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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贈合同解除后的退款計算研究


            陶鑫明


            【學科類別】民商法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摘要】生活中常見買贈行為。合同法視閾下,買贈合同系買贈行為之核心。學界與實務對于買贈合同解除后的退款問題時的退款計算關注甚少。結合已有司法判例,應以“折扣率”為工具計算買贈合同中的退款金額。具言之,折扣率=實際支付金額/所購部分與所贈部分標價和*100%。會員制下的買贈合同在解決退款問題時,應關注享受優惠之基礎是否喪失,進而確定買受人所得差價利益是否返還。
            【中文關鍵字】買贈合同;合同解除;會員制;退款;類型化
            【全文】

              一、問題的引入
             
              買贈行為常見于日常生活中。所謂的“買贈行為”并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概念。自商家角度而言,買贈行為系商家在銷售商品(服務)時,附贈與消費者購買的商品同種或不同種類的商品(服務);[1]自消費者角度而言,買贈行為系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僅需支付購買的商品的標價即可得到該商品加上商家所附贈。一般而言,“買贈”系商家之促銷手段,以促進商品的銷售。
             
              學界對于買贈行為的研究多基于經濟法角度進行研究。論者認為買贈行為屬于“附贈式有獎銷售”。[2]此一研究進路系著眼于交易的過程,對于此一銷售模式對經濟秩序的影響和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關注較多。以合同法視角觀止,買贈行為的核心系“買贈合同”,[3]后者值得關注的問題包括但不限于:贈品的地位和法律性質、贈品的質量責任、合同解除時有關費用退還的問題。對于前兩者,學界已有探討。[4]考慮到因產品質量等問題產生的合同解除及進而發生的退款問題在法律適用上超出民法范圍。職是之故,本文所欲探究之買贈合同解除后的退款計算問題前提僅為雙方基于合意自愿解除合同。
             
              二、買贈合同的性質
             
              探究買贈合同的性質實為必要的,因為一個合同的性質決定了合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的分配。我國《合同法》中關于買贈合同的專門規定闕如,故而買贈合同不屬于有名合同。本文認為,買贈合同是指在買贈行為中,出賣人與買受人關于購買之物與贈送之物所達成的合意。關于買贈合同的性質,學界對此看法不一,且觀點林立:附負擔贈與說、附條件贈與說、買賣合同與贈與合同并存說、單純的買賣合同說、經濟法調整說、類型融合合同、單純外觀結合說、二重典型合同說等。[5]
             
              崔建遠教授在考察上述各學說后,提出了類型區分的主張,即主張將“買一贈一合同”類型化以進行法律適用。[6]本文認為,崔教授的上述主張是正確的,其逐個分析了上述觀點的錯漏與不足,提出的類型區分觀點符合合同的基本法理。然本文認為,崔教授的主張雖然能夠經得起純粹分析的檢驗,但此種主張似欠實踐性,因為買贈合同雖可類型化為“所售商品已含贈品價格”從而為一單純買賣合同、“贈與非買賣合同組成部分”從而為存有一定依存關系的結合類型、“當事人雙方明確約定且意思表示真實合法”從而為買賣合同與贈與合同各自獨立三種,[7]但此種類型化必然要求對出賣人之真實意思探究。與此同時,有的學者自會計學的角度出發,考察出賣人對待買贈行為的會計處理如何,進而對買贈合同進行定性。[8]然而,無論是買受人還是法官,都難以去探究出賣人的真實意思,如是否在會計處理時將贈品攤入銷售成本等,況且對于小額的買贈而言,如街邊的水果攤,出賣人的真實意思更加難以探究,因為其可能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會計處理。
             
              本文認為,買贈合同應作為一單純的買賣合同看待,[9]理由如下:
             
              (一)就買贈的發生而言,可能自于出賣人,也可能自于買受人,前者如出賣人公開表示“買何贈何”,后者如合同締結過程中買受人主動提出“若贈即買”。如前所述,探究出賣人的真實含義是困難且無意義的,出賣人提出買贈或接受買受人提出的買贈都是為了銷售商品,買贈僅系銷售商品的一種手段,[10]促進商品的售出,其他有助銷售的方式還有折讓等。是故,“贈”僅僅是一種名義,不可絕然認為所贈部分受贈與合同規范調整。
             
              (二)在買贈合同關系中,為保護買受人的利益,所贈部分應與所購部分享受同等保護,出賣人不得隨意撤銷贈與,及出賣人對所贈部分負瑕疵擔保責任。利益與目的系創造法律者。[11]將買贈合同作買賣合同看待,使所贈部分受買賣法律關系調整,有利于維護買受人的合法權益。
             
              (三)實踐中,不論是買受人亦或出賣人,都清楚地知道買贈中的“贈與”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贈與”,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促進交易的達成;于買受人而言,買受人能夠認識到這是一種“搭售”、“捆綁銷售”的行為,絕非“天上掉餡餅”;于出賣人而言,在買贈活動中“贈與”買受人一定利益或是為了該筆交易的達成,或是為了搭售出組合商品,其不可能單純地只進行“贈與”。是故,買賣雙方對買贈行為存有一致的認識,雙方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達成一致。
             
              (四)買贈行為中,與買受人所付出的價款相對應的是所購部分加上所贈部分。在交易架構上,所購部分加上所贈部分構成一個整體,成為買受人所付的價款的對價。正如司法實踐中指出的那樣,“銷售商在銷售商品時,以買一贈一的方式采取的促銷手段,其所贈商品應當屬于搭售行為,名為贈與,實為銷售,該行為實為買賣行為”。[12]
             
              縱而觀之,將買贈合同作一單純買賣合同看待符合利益衡量原理與生活邏輯。對于買贈中出現的所贈部分不交付、所贈部分質量低劣、所贈部分致害等問題,可以買賣合同框架下的違約責任、瑕疵擔保責任或侵權責任等制度工具救濟之。[13]
             
              三、買贈合同解除后的退款計算問題
             
              (一)買贈合同類型化考察——“買”、“贈”為同種商品或不同種商品
             
              案例一:張秀芳與陳偉服務合同糾紛案。原告張秀芳經同事介紹后,至在自己家中開展理療服務的被告陳偉處免費體驗理療項目。隨后張秀芳與陳偉達成口頭協議,張秀芳預支付陳偉人民幣5000元購買“做30次贈30次”的理療項目。后張秀芳提出解除合同,陳偉同意并返還了1000元理療費。期間,張秀芳共消費22次。原被告雙方就剩余價款的返還未能協商一致,訴至法院。法院認為,原告有償取得買贈活動中贈送的次數并非無償贈與行為,系通過贈送或優惠而享有同等價值的服務款項,故在張秀芳、陳偉解除合同后張秀芳要求退還價款時,應當以所付價款為基數,按照實際消費次數與約定消費總次數的比例來確定返還未履行部分的具體價款數額。[14]
             
              案例二:徐某某訴某學校教育培訓合同糾紛案。原告徐某某報名參加被告開辦的培訓服務,徐某某于與某學校商定購買標價為20400元、實際價格為17520的課程,包含“精講一對一”60小時,每小時100元,小計6000元;“雅思基礎一對一”20小時,每小時300元,小計6000元;“強化一對一”20小時,每小時420元,小計8400元。其中“雅思基礎”和“強化”按八折收費。另,被告贈送給原告課程為“預備二級、三級、雅思基礎、強化、沖刺”。原告欲解除合同,要求被告退換相應款項,被告多次拖延,故訴至法院。法院認為,原告的報名課程為買一贈一形式,因原告未上完全部交費課程,故原告對已上的部分贈課也應支付相應費用。原告所接受培訓的課程標價乘以該折扣率即為其實際接受培訓的價值。[111115]
             
              借類型化思維,循類型化之邏輯特征并基于此以進一步分析。[16]類型學劃分之下,上述兩則案例所代表的是買贈合同中的兩種類型——所購部分與所贈部分為同種商品或不同種商品。案例一中,原告所購買的服務與被贈與的服務屬同種理療服務。案例二中,原告所購買的服務與被贈與的服務雖同屬教育培訓服務,但存在一定差異,屬不同的培訓服務。
             
              (二)買贈合同中贈品的司法實踐認定——有償取得、有條件無償取得
             
              買贈合同之“贈品”,雖名為“贈品”,但實際上卻是有償取得、有條件取得的。司法實踐中的觀點認為,買贈合同中的“贈與”系促成買賣交易之不可或缺一部,實質上即為買賣合同的基本義務,贈品并非無價值。如在北京中航雙贏廣告有限公司與上海杰凡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廣告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否定了被告的“贈播廣告資源無價值”答辯意見,認為贈播部分是促成雙方交易的基本條件之一,贈播義務系合同的基本義務之一;[17]又如在靳敬姜紅訴天津海爾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在買一贈一的促銷手段中,所贈商品名為贈與,實為銷售;贈與的行為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贈與,應受買賣法律關系的調整,被告應承擔出賣人的義務。[18]自此可見,買贈合同中的贈品系與所購商品一樣構成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對價,為有償取得。
             
              從既有案例觀之,對于買贈合同中的贈品認定還有另一種思路,即認定贈品為有條件之無償取得。[19]申言之,當買受人購買完所購部分時,出賣人對于所贈部分不再索取對價。在案例二中,法院認為“因原告未上完全部交費課程,故原告對已上的部分贈課也應支付相應費用”。從中或許可以看出法院的態度:若原告上完全部的交費課程,已上的贈課部分即可不用支付相應費用。與此相對,買受人在退款時,贈品應與所購商品一道退還給出賣人。
             
              然法官不可僅依“法律感覺”斷之所以。[20]本文認為,將買贈合同中的贈品認定為有償取得更為妥適。如此認定,即將買贈合同中的贈品視為買賣合同標的物之一部,受買賣合同的調整,在發生退款問題時,能夠較好地維護買受人與出賣人間的利益平衡:對于買受人而言,出賣人必須將所贈部分交付給買受人,并保證所贈部分的質量水平符合相關標準;對于出賣人而言,買受人需對既已消費的所贈部分承擔相應價款。[21]將買贈合同中的贈品認定為有條件的無償取得的思路存在不足之處,即這種思路最終仍將所贈部分視為贈與,只不過是在成就一定條件后之贈與,此時于出賣人而言,其對所贈部分之質量負較低程度的責任,不利于買受人合法權益之維護。[22]
             
              (三)買贈合同解除后的退款計算方法——以折扣率計算
             
              在認定了買贈合同中的贈品系有償取得并受買賣合同調整后,買贈合同解除后的退款計算自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買賣雙方若在合同訂立時對與合同解除后的退款問題有專門約定,則應尊重雙方的意思自治,依照約定內容處理。在無約定或約定不明時,《合同法》第61條規定了合同內容的補充確定,規定當事人可就合同未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內容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的有關條款或交易習慣確定。我國合同法上的“交易習慣”應指習慣法。[23]交易習慣可能是行業內的通行習慣,也可以是一定區域內的交易習慣,亦可能是特定當事人間的商業慣行。[24]由《合同法》第61條后半句可知,交易習慣可發揮確定合同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內容的功能,但其適用需在當事人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前提之下。在考慮到交易習慣的情況下,關于買贈合同中的退款問題需逐次考察的是:[25]當事人間的約定、當事人達成的補充協議、交易習慣、法律規定。在考察交易習慣時,由于交易習慣在訴訟上屬事實問題,應由提出交易習慣的當事人負舉證責任。[26]
             
              缺乏前述處理依據時,買贈合同解除后退款的確定成為一個難題。分析這一問題時,不妨自與法律更具親緣性之司法實務處理方式作為考察對象,歸納實務中的處理經驗,結合理論分析得出解決方案。以所購部分與所贈部分是否為同種商品為標準將所有的買贈合同類型化為兩種,恰如前述案例一與案例二。
             
              1.所購部分與所贈部分為同種商品
             
              在案例一中,原告以5000元的價格購買了30次“買一贈一”的理療服務,即原告實際上是以5000元的價格獲得了享受60次理療服務之權利,相當于原告以單價83.3元(取小數點后一位)的價格購買了60次的理療服務。原告在合同存續期間共消費22次理療服務。就剩余價款的退換問題,法院計算被告應退還原告的費用為“5000元÷60次×38次=3167元(取整)”。由此可見,法院先用原告實際支付的價款處以原告實際獲得的商品,以求得原告實際獲得的商品的單價,再以此與剩余未消費的次數相乘,獲得被告應向原告退款的金額。
             
              于同種商品而言,將實際支付的價款平攤在實際獲得的商品上,進而計算商品的單價。在計算退款時,計算商品單價與剩余未消費商品的數量即可得到應退價款。
             
              2.所購部分與所贈部分為不同種商品
             
              在案例二中,原告辦理了一張20000元的儲值卡,購買了系列教育培訓服務,并獲贈其他教育培訓服務。合同存續期間,原告僅消費了部分的課程,包括部分所購課程和部分所贈課程。在計算應退還原告的價款數額時,法院將課程原價格除以交費課程與贈送課程的標價之和,得到一個折扣率,再將這個折扣率與已接受培訓的課程標價相乘,即為原告以上課程的應付價款,最后將預交價款與其做差,得到應退價款數額。
             
              法院借助折扣率來計算應退價款數額,是一種正確的思路。正如前文所述,買贈合同中的“買”與“贈”作為一個整體是買受人所支付的價款的對價,買受人所支付的價款應當鋪攤在買受人應得到的商品上。所贈部分的價值計算需要運用折扣率這一工具與支付的價款相乘,得到該部分的價值。
             
              在社會實踐中,商家常通過現金折讓的方式促銷產品,消費者以低于原標價的價格購得商品。此種模式亦可以買贈合同作解釋,只不過所贈部分為折讓部分的金額,如原標價100元的商品以80元售出,其中的20元差價即可視為商家的贈與或商家對20元價款請求權的放棄,只不過省略了20元的交付過程,即先由買受人交付給商家,再從商家交付給買受人。在該例中,若合同被解除,則買賣雙方須各自返還所得。買受人得請求出賣人返還80元的價款,而不能請求出賣人返還100元的價款,因為20元的差價在這一買贈合同中屬于所贈部分,與所購部分一同構成買受人支付的價款的對價。該例中的折扣率為0.8,退款時用該商品標價乘以0.8為其應退金額。
             
              在案例二中,法院是以原告報名表上的交費課程原價格除以交費課程與贈課所有課程的標價之商計算折扣率。本文對這一算法持不同觀點。在該案中,原告所購買的三項課程的其中兩門是按八折計費的。這就表明被告將折讓部分贈與給原告,或放棄向原告請求支付折讓部分金額的請求權,且此種贈與屬于買贈合同中的贈與,與所購部分一同構成買受人支付的價款的對價。若以交費課程原價格計算,則被告給予的折讓便沒有意義,不利于保護原告的利益。所以,在計算應退價款數額時,應以原告實際支付的金額除以交費課程與贈課的標價來計算折扣率。以買受人實際支付的金額作為計算折扣率的被除數,綜合考慮了出賣人給予買受人的所有優惠,使得買賣雙方在合同磋商時達成的合意固定下來,保護買受人應得的利益。
             
              綜上所述,在處理買贈合同解除后的退款計算問題時,不論買贈合同中所購部分與所贈部分是否系同種商品,應先考察當事人間的約定、補充協議、交易習慣。依前述考察無法確定退款金額時,以折扣率的方式計算退款金額。在折扣率計算中,應以買受人實際支付的價款作為被除數。折扣率的計算公式可歸納為:折扣率=買受人實際支付的價款/所購部分與所贈部分的標價和*100%;退款金額=買受人實際支付的價款-折扣率*已消費部分標價
             
              (四)買贈合同解除后退款計算的特殊情形——會員制的引入
             
              實踐中,出賣人往往以會員制的方法促銷,這種促銷方法不但能夠在短期內有效地促進商品銷售量增長,還能夠起到固定買受人的作用,為今后較長期的商品銷量增長提供保障。[27]會員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種類:
             
             
              引入會員制的銷售活動仍可歸入買贈合同的框架下解決當中的退款問題,因為買受人基于會員制所享有的折扣利益可視為賣家的贈與,這種贈與同買受人所購買部分一道,屬于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對價。
             
              在儲值卡模式中,買受人享受一定優惠的前提是其在儲值卡內充值一定的金額,隨后的消費以約定優惠結算并扣除儲值卡內相應的金額。在儲值卡內金額消費盡前,買賣雙方若商定解除合同,儲值卡內剩余的金額自當返還。問題在于,對于已消費的部分,買受人是否需要返還原價與優惠價之間的差價?本文認為,對此應先考察當事人約定、當事人達成的補充協議、交易習慣。在雙方對此無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情況下,由于買受人享受優惠的前提是其在儲值卡內充值一定金額,而買受人在進行消費時已然滿足此項條件,故買受人有權以優惠價進行消費。買受人在合同解除的情況下對于已消費的部分應返還標價與優惠的差價。[28]我國《合同法》規定了合同解除制度,適用于所有合同。買贈合同發生退款問題時多以合同解除處理。試舉一例說明之:某健身房舉行儲值優惠活動,宣稱“單次健身消費100元一次,辦理儲值卡并儲值2000元即可享受五折優惠,即50元一次”;甲辦理了一張該健身房的儲值卡并儲值2000元,共消費13次。此時,甲的儲值卡內還剩余1350元(2000-13*50=1350)。現甲請求解除合同,健身房同意甲的請求,則健身房應退還甲的儲值卡內剩余的1350元,而甲需要退還健身房甲在合同存續期間內消費的13次健身費用標價與優惠價之間的差價650元,故最終健身房退還甲650元即可。[29]
             
              在會員資格購買制模式中,買受人直接支付一定價款以獲得享受優惠的會員身份資格并在之后的消費中享有優惠價。一般而言,出賣人會為會員資格的消滅設置一定限制,如會員資格一旦獲得便終身享有、會員資格有效期為一年、買受人不得放棄會員資格并要求出賣人退還相應款項等,此為生活實踐中的絕大多數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買賣雙方發生退款問題發生在買受人消費的部分,而買受人消費的部分是基于會員資格享受的優惠價,會員資格的基礎并未喪失,因此發生退款問題時,買受人不必退還已消費部分的標價與優惠價之間的差價。本文認為,在會員資格允許消滅的情況下討論買贈合同的退款問題,應區分會員資格的退款問題和買受人所消費部分的退款問題。就會員資格而言,買受人購買會員資格是為了在今后的消費中享受優惠價以獲得利益,若買賣雙方解除會員資格的買賣合同,則買受人喪失會員身份及今后以優惠價消費的權利,出賣人返還買受人購買會員資格時所支付的價款。此時,買受人應將其基于會員資格所消費部分標價與優惠價之間的差價返還給出賣人,因為買受人享受優惠價的會員資格已經喪失。認可買受人不退還該差價,意味著出賣人無償讓與了差價部分的利益給買受人,買賣雙方的利益失衡。試舉一例說明之:某商場推出促銷活動,宣稱“100元購會員卡成為本商場會員,有效期一年,有效期內享受全場購物八折優惠”;甲花費100元辦理了該商場的會員卡。在有效期內,甲在該商場購買了1000元商品,實際支付800元。若甲欲退貨,商場同意,所購物品完好無損,則商場應退還甲800元;若甲欲解除會員資格,商場同意,則商場應退還甲100元購買會員的價款,甲應該退還商場200元甲基于會員資格而享受的標價與優惠價之間的差價,在此基礎上若甲欲退貨,商場同意且所購物品完好無損,則商場應退還甲1000元,因為此時甲購買商品所支付的價款為1000元。
             
              在會員資格贈送制模式中,買受人獲得會員資格的前提條件由會員資格購買制中的直接支付金錢變為達成其他條件。此種模式的分析框架與會員資格購買制相差無幾。在實踐中,此種模式的前提條件一般是要求買受人消費夠一定金額,買受人達成此類條件后即取得今后以優惠價消費的資格。若買受人在第一筆消費時達成條件,取得了會員資格,但尚未開始第二筆消費,此時買受人若欲解除合同,則買受人需返還所購商品,喪失今后以優惠價消費的資格,出賣人需返還買受人該筆消費買受人所支付的價款。若買受人在取得會員資格后,進行了第二筆消費,此時買受人若欲解除第二筆消費,則買受人需返還第二筆消費所購商品,出賣人需返還買受人第二筆消費所支付的價款;在這種情況下,若買受人欲解除第一筆消費,則買受人會員資格的基礎喪失,第二筆消費以優惠價結算的基礎亦隨同喪失,此時買受人需返還第一筆消費所購商品、第二筆消費所購商品標價與優惠價之間的差價以及喪失今后以優惠價消費的權利,出賣人需返還買受人第一筆消費所支付的價款,買受人的第二筆消費等同于以標價購買。試舉一例說明之:某美容中心推出促銷活動,宣稱“購買本中心價值3000元及以上的服務,即可成為本中心會員,會員在本中心消費可享受八折優惠”;甲花費3000元購買了該美容中心的美容A套餐,價值3000元,成為該中心的會員;隨后甲又以會員身份購買了價值5000元的美容B套餐,實際支付4000元。若甲欲解除美容B套餐,美容中心同意,則甲不再有權享受美容B套餐,美容中心需返還甲4000元;若甲欲解除美容A套餐,美容中心同意,則甲不再有權享受美容A套餐,美容中心需返還甲3000元,同時由于甲喪失了成為該中心會員的基礎,甲需返還美容中心美容B套餐標價與優惠價之間的差價1000元,此時美容B套餐視為甲以標價購買。
             
              在混合制模式中,買受人取得會員資格的條件可能綜合前述模式的條件。在分析退款問題時,應區分前提條件解除引起的退款問題和基于會員資格消費的退款問題。試舉一例說明之:某商場推出促銷活動,宣稱“在本商場購物滿1000元,支付100元即可成為本商場的會員,有效期為一年,有效期內在本商場購物享八折優惠”;甲購物滿1000元,另支付100元成為該商場會員,其后甲在該商場購物2000元,實際支付1600元。若甲欲退還第一筆1000元的商品,則作為會員資格取得的前提條件之一喪失,甲的第二筆消費不以優惠價計算,故甲應返還差價400元;若甲欲解除商場會員資格,商場同意,則甲的會員資格喪失,甲的第二筆消費不以優惠價計算,故甲應返還差價400元。
             
              綜上分析可知,在判斷存在引入會員制后的買贈合同的退款問題時,應著眼于買受人享受優惠價的基礎,若此基礎喪失,則發生退款問題時,買受人需退還其基于會員資格享受的差價利益。為直觀方便,本文將上述結論歸納如下表:
             
             
              四、結論
             
              在日常生活中,買贈合同十分常見。絕大多數情況下,商家作為出賣人自會于買贈活動開始前計算好成本與利潤,設置相應的條件以保障利潤空間。當發生退款問題時,買賣雙方可依據先前達成的合意處理。在無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情況下,通過折讓率的計算來確定應退款的數量,合理平衡買賣雙方的合法權益。實踐中,對于交易額較小的買贈合同而言,即使不幸產生了退款糾紛,買賣雙方或能夠就退款方案協商一致,或不愿將其訴諸法院;對于交易額較大的買贈合同而言,買賣雙方天然地具有更為謹慎之態度,更加仔細地審查買贈合同條款。是故,買贈合同的退款糾紛的司法判例寥寥無幾。[30]就僅有的司法判例而言,法院對于買贈合同中的“贈品”認定性質準確,但在計算具體的退款金額時存在不恰當之處。
             
              法律應該是考慮周全的。“法律如同人類自身一樣,只要生命延續,就必須找到妥協與折中之路。”[31]對于買贈合同的退款問題,有必要梳理買贈合同的性質,分析其內在原理,結合已有司法判例找出退款時的金額計算方法,為審判實踐提供參考。買贈合同的退款金額計算問題是法解釋學所需解決的問題,應在現有規范框架下借邏輯思考解決,保障最大可能之概觀及法之安定,[32]而無須于立法論上另尋出路。

            【作者簡介】
            陶鑫明,單位為中國人民大學。
            【注釋】
            [1]在商法、經濟法中,“商家”、“經營者”、“消費者”等有其特定含義,但基于合同法視角而言,非商主體的自然人亦有可能作為出賣人參與到買贈行為中,如應屆畢業生出售舊物等,故為論述方便,本文將采“買受人”、“出賣人”的表達。此外,本文中出現的“消費”、“商品”僅作一般理解。
            [2] 相關研究參見王繼軍:《附贈式有獎銷售的若干法律問題》,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5期;黃輝:《論附贈式有獎銷售中的商業贈品責任》,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孫參政、劉小華:《論對有獎銷售的法律規制——兼對既有規范進行檢討》,載《法治論叢》(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張穎:《論附贈銷售行為的法律問題》,載《當代法學》1999年第5期;汪亞軍:《附贈式有獎銷售的競爭法規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
            [3] 關于“買贈合同”的表述,學界有多種稱呼:“買一贈一合同”、“附贈式買賣合同”、“買賣贈與協議”等。本文采“買贈合同”的說法。
            [4] 相關討論參見黃輝:《論附贈式有獎銷售中的商業贈品責任》,載《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趙云海:《淺析附贈式有獎銷售的贈品》,載《晉中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王凱石:《試論附贈式有獎銷售中附贈行為的法律性質》,載《學術探索》1999年第5期;王鴻雁:《附贈商品的經營者也需承擔產品責任》,載《人民司法(案例)》2007年第4期。
            [5] 參見崔建遠:《消費者合同的解釋》,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陳朝陽:《有條件贈與——對一起有獎銷售糾紛的思考》,載《法學》1993年第8期;方益權:《購物贈品的若干法律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5期;張旭:《關于“買一贈一”糾紛的處理》,載《江蘇法制報》2005-08-16;馬強:《消費贈與研究》,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9期。
            [6] 參見崔建遠:《消費者合同的解釋》,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7] 參見崔建遠:《消費者合同的解釋》,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
            [8] 參見龔華宗:《談“買一贈一”》,載《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李小華:《買一贈一的法律性質分析》,載《價格月刊》2007年第5期;安增科:《附贈式有獎銷售的法律思考》,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9] 參見方益權:《購物贈品的若干法律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5期;王凱石:《論附贈式有獎銷售中附贈行為的法律性質》,載《學術探索》1999年第5期。
            [10] 參見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終字第611號民事判決書。
            [11] [德]菲利普·黑克:《利益法學》,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7頁。
            [12] 參見天津市津南區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二字第443號民事判決書。
            [13] 參見方益權:《購物贈品的若干法律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5期;文松、曾亮亮:《商家對附贈品承擔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載《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另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81-596頁。
            [14] 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終7986號民事判決書。同類案例可見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
            [15]參見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法院(2017)冀0105民初256號民事判決書。
            [16] 參見張斌峰、陳西茜:《試論類型化思維及其法律適用價值》,載《政法論叢》2017年第3期。
            [17] 參見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終7063號民事判決書;另參見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黑10民終1020號民事判決書。
            [18] 參見天津市津南區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二字第443號民事判決書。
            [19] 參見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法院(2017)冀0105民初256號民事判決書。
            [20] 參見吳從周:《概念法學、利益法學與價值法學: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論的演變史》,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90頁。
            [21] 參見方益權:《購物贈品的若干法律問題》,載《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5期。
            [22] 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215頁。
            [23] 參見羅筱琦、陳界融:《交易習慣研究》,載《法學家》2002年第5期;另關于“習慣法”的論述,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頁
            [24] 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頁、第710頁。
            [25] 關于合同當事人間的約定、當事人達成的補充協議、交易習慣的司法適用,參見王軼:《論合同法上的任意性規范》,載《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5期;另參見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10-711頁。
            [26] 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52-455頁;房紹坤、王洪平:《我國合同法上的交易習慣》,載《中國民法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頁;另參見潘藝:《交易習慣的司法適用》,載《法治論壇》2008年第4期。
            [27] 參見郁偉龍:《會員制營銷:21世紀的新興營銷模式》,載《江蘇商論》2002年第4期.
            [28] 《合同法》第97條。關于合同解除效力的論述,參見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3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60-364頁;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543頁;朱廣新:《合同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頁;另參見:崔建遠:《解除權的疑問與釋答》(上、下),載《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3、4期;楊震:《合同解除后的財產返還責任》,載《人民司法(應用)》2014年第5期。
            [29] 類似案例參見前引案例一;另參見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250、661、1163、1222、1230、1636、1670、2131、10220號民事判決書;上述案例被告皆為某一健身有限公司,因其停止經營而引發關于會員儲值卡金額退還的系列糾紛。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在闡述退款計算理由時,是以合同的履行特點和交易慣例為基礎的。
            [30] 筆者在北大法寶,以“買贈”為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得128則“合同、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糾紛”案例;再以“價格法”為關鍵詞在結果中檢索,得30則有關價格欺詐的消費者維權案例。余下98則案例中,排除同院異判、名不副實、說理簡陋者,僅余8則案例。
            [31] [美] 本杰明·N.卡多佐著,李紅勃、李璐怡譯:《法律的成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32] [德]卡爾·拉倫茨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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