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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田飛龍:香港是否已經“染紅”?

          在主權回歸中國進入第20年后,圍繞著香港政治未來的斗爭,卻未有在國家進入“新時代”、“一國兩制”憲制方略進入50年內的新一個階段時,令它從混亂與未知中逐漸走出。近期以來,關涉不同話題的政治爭議與風波,于香港此起彼伏,而在此前一場主題定義為《“一國兩制”實踐中的青年思潮與青年工作》的沙龍討論的活動中,多維新聞亦就近期香港出現的幾項爭議事件,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博士,期冀通過與這位法律研究學者,也是香港社會深度觀察者的對話,為讀者呈現有別于喧囂、爭吵的理性評析聲音。
         
          多維:針對近日香港立法會針對《議事規則》修改導致的“小占中”風波,有觀點比喻建制派議員諸如“解決拉布”、方便建制迅速通過所屬意的議案,以及削減泛民議員議事權、增加主席權力的做法,是自我削減議員權力、方便為缺乏民意支持的議案護航,有違進入議事堂成員的本色與初衷。對此,您怎樣看待?
         
          田飛龍:在香港立法會當中,一些議員采用“拉布”或是濫用議事規則和議員特權等行為,去和對立一方進行對抗,包括更多地限制政府以及阻撓立法會原本應當通過的經濟民生議案,導致這幾年來,香港不但徒增了政治撕裂的面向,也妨礙了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和及時地進行經濟轉型與民生改善,因此,“拉布”等操縱議事規則的手段,其危害是人所共見的。
         
          所以,今次建制派集中力量去修訂議事規則,出發點無疑是針對議事規則中的技術性弊端或漏洞,這應當值得肯定。但另外一面,《基本法》所奠定的立法會制度,顯示行政、立法職能分立以及立法監察政府的民主性責任,加之立法會自治亦對議員有程序性權利的相應保障。故在這一前提下,議事規則的修改便要僅限于去限制惡意“拉布”以及不必要的議事流程時間耗損,確保議會保持效率化的審議表決以服務民眾。
         
          議事規則的修改應從阻止惡性“拉布”,提升議事決策效率,更好地實施《基本法》的角度出發,如果修改過度,過于減損了議員依據《基本法》應當享有的議事程序的權利,令到立法機構成為一種缺乏力量甚至是“橡皮圖章”式的制度裝置,便也違背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意。議事規則的修改應當準確拿捏尺度,避免矯枉過正,也避免窒息掉立法會負有的民主監督功能和議員議事、辯論的積極性。
         
          立法會針對議事規則應當修改的分寸,應要在議事效率、議事秩序及議員言論自由、議員程序權利和民主監督權利之間,取得一種平衡。在修改議事規則的部分章節時,立法會應當格外權衡,如果是修訂真正能遏制惡意“拉布”的條款,應當支持,反之,如果是過分減損議會本身的民主監督功能的條款,則要加以反對。修改議事規則,絕非所設定的反對門檻愈高,或是議長的裁量權愈大就越好,通用的測試標準即是修改程度要有利于發揮議會在《基本法》保障下的民主監督和集體議事功能。過分“拉布”以及故意做弱議會的民主監督權利和功能,皆應該受到社會批評。
         
          目前,議事規則修訂案已經通過,“拉布”空間縮小,反對性動議門檻提高,但是否能夠同步提升立法會民主議事與監督能力,尚需觀察。以及,在新規則下,建制與泛民如何重建政治平衡及追求議會民主的整體性權威,也是重大挑戰。
         
          多維:香港早前首次舉辦了國家憲法日專題座談會,主題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憲制基礎”。活動期間,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曾有過“香港不存在染紅的問題,因為九七以后就是紅的”等論述。因為在一般公眾理解上,政治“紅色”有兩個含義,其一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其二是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基本法》第五條則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似乎說明,至少從1997至2047這50年間,香港在此法的保障下實行資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不是“紅色”。由此,“染紅說”成為一個頗富爭議性的看法。在您看來,王的這句話該如何理解?您認為九七后,香港算是紅色的嗎?
         
          田飛龍: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從地理及法理上皆無可爭議地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構成區域之一。在有特區區旗飄揚的地方均有或應有中國國旗,故在政治象征和主權意義上,香港便算是“紅色”的,是紅色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紅色”是“一國”的基調色與整體背景色。因此,可以明確地說,香港肯定是“紅色中國”的一部分,假如今日還存在“內地是紅區,香港是白區”的圖景,那玩笑地講,一定是還沒解放時才會有的形態。
         
          但另一方面,“兩制”安排有其特殊性和辯證性。在具體的治權和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意義上,香港又可被界定為不完全“染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紅色”二字并無深度交集。“一國兩制”應允了50年內,香港得以保留原有的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故王振民的“染紅說”,主要還是從政治象征及主權意義上論述的,不應簡單化將其地理解為香港與內地即將一制化了。解讀該話語者亦應客觀尊重香港回歸以來,“兩制”在歷史及憲制層面上的客觀差異,并要善于應用這寶貴的差異,去服務于香港及國家利益,這才是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完整意涵。
         
          當然,王的說法也體現了某種中央焦慮的存在。在回歸20年來的很長時段內,香港在23條立法、國民教育及認同國家的歷史、政治和體制方面可謂進展甚微,也由此顯現出一種在人心回歸方面的困境。上述去殖民化措施及成效的缺失,正是應當著手解決的現實問題,是過于“白”而不夠起碼的“紅”的問題,是“一國兩制”之紅與白的割裂,不是水乳交融,類同油水分離。因此,在政治象征與主權意義上說香港“屬紅”固然不錯,但“一國兩制”決定了香港的高度“留白”,而符合基本法預期的“適度染紅”亦即香港有序融入及認同國家的過程,則絕不是一如那些所謂讓香港人接受洗腦、受到“染紅”的無端指責那般不具正當性及合理性,而正是中央治港的正當期待及“一國兩制”之國家理性的合理釋放。
         
          應當說,幫助香港建立一種相對客觀、溫和、理性的國家認知,既是中國全面準確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需要,也是香港社會自身經濟轉型、融入國家并捕捉、獲得新的機遇與紅利的需要,更是香港社會自身尤其是香港青年世代糾正偏頗國家觀、重新認識國家及建立基礎性國家認同的需要。故在這一層面來看,國民教育及身份認同逐步以多樣方式的呈現與強化,這既非“洗腦”,也不應算“染紅”,而是一種對于歷史缺失的“補課”。“洗腦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香港很多人早年接受的宗教“洗禮”及本地教育中的“通識”灌輸之本質也是一種精神“洗腦”,導致對國家的模糊認知與錯誤理解,導致本土史觀對殖民史觀的加持,共同抗拒“愛國愛港史觀”。這是不同“洗腦”版本之間的精神性競爭。今日之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及融入國家的新身份認同,就是要適度、結構性矯正香港本地“1.0版洗腦”的精神殘缺及其后遺癥,是香港人之精神結構“補課”與健全化的良性過程。所謂“去殖民化”,所謂“人心回歸”,說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一國兩制”下的“新香港人”,應當是“白里透紅”的,一方面奠立中國人身份政治認同的底色,另一方面疊加進國際化的“白色”光澤,如此才能繼續作為“東方之珠”耀眼全球,獲得新命與意義。女王的王冠早已退入歷史,黯淡無光,今日的香港必須成為“中國之珠”,澤被中國的“紅色”光芒,才能真正“滿血復活”,重整社會士氣,再創發展奇跡。
         
          多維:早前經香港政府的消息證實,律政司長袁國強已辭職,短期內將離職,其職位料將由資深律師鄭若驊接任。同時,鄭亦將成為香港首名具資深律師資格的女性律政司長,上任日期待定。實際上,袁國強自2012年7月上任至今,已處理過多項爭議議題,而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調查,袁國強的最新評分也依然低迷,反對率遠超支持率,令到現下及今后律政司長的職位愈發“難坐”。另一方面,近期亦有媒體報道,針對此前已遭擱置的23條立法問題或即將被官方重提,聯系到近來到港的一些中央高層官員的提及或表態,令傳言可信度提升。那么,您認為如果屆時在推行23條立法的前期及過程中,相關各方還應輔以什么樣的方式或手段,以確保立法過程不再因包括民意障礙等因素,而導致2003年的失敗教訓重演?
         
          田飛龍:此前早已表明去意的袁國強,之所以選擇在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半年后才正式離任,其中恐多是因其工作性質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包括可能需要處理妥當諸如“一地兩檢”等尚未落地轉化的工作。而現在袁的離任與鄭女士的接任,本身即可視為前后特首整體工作交接的一部分,這個過程現在看來亦是自然而然的。本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批準“一地兩檢”方案,使之成為基本法秩序的一部分,香港本地立法有憲制性責任加以及時轉化落實。
         
          新的律政司長的接任,是否就必然意味著23條立法推行的到來,目前尚不明晰。但推動23條立法,無疑系特區政府的憲制性責任,林鄭此前的相關表態也明確待今后社會條件成熟時便會推行,而中央政府則是希望吸取近年包括占中運動及港獨風波的相應教訓,通過23條立法來彌補國家安全在香港的制度漏洞。
         
          但是,是否立即啟動,相信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亦會審慎地去研判,包括創造有利的社會氛圍,以及向香港民眾解釋清楚國家安全系義務而主要不是一種權利。23條授權于特區政府的憲制內涵,已被明確為是應盡的義務,香港居民亦不能成為不承擔該義務的中國例外群體。
         
          而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國家安全立法主要針對的是直接、嚴重地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或團體,有著清晰的規制對象和法律標準。至于普通市民的政治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在香港法治之下,其實并不會受到任何損害。相反,國家安全的法治保障完善之后,香港會更加安全及具有吸引力,香港民主化亦可在一個中央更加信任及有保障的憲制條件及精神氛圍下從容討論及開展。
         
          我認為,相關各方在推行23條立法的過程中,應當將其法理性和必要性普及明確,同時也有必要在香港全社會展開一種針對中國憲法及歷史、政治的再教育,逐步消除香港人內心對國家與體制的根本偏見及恐懼感。而唯有在上述的準備工作均完成之后,那么屆時,才會有足夠保障及支持特區政府推動23條立法的社會及民意基礎。民意若可理解及認受,則反對派和外國勢力的操作空間就大大限縮了。
         
          23條立法同香港的政改及普選等政治話題具有高度關聯性,因此,特區政府在推行此一政治性、敏感性強烈的立法項目時,為了更好地平衡香港的政治生態及社會輿論,亦需要適當地為重啟政改的時間表及路線圖進行細致的再規劃,讓香港民眾看到其民主化還有再進步的余地。采用民主化同國家安全立法進行適當關聯和捆綁的方式,也許特區政府的推行過程會更加有利于此項工作的完成,而單純地只推行23條阻力仍然很大,也很難簡單跨越2003年的失敗陷阱。故早期的教育解釋和社會氛圍的鋪墊及在重新民主化、重啟政改方面與23條的并聯思考,以及對香港民眾質疑的積極回應,皆是特區政府工作當中需要著力及講求智慧的。推進23條立法是國家大事,也是特區責任,但需要用巧力,拼智慧,盡誠意,敢決斷,勇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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