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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生物安全治理筑牢法治保障

      編者按:《生物安全法》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自2021年4月15日正式施行。《生物安全法》旨在防范和應對生物安全風險,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護生態環境和生物資源,促進生物科學技術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該法共十章八十八條,主要針對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生物技術研究、開發與應用,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人類遺傳資源和生物資源安全,生物恐怖襲擊和生物武器威脅,生物安全能力建設分設專章作出規定。
     
      正文:
     
      一、《生物安全法》的出臺與實施具有重大意義
     
      《生物安全法》是我國生物安全領域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系統性、統領性的法律文件,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和國家總體安全觀的統領下,從法律層面筑牢國家生物安全防線,進一步構建了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為維護我國生物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據,對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秩序具有深遠意義。該法的出臺與實施有助于保護人民生命健康,有助于維護國家生物安全,有助于從法律制度層面解決我國生物安全管理領域存在的問題。
     
      首先,有利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生物安全法》將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為立法宗旨,明確維護生物安全應當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在防范和應對各類生物安全風險時,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維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次,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生物安全法》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明確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進行謀劃和布局,明確生物安全管理體制機制,完善風險防控制度體系,有效防范和應對生物安全各類風險,維護國家安全。最后,有利于完善生物安全法律體系。《生物安全法》系統梳理、全面規范各類生物安全風險,明確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體制機制和基本制度,填補了生物安全領域基礎性法律的空白,有利于完善生物安全法律體系。
     
      二、《生物安全法》建立了聯防聯控的體制機制
     
      《生物安全法》基本確立了生物安全聯防聯控的體制機制,形成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統一部署、統籌協調,國務院部委分工負責、協調工作,專家委員會提供咨詢,央地協同推進,社群廣泛動員的整體格局,形成了上中下“三位一體”的合力。
     
      在制度方面,確立了專家咨詢、信息共享與發布、風險報告等制度,規定各級政府引導基層組織與社會組織開展生物安全宣傳,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生物安全工作負責并在疫情發生時開展群防群控、動員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防疫,企業事業單位將生物安全知識納入教育培訓內容,新聞媒體開展生物安全知識公益宣傳并進行輿論監督,基層組織、有關單位和個人協助配合生物安全工作。
     
      在機制方面,建立國家生物安全工作協調機制、省級行政單位的生物安全工作協調機制、重大新發突發疫病聯防聯控機制、多學科多部門協同創新的聯合攻關機制、生物安全國家戰略資源共享利用機制,并賦予國家生物安全工作協調機制以設立辦公室和專家委員會、組織建立國家生物安全的風險監測預警體系與統一的信息平臺、定期組織開展生物安全風險調查評估、成員單位根據職責分工發布重大生物安全信息、組織有關部門加強不同領域生物安全標準協調銜接并建立完善標準體系、組織開展生物安全事件調查溯源等職能。
     
      在管理體制方面,區別于單一的分散型和集中型的管理體制,《生物安全法》采納了多部門協同的中間型管理體制,不設置大一統式的專門監管機構,而是由國務院衛生健康、農業農村、科學技術、外交等主管部門和有關軍事機關組成的國家生物安全工作協調機制承擔著分析研判國家生物安全形勢,組織協調、督促推進國家生物安全相關工作的任務,畢竟生物安全管理是綜合意義上的跨部門行政工作,需要在相關主管部門之間建立運行順暢的部際協調機制,協調部門間的生物安全管理活動。
     
      三、《生物安全法》全面貫徹風險預防原則
     
      《生物安全法》采用廣義上的生物安全觀念,其根本即生態文明社會形態和生態整體主義觀念的內在要求;從生態整體主義視角出發,生物安全法治應使風險預防原則居于中心地位,落至制度層面就是要全面地確立以風險防范為中心要務的諸項制度,實現涉生物安全活動的全過程科學管控,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生物安全的行動風險秉持審慎態度,開展事前、事中與事后的監測與評估,健全安全審查措施并施行有效的風險溝通。
     
      《生物安全法》全面貫徹了其第三條“維護生物安全應當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以人為本、風險預防、分類管理、協同配合的原則”所明確的風險預防原則,提出建立生物安全風險監測預警、生物安全風險調查評估、生物安全信息共享與發布、 生物安全名錄和清單、生物安全標準、生物安全審查、生物安全應急、生物安全事件調查溯源、國家準入、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應對等制度,這些制度措施都圍繞著風險防控,即《生物安全法》的理念內核而展開,一同服務于第一條確定的“防范和應對生物安全風險”的立法目的。
     
      《生物安全法》以風險預防為基礎性和統領性原則,具備強有力的風險防范功能,在制度、體制和機制意義上集中體現并全面貫徹了風險預防原則。《生物安全法》規定的各項制度都圍繞風險防控而展開,確立的生物安全風險回應措施覆蓋生物安全風險活動與事件的全過程。
     
      總之,《生物安全法》的實施標志著我國生物安全進入依法治理的新階段。生物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生物安全應當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以人為本、風險預防、分類管理、協同配合的原則。當下應堅持黨對國家生物安全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國家生物安全領導體制,加強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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