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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章永樂的個人空間

        博客

        外面,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法學院——教師代表章永樂在北大法學院2019年畢業典禮上的致辭


         
        2019屆的同學們:
         
          今天,你們要畢業了。
         
          畢業,意味著收獲——收獲知識,收獲學位證,收獲一個在全球大部分地方通行的新身份。因為這種收獲,有無數大門向你們敞開。
         
          但畢業也意味著離開:離開為你打飯的室友,離開幫你記筆記的同學,離開為你改論文、為你寫推薦信,上課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低首沉吟的老師,離開夜晚燈火通明的法律圖書館,離開松林的包子,燕南的壇肉,勺園的香鍋,佟園的羊肉火鍋,學一的宵夜,小白房的煎餅,學五的雞腿飯——加一個雞腿五塊錢,每人限購兩個。無論你將來是去國貿、金融街、陸家嘴、中環、曼哈頓,還是那曲、西海固、華陽礁,你都會懷念這些物美價廉的食物。一張飯卡,把你們的胃拴在了燕園,但你們的特權,馬上就要失效了。
         
          其實,17年前的此時此刻,我作為一個快要離開的本科生,就沉浸在收獲與分離帶來的情緒交織之中。那時候,我要去地球的另一面;那時候,地球感覺比今天更大。離開了北大法學院,我不知道是否以后只能拿著“院友卡”才能進校,偶爾在校園里駐足片刻,追憶似水年華。
         
          17年之后,我已經非常釋然了。在我重新思考了從離開到回來的經歷之后,我明白了一個道理:走出法學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當我們走出北大法學院,外面,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法學院,為了理解這個更大的法學院,我們經常要從知識上,從精神上,回到北大法學院。
         
          先說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法學院。鑲嵌在現代學科建制中的法學院,主要研究和講授人類社會權威機關制定/認可和實施的法律。我們的法學是圍繞著某些比較確定的研究對象——但未必是統一的研究方法——而組織起來的,而且有著一整套與日常語言有距離感的術語體系,一套與樸素的常識推理不太一樣的思維習慣。
         
          但是,我們探討的“法律”,終究離不開日常語言中的“法”這個字。漢語中的“法”字,在數千年的流變中,已經獲得了極為豐富的內涵。學者們會從詞源學的角度討論 “灋” 這個古老的字形是否意味著“法平如水”,是否與凱原樓前面的神獸獬豸之間存在著關系,并由此延伸出與拉丁語的ius, 法語的droit,德語的recht 等詞之間的類比。許多民族語言中的“法”字,都內在包含了一種超越實證法的公正、公平的價值意涵。法儒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告訴我們一種更為廣泛的對“法”的界定: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按照這個界定,畢業于我們北大的“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以及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都稱得上是我們的同行,他們的科學研究,何嘗不是一種更廣義的法學研究?
         
          不過,在漢語中的 “法”字所承載的各種思想傳統中,孟德斯鳩給出的這個寬泛的界定方式,還算不上是最大的。古印度梵語中有一個詞叫Dharma,巴利語中相應的是Dhamma,它們在接近兩千年前傳入中國,被翻譯為“法”。何謂“法”? Dharma的詞根是dhar, 這個詞根的意思是“保持”。對于Dharma,一個經典的解釋是:“任持自性、軌生物解。”根據這個界定,不僅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的必然關系可以被稱為“法”,甚至可以說,凡是一切能夠保持自性的事物,都可以稱為“法”。于是,漢語中有了“諸法”“有為法”“無為法”“法眼”等等說法。根據這個傳統,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人世間一切學問都是法學,不分中外,無問西東。
         
          你們從這里出發,走向四面八方。外面,是一個更大的法學院,它究竟有多大,取決于我們對于“法”的界定和想象究竟有多大。這個更大的法學院,和你馬上就要畢業的法學院有什么差別呢?
         
          走出校園,你馬上就會感覺到的一個巨大差別是,在這個更大的法學院里,不再有清晰的老師和學生之分。生活本身教給我們世界運作的法,沒有教材,沒有講義,沒有分門別類的圖書館,沒有代代相傳的攻略筆記,但考試經常突然降臨,而且題型變幻無常,角度經常刁鉆刻薄。你經常陷入兩難境地,但又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回答問題。用我的師弟、現在隔壁法學院任教的劉晗老師的說法,你要在“灰度空間,做出黑白決策”。
         
          你在北大法學院里學習了婚姻家庭法,但你能夠領悟情感的法、世代交替的法,經營好你的家庭嗎?你在北大法學院學習到了“衡平”的概念,但在一個更大的法學院里,你能夠在林林總總的價值和利益的沖突之中,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嗎?你在北大法學院讀了很多的判決,但在一個更大的法學院里,你能夠在復雜疑難的局面下做出好的判斷嗎?
         
          但是,經歷考試的不僅是走出學院的畢業生,也是在我們這些在學院里面從事教學和研究的老師。新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系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變遷,正在對許多學科的知識體系產生深刻的沖擊。2002年,我參加畢業典禮的時候,中國加入WTO只不過六七個月;2008年,在我回國任教的時候,中國已有“世界工廠”之名;11年之后的今天,中國在許多領域,已經在攀升國際供應鏈的頂端。但是,從既有的許多理論來看,中國發展的姿態似乎并不符合理論的邏輯。在這個時候,究竟要修正發展的姿態,還是修正理論的說法,我們的校園里已經有很多討論,大家想必都有所耳聞。
         
          與此同時,那個承載了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奇跡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或許是難以逆轉的轉變。華盛頓曾經推動了后冷戰時期的全球化進程,但在今天,越來越多的美國精英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美國自己推動的這一進程,懷疑自己吃了虧。于是,多邊主義變成了單邊主義,自由貿易變成了關稅壁壘,環保先鋒變成了氣候變暖懷疑者,“群主擴群”變成了“群主退群”。受到壓力的不僅是中國,更有一系列發展中國家,甚至許多傳說中的發達國家,都有過“啞巴吃黃連”的經歷。你會發現,原來,在國際上,像姜文在《讓子彈飛》里說的那樣——“站著把錢掙了”,一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這對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什么是發展權?如何保障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人民的發展權?
         
          時代提出了巨大而沉重的問題,呼喚眾多學科的研究者一起回答,但法律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今年的答辯季,我已經看到,有一些同學的畢業論文選題,已經觸及到了與此相關的問題,比如說長臂管轄、WTO爭端解決機制改革,知識產權保護機制調整,等等。在你們走出北大法學院,走到新的崗位上的時候,你的工作可能仍然與這個巨大的問題密切相關;你接觸到的信息,可能比你的老師們能夠接觸到的更加前沿。當你身處一個更大的法學院時,請你把你的回答告訴你的老師們,并和我們一起繼續思考。
         
          我們的法學院鑲嵌在一個更大的法學院之中。我們日常的思考與討論,本身就為大家走向一個更大的法學院提供了通道。而這是條什么樣的通道呢?我在這里又要掉掉書袋,引入一個“法”的概念——來自古希臘語的Nomos,并且論證,你所畢業的北大法學院,是一個具有Nomos視野的法學院。Nomos意味著“法”,意味著“建立在空間劃分之上的秩序”,意味著“習俗”,甚至意味著被人唱出來的歌。堅硬的秩序與法律,與充滿韻律的歌,二者究竟有何種關聯,以至于可以被同一個詞語所統攝?難道看起來冷靜得有點冷酷、頭發通常比較少的法學家,和留著頹廢的長發、放蕩不羈的詩人,不是兩條道上的人么?
         
          2002年,我離開北大之后,在地球的另一面思考了這個問題,我發現,有一位北大法學院畢業生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在70年代末中國法學開始重建、尚沒有多少實證法條文的時期學習法律,然而他所經歷并參與的開端卻有著恢弘的氣度。他就是1979級本科生、1983屆畢業生査海生,大家更熟悉他的筆名——海子。
         
          就在幾天之前,我和兩位79級學長座談,談到了他們的同學海子。一位學長說:“海子,就是個孩子。” 如果說的是年齡和身材,我完全同意。1979年,海子以安徽文科狀元成績考入我們的法學院之時,只有15歲,等到他畢業的時候,年齡也不過19歲,1979級有一位人高馬大的同學,見了海子,經常會把他抱起來轉一圈。然而,如果說的是思想,海子并不是孩子,在許多方面甚至可以說是早熟,他思考了許多關系到人類社會大本大法的問題。
         
          作為本院曾經的畢業生和現任教師,我對海子不僅僅是出于愛好而閱讀,而是真正將他作為院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在海子的一些短詩中,你可以看到他討論維特根斯坦與刑法,這體現出他作為法科學生獨特的知識背景。但這并不是我關注的重點。重點是,海子在畢業之后,曾在中國廣闊的國土上漫游,用他的筆描繪了中國高度多元的地理空間,以及其中生長出來的豐富多樣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秩序,從平原上的村莊、河流,遠方的草原,到星辰流溢的河西走廊,從長滿胡楊樹的戈壁,到坐滿整個天空的青藏高原。在他的筆下,不同的地理空間產生了不同的習俗,不同的法,不同的人文景觀。然而,它們都屬于中國,“中國之中國”。
         
          我又看到,在海子的詩歌《亞洲銅》中,他把我們腳下中國的土地,命名為“亞洲銅”。厚實、沉重的土地,沉默無語,承載一切,在時光的流逝與世代的更替中,讓各種差異歸于同一。然而,它同時承載了那些靈動的、不斷重新生產出差異的力量:河流,飛鳥,野花。在詩中,海子這樣召喚我們:“看見了嗎?那兩只白鴿子,它是屈原遺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 讓我們——我們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 海子呼喚我們和他一起,穿上這雙鞋子,繼承屈原的精神。但在這里,屈原不僅是一個楚國人,也不僅是一個中國人,他的精神屬于整個亞洲。在這個時刻,中國也不僅是“中國之中國”,同時也是“亞洲之中國”。
         
          最后,在《五月的麥地》這首詩里,海子想象了全世界的兄弟們在麥地里相聚擁抱,朗誦各自的詩歌的場景。在Nomos的視野里,朗誦各自的詩歌,也意味著交流各自的法,并且想象一種共同的法——也許是世界的“普通法”?在詩的最后,當詩人孤獨一人坐在五月的麥地里時,他想到的仍然是“為眾兄弟背誦中國詩歌”。在這個時刻,中國不僅是“亞洲之中國”,更是“世界之中國”。
         
          人們常常認為,1983屆畢業生海子留下的文字與思想遺產,主要屬于中國文學界。然而,我要說的是,這筆遺產更屬于我們這個法學院。海子用他的詩歌召喚了一種源生的、開端的力量。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法”奠基于有邊界的空間秩序中生長出來的習俗之上,而且經常通過通神的祭司-詩人的吟唱得以表達,古希臘詞Nomos或許比較好地記載了這樣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體驗。如果說它是“法”,它應該是一種植根于人民生活、未經異化的“法”,保持著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一個物質財富不斷擴張、但異化力量也與日俱增的時代,我們需要不斷地回到開端,不忘初心,汲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以防止21世紀的法律體系,變成一座如同迷宮一般錯綜復雜,僵硬而冰冷的城堡。
         
          今天,你們要畢業了。
         
          一兩周之后,你們就將告別北大法學院,走向一個更大的、沒有圍墻和邊界的法學院。我敢斷定,在地理空間上,你一定會比只活了25年的海子走得更遠。但無論你在何處,希望你能始終對海子詩歌中所涌現的本源性力量敞開,始終關注事物的性質和規律,并帶著對這片土地的深深熱愛,在各行各業的崗位上,把公平正義的口號,變成真實世界的可執行代碼。
         
          在這個更大的法學院里,再也沒有固定的師生關系。我們都是同學,我們互為師生,這正應了孔子的偉大教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我最后的祝愿,不僅獻給今年的應屆畢業生們,也獻給在座像我自己這樣的老畢業生們,祝愿我們在這個更大的法學院里,仍然能夠相互支持,不斷取得并保持優秀的學業成績。然而何謂“優秀成績”?就如同《易經》“乾卦”所說的那樣——“各正性命”,并在這一“正命”的過程中,為培育了我們的北大法學院,贏得新的光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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