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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首例政府控告輟學案評析

          關于“云南省首例政府控告輟學案”的評議意見

        ——評議人:上官丕亮

          對于2017年11月云南首例因子女輟學引發的“官告民”案件,社會各界對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啦井鎮人民政府將5名子女輟學家長告上法庭的做法幾乎是一片贊美聲,認為彰顯了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對廣大家長進行了一次深刻的普法教育。

          對此,筆者持不同的看法。本人認為,雖然啦井鎮政府沒有直接采取強制措施而是提起訴訟來促使家長來履行法定義務,體現了基層政府行使權力比過去更謹慎更文明了,但鎮政府提起民事訴訟缺乏法律依據,反而反映鎮政府并沒有真正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我國《義務教育法》第58條規定:“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無正當理由未依照本法規定送適齡兒童、少年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由當地鄉鎮人民政府或者縣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給予批評教育,責令限期改正。”啦井鎮政府應當依據上述條款向5名子女綴學家長下達責令限期改正的通知書,如果家長到期仍不改正,鎮政府則應當再依照《行政訴訟法》第97條的規定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這起并不完美的“官告民”案件,實質上是一起民事訴訟案件,那我們為什么說它是一個憲法事例呢?

          (一)該案所涉及的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受教育權尚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公民受教育權,當然包括少年兒童的義務教育權利。根據憲法學原理,義務教育是指免費教育,首先是政府的義務。本案綴學的學生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生。根據我國《義務教育法》第2條的規定,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而且,在第44條中還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對家庭經濟困難的適齡兒童、少年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據媒體報道,對于這些規定,當地政府已經做到。但有一個綴學女生的父親講,一個星期四五十元生活費根本不夠,供不起孩子就學。這告訴我們,義務教育權的實現僅僅不收學費、雜費,可能還不夠。特別是對于家庭經濟困難的適齡兒童、少年,國家還應提供生活費。甚至像一些國家那樣還應給小孩提供免費的書包、文具等學習用品。看來,在實現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受教育權方面,我國的政府仍應大有作為,包括修改完善《義務教育法》。

          (二)該案所涉及的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婚姻自由也沒有依法得到保護。據媒體報道,當地政府和學校在執行該案的調解協議過程中再次遇到困難--5名學生,1人因懷孕再次休學,2人因在外打工聯系不上。當地因早婚懷孕而綴學的不少,村里初三沒畢業就結婚的人多。本應讀初中的女生早早就“結婚”甚至懷孕了,從媒體介紹來看,好像那位懷孕綴學的女生是自愿的,但顯然是無知的。在當地,早婚成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對婚姻自由缺乏正確的理解,也有政府失職的因素,當地政府存在宣傳婚姻法不夠、執行婚姻法不嚴的問題。

          (三)該案所涉及的我國憲法隱含保護的公民基本生活水準權沒有得到保障。本案中,孩子們之所以輟學,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貧窮。當地所屬的蘭坪縣是云南省27個深度貧困縣之一。據媒體報道,當地輟學的學生絕大多數選擇出遠門打工。打工潮在村民和學生們同齡人之間也相互影響,造成攀比現象,學生思想動搖就綴學出遠門打工,打工之后有了一定收入再回家時,又影響一批正在上學的同齡人。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國家合理安排積累和消費,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這是我國公民基本生活水準權的憲法依據。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準權,讓老百姓過上達到基本水準的生活,這也是保障義務教育得到落實的重要保障。

          總之,小孩綴學不僅是家長不履行《義務教育法》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憲法問題,我們必須在憲法的視野下予以解決。

          義務教育,誰之義務?如何承擔?

          ——對“云南省首例政府控告綴學案”的評議

        ——評議人:薛小建

          一,憲法規定,根據我國憲法第四十六條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接受義務教育作為公民的權利,國家首先負有為公民這一權利實現之義務。國家既有制定有關義務教育法等法律之義務,也有以公共稅收提供教育場地、設施、人員等各種受教育的機會、條件,“發展各種教育設施”。同時,國家也應使用各種方法,包括司法,以確保公民這一權利的實現。

          二,公民接受義務教育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項義務。而此項義務的承擔,除國家應承擔上述義務外,義務教育的權利主體的家長或其監護人也負有義務。我國憲法規定,兒童受國家保護,父母有教育末成年子女之義務。同時,根據義務教育法規定,適齡兒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依法保證其按時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對此也作了相關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權利,必須使適齡未成年人依法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不得使接受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輟學。本案中,五名綴學學生的家長沒有履行其義務,未盡其法律責任,違反了法律之規定。

          三,本案應如何承擔法律責任,目前該案之信息僅見諸新聞報道,但語焉不詳。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網”上,也未能找到該案件的調解書。這使得對于該案的深度評析,面臨無米之炊的困境。

          該案雖作為廣受媒體關注的云南首例“官告民”案件,但案件性質不并清楚,顯然不屬于行政訴訟,而作為民事訴訟,根據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那一項,也并不清楚。而根據義務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并未明確授權政府對輟學兒童家長(監護人)提起訴訟的權力,僅是授權政府批評教育、責令限期改正,授權輟學兒童家長(監護人)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予以勸誡、制止;而《民事訴訟法》第55條規定的“公益訴訟”也沒有涉及義務教育,并且該條明確為公益訴訟的主體設定了“法律保留”,即只有法律規定的機關和個人才能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所以,該案作為“官告民”案件,提起訴訟的法律依據并不清楚。

          四,本案嚴格意義上并不是一個憲法訴訟案件。義務教育權應受保護,并得以實現。任何破壞或妨害公民義務教育權的行為都應承擔法律責任,但并非必須通過訴訟手段,以司法途徑解決的形式來承擔。本案作為一種運動形式,以政府狀告家長,最終保護了綴學公民的權益,實現了其上學的權利,同時,本案若作為訴訟案件,涉及的應是公民受監護的權益,作為被監護的適學兒童,監護人對其溫飽、身心的愛護是對其撫養的義務,而對其受教育權的保護則是對受監護人長期權益的保護,更為重要。而政府(如果是民政部門則更為適格)因監護人監護責任不力,侵犯了被監護人的民事權益,對其提起訴訟,應屬一個民事案例。

          五,此外,受教育權與上學受教育權并不是同一概念。與本案無直接關聯但值得思考的一個理論問題是,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并不等于公民上學受教育的權利。在不同區域、不同的條件下,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可以有多種選擇,特別是在互聯網技術發展迅猛的時代,對綴學公民的認定應該作進一步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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