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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婭斌的個人空間

    博客

    兩大法系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之比較

        一、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懷疑”

        在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中,在不同的訴訟階段存在著不同的證明標準,從偵查、審查起訴到審判,證明標準在可能性或確定性程度上呈現逐步遞進的趨勢,對被告人作有罪判決要求達到最高的證明程度————排除合理懷疑。那么,所謂的“排除合理懷疑”是指什么,什么又是“合理懷疑”呢?英美法系國家“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形成于17世紀末期。英國著名法學家丹寧勛爵在1947年對“排除合理懷疑”一語作了經典性的界說。他認為:“證明標準必須得到妥適的確定。盡管這種標準不必達到絕對的肯定性,但卻必須具有相當高的蓋然性程度,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并不意味著此種證明已經沒有絲毫可懷疑的跡象。如果不利于某人的證據非常有力,而有利的可能性甚微,那么,此種可能性也可由這樣的判斷加以消除,即‘當然,它是可能的,但一點也不確實’。倘若如此,此案的證明即已達到了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但任何小于此種程序的證明都不夠充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合理懷疑是指用做證明的證據和和被證明的事實有缺陷,不真實、不具有合法性、排他性或關聯性,從而有理由認為其不確實,而非無端的懷疑。“排除合理懷疑”,則是指這些遭到“合理懷疑”的理由不存在或可以被排除。但是有西方學者卻坦言,排除合理懷疑是一種表面看起來簡單,實際上缺乏應有的操作性。“證明標準是那種容易識別、難以解釋、更難以適用的法律概念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二、大陸法系的“內心確信”

        在一些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訴訟法中,將法院判決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表述為“內心確信”。對于刑事證明標準未作類似英美法的嚴格劃分。但這只是法律對法官在根據證據和控辯雙方的辯論判定被告人有罪時的一種心理狀態的要求,對于能否稱之為標準,理論界尚存爭議。

        在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將刑事訴訟中的特征事實分為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并以此區分刑事訴訟中不同的證明標準。日本學者認為:需要證實的事實由實體法上的事實和訴訟法上的事實組成。實體法上的事實包括:犯罪事實(構成要件事實、處罰條件事實)和犯罪事實以外的事實(影響法律上構成犯罪的事實、法律上加重減免理由的事實、酌情減輕處罰或緩期執行條件的事實)。訴訟法上的事實包括:作為訴訟條件的事實、作為訴訟行為要件的事實、證明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事實和其他訴訟法上的其他事實。對實體法事實中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傾向于從重、加重被告人刑罰的事實,要進行嚴格證明,其他的實體法事實則克進行自由證明;對于程序法事實,只需進行自由證明。

        三、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證明標準之比較

        為了更好地理解英美法系的證明標準與大陸法系證明標準。筆者在此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關于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中刑事證明標準的劃分,我們大致可以作這樣的比較分析:(1)英美法系中的證明標準偏重于從訴訟階段上進行劃分,證明標準作為不同階段的主導者對案件進行實體處理——逮捕、搜查、起訴、定罪等的尺度;大陸法系中的證明標準偏重于從證明對象上進行劃分,在理論上不同訴訟階段遵循不同證明標準的觀念并不十分明確,證明標準的劃分主要依賴于審判程序。(2)從劃分標準的依據看,英美法系國家主要根據可能性或確定性程度的不同來進行劃分;而在大陸法中,主要根據證明的方式及法官心證程度的不同來進行劃分。(3)無論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在法庭審判階段,對于被告人有罪的證明均要求達到訴訟證明標準的最高程度,盡管前者表述為“排除合理懷疑”,后者表述為“內心確信”。(4)在英美法系國家的證據法中,對證明標準的關注一般以陪審團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為終結;而在大陸法系國家,不僅關注法庭定罪的證明標準,而且關注量刑的證明標準。(5)在英美法系國家的證據法中,對于控辯雙方的證明程度有著不同的要求,控訴方的有罪證明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被告人關于正當防衛、精神錯亂等方面的辯護則無需如此;在大陸法系國家,關于刑事訴訟中被告人舉證責任的規定不如英美法系國家的證據法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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