,盡管2005年犯罪嫌疑人趙志紅落網并供述了自己是呼格吉勒圖“4·9奸殺案”的真兇,但隨后呼格吉勒圖的父母開始了長達9年的上訪申訴,一直都沒有得到調查。[50]后來因新華社內蒙古分社高級記者湯計自2005年至2011年的5篇“內參”,引起中央有關領導的關注和最高法院領導的重視并批示,才促使內蒙古高院內部在2013年初啟動復查呼格案。[51]

          以上這些平均經過十年才得到平反的冤案表明,中國還沒有一個公正的申訴和審查機制,酷刑受害者不享有其申訴被主管當局迅速和公正審查的權利。在“趙作海案”中,由于在刑警隊遭受過被打的痛苦和恐懼,趙作海入獄后連申訴都不敢,害怕申訴出去了再挨打。[52]在2013年以前,酷刑造成的冤案都是由于“真兇落網”或“亡者歸來”后才開始糾錯,偶然性很大。但近年因證據不足被糾正的冤案中,酷刑受害者及其家人也同樣經歷了長年而無效的申訴磨難。如“于英生案”當事人及其家人經過17年的申訴,于英生的父親為了給兒子申訴往北京、合肥跑了幾十趟,但沒能等到兒子被宣告無罪就去世了。[53]2016年2月1日,由浙江省高院撤銷原審裁判宣告無罪的“陳滿案”,自定罪后陳滿及其家人一直在申訴,冤獄23年,77封申訴書毫無回音。[54]2016年2月4日,由福建省高院對22年前莆田的一起殺人案作出再審宣判,宣告當年終審被判死緩的許金龍、許玉森等4名被告人無罪。在入獄期間他們的家人為了上訪申訴投入了20多年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到北京上訪多次被截訪拉回福建,截訪途中被多次毆打,回到福建后還被多次拘留。[55]

          總之,在司法實踐中,幾乎沒有酷刑案件是因為當事人的申訴而由主管當局主動啟動救濟程序的。上述冤案的酷刑受害人及其家人的申訴基本上都沒有起作用。即使上述冤案在多年后被糾正,當事人長期申訴中涉及的實施刑訊逼供行為的責任者基本都沒有受到認真的審查和處理。

          2015年12月3日,禁止酷刑委員會在審議中國政府第五次履約報告的結論性意見中建議中國“建立一個獨立、有效和保密的機制,以便于酷刑和虐待受害者向有權限和獨立的當局提交申訴,并確保申訴者不因其申訴或提供證據而遭到報復”。委員會還要求中國提供自2008年以來所收到的酷刑受害者申訴的數量、由檢察機關依據職權對酷刑指控調查的數量或據醫生報告的數量信息,以及對從事酷刑或虐待的人施加刑事處罰或紀律處罰的數量信息。[56]

          五、對酷刑受害者的救濟問題

          (一)《公約》的規定

          《公約》第14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在其法律體制內確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補償,并享有獲得公平和充分賠償的強制執行權利,其中包括盡量使其完全復原。如果受害者因受酷刑而死亡,其受撫養人應有獲得賠償的權利;本條任何規定均不影響受害者或其他人根據國家法律可能獲得賠償的任何權利。

          酷刑是對人的身心的嚴重摧殘和對人的尊嚴的嚴重侵犯,酷刑受害者應有權獲得救濟。締約國對酷刑受害者的救濟義務不僅包括獲得公平和充分賠償的權利,還包括恢復、受害者的復原、賠償和平反、確保不再發生等各項補救措施。[57]所以,對于酷刑受害者的救濟不能僅以金錢賠償來結束。無論如何,起訴與救濟之間有著明顯的聯系。酷刑受害者獲得救濟還包括懲罰酷刑實施者。因為如果實施酷刑的人仍然享有免受處罰的自由,酷刑受害者就不能被認為已經得到救濟。在實踐中,如果官方當局沒有為確立刑事責任而進行調查,由酷刑受害者自身來提起獲得救濟的程序是極其困難的。[58]

          為了使《公約》切實產生作用,1997年12月12日聯合國大會通過52/149號決議,宣布每年6月26日為“聯合國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日”。

          (二)中國酷刑受害者獲得救濟的存在問題

          中國1994年《國家賠償法》沒有精神賠償條款,所以在2010年以前平反的酷刑導致的冤案都沒有精神賠償,如2010年5月13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決定,入獄11年的趙作海僅得到國家賠償及生活困難補助費等65萬元,并沒有精神賠償。直到2010年4月修改、12月1日施行的《國家賠償法》才對刑事拘留和逮捕賠償新增第35條精神損害撫慰金條款。2014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適用精神損害賠償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具體金額原則上不超過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2011年以來,各地法院對刑訊逼供造成的刑事冤案的賠償開始包含精神損害撫慰金。

          雖然中國對因刑訊逼供造成冤案的當事人救濟有了明顯的進展,但是與《禁止酷刑公約》規定的標準仍有不小差距。例如,在對酷刑受害人的實質性救濟方面,2012年禁止酷刑委員會在第3號一般性意見提到“恢復、補償、復原、清償和保證不再發生”這五種形式的賠償,并指出這些賠償可包括:

          償付已支付的醫療費用并提供資金,支付受害者所需要的未來醫療或復原服務,以確保盡可能的完全復原;由于所造成的身體或精神傷害而產生的金錢和非金錢傷害賠償;由于酷刑或虐待所造成的殘疾所導致的收入和潛在收入損失;就業和教育等機會喪失。此外,締約國向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的適足賠償應包括法律或專家援助和與提出救濟索償相關的其他費用。[59]

          中國對刑事冤案的國家賠償包括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扣押財產的返還或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幾個方面,但主要體現在金錢賠償方面。中國對酷刑受害人的救濟還沒有完全體現“恢復、補償、復原、清償和保證不再發生”這五種形式的賠償。即使金錢補償,也存在補償額計算方法不合理、賠償范圍偏窄和賠償額過低等問題。中國對酷刑受害者的賠償范圍較窄,僅限于酷刑受害者本人。而根據《禁止酷刑公約》第14條,酷刑受害者還應包括“受害者的直系親屬或受扶養人以及出面干預以援助受害者或防止受害情況而蒙受損害的人”。[60]“保證不再發生”包括對酷刑實施者的懲罰。禁止酷刑委員會認為締約國對酷刑實施者有罪不罰、從輕懲罰或批準赦免不僅違反了《公約》第4條,也構成對《公約》第14條1款的違反。[61]但如前所述,中國存在著對酷刑行為有罪不罰和輕罰現象,這實際上也是對酷刑受害者實質性救濟的一種缺失。

          締約國對酷刑受害人還有程序性救濟義務。2012年12月,禁止酷刑委員會在第3號一般性意見中指出:

          第14條規定的締約國提供救濟的義務有兩個方面:程序性救濟和實質性救濟。為履行程序性義務,締約國應頒布法律并設立申訴機制、調查機關和機構,包括獨立司法機構,這些機構能夠裁定酷刑和虐待受害者是否有權獲得救濟并向其判付救濟;締約國還應確保這種機制和機構行之有效而且所有受害者都可加以利用。[62]

          從這個意義上看,《公約》第12條、第13條與第14條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因為如果締約國沒有立即進行有效和公正的調查,也沒有建立公正和有效的申訴機制,即第12條和第13條下的義務未得到保障,酷刑受害者就無法獲得充分救濟。[63]

          六、禁止酷刑任重而道遠

          盡管中國1988年就批準了《禁止酷刑公約》,但在履行人權條約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例如,包括《禁止酷刑公約》在內,中國已批準的所有人權條約都不能在國內法院直接適用。[64]又如,中國在遵照人權條約規定修改國內法方面也相對滯后。如《禁止酷刑公約》第15條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直到2012年中國全面修改《刑事訴訟法》后才首次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此時,中國已批準《公約》24年。近年來被媒體曝光的因刑訊逼供導致的重大刑事冤案,絕大多數都是這24年間法院依據非法證據作出的判決。

          自2013年以來,各地法院糾正刑事冤假錯案不再局限于“真兇再現”或者“亡者歸來”這些極其偶然的因素,而是越來越多地基于“證據不足”或“疑罪從無”原則,如“于英生案”“念斌案”“黃家光案”“徐輝案”“張光祥案”,等等。2014年糾正的12起重大冤假錯案中,僅有2起是因為出現了真兇。這反映出中國法院從“疑罪從輕”到“疑罪從無”、從“寧可錯判也不錯放”到“寧可錯放也不錯判”的司法理念的轉變。然而,作為“疑罪從無”基礎的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仍然沒有得到完全的承認。[65]無罪推定并不是排除偵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合理懷疑,而是要求由檢控方來承擔舉證責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法官不應作出有罪推定的判決。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雖然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但同時維持了自相矛盾條款,即“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第118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被糾正的刑事冤案無論發生在何時,公、檢、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現象。《憲法》第126、129條、《刑事訴訟法》第5條、《法院組織法》第4條、《檢察院組織法》第5條等都明確規定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并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但至少在這些刑事冤案中法院很少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不僅沒有獨立行使檢察權,還主動放棄了監督職權。通常,法院和檢察機關都積極地配合公安機關破案,共同對付刑事被告人,無視酷刑行為卻倚重因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從而釀成重大冤案。與此同時,被拘禁者的初次被訊問的律師在場權以及律師的權利都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2015年12月3日,禁止酷刑委員會審議中國政府第五次履約報告的結論性意見特別提到對律師權利的保護問題。[66]

          正是這種以偵察工作為中心的公、檢、法聯合辦案方式使得刑事冤案的糾正極端困難,因為平反一起由刑訊逼供導致的刑事冤案有可能涉及到公、檢、法三機關多人甚至幾十個涉案人員。僅就明顯錯判的法院而言,由于重大刑事案件常常不是由審案法官而是由審判委員會、法院領導或根據政法委指示決定的,因而難以追究責任。不難理解在中國每起重大刑事冤案的糾正平均長達10年左右,這并不是因為刑訊逼供證據難尋,而是因為公、檢、法相互配合的一體化體制和法官難以獨立審判等制度上的阻礙。由此可見,在中國酷刑屢禁不止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在于司法制度本身的問題。

          2005年11月20日到12月2日,聯合國反酷刑特別報告員諾瓦克對中國進行訪問時也觀察到這一問題,他在向聯合國提交的考察報告中指出:

          在中國消除酷刑的最大的障礙是制度上的缺陷和缺乏獨立的司法。特別是在警察對逮捕、拘留行使廣泛的決定權和在破案的巨大壓力之下的情況下。目前在中國似乎沒有任何關于羈押場所的真正獨立的監督機制或訴冤機制。檢察機關不被認為是在證明犯罪方面被授予特殊作用的獨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在行使關于逮捕的司法權力時也沒有必需的獨立以適合法律授權的司法官員的國際標準。[67]

          中國以公安為中心的公、檢、法一體化的政法體制是自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形成的。1955年肅反運動期間,一些地方把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的辦案人員統一編組,實行偵查、起訴、審判“一攬子包干”的做法。[68]1957年7月反右運動后,地方政法部門被置于地方黨委的直接領導之下。“大躍進”時期,許多地方的專區和縣兩級的公、檢、法機關一度合并為“政法公安部”,有的檢察機關已經合并為公安機關下面的“法制室”或“檢察科”,實際上已名存實亡。[69]名義上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和機構精簡為理由,政法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以及公安部、司法部)都被編入黨的直接領導體制,同時推進公、檢、法的實質統合。政法部門在政法小組、政法業務部、政法業務指導小組、政法黨組等黨的領導系統的基礎上再編成,其結果是政府部門中與黨的機關聯系比較緊密的公安機關的地位相對高,大公安,小法院,檢察院可有可無。1960年11月黨中央承認了中央政法小組提出的《中央政法機關的機構精簡以及管理制度改革的報告》,在中央一級,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大幅度削減人員,在公安部黨組的指導下采取合同作業。同時,與中央政法小組對應的國家機關——國務院政法辦公室被廢除。至此,在政法部門完成了絕對的一元化體制。[70]“文革”初期“砸爛公、檢、法”,1968年后各級檢察機關一度被廢除。“文革”結束后,以公安為中心的公、檢、法一體化的政法體制得到恢復。然而,這些年來被披露的酷刑冤案反映出公、檢、法一體化體制的弊端——妨礙了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檢察權和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公、檢、法的互相配合取代了對司法公正的追求。

          近年來,中國在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刑訊逼供的措施,對刑訊逼供等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督和檢查力度也在加強。[71]但要切實有效地防止酷刑,中國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指標應該是確立法治。法治的基本含義是限制國家或政府的權力,并切實保障個人的自由。對法治的定義很多,但1955年由各國法學家、法官和律師組成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55年《雅典決議》(Act of Athens)對法治的定義仍是比較經典的,即:第一,國家遵守法律;第二,政府應尊重個人權利并為這些權利的行使提供有效的手段;第三,法官應受法治指引,公正維護和實施法治并在作為法官的獨立方面抵制來自政府或政黨的任何侵犯;第四,律師界應保持職業的獨立,維護法治基礎上的個人權利并堅持每個被告人應給予公正審判。[72]

          禁止酷刑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冤案,更是為了“保護個人的尊嚴和身心健全”。[73]如果僅僅是為了防止冤案而禁止酷刑,那么對沒有造成冤案的刑訊逼供行為必然會有所容忍甚至包庇,其結果就是酷刑和冤案都會繼續存在。無論什么理由,只要酷刑得到容忍,任何人甚至包括警察、法官以及下臺的黨政高官都有可能成為酷刑的受害者。

          正是基于人權保護理念,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人即使是真正的罪犯也都應享有免于酷刑的自由、刑事訴訟權利以及人道待遇。這是禁止酷刑原則的宗旨,也是現代司法文明的底線。

        閱讀(888 評論(0
        我要評論
        歡迎您

        最新評論

        北大法律信息網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動態
        網站簡介
        合作意向
        網站地圖
        隱私政策
        版權聲明
        北大法寶
        www.pkulaw.cn
        法寶動態
        法寶優勢
        經典客戶
        免費試用
        產品服務
        專業定制
        購買指南
        郵件訂閱
        法律會刊
        北大英華
        www.pkulaw.com
        英華簡介
        主要業務
        產品列表
        英華網站
        聯系我們
        用戶反饋
        返回頂部
        二維碼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