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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人的“法感”在審判實踐中的導向作用


    余繼王


    【學科類別】法哲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時間】2021年
    【中文關鍵字】“法感”;審判實踐
    【全文】

      在當下的法治社會建設中,法律適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法律人在法律適用這一方面,更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審判實踐當中,每一個案件處理都代表著法律的莊重與神圣,確保法律的正確適用是每一位法律人都必將貫徹始終的理念宗旨。然而,在每一次審判實踐中,最初引導法律人的是什么?是基本案情?是法律關系?還是法律條文?筆者認為,以上都不是,最初引導法律人形成一個方向性的假設目標的,是個人的“法感”。
     
      法律屬于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法律的誕生與演化進程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歷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風俗等地域因素的影響。而“法感”通俗來說,便是每一個法律人在接手一件案件之初,內心的第一直接反應:“這個案件應該是......”可以將其看做一種思維模式、人的第一直覺、一種潛意識的推理演繹。這種“第一反應”同樣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各人皆有不同。同時,不能否認,這種直覺事實存在,也事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法律人的思維判斷。那么,這種影響法律人“法感”究竟是一種值得推崇的思維模式,還是應該摒棄的思想包袱?在審判實踐中,這種“法感”的存在又產生著什么樣的作用?
     
      首先,“法感”是確實存在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法律人在審判實踐中的最初判斷,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但要評價“法感”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不能單純片面的進行蓋棺定論,而是應該用辯證的眼光來看待。“法感”在審判實踐當中會存在好的導向作用,但有時也會產生不好的導向,甚至使得最初的判斷與客觀事實極度偏離。不過,筆者始終認為,法律人的“法感”綜合來看,其積極正面的影響遠大于消極負面的影響。
     
      “法感”人人都會有,只是各人的思維模式各不相同,就像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所說的“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本文所說的“法感”作為一種思維模式,每個獨立個體所產生的“法感”也各不相同。而“法感”的產生來源,則是人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生命體,從降生到這個世上開始,受到了來自家庭的教育、學校的傳道授業、成長路上的經歷、歲月的磨礪、不同程度的受到法律或者倫理道德的渲染之下產生的一種獨特的思維模式。可能年幼時的一次路不拾遺、成長過程中遭遇一次“特權主義”、觀看了一部電影,都會對個人“法感”的形成產生蝴蝶效應般的影響。
     
      而法律人的“法感”與所有人一樣,會不同程度上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但與其他人不同的是,法律人受到了較為系統、全面的法律學習教育,經歷了審判實踐的磨煉,法律思維逐漸的融入到了“法感”當中,使得法律人的“法感”準確性遠遠高于一般群體。而大部分人并沒有法律學習的經歷或者從未了解、參與過司法審判實踐,他們的“法感”僅僅因生活環境與所處的社會背景的影響而產生,因此,該部分群體的“法感”準確性參差不齊。甚至極少數人群還會出現“法感”極差,導致出現對某一事件的主觀評價與大眾認知、法律規定大相徑庭的情況。
     
      以當年“于歡案”的部分輿情來進行一次分析論證,這里先對案情進行一個簡要的概述:于歡母親因債務糾紛,被債權人上門討債,債權人在催要債務時采取了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行為,并伴有侮辱人格和對于歡推搡、拍打等行為。于歡母親公司的員工報警后,民警來到現場并進行了處理,于歡及其母親想隨民警離開接待室,但被阻攔。隨后,于歡被推拉至接待室東南角,便手持單刃尖刀,警告催債人員不要靠近。在面對催債人員的出言挑釁并不斷逼近下,于歡遂捅刺了催債人員,并造成一人搶救無效死亡,兩人重傷,一人輕傷的結果。法院一審判決:于歡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賠償附帶民事原告人經濟損失。二審法院則進行了改判:撤銷原判刑事部分,以故意傷害罪改判于歡有期徒刑五年。
     
      作為當年的“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推動法治進程十大案件”,案件審理的走向及最終的判決結果,不僅是法律圈內的業內人士研究討論的重點,更是成為了全國人民茶余飯后的熱點話題。本文既不對案件中基本案情進行討論,也不對兩級法院的判決展開學理論述,僅僅圍繞當時的社會大眾與法律人群體,在了解到該案件的基本案情后,所作出第一價值判斷進行討論,并針對這兩個不同群體所產生的“法感”進行分析。
     
      當時,學術理論研究、網絡輿情、民間談資對于案件的第一直覺、最終判決結果的傾向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認為于歡屬于防衛過當,應以故意傷害罪論;第二,認為于歡屬于正當防衛,應屬無罪;第三,認為于歡行為過激,應以故意傷害罪論處。筆者因為本科階段畢業論文恰好是以“于歡案”為例,所以,當時曾多方收集、記錄過不同群體對于這一案件的第一直覺:產生第一類直覺的大部分屬于法學專業學生、老師、教授這一群體;第二、三類直覺則大多源于其他非法學專業學生、社會群體。最終,案件的事實認定、法理分析、裁判要旨、判決結果正與第一類直覺相吻合。當然,筆者當時所收集的數據材料具有片面性、局限性,但也不能因此否認法律人“法感”的準確性確實高于一般群體。
     
      然而,在審判實踐當中,最直接的參與者:法官、檢察官、律師這三類法律人群體的“法感”又如何呢?首先,這三類法律人的“法感”高于一般群體,這一點毋庸置疑,但這樣類似“先入為主式”的判斷對于審判實踐來說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對于一個法律人來說,一定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未審先定”,這是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最基本的職業操守。但法律人終究也只是作為一個普通自然人、一個生命體,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法感”的影響,形成自己對于個案的價值判斷。既然不能避免,就應該正視這一現象,只有正視這一現象,才能對其進行引導,并激發出內中有價值的精髓。
     
      以律師行業為例,在接收到當事人材料、了解到基本案情第一的時間,內心便會在“法感”的引導下產生相應的判斷。同時,為了更好的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便應當恰如其分的利用好自身準確的“法感”,引導每一個當事人在合理合法維權的同時,少走“彎路”,專打“要害”,減輕當事人的司法維權成本,提高個案的效率進程。
     
      對于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檢察權的法官、檢察官而言,精準的“法感”會在每一件個案的辦理上,形成一個準確的導向,猶如今時今日的“地圖導航”。從接手案件的那一刻起,便是起點,案件最終的事實真相便是終點,而精準的“法感”便能在法律推理、案件還原上起到導向性的作用,引導辦案人員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終點,揭開案件的真相。
     
      “法感”起源于人內心中最為樸素、最為直接的一種推理、演繹,因此只要人還有感情,還會被萬事萬物所影響,“法感”也會受到諸如此類的影響,并非一成不變,甚至可以說“法感”僅僅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那么,既然欠缺穩定性,作為法律人來說,若是“法感”起到了不好的導向,又應該如何?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即使是最為專業的法律人,在審判實踐當中也有可能衍生出錯誤的“法感”,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人人皆有可能犯錯。因此,前文著重提及:作為法律人一定要杜絕“未審先定”。要正確看待法律人的“法感”也會出現錯誤、誤差,并且要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并不可怕,這是正常的現象。但對于法律人而言,要及時知錯、及時改錯,將辦理案件的基本脈絡導回正確的方向。
     
      或許也可以將“法感”視為法律人辦理案件時,一件獨有的、準確性較高的“輔助工具”,甚至可以憑借它的輔助功能來協助還原事實真相。但萬不能僅僅依靠最初的第一直覺,就對案件進行簡單粗暴式的定性。而應該以基于案件事實、反復驗證、仔細推敲為主,“法感”導向為輔,直至還原案件的本來面目。
     
      但若想對“法感”進行更妥善的發揮運用,前提必將是提升“法感”的準確性。而法律人“法感”的準確性很大程度上受到業務水平、價值取向、社會閱歷的影響,而業務水平的高低不僅取決于專業知識的積累與實踐經驗的積攢,同樣受到價值取向、社會閱歷的影響,三者之間相輔相成。而正確的價值取向,有助于養成三觀與是非觀念。只有首先做一個擁有正確的三觀與是非觀念的“好人”,才能在專業學習、業務水平的提高中,少走彎路,正確前行,從而形成一個“正確的法感”,而不是其他的“歪門邪道式的法感”。而豐富的社會閱歷,則可以讓法律人擁有更加開闊的視野,推理求證更加符合實際,貼合生活。三者的不斷結合與互相促進,便可以極大程度上提高“法感”這一近乎玄妙的感知的準確性。
     
      結合通篇所述,“法感”這一思維模式事實存在,不能否認,但不同的生命個體所形成的“法感”亦不盡相同。法律人的“法感”其準確性雖高于其他的社會群體,但對于法律人這一“特殊”社會群體而言,更要正確的看待“法感”在審判實踐當中的導向性作用,探索對其應如何引導,如何使其在審判實踐中,真正發揮它本該有的積極正面的導向性作用。

    【作者簡介】
    余繼王,單位為云南省大理州云龍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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