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k id="dw34f"><ruby id="dw34f"><menu id="dw34f"></menu></ruby></track>
  • <pre id="dw34f"><label id="dw34f"><xmp id="dw34f"></xmp></label></pre>
      1. <table id="dw34f"></table>

          <td id="dw34f"></td>

          1. 請點擊右上角
            點擊【分享到朋友圈】
            讓朋友也查查吧!

            歡迎賜稿:fxwx@chinalawinfo.com

            “舍棄”與“再發現”:國際關系研究的國際法傳統


            賴華夏


            【學科類別】國際法學
            【出處】《中國法律評論》2021年第3期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國際關系研究脫胎于20世紀初的國際法與外交史研究。“二戰”后,國際關系研究以學科分工和“科學化”之名把國際法傳統排除在外,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國際法傳統歷經被“舍棄”直至冷戰結束以來的“再發現”,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在近年來獲得廣泛矚目。現有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在理論借鑒和研究方法上呈現出強烈的失衡,造就了新自由制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主導交叉研究議程的局面。這一學術譜系的轉變是理解當代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的重要思想史語境。
            【中文關鍵字】國際關系;國際法
            【全文】

              國際關系學科譜系下的國際法傳統
             
              國際關系研究起源于歐洲,脫胎于20世紀初洋溢著國際主義的外交史研究和國際法研究。論及國際關系作為獨立學科的發端,學術史論述一般追溯至1919年威爾士大學設立國際政治教席。為了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青年學生,同時感召于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為實現國際和平建立國際聯盟的愿景,威爾士實業家大衛·戴維斯(David Davies)在威爾士大學出資設立以威爾遜命名的國際政治學講席教職,這是全球第一個專門為國際關系創設的講席教職。這一教職聘任的首任學者是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 E. Zimmern)爵士,齊默恩爵士曾作為英國外交官參加巴黎和會,并參與創建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此后,牛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英國高校也相繼設立類似國際關系教職。在歷史學家之外,國際法學者也積極參與國際關系學科的初期建設,在研究和教學中強調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緊密聯系,例如,著名國際法學者赫希·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是國聯的堅定捍衛者,強調從國際法的視角研究國際關系。執教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查爾斯·曼寧(Charles Manning)主張把國際法中的國際社會理念擴大至國際關系研究領域。這些國際法學者的著作為國際關系研究英國學派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兩次大戰間短暫的和平間歇,歷史學家出身的第四任威爾遜國際政治講席教授愛德華·卡爾(Edward Carr)出版了《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導論》。卡爾對勞特派特有關國際法和國聯的樂觀論述提出了強烈批評,史稱國際關系理論的“第一次論戰”。20世紀初也見證了首批國際關系研究基金會的誕生,包括活躍至今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以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為例,基金會在創立初期把國際法與和平研究同列為重點工作領域,并出資建立海牙和平宮和海牙國際法學院。
             
              以20世紀上半葉劇烈動蕩的歐洲國際關系為土壤,建立在外交史和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關系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初現端倪。
             
              國際關系研究在其發展初期以國際聯盟和其他國際組織為重點研究對象,使用法律概念對組織機構和程序進行分析,具有濃厚的國際法色彩。國際組織最早興起于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19世紀下半葉,一系列旨在促進工業發展和資本流動的國際組織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例如國際電訊聯盟、國際郵政聯盟、度量衡聯盟。
             
              進入20世紀,國聯不僅承載了集體安全的重任,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歐洲秘密外交傳統,為部分積極尋求民族自決和國家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縫隙間探索獨立生存之道提供了重要平臺。國際組織帶來的世界政治變革首先吸引了國際法學者的注意力,《美國國際法》雜志在創刊卷即刊登了國際組織研究論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組織研究以法律分析為主,國際法的理念、知識和概念借由國際組織研究的法律分析傳統被剛剛起步的國際關系學科所吸納,成為國際關系學科誕生初期的不可或缺的底色。
             
              創立之初,國際關系學科在學術譜系的傳承上并未刻意強調國際關系研究有別于國際法和外交史研究,這一局面在“二戰”結束后迅速改變。隨著“二戰”后國際關系的重心由舊歐洲轉移至新大陸,國際關系研究迅速褪去歐洲色彩,換上美國面孔。一方面,國際法和國聯未能阻止“二戰”爆發,引發學界對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提出質疑,進而導致國際法在國際關系研究中被邊緣化。另一方面,有別于歐洲國際關系研究強調外交史和國際組織的傳統,美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具有強烈的學科獨立意識,強調國際關系研究應提出獨立核心概念以區別于其他學科。
             
              德裔美國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常常被稱為“國際關系學科之父”,他于1948年出版的《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成為“二戰”后國際關系研究最重要的奠基性著作,書中提出的“現實主義六原則”旨在重新界定國際關系的學科邊界,提出以權力界定國家利益,反對把普遍抽象道德原則適用于國家行為。摩根索也多次對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表示質疑。從學科史角度出發,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研究對權力的強調和對國際法的疏遠為國際關系研究從國際法傳統中獨立出來提供了概念上的合法性。
             
              值得玩味的是,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奠基人之一,摩根索在從事國際關系研究之前曾是出色的國際法學者。摩根索研究旨趣的轉變與他經歷魏瑪共和國崩潰、作為猶太難民流亡美國或許不無關聯。隨著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被縮減為權力政治,國際關系研究與國際法研究開始分道揚鑣,二者之間的學科邊界越發清晰。
             
              在學科身份焦慮和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科學主義思潮的共同推動下,戰后美國國際關系研究完成了“去國際法”的學科范式轉變,最終將自身定位成政治學的子學科,與國際法成為相互獨立的學科。國際法從國際關系的核心要素變成國際關系的研究客體,服務于不同國際關系理論流派的案例研究和理論分析。在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看來,國際法是政治的延續,國際法的制定、詮釋與適用由國家間權力關系決定。
             
              隨著制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興起,國際法化身為國際機制和國際制度等抽象國際關系概念的具體例證,服務于理論建構和經驗檢驗。與此同時,國際關系研究對構建普遍理論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際關系研究外交史傳統的式微,對于國際關系規律和必然性的追尋導致歷史或隱身不見,或成為服務于經驗研究的驗證素材。
             
              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所引領的側重探尋國際關系一般規律的理論導向風格,在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出版后登峰造極,取代傳統國際關系研究對具體法律分析和具體外交事件歷史的重視,成為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主流風格。傳統上彼此加強的國際法與外交史傳統,在國際關系成功實現獨立學科身份后共同走向衰落。戰后美國強盛的國力和學術研究影響力推動這一學術范式在全球范圍內得以傳播,正如著名國際關系學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言,國際關系是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
             
              國際組織是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初期的重點研究對象,百年來國際組織研究史的變遷為國際法傳統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失落”提供了有力例證。從誕生之初到聯合國成立,國際組織研究主要在國際法學科框架下開展,對國際組織的規章制度和組織結構進行法律分析。
             
              聯合國成立以后至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國際組織研究的學科主體逐漸從國際法轉移至國際關系,功能主義一躍成為國際組織研究的主流范式。同時期政治學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促使國際組織研究逐步遠離學科誕生時重視組織結構的法律分析傳統,轉向重點分析國際組織的政策過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組織研究開始以國際制度和國際機制取代國際組織,圍繞國際制度何以重要、國際制度的理性設計、國際制度變遷與競爭這三個主題來構建國際組織制度主義研究議程。“冷戰”結束后,國際組織研究議程圍繞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展開,關注國際組織與民主化、國際組織與國際規范擴散等議題,把非西方國家在國際組織內的崛起視為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的最大威脅。
             
              與此同時,國際關系學科內部也開始主動借鑒其他學科,尋求突破制度主義對國際組織研究議程的壟斷。一方面,國際關系研究者轉向組織社會學理論,把國際組織從制度還原為組織,揭示被國際組織功能主義和制度主義敘事所掩蓋的政治本質。另一方面,國際關系研究吸納微觀經濟學有關公司和不完全信息的相關理論,發展出委托—代理人模型,這一模型在提出后成為國際組織研究的主流理論框架。
             
              盡管國際關系學科視角下的國際組織研究從社會學和經濟學借鑒良多,國際法卻始終難以在國際組織研究議程中獲得一席之地。既有國際制度研究大多抽象論述國際組織如何影響國家行為,對國際組織內部的復雜微妙的運作機理缺乏洞見。而國際法有關國際組織造法、國際組織與國際法實施等具體問題的分析則有助于幫助國際關系學者“打開國際制度的黑箱”。
             
              然而,在不少社會科學導向的國際關系學者看來,國際組織法細節豐富的分析不過是描述性研究,缺乏理論價值。近年來,在國際法學歷史轉向的影響下,國際組織法研究開始把研究目光投向更為宏觀的議題上來,對諸如國際組織與殖民地國家建構等問題進行探討,由于難以被嵌入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框架,這一類研究成果依然游離于國際關系研究視野之外。
             
              “冷戰”結束后,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尤其強調國際法對于維護全球秩序的關鍵作用,新興的全球治理研究議程也要求對治理規則開展法理分析。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呼吁對國際法與國際關系進行交叉研究的聲音持續高漲,以國際關系司法化為代表的研究議程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熱門課題。
             
              近年來,隨著大國間戰略競爭的激化,國際規則之爭成為國際關系的焦點問題,國際法作為國際規則的法律表達也因此重獲矚目。國際法對于國際關系研究的意義,歷經最初的思想淵源和學科基礎、到被“舍棄”、到“再發現”,這一學術譜系的轉變是理解當代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的重要思想史語境。
             
              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與國際法的“再發現”
             
              民國時期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與同時期歐洲國際關系研究類似,并未對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加以區分。晚清以來,中國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傳統中華世界秩序走向崩潰,朝貢體系被條約體系取代。從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到民國以來的廢約運動、修約外交和中國參與國際組織,國際法不僅成為晚清以來中國對外關系的核心要素,也是現代中國國家構建的重要參考框架。
             
              可以說,現代中國的對外交往,從一開始就與國際法密不可分。1931年,亞細亞書局翻譯出版《國際公法與國際關系》一書,譯者鄧公玄在譯者序中寫下的這段話表達了民國時期知識學界對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二者之間關系的認知:
             
              “吾國歷來外交之失利,雖由戰爭之敗北不能不為城下之盟,以致割地賠款,無不俯首聽從,而亦未始非因朝野人士,昧于國際情形,甘受宰制,以致在無形中斷送幾許權利。今國人既已一致覺悟,亟應急起直追,研究國際間現在之地位與形勢,然后吾人之運動,始可免事倍功半之弊。況自歐戰以后,國際關系愈行紛糾,吾人為應付現在與將來之國際交涉計,尤不能不澈底明瞭國際公法與國際關系焉。”
             
              此時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尚未建立起清晰的學科身份。在中外關系之外,民國時期的國際關系研究還涉及國際法、國際經濟、邊疆問題、國際文化等眾多議題,研究對象之豐富程度與今日國際關系研究相比毫不遜色。其中國際法研究占比尤其突出,涵蓋國家承認、條約法、國際仲裁、戰爭法等多項國際法經典議題。這一時期,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均設立國際關系專業,開設包括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條約法、國際聯盟、國際組織等議題在內的多門國際法課程。
             
              這些課程多聘請有海外國際法學習經歷和豐富國際法實踐經驗的外交官講授,充分說明國際法在早期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教學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國際法在當時外交實踐中的重要性。這一時期的國際關系教學研究重視外交史與國際法的結合。例如,著名國際法學家周鯁生教授曾先后出版《近代歐洲外交史》《國際政治概論》《近代各國外交政策》等國際關系著作,他執教于北京大學政治系期間,主要從事國際法與外交史的教學科研。
             
              新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在其發展初期也呈現國際法傳統與外交史傳統緊密結合的特征。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國際關系史教學一直是新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這一時期從事國際關系史教學研究的不僅有歷史學家,也有國際法學者。周鯁生教授的學生王鐵崖教授后執教于北京大學政治系和法律系,并在1952年院系調整后擔任北大歷史系國際關系教研室主任,講授國際關系史。
             
              1978年恢復法學專業后,王鐵崖教授在建設國際法專業的同時,還著手培養國際關系史方向的研究生。王鐵崖教授強調國際法律關系和國際政治關系同為國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國際法引論》開篇辟專節批評以摩根索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和對國際法的輕視,提出國際法學應被視為國際關系學科的一部分。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國際法學科的發展日臻完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國際法傳統卻加速走向衰落。改革開放伊始,建設獨立學科成為國際關系專業的當務之急。為樹立專業的獨立性,有學者提出國際關系學科應區別于外交史和國際法。但在中國強調歷史研究的學術大環境下,當代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得以較好地保留外交史傳統。在教學上,國際關系史在中國國際關系本科教學中始終占據一定比重,近現代國際關系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史等課程普遍被列為專業核心課程,與美國國際關系本科教學重理論方法、輕歷史文化的教學體系形成鮮明對比。與外交史相比,國際法傳統在國際關系研究中被嚴重邊緣化。
             
              總體而言,國際法課程在國際關系課程體系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在部分高校甚至完全消失,面向國際關系專業學生、專門論述國際法如何運用于國際關系的教材和著作屈指可數。在薄弱的教學條件下,國際關系專業學生普遍對國際關系的國際法原理缺乏基本認識,遑論對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規則的發展態勢進行判斷和評估。由于國際法傳統的式微,國際關系研究傳統中強調國際法與外交史相結合的特色也不復存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國際關系類期刊刊登國際法論文的比例較低,反之亦然。在現行學科分類和評價體制下,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分別隸屬于法學和政治學,被視為相互獨立的平行二級學科,這一人為劃定的學科界限在教學和發表制度的強化下被國際關系學者不斷內化,二者間的學科分野不斷加深。
             
              國際法傳統的衰落與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追求“理論化”與“科學性”密切關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空前活躍,在不斷翻譯引進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上,中國國際關系學者也積極開展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并追隨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議程設置,全面接受了現實主義、制度主義、建構主義三大主流理論的設定。如前文所述,國際法在大多數國際關系理論框架下缺少獨立性,或淪為強權政治的附庸,或成為國際制度的具體表達,始終作為研究客體、而不是國際關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存在。
             
              當代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為了增強其科學性,強調研究設計應符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基本原則、研究結論需具備普適性,以自然科學理論為榜樣,對國際關系現實做出高度簡化和提煉,追求用單一或數量有限的原因變量解釋復雜的國際關系現實。而國際法研究根本目的在于論證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不追求解釋現象發生的因果機制。在國際關系研究追求簡約的還原主義范式下,強調邏輯推理與具體案例分析、以復雜法律釋義分析見長的國際法分析自然難以占據一席之地。
             
              人為劃定的學科界限不過幾十年歷史,數百年來國際關系實踐從未區分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民族國家體系、為現代國際關系體系奠定基礎,到殖民帝國借用國際法為謀求勢力擴張和資源攫取構建合法性,再到《聯合國憲章》成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根本原則,國際法在近代以來國際關系演進進程中的每一個關鍵節點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際法也是理解當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核心問題。清末民初,國際法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簽署并參與制定多項國際條約,把國家間貿易糾紛提交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裁決,是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秩序的關鍵舉措。國際關系研究以學科分工和“科學化”之名把國際法傳統排除在外,無疑是對復雜多維度國際關系實踐的嚴重誤讀。
             
              近年來,立足于中國外交的現實需求,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重新發現”國際法對于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意義。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上升,對提高國際規則制定能力、增強國際事務話語權的需求與日俱增,客觀上需要把國際法列入國際關系研究議程,理解國際法在世界政治變局中的作用機制。國際法借由成為亟待解決的外交政策“問題”重新進入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視野。
             
              國際法研究的“經驗轉向”與交叉研究
             
              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既源于國際關系學科對國際法的“再發現”,也來自國際法研究對國際關系研究的借鑒,以及對社會科學經驗研究方法的學習。自國際關系在“二戰”后成為獨立學科以來,國際法研究與國際關系研究交集甚少。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美國國際法學者在《耶魯國際法雜志》《美國國際法雜志》等期刊上撰文,介紹博弈論、交易成本等國際關系研究框架和方法,呼吁向制度主義和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和研究議題汲取靈感,為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跨學科研究設立研究議程。國際法學者也陸續出版多本著作,從法學視角出發,探討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之間的互動與關聯。專門刊登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的國際法期刊也應運而生,例如多倫多大學的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Affairs,以及廈門大學的《國際關系與國際法學刊》。
             
              國際法研究方法的“經驗轉向”是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興起的重要學術背景。“方法”之于社會科學研究與“方法”之于國際法研究大相徑庭。傳統上,國際法研究方法主要指法教義學方法和規范性研究方法:需要首先確立適用的國際法規則,把規則運用于具體問題分析;同時對國際法規則本身也作出規范性評價;強調邏輯推理,以演繹推理為主。“方法”之于社會科學,特指研究問題的提出、變量操作化與測量、數據收集、案例選取須遵循一系列嚴格的指導原則以服務于因果推斷,強調研究設計的科學性,以歸納研究為主。
             
              傳統上,國際法研究對于方法和理論并不加以特別區分。《美國國際法期刊》在1999年刊登國際法研究方法特輯,依舊把諸如法律實證主義、紐黑文學派、女性主義、法經濟學、批判法學等研究理論和研究框架等同于研究方法。而在同一時期,經驗研究在美國司法研究領域已大行其道。
             
              在法學學科內部經驗研究風氣的推動下,以及出于對國際法學科身份危機的憂慮,國際法研究開始借鑒和吸納社會科學經驗研究方法,采取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國際人權法、國際刑法、國際人道法、國際經濟法、國際環境法等多個領域開展經驗研究,對國際法的“常識性”論斷作出經驗驗證,對國際法秩序變遷開展因果分析,對國家條約實踐和國際爭端解決實踐進行規律探尋。
             
              國際經濟法憑借數量可觀的條約和案例成為定量經驗研究最為興盛的國際法研究領域。在國際貿易法領域,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數百份爭端解決報告為國際貿易法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靈感,研究涵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提起訴訟的動因、發展中國家較之發達國家是否更有可能敗訴等議題。
             
              國際投資法領域數以千計的雙邊投資協定和投資仲裁案件也為國際投資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研究素材,針對國際投資制度下爭議較大的議題進行系統研究,例如發展中國家是否在投資者—東道國仲裁中遭受系統性歧視、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是否偏袒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者。這些統計分析強調運用系統的經驗數據對國際經濟法的政治影響進行分析,揭示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相互作用的具體機制,針對南北沖突等國際經濟領域內的核心政治問題作出解答。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經濟法經驗研究以法律為研究對象,以政治為最終關懷,從根本上就是跨學科的。
             
              盡管國際法研究接觸社會科學方法的時間較短,但國際法研究對社科方法最新動向的吸納卻十分迅速。隨著計算分析廣泛運用于社會科學經驗研究,在一些歐洲學者的推動下,國際法研究開始積極探索這些前沿方法在國際法領域的運用。國際經濟法研究同樣走在運用計算分析方法的前沿,在國際經濟法領域享有盛譽的《國際經濟法期刊》甚至將數據導向的統計和計算分析方法奉為國際經濟法研究的未來。計算方法將條約和國際司法判決轉化為機器可識別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對諸如國際投資協定的擴散、地區貿易協定與全球貿易體系的碎片化、國際法判決“先例效力”等問題進行分析,作為對經典法教義學分析的補充。
             
              鑒于數據導向分析方法以數據為前提,國際法數據庫陸續建成,在學者個人建成和維護的數據庫之外,機構化的國際法數據中心也在興起。例如,奧斯陸大學成立專門研究國際司法機構的跨學科研究中心,以國際法院、歐洲法院、國際刑事法院、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歐洲人權法院等十個國際司法機構的司法實踐為內容建設數據庫,服務于從法學、政治學和哲學的跨學科視角對國際司法機構合法性問題開展經驗研究。
             
              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的失衡與政治
             
              20世紀90年代,國際法學科與國際關系學科在歷經半個世紀的疏離后再度走到一起,從各自學科的角度出發,重申二者之間無法割裂的聯系,強調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并探討交叉研究的發展方向。三十年間,這一跨學科研究倡議獲得了廣泛矚目,并且隨著國際關系實踐變遷得以不斷發揚光大。然而,現有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在理論借鑒和研究方法上呈現強烈的失衡,與平等的學科對話與交融存在較大差距。
             
              現有交叉研究多為單向理論借鑒,以國際關系理論應用于國際法為主,國際法理論應用于國際關系較為罕見。在一些國際法學者看來,這一失衡的理論借鑒無異于國際關系研究對國際法研究的學科殖民。在由國際關系學者完成的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中,通常以制度主義、理性設計等國際關系理論或研究框架為基礎,認為國際法理論過于強調規范,不符合現代社會科學可證偽的范式,因此大多對國際法理論的討論一筆掠過,而僅僅將國際法作為檢驗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假設的經驗數據和研究素材。
             
              國際法在條約、習慣國際法和一般法律原則之外,把司法判例和各國權威之公法學家學說作為確定國際法來源的補充來源,國際法研究中圍繞根本法律原則和具體法律問題展開的法理論述也是國際法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理解國際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將規范性色彩濃厚的國際法研究以“不符合經驗研究原則”排除在外,顯示國際關系學者對國際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原理缺乏認識,對了解國際法學者如何分析國際法缺乏興趣,不啻為學術姿態的傲慢。在多數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中,國際法研究的核心理論框架,例如國際法本身的不確定性、國際法的動態發展、自然法與實證法、初級規則與次級規則,尚未能夠與以制度主義、國際機制、理性選擇為代表的國際關系理論開展平等對話。國際法研究與國際關系研究同源于歐洲,在理論構建上發展出以抽象、去歷史面目示人的歐洲中心主義或美國中心主義。國際法研究對國際法作為殖民統治的話語體系、作為國家間斗爭工具與斗爭結果進行了深刻反思,以打破國際法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所謂“普世”面具。
             
              相比而言,根植于歐洲經驗、成長于美國霸權陰影下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依然拒絕直面國際關系普遍理論的政治偏見。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的初衷在于打破慣有敘事、重新探討法律與政治的關系,而現有以國際關系理論為主導的交叉研究難以克服國際關系理論自身蘊含的政治偏見。
             
              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大多運用社會科學經驗研究方法分析國際法,較少運用國際法研究方法審視國際關系,研究方法呈現失衡狀態。
             
              在國際法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法教義學方法強調向內審視,依據國際法自身原理,運用解釋規則對條約文本進行闡釋。法教義學與神學領域的釋義學聯系密切,預先假定文本的絕對權威,但同時承認文本及文本之間可能存在沖突與不確定性,通過對文本進行詮釋來解決沖突、澄清不確定性。而當代國際關系研究使用的社會科學方法側重對分析對象進行描述性推斷和因果性推斷,追求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因果機制。
             
              國際法法教義學方法追求法律分析的內在邏輯嚴謹,與追求規律外在普適性的社會科學方法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面對這一方法上的差異,一些國際法學者把法律推理作為國際法實踐的一部分,對條約解釋、法理分析的規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進行經驗分析。然而,僅有極少數交叉研究能夠融匯法律分析與社會科學方法。社會科學理論本質在于構建抽象概念之間的關系,基于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設計首先需要對核心概念進行定義、操作化和測量。
             
              目前,大多數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在方法上大多選擇舍棄法律分析,把復雜的國際法實踐簡化為單一變量,例如條約是否批準、國際爭端解決的勝敗、條約文本是否包含某一類關鍵詞,以服務于因果機制假設的驗證。
             
              例如,有關國際投資協定“公共政策空間”問題的交叉研究用投資協定中公共政策條款出現的頻次指代政策空間大小,這一研究設計罔顧投資法基本原理,視不同條款的法律效力與作用原理為同類,與投資仲裁實踐中公共政策爭議焦點大多基于“征收”和“公平與公正待遇”條款的現實相去甚遠。再如,多數國際法計算分析受限于現有技術,只能對法律文本間的相似性進行分析、無法處理文本之間的差異。而建立在相似性分析基礎上的法律文本分析難以反映重視細節差異的國際法談判和爭端解決實踐現實。
             
              這一類交叉研究恰恰由于把復雜的法律分析從國際法中剝離出來,把國際法簡化為扁平、靜態的單次現象,在核心概念的操作化與測量上脫離國際法實踐,其“科學性”反而遭到削弱,遑論在更深層次上對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發揮的規范作用進行經驗分析。這些背離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基本原則的交叉研究設計,并不能帶來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學科真正的對話與融合。
             
              理論與方法上的“一邊倒”也導致國際關系學科主導交叉研究議程。現有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跟隨美國國際關系研究議程的腳步,把履約、條約設計、國際政治司法化和自由主義國際法作為主要研究議題,反映了行為主義方法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
             
              在過去三十年中,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的發展并不是一個自發涌現的過程,而是在若干美國學者的積極推動下發展而來的系統努力,呈現出強烈的議程設置特征。通過在《美國國際法雜志》和《國際組織》等學科內頂級期刊上撰文呼吁交叉研究、建議研究議程,這些美國學者充分發揮了這些期刊的“指揮棒”作用,有力地推動了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研究朝著既定方向前行。
             
              國際法傳統被“再發現”,重新進入國際關系研究視野,需要考察其“被發現”的歷史情境和研究議程背后蘊含的思想理念:強調在交叉學科視野下研究履約,暗含了現有規則和秩序具備合法性的理論前提;強調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國際法和國際關系進程的重要性,結論指向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國家間權力分布的重構。國際關系學科獨立于國際法研究的幾十年間,社會科學經驗研究方法迅速確立起統治地位,也為日后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的方法失衡埋下伏筆。
             
              結語
             
              國際法是國際關系的學科淵源,在國際關系成為獨立學科之前,國際法一直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要素。“二戰”后國際法被國際關系學科“舍棄”,直至“冷戰”后被“再發現”,這一轉變需要放在學科史的視野下進行考察。學術研究不僅服務于理解和解釋現實,同時也在構建現實。現有交叉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失衡不僅無益于實現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推進,甚至有可能加深現有學術研究的偏見。
             
              中國的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方興未艾,在進一步發揚光大的進程中,亟須對現有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中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議程進行批判性考察。國際問題學術研究與外交政策脫節是中外普遍存在的問題,在中國似乎尤其突出。學界在批判外界新自由主義外交政策的同時,卻又擁抱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為理論底色、由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占主導的國際法與國際關系交叉研究議程,不僅難以推動真正意義上的交叉研究,對于增強中國構建國際規則的能力也幫助有限。重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史上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并重的傳統,勢在必行。

            【作者簡介】
            賴華夏,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

            北大法律信息網電腦版 www.chinalawinfo.com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