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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說我國古代刑訊制度

        刑訊是司法者運用體罰手段施于案件當事人,以獲取口供的審判方式。作為古代斷獄的一種手段,刑訊制度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

        刑訊制度起源于西周,西周在繼承殷商“五刑”制度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的思想,這一思想使刑訊制度有了顯著進步,為后世封建正統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秦代厲行法治,推崇嚴刑峻法,實行有條件的刑訊,使刑訊走向制度化。《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載:“治獄,能以書從跡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為上,笞掠為下,有恐為敗”,大意是說,審理案件,能根據記錄的口供進行追查,不用拷打而查得犯人的真情,是上策,施行拷打以取得真情的,是下策,這是因擔心屈打成招造成錯案。“其律當笞掠者”,是說按照法律的規定,應當刑訊的才可以刑訊。由此可見,何種情形可以笞掠,以及笞掠的刑具、笞打的數量、程度,都應有具體的規定。“笞掠”作為審判的一種合法手段,是被法律加以確認的。

        漢承秦制,其中也包括刑訊。《史記》載,劉邦對貫高“榜掠數千”,打得他“身無完者”。西漢初年的統治者像法家一樣主張“刑無等級”,當時的刑訊曾使許多位尊的大臣感到惶恐。東漢也是一樣,“掠拷多酷,慘苦無極”。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刑訊逐步規范化。如北魏規定,對年滿五十以上者不得刑訊,體弱者可酌減,而且對拷打用的刑具尺寸和拷打的數量都作了限定。

        唐代對刑訊的限制較嚴,官吏非法刑訊要嚴加懲處。《唐律疏議?斷獄律?訊囚察辭理》:“諸應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訊。違者杖六十。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狀斷之”;《拷囚不得過度》:“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取保放之。若拷過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但實際上這些規定得不到真正遵守,非法刑訊、法外施暴的現象層出不窮,合法的刑訊反而成了例外。

        宋代的刑訊制度在沿襲唐律的基礎上,又有了一些發展,概括起來有:第一,關于刑訊限制方面。地方官對于案件勘察屬實時,不能進行刑訊。只有在勘驗情況與原告供詞不同或者贓證都不招供認罪時,方可進行拷掠。第二,關于刑訊中司法官回避制度的規定。“諸鞫獄官與被鞫人有五服內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業師,經為本部都督、刺史、縣令,及有仇嫌者,皆須聽換。推經為府主,亦同。”這一規定使回避在司法實踐有了可操作的依據。第三,加重了司法官刑訊責任的規定。第四,明確了拷訊囚徒十日內致死要負刑事責任的規定。

        元代的刑訊制度進一步發展,使之更加規范化。首先是在訴訟中重視“以禮推導”,詢問口供。如果囚徒在證據具備、贓驗明白的情況下,據不招狀,才可以依法刑訊,并且強調集體刑訊,這是元代審訊制度發展的表現之一。其次就是重視反對非法刑訊,禁止非法刑訊。另外,元代法律還規定了幾種不能刑訊的情況:一是出于優待蒙古族人;二是指告不明,無證佐可據者。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司法官刑訊回避原則,且其規定比唐宋時期更加具體,范圍也更大。

        明朝雖然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司法實踐中重刑濫訊,刑訊逼供的現象卻相當普遍。尤其明中后期“廠衛司法”出現后,廠衛特務組織的酷刑行為到了令人發怵的地步。

        清代雖然沒有明朝廠務特務組織那種非法殘酷刑訊的現象,但酷吏文化的心理卻早已定型。因而盡管清律中關于刑訊的嚴格規定也相當詳細,但法外刑訊的濫用并沒有有效減少。相反,司法官還不停地創造種種法外刑,以折磨囚徒的身心,達到逼出口供的目的。隨著專制的加劇,明清末世,酷刑濫用之風使得人們對于訴訟的恐懼感達到了極致。

        從中國古代的刑訊制度的演變可以看出,刑訊制度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逐步完善逐步規范的過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經過精心設計的刑訊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刑偵技術落后、執法者取證困難的時代,刑訊不能不說是司法官查清案件的重要手段。但不可否認,作為一種審判制度,刑訊是與封建官僚政體和集權專制的統治手段共生共存的,是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當中最為有害而殘酷的一個側面,它對我國刑事司法的消極影響至今仍無法完全消除。

        刑訊逼供的危害極大,不僅極易造成冤假錯案,嚴重侵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傷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嚴;還會造成人們對執行司法制度的對抗心理,使刑事訴訟出現負效率和負效益。在當今這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權保護的法治社會,刑訊不應再有任何容身之地。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明文規定禁止采用刑訊逼供非法獲取口供的手段,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對民主法治的追求和對人民權利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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