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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葛洪義的個人空間

        博客

        “法治中國”的邏輯理路

            張文顯教授根據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法治建設的系列最新表述,提出開展對“法治中國”問題的研究,筆者對此非常贊成。正如張文顯教授所指出的,法治中國的內涵,比法治國家更為明確,將法治國家概念中所包含的法治政府、法治政黨、法治社會三個層面的內容,更為清晰地展示出來。筆者也認為,“法治中國”的提法,是對法治國家概念的深入解讀,針對性很強。下面,本文將從我國法治建設實際情況出發,分析這幾個問題之間的邏輯關聯,從而厘清“法治中國”的邏輯理路。

            我們首先來關注一下中國法治建設本身的一些問題。從1978年算起,我國法治建設已經走過了30多年的歷史,成績不少,問題也不少。但是,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其中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推導。

            第一個方面:法治建設的邏輯起點。答案是權利的保障。思考和判斷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水平,必須要面對這個核心問題,即德沃金所說的“認真看待權利”。為什么我國社會各界、有關各方在要不要法治、如何評價我國法治發展狀況的問題上存在這么多的分歧,其實說到底就是一個要不要、又能不能認真對待權利的問題。權利意味著當事人或者公民個體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這種基于法治建設而形成的追求與維護個體利益的自由行為取向,不可避免地與長期形成的管制社會的思想、理念爆發嚴重沖突。如果管制的思想不能放棄,法治就很難實現,沖突就不可避免。例如拆遷問題。我的房子,你要拆掉。我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我們政府、甚至相當一部分群眾都公開或者私下地給這類人一個貶義的稱呼:“釘子戶”。這就從一個側面反映社會對法治建設遠遠沒有形成共識,即如何看待權利,一個人有沒有能力去選擇、應不應該自主去選擇自己的行為,由他自己去做主,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新中國成立之時,我們莊嚴地宣告:讓人民當家作主。毛澤東主席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現在看,站起來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所以,現在講法治,依然要面對這個問題。老百姓想站起來,想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上級領導則認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應該幫助你做出選擇,所以,你不用站起來了,政府幫你做就行了;人作為自主的個體這個啟蒙的任務,還沒有解決,所以,權利的實現,遠遠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文化問題。所以,法治中國的核心問題還是認真看待權利的問題,也就是國家、政府和個人的關系問題。

            第二個方面:權利的實現機制。從實踐角度來看,這也是法治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充分反映了自上而下的社會治理機制和自下而上的社會治理機制之間的沖突。大多數情況下,人民當家作主這類嚴肅的問題,在政府文件、領導人講話中,更多地不是反映為一個保障權利的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問題。權利保障涉及到的權利實現機制,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由權利人自主行為所支配的選擇過程,所以,思想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而我們現在用來實現法律權利的方式,更多的是由上級按照所謂“科學”、“正確”的方式分配利益的機制,由上級主導。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治理的思想方式。我們來自高校的教師,對教育經費的增加會有一個深刻的體會。上屆政府提出教育經費要達到4%。做到了沒有,做到了。但是,錢是怎么分配的?相當一部分都是用項目的形式分掉了。這個就是利益的分配方式,它不是權利。我們高校、高校教師,沒有法律上的權利去自主地參與這筆相當可觀的增量經費的分配過程,而是由政府部門決定給誰,決定用來干什么。由此可見,這不是權利。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積極申請項目,然后由有關政府部門把相關的資源分配給我們。誰跑得勤,誰善于運作,錢就到誰那去了。這些年高校錢很多,但實際上不是根據權利來配置而是根據利益分配這種方式來配置。所以,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機制與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兩回事,自上而下的分配方式是人治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分配方式才是一種法治的方式。所以,權利實現機制的問題,必然涉及到政府、國家與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問題。

            第三個方面:法治建設的邏輯取向,即國家和社會究竟誰決定誰?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社會治理機制的區別,導致我們必須面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社會決定國家。這應該沒有什么爭議。但是,這個問題一旦具體化,就另當別論。新中國一成立,我們的社會組織就逐漸被消滅了,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社會主義“無社會”,社會組織全面政治化、國家化。可見,國家和社會何者優先這個問題,在實踐層面并沒有完全處理好,理論上也沒有解釋清楚。法治建設應該從社會而不是國家開始,要重視法治國家建設,更要重視法治社會建設,重點要解決好如何通過法治的方式讓社會自身充滿活力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能夠使社會自下而上地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不是依賴政府與公權力。這個問題還需要我們在理論上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個方面:法治中國的著力點。從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推進法治建設,必須認真地賦予個體維護自身權利的法律手段、社會力量和國家保障(其中政府起關鍵作用);個體必須具有自主活動的地位和能力,因此,國家的權力必須受到限制,公權力必須要放進籠子里;在權利實現的過程中,權利人為真正的第一責任人,社會、政府、國家對其實現自身權利發揮著輔助作用,不應該代替權利人,進而需要建立法治社會、法治政府、法治國家。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它已經脫離了社會組織的范疇,所以,政黨的法治化問題,也是中國推進法治建設必須面對的重大命題。法治中國的提法,有助于我們認識到我國法治建設是上述法治社會、法治政黨、法治政府、法治國家(狹義)的有機統一,所以,是對我國之前“法治國家”表述的一個重要解讀和具體化。如果按照這個思路,我國法治建設的著力點,可能還是在地方層面,必須大力推進地方法制建設。畢竟,地方才是公眾活動的舞臺,只有我國的地方層面充滿活力、制度進步和健全,公眾權利的實現,才具有根本保證。這也是為何要、以及如何實現法治中國的邏輯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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