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k id="dw34f"><ruby id="dw34f"><menu id="dw34f"></menu></ruby></track>
  • <pre id="dw34f"><label id="dw34f"><xmp id="dw34f"></xmp></label></pre>
      1. <table id="dw34f"></table>

          <td id="dw34f"></td>

          1. 請點擊右上角
            點擊【分享到朋友圈】
            讓朋友也查查吧!

            歡迎賜稿:fxwx@chinalawinfo.com

            強迫得利:類型化、界分與體系融合


            陶鑫明


            【學科類別】債權
            【出處】《北外法學》2019年第2期
            【寫作時間】2019年
            【中文摘要】債法理論研究是我國民法學近年來的研究重點,作為獨立債之原因的不當得利與無因管理更是為學人廣為討論。但對于強迫得利而言,似乎已有默認的共識,實踐中亦按照“強迫得利不發生返還請求權”處理。如是見解是否得當,可值探究。《中國民法典草案》設專章規定“不當得利”、“無因管理”,個中規范對強迫得利法的規范是否妥適,亦可研究。以類型化歸納審判實踐之強迫得利糾紛,逐一檢討可知傳統理論能夠適應實踐需求。理論上區分強迫得利與無因管理、不當得利情形,對比強迫得利各情形與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子類型的異同,可知強迫得利在制度層面并無獨立之必要。結合我國民法典草案規范,強迫得利的規范設計有兩種方案
            【中文關鍵字】債法;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強迫得利
            【全文】

              十字路口乞討者擦車、景區人物扮演者強制合影收費屢見不鮮,其中涉及強迫得利問題。強迫得利學界關注甚少。一般認為,強迫得利屬不當得利之例外,受損人不享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1]此單一規范需面對實踐中錯綜復雜之強迫得利情形,是否得當?另外,強迫得利在構造、法效上與不真正無因管理相近,二者何處存有差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不設債法總則,將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作為準合同置于合同編,強迫得利規范應否規定?疑問種種,皆待厘清。
             
              故此,本文首先自豐富的審判案例資源入手,兼采學理研究成果,以強迫得利行為作標準對此進行類型化,檢驗前述規范是否足以處理實踐之需。其次,將強迫得利與相近制度進行對比,以展現其不同之處,力爭進行準確定義。最后,從立法論的角度審視強迫得利規范的存在必要,及學理解釋上其與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之融合。
             
              一 強迫得利之類型
             
              強迫得利之類型可歸納為六種。
             
              類型一:“以新換舊”型強迫得利。“以新換舊”屬損害賠償責任承擔方式之一種,即對于物之損害,以“新物”替代。[2]最為典型者,即為汽車碰撞后,將受損零部件更換為全新,價值上高于碰撞前已經使用的老部件。“以新換舊”涉及損益相抵的問題,應具體區分再作侵權人有否權利主張折抵的結論。具言之,即受害人是否確實受有利益。[3]“以新換舊”給受害人之物造成了價值增加的后果,此非出自受害人的意思表示,可能構成強迫得利。唯在受害人所受利益非出于自身意思的情況下,成就強迫得利。在一起案件中,侵權人家漏水,損壞了被侵權人家裝修,侵權人對此進行重新裝修并主張被侵權人從中獲得裝修利益。法院對此予以否認。[4]此案未直接以強迫得利處理,而是否認了侵權人主張損益相抵規制的適用。內在邏輯上,這種因侵權行為而發生的裝修更新非基于被侵權人的意思,屬于強迫得利,侵權人對此不能主張相應獲利部分的返還。
             
              類型二:添附型強迫得利。此為主要的強迫得利類型,亦是學界關注較多的一種,多發生于房屋裝修中。如未經出租人同意,承租人擅自對房屋進行裝修,使得房屋的客觀價值上升。添附物的存在契合經濟價值與社會秩序之維護,不宜強行分離以恢復原狀。[5]《合同法》第223條確認了租賃物改良的規則,《城鎮房屋租賃合同司法解釋》第9~14條細化之,重點規范租賃期間形成的裝修歸屬問題。據此,對于形成附合的裝修物,依雙方約定處理,或出租人對此享有恢復原狀請求權,但應受制于司法解釋中關于雙方過錯分擔的問題。在一起案件中,被告對于房屋的裝修改善屬于因經營而必要的改造,但對于原告而言無價值,且雙方對此未進行約定,原告構成強迫得利,無須返還不當得利之債。[6]實踐中還有出現的一種情況是:侵權人強行占有他人房屋并裝修之,法院對此認定為強迫得利。[7]此為典型的強迫得利。對于目前制定法的規范,有學者批評不應因受損人善意與否而差別待遇。[8]這里涉及對于受損人主觀狀態的認定,對此后文將有論述。
             
              類型三:強制締約、違約型強迫得利。由于違約行為而發生的強迫得利,如物業管理公司在物業服務合同到期后未按約定騰退、辦理移交手續,而是超期滯留在服務小區并向業主主張超期期間的管理費用,法院對此認定為強迫得利。[9]超過合同約定的數量、標準履行合同,也可能構成強迫得利。如雙方約定一定數量車樁的涂漆服務,進行涂漆工作的一方超過約定數量為更多車樁涂漆。[10]但嚴格來說,這并不是因違約而導致的強迫得利,因為合同本身所要求的義務已履行完畢,然可以歸入強制締約型強迫得利。除此之外,合同未生效的情況下的行為也可能構成強迫得利。如在一起承攬合同糾紛中,原被告的廣告合同未能生效,而原告單方發布了廣告,這一單方行為構成強迫得利,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由原告自身承擔。[11]這樣的強迫得利還包括開篇所述的乞討人員擦車、景區內扮演卡通人物合影收費。總之,這種類型的強迫得利發生于合同的前后兩端。
             
              類型四:代償型強迫得利。此一類強迫得利系由于他人的代償行為而生。如一起案件中,原告為銀行客戶經理,被告向原告工作的銀行貸款,因貸款到期被告未償還,原告在知曉該筆貸款存有抵押的情況下為被告還款。一審法院認為其屬強迫得利,二審法院認同之。[12]此類強迫得利有與其他行為區分的必要。首先,其與誤償他人之債的不當得利不同,后者給付者主觀狀態系誤認為自己負有清償義務。其次,其與無因管理不同。就本案而言,貸款存有擔保,保證銀行作為貸款人的利益,原告的給付對被告作為借款人而言,難謂有利管理。最后,其屬“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而為給付”之子類型,不得請求返還,《德國民法典》第814條即如此規定。
             
              類型五:幫工型強迫得利。對此類型的強迫得利認定,宜仿效《侵權責任法》中對于用人者責任認定的規則,即被幫工人對于幫工者的幫助行為是否接受。《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14條第1款第2句后半段規定,被幫工人就幫工人的人身損害在受益范圍內進行適當補償。這一規定系基于公平原則進行風險分擔,雖在最終結果上對被幫工人不利,但與強迫得利中受益人無須返還受益并不沖突。需要區分的是其與無因管理的關系,尤其是受益人缺乏當場拒絕的可能時。
             
              類型六:侵權型強迫得利。這一類型不同于“以新換舊”型強迫得利,后者是由于承擔侵權責任而產生的強迫得利,而前者則是因為侵權行為本身導致案涉財產價值上升。如侵權人擅自對他人土地進行耕種,屬侵權行為,因侵權行為而致耕地效益增加的部分屬于強迫得利,侵權人不得主張返還。[13]
             
              “以新換舊”中,判斷強迫得利成就與否的標準在于“新”是否契合受害人主觀意愿。添附型強迫得利中,因行為構造的特性,所有人可主張恢復原狀,由此所產生的費用由行為人負擔,原物之外的材料、物件自然歸于行為人。惡意添附除強迫得利外,還可能構成侵權。[14]強制締約、違約型強迫得利因行為超出當事人合意,相應效果不應強加于相對方,受益人無須返還。代償型強迫得利中,考慮受損人主觀狀態而有不同處理方式。可以明確的是,若受損人明知相應后果(故意、惡意),受益人無須返還相關利益。幫工型強迫得利要求受益人明確拒絕幫工,在此之下所受利益無須返還。侵權型強迫得利易與添附型強迫得利重疊,且與損益相抵規則有關。考察重點仍應集中在受益人對利益的主觀契合之上。
             
              實踐中,法院對于強迫得利的處理多認為受損人不得主張受益人返還其所受益。但也有法院認為強迫得利受益人應支付相應的款項,認為“基于民法‘強迫得利’原則,被告作為受益人,應當支付該項增加工程項目的工程價款”[15]。通過運用強迫得利受損人不得主張受益返還的規則,大部分案件審理得以獲得合乎期待的裁判結果。然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適用這一規則時,未見有對強迫得利之構成展開闡述者,均為直接認定,或排除相近規則,如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適用。筆者認為,對于強迫得利的構成仍需總結,以避免錯誤認定。
             
              二 強迫得利與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的界分
             
              (一)強迫得利本體論
             
              一個可得大概接受的對于強迫得利的描述是:受損人因其行為使受益人獲益,但此獲益有違受益人的主觀意愿。從中可知,強迫得利之發生必基于受損人自身行為,因此行為而使他人獲得不符其本人意愿或經濟計劃之利益。在主體上,得主張強迫得利的僅限于受損人。換言之,因第三人行為、自然事件、受益人自身行為而致受益人無法律上原因獲得利益的,不屬于強迫得利。[16]首先,強迫得利之“強迫”要求,排除了受益人自身行為導致強迫得利的情況;其次,自然事件所致強迫得利發生多屬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最后,因第三人行為所致強迫得利不影響受損人和受益人之間依據不當得利法規范進行調整,僅第三人向受益人或受損人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即可,一般為侵權責任。誠值注意者,“強迫”非同民法其他制度中所使用那般強調“行為人一方以現時的身體強制,使表意人處于無法反抗的境地而作出意思表示的行為”,[17]而是指不符合自然人之本意,故該“強迫”僅作通常理解。
             
              對受損人的主觀狀態的分析同樣重要。其不但涉及強迫得利構成要件的確定,還與相關制度的區分有一定關系。受損人的主觀狀態無非故意、過失或無過錯三種情況。若受損人故意為某種行為,導致自己受損而他人得利,且此得利不符合受益人的真實意愿或經濟計劃,這種情況下受損人不能主張相應的利益返還。受損人對于其行為和產生的后果是知曉的,在此之下仍為之,在解釋上可理解為受損人對于這一部分利益的放棄或贈與。認可受損人的利益返還,有強行買賣之嫌。受損人的主觀狀態為過失的情況下,可細分為一般過失和重大過失。重大過失相較于一般過失而言,其過錯的可責性更接近故意。以誤為他人洗車為例,若受損人的汽車與受益人的汽車并排停放,且車型一致,外觀相近,車牌亦相差無幾,此時受損人將受益人的汽車清洗一遍,為一般過失下的強迫得利。倘若二車系不同車款,受損人因剛睡醒午覺而未注意,將受益人的汽車清洗一遍,為重大過失下的強迫得利。重大過失之下的強迫得利,宜否認受損人得主張利益的返還。因為一方面,這里的獲益本身即非受益人計劃范圍內,屬于強加而來;另一方面,受損人的主觀過錯較大,理應自己承擔,否則對于受益人而言不甚公平。一般過失之下的強迫得利,本文認為原則上應否認受損人主張返還獲益的權利,但若如此處理造成雙方利益嚴重失衡時,應酌情調整。受損人的損失仍是自身的過錯造成的,應自己負擔后果,但受益人若基于此獲得顯然有失公平的利益,法律應加以糾偏。如上述汽車案例中,若受損人將價值數萬的保養套裝應用于受益人車上,受益人的車輛恰好需要進行保養。對此,受益人得在其汽車通常情況下所需的保養費用范圍內對受損人進行補償。如受益人之前的汽車保養費用為5000元,而受損人所用保養套裝價值2萬元,則受損人可向受益人主張5000元的利益返還。需注意的是,受益人對受有利益必須是契合主觀意愿的,或者至少對此不予排斥,否則無須返還。畢竟本人無利益取得,則無任何債務負擔。[18]最后,若受損人主觀無過錯,應根據民法的公平原則理念,考察此受益之于受益人的主觀感受以確定如何糾正之。對此可歸納如下。
             
              自此回溯前述類型四之案例,雖然客戶經理為客戶償還借款可能出于自己業務考核的考慮,或者基于所在單位利益之考量,不論所慮是否必要,其對于自己為此行為及相應后果都是明確知曉的。此情形下,即使借款人明顯受益,且數額可能偏高,但由于受損人明知而為,法律不應給予受損人“反悔”的權利。個案正義固然重要,但切不可因此破壞規范原理與實際適用的統一性。
             
              (二)強迫得利區分論
             
              1.與無因管理
             
              強迫得利的概念重構需要區分其與相近概念。強迫得利易與不真正無因管理混淆。不真正無因管理與真正無因管理相對,以管理人主觀上是否有為本人管理事務之意思作區分標準。前者可進一步分為誤信無因管理與不法無因管理。[19]誤信無因管理即誤將他人事務作為自己的事務進行管理,不法無因管理即管理人明知此非自己事務而為自身利益進行管理,故又可稱“僭越無因管理”。由此可見,不真正無因管理最終系為自身利益而為管理行為,其中所遭受的不利益亦理應由管理人自擔,且由此對本人利益造成侵害的,管理人應對此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誤信無因管理與強迫得利中受損人主觀狀態為過失的情形較為相似,不法無因管理與強迫得利中受損人主觀狀態為故意的情形較為相似。嚴格說來,不真正無因管理不屬于無因管理之列。無因管理是合法行為,不真正無因管理中,若管理人之行為與效果不能得到本人之認可,則屬違法行為,不能產生無因管理的法效。[20]本文所討論的,自然是本人對此不予追認的情形。不論是強迫得利還是不真正無因管理,受益人或本人的追認即認可對方所為,在法律上亦即賦予了合法性。但不正當無因管理所側重的,是否認管理人管理費用的求償權以及規制管理人之行為對于本人所造成的侵害責任。相較而言,強迫得利偏向于所涉利益的歸屬問題。自此觀之,二者行為架構大體相符,一體兩面,理解上可合并理解。有所不同的是,恰如前文所述,在受損人為一般過失或無過錯的主觀狀態下,若利益偏差巨大且受益人所受利益符合自身意愿,在利益糾正上可就契合部分返還給受損人。故,強迫得利與不真正無因管理是對同一行為下的不同觀察,前者側重行為前后的利益歸屬,后者關注管理人的管理費用請求權及行為責任問題。
             
              2.與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理論精巧,類型復雜。[21]較為權威的分類系分為給付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各自下分多種子類型。給付型不當得利中,“非債清償”與強迫得利相近。“非債清償”即履行不存在的債務,包括債務自始不存在及嗣后不存在(債務已消滅)。行為人可能是明知無債務,也可能是誤認為存有債務。明知無債務而為給付,在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上屬不當得利之例外,排除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臺灣地區“民法”第180條第3款)。此規范基礎在于誠信原則要求、禁止出爾反爾原則(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的維護以及“贈與”的轉化理解。[22]誤認為存有債務而為給付,系出于給付行為人的誤解,構成不當得利,給付行為人可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主觀狀態為故意下的強迫得利無論在行為還是效果上,與明知無債務而為給付相同。后一情況下,給付行為人負擔證明自己存在誤解的證明責任,故而對于“誤解”的理解至關重要。我國立法上的“誤解”內涵并不簡單如字面含義,以史考察可知法律繼受偏差與學界研究缺乏影響對“誤解”的精準理解。[23]誤解之發生,可能出自表意雙方或單方的過錯,也可能雙方均不可責難。[24]對于需要如此精細區分的規范意旨,立法論宜讓步于解釋論,為學理吸收并指導適用。過錯與責任相伴,雖在不當得利法上可因誤解之發生而返還不當得利,但在返還范圍與責任承擔上因過錯之所在而有所區別。即使在強迫得利情形下,受損人亦可能因受益人的意思表示而產生誤解,進而為強迫得利行為,此時考慮到過錯的責難,應以此變動所涉利益的歸屬。此外,誤解所致不當得利情形的討論還應關注不當得利之成就。
             
              不當得利的成就要求對方受有利益,如此涉及利益判斷的問題,其對于強迫得利問題也至關重要。《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之VII-3:101條第一款以客觀主義得利模式確認利益的認定,[25]使歐洲持續已久的利益主客觀標準判斷之爭有了一個初步性結論。對此,本文認為“利益主觀化”更為妥當。一方面,以客觀標準計算利益即將強迫得利制度架空,因為強迫得利行為之發生必定使受益人之財物客觀價值上升,受益人得益確定,無保留該利益的正當性,故其回歸到不當得利制度中去。另一方面,主觀化利益的做法尊重了個人的自主意愿,因為某一事物系“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法律不宜魯莽介入個人偏好,強加評價。誠然,“利益主觀化”易誘發道德風險,成為受益人惡意保有這一“飛來利益”的借口。對此,在規范上設置例外條款,或通過學理補充排除此類情形均可防止該行為的發生,如貨幣的增加推定為該“利益”契合受益人,但這是另一論題,此處不予展開。自此而言,“利益主觀化”將不符合不當得利的情形剔除出去,使之可放入強迫得利的網兜中處理。過錯則在不當得利和強迫得利的利益返還和責任承擔上發揮作用。此中僅為財產利益而無精神利益,當不言自明。[26]
             
              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又可再分幾種類型。權益侵害型不當得利,是指因侵害他人權益而生不當得利,行為人即為獲益人,與前文類型六之強迫得利有明顯差別,后者行為人與受損人為同一人。求償型不當得利,即為他人清償債務卻無法定求償要件,如為強制執行債務人之財產,債權人替債務人清償某一所有權保留買賣標的物之余下價款,以使債務人取得該物所有權,進而得強制執行。債權人對清償部分可向債務人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這種強迫得利適用范圍較窄,不常見于實踐。[27]此一類型的不當得利請求權之賦予,系由于行為人并無其他法定求償要件,而作為一種保護行為人權益的兜底性保障存在。故此,求償型不當得利請求權的主張適用一般性不當得利構成要件。從另一角度看,這也可以看作強迫得利的例外情形。如前文所述,為防止強迫得利中受益人道德風險的現實化,可通過立法技術設置特定情形推定受益人所受利益符合自身意志與經濟計劃。在求償型不當得利中,清償他人債務即如獲取貨幣一樣,屬純粹獲益,排除強迫得利之適用。支出費用型不當得利這一類型,則多與無因管理、強迫得利有所重合,界限相對模糊,故不再分析。
             
              3.小結
             
              由此可見,強迫得利與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中的某些子類型在行為架構上大體相近:故意強迫得利可理解為贈與,也可視作不法無因管理或明知無債務而為清償;過失強迫得利可與誤信無因管理重合,也可與“誤以為存有債務而清償”一致。但需注意的是,若受益人對此存有過失,應在過失范圍內對受損人的利益損失承擔相應的責任。總的來說,強迫得利屬于不當得利的除外情形,但傳統民法理論只將“明知無債務而清償”這一種情形加以討論,且其僅為故意強迫得利之一種。強迫得利與不當得利的區分在于受益人對于所受利益之契合上,若契合則為不當得利,反之即強迫得利。由此,強迫得利的“利”系客觀價值角度而言。
             
              綜上,強迫得利的行為主體必須是受損人,受損人的主觀狀態以及受益人所受利益之契合使得受益人返還利益的范圍不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的部分類型與強迫得利的某些類型具有相同行為架構,可分享一樣的法效。區別無因管理與強迫得利的關鍵在于為何人利益管理。區別不當得利與強迫得利的標準在于得利人對利益的主觀契合。
             
              三 強迫得利的規范設計
             
              自上文分析來看,在強迫得利的規范設計上,無須在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外單獨設立專節以規定。因為不真正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的除外情形可在規范效果上覆蓋部分強迫得利的功能,只是尚有部分情形未被以往的理論討論所注意而已。需要說明的是,強迫得利的制度動因在于保障受益人拒絕強迫利益。但若受損人主觀狀態為輕微過失或無過失,且受益人所受利益契合其主觀意圖或明顯契合時,基于公平的考量,宜在一般情況下受益人的本來需求上返還相關利益。如此處理能最大化維護受損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平衡:一方面,受損人的過錯程度尚不至于使其喪失所有利益;另一方面,受益人所返還的范圍亦在其主觀意愿或經濟計劃之內,并無不當加重其負擔。
             
              具體的規范設計上,除去不真正無因管理所能包含的強迫得利情形外,其余部分應規定在不當得利部分。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第763條第2款、第764條的規定,確認了不真正無因管理的管理人無費用返還請求權,本人對于管理利益的認可即賦予無因管理效果。這就是說,一般情形下不真正無因管理之行為對于本人而言屬于強迫得利,但本人若對此予以認可,即代表本人對管理行為的效果進行主觀上的確認,也就是這一后果符合本人的利益,故強迫得利消失。第768條確認了不當得利的三種除外情形,第3項與主觀狀態為故意的強迫得利情形在行為上相符。除此之外,強迫得利所需規范不足以支撐專門規定,司法實踐的需要可留待司法解釋或學理闡釋以指導。
             
              一種方案是,在不當得利的除外條款中直接明確強迫得利為不當得利的除外情形,即第768條下的第3項更改為:得利人所受利益不符合其意志或經濟計劃,但純粹金錢利益或可得推之契合得利人主觀意愿的除外。
             
              四 結論
             
              強迫得利的一般規則為受益人無須返還所受利益。但基于公平原則的考量,在受損人一般過失或無過錯的情況下,若受益人所受利益與得利契合,則受益人應在其以往對此利益的契合范圍內返還給受損人。主觀狀態為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情況下,受損人無返還利益請求權。強迫得利在立法上的體現,無須以專節規定之。改造不當得利的除外情形或留待司法解釋與學理闡釋即可實現強迫得利的規范意旨。

            【作者簡介】
            陶鑫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民商法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注釋】
            [1]王澤鑒:《不當得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第256頁。
            [2]王澤鑒:《損害賠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178頁。
            [3]程嘯:《損益相抵適用的類型化研究》,《環球法律評論》2017年第5期,第43~44頁。
            [4]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終7948號民事判決書。
            [5]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第254頁。
            [6]大連市金州區人民法院(2016)遼0213民初2907號民事判決書。類似案例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滬01民終4071號民事判決書。
            [7]黑龍江省黑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黑11民終707號民事判決書。
            [8]徐曉峰:《違法轉租與無權處分、不當得利》,《法律科學》2003年第1期,第102頁;張冬梅:《房屋租賃中的添附法律問題研究——兼評法釋[2009]11號中的相關規定》,《河北法學》2010年第5期,第25~27頁。
            [9]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終11936、11948號民事判決書。
            [10]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瓊01民終3285號民事判決書。本案中,因被告工作人員在現場檢查清單上就多的車樁服務上簽名,法院認為被告的強迫得利抗辯不成立。
            [11]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2008)閘民二(商)初字第304號民事判決書。
            [12]安徽省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皖02民終2503號民事判決書。
            [13]黑龍江省五大連池市人民法院(2018)黑1182民初1006、1007、1011號民事判決書。
            [14]陳本寒:《構建我國添附制度的立法思考》,《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第55頁。
            [15]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2017)粵0606民初15226號民事判決書。
            [16]楊宏芹、胡威:《論強迫得利法律效力與不當得利體系之融合》,《現代財經》2012年第2期,第116~117頁。
            [17]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第239頁。
            [18]〔德〕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7,第510頁。
            [19]Vgl. Wandt, Manfred, Gesetzliche Schuldverha?ltnisse, 7. Aufl.,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5, §2 Rn.7 ff.;Looschelders, Dirk, 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10. Aufl.,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5, Rn.836f.
            [20]張民安:《債法總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第79~80頁。
            [21]傅廣宇:《“中國民法典”與不當得利:回顧與前瞻》,《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第116~132頁。
            [22]王澤鑒:《不當得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第112頁。
            [23]王天凡:《民法“重大誤解”繼受之反思——兼以臺灣“民法”第88條第1款為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第95~105頁。
            [24]韓世遠:《重大誤解解釋論綱》,《中外法學》2017年第3期,第683頁。
            [25]克里斯蒂安·馮·巴爾:《歐洲私法的原則、定義與示范規則: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五卷~第七卷》,王文勝等譯.法律出版禮,2014,第974頁。
            [26]王家福:《民法債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第498頁。
            [27]王澤鑒:《不當得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第193~194頁。

            北大法律信息網電腦版 www.chinalawinfo.com
            不要添了,我高潮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