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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婭斌的個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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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刑事和解之探析

        新刑訴法出臺前,現行刑事法律并沒有就刑事和解作出明文規定,但實踐中已有相當數量的適用案例。法官憑借知識和經驗在辦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同時也面臨著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現實困境。

        一、程序適用

        1、明確和解的自然人主體范圍

        和解權利的實質是加害人與被害人由于侵害的直接相對性而天然享有的民事權益處分權利。刑事和解的目的在于使加害人可以通過彌補、悔改行為獲得被害人的諒解并重新融入社會,而被害人也可以獲得損失彌補并消除心理恐懼與不安,恢復正常安定的生活。這種恢復性司法的關鍵在于被告人的悔改及被害人的諒解。這兩種行為只能出于自然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無論是單位犯罪還是單位受害,由于無法體現出悔改或諒解的真實心意,無法達到刑事和解的恢復性目的,因此不能作為刑事和解的主體。

        關于新刑訴法規定的刑事和解范圍中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案件,筆者認為,對此應當作較寬泛的理解。即“民間糾紛”強調的是私人之間的糾紛或過節,由此而引發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罰的第四、五章的犯罪就可以適用刑事和解。

        2、正確處理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關系

        刑事和解的范圍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是交叉重合的。在基層法院審理的案件中,相當數量的刑事和解案件范圍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相重合。筆者認為,從有利于雙方當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在某些情況下兩類案件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對于已經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案件,若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并符合新刑訴法規定的刑事和解適用范圍的,也可以作為刑事和解來處理。對于已經達成刑事和解的案件,若當事人又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則要分情況考慮。若之前達成的刑事和解違背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或經濟賠償明顯過低又尚未履行的,被害人又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應予受理。若刑事和解系當事人自愿意思表示并已實際履行完畢,被害人又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則不應受理。

        3、區別認定和解協議的效力

        對于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筆者認為應當區分履行情況來對待。對刑事和解協議簽訂時就即時履行完畢,和解協議應當自雙方當事人簽字確認時生效。和解協議簽訂后,除協議違反當事人真實意愿的情況外,雙方當事人不得反悔。對刑事和解協議尚未履行的,應當認定和解協議尚未生效,允許當事人反悔。對已經部分履行的,如果是因客觀能力有限無法繼續履行,也應當允許當事人反悔,再行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就和解協議對量刑的影響效力而言,筆者認為,從寬處理應當包含從輕處罰、減輕處罰和免予處罰。新刑訴法規定了達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對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相對應的,如果是在法院審理階段達成刑事和解的案件,人民法院也應當有權視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情況而選擇依法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減輕處罰或免予處罰。

        二、配套制度

        1、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矛盾的日益復雜化,全面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已經成為社會改革、司法改革所必須解決的問題。雖然被害人救助制度只能是刑事和解的一種有限性補充,但如果缺失這一部分,被害人在經濟困難的強大壓力下只能違背真實意愿,向被告人的金錢屈服。刑事和解也必將由此淪落為錢刑交易的產物。

        因此,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勢在必行,應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相關的專項基金。專項基金的來源可以是向罪犯收繳的罰金、沒收的財產以及國家稅收的一部分。由于專項基金的有限性,相關申請人的資格可以參照聯合國《為犯罪和濫用權利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的規定,限定在兩類人員上:一是遭受嚴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體傷害或身心健康損害的受害者;二是家庭成員,特別是由于這種傷害而死亡或身心殘疾的受害人的受養人。同時,發放的救助基金應當有最低標準,具體要根據被害性質、程度、損害大小、被害人過錯、犯罪人實際賠償能力、被害人目前生活情況等綜合考慮。

        2、和解后的監督幫教制度

        必須強調的是,刑事和解并不是花錢買刑,其目的不在于單純的金錢賠償、案件了結,而在于修復犯罪所帶來的傷害。這不僅包含了對被害人權益保護的關注,也包含了使犯罪行為人重新融入社會的期望。我們不能將視線僅僅停留在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的那一刻。在和解之后,被告人是否真能悔過、重新回歸社會的問題更值得關心和探討。

        建立并完善和解后的相關監督幫教制度或許是解決后續問題的一個辦法。在犯罪行為人被判決后,應有相關機構對其管理并監督其履行和解協議,通過了解罪犯思想情況等方法,對其予以適時的關懷和幫教。對于被判處監禁刑的罪犯,可以由看守所或監獄予以監督幫教。對被判處非監禁刑的罪犯,則應由社區矯正機構切實肩負起監督幫教的責任。實踐中多數是后面一種情況。社區矯正機構應當發揮其獨特的考察優勢,積極促進社會關系的修復。特別是對未成年犯,應當區別于成年罪犯,采取不同的幫教措施,以幫助其真正地悔罪改過、重新融入社會。只有這樣,刑事和解才能真正擺脫花錢買刑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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